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农村商业中心 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于周顺[1](2021)在《市镇类型差异下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明代福建历史资料》文中提出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跌宕起伏,福建作为东南沿海的重要省份,当地的商品经济发展与海禁政策影响下的海外贸易发展有直接关系,并且当海外贸易对福建有积极影响作用时,各地因商业禀赋、地理位置的差异,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呈现出地域性差异。我国正处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研究明代福建的商品经济发展历史,可对沿海地区的贸易与经济发展提供历史经验进行借鉴,以更好的参与到国际贸易当中。对于明代福建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本文主要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方面来进行,首先研究了海禁政策差异下海外贸易对福建商品经济的影响,通过对资料的研究,发现明代海禁的推行原因复杂且影响恶劣,在朝贡贸易时期对福建沿海地区经济的破坏,走私贸易时期滋生的倭寇与私商勾结下的动乱,民间贸易时期经济与贸易繁荣发展的盛况,这与通过实证方法分析所得结果完全一致。其次,海外贸易盛行下福建的商品经济发展与市镇相结合,而地区商业禀赋会影响市镇的规模类型,结合资料研究发现福建商品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商品性农业的进步、民营手工业的兴起和城市商业的繁荣,与之相对应的市镇发展为农村墟市、专业化市镇以及城市街道店铺的大量出现,两者结合程度较深,所以本文通过以商业禀赋为基础对福建各地区的主要市镇类型进行了划分,分别为“小型市墟”、“中型市镇”和“大型城市”,并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三种市镇类型下当海外贸易对经济有积极影响时福建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研究发现海外贸易对“大型城市”县的商品经济具有显着的积极作用,“小型市墟”县商品经济也受海外贸易积极影响但相对较小且发展缓慢,而“中型市镇”县商品经济只有在特殊地理位置上才受海外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与历史资料研究结论基本吻合,表明商业禀赋影响下的市镇类型确实对海外贸易与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影响作用。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结合了中心-边缘理论分析了明代福建的贸易中心、政治中心及地区航运中心对地区商品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小型市墟”最易受到积极的影响作用,中心地区存在对“中型市镇”的虹吸作用大于扩散作用,使得中心影响不明显,而“大型城市”受中心城市影响存在差别,贸易中心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但政治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存在消极影响。结合史料发现,这一时期的明代官府管理制度千疮百孔、贪污腐败现象盛行,极大阻碍了民间商业的发展,所以“大型城市”背道而驰的实证结果也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本文对明代福建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为我国沿海省在贸易环境下各地经济发展差异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并通过协调各地的禀赋差异来进一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此外,在对地理中心地影响的研究中,发现阻碍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官府管理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官员腐败行为,这也对当代地区的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出了历史的警示。
郝雪[2](2021)在《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结束地方割据,实现中央集权,武士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达到顶峰的时代。与此同时,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渐和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封建统治逐渐动摇,因此,江户时代又是日本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代。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户时代的教育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机构包括幕府直辖学校、藩校、寺子屋、乡校和私塾。其中私塾作为私立教育机构,因其办学形式灵活多样,更明显地体现了时代变化的特征。日本的私塾最早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儒学传入日本后学者针对贵族子弟开展的私学教育,后在圣德太子(574-622)的提倡下逐渐兴旺。历经奈良、平安、吉野、室町等几个朝代得以延续并一直成为日本古代教育的重要形式。但直到江户时代之前日本私塾并未形成大发展的局面,且始终未能突破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贵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培养上层统治阶级接班人为培养目标;二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教育内容;三是经营者往往自任教师。进入江户时代,特别是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伴随社会发展对教育需求的扩大,日本私塾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不但数量空前增长,其教育对象、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江户时代私塾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江户早期的汉学塾一元化发展的阶段。中央集权的实现使政治相对安定,经济随之发展,加之元禄文化的兴起和“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为源于中国的汉学在日本的进一步推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汉学塾的兴盛。第二个阶段是江户中期的汉学塾、国学塾和兰学塾多样化发展的阶段。享保改革使幕府统治步入极盛时期,随后,商业资本的发展促使农民阶级开始分化,富裕庶民兴起,贫困农民不满剥削频繁暴动,幕府统治基础开始动摇。阶级矛盾的激化使思想领域不再满足于朱子学独尊的局面,日本本土产生的国学开始抬头。加上享保改革放宽了“闭关锁国”政策,兰学开始大量传入。这些因素促使国学塾和兰学塾大量涌现。第三个阶段是江户后期私塾发生激烈变革和洋学塾快速兴盛的阶段。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国内外矛盾日益加剧,武士阶层生活困苦,对幕府统治日益不满,西南强藩加快学习西方的改革步伐并形成倒幕力量,水户学兴起成为尊皇攘夷势力,加上西方列强频频扣关,使日本各种思想日益活跃和矛盾加剧。在这种形势下,传播汉学、国学、兰学和洋学的私塾日益明显地带上政治色彩,特别是代表先进科技和革命色彩的洋学塾快速兴盛起来。整个江户时代,日本私塾不但数量上空前增加,办学类型和办学特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私塾类型在单一的汉学塾基础上增加了国学塾、兰学塾和洋学塾,教育对象由武士阶级向庶民阶级扩展,培养目标由统治阶级接班人向政治、经济、科技等多类型人才转变,教育内容上增加了国学和洋学。具备了这些新式特征的私塾,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在日本的交流融合与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还为明治维新的改革成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许多私塾在明治维新后更是直接被改造成为近代教育机构。
