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爱国情缘（论文文献综述）
周浒[1]（2021）在《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的新闻人范长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张国庆[2]（2020）在《曾希圣军事情报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曾希圣是党和人民军队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曾希圣恐怕自己也没有想到,做情报工作,竟然是他一生最富有传奇色彩、也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历之一。1930年11月,在武汉从事了3年兵运和民运工作的曾希圣调至上海,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侦察机要工作。同年12月奉调到达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参谋部侦察科长。1932年秋,曾希圣参与创建中央军委第二局（情报局）,并被任命为首任局长。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曾希圣和二局同志排除各种干扰,破译了大量的密电码,向红军总司令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的一个较长时期,曾希圣作为中央军委二局局长负责对敌无线电侦察和密码破译等工作。曾希圣领导军委二局,多次截获并破译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密码,帮助红军化险为夷,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此外曾希圣还创办日文训练班,重视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为转入对日侦察奠定了专业人才基础。1939年2月,曾希圣秘密来到重庆,加入南方局军事组,将情报工作打入军统特务机关,为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发挥了重要作用。梳理曾希圣一生的军事情报工作,总结曾希圣军事情报工作的特点、原则以及历史贡献,肯定曾希圣军事情报工作的历史地位。同时对我国今后的军事情报工作给予一定的启示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夯实我军战斗力的精神源泉;必须不断追踪利用新技术,开拓“信息制胜”新领域;必须充分重视人的主导作用,实现技术优势的效能转化。
李萌萌[3]（2020）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涉苏宣传报道研究》文中认为土地革命时期是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共尝试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重要历史阶段。为寻求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利用报刊宣传塑造中共形象,建构革命话语权。在1927年至1937年间,中共创办多种党报,其中涉苏报道所占比重较大,并且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涉苏宣传导向不断转变。其转变原因与中共时下政治诉求和革命需要相联系,通过对中共不同报刊中涉苏报道进行分析,凸显新闻宣传与政治诉求的互推互动,折射中共新闻宣传系统的构建历程与独立探索革道路的具体实践。本文以时间线索为基础,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重点,共分为四个章节进行阐述:第一章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涉苏宣传报道的背景。简要介绍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血腥镇压。报刊的编委成员大多由政要担任,中共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打击,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中共报刊被迫“改头换面”秘密发行,新闻宣传系统一度瘫痪。而国际反苏反共势力高涨,中共革命步履维艰。第二章土地革命初期中共涉苏宣传的途径。阐述中共通过《布尔塞维克》《红旗》系列报刊及《上海报》的出版发行,重建新闻宣传系统,重构革命话语权。亦是在涉苏宣传过程中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援,以凸显中共存在的合理性。涉苏宣传成为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打压下中共革命队伍重建的支点。在此章节重点阐述《红旗》系列报刊中,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学习苏俄的革命经验,充分动员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也是学习外来知识与自身实践融会贯通的表现。第三章苏维埃共和国江西时期中共的涉苏宣传趋向。在此章中分为三小节,梳理中共机关报《红色中华》涉苏宣传报道,第一节揭示宣扬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初建之际根基不稳,以此来震慑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呼吁抗日,借苏联之势保卫苏维埃政权的目的;第二节主要论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辉煌成就,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尝试苏维埃地区建设实践,以及报道苏区建设的实践成果。第三节总结《红色中华》报涉苏宣传的特点及影响。第四章苏维埃共和国陕北时期中共涉苏宣传的转变。长征之后《红色中华》涉苏宣传出现明显转变。在第一节中介绍《红色中华》涉苏宣传报道设置转变的表现、宣传内容的转变、宣传趋向转变原因。第二节重点阐述民族危机加深的大背景下,改版后的《新中华报》在“西安事变”之后,宣传内容的变化凸显抗战背景下涉苏宣传与政治诉求紧密相联。基于中共报刊涉苏报道的分析与研究,分析中共如何将自身发展、政治动员、革命诉求贯穿新闻宣传之中,通过涉苏报道内容、报道数量、报道动态、报道方向转变折射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由借势发展到独立自主的转变,而报刊的延续发展也为中共新闻宣传导向积累经验。
