一、中共天津市教育局委员会关于热烈欢呼英明领袖华主席为《人民教育》题字努力办好《天津教育》的决定（论文文献综述）
马云[1]（2006）在《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扫盲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生命个体赖以发展的需要。正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直接影响着本国各领域的发展一样，成人教育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前进步伐，因此关注成人基础教育——即扫盲教育、尤其是文盲率较高的农村的扫盲教育问题至关重要。 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引入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本论文以扫盲组织、扫盲教材、扫盲内容、扫盲形式、扫盲师资等问题为主线，从乡村社会控制视角探讨共和国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论文还将采用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展现基层扫盲工作开展的具体场景，借鉴成人学习动机理论以探析特定时期农民不同的学习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时期农村扫盲教育的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扫盲教育的纵向比较，力求深层次解读我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生态，刻画其复杂多样、嬗变斑斓又极具张力的社会历史画卷，系统分析和总结扫盲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正文部分共六章。 第一章即导论，分别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研究角度、已有研究成果、论文的基本概念及论文的框架结构等问题。 第二章着重论述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共和国成立后，为满足新的经济、政治建设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借鉴革命根据地扫盲教育的经验、师承苏联扫盲教育的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教育，并于50多年来不断建构和健全农村扫盲教育的运行系统。遵循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主要按照扫盲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本论文将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分为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亚健康”发展（1958年—1965年）、“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及“双向导”理念指引（1993年以后）的前进历程。 第三章嵌入社会学视角、尤其是运用社会控制理论，探讨共和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变迁对农村基层扫盲组织的影响。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建构了高度集权的控制体系，将国家权力触角深入乡村社会，打通了几千年来国家与乡村之间呈现的“内核——边缘”、“中心——边陲”的结构，基层扫盲组织
邵靖[2]（2013）在《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我国现代城市雕塑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一个舶来品，是从19世纪末才从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论文按照“殖民时期——民国时期——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脉络进行分析，对中国大陆上的城市雕塑进行了基本历史梳理，并对各个时期主要的作品进行了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的城雕在各个时期受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其不同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中国不同时期的雕塑教育和几代雕塑家的发展及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文由绪论、正文三章和最后的结论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的重点难点进行了剖析。第一章重点写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者建立的城市雕塑和民国时期第一代雕塑家所创作的城市雕塑。殖民统治的强行开埠、西方思想的引入及新文化运动、美术革命、新兴艺术学校与社团对中国现代雕塑的兴起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殖民者在租界地的公共空间、公共建筑、公共花园及私家花园中都开始兴建现代城市雕塑。民国时期的雕塑家们都是经历了艰苦的留学之路后归国的，他们为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和雕塑事业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发展历史。美协的成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结合”的方针对此时的雕塑界有着诸多的影响，而在与苏联关系僵化之前，新中国几乎所有领域都深受苏联的影响，雕塑教育和雕塑创作也不例外。此时最大的城市雕塑项目就是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后的十大建筑雕塑和“文革”期间毛泽东像的遍地开花揭示了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完全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之中，城市雕塑彰显其独有的艺术特色。第三章结合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从千篇一律的不锈钢抽象雕塑，到各种风格的百花齐放，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的成立为繁荣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指明了方向，各种国际雕塑创作营、国际城市雕塑大赛此起彼伏，使得雕塑公园开始兴旺起来，其中以名人雕塑园居多，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雕塑公园的发展起起落落，雕塑公园的后续管理令人堪忧。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归纳总结，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特点进行了论述。对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鱼龙混杂的城市雕塑建设现象使许多雕塑家开始对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不断深入探讨，对中国传统雕塑进行反思，将传统融入现代城市雕塑之中，力求使得中国城市雕塑有更良好和合理的发展趋势。
刘霞[3]（2016）在《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文中指出公民和公民教育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公民及公民教育是一个外来词,它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家引入和借鉴西方公民教育,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的进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民教育进行得如何,需要我们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在国家颁布的法律、政策和文本之中。母语教科书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了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文本呈现。所以,本研究选取母语教科书作为研究中国公民教育的分析文本,旨在分析自公民教育引进中国的百年来,母语教科书传递了什么样的公民文化,塑造了什么样的公民形象,以及怎样传递这些文化,怎样塑造这些形象,这些公民文化和公民形象对中国公民教育产生何种影响。借助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分析,反思中国公民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的理想体系。本文依据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考察:第一阶段:1904—1936,这一阶段是西方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时期,也是公民教育的萌芽期和快速发展期,其目的是以公民教育改造国民性。在20世纪初期,公民教育的引进、传播与母语教科书的编写、使用步调一致、诉求一致。公民教育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的母语教科书中就有萌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主、共和、平等、权利等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理所应当地编写进“共和国教科书”中。此时的公民教育重视公民性的宣扬,结合了时代的诉求,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参与。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由学习日本转为学习美国,并仿效美国的课程设计,学校开设“公民科”,编写公民读本,美欧的公民教育思想通过母语教科书得以广泛传播。之后,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等取代公民教育,虽然遭到抵制,但此时的公民教育已受到蒋介石政府“巩固政权、寻求认同”等政治意图的干扰。加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外辱,公民教育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国情。故而,中国公民教育开始偏离正途,出现了政治化的前兆。第二阶段:1937—1949,这一阶段因为战争的需要,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公民教育陷入了低谷。在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重视公民教育与抗战教育融合,为抗战服务。此阶段,公民教育成为抗战的动员工具。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公民教育要求个体将自由和权利全部贡献给国家,母语教科书成为号召特殊时期公民爱国报国的宣传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强调民主、平等的思想,但国民党为巩固现有政权,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强调公民的国家认同;共产党为了建立新中国,反对并在教科书中解构封建落后的传统文化,反对现有政权,为建立新政权服务。第三阶段:1949—1976,这一阶段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权、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公民教育被“人民”教育、“接班人”教育所取代,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人民”教育是高度政治化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强调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强调教育的政治使命。