刘焕申[3](2021)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发展道路的选择正确与否至关重要,既关系到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也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境况。1893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俄国的基本国情,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的回答和解决了俄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怎样走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形成了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革命家的列宁,其俄国发展道路思想随着俄国革命实践的推进而变化、丰富、发展和完善。对此,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上承马克思恩格斯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下启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和推动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向多国发展,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和实践。由于时代因素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有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之处,探究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来龙去脉,分析和厘清列宁在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中的心路历程,总结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明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概括的说,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就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立足俄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动员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阶级共同斗争,使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尽快摆脱沙皇专制,消除农奴制度,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尽可能减少俄国人民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努力使俄国率先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而推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最终促使全世界成功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探索。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所谓列宁主观想象、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依据、时代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它是俄罗斯民族立国千年来向东还是向西的阶段性表现,有其内在的历史发展基因,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历史依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并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时代依据;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工农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现实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理论依据。列宁个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俄国国民性和俄国国情的谙熟、勇于和善于联系实际等主观条件也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列宁据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联系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结合俄国具体国情,对俄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列宁认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方面,通过沙皇政府得到扶持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既有通过革命推翻专制政权,消灭农奴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性;又有对沙皇专制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和妥协性。他们担心民主革命中工农运动的壮大和兴起会威胁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必定会在革命的关键节点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共同对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资产阶级不能担当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组建了统一政党的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应当而且能够承担起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同盟军,通过满足农民的利益组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走一条新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进行下一步的社会主义变革准备条件。列宁指出,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跳跃式和剧烈冲突的性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而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和科学策略的指导下,俄国完全可以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文以《列宁全集》60卷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进程,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按照形成依据、形成过程、形成内容、形成意义的逻辑理路展开。论文主体内容包括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重要价值三大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社会背景。通过阐述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交汇东西方文明的独特文化特征和近代以来俄国统治阶级和思想界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探索以展示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文化渊源、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依据;通过阐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争夺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使列强大肆入侵落后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促进了源自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文化的俄国的广泛传播,论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依据;通过论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沙皇政府资产阶级改革促进了各社会力量组建政党表达政治诉求,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敢也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基本国情,即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现实依据;通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及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厚重的理论依据。通过概述列宁个人成长学习经历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国情相结合的思维特点,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主观依据。第二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演进。通过阐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三个阶段论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演进。第一阶段,1893年到1905年,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俄国经济社会实际,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过程,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第二阶段,1905年到1914年,列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剖析俄国社会各阶级,阐释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领导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走工农民主专政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阶段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和垂死性决定这一阶段必然向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革命形势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巴黎公社制的新型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第三章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论证。