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围绕中心 加强党建——江苏吴江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董博[1]（2019）在《中国人才发展治理及其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才问题历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重大问题。选择研究“人才发展治理”问题,主要基于以下时代背景:一是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全球人才竞争变革。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已经逐步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由于人才资源的稀缺性,全球范围内的人才竞争日趋激烈,这些竞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薪酬、待遇、平台的比拼,而日益成为全方面、系统性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较量。二是治理理论的出现引发对人才发展路径的反思。治理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以来,被应用于各类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与此同时,人才发展格局正在改变,政府不再是推动人才发展的唯一责任主体,市场经常性在人才配置中出现失灵,社会组织蓬勃兴起开始参与人才发展事务,人才也以独立的姿态成为推动人才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促使我们必须用治理理念去重新审视人才发展问题。人才发展已经踏入治理时代。三是破解人才发展实践难题需要构建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我国人才发展面临着国际人才竞争力不足、区域人才发展不平衡、面向未来的高端人才开发体系不成熟三大挑战,需要用开放包容的制度、运行高效的模式、科学规范的机制解决,这些都是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四是党管人才体制加速人才发展治理进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作出一系列讲话、批示和指示,体现出丰富的治理思想。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如何构建适应创新驱动要求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推动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成为当前我国人才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特别是2016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做出“构建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部署,为人才发展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指明了方向,人才发展治理开始在更广范围内受到关注。这些重大变革趋势,凸显了人才发展治理的重要性,为人才发展治理创造了条件。本研究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在理论上,用治理理论思考人才发展问题,梳理人才发展治理形成脉络、概括人才发展治理特征、提出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应然框架,丰富和拓展了治理理论的研究范畴。二是在实践上,从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发,系统分析我国人才发展治理案例,概括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实践困境,尝试提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构建路径,对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践具有参考借鉴意义。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和实地调研等方法。一是通过查阅文献,对人才发展治理的概念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研究,确定研究重点,梳理理论基础。二是对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发展基础的12个国家人才发展实践进行梳理和对比,从中寻找人才发展治理基本规律。三是深入3个省的15个县市的农村、园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实地走访、访谈座谈等,选择重点人才发展案例进行“解剖麻雀”式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体系构建路径。本文除去绪论和结论共分四章:第一章“人才发展治理概念阐释和理想愿景”。基于对有关概念产生背景和发展脉络的梳理阐述,对本研究涉及的人才、人才发展和人才发展治理三个核心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界定,对人才发展治理的整体特征进行初步描述,提出了多中心布局、多层次结构、多关系网络的人才发展治的理想愿景,使研究问题范畴更加精准。第二章“人才发展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国际借鉴”。一是依次剖析对人才发展治理研究有支撑作用的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和治理理论,探讨阐述这些理论对于丰富人才发展治理理论和指导人才发展治理实践的作用和意义。二是梳理、回顾、对比12个国家人才发展实践历程,挖掘国外人才发展过程中的治理思想。三是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等四个维度,归纳国外人才发展治理基本要素特征。最后,对世界主要国家人才发展治理共性经验进行概括,从中寻求对人才发展治理的规律性认识。第三章“人才发展治理的中国探索和理论反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才发展治理孕育发展历程进行概括,对4个人才发展典型案例和东北J省人才发展治理实践进行案例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遇到的治理目标不明确、治理体制不顺、治理环境不优等实践困境,以及我国人才发展治理面临的适应人才自由全面发展需要、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适应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需要等4方面趋势要求。第四章“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体系框架和建构路径”。在前面研究基础上,提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应然构架,对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建设目标、机制构成进行概括。并进一步阐述了构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路径,从夯实运行基础、强化能力建设、完善方式手段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创新之处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从人才自身、人才资本和人才事业三者共同发展的视角提出“人才发展”的概念。学者们对“人才”概念研究论述得较多,但对于“人才发展”少有探讨。研究中在对人才发展概念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历史上与“人才发展”内涵相似、使用语境相近的有关概念进行比较基础上,跳出基于“人才发展”语义层面的理解,提出人才发展是“包括人才自身发展、人才资本增值、人才事业进步在内的诸多公共事务的总和”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助于准确确定“人才发展治理”的研究范畴。二是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等4方面概括了世界主要国家人才发展治理的特征。通过将人才发展置于治理视角下进行探讨,从人才竞争战略、人才培养开发、人才引进、人才法律法规等4方面,对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12个国家人才发展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和对比分析,概括出治理主体多元与协同、治理方式法制与规范、治理能力现代与科学、治理结构立体与高效等人才发展治理规律性特点。并从操作层面对政府主导的宏观决策机制、畅通的跨部门合作机制、人才资金投入多元化机制、市场化运作与国家战略有机结合、全链条人才开发体系等5方面经验做法进行阐述。此前没有学者对人才发展治理的特点和经验进行概括。三是用治理理论对中国人才发展实践进行剖析,对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孕育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并通过案例分析概括了当前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主要理念和方法。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将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产生发展过程概括为“基础积累期”“雏形出现期”“格局加快构建期”和“体系形成期”4个阶段。并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选择“人才争夺战降温”“区域间人才平衡发展”“推动人才科技成果转化”“优化人才发展生态”等4个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单位层面人才发展治理实践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从中概括出政府间合作、推动政府角色重塑、公共服务市场化、多中心治理等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从而对我国人才发展实践困境和趋势要求进行了科学判断,对于科学客观判断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状况具有一定意义。四是提出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体系框架和构建路径。基于对国际和国内人才发展治理实践的分析,对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是什么”“怎么办”问题进行阐释,将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概括为以“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为目标,由“党委统筹的领导机制”“政策引导的运行机制”“市场配置的动力机制”“依法治国的保障机制”构成的网络化治理,并对建设目标和机制构成进行深入阐述。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了通过深化改革、优化生态、提升信息化水平和加强监测评估等策略加快构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张世定[2]（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兰芳[3]（2020）在《我国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才聚则事业兴”,在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攻坚时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资源,三期叠加时代的中国发展与人才的集聚共享有着紧密的联系。