因而,此阶段的母语教科书中强调政权认同,强调无私奉献,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在“文革”期间,“人民”教育被异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宣传虚假民主,践踏传统文化、反人性,也错误地判断了时代诉求,使公民教育走向了异化,成为政治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第四阶段:1977-新世纪,这个阶段是我国公民教育的恢复和重建期。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民主社会的建设和法治的完善,公民教育的外部条件日益成熟,从而催生了新时期公民教育的觉醒。此阶段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公民爱国以及公民合作,公民榜样也变得丰富多样。尤其是新世纪,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涉及到了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民品质,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的一致性,并以知识作为公民美好生活的内在价值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传统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开放的心态也使得西方公民精神在公民教育中得以呈现,并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相结合,公民教育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良性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公民教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基于人性的公民性、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诉求和植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公民性、政治诉求和传统文化,成为了对公民教育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中国的公民教育,必须符合公民性的人性本质,立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文化,面向中国问题,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正是基于此,本文最后提出了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体系的构想。
吴家虎[4]（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刘长军[5]（2016）在《《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文中认为自党的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连续出现在党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和党的决定之中。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实践进行指导,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目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关键时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用来凝聚全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战略举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进行得如何,既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关乎党的执政合法性。研究历史重在映照当代。本文选取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这一时段,从党报切入,回顾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简要历程,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本文采取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考察《人民日报》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等理论的宣传;另一方面紧紧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重点考察《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与推动。本文在具体研究中发现《人民日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时刻突出了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鲜明特色,在宣传理论的时候强调学理论是用来指导具体实践的,在宣传和推动党的中心工作中时刻不忘记解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通过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考察,本文总结梳理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以及凝练了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启示,由此完成了研究历史照映当代的研究价值。本文共分为9章。第1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缘由、该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采取的具体研究方法、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内涵。第2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办党报出发,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创办党报的历程,梳理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过程。第3章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以及社会领域的实际出发,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性与可行性,同时简要回顾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进程。第4章围绕着《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进行考察:一是介绍了《人民日报》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二是梳理了《人民日报》如何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运用;三是考察了《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本载体的宣传;四是介绍了《人民日报》与其他媒介联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推进。第5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一是介绍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二是结合党的中心任务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传播了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三是结合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过渡时期总路线内容;四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本载体《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以及受到国内外欢迎的盛况。第6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宣传与推动:一是针对城市工人和干部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推动党对工人和干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活动;二是针对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困难,引导广大民众树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三是助推城市的建设;四是宣传和配合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第7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建立的宣传与推动。第8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成效:一是有助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二是推动了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三是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第9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一是分析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局限性;二是总结提炼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存在的现实启示。
彭学宝[6]（2013）在《建国初期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研究》文中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为了便利于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在华创办了大量的文化事业，如宗教机构、教会学校、报刊、广播电台、通讯社、教会医院、救济机关、图书馆、博物馆、出版机构、娱乐机构（电影院、公园、赛马场等）以及教育宣传、医学研究、基金会和学术科研机构等。外国传教士掌握着这些文化机构中的行政和财务大权，排挤和遮蔽中国传统文化，全力控制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建国初期，中共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幻，对外国在华文化机构实施相应的文化政策。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加速了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进程，到1952年底基本上收回了教育主权，维护了新中国的文化安全，也促进了各项建设事业的胜利开展。建国初期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成功经验对当代中国在与外国文化霸权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争取主动权、灵活应对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绪论部分主要对该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评述，说明本文的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对文中相关概念加以界定以利于同读者的交流，同时提出了本文的学术创新点和研究难点，大体上勾勒了本文的基本框架。第一章，建国前夕外国在华文化事业概况。本章主要对近代外国在华文化事业进行简要地综述，论述每一类文化机构的分布情况、基本特征及经营现状等，为后面几章的论述做铺垫。本章述及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的具体类目有，外国在华宗教机构（基督教新教差会、天主教修会、东正教会、教堂、教区和地方教会、神社等）、外国在华教会学校（教会大学、中小学、神学院、医学专门学校、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等）、外国在华报刊（中文报刊、英文报刊、日文报刊、法俄德意葡朝蒙等文种报刊）、外国在华出版机构、外国在华广播电台和通讯社、外国在华医疗与慈善机构（教会医院、救济机关）、外国在华图书馆、博物馆、娱乐机构如电影院公园赛马场等、教育宣传机构、医学研究机构、基金会、学术科研机构等。