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主观社会学,还是历史唯物论?——与冯友兰先生商榷“个体”史观（论文文献综述）
李新潮[1]（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刘素娟[2]（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提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董波[3]（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裴世东[4]（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陆阳[5]（2019）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五四时期总司令、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成就了陈独秀。整个五四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哲学思想深刻触发了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觉悟,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是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是他思考和实践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展开分析,剖析其主要内容、社会影响、价值意义以及历史局限,进而通过陈独秀这一五四核心人物的哲学思想,探寻五四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而又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五四精神。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现状、创新点、重难点以及存在不足。第二章纵论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内忧外患形势严峻,陈独秀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一生经历了几重身份的转变,从秀才到乱党,从报人到五四运动总司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到托派领袖,最后回归成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尽管身份角色不断转换,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如何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危局,是他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站在中国革命的风口浪尖,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中国的主张,影响培养了一代青年,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第三章探讨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阶段陈独秀哲学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范畴,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潮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场境中交汇交融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陈独秀围绕唯物论、发展观、历史观、文化观、人生观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他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法则,要在中国实现救亡存续,必须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需要,提倡新文化、新文学、新伦理、新道德,抨击守旧复古复辟思潮。陈独秀指出,欲让中国不被世界历史淘汰,必须实现“伦理觉悟”,进行思想文化革命。他将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看成是决然对立的事物,反对调和论,认为要在中国拥立“民主”与“科学”,必须提倡个人独立自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批判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陈独秀认为,自周汉以来中国文化崇尚虚文,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在批判佛教文化时,他阐述了对世界物质性的认识,认为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靠新青年创造,必须树立新的人生观,实现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他倡导“治本的爱国主义”,强调不能因为爱国而模糊了对袁世凯统治下北洋军阀政府反动性的认识,真正的爱国是“为国家惜名誉、弭乱源、增实力”。第四章探讨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一阶段陈独秀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国际局势的变动、陈独秀的个人经历、社会思潮的影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标志着他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陈独秀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大力宣扬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学说,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在上海领导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中共成立后,他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陈独秀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观点,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论争中传播宣扬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理解,强调“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认识到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第五章探讨了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哲学、科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革新性,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反映。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虽然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内容比较简单粗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着强烈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其中所包含着的“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则是超越时代的。五四已逝,精神永存。
邓妍[6]（2019）在《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汤一介（1927-2014）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学者、哲学史家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领军人物,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哲学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工作者”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思考者”的艰难转变。汤一介不仅对中国哲学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对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颇为熟悉与了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与海外学术界接触与交流的学者,他深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必要性,故始终致力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他有着敏锐的哲学问题意识和极为深刻的反思精神,是思想转型时期的探索者,是推动传统哲学复苏的重要人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始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他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出发,提倡以概念范畴研究法研究中国哲学。他首先从宏观上为传统哲学建构了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展示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史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随后又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具体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理清了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深化了人们对郭象及整个玄学哲学体系的认知。概念范畴法促进了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但其逻辑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化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将解释学方法与概念范畴法结合,重新研究郭象哲学,由此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从理论内涵看,汤一介提出的中国解释学包括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三个层次,但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处于第一层次,甚至对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在以上方法论的影响下,汤一介就“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对传统哲学现代化展开了研究。