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和《五经》的编纂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王继奎[1]（2020）在《《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和希腊城邦时代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源头,两者在时间上同时进入鼎盛期、在空间上完全平行发展,但却有着伦理政治观念的伟大际遇。这是因为具有同一智力原理和物质形式的人类同源,所以人类文明早期的相似性较之于差异性更为显着,这就为比较分析《论语》与《理想国》奠定了基础。为了尽量全面地展示两部经典着作政治思想的全貌,论文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个维度进行整体性的比较分析。两部经典的不同言说方式,造就了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种思维方式。作为表意系统,汉语以名词为核心的流水句式,使中国人偏向于散点思维,寻求治国之道是《论语》的思维意向。作为表音系统,希腊语以动词为核心的主谓宾句式,使希腊人偏向于焦点思维,探索城邦国家的本质是《理想国》的思维主旨。以譬喻为表征的类比推理是两部经典着作通用的思维方法。虽然都是观天时以应人事,但前者的北辰之喻以静态方式展示了“人道政为大”的政道思维,后者的船喻则以动态方式展示了“正义城邦”的政体思维,表现在政治秩序上就是治乱循环与政体循环。在类比推理中,两部经典着作都运用了整体思维把握各自所生活的世界,前者在本末之间奠定了“本立道生”的务实主义政治传统,在《论语》中表现为“始物为行”,即以行为开端而以言为结尾,着眼天下有道探寻政治秩序的本原,塑造的是道德人格。后者在内外之间奠定了“逻各斯”的理性主义政治传统,在《理想国》中表现为“始物为言”,即言说既是开端又是结尾,着眼灵魂正义探究政治秩序的模型,塑造的是知识人格。辩证法也因此在中国是政治辩证法,在希腊是哲学辩证法。两部经典不同的致思方式,建构了礼乐与理念的两种政治秩序。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后,权威便诞生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中,《论语》和《理想国》都以家庭为起点建构了理想秩序。前者基于“持家”将伦理观念政治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礼乐”的价值基础,所以礼崩乐坏会导致天下无道的政治乱象。以仁释礼是孔子的开陈出新之举,他依此提出的“克己复礼”救世主张,不仅建立了身心平衡的个人秩序和家庭秩序,而且还将其外推成为国家秩序和天下秩序。后者基于“弃家”将政治观念伦理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理念”的价值基础,所以统治者灵魂的堕落会瓦解城邦秩序。柏拉图从“善”这个最高理念中不仅推导出理想国,而且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和教育公有的救世主张,通过城邦与灵魂的结构类比论证了正义之人最幸福。“和”是两部经典着作建构理想秩序的共同目标。务实的孔子由近及远地重建天下秩序,希冀统治者通过修己进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先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团结,再实行养民、惠民、教民的政策,通过安百姓实现与被统治阶级的和谐相处。唯理的柏拉图由外及内地重建灵魂秩序,希冀凭借“高贵的谎言”劝诱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和护卫者各安其命、各司其职。先实现城邦的整体和谐,再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让智慧的护国者把勇敢的卫士豢养成护卫羊群的警犬,来保证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分”是两部经典着作实现理想秩序的重要方法。孔子按照名实相副原则提出了“正名”主张,因其依据的是道德而强调了平等;柏拉图按照因才定分原则提出了“正义”观念,因其依据的是技艺而强调了效率。两部经典不同的价值秩序,模塑了道德与知识的两种人格类型。主张以德治国的孔子,关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他根据个人的品行,在《论语》中将人划分为圣人、仁人、君子、士和小人等五种道德人格,在德位合一的政治诉求下,道德人格以“文化”为其表征。主张以智治邦的柏拉图,关注的是“完善灵魂”之法。他根据城邦的政体形式,在《理想国》中将统治者划分为王者型、荣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僭主型等五种知识人格,在德福一致的政治观念下,知识人格以“武化”为其表征。对于理想的统治者,孔子基于历史建构了胸怀天下的圣君,柏拉图畅想未来建构了灵魂完善的哲君。作为政治人格的德性楷模,圣君是天下秩序中人类道德的化身,哲君是理念秩序中人类智慧的化身。对于合格的辅政者,孔子建构了以文化人的君子,作为私人教育培养的精英,君子在辅政时能够进退自如,孟子将其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柏拉图建构了以武服人的卫士,作为城邦教育训练的军人,卫士在辅政时既能上升为哲君又能下降为反噬羊群的豺狼。对于被统治者,孔子和柏拉图都默认了小人和生产者逐利的正当性,但在意识形态的属民质询中,前者被质询为子民而后者被质询为公民。子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享”而非“民治”,奠定了中国的民本政治传统。公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治”而非“民享”,奠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立足文本,论文以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为视域对两部经典着作进行考察,发现若以第二卷为导论,《理想国》与《论语》在编纂次第和立意安排上完全一致。《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开篇,到终篇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结束,孔子在整篇对话中一以贯之地教人学做“君子”。《理想国》第二卷以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谈话开始,到第十卷以苏格拉底与他们的谈话终篇,整齐地回应了他们在第二卷中曾经提出的问题。整篇对话以“何谓正义”开始,以“正义之人生活最幸福”结束,柏拉图在整篇对话中教人学做“哲人”。也就是说,在两位贤哲看来,一定要有健全的人格,才能有健全的国家和健全的政治,这是两部经典着作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之一。自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东西方思想家们对人们如何习得政治知识、如何适应政治生活都有过不同的论述,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所以,在学科溯源抑或论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论语》和《理想国》中“身国共治”的卓识洞见。
李健胜[2]（2012）在《《论语》与现代中国》文中研究表明《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汇编,起初被视为儒家传记类作品。两汉以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论语》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唐宋之时,《论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科举制盛行的明清时期,《论语》是儒学文本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经典。近代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经学体系的崩解,《论语》逐步失去了维持其经典地位的政治与文化基础,《论语》所体现的儒学思想也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然而,综观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过程,《论语》仍在学术、思想、政治等领域发挥着作用。思考《论语》对现代中国诸领域的作用与影响,既是《论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往世经典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关系的重要学术领域,而现当代不同学派、不同学者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则具体而微地体现了《论语》对现当代中国社会诸领域的作用与影响。“五四”新文化派反对儒学的独尊地位,《论语》也被视为导致中国落后的传统文化因素之一。在《论语》文本定位问题上,“五四”新文化派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还原”式的文本定位,把《论语》拉下了圣坛,将它与其他诸子作品等而视之,同时也让《论语》摆脱了辅翼、证明《春秋》或《周易》的从属地位,使《论语》在文本及学理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为《论语》学研究开拓了全新局面。在思想阐释方面,“五四”新文化派的核心观点是：孔孟之道已不合于现代生活,《论语》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语录也与现代观念格格不入。“五四”新文化派对《论语》的解析和批判,进一步打破了《论语》的神性地位,也为引入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理念扩充了认知空间。现代新儒家认为《论语》是中国人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主要精神资源,故而应当大力弘扬而非毁弃之。在《论语》的文本定位问题上,现代新儒家视其为反映孔子思想的“圣经”,而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时,他们往往视其为辅翼和证明《周易》或《春秋》所反映孔子思想的论据来源。在思想阐释方面,他们不仅对《论语》中颇有争议的孔子语录做出使之合理化的解释,还认为“现代性”理念早已蕴含在《论语》中。