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非金属矿产品最新国际市场价格及比较(一)（论文文献综述）
邹国伟,刘艳,李文秀[1]（2021）在《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竞争力研究——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背景》文中认为根据OECD-WTO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借鉴Criscuolo和Timmis（2018）的方法,基于网络分析方法的博纳奇-卡茨特征向量中心度指标,本文对2005—2015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产业链竞争力进行了测度和国际比较,并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竞争力进一步提升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整体以及大部分细分行业的产业链竞争力很强且不断提升,但部分行业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的产业链竞争力还有待提高;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竞争力提升主要面临高技术制造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以及中低技术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压力不断加大等问题。据此提出了加强基础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加强对中低技术制造业关键核心环节的控制,积极开拓内需市场以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协同性等政策建议。
李晓春[2]（2021）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美双边贸易利益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
张宁宁[3]（2021）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文中指出中美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伴随着中美双边间贸易摩擦与争端地不断加剧,这使得双边经贸合作在难以正常开展的同时对中国相关产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以及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或增加了难度。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逐渐成为GVC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自身经济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获取了明显的收益。然而,随着中国参与GVC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收益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所遭受的来自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限制也在日益增多,而相较于其他贸易伙伴国,中国所遭受的来自于美国等国家的高频次且具有明显保护主义性质的贸易摩擦或争端却尤为明显。如现阶段不断升级的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以“中美双边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通过加征高额关税或发动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政策进行严厉打击或限制,甚至官方公开“污名化”中国,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及当前“新冠肺炎来源国”等,以期通过各种手段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进行围追堵截或打击。而细化看来,会发现美国对华所发起或实施的这一系列贸易政策或限制手段的根本目的为限制或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或升级,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期在限制或扼杀中国中高端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维护自身在GVC分工中的核心利益或霸权地位免受威胁或动摇。而对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制造业来说,在当前中美双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其转型升级以及在GVC中的分工地位攀升是否会受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会受到何种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或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基于此情境下如何实现自身向GVC中高端位置攀升?这一系列的问题均值得引起密切关注与探究。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该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息息相关,贸易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此,本文立足于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与争端不断频发的现实情境下,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研究视角,具体探究其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以期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深化研究,为及时化解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被动局面,积极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以及如何更好地规避或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或壁垒限制、推动中美双边经贸正常合作等寻求可行的对策或建议。具体看来,首先,基于对研究背景与意义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文献梳理,在发现已有研究不足的同时明确本文研究主题与方向;其次,借助数理模型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两者的作用机制进行细化阐述与分析,在此提出相关推论与待研究假设;再次,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中国制造业GVC国际分工现状进行典型化分析,并就本文重点探究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初判;接下来,结合理论与典型化分析,重点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同时也就GVC参与度、国际竞争力作同步探究,具体主要从整体层面、作用机制层面等方面展开;另外,也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利得进行拓展性考察,在对价值链中贸易利益进行解构与分析的同时进一步结合分解结果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前文理论分析、现实解读与实证检验,对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GVC分工地位攀升、积极规避或弱化贸易政策限制等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借鉴Lorz和Wrede（2008）中有关交易成本的思想以及D-S模型应用,结合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美双边间的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这一现实或政策本质,将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引入模型,以此来探究其对要素流动以及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借鉴Antras等（2019,2013）的GVC多阶段生产模型,以此来分析GVC生产分工网络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累积扩大效应”及对其价值链国际竞争力、增值收益以及分工位置的影响。另外,结合现实中美国对华所采取的诸如反倾销等贸易政策会提高双边间贸易壁垒的特性以及有关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相关研究,可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本质为基于WTO“合法”外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歧视性,这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抑制”影响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如“连带”、“污名化”等影响效应。为此,在此主要沿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即贸易政策（壁垒）限制——贸易成本变动——GVC分工”这一逻辑脉络对本文作用机制进行阐述,具体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产生或带来的贸易成本变动会通过“抑制连带效应”、“网络链条效应”、“投资跨越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四个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影响,并在此提出相关推论和研究假设。在现实解读部分,首先,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阶段梳理可发现,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逐渐由“复杂型”向“战略型”转变,且政策转向的动因与不同时期阶段下美国自身经济发展战略、利益集团博弈、社会认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中美双边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另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工具由单一模式向多种模式逐渐转变,且贸易政策制裁领域也在逐步扩大。其次,基于生产分解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状态典型化事实发现:中国制造业更多地是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GVC,且同美、日相比较其后向和深度后向GVC参与度均相对更大;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的波动轨迹大致呈“V”型,且从2012年起表现出明显攀升迹象,但相较于美、英等制造业强国其GVC分工位置仍相对较低,处于中下游位置;在国际竞争力层面,中国制造业相较于美国整体上具有相对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更多体现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上,而美国却在高技术类别制造业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双边在高技术类别间的竞争力差距在不断缩小。