他采取体系化的建构与阐释方式,以知识论和价值论合一的“真善美”问题为研究视角,并凸显了“天人”关系问题在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基本命题,并分别阐释了其理论内涵,确立起传统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汤一介由三大基本命题又推导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三套重要理论,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化。汤一介建构的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彻底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回归了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且从整体上凸显了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和现代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囿于理论体系的宏观性而难以继续深入。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汤一介从传统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对于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处于“文化热”中的汤一介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他由此提出“文化演进合力论”,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需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力量的合力中才能实现发展,但他尤为注意保守主义的作用,体现了他的传统文化立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汤一介以佛教中国化问题为鉴,提出了“文化双向选择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双向互动、实现融合。尽管这一理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但汤一介对冯契和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的强调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汤一介持“文化多元共存”的观点,以“新轴心时代”为其理论基础,对“和而不同”作出了文化学阐释,将之视为文化多元共存的理论原则。此外,汤一介还为跨文化对话提出了“负”的方法论及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具体方法。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展示了他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汤一介以“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哲学研究的使命,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学术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为转型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颜英[7]（2018）在《老学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视角,分析老学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的历史背景、理论、范畴、方法、书写方式、特点、参照、得失及原因等。认为西方学术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疑古话语体系对老学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老子哲学思想研究、经济思想研究、政治思想研究受到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老子思想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影响。老子的考据学研究受到疑古话语体系的影响。个案研究重点研讨了章太炎的老学话语体系变迁的过程、方向及其原因。认为章太炎的老学话语体系变迁反应了近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转型建构与社会应对的互动。个案研究还探讨了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建构过程中对《老子》第十三章的新解析,分析了古代、近代与当代学术话语体系理解的不同及其原因。认为古代与当代学术话语体系强调“贵身”的重要性,强调人的生命价值,而近代学术话语体系则强调“无身”的重要性,强调人的社会价值,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处于救亡图存的历史环境之中,需要每个人忘却个人利益与个体生命,以成全民族国家之大生命。近代老学话语体系具有对传统老学话语体系的承续性。第一,就理论与观点的承续性而言,老子南面术、养生术、神仙术、阴谋术、愚民术、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论与观点继续被承续与发挥,但开始与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挂起钩来。第二,就范畴的承续性而言,传统老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范畴,如道、德、物、有、无、神、知、有名、无名、阴阳、无为、有为等仍然在继续使用,但近代学者努力使其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范畴,如本体论、宇宙观、知识论、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认识论、政治哲学、经济哲学、人生哲学等会通。第三,就研究方法的承续性而言,传统老学话语体系的研究方法也仍然被继续使用,如以老解老、以韩解老、以庄解老、以黄老解老、以玄解老、以儒解老、以道教解老、以佛教解老等,但多数近代学者并不只是使用一种方法,而是中西多种方法并用。第四,就书写方式的承续性而言,传统的考据、训诂、注释、学案等在继续使用,但不少学者往往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书写方式、章节体书写方式结合使用。近代老学话语体系更具有对传统老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性,首先是使用新的理论、方法与范畴。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源于西方的进化论、功利论、民主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被采用,源于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的方法被采用,源于西方的理论与学科的范畴被广为采用。其次是有了新的参照、观点与论断。近代老学话语体系多以西方理论、范畴、观点、书写、方法为参照,其新的观点与论断多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疑古话语体系相关联,也与救亡图存、富强的民族国家目标相适应。再次是采用新的书写方式,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书写方式与章节体的书写方式被广为采用。近代老学话语体系之所以异于传统老学话语体系,源于近代西方学术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疑古话语体系的强大影响,也源于近代学人面对强势的西方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得不进行新的回应,以图摆脱贫穷落后、被动挨打地位而走向独立、平等与富强。这也是传统老学话语体系不得不向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根本原因。本文从老学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之中,进一步深思近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转型的合理性及其得失。认为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体系向近代学术话语体系转型,有其必然与应然之势。就其必然性而言,那就是需要积极应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积极应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积极应对一系列来自西方的进步与文明话语。就其应然性而言,那就是亟需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问题。近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转型建构,顺应了近代中国大变革时代的社会需求,积累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吸纳了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丰富营养,推动着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近代化转型与创新。但亦有其局限性,就是对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体系的合理性、承续性思考不足,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区域性、局限性认识不足,对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创新性思考不足。