20世纪20年代以来,“五四”新文化派的上述观点基本成为学界主流,而现代新儒家秉持的理念曾一度边缘化。1949年以来,一些秉持唯物主义史学观的学者以阶级斗争理念解析和批判《论语》。20世纪80年以来,“五四”新文化派的上述观点及其启蒙理念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观点日益受到学者和一些政治人物的青睐。当下,在后现代思潮和文化消费与媒体介入的共同作用下,当代学者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观点更为多元,而在“儒学热”、“国学热”背景下,大陆儒学复兴派把儒学和传统文化绑到一起,以此来巩固他们在重构传统文化过程中的主流话语地位。通过分析现当代不同学派、不同学者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笔者认为在“现代性”语境下阐释经典文本首先应当充分考虑阐释者自身的政治立场对阐释活动的作用、意义及其影响。其次,应当尊重阐释对象的独立性,同时建构起相应的历史视域,不能单纯地就经典解释经典。最后,还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以便于不同观点的交流与融通。在此基础上,以史学研究方法为基准,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导向,建构起具有现代意义的经典解释学,以此来细究往世经典的“文本”价值,挖掘传统文化及其人文意义,进而之使成为一门发现智慧、丰富人性的学问,并使人们逐步形成理解差异、尊重多元、懂得包容、潜心创造的良好的文化心态。此外,在“国学热”背景下,《论语》及其他儒学经典所传达出的思想不应当成为中国人自我异质的一个借口,也不能以复兴“国学”之名,使之沦为保守、落后的民族文化理念的保护伞。无论怎样强调民族、国家的异质性因素,都不应当抹杀文化上求同意识的重要意义,因为任何伟大的文明都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封闭和保守不是出路；无论在人文领域还是在政治层面,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需遵循“因地制宜”外,“与时俱进”是更为重要的考量与原则。
张天明[3]（2016）在《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传统教学思想是中国教学论的文化根基。对这一文化根基的研究,是基于文化传承进行的与时俱进的诠释和探索,是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基础研究。而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是指从学术史角度对“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进行的梳理与审视,是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教学改革立足“本土根基”的实践需要,是中国特色教学理论构建与形成的应然选择,是中华民族教学自信培育与提升的重要途径。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百年中的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只是进行了较为零星地探讨。为此,有必要从学术史视角对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百年研究的变化沉浮展开系统梳理,总结其中的利弊得失,以便为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的未来研究和现代转换提供基础与参考。百年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12-1949年的“沉寂与兴起”时期。该时期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在“全盘西化”、“文化本位”、残酷战争等因素影响下先后经历了沉寂、兴起、微弱延续三个阶段。该时期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于三个维度:一是专题研究初步兴起。传统教学目的研究阐释了“闻道”和“育人”,但较为零散;传统教学原则方法研究整体相对繁荣,学法研究初步显现;有关传统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时机、考试等其他思想研究有所涉及,但论述不多。二是比较类研究处于“表层对比”层次。虽出现了许多比较类的研究,但主要是追求民族教学自信下思想本身的对比。三是研究视角上史观多样。研究开始运用了实证史观、进化史观、实用史观、唯物史观等史学观点,不过,史观之外的其他视角非常缺乏。虽然该时期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如下问题不得不让人思考: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基本藏匿于教育思想研究之中;研究主要在教育史领域中展开,而极少进入教学论的学科视域;研究多为解读性研究,缺乏真正的实践教学运用;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与外国教学理论研究呈现出难以融合样态。第二个时期为1949-1976年的“缓行与异变”时期。该时期的研究在“全盘苏化”、“中国化”、“革命化”等因素影响下先后经历了冷落、缓行、异变三个阶段。整个研究时期,相关论着不多,进展缓慢。该时期出现了学而不厌、启发教学、师生关系、闻道与行道、教学活动史等方面的研究专文,首部传统学习思想研究专着问世,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初步独立。但是,该时期传统教学思想批判性“研究”铺天盖地,比较类研究集中于儒家教学思想与法家教学思想之间的对比。经过对这段时期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该时期的研究在发展态势上处于踟蹰状态,研究总体“下沉”,但以潜隐的方式继续前行;研究性质逐步走向了异变,在文革时期达到高峰;研究主体的整体学术心态呈现出鲜明的“纠结”特征。第三个时期为1977-2014年的“恢复与发展”时期。该时期研究在“拨乱反正”、“国学热”、“本土化”等因素影响下逐步从恢复走向发展,进而达到相对兴盛。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研究总体上走向独立化与体系化,出版了多部传统教学思想的相关学术着作;二是专题研究“百花齐放”。传统教学目的研究兼有整体与细微,开始延伸到“自然”层面;传统教学过程研究出现多种阶段论,其本质观也渐受重视;传统教学内容研究深入细化,出现总体概述和纵向梳理,阴阳学教学内容受到重视;传统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研究全面繁荣,古代读书法备受关注;教学艺术日渐受到重视,出现了禅宗教学艺术的专门研究;教学主体研究上,教师研究集中于社会地位和德能素质,师生关系研究主题和视角有所拓展。此外,其他方面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三是比较类研究涉及更多主题与人物,开始深入到文化内层。该时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看上去非常繁荣,但这种“繁荣”却令人担忧:其研究论着数量的飙升只是相对于以往研究绝对性的数字增长,这些论着在研究内容上内含大量重复,其所谓内容之丰富并非完全真实,而是具有一定的虚假性,且其研究话语的表达西方化,缺少中国自身话语的运用。纵观百年,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呈现出“高-低-高”的起伏态势,研究从“教育藏匿”走向“教学独立”,研究从重于“教学”走向偏重学习,研究从重于事实叙述转向重视问题评论,研究从思想本身走向文化内层。百年里,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重复性研究较多,许多主题未能拓展细化;研究地位边缘化,传统教学思想长期缺乏应有的重视;研究材料挖掘不够,原始材料与外延材料忽缺;研究视角与方法依然狭窄,难以对传统教学思想做到客观审视;研究话语他者化和政治化,非科学性显着。鉴于此,我国传统教学思想未来研究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努力:注重已有成果的学术梳理,挖掘原始典籍之教学本意,构建中国特色的教学话语,加强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维运用,强调中外教学思想的融合创生。
丁大刚[4]（2017）在《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以巴赫金和福柯的话语概念为理论基础,建立了一个译者话语系统,把理雅各的话语分为一般话语、翻译话语和翻译即话语,以“忠实”、“对等”、“释译”和“重译”等翻译话语为主线,贯穿考察理雅各的翻译,目的是揭示理雅各如何以话语为策略,从事翻译的话语实践。具体而言就是,理雅各在其翻译中施加了哪些意识形态,以及他的一般话语、翻译话语和翻译即话语三者如何“共谋”,促进中西文化的互释与会通,进而阐释理雅各在这一翻译过程中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变化及其自身思想的转变。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依据理雅各的一般话语考察其翻译人生。在19世纪英国在华传教史、英国汉学史和翻译史的观照下,主要从“人”和“书”两个方面建构影响理雅各典籍翻译的社会文化网络。第二,综合考察理雅各的翻译和翻译话语。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把理雅各的翻译分为中文译述、《中国经典》、《中国圣书》和纯文学翻译。他的中文译述主要是为传教服务,但同时也体现了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反映了理雅各的“适应主义”传教策略和“比较护教论”。《中国经典》至今仍可视作中国典籍翻译的标杆,从其翻译过程、翻译特点和影响可资佐证,但也存在一些诸如经书的排序和版本的问题,其中渗透着理雅各的主体意识。《中国圣书》的翻译使中国古代经典在比较宗教的视域下得以神圣化,也使儒教和道教的观念借着“圣书”的名誉在西方得以传播。翻译纯文学作品是理雅各与中国古代经书的一种互文式阅读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晚年生活的心境和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化。在此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总结理雅各的翻译思想。第三,在梳理忠实、对等、确当翻译、释译等译论的基础上,把理雅各的翻译话语放在整个翻译史的框架内,视其翻译论述为一种话语策略,并以他对“性善”、“上帝”、“道”等概念的翻译为例,探讨他在翻译中施加了哪些意识形态。