第二章，中共对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暂维原状”政策。本章首先论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基本主张，以及教育部关于处理外国在华教育事业的文件和指示，接着提出了中共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对外国在华文化事业采取了“暂维原状”政策（外国在华宣传机关除外），同时阐释了实行这一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建国之际百废待举，文化事业改造需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共同纲领》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一些教徒支持或参与革命；教会学校中的许多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革命精神；外国在华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国共内战尚未结束，中共尽量避免招致美英等国干涉革命。中共的“暂维原状”政策主要体现在继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要求各教会学校迅速复课、对各种外国在华文艺娱乐机构暂时不予禁止、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等。第三章,中共通过鼓励“革新”初步清除外国在华文化影响。本章首先分析了建国初期客观形势发生变化，美英等国加大对新中国的敌视，利用教会、学校等文化机构对新政权进行破坏活动；外国在华文化机构内部的外籍传教士也积极鼓动抵制新文化力量的介入，中共于是调整了原先的“暂维原状”政策，鼓励和推动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的爱国分子脱离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中共调整文化政策的具体原因表现在：外国在华宗教团体进行间谍破坏活动；教会学校和医院以宗教教育抵制新民主主义政治教育；外国在华慈善救济机关对中国儿童进行奴化教育、唆使他们仇恨共产党等。在中共的指导下，外国在华宗教团体开展三自革新运动、教会在中共压力下放弃干涉学校的人事和行政、电影机构减少英美影片并加大国产和苏联影片的放映。第四章,中共决定加速接办外国在华文化事业。本章论述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各界民众强烈要求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影响。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到中国港口，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政务院针锋相对地在1950年12月29日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等系列文件，政务院的决定得到了外国在华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热烈拥护，从而加速了接管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进程。第五章，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最终完成。本章论述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拒受外国捐款并努力发展生产实现自养，各地政府对外国在华文教救济机关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教育部为了实现《改革学制的决定》在高校开展院系调整。为了配合政府接管，各地教会团体、学校、医院等单位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并广泛开展控诉会，要求人民政府逮捕或驱逐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的中外反革命分子。由于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和中共文化政策的正确指导，到1952年底，外国在华宗教团体、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和救济机关等完全实现由政府接办或中国私人转办，从而肃清了外国在华文化势力，实现了新中国文化教育主权的完整和独立。第六章，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历史评价。本章论述了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伟大历史意义以及主要经验，同时对中共改造外国在华文化事业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这些成功经验及缺陷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警示和借鉴。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影响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彻底收回了教育主权，维护了新中国文化教育的完全独立；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意识，并从奴化思想中解放出来；铲除了西方国家在华发展“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文化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镇压反革命、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等各项事业的胜利进行；维护了新中国的文化安全，加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创建等。中共改造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主要经验有：统一领导、慎重稳进地改造外国在华文化事业；依据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幻，及时进行文化政策调整；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影响；充分发挥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爱国分子的表率作用；在破除旧文化的过程中积极创立新文化等。中共在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影响过程中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对待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的中外工作人员，出现否定一切的偏向；在文教革新过程中不适当地打击了一批国内科技文化工作者；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过程中出现急躁冒进、强迫命令偏向；将苏联文教经验教条化、庸俗化，迷失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教会学校院系调整时，一些居于优势的人文社会学科被取消等等。这些不足之处虽然并不影响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光辉，但确实为中国以后的文化走向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贺蕾[7]（2012）在《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两会”越来越为媒介所关注,每年三月,国内外新闻记者聚焦人民大会堂,激烈的新闻争夺战成为每年春天北京的一道风景线。从历史来看,“两会”曾有秘密召开,待会议结束才发布公告的情形。从会后发布新闻公报到媒体全程同步报道,“两会”报道总量从十几条到十几版,采访“两会”的记者从二三百到二三千,这些不过十余年、二十余年、三十余年的事情。三十余年间,媒介“两会”报道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本文从媒介社会学视角开展研究,运用框架理论对《人民日报》1978年至2011年“两会”报道进行考察,结果显示：首先,《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轨迹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特点。将这一特点置于宏观社会背景之下,会发现但凡大背景比较宽松,《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就会比较放得开,能传递更多更丰富更全面的信息；反之则显得比较沉闷。与之同时,每一阶段“两会”报道中关注比较多的新闻事件要素必然是当时社会公众关注较多的方面。其次,《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轨迹表明,不同时期的“两会”报道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反映了社会情境的变迁,同时也反映了《人民日报》对社会情境的理解和应对。也就是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既报道了“两会”新闻,也展示了整个社会场景,同时又反映了媒介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的作为与困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媒介只能受限于社会情境的影响。其三,从微观构造和修辞构造两个层面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到1978-2011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这两个层面都有变化。这些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各个阶段的变化各有不同。而从宏观构造层面来看,从民主的视角来报道和解读“两会”是《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从未发生变化的主题框架,不断演变的只是在这一框架下民主的程度与表现。1978-2011年的《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正是通过“两会”这一窗口呈现了1978-2011年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讲述了中国民主进程的故事。
郭辉[8]（2012）在《民国国家仪式研究》文中指出“民国国家仪式”指中华民国时期由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三个国家层面的政权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普通民众主动或被动参与,出于某种原因,周期性或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西方现代国家仪式知识在晚清中国即已流传,国人对此认识渐多,且在中国古代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交织下,产生出“清末”国家仪式。辛亥革命后各阶层重新寻找自身位置,经过短暂波动后社会很快趋于“平静”,各方政治势力最终被暂时性地归于“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举行的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为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国家仪式,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为新“国家”寻求“正统”,孙中山在南北统一大庆典上特往拜谒南京明太祖孝陵。如此背景下作为新政制的总统就任仪式得以继续。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因其实力和权威,受到各方支持和拥护,民众对新国家充满希望。“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的合法性资源。国民党人对“革命”传统的提倡体现于民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仪式,实为强调自身在建立民国过程中的地位和功绩,阐释统治合法性。而“共和”精神集中体现于民元双十节纪念,“共和”与国庆被建构起密切联系,民元国庆纪念可称“共和”胜利的庆祝,通过各种方式,“共和”意象得以广泛传播。民国虽成立,但新国家的盛世景象实为短暂。