刘小红[8]（2017）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融合中西两种视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融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构建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艰难历程。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毛泽东、李达、瞿秋白、艾思奇、吕振羽、翦伯赞、鲁迅、周扬、胡风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建构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本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源起,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历史作用,从学术史角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思路。论文研究发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奠定了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其发展历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是1919年——1930年,在中外文化思想碰撞,现代学术思想萌生,多元文化思潮并立的历史境遇中,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学术界和政治界的震动。第二阶段是1930年——1935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全面开启。第一次发生大革命失败后,以李达为代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故而开始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郭沫若开创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之后,受到启发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各学科领域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研究,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研究成果。这一阶段的研究尽管在后来看来存在诸多缺陷,然而其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的奠基意义却是不容小觑的。第三阶段是1935年——1938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术发展深度融合。这一阶段总体来说是一个反思阶段,充分认识到第一阶段的诸多问题并予以克服。这一阶段的最大收获是在哲学领域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入深度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1938年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成熟阶段。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断之后,学术界掀起了“学术中国化运动”,深入探寻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含义、可能性及如何实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入自觉发展的成熟阶段。此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各领域都基本实现了体系化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结构成型。论文从总体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的重大历史作用。研究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并提出其现实启示,即要坚持民族化和现实化,消解权威、不断创新的独特治学思路,形成高素质的理论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多样化发展态势。这些基本经验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命题内在地包含了中西文化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学术与政治关系等一直困扰学术界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是妥善处理甚至超越这些学术难题的成功典范。因此,这一命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并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探索。
刘桃秀[9]（2017）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本）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现代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把自己一生主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概括为“三史”和“六书”。“六书”构成了冯友兰新理学哲学体系,“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以下简称《史》）、《中国哲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本）（以下简称《新编》）代表了冯友兰在哲学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新编》是冯友兰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写成的一部哲学史,可以算是其学术思想的“晚年定论”。《新编》的写作背景是上个世纪80年代,经历了建国后思想改造运动和十年文革挫折的冯友兰坚持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于是才有《新编》的面世。用冯友兰自己的话来说,《新编》是他对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深刻体会,希望能够为中国未来哲学发展提供的营养。因此,对《新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冯友兰的晚年学术思想,同时还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时代思潮为纲来梳理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发展历程概括为七大时代思潮,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和现代革命,对每一个时代思潮都作了总体说明和具体分述。因此,对《新编》研究第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冯友兰关于这七大思潮的论述。这是从《新编》本身来分析它的特点。不过,特点往往是通过比较而愈加显着,这正是比较研究的必要性所在。通过把《新编》和冯友兰的另外两史《史》和《简史》进行比较研究,以及把《新编》和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代表作包括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卷本）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萧萐父和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新编》的特点,以期赋予《新编》一个合理的历史定位,还有助于推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建设。
刘晶[10]（2017）在《时代变迁与道术变幻 ——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形成、分化与重组》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当代哲学是在社会主义文教体制下对中国现代哲学问题意识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当代哲学家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后,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特别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等共同问题,他们在各自的哲学领域内用不同的范式阐述该问题。根据学术背景、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等差异性可以粗略地将中国当代哲学家划分为新儒家共同体、西方哲学共同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体等研究群体。1949年以后,社会整体背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当代哲学的论述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背景下完成。中国当代哲学家作为一个共同体被这个时代所裹挟,在经历了数次政治变迁和思想改造之后,哲学家个体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对于这种转变海内外学者一直聚讼不已。本课题旨在通过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知识社会学等方法分析和揭示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形成、分化和重组的内在逻辑。论文主体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系统梳理了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形成的处境与语境;第二至四章将当代哲学家划分为新儒家共同体、西方哲学共同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体,通过对哲学家个体的命运和思想转变找寻共同体存在和变化的内在逻辑性;第五章结语部分旨在说明中国当代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通过对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分化与改造营造出全新的哲学家共同体。
二、是主观社会学,还是历史唯物论?——与冯友兰先生商榷“个体”史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是主观社会学,还是历史唯物论?——与冯友兰先生商榷“个体”史观（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主要内容 |
| (一)基本立场:文化的最终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
| (二)认识前提:“使死人复生”的同时“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
| (三)基本依据: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决不是“永恒价值” |
| (四)基本态度: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决不是文化虚无 |
| (五)传承方式:“剥取”与“扬弃” |
| 第二章 近代文化思潮谱系中“两创”的时代出场 |
|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路向” |