理雅各以“人性趋向善”来译注孟子的“性善”,一方面表现出调和儒耶人性论的意图,另一方面表现出他借助孟子的性善论阐发自己非国教信仰的宗教立场和后千禧年主义的神学思想与世界观。这一翻译实践反映了其“忠实”翻译话语背后的不忠、不信。“God”与“上帝”看似对等的翻译,实则是一种话语实践,是理雅各人为建构的结果。借助这一建构,理雅各不仅在学术的领域解决了译名之争,也在客观上促使儒教在西方得以发明。理雅各翻译儒家之“道”的多样化选词和翻译道家之“道”采取音译转写的方式,一方面想表达儒家之“道”丰富的道德、政治和形而上的内涵,另一方面意欲传递道家之“道”语义的模糊性和思想的神秘性。这一翻译实践是对其所理解和论述的确当翻译的违背,恰恰是一种释译。第四,在“重译”话语的观照下,重点论述理雅各对《论语》的修订和《中庸》的重译,尤其是修订《论语》译本时对孔子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重译《中庸》时对“中庸”和“诚”两个概念的重新解读和翻译,其中反映出理雅各思想的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理雅各浸润中国文化已久以及与中国人交往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同化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上论述说明理雅各的中国典籍翻译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意味着意义的再生产和文化的再现。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阅读理雅各的翻译,我们要看到它的思想史价值,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从而寻找中国思想进入西方的更有效途径。
吴礼敬[5]（2017）在《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从诠释学的角度整理和描述英语世界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历史,重点关注《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以《易经》的流行英译本作为切入点,选取英语世界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三种《易经》诠释方式: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或儒教典籍的宗教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智慧之书的哲学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或把《易经》注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本文将分析这些诠释范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它们诠释《易经》的具体特征以及对后续的《易经》诠释产生的影响,以期回应诠释学上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应以作者、文本还是读者为旨归的争论,同时探讨“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诠释的循环”等诠释学核心概念在经典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适用性问题。具体说来,麦格基译本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理雅各译本把《易经》看成儒教典籍,卫-贝译本把《易经》看成一部智慧之书,孔理霭、茹特等人的译本把《周易》看成西周时期的历史文献,林理璋翻译的《周易》王弼注则把《周易》看成魏晋时期的历史文献,最后司马富的《易经》诠释把《易经》当成一部全球化的经典。这些诠释范式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也适应了各自阶段的历史需要。本文即以这些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的成因、特点和影响。本文共6章:第1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起、理论依据、术语说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创新点等内容。《易经》传入英语世界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因为对《易经》性质和特征的不同认识,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既往研究从译本评价、译文比较和易学史等不同角度切入,本研究则打算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易经》主要英译本中体现的诠释范式及其与生存时代、译者和环境间的互动关系。第2章: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以《易经》卫-贝译本的出现作为主要标志,把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分为卫-贝译本出现以前和卫-贝译本出现以后,分别介绍英语世界中有代表性的《易经》译本:卫-贝译本出现以前的主要译本有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它们分别体现了基督教文明与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卫-贝译本的产生是《易经》英译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体现了卫礼贤力图用东方文化来补充和救济西方文明的立场,因此《易经》中的智慧和卜筮传统都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卫-贝译本后兴起的孔理霭、茹特、林理璋等人的译本则体现了把《易经》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的视角,译者特别偏重文本和时代的结合。本章简单分析了这些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并举例说明不同诠释方式对《易经》卦爻辞理解和解释产生的影响。第3章: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主要讨论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分析二人的《易经》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的不同易学观、译本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突出麦格基把《易经》当作异教经典理解和解释时秉持的“前见”和理雅各以文王、周公的作者原意为旨归的翻译策略及影响。整体看来,麦格基和理雅各所处的19世纪正是西方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无论是麦格基采用比较神话学的视角把《易经》看成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异教经典,还是理雅各采用比较宗教学的立场把《易经》当成“东方圣书”体系下的儒教典籍,他们在整体上都秉持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思想,麦格基在译本中突出中国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和儒家的“宇宙生成论”、“宇宙周期循环说”,理雅各的译本突出经传分离的解释原则,要以自己之“意”去逆周公、文王之“志”,体现出他们在诠释《易经》之前根深蒂固的“前见”。第4章: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主要研究《易经》卫-贝译本,分析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确立经典地位的原因:卫礼贤和劳乃宣的合作、卫礼贤《易经》讲座的推动、荣格对《易经》的推介、贝恩斯夫人的转译、卫德明《易经》讲座的阐发、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潮流乃至出版社的积极推动和媒体的普遍赞誉,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易经》卫-贝译本的流行。本章总结了卫-贝译本自身的三个主要特征:独特的结构安排、把译文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调《易经》的卜筮功能,然后介绍卫-贝译本在当时和以后产生的重要影响,突出诠释者和《易经》文本间的“视域融合”是新的理解和解释不断生成的条件。整体来看,《易经》从19世纪末的儒家典籍转变成20世纪中期的智慧之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明发生的重大转变,经历“一战”和“二战”的摧残和毁灭,西方人对向来自信的机器文明、工具理性和科学崇拜产生怀疑和动摇,不少知识精英开始转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向东方文明寻找借鉴和慰藉,《易经》卫-贝译本从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求,因此在美国乃至欧洲掀起一股“易经热”。另一方面,卫-贝译本的独特结构,卫礼贤对《易经》作为“智慧之书”和“卜筮之书”的双重色彩的强调,荣格在序言中利用心理学上的“同时性”概念对《易经》占筮功能所作的分析,以及贝恩斯夫人流畅生动的现代英文,都为实现《易经》诠释范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第5章: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主要研究孔理霭、夏含夷、林理璋、司马富等人诠释《易经》的方式,分析英语世界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诠释《易经》的内外部原因,重点介绍以孔理霭、夏含夷、茹特等人为代表的还原《周易》》本经在商周时期的历史含义和以苏德凯、林理璋等人为代表的还原不同《易经》注疏在各自所处时代语境中的历史含义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的特征,同时还分析了以司马富为代表的把《易经》诠释和各国历史文化语境相结合的全球化的诠释方式,重点突出从文本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发来探寻文本原意的诠释旨趣。从根本上来说,英语世界对《易经》诠释的这种范式转变,是以新历史主义的产生和“中国中心论”思潮的兴起为背景的,是《易经》翻译和诠释领域内“回到中国”的一种具体尝试,虽然这种诠释范式的转变特征异常明显,但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下产生的《易经》译本并未像卫-贝译本一度取代理雅各译本那样取代卫-贝译本。第6章:结论,主要讨论《易经》文本产生过程中卦爻辞解释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认为这种“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同样体现在异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易经》的翻译和解释上。结论还总结了本文讨论的三种诠释范式中分别体现的“’照原意’或’照原样’理解”、“较好地理解”和“不一样的理解”这三种主张,指出“不一样的理解”才是《易经》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接受和理解的关键,但“不一样的理解”并非不受任何制约,文本、诠释传统、后起的诠释方式、以及时间和读者,共同筛选并决定对《易经》卦爻辞的具体理解和解释。