最后,结合出口分解模型对价值链中的贸易利得进行解构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获益能力要相对低于美国,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中的增值收益或获利能力要高于美国,而在高技术类别尤其是在高技术制造业中,中国却明显低于美国,但近年来会发现双边在此类型下的价值链增值收益差距正在逐渐减小。在实证检验部分,立足于现实中各经济主体理性经济人的特性,考虑到产业在GVC中积极开展国际分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自身在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攀升或获取更多的增值收益,为此本文一方面着重探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并在此过程中对制造业GVC参与度和国际竞争力作同步考察;另一方面也将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增值能力进行拓展性分析与考察。以期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的前后向参与度（“我为谁生产”、“谁为我生产”）、国际竞争力（“我在GVC中的竞争力”）、分工地位（“我在GVC中的地位”）、增值收益（“我在GVC中的增值能力”）进行考察的研究脉络,实现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这一影响效应的全面细致考察与探究。首先,整体层面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会因不同的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出差异性;同步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的“门槛”且会抑制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其次,行业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低技术类别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高技术类别并无明显影响。另外,基于GVC分工地位下有关贸易政策动态演变的检验中发现,“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动态复杂性。随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通过“抑制转移效应”、“网络链条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三种渠道来实现。最后,基于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技术创新、“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国家制度环境或制度质量水平能够显着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所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GVC增值能力的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增强。在对策建议部分,尽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就难以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目标,通过实证检验可发现中国制造业可通过积极借助或利用来源于自身或国家层面的特定竞争优势,比如自主创新、“一带一路”建设等进而以此来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基于此,本文从产业和国家层面就如何积极能动地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及规避或弱化污名化言论等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具体看来,可通过加强自主创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来源于母国制度环境的特定竞争优势、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设以及加强中美双边交流等途径,以此来助力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更高攀升。
朱永光[4]（2021）在《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21世纪以来,以新一代信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和绿色环保为代表的新兴战略产业将成为世界各国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核心竞争力,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世界各国重塑全球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标志。以新金属材料、精细陶瓷和光纤等为代表的新材料是支撑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的基石,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物质基础。研发新材料所需的矿产资源被国际组织和学术界称为关键矿产（原材料）。近些年,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先后颁布了关键矿产（原材料）清单,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家战略保障关键矿产的可持续供应。我国自然资源部也于2016年在《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中首次官方颁布了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首次明确提出了战略性矿产概念。战略性关键矿产是指涉及中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和经济体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且未来存在较大供需矛盾的矿产资源,一方面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宗矿产,如铜等,也包括了新兴产业亟需的三稀矿产,如铟、锂、钴、稀土等。与传统的大宗矿产相比,战略性关键矿产在地质属性上具有共伴生、精细化、三稀等特征。由于其独特的地质特征,导致其在经济属性展现了高成本、高技术以及高垄断等“三高”特点。矿产资源可供性研究是经济学家和地质学家长期关注的科学问题,是经济、地质、矿业工程领域的交叉科学问题。当前的矿产资源可供性研究方法可以分类两大类:以最终可采资源量为核心的物理研究范式和以资源开发利用的机会成本为核心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在经济学领域,典型的研究方法有自然资源经济领域的Hotelling模型和能源经济领域的Hubbert模型。经济学中一般生产理论假设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取决于其供需曲线的交点,供需两侧往往有不同的影响因素,Hubbert模型是其中的特例。Hubbert模型假定供应曲线是最终可采资源量的指数形式生产函数,存在峰值和拐点。Hotelling模型则是假定矿产资源稀缺性随着资源开发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导致价格上涨。因此,Hotelling模型的价格成本曲线应当存在一个随着时间上涨的趋势。然而,历史数据显示出战略性关键矿产的最终可采资源量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减少,而是在不断增加,实际价格也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些事实表明,虽然传统的Hotelling模型和Hubbert模型在评估传统大宗矿产可供性上有效的,但一方面传统的理论无法完全解释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另一方面随着地质勘探开发领域的发展,战略性关键矿产也有了一些新特征,不再适用传统可供性模型的基本假定。随着战略性关键矿产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社会的关注,如何科学评估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等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因此,本文以矿产资源经济理论为基础,以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主要特征研究为重点,研究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提出适用于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可供性测度方法。本文从地质、经济、技术、突发事件四个维度分别研究了不同维度下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主要特征对可供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结论:第一,研究了地质因素对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影响。共伴生是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主要地质特征。基于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共伴生的地质特征,提出利用Copula函数拟合共伴生矿产资源之间的相关性,构建了一个包括Copula函数的共伴生关键矿产生产函数,称之为Copula-Hubbert生产函数。考虑到关键矿产铟全球大约95%的产量是从金锌精炼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因此选取金属铟作案例研究,金属锌作为主矿种加入模型中。比较了三种Copula函数拟合结果和传统Hubbert模型的估计结果,预测了全球铟的峰值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全球锌的峰值将在2050年之后达到。同时,本文也发现伴生矿产与主矿产之间存在不对称的影响关系,主矿产的生产不容易受到伴生矿产的影响,但伴生矿产的生产主要依赖于主矿产的生产。实证研究表明,将Copula函数引入到Hubbert生产函数中是解决共伴生相关关系度量的有效方法。第二,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影响。宏观经济因素通过需求影响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产业结构演进是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结构和规模变动的主要驱动力。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品种也从早期的大宗战略性关键矿产到后来的工业关键金属矿产,再到现在高技术关键矿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构建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选取世界26个主要国家的历史数据,分析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对矿产资源可供性影响。结果显示,能源消耗、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基本影响因素均有显着地影响作用。产业演进过程中,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品种显着增加,存在着多阶段的门限效应。战略性关键矿产品种从早期的铁、铜、铝等大宗矿产,到后来的铅、锌、锡等工业金属,再到后来的高技术矿产。实证研究表明,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目前的战略性关键矿产还处于工业关键金属矿产阶段,而不是高技术关键矿产阶段。第三,研究了采矿技术因素对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的影响。