因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并非易事,各种力量随着社会稍微稳定反开始复苏。社会人心日益不安,国家统治面临危机。于是袁世凯开始援引“旧传统”,试图“拯救”国家,恢复祭天和国家祀孔。当时社会确有不少怀念传统者,希望借助国家权力恢复传统,同情乃至支持祭天和国家祀孔。但祭天、祀孔与民主共和理念格格不入,最终受到社会的怀疑与批评。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不仅对旧传统已不能接受,对新政制也难以完全适应。总统就任仪式作为民初典型的现代性国家仪式,随着政局变化,社会对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典礼的态度已发生改变,社会并非关注表面形式,而是看重形式背后操演者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北京政府统治后期,社会对“共和”越来越失望的情绪体现于国庆纪念言论。国家仪式的操演面临重重困境,此缘于社会难以忍受的现实政治局势,“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只剩下一块有名无实的空招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行辕铁狮子胡同,北京政府与国民党合办葬礼,期间的妥协与斗争可见南北方势力之微妙。舆论界掀起对孙中山“盖棺论定”的热潮,各种言说铺天盖地,有赞誉者,有贬斥者。国民党人参与完葬礼即匆匆南下,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直到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1929年6月1日才对孙中山实行“奉安大典”,规模宏大可谓空前,深刻表达出党国政治权威,此时孙中山形象已堪称“伟大”。国民党作为打破传统的“革命”政党,建立政权之初急需构建统治合法性以稳定社会,周期性国家仪式的广泛运用即为明证,制定的“革命纪念日”体系,纪念日数量达28个之多,目的无非在于塑造和加强自身统治权威和地位,国家仪式“党国化”。国民党建立起“党国体制”后,很快即遭遇统治新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国难之际对国家仪式作出相应调适,吸纳某些传统元素,将之制作成“现代”国家仪式,孔子诞辰纪念日与民族扫墓节以现代方式呈现和表达传统。日本侵华的标志性事件也被制作成纪念日,更直接、深刻的表示抵抗外敌,以进行民族动员。这些成为国家仪式调适中的重要内容,体现出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特色。原本私人性的蒋介石寿辰被利用开展“捐款购机”活动,以进行全国性抗战动员,同时也是蒋介石个人权力和权威的展现和操演。“蒋介石崇拜”作为民族主义兴盛的孪生兄弟,在抗战期间逐步形成。从更广义角度理解,此时兴起的“蒋介石崇拜”存有其合理性,国家需要强大政府,也需要强人领导民众抗击外侮,取得抗战胜利。中国军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以胜利结束,人们为此狂欢。国共两党却从抗战时期的合作逐步走向对抗,内战爆发。国家仪式成为宣传“戡乱剿匪”与蒋介石崇拜的工具。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将抗战胜利的庆贺与纪念制作成“抗战纪念日”,借以宣传“戡乱剿匪”。庆祝胜利还都的国家仪式也被用来宣扬蒋介石个人崇拜,实际上成为庆祝蒋介石“个人胜利”。为完成建国重任庆祝蒋介石六十寿辰,看似合理,但因社会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之后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个人崇拜犹存,但已不具规模和影响。抗战取得胜利后,国家仪式理应为更具价值的国家社会的建设服务,宣扬“民主共和国”政治理念。就此而言,国家仪式步入歧途,因过分强调现实政治而异化并产生悖论,似为国民党大陆统治终结宿命的表现。不管国家仪式如何运作,都难以挽救本身出现问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操演”落幕。
韩承鹏[9]（2007）在《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运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动员，是古今中外常见的现象。中国堪称标语口号大国。无论是在高耸入云的火箭发射架上还是在奔驰的车体上，无论是在城市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上还是在穷乡僻壤里那些斑斑驳驳的泥墙上，你都能找到标语的身影。研究标语口号的目的在于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分析这些标语口号的动员功能、效用、成因及改进形式，为今后更好地应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政治动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和建议。同时，通过收集整理标语口号，可以积累史料，为他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标语口号在我国大行其道，主要原因在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群体心理感应和标语口号较好的动员传播效果。在我国历史上标语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用标语来昭示天下，彰显政绩，动员民众，服从统治。从此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均仿效之。在封建朝代，口号发挥威力是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陈胜、吴广是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伐无道，诛暴秦!”，太平天国洪秀全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要求政治、经济、社会等全面平等，将口号在封建社会发挥作用推向了极至。随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这一千古绝唱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勇争先的动力引擎。在中国革命时期，人民军队撰写的标语口号遍布红色区域，是老百姓的指路明灯，是动员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参加革命队伍的强大武器。标语口号在建国后仍然发挥作用，在“文革”期间，标语口号的喧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标语口号之所以能长盛不衰，重要原因就在于：标语口号的目标对象是群体。群体在一定的氛围下，具有易于激情冲动、随大流及群体情绪相互感染的的特征。标语口号就象荷尔蒙一样，能加速催化群体特征的显现。标语口号一般使用简单常用的汉字，这就与中国普通人群文化素质不高的特点相契合。加之，标语口号一般工整对仗，琅琅上口，易于识记，便于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动员效果。标语口号具有内容的时代性、来源的特定性、制作材料的多样性、效果的鼓动性、目标指向的针对性等特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语口号。如土改时期的斗争性，大跃进时期的浮夸性，“文革”时期的狂热性等，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是哪一时期写的。在我国，有能力推出有影响力的标语口号主要是权威人士、特定的组织机构、一些重要会议和个别群众。标语的制作材料多种多样，既可以因陋就简，也可以采用现代技术手段。书写标语可以用墨汁、油漆等传统材料，还可以用声光电等现代材料；标语可以写在石块、木板、横幅、墙壁上，也可以在报纸、电视等现代传媒上传播。标语口号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的放矢，一定要善于结合时代背景，结合完成中心工作任务和特定目标群体的需要创造性提出。标语口号主要发挥导向功能、动员功能和激励功能。通过将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概括浓缩为简明扼要的句子，来引领社会发展，动员激励社会力量朝既定的方向努力，从而争取达到预期效果。在现实生活中，标语口号随处可见。透视这些标语口号，我们会发现，在浩瀚的标语口号之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力强大但内容欠妥。一些标语口号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但有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的缺少人文关怀，有的法治意识淡薄，还有的泛政治化严重等。还有，个别标语口号制作者动机不纯，形式主义严重，不愿意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只想通过张贴标语，喊喊口号来虚张声势，不求实效，但求虚功。标语口号作为一种有效的动员方式，在现时代不但不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语境下，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思想能力增强，不再盲目跟着标语口号跑了。这就对政府和社会组织如何利用标语口号来动员社会提出了挑战。在依法治国已成为治国基本方略的背景下，在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标语口号有待于转型和变脸。这就要求我们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标语口号的特点规律，把握正确撰写标语口号的原则理念，懂得正确使用方法，撰写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反映时代要求的标语口号，推动社会进步。
杜立芳[10]（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二、中共天津市教育局委员会关于热烈欢呼英明领袖华主席为《人民教育》题字努力办好《天津教育》的决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天津市教育局委员会关于热烈欢呼英明领袖华主席为《人民教育》题字努力办好《天津教育》的决定（论文提纲范文）
（1）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分析 |
| 一 研究现状的回顾 |
| 二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四节 几个重要概念 |
| 一 农村 |
| 二 扫盲教育 |
| 三 社会控制 |
| 第五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二章 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历史轨迹 |
| 第一节 继往开来与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 |
| 一 建国初期农村扫盲教育的缘起 |
| 二 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 |
| 第二节 “政治挂帅”与扫盲教育的“亚健康”发展: 1958年-1965年 |
| 一 “大跃进”与扫盲运动“大跃进”(1958年-1960年) |
| 二 挫顿后的调整与扫盲教育的缓慢恢复(1961年-1966年)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极端化与扫盲教育的“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 |
| 一 人为之灾与扫盲教育的尽乎停滞 |
| 二 努力抗争与夹缝中的扫盲坚守 |
| 第四节 经济重心与扫盲教育的“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 |
| 一 扫盲教育正规化 制度化道路的重返及发展 |
| 二 经济建设下的“经济”扫盲观 |
| 第五节 非均衡理念与扫盲教育发展的“表”“里”:1993年-2005年 |
| 一 “两基”初始齐驱与扫盲制度的继续调整(1993年-1996年) |
| 二 划片推进与扫盲依次攻坚(1997年-2000年) |
| 三 “双向导”旨趣与扫盲教育的“东”“西”理路(2001年-2005年)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第三章 重建与变迁:农村社会控制与扫盲组织关系探微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强势控制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趋同化:1949年-1957年 |
| 一 强势“硬”“软”控制与国家权力的逐渐下渗 |
| 二 农村扫盲组织的“枝繁叶茂” |