乔芳[6]（2015）在《北宋《论语》诠释史论》文中研究说明北宋是中国传统经学与儒家哲学发展的转折和变革期,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论语》诠释也实现了重大转折与变革。《论语》地位空前提升,注家注本众多,流派倾向不一,流寓着宋儒的怀疑与批判意识,贯穿着宋儒的革新和创造精神,成为宋儒实践宋学、复兴儒学、建构理学思想的重要资源。本文属于《论语》诠释的断代史研究,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北宋《论语》诠释的文化生态,总结北宋《论语》注本的诠释方法、诠释思想和诠释成就,厘清北宋《论语》诠释的演进路径、诠释特点与贡献。北宋《论语》诠释寓于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境遇之中。建立在社会长期动荡基础上的宋王朝,为了稳固政权,谋求长治久安,从开同初就确立了尊孔崇儒、“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为选拨和笼络人才,宋廷扩大科举取士范围,革除科考舞弊可能,以经义取士,强调通经致用。文化建设方面的举措,促进了学校教育、图书整理和典籍印刷业的迅速发展,也促成了北宋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全民读书热潮。凡此,预设了北宋《论语》诠释的政治制度土壤和社会文化条件。中国传统经学和儒家哲学发展至唐代陷入沉寂,经学研究株守师说,无所创新,严重禁锢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儒学受到释、道思想的冲击,独尊地位丧失。冲破旧学风的束缚,通过创造性诠释儒家经典以复兴儒学,成为中唐至北宋时期经典诠释和儒家哲学发展的历史使命。儿此,规定了北宋《论语》诠释嬗变的内在趋向和外在形态。宋仁宗庆历（1041-1048）以前,北宋《论语》诠释经历了官方和民间新旧学风双线并行的嬗变轨迹。邢昺《论语注疏》章句训诂细密,名物考证周详,标志着《论语》汉学系统的完成,在熙宁变法以前是北宋官方科举考试的唯一教本。但是《论语注疏》旧中寓新,不愚忠、不专守,“稍傅以义理”,成为北宋《论语》汉学向宋学转关的标志。在官方学风守旧的情况下,民间解经新风涌动。 《宋元学案》所存胡瑗《论语说》8章,对研究胡氏《论语》诠释思想以及宋代《论语》诠释走向弥足珍贵。作为宋学奠基人、理学先驱,胡瑗适应宋初学者治经理路,以义理阐发为释《论》方法,以修养德性为释《论》主旨,以教育弟子为释《论》诉求,二者相辅相成,辟出了一条属于宋儒的释《论》之路,是宋学《论语》诠释的开先河之作。刘敞《论语小传》诠释《论语》87章,驳难旧解,自出新意,虽仍不为完本,外在形态上还间有章句注疏之学的痕迹,但是内在思想倾向和诠释方法已属于宋学风貌。不过,刘敞诠释《论语》立足于经文本身,在道德性命和哲学思辨方面发明不足,仍应视为北宋前期《论语》宋学发展演变阶段的产物。北宋中后期,以义理为重的《论语》诠释新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官方解经倾向与民间新风合流。蜀学派苏轼《论语说》和苏辙《论语拾遗》是宋学释《论》的典范。苏轼《论语说》覃思深念,讲究“尽心”、“会心”常常撇开文句束缚,注重从整体上阐明道理, “时发孔氏之秘”。其诠解《论语》多参引历史事实,联系社会现实和个人生活遭际,站在世俗理性的角度,或批评时弊,或反映世态炎凉,或辩驳孟子,虽存有援引释、道思想的影子,但最终旨归在于通达孔子,在发明儒家道德性命方面颇有创获,是蜀学派《论语》诠释的代表。苏辙《论语拾遗》诠解《论语》27章,援引历史事实改易辩驳苏轼“意有所未安”、以释道思想释《论》以《论》释《论》等特点突出,在儒家“仁”的诠解方面有新见解, “其聪明独到之处亦不可磨”,在北宋《论滔》诠释语上有一定的地位。同一时期,理学型《论语》诠释孕育胎动于《论语》宋学母体中。陈祥道《论语全解》既是荆公新学派释《论》的唯一存本和集成之作,也是以“理”释《论》的重要文本,成于王安石推行科举改革时期,哲宗绍圣（1094-1098）后,作为科考的标准教材行于场屋,在当时颇有影响。陈祥道注重征引儒家经典和汉及前代历史事实、经师言论,并杂据《老子》、《庄子》、《墨子》等先秦文献诠解《论语》,章章立别解,篇篇出新意,总体思想倾向不失儒学的纯正性。陈氏认为《论语》是圣人言“理”之作,诠释《论语》注重穷理,讲究尽性,其中体现的理学思想虽然还不具有系统性,哲学思辨方面也较弱,但足以反映荆公新学派《论语》诠释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的贡献。程颐诠释《论语》除《论语解》外,还有散见于《河南程氏遗书》及《河南程氏外书》中的诸多相关言论。其视《论语》为建构理学思想的要籍,诠释《论语》有两个向度,一是发明儒家修齐治平之道,阐述了学习自修与教育并重的修道路径和自敬而诚的守道机制；一是以玩味涵咏之法,将经学层面的“道”导入哲理层面的“理”,借诠释《论语》以理论道,推明心性天理。程颐《论语》诠释很好地平衡了宋儒追求的“内圣”功夫和“外王”之道,为理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和思想基础,在两宋《论滔》诠释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总体而言,北宋前期《论语》诠释新旧学风双线并行,中期以后逐渐合流。以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邢昺进献《论语注疏》书板为界, 《论语》诠释史上以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为重心的汉学系统完成,但是旧学风的影响直至熙宁变法时才终结。新旧学风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中唐韩愈、李翱诠释《论语》起,民间探求《论语》深层义理的诠释实践或隐或显从未停歇。宋仁宗庆历（1041-1048）以后,释《论》新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推行科举改革,以儒家经义道理取士,官方经学风气才与民间宋学新风合流,标志着《论语》宋学对汉学的全面取代。与此同时,理学型《论语》诠释复胎动于《论语》宋学的发展流变中,程颐等理学家以《论语》为探讨和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主要资源,在诠释思想和诠释方法两方面对南宋理学家的《论语》诠释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宋《论语》诠释虽然注家注本多,学术流派不一,但诠解方法和解经追求具有趋同性。经学家们普遍不重章句训诂,不受旧注束缚,善于从《论语》篇章整体出发,以己意对《论语》作了创造性新诠。但是也要承认,北宋诸儒释《论》并未尽费训诂、尽弃旧注,对经文个别文字辨音释义常成为深掘义理的基础,旧注中契合经文意涵的说解也常得到采纳,北宋诸儒的说解也有明显的关联和传承。邢昺、欧阳修、苏轼、程颐等学者虽然对《论语》个别章句提出疑问,也作了微调,但怀疑只针对言语记录的真实性和版本传抄的错讹,并没有否定《论语》和孔子思想本身,诠释实践体现出强烈地尊经崇圣倾向。《论语》作为反映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得到宋儒的一致推崇。、理学家将《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书”统合,置于诸经之上,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阐发儒家政治伦理和心性修养思想,又借鉴释、道的某些内容和方法,参伍《周易》的某些哲学范畴,抽绎出具有思辨性的宇宙生成体系和哲学本体论,为理学思想的完成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对后代《论语》诠释影响深远。
陈祥龙[7]（2014）在《作圣之基-《论语》教本研究》文中指出《论语》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从一本言行录变为经学教材,通过教育活动影响了无数学子。《论语》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不同于现代教材,体现出传统教材演变的独特路径。鉴于这种特点,我们以“教本”来命名之。《论语》中的内容多为孔子及其弟子教学过程的记录,经后学加工改造,层累形成。《论语》的结集与传授的过程相伴而生,孔子的言行录既是孔门弟子传授的重要内容,也是《论语》结集最原始的资料。战国以后,结集的《论语》逐渐传播到更加广阔的地域,从出土的战国和汉初的竹书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种痕迹。由于秦代和汉初的文教政策使得《论语》被隔离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地域之学。随着汉代国家统一和儒术独尊,以《齐论》、《鲁论》、《古论》为代表的区域教材开始融合,最终以《鲁论》为核心,形成帝国范围内的通用教材,并成为今本《论语》的雏形。魏晋时期,诠释方式的变化使得《论语》的版本增多,其中占据官学统治地位的《论语》经历了郑玄与王肃之争。这一时期,形成了《论语》“汉学”诠释的巅峰之作——何晏的《论语集解》,成为后世重要的教本。隋唐时期,官学的完备和教材的统一使得《论语》诠释陷入低潮,科举考试的内容设置也决定了《论语》成为学校教育中的公共必修课程。北宋以后,“四书学”兴起,《论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宋学”诠释方式使得《论语》的诠释版本大增。邢昺的《论语注疏》、荆公新学的《论语》诠释版本、程朱理学的《论语》诠释版本、先后成为占据官学主导的教本。经学考试方式从隋唐的“帖经”、“墨义”变为两宋的经义文使得学习者对教本的选择更加自由,进入了教本多元并立的时代。元代中期以后,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在《四书》内出题,选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程朱理学开始占据学校教育的核心位置。明清以后,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四书》成为学子学习最重要的内容,促使《论语》的诠释融入《四书》。《论语》的学习也被放在《四书》体系内考量。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传统教育面临着转型。晚清“新政”以后,科举制度被废止,新式教育开始替代传统教育。在新式学堂中,新的学科建制促使《论语》从“专经课程”变为现代课程。在初等教育阶段,进入读经讲经科；在高等教育阶段,进入经学科；实现了从独立课程到科目课程的变化。民国以后,“五育并举”取代“忠君尊孔”成为新的教育宗旨,经学进一步失去了它存在的合理性。这一过程中,西方的“七科之学”取代我国传统的“四部之学”,《论语》成为现代教材中的内容。新中国建立以后,新的意识形态建立,经学的价值进一步削弱,《论语》作为教材的必要性也不复存在。总之,《论语》的发展经历了我国课程体系从“六艺”的实用教育阶段到“五经”、“四书”的经学教育阶段,再到现代的“科目”阶段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我国传统教育的变迁,折射出经学教材发展过程中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的互动,为我们理解传统教育提供了反思的视角。