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人才管理曾指出:要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把党内外、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同时,在我国区域经济建设中,在国家的各项政策之下,区域金融集聚区纷纷被创建,随着其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升,区域金融的发展对于金融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通过金融人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手段也越来越明确。从理论上来讲,金融人才的集聚既要依靠市场,又要依靠政府行为的创新。所以,有效吸引金融人才、加快金融人才集聚成为当前政府关注的重点。在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筑巢引凤”正成为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近年来,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政策吸引金融人才,着力在本地打造金融人才集聚区。本文之所以选择政府行为作为研究区域金融人才集聚的切入点,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外部环境对区域人才集聚的效应至关重要,而区域外部环境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行为和绩效,它对人才集聚效应的产生与发挥具有宏观的支撑作用。这里的区域既是指行政区域,也指经济区域和地理区域。由于区域的差异性,不同区域的人才集聚模式只能借鉴,不能模仿,区域地方政府只有经过不断试错、多次博弈才能找到适宜于本区域人才集聚特点的合作机制。第二,政府提供的人才集聚环境表现为两种效应,分别是人才集聚的经济性效应和不经济性效应。当政府制定了合理的人才集聚政策和长期发展战略,为人才集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使人才集聚在不断的动态博弈中处于一种和谐的发展机制下,人才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组合达到理想状态时,人才集聚就表现为经济性效应;当政府没有制定或者制定了违背区域发展规律的人才集聚政策和长期发展战略,人才集聚中各要素就会相互冲突、形成内耗,使人才集聚总效应低于人才分散状态下的效应之和。如果人才集聚表现为经济性效应,那么政府就应该进一步加强人才集聚的相关政策和战略;如果人才集聚表现为不经济性效应,那么政府和企业就应该改变各自的战略政策或者采取措施防止人才集聚不经济效应进一步恶化。基于上述问题的提出,本文围绕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从理论、实证、对策三个层面进行研究分析。按照“政府行为的动因需求——现实考量——运行机制——绩效检验——路径提升”的思路,沿着从理论到事实,从事实到对策,理论结合事实并指导对策,事实检验理论和对策的途径,综合分析政府行为与人才集聚的逻辑关系问题,以期为区域金融人才的集聚与政府行为的良性互动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路与参考。首先,理论层面。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现实背景、写作目的以及理论与实践意义,概括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以及所用的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不足之处以及后续的研究展望。随后对文章涉及的如政府行为、金融人才集聚等核心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并分别对政府行为、人才集聚等相关基础理论做了归纳,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最后,梳理了相关文献。其次,事实层面。第一,对区域金融人才集聚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动因需求进行分析。从行为对象层面看,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人才的积累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行为主体层面看,政府是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资源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同时,政府行为影响着组织和个体行为的选择。第二,对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考量。首先,利用区位熵系数法完成了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金融人才集聚程度的测定,总结了各省市金融人才的集聚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各区域当前在金融人才集聚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同时,通过对各区域间各级政府促进金融人才集聚的政府行为资料、政策文件的分析和对政府部门的深度访谈,整理分析了现有的政府行为内容,归纳总结当前我国区域金融人才集聚过程中政府行为的运行机制,指出了政府在区域金融人才集聚过程中主要的行为内容包含四个方面,分别是制度建构行为、组织协调行为、经济管理行为和社会服务行为。同时指出政府在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也面临着各种困境、存在着不足。第三,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政府行为的绩效。主要采用面板回归模型从政府行为促进金融人才集聚的有效性,以及政府行为对金融人才集聚的区域联动效应检验两方面来分析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有效性。第四,对国外发达国家区域人才集聚过程中政府行为的经验梳理总结。选取美国、新加坡和日本作为借鉴对象,比较了不同国家促进区域人才集聚的具体政府行为模式,具体分析了不同国家的移民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法律环境建设举措及政府创新服务行为等。提炼国外政府在推动金融人才集聚中可供借鉴的经验,作为我国政府的参考借鉴。最后,对策层面。为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人才集聚,本文提出了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优化路径。首先明确了政府的角色定位,而后从制度建构、组织协调、经济管理和社会服务四个方面的内容具体建议,完善政府政策体系、优化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以寻找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人才集聚的最佳契合模式。
石立春[4]（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赵轩[5]（2019）在《实践论思维方式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古往今来,世界各国均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培养国民爱国主义情感和观念的主要方式,并力求通过爱国主义教育使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本国的民族精神。一直以来,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爱国主义教育始终高度重视,并结合世势国情不断丰富和完善爱国主义内涵,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爱国主义理论,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遵循法则和重要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承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创新发展的爱国主义思想,对爱国主义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2015年12月30日）时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着重强调了爱国主义教育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和爱国主义精神阐释,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效果。”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表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具有永恒意义的事情,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必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党中央的政治要求,也是社会现实提出的实际需要。一方面,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进的过程中,需要以爱国主义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精神文明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必然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基础;应对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多元价值冲突问题,与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国家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腐朽错误思潮的斗争仍然需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境内外环境中的种种政治图谋,既需要国家层面的恰当应对,也需要以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广大中华儿女扞卫自身权益,形成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可以说,实现爱国主义精神的现实价值最主要的依靠途径仍然是爱国主义教育,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所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可以通过一定的教育方式把爱国主义理论研究的相关成果落实到教育实践中;也可以从爱国主义教育本身入手,从实践的视角展开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实现对教育实践的理论指导。本文就是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从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入手,对爱国主义教育理论展开的新探索。本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分为五章。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为理论前提部分,第三、四、五章为理论研究主体部分。