通过分析列宁相关论着,阐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历史进步性、特殊性和落后性的思想,雄辩的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城乡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但俄国资本主义和农奴制同步形成同时发展的并存性和对内对外的高度依赖性导致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软弱性和滞后性,内外矛盾交织尖锐,使俄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第四章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通过分析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论着,论证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外因思考和探索,阐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标志等思想。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完全有条件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只有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对沙皇专制的彻底胜利,才能以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列宁认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之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掀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以帮助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五章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通过研读《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论着,阐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阐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论断和俄国无产阶级应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列宁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没落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应当把握时机、抓住机遇、大胆出击,在本国无产阶级努力和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实现从民主革命想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第六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影响和价值。通过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来论述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俄国价值、世界价值和中国价值。首先,通过阐述这一思想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指明了俄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论证了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途径和策略,坚定了俄国党和人民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引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其次,论述这一思想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巩固政权和国家建设的影响。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源头,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直接影响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展道路探索和实践。再次,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求独立解放道路的影响。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联系俄国革命的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党建设、统一战线、革命策略等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和民主民族独立斗争的开展,坚定了他们开辟新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第四,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性质理论、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农民地位作用理论、革命发展阶段理论、革命前途理论等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理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领导权理论、工农联盟理论、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理论等的直接影响来说明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重大理论指导作用。第五,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全球化理论等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建设理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制和平相处理论的重大启示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启迪。第六,通过阐释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在时代主题认知、革命家集团培养、意识形态教育、历史机遇把握、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利弊、坚定理想信念等方面的理论贡献,说明这一思想在决策制定、领导核心建设、人才培养、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启示。
王越[4](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史晓玲[5](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王毅[6](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提出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张莹楠[7](2020)在《论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构建》文中研究指明古代河南在历史上是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是农耕文化属性强烈的一个区域;同时作为南船北马的过渡区域、水陆转换的对接点,也充当南北经济的交换区域。明清时期伴随以开封、洛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体系的建立,中原地区成为北方经济走向发达的代表性区域。本文选取清朝河南地区作为区域市场网络的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法、历史归纳法与历史比较法,基于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的区域市场体系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格雷夫历史比较制度理论,探究了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特征以及形成规律,并据此得到现代河南区域市场发展的借鉴经验。考察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特征,本文主要以施坚雅在中华帝国1晚期衡量聚落在经济一般重要性的三个指标为参考2,对农村集市的时空分布、商品种类、庙会的市场进行研究,对商业市镇的水陆交通、商品贸易、商人活动、金融资本进行研究,并根据商人会馆碑刻资料中的捐资明细对市镇的市场规模进行估计,并根据市场规模将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划分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在中心市场内,区域性中心市镇周口、朱仙镇、赊旗,零售与转运的能力最强,他们在运输网中分别是豫东、豫中、豫南的大型集散枢纽,也是接连外省、外国的转运中心;在中间市场内,地方性中心市镇洛阳、开封、荆子关、清化镇、北舞渡,零售与转运的能力较强,在运输网属于中型集散枢纽;在基层市场中,农村集市提供最基础的零售作用,转运功能很少体现,在运输网中处于最末端。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视角来看,一方面,清朝河南的商业交通、商人贸易、商业组织制度,共同作用于市场网络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消费者出于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会产生对市场的分级需求,市场分级会造成分工专业化的限制,这种分级需求与分工专业化限制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了上述三级市场,即在清朝河南区域市场分级网络中,居民与邻村的贸易伙伴在基础市场农村集市进行交易,与邻州县的贸易伙伴在中间市场地方行中心市镇进行交易,与邻省的贸易伙伴在中心市场区域性中心市镇进行交易。因此,为现代河南市场发展提供可能的政策建议:改善交通,贯通河南省内交通市场网络,以便为农业、工业、贸易和旅游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增加民间组织的扶持,为市场发展增添活力;整合资源,协调全省各地的经济发展,将区域资源做统一整合与开发,重塑中原经济区域结构,打造中原城市群。