| (一)“以中化西”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传承观 |
| (二)“以西化中”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传承观 |
| 二、“第三重路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传承观 |
| (一)“以马化中”与“三元格局”的形成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探索历程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生成脉络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出的前奏曲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正式出场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文献确认 |
| 第三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多维界定 |
|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两创”与作为学术话语的“两创” |
| (二)作为文化观的“两创”与作为工作方针的“两创” |
| (三)广义的“两创”与狭义的“两创”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基础 |
| (一)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 |
| (二)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而言:辩证否定观 |
| (三)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言:辩证发展观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内涵解析 |
| (一)“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 |
| (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 |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
| (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 |
| (二)辩证批判,逐级抽象 |
| (三)时空交融,综合创新 |
| (四)纵横结合,循环往进 |
| 第四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考察 |
| (一)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需求 |
|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对象分析 |
| (一)全方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
| (二)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方向选择 |
| (一)社会指向: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二)文化指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
| (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 |
| (二)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路径 |
| 第五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思想史意义 |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 |
| (一)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
| (二)确立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 |
| (三)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 |
| (四)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 |
| (五)明确了文化转化发展的基本限度 |
| 二、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 |
| (一)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两级困境 |
| (二)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辩证思维 |
| (三)文化心态:从自卑自负到从容自信 |
| (四)文化认知:从绝对整体主义到可解析性 |
| (五)文化标准:从“或内或外”到实践指向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中文着作 |
| 三、中文译着 |
| 四、英文文献 |
| 五、期刊论文 |
| 六、学位论文 |
| 七、报纸网络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三、参加会议 |
| 致谢 |
（2）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选题原因及选题意义 |
| 1.1.1 相关概念 |
| 1.1.2 选题原因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创新点 |
| 第2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过程与主题 |
| 2.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 |
| 2.1.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内背景 |
| 2.1.2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外背景 |
| 2.2 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及人物介绍 |
| 2.2.1 关于论战的性质、起止和分期 |
| 2.2.2 论战主要人物介绍 |
| 2.3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 |
| 2.3.1 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 |
| 2.3.2 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 |
| 2.3.3 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 |
| 2.4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相关主题 |
| 2.4.1 论战的焦点内容 |
| 2.4.2 论战的主题演进 |
| 第3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
| 3.1 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 |
| 3.1.1 反对迷信,宣传进化论 |
| 3.1.2 反对庸俗的唯物论 |
| 3.1.3 反对观念论,坚持唯物论 |
| 3.1.4 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主张哲学独立 |
| 3.1.5 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坚持辩证唯物论 |
| 3.1.6 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坚持真正唯物论的“颠倒” |
| 3.2 在论战中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 |
| 3.2.1 关于真理问题的辩论 |
| 3.2.2 与直观主义论战 |
| 3.2.3 反对实用主义,重视中国化的实践 |
| 3.2.4 关于意志自由问题 |
| 3.2.5 反对经验主义,把科学理论和“做”打成一片 |
| 3.2.6 用通俗化的劳动观阐明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 3.2.7 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主张从具体事实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辨清和运用唯物辩证法 |
| 4.1 在论战中强调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 |
| 4.1.1 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
| 4.1.2 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强调发展的观点 |
| 4.1.3 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澄清运动/静止的辩证关系 |
| 4.2 在论战中辨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 |
| 4.2.1 通过论战澄清外因/内因的辩证关系 |
| 4.2.2 批判折衷主义,强调决定性因子 |
| 4.2.3 通过论战澄清形式/内容的辩证关系 |
| 4.2.4 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强调抓住“主要事实”和问题的本质 |
| 4.3 在论战中弄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
| 4.3.1 通过论战弄清对立统一律 |
| 4.3.2 通过论战弄清否定之否定律 |
| 4.3.3 通过论战弄清质量互变律 |
| 4.4 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论战的几点启示 |
| 4.4.1 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
| 4.4.2 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
| 4.4.3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 |
| 4.4.4 如何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使唯物史观革命化 |
| 5.1 通过理论斗争传播革命思想、坚定抗战意志 |
| 5.1.1 驳斥分割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
| 5.1.2 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空讲文化大众化理论 |
| 5.1.3 批判抓不住关键的唯武器论和例证主义 |
| 5.1.4 批判“国情论”,扞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5.1.5 批判“一盘散沙论”和“人心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 5.1.6 批判汉奸投降理论和调和论,坚持抗争到底 |