从技术演进视角,推导了采矿技术与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的地质因素和市场因素之间的关系。从地质维度的物理机制和市场维度的经济机制两个维度分别构建了关键矿产可供性指标,提出了一个二维可供性潜力评价坐标系。其中,物理机制维度选取的是采矿技术的边际效应作为未来可供性潜力评价的指标,市场机制维度选取的储量生产者价格弹性与产量市场价格弹性之比。用上述两个指标构建平面坐标系,将战略性关键矿产分为四个象限对应的四大类:强潜力型、偏技术型、偏市场型以及弱潜力型。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13种战略性关键矿产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锡、铅是强潜力型战略性关键矿产,铁、铝、铜是弱潜力型战略性关键矿产。另外,锆、铬、锂、钴、钨、镍是偏技术型战略性关键矿产,钼是偏市场型战略性关键矿产。第四,研究了突发事件对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的影响。基于新冠疫情这一突发事件,分析了新冠疫情对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影响。与传统大宗矿产不同,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下游消费部门在此次疫情期间受到较大影响,如航空、汽车等行业。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影响规模和强度与新冠疫情在空间地理上的位置和规模直接相关。非洲、南美等主要战略性关键矿产供应地区,虽然未发生大规模停工停产活动,但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潜在风险较大,尤其是对依赖于手工小规模矿山的高技术矿种,如钴等。价格低弹性是关键矿产可供性短期影响小的原因,同时也是未来不确定性下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受到较大影响的成因。由于疫情的不可预期性,因此未来的关键矿产供应很难定量预测。目前的流行强度下,至少也要一到两年才有可能逐步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然而,考虑到矿业投资的长周期性,这将对未来5-10年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产生较大影响。最后,本文从战略性关键矿产基础信息数据、统计标准和分类管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并对本领域的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本文在理论和应用上主要有以下创新点:第一,基于关键矿产共伴生的主要地质特征,在传统的Hubbert模型基础上,用Copula函数刻画共伴生关键矿产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了包含Copula函数的共伴生关键矿产生产函数,并用实证方法证明了其有效性。第二,基于战略性关键矿产的高技术特征,利用技术增长、价格弹性等经济学原理,研究了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物理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建立了战略性关键矿产二维可供性潜力评价模型,完善了矿产资源可供性的评价理论与方法。第三,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研究发现,战略性关键矿产供应品种存在大宗战略性关键矿产、工业关键金属、高技术关键矿产三个阶段。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正处于工业关键金属阶段,而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关键矿产阶段。进而对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潜力进行评估,提出了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分类管理目录,为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李诗慧[5]（2021）在《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贸易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贸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形式,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已成为推动成员国间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与澳大利亚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健康稳定的经贸关系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影响。2015年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我国首次与主要发达经济体谈判达成的自贸协定,也是我国迄今为止签订的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水准最高的协定之一。在自贸区中,同成员国之间贸易发展密切相关的核心因素就是原产地规则,而原产地规则的设计是否完备影响着自贸区的实施效果。因此,本文选择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特征与不足,以及产生的贸易效应如何?对于完善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进一步促进中澳自贸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从贸易扩张效应、贸易保护效应、贸易地理方向转移效应、贸易约束效应出发,厘清原产地规则贸易效应机理,为本文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对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内容及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产品原产地判定标准较为宽松,具有一定的行业差异性,缺乏具体操作性以及原产地标准精确性不高。进一步运用七分制法对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进行量化分析表明,农副食品及纺织品行业的限制指数偏高,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的限制指数最低。在贸易效应方面,运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结合PPML检验对总体贸易效应以及分行业限制效应进行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对双边进出口贸易总体上产生负效应,且对限制程度过高及过低的行业带来相同的负效应,但对限制程度适中的行业有着积极的促进效应。最后,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了完善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进而促进中澳自贸区发展的对策建议,即应合理控制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进一步加强和细化原产地规则的行业差异性,制定更加易于操作的原产地规则实施细则以及应提升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精准性和透明度。
田野[6]（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指出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童超[7]（2020）在《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文中认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GDP作为核心经济指标,未体现资源环境因素的不足日益凸显。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陆续启动绿色GDP研究和实践,但在推进过程中遇到较大困难,绿色GDP探索一度进入低谷。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着成效,社会各界对绿色GDP的数据需求越来越迫切。2015年,环保部宣布重启绿色GDP研究,称为绿色GDP2.0。一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多数研究侧重于技术评估层面,缺乏经济理论和核算理论支持,也缺乏统一的核算方法,导致核算结果不可加、不可比,存在一定争议。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研究存在的问题,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里,按照绿色GDP研究范式,保持绿色GDP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经济学本色,体现资源耗减、环境污染和环境改善等因素,构建指数并进行估价,最后以山西省为例计算出全省和各市绿色GDP。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1.0和2.0研究存在的不足,根据核算理论,结合当前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的背景,提出理论框架的前提假设:污染物产生的同时即由企业自行无害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比较明确投入产出关系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主要做法是:1.拓展核算范围,虚拟一个资源环境部门;2.重构投入产出关系,将资源耗减和公共环保支出视为该部门的投入,将环境污染视为负产出;3.考虑环境改善产出,将其作为一项因子体现在环境污染指数中;4.将资源和污染物价格作为内生变量,克服价格外生给定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二是重构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构建统一的物量核算单元——资源耗减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主要做法:1.采用最新研究成果拓展生态足迹方法的范围,解决现有方法难以度量矿产资源耗减的不足,将核算范围拓展到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以生态足迹为同度量因素,结合山西省涉及的主要资源类型,构建资源耗减指数。2.按照主要污染物的环境监测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和产排污系数计算污染物排放量,采用经验判断与熵值法等方法为25种环境污染物赋权,同时,充分考虑环境改善因素,以造林面积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构建环境改善因子,构建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三是重构绿色GDP的价值量核算方法。主要做法是:1.根据能源距离函数和拉格朗日原理,推导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作为一项新的投入,与资本、劳动和产出等指标共同纳入超越对数能源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资源耗减指数的影子价格。2.根据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与利润函数的对偶性,推导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将环境污染指数和工业总产值作为负产出和正产出,纳入二次型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子价格。3.直接求解出的影子价格是在最优化条件下的价格,本文根据非效率因素对其进行调整,并进一步根据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增加值率进行调整,得出可以直接用于调整GDP的实际价格。