| 第二节 农村社会控制偏差与扫盲教育组织的“沉”“浮”:1958年-1965年 |
| 一 社会控制过度与教育权力的困顿 |
| 二 扫盲组织的“沉”“浮”:结构及功能泛政治化的凸显 |
| 第三节 农村社会相对失范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解构:1966年-1976年 |
| 一 农村社会控制的相对失序与教育危机 |
| 二 “东风无力百花残”:扫盲组织形态及功能的解构 |
| 第四节 文革后农村社会控制重建与扫盲教育组织的多维呈现 |
| 一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乡村秩序的重建 |
| 二 现代农村扫盲组织的“差序格局” |
| 第四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上):扫盲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 |
| 第一节 教育理念转型:扫盲教育思想重心的从低到高 |
| 第二节 扫盲教育内容及教材分析 |
| 一 扫盲教育内容的解析 |
| 二 扫盲教材解读 |
| 第五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下):形式 师资及农民学习心理 |
| 第一节 多样的扫盲学习形式 |
| 一 集中学习 |
| 二 分散学习 |
| 第二节 扫盲师资及教师教学心理 |
| 一 扫盲师资的选择与培养 |
| 二 扫盲教师心理剖析 |
| 第三节 学习心理与动机:农民学习心理解读 |
| 一 主动性参与扫盲 |
| 二 被动性参与扫盲 |
| 第六章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和发展路向的若干思考 |
| 第一节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的指向 |
| 一 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成效及局限 |
| 二 建国以来农村扫盲教育的经验及其对当代扫盲教育实践的启示 |
| 三 新世纪扫盲教育的新理念 |
| 第二节 扫盲教育路径的比较与整合 |
| 一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不同理路 |
| 二 扫盲教育发展路径的整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萌芽起步期：——半殖民半封建及民国时期现代城市雕塑（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背景 |
| 二、 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租界的现代城市雕塑 |
| 一、 公共空间中的城市雕塑 |
| 二、 欧式公共建筑上的雕塑作品 |
| 三、 公共花园雕塑 |
| 四、 私家花园中的雕塑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雕塑留学生 |
| 一、 清末民初留学生概述 |
| 二、 学习雕塑的留学生概况 |
| 三、 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 |
| 一、 土山湾的雕塑教育 |
| 二、 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
| 三、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
| 四、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
| 五、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 |
| 第五节 民国时期现代雕塑理论的传播 |
| 一、 美术团体 |
| 二、 美术期刊 |
| 三、 美术展览 |
|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家 |
| 一、 蔡元培与现代雕塑家 |
| 二、 李金发 |
| 三、 江小鹣 |
| 四、 刘开渠 |
| 五、 滑田友 |
| 六、 张充仁 |
| 第七节 民国时期的城市雕塑作品 |
| 一、 孙中山雕像 |
| 二、 名人塑像 |
| 三、 抗战时期的纪念碑雕塑 |
| 第二章 曲折探索期：——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美协的成立 |
| 二、 向苏联学习 |
| 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 四、 “两结合” |
| 五、 “大跃进” |
| 六、 文化大革命 |
| 第二节 向苏联学习雕塑 |
| 一、 20世纪60年代前的苏联艺术的发展史 |
| 二、 苏联艺术在中国的迅猛传播 |
| 第三节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教育 |
| 一、 苏联的雕塑教学体系 |
| 二、 苏联影响下的新中国的雕塑教育模式 |
| 三、 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雕塑教育的发展历史 |
| 第四节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 |
| 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和选址 |
| 二、 纪念碑的设计过程 |
| 三、 纪念碑浮雕的设计 |
| 第五节 东方红太阳升——毛泽东雕像 |
| 一、 不同时期的毛泽东雕像特点 |
| 二、 毛泽东雕像代表作品 |
| 三、 毛泽东对建其雕像的态度 |
| 第六节 解放初期与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 |
| 一、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发展 |
| 二、 十大建筑工程室外雕塑 |
| 三、 毛主席纪念堂室外雕塑 |
| 四、 城市纪念碑雕塑 |
| 五、 名人雕塑作品 |
| 六、 其他城市雕塑题材作品 |
| 第三章 繁荣发展期：——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背景 |
| 二、 艺术背景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雕塑发展 |
| 一、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现代雕塑 |
| 二、 90年代的中国现代雕塑 |
| 三、 21世纪的中国现代雕塑 |
| 第三节 雕塑公园的发展 |
| 一、 中国雕塑公园概论 |
| 二、 中国特色的雕塑公园 |
| 三、 中国雕塑公园典型案例分析 |
| 四、 中国雕塑公园发展策略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 |
| 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简述 |
| 二、 改革开放后城市雕塑作品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的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管理机制 |
| 一、 工作职能 |
| 二、 存在问题 |
| 三、 改变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
| 一、 存在问题 |
| 二、 提升中国城市雕塑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与环境的融合 |
| 一、 城市雕塑与城市历史人文环境 |
| 二、 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环境 |
| 三、 城市雕塑与心理环境的艺术至境 |
| 结语 |
|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大事记 |
| 引用文献 |
| 攻读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3）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一) 从本土化到本土自觉:中国公民教育的追求 |
| (二) 母语教科书:中国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 |
| (三) 个人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思考 |
|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厘清 |
| (一) 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
| (二) 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公民教育 |
| (三) 百年母语教科书 |
| (四) 百年的时间段划分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公民教育历史回顾的研究 |
| (二) 中国公民教育本土化的研究 |
| (三) 母语教科书文本内容的研究 |
| (四) 以教科书为载体对公民教育思想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程与反思 |
| 第一节 西方公民教育的缘起与嬗变 |
| 一、公民及公民教育的概念源头:共和主义公民观 |
| 二、西方现代公民及公民教育:自由主义公民观 |
| 三、在挑战中完善自由主义公民观 |
| 第二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历程与问题 |
| 一、公民:从概念输入到思想萌芽 |
| 二、培养国家公民:从思想宣传到制度建立 |
| 三、强化与变异:从公民教育到国家公民训育 |
| 四、致力教育改革,推动公民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追求 |
| 一、需要中国文化参与 |
| 二、基于中国社会选择 |
| 三、凝聚中国千年智慧 |
| 第二章 西方公民教育的本上化(1904-1936) |
| 第一节 萌芽、阻抑与发展:公民教育探索期的曲折前行(1904-1919) |
| 一、辛亥革命前公民思想在母语教科书中的萌芽 |
| 二、符合民国宗旨,强调民主训练:《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的公民教育 |
| 三、公民教育因“复辟”受到短暂阻抑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发展的黄金期(1920-1927) |
| 一、“国语运动”促进了公民教育思想的传播 |
| 二、“公民科”的设立促进了学校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三、民主人士对公民教育的文本实践:以《开明国语读本》为例 |
| 第三节 公民教育政治化的前兆(1928-1936) |
| 一、公民教育受到“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的冲击 |
| 二、培育“三民主义”好公民:《新主义国语课本》中的公民教育 |
| 三、为了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公民教育的主动政治化 |
| 第三章 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1937-1949) |
| 第一节 国统区:公民教育融入抗日教育(1937-1945) |
| 一、抗战时期的教育方针:巩固精神国防 |
| 二、腥风血雨下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 三、战时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培养投身于革命的公民 |
|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用公民教育支持抗战建国(1937-1945) |
| 一、为抗战服务: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指导思想 |
| 二、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 三、时代性和革命性:《战时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中的公民教育 |
| 第三节 政权转变期:公民教育异化为宣传手段(1945-1949) |
| 一、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两套经典母语教材 |
| 二、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比较 |
| 三、“复古”与“解构”: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文化认同的分歧 |
| 第四章 以“人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1949-1976) |