向晓芳[4]（2019）在《张治中和平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张治中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为蒋介石的重要亲信。他一直致力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主张国共合作,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他从未同共产党打过仗,竭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身体力行,被称为“和平将军”,张治中的和平思想主要受当时新旧时代的更替以及个人的成长经历影响,他的“和平思想”以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基础,在整个国共斗争时期都主张国共合作,多次参加国共谈判,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到最后的北平和谈,张治中为国共合作国家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不遗余力地为和平奔走,和平思想在他军事、政治生涯中都有重要体现。本文拟分为三个部分来谈论张治中的和平思想。第一部分:主要谈论张治中和平思想产生的背景,从他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来分析他和平思想产生的原因。第二部分:谈论张治中和平思想在他军事、政治生涯中的体现,大革命时期力促国共合作,抗战后期为和平奔走三到延安,参加重庆和谈促成“双十协定”的达成,解放前夕为和平作最后的进言,参加北平和谈,挽救国共关系破裂。第三部分:浅谈张治中和平思想的特点、影响以及对和平思想的评价,张治中和平思想的特点,从对外抵抗、对内主和来加以阐述,张治中和平思想在国共关系史上有重大的影响,调和国共关系,力促国共联合抗日。最后对张治中的和平思想作具体的评价。
王鑫[5]（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研究指明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李艳红[6]（2018）在《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领导人,与曾琦、李璜被称为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驾马车。他作为民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对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受革命史研究范式影响,对左舜生研究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时间为轴,以政治和社会活动为纬,对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实践、政治活动及其思想主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将左舜生的学术活动穿插于本文的各章节之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左舜生,拓展与深化民国人物研究。出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成长在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教会学校教育,以及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都影响到了他的治学风格和个性思想。他作为典型的湖湘人物,处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了国家主义的政治信仰,终身追求民主自由,难脱书生议政的本色。左舜生以难得的历史机缘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团活动及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担任评议部主任,热心处理学会成员间的各种事务,充当学会的联络中枢。他发表对于“小组织”问题、家庭教育等热点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并参与学会的主义之争、会员能否参与政治活动等问题的论战,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其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书刊编辑与发行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提升,并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为后来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从事新书出版工作十余年,出版发行了“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系列丛书,为中华书局和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新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以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为中心,出版了系列国家主义理论着作,为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便利,也为其个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聘中华书局期间,他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收集整理史料,出版史学着作。在中国青年党早期活动中,左舜生承担了青年党“舆论造党”、党义传播和干部培训等重任。左舜生长期担任青年党宣传部长,负责党务宣传、联络与组织工作,先后参与《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铲共半月刊》《民声周报》《申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或编辑工作,鼓吹反共抗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创建知行学院以培养青年党党政干部,并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在左舜生所创办的系列报刊中,《醒狮周报》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影响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份杂志。他在发表了系列论文,宣传反共反苏和鼓吹国家主义,也发文反对西方列强对华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主张平等外交等。