四是基于山西省数据,运用重构的核算框架和方法进行山西省绿色GDP的实证探索。从相关部门搜集整理山西省自然资源、环境污染、造林、工业生产和效益等数据,计算山西省资源、环境物量指数及其实际价格,并进一步计算2004-2017年山西省及各市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结合整理搜集的公共环保投入,核算山西省及各市2004-2017年绿色GDP数据。经与相关研究对比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本文计算的物量指数、实际价格以及绿色GDP,能够体现生态环境政策变化,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山西省绿色发展成果。本文创新点: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的理论框架,与之前研究相比,本文核算框架改进之处是:引入负产出概念、重构投入和产出指标、符合投入产出一致性等核算原则,从流量角度进行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核算,可以得出一个有减有加,体现环境治理效果的绿色GDP指标。二是将指数方法引入绿色GDP的物量核算,与现有框架中碎片化的分项进行物量核算相比,将指数用于物量核算是统一的核算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核算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核算范围全面且易于拓展,新的资源和污染物类型可以很方便的纳入指数。三是将距离函数引入绿色GDP核算并进行统一估价,采用能源距离函数求解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采用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求解污染物影子价格。影子价格优点是能够体现资源和环境服务稀缺性,方向性距离函数适用于解决负产出问题,因此,本文核算方法和核算理论框架具有一致性。四是数据创新,1.本文整理长达14个年度的省级与市级工业主要产品产量（506种产品）,并以此为基础计算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包括10种资源和25种污染物,核算范围明显比当前相关研究更加全面;2.本文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经梳理国内公开发表的绿色核算和资源影子价格等相关研究,其数据均由包含非采矿业产值的企业层面产值数据汇总得出,暂未发现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进行资源耗减和绿色GDP核算的研究,在企业多元化发展背景下,采用企业的采矿业产值,而非采矿企业总产值,可以更准确度量采矿业产出和核算资源价值;3.本文各指标均由相同的企业数据汇总得出,提升估价和核算的准确性。
丁宇[8]（2021）在《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74.8%,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是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总体走向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全国区域发展基本格局的根本改善。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始终面临着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方式与合理空间组织的挑战。但是,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下,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极为迟缓,以致我国西部内陆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理念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变成为山地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美国“锈带（Rust Belt）”的治理到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均反映出同样的现实需求:怎样依据“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原则,突破地理开发条件的制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更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源环境基础、地理开发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三者对山地城镇化发育的影响,评价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条件对人口、经济要素集聚及城镇空间发育的作用机制,揭示影响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制约要素,为探索山地城镇化合理的发展路径、化解我国现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论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山地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国以来,我国山地现代城镇化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相比,一方面由于以传统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城镇化发育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产业结构演进失衡,社会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山地城镇化发育水平长期滞后。只有通过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演进的有序和良性互动,建立适宜当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城镇集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才是解决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多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西部山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第二,山地的特殊地理开发条件是实现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越来越突出。但因人口过快增长和开发方式粗放,山区的人地关系已进入相对紧张阶段,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作用下,居高不下的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使得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传统资源性产品社会生产及其空间集聚活动的增长压力,以致赶超式大一统开发模式难以为继。第三,低运价比和绿色环保的社会商品生产体系建设是改善和提升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在改善山区劣势的地理环境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实现山地资源开发价值最大化还需通过经济内外在发展要素的有效联动。换言之,西部山区转型发展亟需从山地工业化、运输化和城镇化三大系统的合理时空协调中寻求出路。坚持产业生态化,建立以特色终端产品制造为中心的社会生产体系,培育多功能支撑、多元化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资源开发与市场发育需求,实现山地经济发展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全面提升。第四,政府主导的长期“输血型”发展模式不能解决山区发展潜能激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表明,现代山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从山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实际条件出发寻求地域环境有别、发展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只有选对山地城镇化的合理路径,才有可能超越社会生产投入成本（运输和环境成本）的约束,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机制,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有机结合原则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从“被动输血”方式向“主动造血”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分析复杂地理环境下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揭示山地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此把握决定西部山区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机理,为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二是依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压力的测算,确定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及总体特征,以此判断未来区域资源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目标选择;三是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验证了地理环境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揭示出西部内陆山区社会生产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从而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个性化选择的必然;四是基于我国山地工业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修改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合山地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姜雯昱[9]（2019）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研究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问题,是导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增加值视角下贸易隐含碳核算及绿色贸易利益评估研究》（项目编号:19BTJ009）的前期成果。贸易利益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的出发点。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使生产链逐渐拉长,中间品贸易越来越频繁,如何真实地衡量一国对外贸易利益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随着生产与消费的跨国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贸易引致的隐含碳排放会通过国际贸易跨境转移而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碳泄漏”现象。