| 第一节 探索与迷惑:新中国公民教育的沉寂(1949-1966) |
| 一、公民、人民与接班人:新中国初期以思想政治为核心的教育目标 |
| 二、语文教科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
| 三、新中国初期语文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教育 |
| 第二节 狂热与崇拜:“文化大革命”中的“接班人”教育(1966-1976) |
| 一、青年学生作为主要参与对象的文化大革命 |
| 二、对建国十七年教育工作的全盘否定 |
| 三、“文革”期间的教科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
| 第三节 “接班人”教育:以北京市小学《语文》为例 |
| 一、“接班人”与国家的关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
| 二、课本中的“接班人”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三、课本中的“接班人”榜样:“毛主席的好战士” |
| 四、课本中的儿童:成人化、英雄化、政治化 |
| 第五章 新时期公民教育的复兴与重建(1977—今) |
| 第一节 “民主”“权利”成为新时期中国公民教育的目标(1977-1985) |
| 一、“民主”成为“文革”后最迫切的政治诉求 |
| 二、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教材重建 |
| 三、改革开放后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以全日制十年制小学《语文》为例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下快速发展(1986-2000)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公民生长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
| 二、教育要为现代化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公民 |
| 三、第一套义务教育母语中的公民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新世纪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自觉构建(2001-) |
| 一、新世纪启动公民社会的建设策略 |
| 二、新世纪公民教育本土性的初步呈现 |
| 三、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公民:以“苏教版”语文教科书为例 |
| 第六章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
| 第一节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公民性的紧张对立 |
| 二、政治诉求凌驾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公民性之上 |
| 三、中国传统文化、公民性与时代诉求三者间的相互制约 |
| 第二节 中国本土公民教育的失落与追问 |
| 一、中国传统文化弱势地位 |
| 二、公民性淹没在战争和战争思维中 |
| 三、传统伦理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 |
| 第三节 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建构 |
| 一、成为普遍存在者:中国伦理型文化的重要特征 |
| 二、中国伦理与公民精神的价值耦合 |
| 三、基于中国伦理的公民教育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4）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阐释 |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 四、学术史综述 |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 小结 |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 第二节 学雷锋 |
| 第三节 学大寨 |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 小结 |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 附录 A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5）《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课题研究的缘起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目前的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评析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内涵 |
| 1.4.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指向 |
| 1.4.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
| 第2章 《人民日报》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办报实践与论述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办报实践与论述 |
| 2.1.2 列宁办报实践与论述 |
| 2.2 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初步确立 |
| 2.2.1 中国共产党办党报的历史回顾 |
| 2.2.2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
| 2.2.3 晋察冀日报 |
| 2.2.4 华北《人民日报》 |
| 2.3 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 |
| 2.3.1 改变隶属关系,配备精干领导 |
| 2.3.2 突出面向全国的特点 |
| 2.3.3 发挥社论和重要评论的权威影响 |
| 2.3.4 确立在报刊中的核心地位 |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3.1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
| 3.1.1 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
| 3.1.2 引领社会发展的需要 |
| 3.1.3 意识形态领域除旧布新的需要 |
|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行性 |
| 3.2.1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 |
| 3.2.2 民主革命时期积累了有益经验 |
| 3.2.3 新社会对民众产生强烈吸引力 |
| 3.3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阶段 |
| 3.3.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4章 《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 |
| 4.1 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4.1.1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 |
| 4.1.2 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
| 4.1.3 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
| 4.1.4 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 4.1.5 宣传列宁党的建设学说 |
| 4.1.6 宣传国家问题以及民族问题学说 |
| 4.2 号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 |
| 4.2.1 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 |
| 4.2.2 号召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国家建设 |
| 4.3 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出版情况 |
| 4.3.1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全集选集的宣传介绍 |
| 4.3.2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单行中译本的宣传介绍 |
| 4.4 助推其他媒体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播 |
| 4.4.1 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动 |
| 4.4.2 与有关报刊联动 |
| 第5章 《人民日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
| 5.1 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 |
| 5.2 宣传毛泽东思想 |
| 5.2.1 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 |
| 5.2.2 宣传人民民主专政思想 |
| 5.2.3 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 |
| 5.2.4 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
| 5.3 宣传《毛泽东选集》 |
| 第6章 《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宣传 |
| 6.1 对工人和干部开展教育的宣传与推动 |
| 6.1.1 对工人阶级开展政治理论教育的宣传与推动 |
| 6.1.2 对在职干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宣传与推进 |
| 6.2 引导广大民众树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 |
| 6.2.1 对党和国家指示精神的宣传与推动 |
| 6.2.2 纠正错误,传播经验,确保工作正常推进 |
| 6.3 助力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 |
| 6.3.1 宣传党和国家的有关城市工作的决定 |
| 6.3.2 推进工农联盟的宣传教育,展示工农互助成效 |
| 6.3.3 宣传城市建设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顺序 |
| 6.4 宣传和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
| 6.4.1 号召人民为工业化建设奋斗 |
| 6.4.2 阐明工业化建设的缘由、重点以及需要处理的关系 |
| 6.4.3 宣传展示工业化进程与成效 |
| 第7章 《人民日报》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 |
| 7.1 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宣传 |
| 7.1.1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 7.1.2 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 7.1.3 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 7.2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宣传 |
| 7.2.1 传播党中央和国家的政策主张,刊发社论和评论文章进行推进 |
| 7.2.2 介绍各地工作经验,展示社会主义改造成就 |
| 7.3 对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 |
| 7.3.1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宣传 |
| 7.3.2 对其他法律法规的宣传 |
| 第8章 《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 |
| 8.1 有助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 |