申蕾[8](2020)在《中国都市农业简史》文中提出在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好城市与农业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都市农业作为一种新农业,在国外有着极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而我国都市农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从国外引进,随着不断的发展,在北京、深圳和上海已经有适合本地区特点的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由于我国都市农业起步较晚,目前学术界大部分是从我国都市农业发展现状以及问题探讨的角度去谈论都市农业,而仅有少部分是从农业史的角度出发谈论都市农业,研究传统时期的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更是很少,没有形成从中国城市与农业的方向来谈论的一部体系。因此,本研究将从城市与农业的关系出发,探寻了先秦直至明清时期的发展状况,先秦时期出现的畿服制指出了后世农业的专业化区域的雏形,西汉隋唐时期都市园圃业快速发展,尤其是《齐民要术》中的园圃业为我们展现了具体的发展情况,宋元时期“市”、“坊”界限被打破,城市经济更加繁荣,明清时期大量市镇的出现使城市与农业的关系更加紧密。同时探讨了我国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现状,指出了制约发展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我国对三农问题始终十分重视,而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了乡村振兴,都市现代农业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典型“三农”事业形态,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都市现代农业领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恰逢其时。德国的屠能圈理论为我国都市农业的梳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这个理论的影响下,我们能够认为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是从负郭之田,到城郊农业再到都市农业一步步走过来的。研究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史能够对我国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城郊发展研究》明确提出了“城郊农业”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的专业化使城郊形成了有特色的商品型农业,它依托城市,以城市市场需求为导向、生产就近安排的以农副产品为主的商品性农业。城郊农业是包含在都市农业范围之内的,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与农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依据。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研究目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综述,并重点阐释现代都市农业研究的有关理论基础,为后文的研究作铺垫。第二章介绍先秦时期负郭田的发展;第三章介绍秦汉隋唐时期园圃业的兴盛,尤以《齐民要术》中园圃的发展为代表,同时叙述了汉唐时期为都城供应粮食的关中农业的发展情况,从水利、耕作技术和耕作方式等方面做了介绍;第四章介绍宋元时期城市与农业发展的情况,主要从城市、农村和《清明上河图》中看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情况,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第五章介绍明清时期城郊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农业的商品性生产;第六章介绍中国都市农业的发展情况。
张超[9](2020)在《柏拉图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柏拉图是古代希腊着名的经济思想家,其经济思想受到亚里士多德、斯密、马克思、斯皮格尔等人的重视。学界重视研究柏拉图的理念论、政治、正义等哲学、政治及伦理思想,较少研究其经济思想。本文以《理想国》和《法律篇》为依托,以柏拉图构建理想城邦经济伦理及制度秩序为研究线索,以经济思想内容为截面,考察柏拉图经济思想产生的现实原因和理论渊源,厘清柏拉图对古代雅典经济现状的认知,揭示其构建理想城邦经济思想的本质、规律和特征。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哲学、政治经济学范式对柏拉图的经济思想进行阐述,涵盖正义、分工、所有、流通、消费及城邦、政制,构建柏拉图经济思想研究体系。在经济哲学范式下,对柏拉图构建理想城邦经济秩序的伦理依据、道德规范进行阐释;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下,构建柏氏分工生产、所有制、交换流通、消费福利的思想体系;在新政治经济学范式下,探讨城邦的经济起源,不同城邦政制下的经济秩序,哲学王政制的城邦经济社会治理。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古典中后期的人类理想启蒙对柏拉图经济思想的影响;运用阐述和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把柏拉图的经济思想与其它思想家的经济思想进行比较,以把握柏拉图的经济思想的理论实质、特点。本文除绪论之外,共有八章三十三节,第一章主要是介绍柏拉图生平、着作及其经济思想,柏拉图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之所以介绍柏拉图的生平和着作,有助于更加客观理解他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和和他整体思想的哲学偏向;为本文从伦理哲学角度阐释他的经济思想做实证材料铺垫。第二章阐释了柏拉图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厘清前柏拉图学者对柏拉图正义理论影响的基础上,论证了柏拉图批判当时流行的功利正义观点,阐释了他构建理想城邦经济秩序的伦理依据、正义规范及实现途径。在阐释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阐释柏拉图构建理想城邦经济社会秩序,重点分析和总结分工思想、所有制思想、交换思想、消费思想及治理理念。第三章讨论了柏拉图分工思想,重点阐释理想城邦的分工形态。论述了柏拉图分工思想的内涵,排斥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分工和绝对商品交换的经济分工,倡导有限的自然分工和商品经济分工,就分工与社会结构关系予以阐释。第四章研究了柏拉图所有制思想,重点论述理想城邦所有制的设计。柏拉图批判了绝对的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分配制度,倡导财产共有制和实行共妻共子制,笔者通过“公民均分土地的”财产所有方案揭示其所有制思想的实质。第五章研究了柏拉图交换流通思想,探讨了理想城邦商品经济秩序的设计。阐明了柏拉图的商业起源理念,论述了他批判不公正的、绝对的商品交换理念及行为,探讨了理想城邦的货币安排、市场秩序和限制商业等商品经济秩序。第六章研究了柏拉图消费福利思想,探讨正义引导下生活理念与秩序。柏拉图提出纯粹正义生活理念,倡导过节制的生活;论述柏拉图对理想城邦民众物质文化生活及民生福利的看法和要求,有公餐、文体、宗教、尊老养孤等。第七章研究了柏拉图城邦起源及经济社会治理思想,重点探讨城邦、政制与经济关系,阐释柏拉图城邦的经济起源论及其形态显现,讨论了城邦政制演变下的经济秩序演变,阐明了理想城邦王政下的经济社会治理理念。第八章阐明柏拉图经济思想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说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民国学者传播柏拉图的经济思想和新中国学者研究柏拉图的经济思想,寻找对解决中国面临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启示进行阐述。本文研究结论,柏拉图是一位伦理经济学家,是以正义伦理为基础、以思辨理性为思维范式,构建他理想城邦的伦理秩序和经济秩序,进而形成了他的经济思想体系。正义伦理是柏拉图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批判传统经济观念及经济秩序的标准,亦是构建理想城邦经济秩序的目标。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关注人的灵魂和谐,通过灵魂中品行规范实现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是一种德性正义观。在正义理论引导下,柏拉图探讨了城邦分工、交换、分配、消费和治理议题。柏拉图的分工经济思想重视哲学王、护卫者和生产者之间分工,是一种社会分工理论;其所有制思想强调在劳动者阶层实现有限制的私有制度、统治阶层实现共有财产制度,是一种等级社会的混合所有制思想;其交换思想探讨了货币媒介安排、强制市场秩序和限制商业的商品经济秩序,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交换思想;其消费思想倡导过节制的生活和摒弃私人生活,是一种集体消费思想;福利理念主张城邦全面提供福利服务,是一种绝对的城邦福利理念;治理思想极力强调城邦立法与法治,是一种高度管控的经济社会治理理念。本文通过探索,在理论上揭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思想文化传统,挖掘柏拉图经济思想的有益成分,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参考;在实践上,通过分析柏拉图推进经济改革实践的失败,揭示违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潮流的经济改革方案是有局限的,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借鉴。