这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于如“一带一路”的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不仅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位置,还需要承担巨大的贸易环境成本。然而,一直以来,对于贸易利益的衡量却没有将贸易环境成本纳入其核算范围中,不能真实地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极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更不利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可持续发展观下,我们不能忽视贸易引致的环境成本,需要通过构建绿色贸易利益指标,将贸易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衡量中,以求真实地反映一国的对外贸易利益水平。关于可持续发展观下的绿色贸易利益测度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测度和构建绿色投入产出表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虽然,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已经对绿色贸易利益的测度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今后研究绿色贸易利益的测度奠定了基础。但是,前两方面的研究只单一测度了贸易的环境成本,极少有研究尝试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核算框架中。同时,有部分学者开创式地构建了包含绿色因素在内的绿色投入产出表来测度绿色贸易利益的相关研究。虽然,这拓展了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方法,但是仅能从一国单边贸易进行研究,不能从双边贸易层面来测度一国的绿色贸易利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将贸易隐含碳转移净额作为贸易环境成本,以碳排放权价格作为媒介将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以测度绿色贸易利益。这无疑拓展了绿色贸易利益的测度方法。但是,这一测度方法是基于传统海关（贸易）统计数据,不能反映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真实的贸易利益来源与去向,更难以全面地反映贸易引致的环境成本。因此,本论文将基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出现的新型国际贸易统计方法——增加值贸易视角,借鉴绿色GDP的核算思路,构建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模型,以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对纠正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下绿色贸易利益的偏差,为特别是如“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争端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谈判中提供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有着一定的现实和实践意义。首先,本论文在界定贸易利益的内涵基础上,将环境成本因素纳入贸易利益中,界定了绿色贸易利益的概念。贸易利益不仅是指一国（地区）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获取的要素收益,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外贸易促进人类福利水平的改善。因此,在可持续发展观下,本论文界定绿色贸易利益是指将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之后,获得的真实贸易利益水平,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福利为着眼点,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对绿色贸易利益的相关理论和测度方法进行了梳理。在理论方面,对贸易利益的来源与分配、贸易利益与环境的关系、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碳足迹及碳减排政策、投入产出理论等进行了梳理,为绿色贸易利益的测度奠定理论基础。在测度方法上,对不同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增加值贸易视角下贸易隐含碳测度方法及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方法进行了对比,为构建模型提供测度方法支撑。接着,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构建了统一于“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下的核算框架。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间品贸易越来越频繁,产品价值的构成更加复杂化,来源也更加多元化。这是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难以测度的部分。因此,本论文采用了总贸易核算法,将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分解为16个价值增值部分,以追溯一国贸易品的来源与去向。同时,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构建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模型。最后,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构建增加值视角下绿色贸易利益模型,将增加值贸易、贸易隐含碳和绿色贸易利益统一于“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的核算框架下,以真实反映一国的绿色贸易利益。为了全面反映一国的对外贸易利益水平,既构建了一国单边贸易的测度模型,也构建了双边贸易的测度模型。进而,基于构建的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模型,以中国单边贸易与中美双边贸易为例,测度了中国的绿色贸易利益水平。基于构建的绿色贸易利益模型,从总体、行业和国家（地区）三个层面,依次测度了中国单边贸易与中美双边贸易下中国的增加值贸易情况、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及转移规模。通过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将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测度了中国的绿色贸易利益水平。基于以上测度与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与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法的计算结果相比,以增加值贸易为新型国际贸易统计视角更能准确与合理地考察一国对外贸易利益水平。第二,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采用总贸易核算法,并将其引入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度模型中,在此基础上,测度绿色贸易利益,不仅能全面反映一国贸易品及贸易品的隐含碳排放来源和流向,能克服中间品的价值增值及引致的其他国家碳排放难以测度的局限性,更能克服中间品的绿色贸易利益难以被排除在外的局限性。第三,将贸易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测度框架中,构建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模型来测度一国的绿色贸易利益水平,更能真实地考察一国对外贸易的获利情况。第四,从中国单边贸易来看,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位置,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一直是对外贸易中的贸易隐含碳转出国家,但是,贸易环境成本指数不断下降,绿色增加值贸易净额处于顺差状态。第五,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而美国处于价值链的上游位置。在中美双边贸易下,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隐含碳转出地位,但是,贸易环境成本指数不断下降,获取的绿色增加值贸易净额不断增长。最后,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应该建立以增加值为贸易统计口径的新贸易统计方法,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全面考察一国的对外贸易价值增值、贸易隐含碳及绿色贸易利益。第二,正确认识对外贸易所获取的贸易利益与贸易引致的环境成本,积极构建反映贸易利益与环境成本相结合的绿色贸易利益指标体系,真实测度一国的对外贸易利益水平。第三,积极转变中国以进口中间产品,再加工出口最终产品为主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加大如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等高附加值和低碳排放的对外贸易行业比重,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从本质上提升获取对外贸易利益的能力。第四,大力提升贸易结构的低碳化程度,引进大量低碳技术和使用清洁能源等,以实现中国的碳减排目标。第五,根据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国（地区）的绿色贸易利益水平,制定差异化的贸易与环境政策。
鞠宗正[10]（2019）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TiVA方法及与金砖国家的比较》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凭借着本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在世界经济贸易中承担着加工出口贸易的分工地位。我国的经济总量现已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总额多次跃居世界第一。我国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落后产能过剩等不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创新驱动发展,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价值增值能力,才能在改善我国贸易收益的同时,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研究我国整体、制造业和服务业及各细分行业GVC分工地位,本文首先运用增加值贸易法,结合OECD-WTO联合发布的增加值贸易数据库中的数据,对我国整体、制造业和服务业及各细分行业的对外贸易增加值出口能力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整体的对外贸易增加值出口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增加值出口额规模最高的制造业细分行业已由纺织品、皮革与鞋类我国传统的竞争优势行业转变为电子、电器与光学设备行业。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增加值出口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是金融业。为进一步明确我国GVC分工地位,借鉴Koopman等提出的GVC地位指数,结合增加值贸易数据库中的数据,对我国整体、制造业和服务业及各细分行业在2000年至2014年的GVC地位指数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紧密合作的金砖各国GVC分工地位进行了国别比较与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整体GVC地位指数在2000年至2006年皆为负值,2006年以后转为正值且呈上升趋势。