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前提。“实践论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思维方式,是针对抽象化的“知识论思维方式”具有革命性变革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从其本身来说的核心观念主要有三个:从实践出发的问题意识;从“现实的人”出发的具体意识;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的整体意识。“实践论思维方式”对于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是本文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理论前提。第二章,立足实践重释爱国主义相关概念并从不同学科视角探讨相关前提性理论问题。本章首先从实践出发重释与爱国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即“爱”“国”“主义”和“精神”,为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作出相应的理论铺垫;其次,对研究爱国主义理论的相关学科——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爱国主义理论中的侧重点及成因进行研究,明确这些学科从不同的实践关系出发反映出爱国主义理论研究的不同实践视角,为爱国主义教育理论汲取不同学科研究爱国主义的理论成果提供尽量丰富理论参考;最后,从教育实践的角度比较不同学科研究爱国主义理论的特点,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爱国主义理论突出的实践性特征,以及从实践出发能够整合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学科地位,从而确立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应具有丰富的实践视野以及本文贯穿实践论思维方式,立足教育实践的理论体系。第三章,以实践论思维方式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强调贯彻“现实的人”观念。本章首先以实践的视角考察爱国主义的主体理论和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的相关理论,从而确定爱国主义教育对象在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中应有的核心地位。其次,以实践论思维方式中“现实的人”观念探讨爱国主义教育对象所具有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精神属性不同维度的内在规定性,并以“现实的人”的自然成长历程对全部属性予以体现生成性的整合,为爱国主义教育阶段性和群体性的划分奠定基础。最后,进一步贯彻实践论思维方式,借鉴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相关理论对爱国主义教育对象作以更加深入的考察,以把握更加具体化的教育对象。由此从教育对象的角度看爱国主义教育,就应当以教育对象的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内在规定为主,划分不同的教育阶段和群体,开展相应的教育。第四章,以实践论思维方式研究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强调着眼“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根基。“现实生活世界”是“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体现出自身整体性、具体性和规律性的统一。对于“现实的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从其“现实生活世界”中确定教育内容。一是探讨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范畴和结构确立与爱国主义客体、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二是以“现实生活世界”观念研究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结合第二章的相关理论,提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要与“现实生活世界”观念相结合。在对象性内容范畴上要体现爱国主义客体理论的整体性,即要包含自然、人民、文化和政治四个方面;在生活化内容范畴上要体现“现实生活世界”整体中的具体性,即要注重与“现实的人”在客观实践中的相关要素相结合;在教育内容结构化方面既要涵盖“现实生活世界”自身以“历史、现实、未来”为主的层次规律,也要满足社会关系需要的相应规律,还要体现以教育对象“情、知、意”为主的精神发展规律;三是在更加具体化的层面实现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在自然维度、人民维度、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着眼“现实生活世界”的展开,并探讨各维度教育内容逻辑的现实依据和要求。第五章,以实践论思维方式探讨爱国主义教育策略与方式的具体化理论。本章针对作为“现实的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对象,在理论上研究对于不同教育群体如何进行富有成效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教育策略和方式的具体化原则,体现合规律性。一是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策略的实施主体,即教育主体的具体化作以相应的讨论;二是针对学前教育、小学至大学教育、社会教育中所包含的主要教育群体,对其爱国主义教育策略的设定原则进行了论述;三是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探讨爱国主义教育策略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方式运用原则,以及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具体化的基本路向。这些实践原则的探讨,能够指导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针对不同教育群体运用相应的教育策略与方式,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本文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理论,在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通过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爱国主义教育理论中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策略以及教育方式都从具体化的方向进行了新的阐释,这些阐释为加强具有针对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成果。
吴伟[6]（2020）在《宜兴市“放管服”改革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放管服”改革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放”“管”“服”并非三者的简单叠加,而是紧密联系的整体,涉及了包括市场、社会、行政、政治在内的多个领域,实践形式涵盖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甚至是党政机构改革等众多方面的努力。县域是各项改革的执行端,是“放管服”改革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研究县域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深入挖掘其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方面的漏洞可以指导基层后续改革工作,有助于将国家顶层设计落实到基层实践,也有助于将基层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反馈至上级决策者,使县域政府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宜兴作为全国百强县,承担了多项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试点任务,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两个层面的问题,治理能力层面存在“统”“放”“管”“服”四大能力不足的问题,治理体系层面的问题则体现在治理的主体、机制和效果上。通过运用善治理论和服务型政府理论分析上述问题,结合周边同级区划的实践经验,提出要从构建党建集成改革体系、权责动态调整体系、科学的审管罚体系、高质量的服务供给体系等四大体系来破解宜兴“放管服”困境。
王蒙怡[7]（2020）在《基础性权力视角下的网格化治理研究 ——基于吴江案例》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具有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职能,作为治理体系的价值赋能,网格化治理契合社会分权、部门整合、协同共治,是一种理念叠加和发展需要基础上的大数据运用、信息化发展,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正遭遇价值偏移与表面治理的问题质疑。究其根本在于,网格化治理是关于治理工具、权力运行、官民关系、政社合作的复合型题域,部分最优不一定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同时由于国家逻辑与地方治理的利益冲突易造成国家理念失真。基于这一判断,本文从基础性权力视角出发,致力于实现网格化治理的题域整合,从学理与实践的双重逻辑分析网格化治理的本质与手段以促进国家逻辑与地方治理的有效耦合,实现政府权力资源与社会权利资源的有效合作。本文选取典型案例吴江,从基础性权力的领土中央性、嵌入性自主、官僚自主性、社会渗透四个维度分析其网格化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而后通过资料分析与深入访谈揭示网格化治理正遭遇重视工具价值弱化价值理性、选择性执行与偏利行为、横向资源分配不平以及国家与社会双向渗透不平衡的内卷化、异化挑战,并通过案例深度分析追溯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政府职能、集体行动困境以及技术风险原因。最后通过国内治理经验对比分析,从理念重塑、制度创新、战略优化、技术革新、流程再造、权力平衡六个层面对网格化治理提出优化建议,以期实现华丽升阶。