他参与共青两党论战,发表系列时评,为国家主义张目,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左舜生全身心投入抗战救国活动,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北上游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日未果;创办报刊（《国论月刊》《国论半月刊》《国光旬刊》）,宣传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与黄郛交谊,居间引领中国青年党其他领导人上庐山与蒋介石会面,促成国青两党共同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左舜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预测,凸显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左舜生担任国防参议员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次以在野党身份提出议案,主张抗战救国,鼓吹民主宪政。他参与皖南事变善后调处,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民盟秘书长,居间调和国共关系。在此期间,左舜生投身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和第二次宪政运动,竭力倡导抗战建国与民主宪政。抗战胜利后,左舜生关注战后局势,积极参与国共调停,力争和平建国,反对国共内战。在国共调停失败之际,他向“右”转,退出民盟,率领中国青年党参加制宪国大,参加政府改组,出任农林部长,实现了从在野到当政、从问政到从政的身份转换。但随着民国政局的剧变,左舜生的从政生涯昙花一现,实际上仅充当了国民党的“政治花瓶”,难以实现其书生“干政”的政治理想。纵观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考察其思想主张,他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报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后来演变成政客）等多重身份,具有多面性,融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反蒋与拥蒋于一体,是一个复杂多变、多重矛盾的集合体。评价左舜生的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不能因左舜生秉持反共抗俄的国家主义信条与社会实践而彻底否定他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左舜生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抗战建国、民主宪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他一些反动错误的思想行径。面对左舜生的功与过、是与非、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我们必须予以客观公正地评价。
章宏伟[7]（2016）在《张伯驹研究辨谬》文中提出现在几乎所有言说张伯驹者,开篇总说,张伯驹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并认可"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1920年代初。可当时张伯驹的生活甚是平淡无奇,声名不着,也没有表现出一位"公子"应有的风范,作为张镇芳这位曾被判处极刑之人的儿子,是不会被人们列为"民国四公子"的;从组成上来看,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民国四公子"这样的组合。为了收藏文物,张伯驹时常一掷千金,有人就认为"张伯驹为抢收中华稀世文物而不惜倾家荡产"。事实上,从张伯驹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他非凡的学识与眼力来看,张伯驹收藏古字画,虽然花费巨大,但也不至于倾家荡产。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张伯驹因字画得罪了康生,其与陈毅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来往。其实并非如此。张伯驹曾说自己一生只和陈毅见过两次面。此外,所谓的"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说法。总之,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人物纪念,都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切不可有意拔高。
杜毅,杜颖,刘畅[8]（2016）在《不负家国不负君——忆父亲母亲的风筝情缘》文中认为上海,向来是群星荟萃,名流如云。其中有一对非常特殊而且神秘的姐妹,她们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红嘴唇、绿眼影、超短裙、高跟鞋……虽然不是双胞胎,但永远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梳着一模一样的发型,甚至鞋子、饰品和背包,都是同色同款。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的年龄已过六旬。她们,便是民主革命时期着名爱国人士杜重远的女儿——杜毅、杜颖。1986年,在香港定居的杜毅、杜颖开始利
汪兆骞[9]（2016）在《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文中研究说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从2015年起便陆续迎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百年纪念热潮,一个世纪前,由一代文人学士引领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推动着中国迈入现代化进程。民国六年至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活跃、文化灿烂的局面。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在风云激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共同擎起中国文化的苍穹。翻开着名编辑家、作家、原《当代》副主编汪兆骞先生这部心血之作,触动历史长河里那一个个时间坐标,一幅近代中国重大转折期文化大师们
王钰[10]（2015）在《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张伯苓是新式教育的推进者,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教育实践形成了“公能”教育思想。“公能”教育思想包括两部分,“允公”偏重公德教育,着重于民族自觉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允能”偏重能力教育,着重于个人全面能力和现代能力的培养。“允公”与“允能”融合而成的“公能”思想,与中国现代公民的内在素质和人格内涵相契合。本文立足于张伯苓研究的现状,从“公能”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实践途径、相关评价和启示等方面进行论述,致力于全面深入地研究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突破如今学术界对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的薄弱点,使得相关“公能”教育思想的研究更趋系统化、全面化和客观化。