中国制造业地位指数的提高推动了中国整体地位指数的上升,中国服务业偏高的地位指数值则维持了中国整体地位指数值的高度。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地位指数较高的是其他制造业及回收设备,食品、饮料与烟草,基本金属与金属制品,纺织品、皮革与鞋类这些中国传统竞争优势及资源密集型行业。服务业细分行业中金融业,运输、仓储与邮政通信业GVC地位指数呈上升趋势,其它服务业细分行业呈下降趋势。在金砖国家GVC地位指数比较中,巴西、俄罗斯制造业整体地位指数呈上升趋势在金砖国家中位于较高水平,中国制造业整体地位指数除2014年外全为负值,但增幅最大,在金砖国家中位于较低水平。中国服务业整体地位指数呈下降趋势,但在金砖国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为进一步提高我国GVC分工地位,本文依据有关的经济理论和贸易理论,从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交易成本、FDI、OFDI、资源禀赋、贸易便利化八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出发,对影响我国GVC分工地位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对提高我国GVC分工地位具有正向影响,而由于我国研发投入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且研发成果转化率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及资源禀赋的改善涉及到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出口贸易行业,所以这些因素对提高我国GVC分工地位具有阻滞作用。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价值增值能力,提高我国GVC分工地位,应加大高精尖产业的研发投入,加强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优化配置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二、部分非金属矿产品最新国际市场价格及比较(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部分非金属矿产品最新国际市场价格及比较(一)（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竞争力研究——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来源 |
| 三、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竞争力的测度与国际比较 |
| (一)中国制造业整体产业链竞争力的变化趋势 |
| (二)制造业整体产业链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
| (三)主要制造业大国的产业链竞争力比较 |
| 四、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竞争力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高技术制造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 |
| (二)中低技术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压力不断加大 |
| 五、巩固和提升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
（3）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结构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相关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脉络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 |
| 2.1.3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 |
| 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相关研究 |
| 2.2.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动因 |
| 2.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特点 |
| 2.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方式 |
| 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和价值链分工相关研究 |
| 2.3.1 中美贸易政策发展的新趋势及相关研究 |
| 2.3.2 中美价值链分工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1.1 理论建模基础 |
| 3.1.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 |
| 3.1.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
| 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作用机制 |
| 3.2.1 抑制转移效应 |
| 3.2.2 网络链条效应 |
| 3.2.3 投资跨越效应 |
| 3.2.4 “污名化”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化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分析 |
| 4.1.1 测算方法 |
| 4.1.2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3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4 全球价值链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与具体贸易政策措施运用 |
| 4.2.1 “小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1—2009) |
| 4.2.2 “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9—2017) |
| 4.2.3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17—至今) |
| 4.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关系初探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 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选取与测量 |
| 5.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3 基于整体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3.1 基准回归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行业技术异质性分析 |
| 5.3.4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动态演变分析 |
| 5.4 基于作用机制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4.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 5.4.2 检验结果与说明 |
| 5.5 基于化解或突破贸易政策限制下GVC分工地位提升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5.1 指标量化与说明 |
| 5.5.2 基准回归检验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利得探究 |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全球价值链分解 |
| 6.1.2 数据来源 |
| 6.2 中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析 |
| 6.2.1 中美制造业总值贸易与增加值贸易比较分析 |
| 6.2.2 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利益分配 |
| 6.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3.2 基准检验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3.4 差异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键矿产的概念 |
| 1.2.2 可供性的定义 |
| 1.2.3 Hubbert模型 |
| 1.2.4 财务模型 |
| 1.2.5 地质类比法 |
| 1.2.6 现有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资源产业理论 |
| 2.2 Hotelling模型 |
| 2.3 Hubbert模型 |
| 2.4 累积可供曲线 |
| 2.5 联合生产理论 |
| 2.6 品位吨位理论 |
| 第三章 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影响因素 |
| 3.1 主要特征 |
| 3.1.1 地质属性 |
| 3.1.2 经济属性 |
| 3.1.3 环境属性 |
| 3.2 影响因素 |
| 3.2.1 地质因素 |
| 3.2.2 经济因素 |
| 3.2.3 技术因素 |
| 3.2.4 环境因素 |
| 3.2.5 突发事件 |
| 3.3 耦合作用机制 |
| 3.3.1 物理机制 |
| 3.3.2 市场机制 |
| 3.3.3 外生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质因素对可供性影响机制研究 |
| 4.1 问题描述 |
| 4.2 Copula-Hubbert生产函数 |
| 4.2.1 理论假设 |
| 4.2.2 函数形式 |
| 4.3 实证研究 |
| 4.3.1 铟的伴生特征 |
| 4.3.2 参数估计 |
| 4.3.3 峰值模拟 |
| 4.3.4 结果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因素对可供性影响机制研究 |
| 5.1 问题描述 |
| 5.2 理论模型 |
| 5.2.1 理论假设 |
| 5.2.2 门限模型 |
| 5.3 实证研究 |
| 5.3.1 变量与数据 |
| 5.3.2 平稳性检验 |
| 5.3.3 门限效应估计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技术因素对可供性影响机制研究 |
| 6.1 问题描述 |
| 6.2 理论模型 |
| 6.2.1 理论分析 |
| 6.2.2 地质维度 |
| 6.2.3 市场维度 |
| 6.3 实证研究 |
| 6.3.1 数据及变量 |
| 6.3.2 参数估计结果 |
| 6.3.3 评价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突发事件对可供性影响机制研究 |
| 7.1 问题描述 |
| 7.2 市场影响 |
| 7.2.1 国际市场 |
| 7.2.2 中国市场 |
| 7.3 可供性影响 |
| 7.3.1 理论分析 |
| 7.3.2 在险产量 |
| 7.3.3 未来的不确定性及对策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
| B新冠疫情下国际金属市场预测 |
（5）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贸易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原产地规则贸易效应机理分析 |
| 2.1 贸易扩张效应 |
| 2.2 贸易保护效应 |
| 2.3 贸易地理方向转移效应 |
| 2.4 贸易约束效应 |
| 第三章 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内容分析 |
| 3.1 中澳自贸区建立和发展情况 |
| 3.2 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主要内容 |