| 8.1.1 增进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
| 8.1.2 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升 |
| 8.1.3 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掌握 |
| 8.2 助推了党的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 |
| 8.2.1 助推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
| 8.2.2 助推国民经济的恢复 |
| 8.2.3 助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
| 8.2.4 助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
| 8.3 促进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
| 第9章 《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
| 9.1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局限 |
| 9.1.1 时代局限性较为明显 |
| 9.1.2 助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不当批判 |
| 9.1.3 囿于苏联报刊的版式和内容 |
| 9.2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
| 9.2.1 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准则 |
| 9.2.2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 |
| 9.2.3 关注不同群体的需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佳效果的根本途径 |
| 余论“三个自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保障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文章及科研成果 |
（6）建国初期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选题意义和研究方法 |
|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 学术创新、研究难点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建国前夕外国在华文化事业概况 |
| 第一节 外国在华宗教机构和教会学校 |
| 一、 外国在华差会、修会、教区和教堂等宗教机构 |
| 二、 外国在华大学、中小学和神学院等教会学校 |
| 第二节 外国在华报刊、出版机构、广播电台与通讯社 |
| 一、 外国在华中文、英文和日文等文种报刊 |
| 二、 外国在华出版机构 |
| 三、 外国在华广播电台与通讯社 |
| 第三节 外国在华医疗与慈善机构 |
| 一、 外国在华医院 |
| 二、 外国在华救济机关 |
| 第四节 外国在华图书馆、博物馆、娱乐及科研等机构 |
| 一、 外国在华图书馆和博物馆 |
| 二、 外国在华娱乐机构（电影院、公园等） |
| 三、 外国在华教育宣传、基金会及学术科研等机构 |
| 第二章 中共对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暂维原状”政策 |
| 第一节 中共关于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政策主张 |
| 一、 毛泽东关于外国在华宣传机关、宗教和学校的指示精神 |
| 二、 周恩来关于外国在华宗教团体和教会学校的谈话和要求 |
| 三、 刘少奇和李维汉关于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的基本主张 |
| 四、 教育部关于处理外国在华教育事业的文件和指示 |
| 第二节 中共实行“暂维原状”政策的主要原因 |
| 一、 文化改造滞后可以避免列强武装干涉中国革命 |
| 二、 《共同纲领》规定信教自由，一些教徒支持或参与革命 |
| 三、 教会学校中的许多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革命精神 |
| 四、 外国在华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
| 第三节 中共“暂维原状”政策的具体实施 |
| 一、 对外国在华宣传机关例外地进行接管 |
| 二、 保护宗教自由和外侨财产、对学校和文娱等机构不予禁止 |
| 第三章 中共通过鼓励“革新”初步清除外国在华文化影响2 |
| 第一节 外国在华文化机构抵制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介入 |
| 一、 外国在华宗教团体进行间谍破坏活动 |
| 二、 教会学校和医院抵制新民主主义政治教育 |
| 三、 外国在华救济机关推行奴化教育 |
| 第二节 中共推动外国在华文化机构开展“革新” |
| 一、 中共中央关于传教、教会学校和救济机关等问题的指示 |
| 二、 外国在华宗教团体贯彻指示、开展三自革新运动 |
| 三、 教会在中共压力下放弃干涉学校的人事和行政 |
| 四、 电影机构减少英美影片、加大国产和苏联影片的放映 |
| 第四章 中共决定加速接办外国在华文化事业 |
| 第一节 各界民众强烈要求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影响 |
| 一、 三自宣言签名运动因抗美援朝而急速扩大 |
| 二、 各地群众主张取缔收听“美国之音” |
| 三、 电影公司拒映、观众自动远离美国影片 |
| 第二节 中共发布接办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的政策措施 |
| 一、 奥斯汀在安理会上的演说和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财产 |
| 二、 中央政府关于接办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的方针和指示 |
| 三、 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热烈拥护政务院的决定 |
| 第五章 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最终完成 |
| 第一节 接办外国在华文化机构和控诉、驱逐反动分子 |
| 一、 外国在华宗教团体拒受外国捐款、实现自养 |
| 二、 人民政府接管外国在华文化教育救济机关 |
| 三、 教会团体、学校和医院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
| 四、 外国在华文化机构开展控诉大会 |
| 五、 各地政府逮捕或驱逐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的反动分子 |
| 第二节 中共完成对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接收与改造 |
| 一、 外国在华宗教机构基本上实现由中国人自办 |
| 二、 外国在华教会学校基本上实现完全自办 |
| 三、 外国在华医疗机构改由政府接办或中国人自办 |
| 四、 外国在华救济机关一般由当地救济分会接办 |
| 五、 外国在华图书馆、博物馆和娱乐机构被政府接管 |
| 第六章 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历史评价 |
| 第一节 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积极作用 |
| 一、 彻底收回教育主权，维护了新中国文化教育的完全独立 |
| 二、 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意识 |
| 三、 铲除了“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文化基础和阶级基础 |
| 四、 促进了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各项运动的胜利开展 |
| 五、 维护新中国文化安全，加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创建 |
| 第二节 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主要经验 |
| 一、 统一领导、慎重稳进地改造外国在华文化事业 |
| 二、 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进行文化政策调整 |
| 三、 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影响 |
| 四、 充分发挥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爱国分子的表率作用 |
| 五、 在破除旧文化的过程中积极创立新文化 |
| 第三节 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中的局限与不足 |
| 一、 对待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出现否定一切的偏向 |
| 二、 在文教革新过程中不适当地打击了一批国内科技工作者 |
| 三、 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过程中出现急躁冒进、强迫命令偏向 |
| 四、 将苏联文教经验教条化、庸俗化，迷失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 |
| 五、 教会学校院系调整时，一些居于优势的人文社会学科被取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解释与说明 |
| 一、两会 |
| 二、“两会”报道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研究 |
| 二、关于其他媒体“两会”报道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进路 |
| 一、理论与方法 |
| 二、分期依据 |
| 第五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价值 |
| 注释 |
| 第二章 破局与尝试：1978-1989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第一节 社会时代背景：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 |
| 第二节 传媒业背景：观念转变与业务改革 |
| 第三节 1978-1989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一、稿源：从以新华社稿件为主到以“本报”稿件为主 |
| 二、定位：从宣传举国盛事到回归会议报道 |
| 三、形式：清除文革遗风,不断探索新的报道形式 |
| 四、内容：从重人大到人大政协并重 |
| 第四节 1978-1989年《人民日报》中的“两会” |
| 一、代表委员：从先进群体到履职个体 |
| 二、分组审议：从一致同意热烈拥护到出现批评和质询 |
| 三、开放程度：从无到有的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 |
| 四、会外群众：从热烈欢呼坚决拥护到提出意见建议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调整与回归：1990-2000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第一节 社会时代背景：保持稳定与深化改革 |
| 第二节 传媒业背景：双重属性与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1990-2000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一、围绕主旋律组织报道 |
| 二、报道模式初步形成 |
| 三、报道形式不断创新 |
| 四、策划意识不断增强 |
| 第四节 1990-2000年《人民日报》中的“两会” |
| 一、“两会”制度：日渐规范 |
| 二、“两会”会风：日趋务实开放 |
| 三、代表委员：履职意识不断增强 |
| 四、“两会”影响：越来越受关注 |
| 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协商与对话：2001-2011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第一节 社会时代背景：以人为本与和谐蓝图 |
| 第二节 传媒业背景：信息公开与舆论监督 |
| 第三节 2001-2011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一、《两会特刊》的创办及扩版 |
| 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