戴剑飞[8]（2015）在《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前提假设是中共存在文化自强之实。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建党之初就重视政党文化建设,并在90多年革命与建设历程中坚持文化自觉、注重文化自立、展现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文化自强、路径是本选题最重要的基础概念,是建构整个理论研究的基石。论文第二章梳理并界定了相关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共文化自强路径研究框架体系。文化是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追求自由全面、平等和谐发展的活动,包括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三种形态；中国共产党文化是指为了获得并长期执掌国家政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中国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创党与治党活动,包括创党与治党的意识、规范和形象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即中国共产党自觉树立和主动调适本党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使党组织从弱小到强大的治党活动过程,实质是文化强党；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是指党从弱小到强大所选择的文化发展道路、方法、程序及其运动轨迹。第三、四章主要是历时性研究,即对中国共产党文化产生与自强过程作全景式考察分析。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的选择与强党目标的实现都是在时代转换中完成,论文以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与文化全球化、近代中华民族民主革命史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与中国现代化历程等为宏观背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作全景式阐释与建构性分析。本文研究视角自始自终是中共“党文化”自强路径,强调“党文化”是强党的“总路径”,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武装自强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现代化自强两大根本路径。在此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中共文化自强三大基本路径,即政党意识、政党规范、政党形象,这是第一层级路径。只有从政党政治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党史去考察,才能明确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色与内容。革命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点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活动中实现马列主义革命文化武装自强,即坚持马列主义革命党理论、建设马列主义革命党规范、塑造马列主义革命党形象；执政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点是实现马列主义革命党文化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自觉转型,实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现代化自强。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考察必定上升到规律层面。第五章提出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探索全面从严治党先进文化自强之道。强调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自强路径体系设计必须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现代性与民族性、科学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内容包括“马学”、“国学”、“西学”、“中共党史学”四个子系统,还有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形象文化三个子系统。意识文化子系统包括心理、精神、价值观、理论；规范文化子系统包括心理、党德、党法、国法；形象文化子系统包括物质、印象和符号。培育全面从严治党先进文化体系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新认识、文化自信的新特征、文化自强的新路径。总之,作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创新文化自强路径,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竞争力,发挥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替代的政治代表性功能和制度性功能。
张晨[9]（2014）在《转型视野中的地方治理：空间转换、体制重塑与绩效评价转向》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中国地方治理的变迁，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现代性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和社会成长的重要见证。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党政一体化的基本政治架构（Party-State System）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造就了GDP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地位，经济市场化以及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惊艳的成绩。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治理行为和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不同层面，一是中央政府层面的变革，二是中央-地方关系转换背景下地方自主性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三是国家-市场-社会这三者关系重新建构的过程。在这一系列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成为了改革的关键和中轴变量：既是中央政策的传声筒和执行者，又是基层需求的感应器，地方政府成为了中央政府和基层社会的双重代理人。其中，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行动力的激活，使得80年代后，中国国家治理在不触及根本政治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能够获得既有体制空间的拓展和体制效能的最大化释放，从而带来了从中央到地方在治理绩效方面的全方位提升，进而也给体制空间本身的转换和突破赢得了可能。然而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成长而来的，还有逐渐突显的社会不公现象、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难以回避的腐败问题，以及必须正视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固化。曾经被视为是撬动改革核心力量的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红利消耗殆尽之际，其创新动力也缺乏了更深层次的激励。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从转型政治学的视角审视、归纳和总结地方政府行为，如何判断、分析和指引大转型中地方治理的何去何从，是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要解决的时代问题。在特定制度框架内对地方核心行动者的深入分析，构成了我们今天理解30多年来中国地方治理变迁的基本立场。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整合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构建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的基本框架，即“体制空间-核心行动者-治理绩效（SAP）”，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治理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厘清改革进程中，国家构建和社会成长对地方治理形成的深远影响。以地方核心行动者为切入点，力图整合宏观体制和微观行动者的互动关系；将历史和时代造就的客观条件与行动者的主观偏好和价值观念相结合；有效联接起静态的结构功能与动态的政治过程。从而对当前社会转型的历史实践、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以及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起到具体有效的指导作用。本文正文共分为八个部分。导论详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理论基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在详尽梳理、分析和归类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中国地方治理研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的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和社会相关研究成果的不足，并对本文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明确了本文的研究设计和主要的研究假设。第一章对有关地方治理研究，从行为主义向新制度主义理论范式的视角转换进行必要性论证，指出新制度主义、行动者理论和治理理论的运用，将使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宏观与微观、历史和现实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成为可能。同时，在明确地方治理研究新范式的相关概念基础上，构建了以体制空间为治理行为的约束与激励条件，以核心行动者为地方治理过程的中轴变量，以及治理绩效为地方治理的目标诉求和评价体系，这一整套完整的地方治理分析框架。最后再次强调“S-A-P”框架与以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学制度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以及该分析框架对现实发展的实际意义。第二章主要从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技术的四个维度，分别阐述其作为地方治理的空间各维度对地方治理产生的影响。其中，民族-国家－地方－社会三者交互演进博弈的现代化历程有力证明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也是政治现代性在中国地方政治层面全面而曲折展开的历程。因此，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地方治理变迁，离不开国家构建这一视角。建国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经历了一系列“放权让利”、市场化改革和数次央地关系的调整，成为现实的理性行动者，其理性行为或来自于政绩追求，或来自于自身利益，其自利性和自主性的确立，为地方治理空间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地方文化复苏所带来的“地方性知识”差异化对地方治理绩效差异所产生的影响正日益显现。除此之外，在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背景下，网络技术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地方治理未来方向的不确定性。第三章从宏观国家追赶型发展战略入手，分析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对地方政府角色定位产生的重大影响，并由此型塑了地方政府从“管制型”向“发展型”，再从“发展型”向“服务型”转变的逻辑演变过程。并且在此基础上，以地方政府生态职能为主要方面，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角色转换中职能重心位移的路径依赖。