“公能”教育思想是张伯苓经过41年的实践,历经坎坷,将西方先进教育经验与中国本土教育情况结合在一起的成果。“公能”教育思想的形成源于国内近代教育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国外教育发展成就冲击的结果；张伯苓所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国外先进经验的感染、国内同仁实践的启示以及天津本地同行的影响,形成了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促进了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成熟。“公能”教育思想的实现需通过多种途径才能实现：设置实用的科系和研究机构；努力建设并完善一支学行并重的教师队伍；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建成德治、法治并重的管理制度以及水平领先的体育教育和艺术教育,注重从德、智、才、技、体多方面综合培养全能人才。张伯苓的“公能”教育思想,是在中国人民抵抗外侮自强自立的过程中,是在现代中国剧烈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代历史新时期的高等教育仍然有着启示作用,可以说有功于历史,有益于当代。在当今高校精英教育逐步转变为大众教育的背景下,研究“公能”教育思想对现代普通高等学校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及观念有着指导意义,对于鼓励普通高校提升受教育者的内在素质,打造服务于社会的中坚型人才,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二、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爱国情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爱国情缘（论文提纲范文）
（2）曾希圣军事情报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价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预期创新点 |
| 1.5.1 研究的重点、难点 |
| 1.5.2 研究的预期创新点 |
| 第二章 在中央苏区的电讯情报活动 |
| 2.1 历史背景及曾希圣简介 |
| 2.2 开创红军破译敌人密码先河 |
| 2.2.1 赣州战役:无线电侦察面临困境 |
| 2.2.2 迎难而上,攻克破译难关 |
| 2.3 反“围剿”中建功勋 |
| 2.3.1 左倾冒险主义使红军面临险境 |
| 2.3.2 关键情报使红军恢复战役主动权 |
| 2.3.3 破获重要情报,打破敌之“围剿” |
| 第三章 红军长征中的电讯情报活动 |
| 3.1 转兵贵州建大功 |
| 3.1.1 湘黔边界:红军面临生死关头 |
| 3.1.2 通道转兵:关键情报挽救红军 |
| 3.2 四渡赤水立奇功 |
| 3.2.1 一渡赤水:放弃渡江西进,掉头脱离死地 |
| 3.2.2 二渡赤水掌握主动,洞悉敌情再取遵义 |
| 3.2.3 探知新场陷阱,三渡赤水调敌北上 |
| 3.2.4 四渡赤水突破封锁,敌情了然大胆穿插 |
| 3.3 北上甘陕再建功 |
| 3.3.1 保障长征顺利会师 |
| 3.3.2 跟随党中央北上 |
| 第四章 长征之后的军事情报工作 |
| 4.1 为巩固西北革命大本营做好情报保障 |
| 4.2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供情报支持 |
| 4.3 在重庆开辟新战线 |
| 4.3.1 前往中共中央南方局 |
| 4.3.2 将情报工作打进军统特务机关 |
| 第五章 曾希圣军事情报工作的特点和原则 |
| 5.1 曾希圣军事情报工作的特点 |
| 5.1.1 始终坚持忘我工作,努力发挥集体力量 |
| 5.1.2 开办训练班,重视情报人员素质的提高 |
| 5.2 曾希圣军事情报工作的原则 |
| 5.2.1 坚持党对情报工作绝对领导的原则 |
| 5.2.2 坚持通信保密原则 |
| 第六章 曾希圣军事情报工作的历史贡献 |
| 6.1 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情报基础 |
| 6.1.1 为长征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保证 |
| 6.1.2 为长征实现战场的机动灵活创造了条件 |
| 6.2 组织二局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
| 6.2.1 创办日文训练班,为转入对日侦察奠定了专业人才基础 |
| 6.2.2 组建军委二局四科,对日无线电侦察有了专设机构 |
| 6.2.3 培养接班人,二局对日作战有了新的主心骨 |
| 第七章 曾希圣军事情报工作的时代启示 |
| 7.1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夯实我军战斗力的精神之源 |
| 7.2 不断追踪利用新技术,开拓“信息制胜”新领域 |
| 7.3 充分重视人的主导作用,加强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3）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涉苏宣传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学术史综述 |
| 0.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0.3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1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涉苏宣传报道的背景 |
| 1.1 涉苏宣传原因及国民党的镇压 |
| 1.2 国际反苏与反共情绪的日益高涨 |
| 2 土地革命初期中共涉苏宣传的途径 |
| 2.1 《布尔塞维克》及革命宣传系统的构建 |
| 2.1.1 《布尔塞维克》创刊与宣传系统的重建 |
| 2.1.2 共产国际的指示与革命斗争的继续 |
| 2.1.3 对革命前途的思考与争辩 |
| 2.2 《红旗》系列报刊涉苏报道与工人运动的展开 |
| 2.2.1 工人运动革命理论的探索 |
| 2.2.2 工人运动的引导 |
| 2.2.3 工人运动的社会价值 |
| 2.3 《上海报》中涉苏宣传的趋向 |
| 2.3.1 全面报道:引导“中东路事件”舆论 |
| 2.3.2 持续集中报道:引导舆论,固化事件影响 |
| 2.3.3 对比报道:形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反差 |
| 3 苏维埃共和国江西时期中共的涉苏宣传趋向 |
| 3.1 政权保卫需求下的涉苏宣传 |
| 3.1.1 政权初建的“借势”需要 |
| 3.1.2 “九一八事变”后的“借势”需要 |
| 3.2 政权建设需求下的涉苏宣传 |
| 3.2.1 借鉴苏联建设经验 |
| 3.2.2 尝试苏区建设实践 |
| 3.3 《红色中华》涉苏宣传的特点及影响 |
| 3.3.1 《红色中华》涉苏宣传的特点 |
| 3.3.2 《红色中华》涉苏报道的影响 |
| 4 苏维埃共和国陕北时期中共涉苏宣传的转变 |
| 4.1 长征后《红色中华》报涉苏宣传的变化 |