冯晶[10](2020)在《张居正改革前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文中提出明代是云南地区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而位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大理作为古代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在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明中期是否同全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保持一致有待考察。因此本文以张居正改革前的社会背景为主线,研究其改革前明中期的大理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仅有助于了解史实,以古鉴今,而且也对学术界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史作以补充和完善。因此,本文以张居正改革前的社会背景为主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采用历史文献调查与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明中期全国、云南及大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史料进行梳理和分析,最后分别从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商贸、财政与消费四个方面对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进行论述。经过梳理史料发现,在张居正改革前吏治腐败、财政空虚、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社会背景下,大理地区经济发展主要特征首先表现在,人口虽然忽增忽减变化无常,但明前期大量的“汉人入滇”为大理地区注入更多的劳动力,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土地兼并导致农民流失大量土地,人地关系日渐紧张。其次,农业发展方面自明代中后期开始表现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作物种类的丰富以及经济作物的空前繁荣,促进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虽然受区域条件影响较大,不同地区的产量也会有所差距,但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粮食单位面积和产量不断增加。各类产业中最为突出的是手工业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商贸往来方面,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明中期出现了商业的空前繁荣,经商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另外,交通网络的发展,为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商人组织和马帮的出现也为商贸发展打下了基础。在财政收入与支出方面,明代中后期田赋征税水平较高,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危机。从居民生活消费来看,明中期奢靡之风盛行,日常开支除生存消费外,开始注重文化教育的发展,所以文化和休闲娱乐消费逐步增加;但贫穷者仍然居多,贫富差距极大。基于以上分析,明中期大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同全国大趋势一致的基础上,也有其发展特色。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针对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加以补充,并从中总结历史经验,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当今大理州的社会经济发展。
二、建立农村商业中心 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立农村商业中心 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市镇类型差异下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明代福建历史资料(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市镇与市镇类型的相关研究 |
1.2.2 明代福建市镇发展的资料研究 |
1.2.3 明代海外贸易与福建商品经济发展研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 |
2.1.1 明清市镇 |
2.1.2 明代海禁政策 |
2.1.3 明代海外贸易 |
2.1.4 明代商品经济 |
2.2 理论基础及相关分析 |
2.2.1 古典贸易理论对明海外贸易的解释 |
2.2.2 制度变迁理论对明海禁的分析 |
2.2.3 要素禀赋理论及相关机理分析 |
2.2.4 中心-边缘理论与理论分析 |
2.3 小结 |
第3章 明代福建市镇、商品经济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历程 |
3.1 明代福建各时期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的影响 |
3.1.1 朝贡贸易对经济的破坏 |
3.1.2 走私贸易时期社会动荡中的经济发展 |
3.1.3 民间自由贸易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 |
3.2 明代福建市镇的分布与发展 |
3.2.1 农村墟市的大量兴起 |
3.2.2 专业化市镇的广泛分布 |
3.2.3 城市街市商业的繁荣 |
3.3 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与市镇间联系 |
3.3.1 商品性农业与农村墟市上的商品交换 |
3.3.2 民营手工业的兴起与专业化市镇的形成 |
3.3.3 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居民观念的转变 |
3.4 小结 |
第4章 市镇类型对明代福建海外贸易与商品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4.1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以及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4.1.1 核心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4.1.2 其他变量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4.2 各贸易时期海外贸易与商品经济发展间关系研究的实证分析 |
4.2.1 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模型设立 |
4.2.2 不同贸易时期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
4.3 市镇类型差异下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4.3.1 市镇类型差异下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发展影响的模型设立 |
4.3.2 府城周边的小型市墟促进效果显着 |
4.3.3 海外贸易对整体中型市镇商品经济影响不明显 |
4.3.4 海外贸易对大型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 |
4.4 进一步考虑地理中心对商品经济增长的影响 |
4.4.1 贸易中心对三种市镇类型下地方商品经济的影响 |
4.4.2 政治中心对三种市镇类型下地方商品经济的影响 |
4.4.3 地区航运中心对三种市镇类型下地方商品经济的影响 |
4.5 小结 |
第5章 结论与启示 |
5.1 研究结论 |
5.2 对国际贸易背景下省级经济发展的启示 |
5.2.1 发挥自身贸易优势并适时调整对外贸易策略 |
5.2.2 设立透明有效的市场管理制度并加强政府监管 |
5.2.3 合理调整不同禀赋地区在对外贸易中角色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2)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一)江户时代 |
(二)私塾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私塾教育发展概述 |
第一节 汉学、佛教的传入与日本早期私塾教育的产生和扩展 |
一、汉学的传入与私塾教育的初现 |
二、佛教的传播对私塾教育的促进 |
第二节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私塾教育的变迁 |
一、奈良时代的私塾教育 |
二、平安时代的私塾教育 |
三、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时代的私塾教育 |
第三节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私塾教育的主要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江户时代早期汉学塾的一元化发展及其办学活动(1603-1716) |