| 3.3 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分行业分布 |
| 3.4 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特征 |
| 第四章 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分析 |
| 4.1 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的前提假设 |
| 4.2 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限制指数 |
| 4.3 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行业限制指数 |
| 第五章 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取 |
| 5.2 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贸易效应实证检验 |
| 5.2.1 Hausman检验 |
| 5.2.2 双边贸易实证检验结果 |
| 5.3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5.3.1 PPML检验 |
| 5.3.2 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行业限制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GDP定义和核算思路 |
| 2.1.1 定义 |
| 2.1.2 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3 非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4 各国核算研究与实践 |
| 2.2 资源耗减核算研究 |
| 2.2.1 资源耗减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2.2 资源耗减估价 |
| 2.3 环境降级核算研究 |
| 2.3.1 环境污染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3.2 环境降级估价 |
| 2.3.3 环境改善核算 |
| 2.4 环境保护支出核算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2.5.1 核算理论评述 |
| 2.5.2 核算方法评述 |
| 2.5.3 核算数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
| 3.2 SEEA核算体系 |
| 3.3 弱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4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3.5 外部性理论 |
| 3.6 边际成本理论 |
| 3.7 小结 |
| 第4章 研究理论框架与方法重构 |
| 4.1 绿色GDP定义和相关界定 |
| 4.1.1 绿色GDP定义和公式 |
| 4.1.2 绿色GDP核算原则和时空界定 |
| 4.2 绿色GDP核算框架重构 |
| 4.2.1 SNA和 SEEA局限性 |
| 4.2.2 拓展生产范围 |
| 4.2.3 虚拟资源环境部门 |
| 4.2.4 纳入环境改善因素 |
| 4.2.5 引入负价值概念 |
| 4.2.6 重构投入和产出关系 |
| 4.2.7 改进的绿色GDP核算框架 |
| 4.3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构建 |
| 4.3.1 资源耗减投入 |
| 4.3.2 公共环保投入 |
| 4.3.3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负产出 |
| 4.3.4 GDP和各科目的逻辑自洽性 |
| 4.3.5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 |
| 4.4 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4.1 指数在绿色GDP核算中的适用性 |
| 4.4.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4.4.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4.4.4 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4.5 绿色GDP价值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5.1 构建估价机制 |
| 4.5.2 引入距离函数 |
| 4.5.3 采用线性规划方法 |
| 4.5.4 求解影子价格 |
| 4.6 小结 |
| 第5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构建 |
| 5.1 研究地区概况与数据 |
| 5.1.1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概况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数据代表性、匹配性和全面性 |
| 5.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5.2.1 资源耗减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2.2 资源耗减指数计算公式 |
| 5.2.3 基于生态足迹的资源耗减指数 |
| 5.3 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5.3.1 环境污染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3.2 环境污染指数计算公式 |
| 5.3.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5.3.4 环境污染指数权重计算 |
| 5.3.5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 |
| 5.4 小结 |
| 第6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估价 |
| 6.1 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1.1 生产可能性集和能源距离函数 |
| 6.1.2 指标选择、创新和描述性分析 |
| 6.1.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1.4 影子价格求解 |
| 6.2 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2.1 环境生产技术和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 |
| 6.2.2 指标、方向向量选择和描述性分析 |
| 6.2.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2.4 影子价格求解 |
| 6.3 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调整 |
| 6.3.1 基于非效率因素调整的原理和方法概述 |
| 6.3.2 基于价格指数和增加值率调整的方法概述 |
| 6.3.3 经调整的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实际价格 |
| 6.4 小结 |
| 第7章 山西省绿色GDP核算与分析 |
| 7.1 绿色GDP各调整项目核算与分析 |
| 7.1.1 资源耗减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2 公共环保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3 环境污染负产出核算与分析 |
| 7.1.4 调整项目合计与分析 |
| 7.2 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1 山西省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2 山西省各市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3 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1 研究结论 |
| 8.1.2 政策建议 |
| 8.2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8.2.1 研究不足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造林面积 |
| 附录2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8）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区位理论与集聚经济 |
| 2.1.2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空间集聚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相关研究 |
| 2.2.1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2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3 促进山区发展的对策研究 |
| 2.2.4 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1 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1.1 区域经济发展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1.2 区域发展战略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2 自然地形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2.1 山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
| 3.2.2 自然地形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3 交通运输与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 |
| 3.3.1 交通运输对城镇化的影响 |
| 3.3.2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
| 3.4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4.1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 |
| 3.4.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演变 |
| 3.5 本章小结 |
| 4 西南地区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发育特征分析 |
| 4.1 经济基础综合测度 |
| 4.1.1 经济发展历程 |
| 4.1.2 工业化发展阶段 |
| 4.1.3 竞争能力测度 |
| 4.1.4 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 |
| 4.2.1 人口城镇化 |
| 4.2.2 经济城镇化 |
| 4.2.3 整体城镇化 |
| 4.2.4 城镇空间拓展 |
| 4.3 城镇等级结构变化分析 |
| 4.3.1 人口规模等级结构 |
| 4.3.2 城市经济等级结构 |
| 4.3.3 城市空间等级结构 |
| 4.3.4 城市消费等级结构 |
| 4.3.5 城市职能和类型多样化 |
| 4.4 本章小结 |
| 5 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压力评价 |
| 5.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及特征 |
| 5.1.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 |
| 5.1.2 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
| 5.2 资源环境要素供需状态评价 |
| 5.2.1 土地资源 |
| 5.2.2 淡水资源 |