郭丽[8]（2012）在《唐代教育与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唐代教育与文学的关系。在唐代，教育和文学均处于昌盛发达时期，教育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作用于文人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是他们具备文学创作能力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影响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一极。第一章，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文人群体的扩大。在教育制度方面，唐代有中央和地方的两级官学制以及合法化和多样化的私学。与此同时，唐代具备有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教育制度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唐代教育资源的社会化，其显着表现是教育受众的增加和教育普及面的扩大，这是导致唐代文人群体扩大的重要成因。第二章，唐代教育思想与文人及文学。尊圣崇儒是唐代的基本教育思想，唐初这一思想的提出强化了部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儒道自任意识，加剧了其人生矛盾，使他们的作品充满张力。高宗后期和武后时期，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尊圣崇儒教育思想被有意淡化，官僚系统对人才的需求使教育与仕进紧密结合，教育思想中功利的一面尤为凸显，这对文人进取意识的强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盛唐社会环境的改善促进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较多，社会能吸纳的人才相对较少，教育培养的人才多为礼乐之士，官僚系统更需要吏能之士，教育思想和教育结果与社会实际需要之间产生了矛盾。士人的人生理想和实际遭遇因为这些矛盾出现错位，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中晚唐士人从科举与教育关系的角度对教育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唐代教育思想，但所提出的改革策略很难实施，只是更进一步明确了中晚唐教育的困境。复古思潮中复兴“师道”的思想，是这种反思的延续，它力图发掘教育传承儒家道统的独立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知识阶层对唐王朝的心理认同。儒道传承的落空以及对政权认同的淡化使知识分子进退失据，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无所依凭的游移心态。第三章，唐代经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唐代经学教育有完整的体系。太宗时期和高宗前期，官方经学教材《五经正义》的编纂使经学简化，教材统一，加以科举试帖经的要求，使得章句成为记诵对象，儒家经典作为语言和典故材料融入文人的知识储备库从而进入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盛唐时期经学教育偏重于《孝经》，强调伦理，这与此一时期雅正雄浑的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关联。安史乱后经学教育重心下移，由中央官学主导转而为私学中士人主导，这带动了士人在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中主体意识的增强，从而使用以表达士人在社会思想领域探索的诗文中文与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同时为诗为文努力创新，很少蹈袭前人。第四章，唐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发展。唐代文学教育的兴起有这一时期独有的成因，唐前文学在形式和技巧上的发展、唐代好文风尚的浸染以及科举取士重文学的刺激都是重要因素。唐代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类书、《文选》和诗格等，文学教育的具体活动就是依托于这些文学教育内容传承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它具有从语言材料到声律规则再到技巧门径的明显上升的层次性，这导致在文学教育和学习方式上也体现出从阅读积累到模仿熟练再到体会感悟的逐级提高的过程。唐代文学教育的内容在唐人的创作中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迹，在内容的借鉴、题材的取资、典故的吸纳、对偶的采用方面最为明显。第五章，唐代童蒙教育与儿童诗。唐代之所以出现众多杰出的文学家，与他们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密不可分。本章从考察唐代有代表性的三部蒙书——《蒙求》、《太公家教》和《兔园策府》入手探讨唐代蒙书与童蒙教育的关系，并进而对中原内地和敦煌地区这两大童蒙教育版块从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教育者三方面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两地迥然有别的童蒙教育使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所发生的构思上的精巧与随意，题材上的狭窄与丰富，语言上的文雅与通俗，表现手法上的多样与单一的变化。第六章，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文学活动。唐代教育的普及使女性成为受教育群体的一部分。本章从唐代现存两部女教书——《女孝经》和《女论语》切入，藉以考察唐代女性教育的内容以及不同的教育内容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诗歌教育的特有方式和女红教育的共同作用，使女性诗歌中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仿作和女性书写特质；经史教育之于女性创作最显着的影响是女性诗歌中经史语典的大量化用；道德礼法是唐代女性最重要的教育内容，这表现在道德礼法内容在她们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唐代女性受教育的成效，除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之外，妓女传唱和寡母教孤也是两种与唐代文学密切相关的展示方式。第七章，唐代留学生教育与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唐代教育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接收留学生是其最显着的表现。与此相适应，唐代也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留学生管理制度。唐代特设宾贡科以满足留学生在唐及第的愿望，对于宾贡及第的留学生，在管理上也给予了很大的宽松度。留学生在唐期间与唐代文人多有诗歌交往，这不仅密切了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对双方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主要表现在本国教育体制构建和汉文学发展两个领域。第八章，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从藏书、授徒和地点三个方面考察，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这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此外，唐五代书院还初步表现出与当时学术思想潮流的密切关联。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反映出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金鑫[9]（2018）在《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文中提出《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是以史学和文化传播的视角相结合,探索和分析隋唐宋金元时期墨学发展的情况,同时考察这几个朝代墨学与其他学说的关系。绪论部分主要交代论文研究的目的及意义,然后理清民国以来墨学研究的概况,搜寻其中墨学断代研究涉及隋唐宋金元的相关成果,同时将隋唐宋金元这几段处于墨学衰微期的因果关系作出简析。论文主体共分为三章:隋唐墨学接受研究、宋代墨学接受研究、金元墨学接受研究。以下各章皆先概述墨学发展背景,目的在于考察不同朝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墨学发展演变的轨迹,然后再分别论述不同时期文人学士对墨学的接受,同时探索墨学同几段朝代各自时下主流思潮产生的融合或碰撞。第一章,隋唐墨学接受研究设立八节。