第四章以地方治理体制变迁为中心，详细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地方和基层展开的历次重大体制性改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独具特色的，包括“一市多制”等在内的多种中国地方治理现象。并且通过对“五政模式”的归纳，进一步深入挖掘地方性复苏中，政府-市场-社会之间走向正轨，并且逐步完善成熟的良性循环关系。第五章是本文分析的重要核心变量和主要内容，即展开对地方核心行动者地方治理的具体行为分析。在发展主义治理逻辑指引下，地方核心行动者的治理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以“全员招商”为代表的常规性行为和以“政策擦边球”为典型的非常规性行为。这两种行为都可以被总结归纳为一种压力型体制下的“权宜型治理”模式。第六章地方治理绩效，不仅是地方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直接表现，而且由于核心行动者的创新和尝试，可能会引起对原有体制空间本身的突破，倒逼体制改革，引发制度变迁，因此，治理绩效构成了“体制空间-核心行动者-治理绩效-体制变迁”这一逻辑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变量。随着政府治理改革和社会成长发育，对地方治理的评价也从原来的单一主体转变为参考第三方评估的方式，引入公众满意度测评。本章以2008-2011年“昆明治理”问卷调查为个案，深入分析了公众满意度测评体系，对反映地方治理现状，改善和提高地方治理水平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论述了地方治理迈向多中心体系的前景和展望，提出地方治理改革从管理到服务，从管理到合作，以及从管理到治理，强调客户导向、社会协同，引入市场机制的基本向度和要求。地方治理的转型必须坚持服务、合作和治理的基本原则。从过程上以标准化推动全程化管理，在功能上以数字化实现系统化，在结构方面以制度化促进多元化，是加快实现地方治理转型的基本路径。结论部分对整篇论文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梳理，同时对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总结，进一步明确了实现良性地方治理的基本目标和实现策略。
薛波[10]（2020）在《苏州甪直强镇扩权实践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改革发展不断向高水平、高质量迈进,部分乡镇的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达到了经济发达镇的水平。但传统的行政体制、管理职能相对经济发达镇的发展实际略显滞后,甚至已经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小马拉大车”“看得见管不着”“社会治理碎片化”等现实困境。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强镇扩权试点改革不断推进,试图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基层乡镇政府权限,提高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的行政管理效能。2018年江苏省选取包括苏州市甪直镇在内的30家经济发达镇作为第二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经过近三年的探索和实践,甪直镇在强镇扩权改革中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加快。本文选取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调研、对比分析等方法,对甪直镇强镇扩权改革举措、成效、问题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甪直镇按照江苏省“1+4”的强镇扩权方向,以党建为引领调整优化职能组织架构,扩大行政审批、综合执法、人事管理以及财政等方面权限,相应建立了配套运行机制,依托大数据信息化平台推动智能分析、指挥调度,创新探索了“主题套餐”、“全生命周期”等审批服务、“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惩戒”执法机制,实现了行政服务管理效率提速、城镇建设步伐加快,各项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取得突破。同时,围绕其中存在的法律保障、权责匹配、制度机制等问题,分析出法律调整困难、配套制度难以重构、人为因素干扰等方面原因,在吸收借鉴浙江温州、广东佛山以及昆山张浦镇等地改革经验后,因地制宜提出了加强党建引领、法律完善、政策支持、制度完善、统筹协同以及内外监督的对策建议,以此推动基层乡镇强镇扩权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推进。
二、围绕中心 加强党建——江苏吴江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围绕中心 加强党建——江苏吴江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才发展治理及其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内容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人才发展治理的概念阐释和理想愿景 |
| 一、人才发展治理核心概念阐释 |
| (一)人才 |
| (二)人才发展 |
| (三)人才发展治理 |
| 二、人才发展治理的理想愿景 |
| (一)多中心布局 |
| (二)多层次结构 |
| (三)多关系网络 |
| 第二章 人才发展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国际借鉴 |
| 一、人才发展治理的理论基础 |
| (一)人力资本理论 |
| (二)创新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二、国外人才发展实践历程 |
| (一)北美及大洋洲发达国家人才发展实践 |
| (二)欧洲发达国家人才发展实践 |
| (三)亚洲发达国家人才发展实践 |
| (四)金砖国家人才发展实践 |
| 三、国外人才发展的治理要素特征 |
| (一)治理主体：多元与协同 |
| (二)治理方式：法治与规范 |
| (三)治理能力：现代与科学 |
| (四)治理结构：立体与高效 |
| 四、国外人才发展的治理经验 |
| (一)政府主导的宏观决策机制 |
| (二)畅通的跨部门合作机制 |
| (三)人才资金投入多元化机制 |
| (四)市场化运作与国家战略有机结合 |
| (五)全链条人才开发体系 |
| 第三章 人才发展治理的中国探索与理论反思 |
| 一、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孕育发展历程 |
| (一)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8 年)：基础积累期 |
| (二)改革开放后(1978—2000 年)：雏形出现期 |
| (三)进入21 世纪后(2000—2012 年)：格局加快构建期 |
|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现在)：体系形成期 |
| 二、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典型案例分析 |
| (一)人才争夺战降温案例：政府间合作 |
| (二)区域人才平衡发展案例：政府角色重塑 |
| (三)推动人才科技成果转化案例：公共服务市场化 |
| (四)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案例：多中心治理 |
| 三、人才发展治理的地方实践：以中国东北J省为例 |
| (一)J省人才发展治理背景及基础 |
| (二)J省人才发展治理实践历程 |
| (三)J省人才发展治理成效 |
| (四)J省人才发展治理遇到的挑战 |
| (五)J省人才发展治理的理论思考 |
| 四、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实践困境与趋势要求 |
| (一)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实践困境 |
| (二)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趋势要求 |
| 第四章 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体系框架和建构路径 |
| 一、中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建设目标 |
| (一)科学规范 |
| (二)开放包容 |
| (三)运行高效 |
| 二、中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机制构成 |
| (一)党委统筹的领导机制 |
| (二)政策引导的运行机制 |
| (三)市场配置的动力机制 |
| (四)依法治国的保障机制 |
| 三、中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建构路径 |
| (一)夯实中国人才发展治理运行基础 |
| (二)强化中国人才发展治理能力建设 |
| (三)完善中国人才发展治理方式手段 |
| 结论 |
| 一、主要观点 |
| 二、主要创新 |
| 三、未尽研究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博士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我国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缘由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缘由 |
| (三)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政府行为 |
| (二)人才与人才集聚 |
| (三)区域金融人才集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行为相关理论 |
| (二)人才集聚相关理论 |
| (三)区域集聚经济学理论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政府行为研究综述 |
| (二)关于人才集聚研究综述 |
| (三)关于政府行为对人才集聚作用研究综述 |
| (四)简要评述 |
| 第二章 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动因分析 |
| 一、金融人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效应 |
| (一)金融人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
| (二)研究设计 |
| (三)实证研究结果 |
| (四)研究结论 |
| 二、政府行为影响着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选择 |
| (一)从人才角度出发 |
| (二)从政府角度出发 |
| (三)从区域共享角度出发 |
| 第三章 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现实考量 |
| 一、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金融人才集聚比较 |
| (一)我国区域金融人才集聚的现状分析 |
| (二)区域金融人才集聚的共性问题 |
| 二、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金融人才集聚的政府行为实践 |
| (一)长三角地区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运行机制 |
| (二)珠三角地区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运行机制 |
| (三)京津冀地区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运行机制 |
| (四)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内容 |
| 三、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困境 |