| 4.1.1 报刊涉苏宣传变化的表现 |
| 4.1.2 长征后《红色中华》宣传内容的转变 |
| 4.1.3 《红色中华》宣传趋向转变的原因 |
| 4.2 改版后的《新中华报》宣传方向的变化 |
| 4.2.1 抗战背景下的革命宣传需要 |
| 4.2.2 涉苏宣传内容分析 |
| 4.2.3 《新中华报》的革命宣传导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张治中和平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
| 一、和平的定义 |
| 二、张治中的和平思想 |
| 第二节 选题依据 |
| 第三节 学术回顾 |
| 第四节 研究目标、方法以及创新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四、论文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张治中和平思想的产生背景 |
| 第一节 所处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教育经历 |
| 一、家庭教育 |
| 二、学校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张治中和平思想的集中体现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促进国共合作思想 |
| 一、黄埔军校时期斡旋于国共争斗 |
| 二、北伐战争中的国共合作到武汉分裂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联共抗日思想 |
| 一、主张联共抗日 |
| 二、参加战时国共和判 |
| 第三节 为和平奔走 |
| 一、推动重庆和谈一到延安 |
| 二、护送毛泽东二到延安 |
| 三、整军巡视三到延安 |
| 第四节 解放前夕为和平建国作最后的努力 |
| 一、最后的和平进言 |
| 二、参加最后一次和谈 |
| 三、转变立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张治中和平思想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张治中和平思想的特点 |
| 一、对外抵抗 |
| 二、对内主和 |
| 第二节 张治中和平思想的影响 |
| 一、张治中和平思想对践行“三大政策”的影响 |
| 二、张治中和平思想在国共关系史上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5）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的世界译介与交流概观 |
| 一、延安文艺作品在世界的译介情况 |
| 二、本土作家与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研究概况 |
| 一、延安作家作品在世界的研究成果 |
| 二、海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延安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 |
| 第一节 延安戏剧在世界 |
| 一、30-40年代中国戏剧的发展与变革 |
| 二、域外作家笔下的延安戏剧 |
| 三、杰克·贝尔登笔下的《白毛女》 |
| 四、德克·博迪笔下的歌剧《白毛女》 |
| 五、歌剧《白毛女》在世界 |
| 第二节 延安电影在世界 |
| 一、30-40年代中国电影的沿革与变迁 |
| 二、抗战电影的域外传播 |
| 三、域外电影人在延安 |
| 四、延安电影的发展 |
| 五、《白毛女》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 第三节 延安美术在世界 |
| 一、中国共产党美术事业发展 |
| 二、中国美术作品的早期域外传播 |
| 三、抗战木刻在世界 |
| 四、中国革命木刻对日本的影响 |
| 第四节 延安音乐艺术在世界 |
| 一、中国共产党音乐事业的发展 |
| 二、《黄河大合唱》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 三、延安革命歌曲在世界 |
| 四、延安音乐思潮对日本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域外作家在延安 |
| 第一节 书写延安的域外视点与研究现状 |
| 一、书写延安的三个维度 |
| 二、域外延安书写的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美国作家的延安书写 |
| 一、第一阶段:1936-1939 |
| 二、第二阶段:1939-1949 |
| 第三节 其他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 |
| 一、其他域外记者的延安文本 |
| 二、其他国际友人的延安文本 |
| 第四节 不同时空下的域外延安书写 |
| 一、各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域外书写 |
| 二、延安时期前后的域外书写 |
| 第五节 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化意蕴 |
| 一、域外延安文本的创作背景与文化缘起 |
| 二、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 |
| 第一节 丁玲作品研究与译介述评 |
| 一、丁玲的创作与本土研究述评 |
| 二、丁玲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域外丁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
| 一、真实性问题:作者与人物 |
| 二、两极断裂论:文学创作“转向” |
| 三、情感研究:政治追求与爱情追求 |
| 第三节 梅仪慈的丁玲研究 |
| 一、“意识形态”再认识及其局限 |
| 二、“冲击—反应”论的移植和再造 |
| 三、“隐喻”书写:疾病与空间 |
| 第四节 域外丁玲研究的其他可能 |
| 一、女性文学研究与丁玲小说研究 |
| 二、作家传记研究与丁玲的政治生涯 |
| 三、人文心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丁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重要延安作家的域外研究 |
| 第一节 赵树理研究在世界 |
| 一、赵树理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二、海外赵树理研究的主要话题 |
| 三、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中的赵树理 |
| 四、“听觉”与“声音”媒介视野下的文学传播 |
| 五、作为“文化自信”守护者的赵树理 |
| 第二节 周立波研究在世界 |
| 一、周立波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二、域外周立波研究的不同趋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 |
| 第一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一、“回心型”文化与延安文学 |
| 二、“情本体”与“抒情”传统 |