首先归纳分析隋唐四大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辑录《墨子》文本和引用墨家思想的特点;然后考察唐代儒墨关系较之前代发生的重要转变;最后解析唐代文人着作中的墨学引用和摘录情况,魏征《群书治要·墨子》、赵蕤《长短经》、马总《意林》较为典型,分别设专节专论;对于没有形成着述、无法系统考察其墨学思想的文人学士,则是采取收集分析其论及墨学的文论或者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墨学观,比如韩愈《读墨子》和其他文论中对墨学的取舍、柳宗元文论中的斥墨识墨论等。第二章,宋代墨学接受研究设立十节。第二节承接隋唐类书对墨学的考察方法,细致分析宋代三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辑录《墨子》条文的特点,并总结出其与隋唐类书吸收墨学的不同特征。第三节开始专论两宋文人学士的墨学观,北宋时期的文人学士接受墨学少有形成着述,但不乏专篇专论以及散见在文论、史着、注疏等作品中的观点,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和苏辙的墨学观,即是以此法归纳和分析。从程颢、程颐论墨学,到南宋以后文人学士的墨学接受,则是着重于考察理学兴盛之后理学家们对墨学的批判,朱熹最为典型。最后补充以南宋文人笔记对墨学的接受,即洪迈《容斋随笔》和黄震《黄氏日抄》。第三章,金元墨学接受设立四节。先是考察道教转型、新旧交替中对墨学的吸收,然后列出南宋遗民文人作品对墨学的接受,马端临《文献通考》颇为独特。此章末尾则是将元末文人陶宗仪《说郛》中收录的《墨子节抄》和《读墨子随识》作具体分析,阐明其于元代保存《墨子》文献之功。
张君贤[10]（2018）在《君与君不与：中国古代武术竞赛历史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家“努力开发体育竞赛市场”（《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传承发展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政策导向下,如何基于“文化自觉”的立场认知中国武术竞赛历史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优秀经验,即成为当下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索性课题。基于此,本文从中国武术与“在祀在戎”的“国之大事”的关联性出发,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体育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论证的研究方法,分析“君与”“君不与”话语下古代射礼、角抵、武举等竞赛的历史实践,探讨其由参赛人员和技术体系等外显层、由竞赛规则和组织形式等制度层、由竞赛理念和精神象征等核心层所构成的文化系统,以实现对古代射礼、角抵、武举等武术竞赛历史、文化及存在意义的整体认知。1.从体育竞赛学的视角而言,因具备特定的参与群体（国君、权贵、民众等相关组织者和参与者）、物质条件（定制化的场地、设施、配套、布置和竞赛器材等）以及组织管理（官办高规格与民办自主化相结合的运营模式及其相应的竞赛规则）等竞赛要素,射礼、角抵、武举等武术竞赛成为古代体育竞赛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以其独特的竞赛形式在许多重要活动（国家外交、政治交际、军事训练、节庆娱乐、民俗活动等）中发挥了体育竞赛的文化特性。2.从文化现象来看,射礼、角抵、武举等武术竞赛文化不仅存在着“君与”和“君不与”的历史现象,而且也围绕人员、技术、规则、组织、理念、精神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竞赛文化。与“君”相关的古代武术赛事,表明古代武术竞赛并非脱离于国家的“自由”活动现象,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自在”行为方式,更不是自立于民众的“自主”欢愉形式,而是以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市井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独特竞赛样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展现了其与国家军事实力、国家形象等“国之大事”相关的文化特性。3.作为国之大事的武术竞赛,在其国家政权顶端,国君以“文化霸权”的“斗争”“协商”为形式,以竞赛为手段,通过事前从意识形态、思想、实践上赢得政策制定的“权力话语”,从事中对言行、举止上执行审查考核的“监视机制”,乃至事后从社会荣誉、物质奖赏（马克思?韦伯）等方面施行鞭策赏罚的“艺术效果”方式,达成了对权贵集团恩威并御的权力支配、张弛有度的权力调节以及封闭性共同体权力的整饬等政权管理、控制目的,切实履行了国家治理意义上的顶层政治权力的管控。而在国家治理的政权终端,射礼、角抵、武举等竞赛形成了以射义儒家化、伦理仪式化、礼制符号化的乡射礼竞赛,以塑造国家、社会繁荣富强形象的角抵竞赛,乃至以展现国家“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公平竞争精神的地方武举“比试”竞赛等为形式,运用以激励式号召的动员和目标转换的交换为主,以政策权威的强制为辅的“社会控制”手段,实现了“推行礼治制度、强化国家认同、柔化社会结构、调节民众情绪”等地方管理、控制目的,切实推行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基层与地方治理。4.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繁荣和体育强国梦决定了“关乎千秋”的射礼、角抵、武举等古代武术竞赛先是在顶层政权管控（控制权支配、部署）,继之在国家外交（彰显国威、傲视四夷）,最后在社会发展（宣扬国富、点缀升平）等多维层面,不论是“君与”的举国体制,“君不与”的“国家在场”所塑造的庄重、奢华、权威,还是地方、社会、民间自主所传达的严苛、繁盛、规范,展现了其高于武术竞赛所肩负的国家治理、国家发展、社会治理、民众管理等“国家缺席在场”下的宏伟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总之,与国之大事相关的古代武术竞赛,因“君与”而与国家治理直接相关,因“君不与”的缺席在场、地方治理而与国家治理间接相关。与国家治理直接、间接相关的古代武术赛事,也使武术、体育成为近代中国“国民身体改造”的手段,成为新中国体育的政治使命,成为当下健康中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的组成部分。
二、孔子和《五经》的编纂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孔子和《五经》的编纂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论语》的研究综述 |
| (二)《理想国》的研究综述 |
| (三)《论语》与《理想国》的比较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基本结构 |
| 四、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政治思维的取向 |
| 一、语言对思维的导向作用 |
| 二、《论语》的政道思维 |
| (一)“政”与“道”的起源及其意义 |
| (二)“人道政为大”的政道精髓 |
| 三、《理想国》的政体思维 |
| (一)雅典民主制激发的批判性思维 |
| (二)城邦政体上下往返的逻辑循环 |
| 四、政治思维取向的共契与分殊 |
| (一)表意与表音的语言载体 |
| (二)近譬与远譬的推理方法 |
| (三)本末与内外的整体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秩序的建构 |
| 一、人是秩序的建构主体 |
| 二、《论语》的礼乐秩序 |
| (一)礼乐的起源及其意义 |
| (二)以仁释礼的损益 |
| (三)礼崩乐坏导致天下无道 |
| (四)克己复礼的救世主张 |
| 三、《理想国》的理念秩序 |
| (一)理念的来源及其作用 |
| (二)善是最高的理念 |
| (三)灵魂堕落瓦解了城邦秩序 |
| (四)共产公有的救世主张 |
| 四、政治秩序重建的共契与分殊 |
| (一)理想秩序的建构起点:家 |
| (二)理想秩序的评价标准:和 |
| (三)理想秩序的实现方式: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人格的塑造 |
| 一、道德对人格的引领作用 |
| 二、《论语》的道德人格预设 |
| (一)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 |
| (二)道德人格的层次 |
| 二、《理想国》的等级化知识人格 |
| (一)理想人格的本质 |
| (二)现实人格的类型 |
| 四、政治人格重塑的共契与分殊 |
| (一)政治人格的塑造原则 |
| (二)理想国家的最高主政者 |
| (三)现实国家的最佳辅政者 |
| (四)意识形态把被统治者属民质询为子民和公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2）《论语》与现代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论题的研究意义 |
| 1.2 本论题的研究现状 |
| 1.3 相关概念 |
| 第2章 《论语》及其文本地位的历史流变 |
| 2.1 《论语》书名、编纂及其传本 |
| 2.1.1 《论语》书名及成书时间 |
| 2.1.2 《论语》的编纂：“子思编定《论语》”说质疑 |
| 2.1.3 《论语》的不同传本 |
| 2.2 《论语》文本地位的历史流变 |
| 2.2.1 传记作品身份下的《论语》 |
| 2.2.2 儒家经典身份下的《论语》 |
| 第3章 《论语》与“五四” |
| 3.1 《论语》与“孔家店” |
| 3.1.1 “五四”新文化派的相关言论 |
| 3.1.2 反对者的声音 |
| 3.1.3 时代回应与历史意义 |
| 3.2 胡适视域中的《论语》 |
| 3.2.1 从早期经历看胡适对《论语》的态度 |
| 3.2.2 胡适对《论语》的文本定位 |
| 3.2.3 胡适开创的新范式及其影响 |
| 第4章 《论语》与现代新儒学 |
| 4.1 熊十力与《论语》：《论语》在现代新儒学语境中的身份之一 |
| 4.1.1 熊十力对《论语》的文本定位及其变化 |
| 4.1.2 熊十力对《论语》相关内容的阐释 |
| 4.2 马一浮与《论语》：《论语》在现代新儒学语境中的身份之二 |
| 4.2.1 马一浮对《论语》的文本定位 |
| 4.2.2 《论语大义》的基本主旨 |
| 4.2.3 《论语大义》的诠释特点 |
| 4.3 冯友兰与《论语》：《论语》在现代新儒学语境中的身份之三 |
| 4.3.1 作为“哲学史史料”的《论语》 |
| 4.3.2 作为“新理学”材料的《论语》 |
| 4.4 钱穆与《论语》：《论语》在现代新儒学语境中的身份之四 |