第一节 江户时代早期日本私塾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一、江户时代封建政治秩序的建立 |
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重农政策的实施 |
三、禁教锁国政策的施行 |
四、元禄文化的繁荣与庶民意识的觉醒 |
五、儒家学说的广泛传播和正统地位的确立 |
六、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发展 |
第二节 江户时代早期汉学塾的一元化发展 |
一、朱子学派的教育思想及忍冈塾的办学活动 |
二、阳明学派的教育思想及藤树书院的办学活动 |
三、古学派的教育思想及古义堂的办学活动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江户时代中期私塾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及其办学活动(1716-1789) |
第一节 江户时代中期私塾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历史背景 |
一、幕藩政治体制的巩固 |
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 |
三、教育领域的空前发展 |
第二节 江户时代中期汉学塾的发展及其教育活动 |
一、忍冈塾等既有汉学塾的发展与变化 |
二、町人学问所的创办——怀德堂 |
第三节 江户时代中期国学塾的创设及其教育活动 |
一、国学的诞生与确立 |
二、融入庶民阶级的国学塾 |
三、扎根市井的国学塾——铃之屋 |
第四节 江户时代中期兰学塾的创设及其教育活动 |
一、兰学塾的创设 |
二、初创期的兰学塾——杉田玄白的天真楼塾 |
三、自由开放的兰学塾——大槻玄泽的芝兰堂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江户时代后期私塾教育的激烈变革及其办学活动(1789-1867) |
第一节 江户时代后期私塾教育激烈变革和发展的社会背景 |
一、激烈社会矛盾下的政治改革 |
二、西南强藩的改革与倒幕力量的形成 |
三、国民意识的觉醒和对西方教育的摄取 |
四、江户诸校的快速发展 |
五、水户学中近代国家主义的萌发 |
第二节 江户时代后期汉学塾实用主义和政治色彩的加强 |
一、忍冈塾和怀德堂等既有汉学塾的发展与变化 |
二、能力主义汉学塾的代表——咸宜园 |
三、政治型汉学塾的代表——松下村塾 |
第三节 江户时代后期国学塾内尊皇思想的发酵 |
一、铃之屋等既有国学塾的发展与变化 |
二、平田笃胤与気吹舍的创办 |
第四节 江户时代后期洋学塾的兴盛与科技人才的培养 |
一、洋学的兴盛 |
二、天真楼塾和芝兰堂等既有兰学塾的发展与变化 |
三、西医教育的先驱——鸣泷塾的创办及其教育活动 |
四、西医教育的壮大——适塾的创办及其教育活动 |
五、兵学热与洋式兵学塾的兴起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江户时代私塾教育的特点及历史影响 |
第一节 江户时代私塾教育的特点 |
一、私塾教育的自由性 |
二、私塾塾主往往自任教师 |
三、私塾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自由就学形态 |
五、以汉学为基础的课程设置 |
六、缺乏统一的学费管理制度 |
第二节 江户时代私塾教育的历史影响 |
一、对提升民众文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
二、促进了东西文化的融合和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 |
三、奠定了日本近代化的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 |
四、成为了明治时期近代学校体系的组成部分 |
五、提供了日本军国主义毒素产生的“温床” |
附录 |
附录一 私塾和寺子屋的开办数量一览表 |
附录二 江户时代日本学校性质的书院情况表 |
附录三 江户时代着名兰学塾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一)研究内容 |
(二)创新之处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一)发展概念的界定 |
(二)社会发展概念的界定 |
(三)社会发展道路概念的界定 |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 |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
(一)历史依据:东向还是西向的千年徘徊 |
(二)时代依据:世纪之交世界历史时代的形成 |
(三)现实依据: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基本国情 |
(四)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索 |
二、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一)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进步的家庭环境 |
(二)接受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三)熟悉了解俄国国情 |
(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 |
第二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发展历程 |
一、萌芽和初步探索时期 |
(一)联系俄国实际阐明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 |
(二)论证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
(三)阐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领导力量 |
二、形成和基本确立时期 |
(一)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 |
(二)阐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道路 |
(三)俄国民主革命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
三、发展和成熟时期 |
(一)帝国主义时代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条件 |
(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途径 |
(三)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
第三章 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 |
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 |
(一)社会分工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 |
(三)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四)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 |
(三)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
三、俄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落后性 |
(一)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并存性 |
(二)俄国资本主义对内外的依赖性 |
(三)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滞后性 |
第四章 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 |
一、无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
(一)俄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不彻底性 |
(二)俄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
(三)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四)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 |
(五)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途径和保证 |
二、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 |
(一)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必要性 |
(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可能性 |
(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合适形式 |
三、民主革命胜利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
(二)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后要及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
四、工农民主专政与世界革命 |
(一)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要通过把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体系 |
(二)俄国的民主革命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
第五章 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
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阶梯 |