| 第二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损耗”与局限 |
| 一、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 |
| 二、“现代性”复杂而单一的面孔 |
| 三、文化差异与接受误区 |
| 第三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思考与回应 |
| 一、“政治与文学二元论”与“冲击—反应”论 |
| 二、“想象的共同体”与“崇高” |
| 三、“崇高”与崇高化自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左舜生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左舜生研究的特征与不足 |
| 三、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点 |
| 四、从论政到从政,政治生涯昙花一现 |
| 第一章 早年左舜生的家庭与教育 |
| 第一节 家庭生活与教育 |
| 一、家庭生活 |
| 二、家庭教育 |
| 第二节 所受的学校教育 |
| 一、初等教育 |
| 二、中等教育 |
| 三、高等教育 |
| 四、赴法游学 |
| 第三节 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熏陶 |
| 一、对湖湘故土的依恋 |
| 二、梳理湖湘文化和湖湘人物 |
| 三、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左舜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
| 第一节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及其任职 |
| 一、入会的时间与原因考辨 |
| 二、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任职 |
| 第二节 左舜生主办《少年中国》 |
| 一、《少年中国》的经营活动概述 |
| 二、对《少年中国》月刊困难的处置 |
| 第三节 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思想论争 |
| 一、对小组织问题讨论 |
| 二、重视家庭教育 |
| 三、参与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争 |
| 四、关于会员能否参加政治活动的争议 |
| 小结 |
| 第三章 左舜生在中华书局的活动及影响 |
| 第一节 入职中华书局 |
| 一、加入中华书局 |
| 二、在中华书局的任职 |
| 三、短暂游学与去职 |
| 第二节 在中华书局的出版活动 |
| 一、出版“新文化丛书” |
| 二、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
| 三、负责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 |
| 第三节 中华书局对左舜生的影响 |
| 一、提供事业平台 |
| 二、奠定从政与学术研究的基础 |
| 小结 |
| 第四章 左舜生参与中国青年党的早期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的“舆论造党” |
| 一、“舆论造党” |
| 二、加入中国青年党情形 |
| 第二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早期党务活动 |
| 一、参与青年党的早期党际联合与会务 |
| 二、积极宣传国家主义 |
| 三、创办知行学院培养青年党干部 |
| 小结 |
| 第五章 左舜生主办《醒狮周报》 |
| 第一节 参与《醒狮周报》的创办 |
| 一、创办报刊的缘起 |
| 二、参与创办《醒狮周报》 |
| 第二节 反对列强侵略的言行 |
| 一、反对列强经济掠夺与武力侵略 |
| 二、参与反教会教育运动 |
| 第三节 反共、反党化教育的政治主张 |
| 一、反对共产主义 |
| 二、批判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 |
| 第四节 与《醒狮周报》的互动 |
| 一、办刊经营“大获成功” |
| 二、成为国家主义的宣传阵地 |
| 三、参与共青两党论战 |
| 小结 |
| 第六章 左舜生的抗战活动及其政治主张 |
| 第一节 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
| 一、事变前预测中日战争 |
| 二、事变后青年党人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参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
| 一、声援十九路军抗战 |
| 二、北上劝说张、吴抗日 |
| 第三节 抗日救国的主张与策略 |
| 一、主张积极抗日救国 |
| 二、争取中间抗战力量 |
| 三、赴日考察 |
| 第四节 在西安事变前后 |
| 一、事变前关注中日关系 |
| 二、事变中的活动与态度 |
| 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活动 |
| 第五节 重整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党党务 |
| 一、致力于中国青年党党务整顿 |
| 二、开启国、青两党合作 |
| 三、党内两条政治路线斗争 |
| 第六节 从庐山谈话会到国、青两党合作的确定 |
| 一、庐山谈话会前后 |
| 二、支持“八一三”抗战及国防参议会 |
| 三、国、青两党合作确定 |
| 第七节 评议陶德曼调停和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一、评议陶德曼调停 |
| 二、评议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小结 |
| 第七章 抗战时期左舜生参加民主宪政运动 |
| 第一节 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
| 一、参加第一届前三次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 |
| 第二节 参加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
| 一、参加宪政期成会 |
| 二、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失败 |
| 第三节 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一、参与皖南事变的善后调处 |
| 二、参与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第四节 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初期活动 |
| 一、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国共内战时期左舜生的活动与转向 |
| 第一节 致力于战后和平建国 |
| 一、访问延安 |
| 二、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 |
| 三、评议重庆谈判 |
| 第二节 转向国民党阵营 |