| 4.4.1 钱穆对《论语》文本地位和研读方法的思考 |
| 4.4.2 钱穆对《论语》相关内容的阐释 |
| 第5章 《论语》在新中国的命运沉浮 |
| 5.1 “文革”前的《论语》研究 |
| 5.1.1 《论语》研究的一些进展 |
| 5.1.2 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及其阐释特点 |
| 5.2 当《论语》遭遇“文革” |
| 5.2.1 “文革”中的“批孔”运动 |
| 5.3 新时期的《论语》研究 |
| 5.3.1 “拨乱反正”后的反思与研究 |
| 5.3.2 《论语》注释范本：《论语译注》及其影响 |
| 5.3.3 “《六经》注我”式的典范型读本：《论语今读》及其“现代性” |
| 5.4 “儒学热”、“读经热”背景下的《论语》阐释 |
| 5.4.1 “儒学热”、“读经热”的源起与演进 |
| 5.4.3 李零的两个《论语》读本及其论争 |
| 第6章 港台学者关于《论语》的文本定位 |
| 6.1 港台新儒家对《论语》的文本定位 |
| 6.1.1 牟宗三、唐君毅的相关认识 |
| 6.1.2 徐复观的相关认识 |
| 6.1.3 杜维明的相关认识 |
| 6.2 毛子水、林在勇、南怀瑾等对《论语》的文本定位 |
| 6.2.1 毛子水、林在勇、林安悟对《论语》的文本定位 |
| 6.2.2 南怀瑾对《论语》的文本定位及其在中国大陆的影响 |
| 第7章 《论语》与中国的“现代性” |
| 7.1 《论语》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现代性” |
| 7.1.1 学术贡献与理论困境 |
| 7.1.2 不同的“现代性”想象 |
| 7.2 《论语》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
| 7.2.1 如何推进“现代性”语境下《论语》阐释 |
| 7.2.2 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3）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缘由 |
| (一) 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 |
| (二) 我国教学改革立足“本土根基”的实践需要 |
| (三) 中国特色教学理论构建与形成的应然选择 |
| (四) 中华民族教学自信培育与提升的重要途径 |
| 二、研究的基本现状 |
| (一)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的发展概况 |
| (二)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的内容梳理 |
| (三)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沉寂与兴起:1912-1949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沉寂--兴起--微弱延续 |
| (一) 清朝晚期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开端 |
| (二) 1912-1927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沉寂 |
| (三) 1928-1942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兴起 |
| (四) 1943-1949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微弱延续 |
| 二、研究的主要进展:专题研究初兴·表层对比·史观多样 |
| (一) 传统教学目的研究:零散性地阐释“闻道”和“育人” |
| (二) 传统教学原则方法研究:整体相对繁荣与学法研究初步显现 |
| (三) “边缘化”教学专题研究:简要探讨中潜含着较大发展空间 |
| (四) 比较类研究:追求民族教学自信下的“表层对比” |
| (五) 研究视角:史观解读的多样与其他视角的缺乏 |
| 三、研究初步兴起之反思 |
| (一)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基本藏匿于教育思想研究之中 |
| (二)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主要在教育史领域中展开 |
| (三)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大多为解读性研究 |
| (四) 传统教学思想与外国教学理论研究难以融合 |
| 第三章 缓行与异变:1949-1976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 |
| (一) 1949-1955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冷落 |
| (二) 1956-1965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缓行 |
| (三) 1966-1976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异变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专题研究细化·首着问世·儒法比较 |
| (一) “元素性”研究状况:从“整体观照”走向“专题细化” |
| (二) 研究初步独立的标志:首部传统学习思想研究专着问世 |
| (三) 研究异变集中表现:传统教学思想批判性“研究”铺天盖地 |
| (四) 比较类研究之转向:儒与法教学思想比较“研究”最受关注 |
| 三、研究缓行异变之省思 |
| (一) 研究发展之基本态势:踟蹰 |
| (二) 研究性质之变化状况:异变 |
| (三) 研究主体之学术心态:纠结 |
| 第四章 恢复与发展:1977-2014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恢复--发展--兴盛 |
| (一) 1977-1983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恢复 |
| (二) 1984-1996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发展 |
| (三) 1997-2014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兴盛 |
| 二、研究的主要进展:独立化·百花齐放·文化内层 |
| (一) 研究走向独立化与体系化,多部研究着作诞生 |
| (二) 教学目的研究兼顾整体与细微,延伸到“自然”层面 |
| (三) 教学过程研究出现多种阶段论,教学本质观引起注意 |
| (四) 教学内容研究深入细化,出现纵向梳理和阴阳学研究 |
| (五) 教学原则与方法研究全面繁荣,读书法备受关注 |
| (六) 教学艺术日渐受到重视,出现禅宗教学艺术专门研究 |
| (七) 教学主体关系研究视角拓展,教师地位和德能颇受重视 |
| (八) 比较类研究涉及更多主题与人物,开始深入文化内层 |
| 三、研究兴盛繁荣之忧思 |
| (一) 总体繁荣景象之简要描绘 |
| (二) 数量飙升之思:绝对与相对 |
| (三) 内容丰富之思:真实与虚假 |
| (四) 研究话语之思:西方与中国 |
| 第五章 特点与趋势: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总体论析 |
| 一、纵向观照: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嬗变的主要特点 |
| (一) 研究呈现出“高-低-高”的起伏态势 |
| (二) 研究从“教育藏匿”走向“教学独立” |
| (三) 研究从重于事实叙述转向重视问题评论 |
| (四) 研究从重于“教学”走向偏重学习 |
| (五) 研究从“思想本身”走向“文化内层” |
| 二、横向反思: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重复性研究普遍,许多主题未能深入细化 |
| (二) 研究地位边缘化,长期缺乏应有的重视 |
| (三) 研究材料挖掘不够,原始和外延材料忽缺 |
| (四) 研究视角与方法依然狭窄,难以客观审视 |
| (五) 研究话语他者化与政治化,非科学性显着 |
| 三、未来展望: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发展的应然趋势 |
| (一) 清思待进------注重已有成果的学术梳理 |
| (二) 返璞归真------努力挖掘材料的教学本意 |
| (三) 话语重构------构建中国特色的教学话语 |
| (四) 立体透视------加强视角方法的多维运用 |
| (五) 融合创生------强调中外思想的有机结合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国内外理雅各研究现状 |
| 1.1.1 以译者为中心的人物评传 |
| 1.1.2 以原文为中心的译文指暇 |
| 1.1.3 以译文为中心的“后学”批评 |
| 1.1.4 以“经文辩读”为方法的中西思想对话 |
| 1.1.5 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考辨 |
| 1.2 翻译研究的话语路径 |
| 1.2.1 福柯“话语”的意义 |
| 1.2.2 话语与翻译 |
| 1.2.3 译者话语系统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架构及内容 |
| 第二章 翻译与人生——理雅各其人其世 |
| 2.1 理雅各其人 |
| 2.1.1 人生的展开 |
| 2.1.2 中国传教生涯 |
| 2.1.3 牛津大学学者生涯 |
| 2.2 理雅各之身份与时世 |
| 2.2.1 传教士理雅各与19 世纪英国在华传教史 |
| 2.2.2 汉学家理雅各与19 世纪英国汉学(翻译)史 |
| 2.2.3 翻译者理雅各与19 世纪英国翻译史 |
| 2.3 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的社会文化网络 |
| 2.3.1 中国人和中国书 |
| 2.3.2 西人和西书 |
| 第三章 翻译即话语——理雅各的翻译 |
| 3.1 中文译述——翻译作为传教的工具 |
| 3.1.1 《圣经》诠释 |
| 3.1.2 章回小说 |
| 3.1.3 方言故事 |
| 3.1.4 教学材料 |
| 3.2 《中国经典》——中国典籍的标准译本 |
| 3.2.1 《中国经典》五卷本翻译始末 |
| 3.2.2 《中国经典》五卷本的特点 |
| 3.2.3 《中国经典》的影响 |
| 3.2.4 三个问题 |
| 3.3 《中国圣书》——中国宗教的发明 |
| 3.3.1 《东方圣书》的编纂思想 |
| 3.3.2 “儒教文本”之《书经》、《诗经》、《孝经》 |
| 3.3.3 “儒教文本”之《易经》 |
| 3.3.4 “儒教文本”之《礼记》 |
| 3.3.5 “道教文本” |
| 3.3.6 从“经典”到“圣书”——理雅各翻译和阐释中国古代经典思想的演变 |