(一)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 |
(二)从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 |
(一)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策源地 |
(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
三、将俄国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 |
(一)俄国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
(二)俄国已经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前提 |
(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
第六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价值 |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遵循 |
(一)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科学理论 |
(二)指引俄国党和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
二、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世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理论指南 |
(一)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崩溃 |
(二)吸引世界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三)开辟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
三、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依据 |
(一)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 |
(二)提供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路 |
四、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借鉴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指导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指导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镜鉴 |
五、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当代启示 |
(一)科学把握时代主题,制定正确决策 |
(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打造坚强领导核心 |
(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培育合格建设者 |
(四)坚持把握历史机遇,及时全面深化改革 |
(五)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利弊,积极主动予以扬弃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致谢 |
(4)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学术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主要参考文献 |
一、古代文献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三、今人着作 |
四、学术论文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一、气候资源 |
二、水资源 |
三、土地资源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附录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一) STC访谈记录 |
(二) WFJ访谈记录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结构安排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2.2.2 自组织理论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2.1 研究方法 |
5.2.2 研究对象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5.3.1 研究假设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6.1.1 数据来源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6.1.3 变量介绍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6.2.1 全样本分析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6.4 稳健性检验 |
6.5 内生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致谢 |
(7)论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主题及意义 |
二、研究方法与史料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二)所用史料 |
三、框架结构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 |
一、文献综述 |
(一)关于集市的研究 |
(二)关于市镇的研究 |
(三)关于市场网络的研究 |
(四)文献评述 |
二、相关理论 |
(一)以中心地为基础的区域市场理论 |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 |
(三)历史比较制度理论下的区域市场 |
(五)小结 |
第三章 区域市场之农村集市网络 |
一、集市的时空分布 |
(一)集市的空间布局 |
(二)集市的开市规律 |
二、集市的商品交易结构 |
(一)生活资料占多数 |
(二)生产资料占少数 |
三、庙会的补充作用 |
(一)对于时空分布的补充 |
(二)对于交易商品的补充 |
四、基层市场的农村集市网络 |
第四章 区域市场之商业市镇网络 |
一、良好的商业交通 |
(一)陆路运输网 |
(二)水路运输网 |
二、繁盛的商品贸易 |
(一)粮食贸易 |
(二)棉花贸易 |
(三)药材贸易 |
(四)杂货贸易 |
三、丰富的商人活动 |
(一)商人规模大 |
(二)商人活动范围广 |
四、金融业的发展 |
五、中心市场的河南商业市镇网络 |
第五章 区域市场网络的构建分析 |
一、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层级特征 |
二、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分层解释 |
三、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影响要素分析 |
(一)商业交通的形成 |
(二)山陕商人的崛起 |
(三)商业组织制度的变迁 |
第六章 结论及启示 |
一、结论 |
(一)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特征 |
(二)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形成规律 |
二、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中国都市农业简史(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都市农业研究目的、意义和依据 |
1.2 都市农业概述 |
1.2.1 都市农业概念的提出 |
1.2.2 都市农业的特点 |
1.2.3 都市农业的功能 |
1.2.4 都市农业的产业体系 |
1.2.5 都市农业的发展概况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第二章 先秦时期基于自然禀赋的负郭田 |
2.1 原始时期的农业 |
2.2 夏商时期的农业 |
2.3 国野之田 |
2.4 畿服之别与负郭田 |
2.4.1 畿服的划分 |
2.4.2 负郭田的出现 |
第三章 秦汉隋唐的都市园圃业以及基于京畿供应的关中农业 |
3.1 秦汉时期园圃业的发展概况 |
3.2 魏晋南北朝时期园圃业的发展状况 |
3.2.1 产生的背景 |
3.2.2 《齐民要术》中的园圃业 |
3.3 隋唐时期园圃业的发展状况 |
3.3.1 隋唐园艺业发展的特点 |
3.3.2 茶叶在江南地区的发展 |
3.4 园圃业产生的影响 |
3.5 基于京畿供应的关中农业之水利工程 |
3.5.1 汉代关中繁密的水利网的形成 |
3.5.2 隋唐关中进一步发展的水利工程 |
3.6 基于京畿供应的关中农业之耕作技术 |
3.7 基于京畿供应的关中农业之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 |
3.8 都城的粮食供应 |
第四章 宋元时期的城市与农业 |
4.1 宋元时期城市中的农业 |
4.2 宋元时期园艺业的发展状况 |
4.3 宋元时期经济的繁荣的表现 |
4.3.1 城市经济 |
4.3.2 农村集市 |
4.3.3 《清明上河图》中的商业 |
4.4 宋元时期城市农业产生的原因 |
4.5 宋元时期城市对农业产生的影响 |
第五章 明清时期的城郊农业 |
5.1 发展概况 |
5.2 明清苏杭地区的农业向市镇的转变 |
5.3 清代广州城郊农业的发展 |
5.3.1 花卉和果业的兴旺 |
5.3.2 城郊蔬菜范围不断扩展 |
5.3.3 经济作物的发展 |
第六章 中国近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 |
6.1 中国近现代都市农业的兴起 |
6.2 中国近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时代划分 |
6.3 中国近现代都市农业的功能 |
6.3.1 生产功能 |
6.3.2 生态功能 |
6.3.3 生活功能 |