| 一、主张战后对日和解 |
| 二、出席中国青年党第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三、退出中国民主同盟 |
| 第三节 从政治协商会议到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一、拒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
| 二、参与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第四节 从制宪国大到选举风波 |
| 一、参加制宪国大 |
| 二、参加改组政府 |
| 三、出任农林部长 |
| 四、选举风波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张伯驹研究辨谬（论文提纲范文）
| 一、所谓“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并不存在 |
| 二、所谓“张伯驹为抢收中华稀世文物而不惜倾家荡产”的说法并不属实 |
| 三、所谓张伯驹“因字画得罪康生”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
| 四、所谓“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的说法不切实际 |
| 五、结语 |
（10）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1.1 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时代基础 |
| 1.1.1 国内新旧教育的状况 |
| 1.1.2 国外大学教育的状况 |
| 1.2 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 |
| 1.2.1 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 |
| 1.2.2 国外先进经验的感染 |
| 1.2.3 国内同仁实践的启示 |
| 1.2.4 天津本地同行的先导 |
| 1.3 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 |
| 1.3.1 “公能”教育思想的萌发期(1898-1918) |
| 1.3.2 “公能”教育思想的发展期(1919-1937) |
| 1.3.3 “公能”教育思想的成熟期(1938-1949) |
| 2 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
| 2.1 “允公”教育思想 |
| 2.1.1 服务国家：“爱国爱群之公德” |
| 2.1.2 服务社会：“教育为社会谋进步” |
| 2.2 “允能”教育思想 |
| 2.2.1 培养全面能力 |
| 2.2.2 培养现代能力 |
| 2.3 “允公”与“允能”的关系 |
| 2.3.1 “允公”之于“允能” |
| 2.3.2 “允能”之于“允公” |
| 3 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实践途径 |
| 3.1 讲求实用的专业设置 |
| 3.1.1 注重科系建设的实用性 |
| 3.1.2 注重研究机构的实用性 |
| 3.2 学行并重的教师队伍 |
| 3.2.1 重视教师人才的选聘 |
| 3.2.2 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 |
| 3.2.3 培养未来的储备力量 |
| 3.2.4 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
| 3.3 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 |
| 3.3.1 拓宽渠道寻求经费 |
| 3.3.2 多种方式筹措经费 |
| 3.3.3 恪守原则善用经费 |
| 3.4 特色鲜明的管理制度 |
| 3.4.1 民主德治化管理 |
| 3.4.2 严格法治化管理 |
| 3.5 国内领先的体育教育 |
| 3.5.1 初步实施体育教育 |
| 3.5.2 全面推广体育教育 |
| 3.5.3 与世界接轨发展体育教育 |
| 3.6 艺术教育与人格塑造 |
| 3.6.1 高度重视积极推广新剧教育 |
| 3.6.2 强化艺术教育培养全面人才 |
| 4 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
| 4.1 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评价 |
| 4.1.1 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成就 |
| 4.1.2 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特色 |
| 4.1.3 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
| 4.2 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的启示 |
| 4.2.1 树立服务意识,强化公德建设 |
| 4.2.2 践行素质教育观,培养全面型人才 |
| 4.2.3 树立民主办学思想,完善管理体系 |
| 4.2.4 面向社会和就业需求,实施实践育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张伯苓教育年谱简编 |
| 附录2：南开大学院系设置及其历史演变(1919-1949) |
| 申请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爱国情缘（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的新闻人范长江研究[D]. 周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曾希圣军事情报工作研究[D]. 张国庆. 天津商业大学, 2020(12)
- [3]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涉苏宣传报道研究[D]. 李萌萌. 辽宁大学, 2020(05)
- [4]张治中和平思想研究[D]. 向晓芳. 吉首大学, 2019(02)
- [5]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D]. 李艳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7]张伯驹研究辨谬[J]. 章宏伟.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6)
- [8]不负家国不负君——忆父亲母亲的风筝情缘[J]. 杜毅,杜颖,刘畅. 文史博览, 2016(04)
- [9]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J]. 汪兆骞.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16(01)
- [10]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研究[D]. 王钰. 北方工业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