| 5.1.7 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 |
| 5.2 批判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 |
| 5.2.1 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 |
| 5.2.2 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坚持民众利益的立场 |
| 5.2.3 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主张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实际利益 |
| 5.2.4 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推进哲学大众化 |
| 5.3 批判唯心史观,理清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 |
| 5.3.1 批判中国特殊论,指出中国社会是一般发展法则的特殊表现 |
| 5.3.2 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 |
| 5.3.3 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 |
| 5.3.4 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揭示历史不断发展的规律 |
| 5.3.5 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
| 5.3.6 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成果及影响 |
| 6.1 艾思奇的论战成果:以《大众哲学》为代表 |
| 6.1.1 从精英哲学到《大众哲学》:艾思奇的转变 |
| 6.1.2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
| 6.1.3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6.1.4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
| 6.2 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 |
| 6.2.1 艾思奇的哲学论战受到毛泽东的支持 |
| 6.2.2 毛泽东关注并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 |
| 6.2.3 艾思奇哲学思想给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启迪 |
| 6.3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建设的贡献: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 |
| 6.3.1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背景 |
| 6.3.2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
| 6.3.3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使用方法 |
| 6.3.4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贡献 |
| 余论:论战时期艾思奇的理论贡献、理论特色及局限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 |
| 一、秀才·乱党·报人 |
|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
| 三、领导幼年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 |
| 四、“孤桑好勇独撑风” |
| 第三章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进化论的唯物论 |
| 一、进化论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 |
| 二、“崇现实”、“薄虚文”的唯物论 |
| 三、科学之信仰,人类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 |
| 第二节 进化论的发展观 |
| 一、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原则 |
| 二、进化与否以抵抗力强弱为标准 |
| 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
| 第三节 进化论的历史观 |
| 一、“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 |
| 二、解放时代: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
| 三、民主主义世界之潮流 |
| 四、革命是“开发文明之利器” |
| 五、群众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 第四节 进化论的文化观 |
| 一、“道与世更” |
| 二、“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 |
| 三、倡导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 |
| 四、批判传统但非全盘反传统 |
| 第五节 进化论的人生观 |
| 一、伦理觉悟:“吾人最后觉悟” |
| 二、新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
| 三、“治本的爱国主义” |
| 小结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四章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
| 一、最初态度:“社会主义,中国似可缓于欧洲” |
| 二、转变的主客观因素 |
| 三、转变的主要标志 |
|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宣传 |
| 一、唯物史观两大要旨 |
| 二、马克思之“实际研究的精神”与“实际活动的精神” |
| 三、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
| 第三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
| 一、为幼年中国共产党铸牢思想基础 |
| 二、剖析中国社会性质 |
| 三、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如车之两轮 |
| 第四节 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
| 一、前奏:“勿再迷信化石的东方文化” |
| 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发起与陈独秀的介入 |
| 三、坚持唯物史观,驳斥唯心谬误 |
| 小结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五章 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 |
| 一、爱国精神 |
| 二、民主精神 |
| 三、科学精神 |
| 四、创造精神 |
| 五、奋斗精神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汤一介家学渊源与学思历程 |
| 第一节 家学渊源 |
| 第二节 早期知识积累与哲学启蒙 |
| 一、早年知识积累 |
| 二、早期哲学启蒙 |
| 第三节 北大时期的哲学探索 |
| 第四节 青年时期“哲学工作者”的转向 |
| 第五节 80年代以来的学术历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汤一介对哲学史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范畴研究法的理论与实践 |
| 一、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思想背景：“哲学史是认识史”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理论概述：“认识必然要使用概念和范畴”. |
| (一)“概念”、“范畴”及其研究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内容和层次 |
| 三、实践一：建构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一)汤一介的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特点——与张岱年、葛荣晋、张立文的比较 |
| (三)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评价 |
| 四、实践二：《郭象与魏晋玄学》中的具体运用 |
| (一)对玄学作概念范畴研究的原因 |
| (二)理清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 |
| (三)对郭象哲学理论体系的重新认知 |
| (四)对玄学家研究方法演变认知的深化 |
| 五、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学术意义及局限性分析 |
| (一)促进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 |
| (二)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尝试 |
| (三)与传统哲学非逻辑化进路的不对称性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解释学的发掘与弘扬 |
| 一、从概念范畴研究法向解释学的转向：对郭象哲学方法的诠释学洞见. |
| 二、中国解释学的思想来源 |
| 三、中国解释学的理论内涵 |
| (一)中国解释学理论内涵辨析 |
| (二)层次一：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 |
| (三)层次二：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 |
| (四)层次三：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
| 四、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论争 |
| 第三节 汤一介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传统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真善美”问题 |
| 一、“真善美”问题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对“真善美”问题的价值论认知 |
| 三、“真善美”视角下“天”、“人”概念的凸显及其问题 |
| 第三节 传统哲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三个“合一”命题的推演与阐释 |
| 一、从“天”、“人”概念到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推演 |