6.3.4 文化功能 |
6.4 中国近现代都市农业的类型 |
6.5 中国近现代都市农业的主要形式 |
6.5.1 休闲观光模式 |
6.5.2 科普教育模式 |
6.5.3 家庭农业模式 |
6.5.4 订单农业模式 |
6.5.5 绿色农业模式 |
6.6 中国近现代都市农业的实践 |
6.6.1 北京的圈层发展模式 |
6.6.2 .深圳的园区型发展模式 |
6.6.3 上海的网络式发展模式 |
6.7 中国近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特点 |
6.7.1 农产品供给能力逐步增强 |
6.7.2 优质生产要素不断汇聚 |
6.7.3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
6.7.4 体制不断创新 |
6.7.5 理论探索不断深化 |
6.8 中国近现代都市农业存在问题及对策 |
6.8.1 中国近现代都市农业存在的问题 |
6.8.2 中国近现代都市农业的对策建议 |
6.9 都市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
总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9)柏拉图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第二节 文献通考与述评 |
一、文献通考 |
二、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和不足之处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二、本文的不足 |
第一章 柏拉图生平、着作及其经济思想 |
第一节 柏拉图生平与着作 |
一、柏拉图生平 |
二、柏拉图着作 |
第二节 《理想国》、《法律篇》及其经济思想 |
一、《理想国》与《法律篇》简述 |
二、柏拉图经济思想的形成 |
第三节 经济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 |
第四节 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一、雅典城邦衰败与苏格拉底之死 |
二、古代希腊学者拯救雅典城邦 |
第二章 正义伦理思想 |
第一节 经济伦理核心——正义论 |
一、前柏拉图时期的正义思想 |
二、柏拉图正义观的基础—善 |
第二节 反对功利主义正义观 |
一、传统功利主义正义观实质 |
二、批判三种功利主义正义观 |
第三节 确立折中正义和德性正义 |
一、正义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 |
二、确立灵魂和谐正义观 |
三、构建城邦秩序正义观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三章 分工经济思想 |
第一节 希腊分工产生 |
第二节 经济分工条件 |
一、自然条件 |
二、劳动论 |
三、技艺观 |
第三节 分工内涵与内容 |
一、分工本质及成因 |
二、批判绝对的自然分工与商品经济分工 |
三、倡导有限的自然分工和商品经济分工 |
四、经济部门之间分工与内部分工 |
第四节 分工与社会结构 |
一、生产者、护卫者与哲学王之间社会分工 |
二、生产者、护卫者与哲学王之间阶层流动 |
第五节 小结 |
第四章 所有制思想 |
第一节 私有制起源理念 |
第二节 批判绝对私有财产制度 |
一、批判“有债照还”绝对私有财产制度 |
二、批判“强者利益”绝对阶级分配观念 |
第三节 理想城邦财产所有制度安排 |
一、倡导财产公有制度,限制财产私有制度 |
二、改革私有家庭制度,实行共妻共子制 |
第四节 一项财产所有方案:公民均分土地 |
第五节 小结 |
第五章 交换流通思想 |
第一节 商业起源理念 |
第二节 批判传统的商品交换 |
一、批判不公正的商品交换 |
二、批判绝对的商品交换 |
第三节 理想城邦商业秩序设计 |
一、货币媒介论 |
二、规范市场秩序 |
三、限制商业拓展 |
第四节 小结 |
第六章 消费福祉思想 |
第一节 纯粹生活理念 |
一、倡导本真生活 |
二、摒弃私人生活 |
第二节 理想城邦消费秩序规范 |
一、公餐制度与饮酒规范 |
二、宗教信仰及社会习俗 |
第三节 理想城邦社会福祉供给 |
一、医疗与尊老养孤 |
二、文体生活与公共教育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七章 城邦起源与经济社会治理 |
第一节 城邦起源与形态显现 |
一、分工与城邦起源 |
二、理想城邦形态显现 |
第二节 城邦政制演变及比较 |
一、城邦政制演变 |
二、不同城邦政制比较 |
第三节 城邦经济社会治理 |
一、城邦治理缘由及理念 |
二、立法、行政及法治 |
三、理想城邦经济治理 |
四、理想城邦社会治理 |
第四结小结 |
第八章 柏拉图经济思想的影响、特点及启示 |
第一节 柏拉图经济思想的历史影响 |
一、经济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 |
二、经济思想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影响 |
三、经济思想对西方乌托邦经济思想的影响 |
四、柏拉图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
第二节 柏拉图经济思想的特点 |
一、德性正义立场 |
二、极端城邦理性主义逻辑 |
三、转型阶段经济思想融合创新 |
第三节 柏拉图经济思想的启示 |
一、经济思想的历史启示 |
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
参考文献 |
指导老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附件 |
(10)张居正改革前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意义、目的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3 研究目的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3 研究的对象、内容、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的对象和主要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明中期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
2.1 明中期的治滇政策以及张居正改革 |
2.1.1 明中期统治者的治滇政策 |
2.1.2 张居正改革前的社会背景 |
2.2 明中期全国以及云南经济的基本状况 |
2.2.1 全国经济发展水平 |
2.2.2 云南的经济发展水平 |
2.3 明中期大理地区基本概况 |
2.3.1 自然地理环境 |
2.3.2 自然灾害及救治 |
2.3.3 明中期大理地区行政区划 |
第3章 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的投入要素 |
3.1 劳动力资源 |
3.2 土地资源 |
3.3 技术资源 |
3.3.1 耕作技术 |
3.3.2 水利和灌溉技术 |
3.4 总结 |
第4章 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的产出要素 |
4.1 农业 |
4.1.1 农业部门生产情况 |
4.1.2 粮食生产水平 |
4.2 手工业 |
4.2.1 纺织业和造纸业 |
4.2.2 农副食品加工业 |
4.2.3 制盐业 |
4.2.4 矿冶业 |
4.3 总结 |
第5章 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的内外贸易 |
5.1 商品流通的基本条件 |
5.1.1 交通运输网络 |
5.1.2 流通手段——废贝行钱 |
5.2 商业市场的发展 |
5.3 对外贸易——滇缅贸易 |
5.3.1 进口贸易 |
5.3.2 出口贸易 |
5.3.3 边民互市及朝贡贸易 |
5.4 商人与商帮的发展 |
5.5 总结 |
第6章 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的公共财政与居民消费 |
6.1 财政收入与支出 |
6.1.1 财政收入 |
6.1.2 财政支出 |
6.2 居民消费 |
6.2.1 生活消费 |
6.2.2 文化消费 |
6.3 总结 |
第7章 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及启示 |
7.1 大一统格局下的中国西南边疆经济发展 |
7.2 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
7.3 对今启示 |
7.3.1 明中期吏治颓废与廉政建设 |
7.3.2 明中期土地兼并与当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7.3.3 明中期财政问题与当代农村税费改革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建立农村商业中心 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市镇类型差异下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明代福建历史资料[D]. 于周顺.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2]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D]. 郝雪. 河北大学, 2021(09)
- [3]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D]. 刘焕申.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4]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6]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7]论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构建[D]. 张莹楠. 河南大学, 2020(02)
- [8]中国都市农业简史[D]. 申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3)
- [9]柏拉图经济思想研究[D]. 张超. 深圳大学, 2020(11)
- [10]张居正改革前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D]. 冯晶. 大理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