| 5.2.3 矿产与能源 |
| 5.2.4 森林与草地资源 |
| 5.2.5 资源开发压力评价 |
| 5.3 资源环境开发对城镇化影响评价 |
| 5.3.1 “地—地”关系评价 |
| 5.3.2 “人—地”关系评价 |
| 5.3.3 资源开发的负面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6 交通运输对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交通运输主要特征 |
| 6.1.1 运输网络发展 |
| 6.1.2 专业化程度 |
| 6.1.3 运输距离 |
| 6.1.4 运输成本 |
| 6.1.5 运输能耗 |
| 6.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测度 |
| 6.2.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6.2.2 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 6.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2.4 VAR模型的估计及脉冲分析 |
| 6.3 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选择 |
| 6.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3.3 实证过程及实证结果 |
| 6.3.4 基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山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
| 7.1 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
| 7.1.1 对区域发展差异与不平衡问题的再认识 |
| 7.1.2 对效率与公平抉择问题的再认识 |
| 7.2 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 |
| 7.2.1 瑞士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2.2 贵州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3 山地城镇化发展思路与措施 |
| 7.3.1 总体发展思路 |
| 7.3.2 发展路径选择 |
| 7.3.3 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贸易利益 |
| 1.2.2 增加值贸易 |
| 1.2.3 贸易隐含碳 |
| 1.2.4 绿色贸易利益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贸易利益的测度研究 |
| 1.3.2 增加值贸易核算研究 |
| 1.3.3 贸易隐含碳核算研究 |
| 1.3.4 绿色贸易利益测度研究 |
| 1.3.5 综合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主要创新点 |
| 2 绿色贸易利益的理论基础与测度方法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贸易利益的来源与分配理论 |
| 2.1.2 绿色贸易利益的来源与分配理论 |
| 2.1.3 隐含流与碳足迹理论 |
| 2.1.4 投入产出理论 |
| 2.1.5 绿色贸易利益理论传导机制 |
| 2.2 测度方法 |
| 2.2.1 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下对外贸易利益测度方法 |
| 2.2.2 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 |
| 2.2.3 贸易隐含碳测度方法 |
| 2.2.4 可持续发展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方法 |
| 3.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3.1 测度思路 |
| 3.2 模型构建 |
| 3.2.1 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
| 3.2.2 对外贸易利益的价值增值分解与增加值贸易统计模型 |
| 3.2.3 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下对外贸易隐含碳测度模型 |
| 3.2.4 基于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的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模型 |
| 3.3 数据处理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数据处理 |
| 4 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下中国对外贸易利益测度与分析 |
| 4.1 中国单边贸易下增加值贸易测度与分析 |
| 4.1.1 增加值出口分析 |
| 4.1.2 增加值进口分析 |
| 4.1.3 增加值贸易净额分析 |
| 4.2 中美双边贸易下增加值贸易测度与分析 |
| 4.2.1 中国对美国增加值出口分析 |
| 4.2.2 中国对美国增加值进口分析 |
| 4.2.3 中美双边贸易下增加值贸易净额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下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测度与分析 |
| 5.1 中国单边贸易下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及转移 |
| 5.1.1 中国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与责任分担 |
| 5.1.2 中国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与来源结构 |
| 5.1.3 中国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与碳贸易条件指数 |
| 5.1.4 与以往的研究对比 |
| 5.2 中美双边贸易下中国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与转移 |
| 5.2.1 中国对美国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与责任分担 |
| 5.2.2 中国对美国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与责任分担 |
| 5.2.3 中美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与碳贸易条件指数 |
| 5.2.4 与以往的研究进行对比 |
| 5.3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的中国绿色贸易利益测度与分析 |
| 6.1 中国单边贸易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与分析 |
| 6.1.1 中国绿色增加值贸易净额分析 |
| 6.1.2 中国绿色增加值贸易环境成本指数分析 |
| 6.2 中美双边贸易下中国绿色贸易利益测度与分析 |
| 6.2.1 中国绿色增加值贸易净额分析 |
| 6.2.2 绿色增加值贸易环境成本指数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单边贸易下总值贸易净额与增加值贸易净额的数量关系推导 |
| 附录2 WIOTs2013 版行业代码的名称对应表 |
| 附录3 WIOTs2016 版行业代码的名称对应表 |
| 附录4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TiVA方法及与金砖国家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方法概述 |
| 2.1 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理论 |
| 2.2 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理论 |
| 2.3 增加值贸易(TiVA)统计方法 |
| 2.4 GVC分工地位指数 |
| 第三章 基于TiVA的中国对外贸易核算 |
| 3.1 中国全行业TiVA核算 |
| 3.2 中国制造业TiVA演变特点 |
| 3.3 中国服务业TiVA演变特点 |
| 第四章 中国在GVC分工地位测算及与金砖国家的比较 |
| 4.1 中国各产业在GVC分工地位测算 |
| 4.2 中国各产业在GVC分工地位演变特点 |
| 4.3 中国与金砖国家制造业在GVC分工地位比较 |
| 4.4 中国与金砖国家服务业GVC分工地位比较 |
| 第五章 中国在GVC国际分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中国在GVC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 |
| 5.1.1 研发投入 |
| 5.1.2 人力资本 |
| 5.1.3 交易费用 |
| 5.1.4 基础设施 |
| 5.1.5 资源禀赋 |
| 5.1.6 外商直接投资(FDI) |
| 5.1.7 对外直接投资(OFDI) |
| 5.1.8 贸易便利化 |
| 5.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构建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来源 |
| 5.2.3 计量模型构建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加大高精尖产业的研发投入比重,注重科研人员的培养和待遇 |
| 6.2.2 加强基础设施网络的完善,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平台 |
| 6.2.3 合理利用资源禀赋,优化配置资源流向 |
| 6.2.4 优化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
| 6.2.5 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 |
| 6.2.6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部分非金属矿产品最新国际市场价格及比较(一)（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竞争力研究——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背景[J]. 邹国伟,刘艳,李文秀. 东岳论丛, 2021(07)
- [2]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美双边贸易利益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李晓春. 重庆工商大学, 2021
- [3]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D]. 张宁宁. 山东大学, 2021(11)
- [4]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D]. 朱永光. 中国地质大学, 2021
- [5]中澳自贸区原产地规则贸易效应研究[D]. 李诗慧. 河北大学, 2021
- [6]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7]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D]. 童超.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8]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D]. 丁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9]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研究[D]. 姜雯昱.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10]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TiVA方法及与金砖国家的比较[D]. 鞠宗正. 青岛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