| 二、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阐释 |
| (一)“天人合一”的概念分析、易学诠释与价值阐发 |
| (二)“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论分析 |
| (三)“情景合一”的美学分析 |
| 三、由三个“合一”命题看传统哲学的特点 |
| 第四节 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深化：三套核心理论的价值阐发与论争 |
| 一、宇宙人生论：“普遍和谐观念” |
| (一)“普遍和谐观念”对现代天人关系的启发 |
| (二)“普遍和谐观念”的泛道德化倾向 |
| 二、境界修养论：“内在超越精神” |
| (一)汤一介对儒释道“内在超越精神”的全面阐发 |
| (二)“内在超越精神”的中西之争 |
| 三、政治教化论：“内圣外王之道” |
| (一)对“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质疑 |
| (二)“内圣”与“外王”关系新论 |
| 第五节 对汤一介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评价 |
| 一、传统哲学现代价值的凸显 |
| 二、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性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理论 |
| 第一节 文化演进合力论 |
| 一、“文化热”的理论背景 |
| 二、汤一介的文化立场：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 |
| 三、理论主旨：激进、自由、保守主义的“文化合力” |
| 四、文化学视野下的反思 |
| 第二节 文化双向选择论 |
| 一、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
| 二、核心要旨：文化开放与融合 |
| 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 |
| (一)理论困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可能性 |
| (二)现实困境：双向选择前景的两种“提法” |
| 四、哲学例证：冯契与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 |
| 第三节 文化多元共存论 |
| 一、对文明冲突论的驳斥：儒家的“仁学”与道家的“道论” |
| 二、理论基础：“新轴心时代” |
| (一)“新轴心时代”的成立依据与理论特点 |
| (二)质疑与诘问：“新轴心时代”之说的合法性问题 |
| 三、理论原则：“和而不同”的文化学阐释 |
| 四、跨文化对话方法论探讨 |
| (一)“负的方法”论对跨文化对话边界的论说 |
| (二)跨文化对话中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方法 |
| 第四节 汤一介文化哲学理论的特点 |
| 一、文化哲学的现实关怀 |
| 二、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发掘 |
| 三、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汤一介哲学思想简评 |
| 一、哲学使命——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 |
| 二、致思特征——“在非有非无之间” |
| 三、思想价值——“自由即创造力” |
| 四、人生境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
| 附录一 ：汤一介先生学术年表 |
| 附录二 ：汤一介思想研究文献及索引 |
| 附录三：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攻博期间(2015.9-2019.6)主要科研成果及学术活动 |
| 致谢 |
（7）老学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目的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思路与方法 |
| 四、内容与创新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转型的背景、成就与问题 |
| 一、背景与原因 |
| 二、成就与经验 |
| 三、问题及原因 |
| 第二章 西方哲学话语体系对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一、西方哲学范式的影响 |
| 二、西方哲学范畴的影响 |
| 三、西方哲学书写的影响 |
| 四、西方哲学方法的影响 |
| 五、西方哲学观点的影响 |
| 六、西方哲学话语的参照性 |
| 第三章 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对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
| 二、西方经济学范畴的影响 |
| 三、西方经济学方法的影响 |
| 四、西方经济学话语的批判性 |
| 五、西方经济学话语的参照性 |
| 第四章 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对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一、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对近代老学话语体系的影响 |
| 二、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影响下老学话语体系的转型 |
| 三、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影响下老子形象话语的转型 |
| 第五章 学术话语与社会因应:章太炎对老学话语体系的转型建构 |
| 一、从批判老学到表彰老学 |
| 二、从西方视觉到本土视角 |
| 三、从重政治走向重道德 |
| 四、从佛老会通走向儒老会通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对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一、辩证唯物论对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二、唯物辩证法对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三、历史唯物论对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四、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第七章 疑古话语体系对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一、老子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书写中的后置化 |
| 二、老子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书写中的轻量化与虚无化 |
| 三、疑古话语影响下的老子话语之一:批判性话语 |
| 四、疑古话语影响下的老子话语之二:集成性话语 |
| 五、疑古话语影响下的老子话语之三:进化性话语 |
| 第八章 从出土文献与时代精神看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建构的特点——以《老子》十三章为例 |
| 一、“无身”:近代老学话语体系对《老子》十三章的解析 |
| 二、“贵身”:出土文献中的《老子》十三章及其新解析 |
| 三、近代“无身”解析的社会根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1.民国文献 |
| 2.着作 |
| 3.论文 |
| 4.国外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概况及创新之处 |
| 三、研究价值及思路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方法 |
| 第一章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 |
| 第一节 20世纪初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走向及其理论困境 |
| 一、中学和西学关系问题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中心问题 |
| 二、国学为本、推陈出新学术思想派别之成就与困顿 |
| 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之自我限制与现实冲突 |
| 第二节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必然 |
| 一、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深度契合 |
| 三、新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的现代文化精神基础 |
| 四、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涌动 |
| 第三节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中国学术 |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界引起重大反响 |
|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开始传播 |
| 三、唯物史观影响下的史界革命 |
| 四、马克思主义对其他各学科的影响 |
| 第二章 20世纪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全面开启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生成的内在逻辑和外在条件 |
| 一、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队伍初步形成 |
| 二、学术思想界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化”思潮兴起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全面开启 |
| 一、史学界开启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史的学术路径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实践化的初步探索 |
|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走向革命化、现实化和大众化 |
| 四、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开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探索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全面开启阶段的基本特点 |
| 一、形成了学术化、专业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形式 |
| 二、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政治针对性 |