| 三、报道内容的丰富与拓展 |
| 四、报道形式的创新 |
| 第四节 2001-2011年《人民日报》中的“两会” |
| 一、“两会”制度：凸显成效渐趋完善 |
| 二、“两会”会风：务实开放与时俱进 |
| 三、代表委员：责任意识增强履职能力提高 |
| 四、“两会”影响：与百姓更近与世界更近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媒介与民主：《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中国民主政治进程 |
| 一、“两会”职能的实现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二、会风开放务实高效关注民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三、代表委员履职意识增强能力提高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四、公众关注和有序参与“两会”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第二节 《人民日报》“两会”框架中“民主”话语体系变化 |
| 一、社会主义民主 |
| 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
| 三、合流与统一 |
| 第三节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形成原因分析 |
| 一、角色定位 |
| 二、内容约束 |
| 三、社会情境 |
| 第四节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效果分析 |
| 一、关于《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不同观点 |
| 二、《人民日报》中看不到的“两会”场景 |
| 三、不同的民主理论及其不同的媒介期待 |
| 四、《人民日报》未来“两会”报道建议 |
| 小结 |
| 注释 |
| 结语：未完成的使命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民国国家仪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写作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现状 |
| 三、理论方法、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 |
| (一) 理论方法 |
| (二) 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内容 |
| 四、民国国家仪式产生的背景 |
| (一) 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影响 |
| (二) 域外“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入 |
| (三) 中西交织下的“清末”国家仪式 |
| 第一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产生 |
| 一、新国家的建立 |
| (一) 阐释“国家”：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 |
| (二) 宣告“正统”：中华民国南北统一大庆典 |
| (三) 权力转移：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 |
| 二、新意象的表达 |
| (一) “革命”传统：民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 |
| (二) “共和”精神：民元双十节纪念 |
| 第二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扩展 |
| 一、旧传统的援用 |
| (一) 借助天神：祭天大典 |
| (二) 尊崇孔子：国家祀孔 |
| 二、新政制的演绎 |
| (一) 实权的表征：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典礼 |
| (二) 总统的接替：徐世昌总统就职仪式 |
| 第三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党国化 |
| 一、从“在野”到“执政” |
| (一) 国民党与北京政府的博弈：孙中山北京葬礼 |
| (二) 党国政治的权力化表达：孙中山奉安大典 |
| 二、从“一党”到“国家”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革命纪念日”体系 |
| (二) “革命烈士”的建构：革命先烈纪念日 |
| (三) “革命领袖”的塑造：孙中山诞辰与逝世纪念日 |
| (四) “革命事迹”的强化：国庆纪念日 |
| 第四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调适 |
| 一、传统文化的“发明” |
| (一) 时代意义的赋予：孔子诞辰纪念日 |
| (二) 民族精神的建构：民族扫墓节 |
| 二、现实事件的纪念 |
| (一) 御侮救国：“九一八”纪念 |
| (二) 崇拜渐成：蒋介石五十寿辰 |
| (三) “抗战建国”：“七七”纪念日 |
| 第五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歧途 |
| 一、抗战胜利庆祝的异化 |
| (一) “戡乱剿匪”：抗战胜利纪念日 |
| (二) 个人胜利：还都庆典 |
| 二、蒋介石崇拜的悖论 |
| (一) 崇拜的“淡化”趋向：蒋介石六十寿辰 |
| (二) 崇拜的“谢幕”演出：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 |
| 结语：民国国家仪式与合法性的建构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提要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标语、口号、动员的语义略解 |
| 第二节 标语口号的研究现状及评析 |
| 一、本领域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 |
| 二、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选题意义 |
| 一、研究思路 |
| 二、选题意义 |
| 注释 |
| 第二章 标语口号的成因考察 |
| 第一节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
| 第二节 强大的群体心理效应 |
| 一、群体心理特征:激情盲从易感染 |
| 二、群体力量探源:爆发强大潜能 |
| 第三节 显着的动员传播效果 |
| 一、标语口号契合了常人的文化知识水平 |
| 二、标语口号易于识记 |
| 三、标语口号能创设力量氛围 |
| 四、口号能凝聚人心 |
| 注释 |
| 第三章 动员型标语口号的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标语口号动员内容的时代性 |
| 一、古代中国 |
| 二、近代中国 |
|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 |
| 第二节 动员性标语口号来源的特定性 |
| 一、权威人士 |
| 二、组织机构 |
| 三、重要会议 |
| 四、人民群众 |
| 第三节 动员类标语制作材料的多样性 |
| 一、工农红军时期的标语制作 |
| 二、改革开放前的标语制作 |
|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标语制作 |
| 第四节 标语口号动员效果的鼓动性 |
| 一、情感型鼓动 |
| 二、目标型鼓动 |
| 三、理想型鼓动 |
| 四、利益激励型鼓动 |
| 第五节 标语口号动员目标的针对性 |
| 一、针对中心工作 |
| 二、针对特定人群 |
| 三、针对特定需要 |
| 注释 |
| 第四章 标语口号的动员效果透视 |
| 第一节 动员导向功能 |
| 一、政治动员导向功能 |
| 二、政策动员导向功能 |
| 三、政治社会化动员功能 |
| 第二节 政治动员功能 |
| 一、实现政治决策动员 |
| 二、实现政治目标动员 |
| 第三节 动员激励功能 |
| 一、目标式激励动员 |
| 二、激情迸发式动员 |
| 注释 |
| 第五章 当代标语口号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动员力强但内容不妥 |
| 一、动员力强大但却有碍社会发展 |
| 二、虚幻理想但却昙花一现 |
| 三、有强烈的震慑力但却缺少人文关怀 |
| 四、权威动员但显法治意识淡薄 |
| 五、动员目的明确但内容滑稽荒诞 |
| 六、动员内容引起岐义 |
| 七、动员内容泛政治化 |
| 八、动员面太广缺乏针对性 |
| 第二节 标语位置失当 |
| 第三节 动员目的欠佳 |
| 一、观念误区，以虚抵实 |
| 二、作风不实，上行下效 |
| 三、跟风应景，敷衍塞责 |
| 四、频换口号，误导社会 |
| 五、劳命伤财，华而不实 |
| 注释 |
| 第六章 发挥标语口号动员功能的有效办法与措施 |
| 第一节 把握制定标语口号的原则 |
|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
| 二、满足利益需求的原则 |
|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 四、可行性原则 |
| 五、准确把握口号时机的原则 |
| 六、正确把握口号转换的原则 |
| 第二节 正确表达标语口号 |
| 一、明确标语口号的特性 |
| 二、符合规范要求 |
| 三、正确掌握表达方法 |
| 第三节 加强对标语口号的监管 |
| 一、端正思想，以人为本 |
| 二、务求实效，力戒“虚功” |
| 三、讲求诚信，兑现承诺 |
| 第四节 现时代标语口号的发展取向 |
| 一、更新观念，依法动员 |
| 二、创新发展，推陈出新 |
| 注释 |
| 附录：中国近现代动员类标语口号例举 |
| 第一节 政治动员 |
| 第二节 社会动员 |
| 第三节 科教文卫建设动员 |
| 第四节 经济建设动员 |
| 第五节 军事领域动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
| 第二章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
| 第四节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
| 第三章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 |
| 第三节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
| 第四章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
| 第四节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
| 第五章 巩固和深化(1999—) |
| 第一节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
| 第四节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中共天津市教育局委员会关于热烈欢呼英明领袖华主席为《人民教育》题字努力办好《天津教育》的决定（论文参考文献）
- [1]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D]. 马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2)
- [2]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D]. 邵靖. 苏州大学, 2013(11)
- [3]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D]. 刘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4]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5]《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D]. 刘长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6(02)
- [6]建国初期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研究[D]. 彭学宝.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7]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D]. 贺蕾. 复旦大学, 2012(02)
- [8]民国国家仪式研究[D]. 郭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9)
- [9]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D]. 韩承鹏. 复旦大学, 2007(06)
- [10]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