| (一)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与人才流动障碍 |
| (二)人才集聚政策同质与引才留才机制保守 |
| (三)政府行政权力主导与市场力量调动乏力 |
| (四)人才评价体系缺乏与政府政策效力不足 |
| (五)激励机制滞后与人才积极性不足 |
| 第四章 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绩效分析 |
| 一、政府行为促进区域金融人才集聚的实证检验 |
| (一)实证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与样本选取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二、政府行为对金融人才集聚的区域联动效应检验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取与统计描述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三、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的政府行为绩效评价 |
| 第五章 国外区域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比较与借鉴 |
| 一、国外政府推动区域人才集聚的具体实践 |
| (一)美国 |
| (二)新加坡 |
| (三)日本 |
| 二、国外区域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典型模式分析 |
| (一)基础服务型政府行为模式 |
| (二)战略指导型政府行为模式 |
| (三)计划控制型政府行为模式 |
| 三、国外区域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经验借鉴 |
| (一)明确政府的角色地位,政府行为本土化 |
| (二)坚持市场的主导地位,政府行为辅助化 |
| (三)遵循区域的个性发展,政府行为协同化 |
| 第六章 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优化路径 |
| 一、明确政府角色定位 |
| (一)领路者:完善科学目标规划 |
| (二)监督者:强化组织运行管控 |
| (三)服务者:重视载体环境建设 |
| (四)赋能者:强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模式 |
| 二、创新制度建构行为 |
| (一)重视人才集聚的制度环境,宏观调控人才资源 |
| (二)健全人才集聚法治和信用体系建设 |
| (三)保持政策连贯性,升级迭代创新政策 |
| (四)强化政策协调性,加强区域的协同共生 |
| 三、完善组织协调行为 |
| (一)创新聚才引智机制 |
| (二)完善市场化引才育才机制 |
| (三)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
| (四)推进区域金融人才互认机制,创新人才共享渠道 |
| 四、提升经济管理行为 |
|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
| (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宏观经济环境 |
| (三)关注和引导优质企业发展,加强区域金融产业集聚 |
| (四)完善政府对人才的经济投入,建立多元化管理机制 |
| 五、优化社会服务行为 |
| (一)营造良好的金融人才环境平台 |
| (二)促进人才集聚服务机构发展 |
| (三)完善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督体系 |
| (四)优化金融教育理念,实施科学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实践论思维方式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相关研究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文件 |
| (三)国外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研究 |
| (四)爱国主义相关基础理论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实践论路向 |
| 一、反思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 |
| (一)思维方式及其对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的影响 |
| (二)“知识论思维方式”的体现及其超越 |
| 二、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及其理论意义 |
| (一)马克思实践论思维方式的提出 |
| (二)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 |
| (三)实践论思维方式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三、实践论思维方式与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新理路 |
| (一)实践论思维方式中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的基本方向 |
| (二)以实践论思维方式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思路 |
| 第二章 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前提的实践论整合 |
| 一、实践论维度的爱国主义相关概念 |
| (一)爱: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
| (二)国:祖国与国家的统一 |
| (三)主义: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
| (四)精神:情、知、意的统一 |
| 二、实践论视域中的多学科爱国主义理论研究 |
| (一)伦理学中的爱国主义 |
| (二)政治学中的爱国主义 |
| (三)法学中的爱国主义 |
| (四)哲学中的爱国主义 |
| (五)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爱国主义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实践论追求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爱国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地位 |
| (二)以实践论思维方式重构爱国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
| 第三章 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的实践论解析 |
| 一、爱国主义教育对象及其在理论建构中的地位 |
| (一)从爱国主义主体看爱国主义教育对象 |
| (二)爱国主义教育对象在爱国主义教育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
| 二、作为“现实的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对象 |
| (一)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研究进展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从“现实的人”的属性维度看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的基本结构 |
| (三)从人的成长历程整合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的不同属性 |
| 三、把握具体化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的理论借鉴 |
| (一)自然属性维度的“动机理论” |
| (二)社会属性维度的几种社会理论 |
| (三)精神属性维度的“认知发展理论” |
| (四)从整体把握“现实的人”属性结构的“人格动力学理论” |
| 第四章 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实践论阐释 |
| 一、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实践论架构 |
| (一)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爱国主义客体 |
| (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爱国主义教育目标 |
| (三)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爱国主义教育对象 |
| 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实践论根基 |
| (一)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
| (二)“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阐释 |
| (三)“现实生活世界”观念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
| 三、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实践论梳理 |
| (一)自然维度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
| (二)人民维度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
| (三)文化维度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
| (四)政治维度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
| (五)“现实生活世界”观念中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具体逻辑 |
| 第五章 爱国主义教育策略与方式的实践论探析 |
| 一、爱国主义教育策略与教育方式的实践论反思 |
| (一)爱国主义的教育策略与教育方式 |
| (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在教育策略与教育方式上存在的问题 |
| 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策略的具体化逻辑 |
| (一)爱国主义教育主体的具体化 |
| (二)爱国主义教育策略的具体化 |
| 三、爱国主义教育方式的实践论原则 |
| (一)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及其指导意义 |
| (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方式的基本原则 |
| (三)爱国主义教育方式的具体化方向 |
| 结语走向新实践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理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宜兴市“放管服”改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1.从“放管服”改革的历史经验来分析研究 |
| 2.从“放管服”改革的地方实践来分析研究 |
| 3.从“放管服”改革的内在逻辑来分析研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综述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1.文献综述法 |
| 2.理论分析法 |
| 3.数据分析法 |
| 4.对比分析法 |
| (二)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放管服”改革及相关基础理论 |