| 三、研究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公式主义和机械主义倾向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纵深发展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深入发展的历史契机 |
| 一、民族矛盾激化引发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重估中国传统文化 |
| 二、中共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形成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创造母体 |
| 三、共产国际策略转变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自主发展 |
| 第二节 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反思与开拓 |
|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视域扩展 |
| 二、中国哲学精神探寻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建构 |
|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关于民族正义与阶级正义论争及其思想价值 |
| 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其他学科领域深入探索 |
| 第三节 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基本特点 |
| 一、在反思中走向科学发展 |
| 二、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政治意识趋于理性 |
| 三、形成马克思主义学术民族化的自觉意识 |
| 第四章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日趋成熟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交互作用 |
| 一、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基础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推动了学术中国化广泛展开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初步成熟 |
|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体系日臻完善,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 |
| 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范式展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 |
|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走向民族化和多样化 |
| 四、其他学科领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走向成熟 |
| 第三节 初步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呈现出的基本特点 |
|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初步成型 |
| 二、初步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结构 |
| 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中共领袖积极互动,双向共赢 |
|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 |
| 一、坚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方向 |
| 二、养成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学术思维习惯 |
| 三、创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 |
| 第二节 促成“三大格局”文化生态,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方向 |
| 一、马克思主义兴起促成“三大格局”文化生态 |
| 二、马克思主义在学术论战中逐步确立话语权威 |
| 三、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博弈中开始引领其他文化流派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 |
| 一、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
| 二、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培育了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
| 三、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
| 第六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及其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科学的治学思路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独特立场 |
| 一、注重与中国民族文化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重要逻辑 |
| 二、创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
| 三、关注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发展的根本特点 |
| 第二节 高素质的理论队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核心因素 |
| 一、包容吸纳、互学互鉴的学术涵养 |
| 二、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 |
| 三、弘扬人民主体性的学术觉悟 |
| 四、代际传承、生生不息的学术精神 |
| 第三节 在党的领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多样化发展 |
| 一、坚持党对学术文化思想领域的领导权 |
| 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多样化发展 |
| 三、避免学术过分依赖政治或脱离政治的错误倾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编》写作的背景、宗旨和过程 |
| 第一节 《新编》的写作背景 |
| 一、社会政治经济背景 |
| 二、社会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新编》的写作宗旨 |
| 一、冯友兰关于“士”的身份的自我定位 |
| 二、士的政治担当——“阐旧邦以辅新命” |
| 三、士的文化担当——“智山慧海传真火” |
| 四、士的学术担当——“修辞立其诚” |
| 第三节 《新编》的写作过程 |
| 一、写作想法由来已久 |
| 二、六十年代《新编》试稿的写作 |
| 三、八十年代重新开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编》理论基础及主要特点 |
| 第一节 《新编》的理论基础 |
| 一、《新编》的哲学观 |
| 二、《新编》的哲学史观 |
| 三、《新编》的中国哲学史观 |
| 第二节 《新编》的主要特点 |
| 一、《新编》的马克思主义诠释框架 |
| 二、《新编》以时代思潮为纲的书写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编》关于七大时代思潮的论述 |
| 第一节 《新编》关于第一大时代思潮即先秦子学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先秦子学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先秦子学思潮的具体论述 |
| 第二节 《新编》关于第二大时代思潮即两汉经学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两汉经学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两汉经学思潮的具体论述 |
| 第三节 《新编》关于第三大时代思潮即魏晋玄学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魏晋玄学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魏晋玄学思潮的具体论述 |
| 第四节 《新编》关于第四大时代思潮即隋唐佛学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隋唐佛学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隋唐佛学思潮的具体论述 |
| 第五节 《新编》关于第五大时代思潮即宋明道学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宋明道学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前期宋明道学思潮的具体论述 |
| 三、冯友兰关于后期宋明道学思潮的具体论述 |
| 第六节 《新编》关于第六大时代思潮即近代变法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近代变法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近代变法思潮的具体论述 |
| 第七节 《新编》关于第七大时代思潮即现代革命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现代革命时代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现代革命思潮的具体论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编》与《史》及《简史》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三史的书写背景、宗旨 |
| 一、《史》的书写背景及宗旨 |
| 二、《简史》的书写背景及宗旨 |
| 三、《新编》的书写背景及宗旨 |
| 第二节 三史的哲学观和中国哲学观的变迁 |
| 一、三史哲学观的变迁 |
| 二、三史中国哲学观的变迁 |
| 第三节 三史的哲学史观和哲学史方法论的变迁 |
| 一、三史的哲学史观的变迁 |
| 二、三史的哲学史方法论的变迁 |
| 第四节 三史中系统性的特点 |
| 一、《史》中的系统性 |
| 二、《简史》中系统性的加强 |
| 三、《新编》系统性的复杂化 |
| 第五节 三史中学术见解的更新与深化 |
| 一、对哲学家及哲学派别解读的更新与深化 |
| 二、对哲学思潮解读的深化和系统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编》与同时代主要的中国哲学史着述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新编》与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四卷本）的比较 |