| 一、基础理论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服务型政府理论 |
| 二、基本概念解析 |
| (一)“放管服”的基本定义 |
| (二)“放管服”涉及领域 |
| 第二章 宜兴市“放管服”改革的背景、基本情况和成效 |
| 一、我国“放管服”改革经历的阶段 |
| (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阶段(1978年~2000年) |
| (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2001年~2012年) |
| (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阶段(2013年至今) |
| 二、宜兴市“放管服”改革的基本情况 |
| (一)宜兴市“放管服”改革主导部门的变迁 |
| (二)宜兴市“放管服”改革的发展过程 |
| 三、宜兴市“放管服”改革的主要成效 |
| (一)市场领域的营商环境建设 |
| (二)社会领域的群众办事体验改进 |
| (三)政治与行政领域的机构整合联动 |
| 第三章 宜兴市“放管服”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
| 一、宜兴市“放管服”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统——改革目标与统筹能力不匹配 |
| (二)放——放权范围与承接能力不匹配 |
| (三)管——审管转型与监管能力不匹配 |
| (四)服——服务要求与服务能力不匹配 |
| 二、宜兴市“放管服”改革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基层“放管服”参与主体覆盖不够全面 |
| (二)基层“放管服”体制机制运作不够顺畅 |
| (三)基层“放管服”成效评价体系不够成熟 |
| 第四章 国内典型县级市“放管服”改革举措及其经验 |
| 一、国内典型县级市“放管服”举措 |
| (一)无锡江阴市集成改革经验 |
| 1.改革全局依靠党建统领 |
| 2.政务服务领域推行四大改革 |
| 3.基层治理领域实行“四化管理” |
| 4.公共领域实现服务体系全覆盖 |
| (二)苏州吴江区系统化集成式改革经验 |
| 1.“不见面审批”标准化体系 |
| 2.“1+6+8”全域综合行政执法体系 |
| (三)杭州衢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 |
| 1.一窗受理 |
| 2.一套标准 |
| 3.一网通办 |
| 4.一站服务 |
| 二、国内典型县级市“放管服”基本经验 |
| (一)治理能力层面的县市经验 |
| 1.统——集成改革与党建统领 |
| 2.放——权责匹配与适应磨合 |
| 3.管——数字监管与综合执法 |
| 4.服——便捷办事与专业服务 |
| (二)治理体系层面的县市经验 |
| 1.治理主体 |
| 2.治理机制 |
| 3.治理效果 |
| 第五章 进一步优化县市“放管服”改革的对策建议 |
| 一、构建党建集成改革体系 |
| (一)优化部门职责分工与组织架构 |
| (二)充分依靠党的领导统筹推进工作 |
| (三)内部议事协调与外部反馈机制 |
| 二、构建权力动态调整体系 |
| (一)权责清单制度 |
| (二)清单动态调整制度 |
| (三)权力使用效能监管制度 |
| 三、建立科学全覆盖的“审批-监管-执法”体系 |
| (一)相对集中行政审批 |
| (二)动态监管与静态监管 |
| (三)相对集中行政处罚 |
| 四、建立高质量的服务供给体系 |
| (一)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 |
| (二)智能化、人性化服务 |
| (三)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类 |
| 三、其他 |
| 致谢 |
（7）基础性权力视角下的网格化治理研究 ——基于吴江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资料与方法 |
| (四)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 核心概念 |
| 1、网格化治理 |
| 2、基础性权力 |
| (二) 理论基础 |
| 1、国家自主性 |
| 2、参与式治理 |
| 3、整体性治理 |
| (三) 分析框架 |
| 二、网格化治理的双重逻辑 |
| (一) 网格化治理的理论逻辑 |
| 1、领土中央控制局限下的精英代理与国家蔓延 |
| 2、信息碎片化下的后勤技术与嵌入性自主 |
| 3、官僚自主性下的职责重构与吸纳整合 |
| 4、社会渗透下的合法性认同与权威强化 |
| (二) 网格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吴江案例 |
| 1、吴江网格化治理基本情况与已有成效 |
| 2、领土中央性下的四级党建网络与精英代理 |
| 3、信息集成下的专业网格与淘宝式运行机制 |
| 4、官僚自主性下的部门职能绩效改革与吸纳参与 |
| 5、合法性与政策营销下的的社会渗透 |
| 三、网格化治理的现实困境 |
| (一) 工具理性强化与价值理性弱化 |
| 1、全能政府的效率至上性 |
| 2、“互联网+”下的个人隐私问题 |
| (二) 官僚内部选择执行化与偏利化 |
| 1、职能交互的部门间利益博弈 |
| 2、网格巡查员的选择性执行 |
| (三) 横纵层级间资源配置与效率差异化 |
| 1、纵向层级间政府技术设施以及财政投入分配不均 |
| 2、试点地区产生“被试效应” |
| 3、乡村地区对城市试点的“高原反应” |
| (四) 国家与社会双向渗透失衡化 |
| 1、公民参与角色的边缘化 |
| 2、公民监督权利的弱化 |
| 四、网格化治理的困境成因 |
| (一) 政府治理的理念偏差与利益冲突 |
| 1、治理理念转变中的职能定位偏差 |
| 2、行政执行与行政监督成本过高 |
| 3、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 |
| (二) 公民参与的臣民依附性与个人理性 |
| 1、臣民依附性文化下的弱参与 |
| 2、公民参与能力不足下的盲目参与 |
| 3、“理性经济人”下的集体行动困境 |
| (三) 社会的结构化差异与权力不对称性 |
| 1、社会资本的缺乏 |
| 2、城乡社会结构化差异 |
| 3、权力资源的不对称性 |
| (四) 大数据的风险性与非人格性 |
| 1、大数据的风险性 |
| 2、大数据的非人格性 |
| 五、国内网格化治理经验及启示 |
| (一) 北京东城城市网格化治理经验 |
| (二) 浙江舟山网格化治理经验 |
| (三) 上海浦东网格化治理经验 |
| (四) 网格化治理经验的启示 |
| 六、优化网格化治理效能的进路 |
| (一) 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阶段性调试 |
| (二) 增强代理人的选择性激励与集体意识 |
| (三) 促进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有效性 |
| (四) 提高后勤技术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
| (五) 推进治理过程的专业化与有效化 |
| (六) 建立国家与社会的对称性渗透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网格巡查员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居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网格化治理中心主任访谈提纲 |
| 攻读硕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基础理论 |
| 2.1 中国共产党文化概念辨析 |
| 2.1.1 概念探源：中国共产党文化词源学分析 |
| 2.1.2 种属辨析：中国共产党文化属概念比较 |
| 2.1.3 重新定义：中国共产党文化内涵与外延 |
| 2.2 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界定与功能分析 |
| 2.2.1 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两种定义 |
| 2.2.2 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三种功能 |
| 2.3 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研究框架设计 |
| 2.3.1 中国共产党文化结构性分析 |
| 2.3.2 文化自强路径研究基本框架 |
| 第3章 文化自觉：马列主义革命文化武装自强 |
| 3.1 革命文化兴起与马列主义革命党创立 |
| 3.1.1 文化觉醒：近代中国革命文化兴起 |
| 3.1.2 主义选择：马列主义革命文化创党 |
| 3.2 坚持马列主义革命党理论 |
| 3.2.1 政治主张：确立马列主义革命纲领 |
| 3.2.2 政党地位：掌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
| 3.2.3 政党路线：坚定马列主义思想路线 |
| 3.2.4 主义之争：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自强 |
| 3.3 建设马列主义革命党规范 |
| 3.3.1 党法体系：创建马列主义革命党管理规范 |
| 3.3.2 党法管党：严格马列主义革命党活动管理 |
| 3.3.3 党德管党：加强马列主义革命党道德教育 |
| 3.3.4 规范从严：列宁主义式民主集中制强党 |
| 3.4 塑造马列主义革命党形象 |
| 3.4.1 形象确立：从“过激党”到革命先锋 |
| 3.4.2 形象提升：统一战线中民主先锋形象 |
| 3.4.3 形象凝练：作风铸就革命党形象标识 |
| 3.4.4 文化军队：多种媒体树革命党好形象 |
| 第4章 文化转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现代化自强 |
| 4.1 中国共产党文化现代化界定 |
| 4.1.1 现代化与政党文化现代化 |
| 4.1.2 中国共产党文化现代化 |
| 4.2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现代化 |
| 4.2.1 指导思想现代化 |
| 4.2.2 管党治党理论现代化 |
| 4.3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规范现代化 |
| 4.3.1 国法治党科学化 |
| 4.3.2 党法治党法制化 |
| 4.3.3 党德治党规范化 |
| 4.4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象现代化 |
| 4.4.1 努力塑造民主执政和为民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象 |
| 4.4.2 努力塑造依法执政和清廉纯洁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象 |
| 4.4.3 努力塑造科学执政和先进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象 |
| 4.4.4 努力塑造改革开放和务实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象 |
| 第5章 把握规律：探索全面从严治党先进文化自强之道 |
| 5.1 经验到规律：培育全面从严治党先进文化的关键 |
| 5.1.1 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规律意识形成与特点 |
| 5.1.2 认识规律是培育全面从严治党文化的基础 |
| 5.2 传承-交融性：培育更科学严谨的执政党先进意识文化 |
| 5.2.1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意识文化顶层设计 |
| 5.2.2 培育执政党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人文精神 |
| 5.3 秩序-民主性：培育更科学严密的执政党先进规范文化 |
| 5.3.1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规范文化顶层设计 |
| 5.3.2 培育执政党更严明严正严厉的先进规范文化体系 |
| 5.4 先进-合法性：培育更科学严实的执政党先进形象文化 |
| 5.4.1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形象文化顶层设计 |
| 5.4.2 塑造先进中国文化风范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象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9）转型视野中的地方治理：空间转换、体制重塑与绩效评价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文献回顾 |
| （一） 政治学路径：地方治理研究从结构功能主义到行为主义的转换 |
| （二） 行政学路径：基于地方政府从机构改革到职能转变的实践考察 |
| （三） 经济学路径：作为经济增长背景变量的地方政府 |
| （四） 社会学路径：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中的地方政府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路径 |
| （二） 研究技术 |
| 第一章 S-A-P：中国地方治理研究新框架 |
| 一、 地方治理研究的范式转换 |
| 二、 地方治理研究新范式的概念体系 |
| （一） 地方政府、地方政治与地方治理 |
| （二） 体制空间：地方治理行为的约束与激励 |
| （三） 核心行动者：地方治理过程的中轴变量 |
| （四） 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的目标诉求与评价体系 |
| 三、 模型构建：体制空间、核心行动者与地方治理绩效的SAP解释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治理的空间转换：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
| 一、 近代国家构建中的地方治理变迁 |
| （一） “危机中的自救”：清末至民国时期地方自治的制度建设 |
| （二） “艰难的尝试”：清末至民国时期地方自治的实践 |
| （三） “毁灭的种子”：民国地方治理中的“政权内卷化” |
| （四） “政党-国家”嵌入社会：革命后新中国地方政权建设的努力 |
| 二、 后发国家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地方复兴 |
| （一） 经济转轨中的地方政府自利性确认：“放权让利”与市场化改革 |
| （二） 经济转轨中的地方政府自主性提升：从“地方层级”到“地方国家” |
| 三、 地方文化复苏与地方治理空间的修复 |
| （一） 地方治理中的“地方性知识”：地方发展差异化的文化之维 |
| （二） 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振荡”：地方文化的断裂与重生 |
| 四、 信息网络化时代地方治理空间的拓展 |
| （一） 网络时代的环境不确定性 |
| （二） 网络民主：精英还是大众？ |
| （三） 网络舆情：“喧嚣”中的转型逻辑 |
| 第三章 地方治理转型中的政府角色转变 |
| 一、 国际比较视野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
| （一） “失败国家”：“华盛顿共识”的困境 |
| （二） “找回国家”：“后发优势”中的政府职能 |
| （三） “嵌入式发展”：“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对握 |
| 二、 市场化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变迁 |
| （一） 从“管制型政府”到“发展型政府”：“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兴起 |
| （二） 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政府主导逻辑的嬗变 |
| 三、 地方政府角色转变中的困境：生态职能的视角 |
| （一） 经济发展向度下地方治理的运行逻辑 |
| （二） 地方治理生态约束下的的函数变化 |
| （三） 地方政府角色转变中职能重心位移的路径依赖 |
| 第四章 地方治理转型中的体制重塑 |
| 一、 地方政府结构体系的分割与融合 |
| （一） “一市多制”：地方治理“碎片化”的困局 |
| （二） “区镇合一”：地方型“特区”体制的常态化回归 |
| （三） “一站式”服务：地方政府过程的“无缝化” |
| 二、 基层政府体制的调适 |
| （一） “强镇扩权”：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 （二） “撤镇建街”：“三集中三置换”推进城乡一体化 |
| 三、 地方治理中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重构 |
| （一） 政社互动：政府和社区沟通新机制 |
| （二） 政会互融：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新动力 |
| （三） 政企互联：政府和企业合作新平台 |
| （四） 政民互通：政府和民众互信新氛围 |
| （五） 政政互助：政府间协调新形式 |
| 第五章 地方治理转型中核心行动者的行为分析 |
| 一、 “全员招商”的发展策略：地方核心行动者的常规性行为 |
| （一） 确立发展主义导向的地方治理核心理念 |
| （二） 发展主义地方治理逻辑的体制运作 |
| （三） 发展主义地方治理策略的功能意蕴 |
| 二、 “擦边球”的政策执行：地方核心行动者的非常规行为 |
| （一） 地方核心行动者“擦边球”行为的类型学 |
| （二） 地方核心行动者“擦边球”行为的动因解析 |
| （三） 地方核心行动者“擦边球”行为的体制效应 |
| 三、 “权宜型治理”：地方核心行动者行为模式的实质与反思 |
| （一） 合法性与有效性：“权宜型治理”的功能诉求 |
| （二） 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行为异化：“权宜型治理”的限度 |
| （三） 从“权宜型治理”到现代国家治理：何以可能？ |
| 第六章 地方治理绩效评价的转向 |
| 一、 公众满意度测评：地方治理绩效评价的新向度 |
| 二、 基于公众满意度的地方治理绩效评价：以“昆明治理”调查为例 |
| （一） “昆明治理”公众满意度调查基本情况概述 |
| （二） “昆明治理”公众满意度评价体系构建 |
| （三） “昆明治理”公众满意度评价体系的实际应用 |
| （四） 基于公众满意度评价视角的“昆明治理”：思考与建议 |
| 第七章 地方治理转型：前景与展望 |
| 一、 转型趋势：从政府管理到多中心治理 |
| 二、 转型原则：地方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 |
| （一） 从管理到服务：客户导向，公众需求 |
| （二） 从管理到合作：市场机制，提升“4E” |
| （三） 从管理到治理：社会协同，公民参与 |
| 三、 转型路径：“结构-功能-过程” |
| （一） 结构：以制度化保障多元化 |
| （二） 功能：以数字化实现系统化 |
| （三） 过程：以标准化覆盖全程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苏州甪直强镇扩权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1. 对强镇扩权源起动因的研究 |
| 2. 对强镇扩权主要内容的研究 |
| 3. 对强镇扩权实际成效的研究 |
| 4. 对强镇扩权问题阻力的研究 |
| 5. 对强镇扩权优化对策的研究 |
| 6. 文献述评 |
| (三) 研究方法、框架及技术路线图 |
| 1. 文献研究法 |
| 2. 实地调查法 |
| 3. 对比分析法 |
| 4. 论文框架 |
| 5. 技术路线图 |
| (四) 创新与难点 |
| 1. 创新点 |
| 2. 研究困难 |
| 一、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理论基础 |
| 1. 政府职能理论 |
| 2. 政府工具理论 |
| 3. 政府治理与分权理论 |
| 二、甪直镇强镇扩权试点改革的具体实践 |
| (一) 甪直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 1. 交通区域条件 |
| 2. “三区并举、四镇建设”发展路径 |
| (二) 甪直镇强镇扩权改革发展历程 |
| (三) 甪直镇强镇扩权改革具体措施 |
| 1.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 2. 优化职能机构 |
| 3. 打造便民服务“一窗口” |
| 4. 锻造综合执法“一队伍” |
| 5. 完善镇村治理“一张网” |
| 6. 搭建管理服务“一中心” |
| 7. 政策配套改革 |
| (四) 甪直镇强镇扩权改革成效 |
| 1. 权限政策扩展提升 |
| 2. 行政效能提质增效 |
| 三、甪直镇强镇扩权中出现的问题 |
| (一) 法律保障不充分 |
| 1. 授权行为缺少法律保障 |
| 2. 授权事项不稳定 |
| (二) 权限下放不平衡 |
| 1. 权限下放不彻底 |
| 2. 权限下放针对性不强 |
| (三) 权限承接能力不足 |
| 1. 人员队伍力量还需要强化 |
| 2. 权限运行配套机制还需优化 |
| (四) 各方协同支持不到位 |
| 1. 数据壁垒仍然存在 |
| 2. 驻镇单位定位还需明确 |
| 3. 上级指导力度不够 |
| 4. 政策倾斜还需加大 |
| (五) 权利行使不规范 |
| 1. 权限运行存在自由调整风险 |
| 2. 权限运行缺少有效监督 |
| 四、甪直镇强镇扩权中面临问题的原因 |
| (一) 党建引领不足弱化执行 |
| (二) 法律调整必备因素不足 |
| (三) 制度体系重构面临阻碍 |
| (四) 利益博弈削弱改革合力 |
| (五) 监督缺位增加管控风险 |
| 五、典型模式及启示 |
| (一) 浙江温州“镇级市”发展模式 |
| (二) 广东佛山分类改革模式 |
| (三) 昆山张浦权限清单管理模式 |
| (四) 典型模式启示 |
| 六、甪直镇强镇扩权的对策建议 |
| (一) 党建引领凝聚改革实践合力 |
| 1. 党建引领统筹协调推进 |
| 2. 党建凝聚各方思想共识 |
| 3. 品牌打造释放改革红利 |
| (二) 法律完善保证权限合法运行 |
| 1. 上层法律规定逐步完善 |
| 2. 基层权限承接合法过渡 |
| (三) 政策支撑强化改革推进动能 |
| 1. 加强政策保障支持 |
| 2. 加强权限下放支持 |
| 3. 加强人事编制保障 |
| 4. 持续优化机构职能 |
| (四) 制度建设夯实改革发展基础 |
| 1. 建立上下协调机制 |
| 2. 建立人才培养机制 |
| 3. 建立绩效考核机制 |
| 4. 建立权责清单机制 |
| (五) 统筹协同推动改革持续深化 |
| 1. 注重权责匹配协同 |
| 2. 注重职能与技术方法协同 |
| 3. 注重放管服改革协同 |
| (六) 广泛监督规范权限有序运行 |
| 1. 强化内部监督 |
| 2. 完善社会监督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围绕中心 加强党建——江苏吴江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才发展治理及其体系构建研究[D]. 董博. 吉林大学, 2019(10)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3]我国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研究[D]. 兰芳. 吉林大学, 2020(08)
- [4]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5]实践论思维方式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D]. 赵轩.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宜兴市“放管服”改革问题研究[D]. 吴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基础性权力视角下的网格化治理研究 ——基于吴江案例[D]. 王蒙怡. 苏州大学, 2020(03)
- [8]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研究[D]. 戴剑飞.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9]转型视野中的地方治理：空间转换、体制重塑与绩效评价转向[D]. 张晨. 苏州大学, 2014(10)
- [10]苏州甪直强镇扩权实践研究[D]. 薛波. 苏州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