| 一、哲学史观和哲学史方法论的比较 |
| 二、诠释框架的比较 |
| 三、其他方面的比较 |
| 第二节 《新编》与冯契“中哲史两论”的比较 |
| 一、二冯哲学史观的比较 |
| 二、二冯关于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比较 |
| 三、二冯关于中国哲学史诠释框架的比较 |
| 四、二冯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特点和精神的比较 |
| 五、二冯关于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比较 |
| 第三节 《新编》与萧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的比较 |
| 一、萧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关于哲学史观的说明 |
| 二、《新编》与萧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新编》的哲学价值和哲学史价值 |
| 二、《新编》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时代变迁与道术变幻 ——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形成、分化与重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形成的处境与语境 |
| 第一节 时代变迁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 |
|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与中国革命胜利（1919-1949）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与建国初期的探索与失误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哲学系的创立与发展 |
| 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哲学系的建立及发展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教会大学及其哲学教育的转型抉择 |
| 三、1952 年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的分化与重组 |
| 四、1966 年后中国大学哲学系的发展与壮大 |
| 五、党校和社科院的哲学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形成的处境与语境 |
| 一、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形成的处境 |
| 二、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形成的语境 |
| 三、中国当代哲学家们的现实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透过表象考察新儒家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 |
| 第一节 操守与担当并重的梁漱溟 |
| 一、梁漱溟在时代变迁中的坚守 |
| 二、梁漱溟在新时代语境下的理性融通 |
| 三、梁漱溟在耄耋之年的精神期盼 |
| 第二节 一代狂哲——熊十力 |
| 一、熊十力在建国初期的艰难抉择 |
| 二、熊十力由佛学到儒学的后期思想论述转向 |
| 三、熊十力在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找寻精神的超脱 |
| 第三节 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逢迎和疏离 |
| 一、冯友兰后期生命际遇的转变与抗争 |
| 二、冯友兰哲学共殊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
| 三、冯友兰“新理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
| 四、生命终点的自省与反思 |
| 第四节 从唯心主义积极转向唯物主义的贺麟 |
| 一、是光明的归宿还是创造力的扼杀 |
| 二、从关注中西方唯心主义思想转向唯物主义理论的探索 |
| 三、对贺麟在建国后巨大转变的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越过信仰与主义屏障审视西方哲学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 |
| 第一节 张东荪与“张东荪叛国案” |
| 一、张东荪的“叛国案”与凄凉后半生 |
| 二、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
| 三、对张东荪晚年际遇的再思考 |
| 第二节 游走于海德格尔思想、中国传统道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熊伟 |
| 一、熊伟超脱释然的晚年际遇 |
| 二、从独尊海德格尔哲学转向中、马、海思想相结合 |
| 三、对熊伟思想变化的一点思考 |
| 第三节 坚守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洪谦 |
| 一、“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沉默” |
| 二、从积极宣传维也纳学派思想转向关注伦理问题 |
| 三、对洪谦晚年人生的一点思考 |
| 第四节从克罗齐唯心主义美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朱光潜 |
| 一、朱光潜在社会动荡中的生命洗礼 |
| 二、从克罗齐唯心主义美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 |
| 三、对朱光潜学术立场转变的一点思考 |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新形势下的“散步者”——宗白华 |
| 一、宗白华推崇教育和远离政治的一生 |
| 二、宗白华由“散步”方式展开的学术研究 |
| 三、对宗白华晚年“散步者”形象的一点思考 |
| 第六节 一代逻辑学大师——金岳霖 |
| 一、金岳霖的“思想”与“改造” |
| 二、金岳霖整体学术思想的内部演变 |
| 三、对金岳霖思想和行为转变的一点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在革命理论和大众哲学之间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 |
| 第一节 大众哲学家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奋斗的一生 |
| 二、艾思奇在建国后的研究重点与哲学论争 |
| 三、从艾思奇的一生看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 |
| 第二节 杨献珍的哲学与“罪案” |
| 一、三次哲学论战中的杨献珍 |
| 二、杨献珍在建国后的“三大罪案”及其申诉 |
| 三、关于杨献珍人物性格和哲学“罪案”的思考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家和教育家——李达 |
| 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教育工作奉献的一生 |
| 二、李达在建国后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与毛泽东思想的解读 |
| 三、对李达建国后遭遇的一点思考 |
| 第四节 在平凡的真理中探求冯定进击的一生 |
| 一、调往北京大学后的冯定与修正主义批判 |
| 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转向对人生问题的深入思考 |
| 三、对冯定晚年经历的一点思考 |
| 第五节 摇摆于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张申府 |
| 一、由《呼吁和平》引发的人生转折 |
| 二、“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 |
| 三、对张申府晚年际遇的一点思考 |
| 第六节 用“综合创新”思想引领中国文化研究新方向的张岱年 |
| 一、张岱年与社会变迁 |
| 二、从“创造的综合”到“综合创新” |
| 三、张岱年与中国现代哲学 |
| 四、从“三流合一”到“综合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在新历史境遇下的分化与重组：兼结语 |
| 第一节 新旧范式转变意义下的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 |
| 一、范式与哲学范式 |
| 二、新儒家共同体的哲学范式转变 |
| 三、西方哲学共同体的哲学范式转变 |
|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体的哲学范式转变 |
| 五、中国当代哲学学科研究范式变迁 |
| 第二节 对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分化与重组的一点思考 |
| 一、从社会制度角度解读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变化 |
| 二、从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意识角度解读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变化 |
| 三、从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和意识形态双重存在的角度解读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变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四、是主观社会学,还是历史唯物论?——与冯友兰先生商榷“个体”史观（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2]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3]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5]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D]. 陆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D]. 邓妍. 武汉大学, 2019(08)
- [7]老学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研究[D]. 颜英. 上海大学, 2018(03)
-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D]. 刘小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本）研究[D]. 刘桃秀. 黑龙江大学, 2017(03)
- [10]时代变迁与道术变幻 ——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形成、分化与重组[D]. 刘晶. 黑龙江大学,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