| 3.4 纯文学作品——与中国经典的互文阅读体验 |
| 3.4.1 史传小说 |
| 3.4.2 古代散文 |
| 3.4.3 诗词歌赋 |
| 3.5 理雅各的翻译话语 |
| 3.5.1 翻译目的与预设读者 |
| 3.5.2 翻译策略与阐释原则 |
| 3.5.3 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的诠释学反思 |
| 第四章 “忠实”翻译话语下孟子“性善”论的翻译与中西辨读 |
| 4.1 翻译的“信”史 |
| 4.2 理雅各的翻译“忠实”论 |
| 4.3 理雅各对孟子“性善”的翻译与阐释 |
| 4.3.1 别有所指的HOW |
| 4.3.2 “人性本善”与“人性之趋向善” |
| 4.3.3 “善”的定义 |
| 4.3.4 人性论的中西“辩读”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对等”翻译话语下“上帝”的翻译与译名之争 |
| 5.1 翻译的“对等”概念 |
| 5.2 理雅各解决“译名之争”的社会学解释 |
| 5.3 《儒教与基督教的关系》(1877) |
| 5.4 《中国圣书》中“上帝”的翻译 |
| 5.4.1 理雅各的论述 |
| 5.4.2 传教士的质询 |
| 5.4.3 理雅各的答复 |
| 5.5 《中国宗教》(1880) |
| 5.5.1 理雅各的比较论述 |
| 5.5.2 理雅各比较思想的根源 |
| 5.5.3 评论者的意见 |
| 5.6 《比较宗教知识于传教事业的意义》(1886) |
| 5.7 理雅各的比较护教论 |
| 5.8 译名之争事实上的解决 |
| 5.9 小结 |
| 第六章 “确当翻译”翻译话语下“道”的多样化阐释 |
| 6.1 确当翻译与释译 |
| 6.2 理雅各的译与释 |
| 6.3 儒家之“道”的译与释 |
| 6.3.1 政治意义之“道” |
| 6.3.2 人伦意义之“道” |
| 6.3.3 形而上意义之“道” |
| 6.4 道家之“道”的译与释 |
| 6.4.1 理雅各英译《道德经》的社会文化网络 |
| 6.4.2 理雅各诠释道家之“道”的原则与方法 |
| 6.4.3 理雅各对老子之“道”的解读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重译”翻译话语下《论语》、《中庸》多译本比析与理雅各思想的转变 |
| 7.1 “重译”的翻译学论述 |
| 7.1.1 重译假说 |
| 7.1.2 重译原因 |
| 7.1.3 修订与重译 |
| 7.2 《论语》的修订 |
| 7.2.1 初版本相对于样本的修订 |
| 7.2.2 修订本相对于初版本的修订 |
| 7.3 《中庸》的重译 |
| 7.3.1 重读《中庸》 |
| 7.3.2 “中庸”的重译 |
| 7.3.3 “诚”的重译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理雅各的讣告和悼念文章目录 |
| 附录二 理雅各着译作品目录 |
| 附录三 理雅各译作书评目录 |
| 附录四 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参考书目 |
| 附录五 理雅各年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理论依据 |
| 1.1.3 术语说明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译本评析 |
| 1.2.2 译本或译文比较 |
| 1.2.3 易学西传史研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 |
| 2.1 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概述 |
| 2.1.1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前 |
| 2.1.2 《易经》卫-贝译本 |
| 2.1.3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后 |
| 2.2 《易经》英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 |
| 2.2.1 儒教典籍 |
| 2.2.2 智慧之书 |
| 2.2.3 占筮手册 |
| 2.2.4 历史文献 |
| 2.2.5 心理学视角 |
| 2.2.6 女性主义视角 |
| 2.3 不同诠释方式对卦爻辞译文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 |
| 3.1 麦格基理解的《易经》:异教经典 |
| 3.1.1 麦格基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1.2 麦格基对《易经》的理解 |
| 3.1.3 麦格基译本的特征 |
| 3.1.4 麦格基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前见” |
| 3.2 理雅各理解的《易经》译本:儒教典籍 |
| 3.2.1 理雅各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2.2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特征 |
| 3.2.3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影响 |
| 3.2.4 理解和解释作者之意:理雅各诠释《易经》的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 |
| 4.1 卫-贝译本经典地位的确立 |
| 4.1.1 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及《易经》系列讲座 |
| 4.1.2 荣格对卫礼贤《易经》译本的运用及评价 |
| 4.1.3 贝恩斯夫人和她的英文转译本《易经》 |
| 4.1.4 卫德明《易经》系列讲座的推动 |
| 4.1.5 美国反文化潮流的兴起与《易经》卫-贝译本地位的最终确立 |
| 4.2 卫-贝译本的主要特征 |
| 4.2.1 结构安排独特,经、传同样重视 |
| 4.2.2 剥离历史语境,融合中西智慧 |
| 4.2.3 重视卜筮功能,强调实用色彩 |
| 4.3 卫-贝译本的影响 |
| 4.4 诠释者与《易经》文本的“视域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 |
| 5.1 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产生的背景 |
| 5.1.1 外部因素 |
| 5.1.2 内部因素 |
| 5.2 《周易》作为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 |
| 5.2.1 孔理霭的《易经》诠释 |
| 5.2.2 夏含夷的《周易》诠释 |
| 5.2.3 茹特、高厦克、玛格丽特等人的《周易》诠释 |
| 5.3 《易经》作为具体时期的历史材料 |
| 5.3.1 苏德凯等人的《易经》诠释 |
| 5.3.2 林理璋的《易经》诠释 |
| 5.3.3 韩子奇的易学研究 |
| 5.4 《易经》作为融合世界文化的历史文本 |
| 5.4.1 卫德明、哈克尔等人的易学研究 |
| 5.4.2 司马富的易学研究 |
| 5.5 文本原意:从文本和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6）北宋《论语》诠释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北宋《论语》诠释的文化生态考察 |
| 第一节 北宋《论语》诠释的社会文化境遇 |
| 一、“以文化成天下”的治国方略 |
| 二、以经义为主的科举取士制度 |
| 三、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读书风尚 |
| 第二节 北宋《论语》诠释的学术思想境遇 |
| 一、传统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汉学到宋学 |
| 二、北宋时期经学风气的演变：双线并行终到合流 |
| 三、传统儒家哲学发展的历史使命：复兴儒学 |
| 第二章 北宋前期：章句与义理交融的《论语》诠释 |
| 第一节 旧中寓新的邢昺《论语注疏》 |
| 一、含章内映、标立典范的命名 |
| 二、改易皇疏、变通义说的诠释体例 |
| 三、训诂考证、文辞义理兼备的诠释特点 |
| 四、有守有破、汉宋转关的诠释成就 |
| 第二节 窥斑知豹的胡瑗《论语说》 |
| 一、推阐义理的诠释方法 |
| 二、修养德性的诠释主旨 |
| 三、教育弟子的诠释诉求 |
| 第三节 评旧立新的刘敞《论语小传》 |
| 一、《论语小传》概说 |
| 二、义理说经 宋学风貌 |
| 三、驳难旧解 自出新意 |
| 四、尊经崇圣 勤拳渊微 |
| 第三章 北宋中后期(上)：宋学视域下的《论语》诠释 |
| 第一节 “时发孔氏之秘”的苏轼《论语说》 |
| 一、《论语说》概说 |
| 二、自以意作 多出新解 |
| 三、返归圣学 达于孔子 |
| 四、联系现实批评时弊 |
| 五、对“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 |
| 第二节 有驳有立的苏辙《论语拾遗》 |
| 一、与苏轼《论语说》的关系 |
| 二、改易辩驳子瞻和公是 |
| 三、以释、道思想释《论》 |
| 四、以《论》释《论》 |
| 五、对“仁”的诠释 |
| 第四章 北宋中后期(下)：理学视域下的《论语》诠释 |
| 第一节 以理明道的陈祥道《论语全解》 |
| 一、“新学”释《论》的集成之作 |
| 二、旁引曲证的释《论》之作 |
| 三、言理明道的释《论》之作 |
| 第二节 探本求源的程颐《论语解》 |
| 一、明道穷理的诠释宗旨 |
| 二、玩味涵蓄的求道方法 |
| 三、学习与教育并重的修道路径 |
| 四、自敬而诚的守道机制 |
| 第五章 北宋《论语》诠释的演进路径与特点 |
| 第一节 北宋《论语》诠释的演进路径 |
| 一、旧学风的发展与《论语》注疏之学的完成 |
| 二、新学风的演变与《论语》义理之学的成熟 |
| 三、理学型《论语》诠释新局面的开创与流变 |
| 第二节 北宋《论语》诠释的特点 |
| 一、以义理为重 未尽废训诂 |
| 二、以己意言经 未尽弃旧注 |
| 三、以尊崇为归 微调《论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表 |
（7）作圣之基-《论语》教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表格目录 |
| 绪论 |
| 一、为何选择《论语》 |
| 二、既往研究综述 |
| (一) 《论语》的相关研究 |
| (二) 经学教育及课程的相关研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采用理论 |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六艺”时代：从“言行录”到“教材” |
| 第一节 “言行录”：记录孔子教学的《论语》 |
| 一、《论语》中的“六艺”课程 |
| 二、《论语》中的“六经”课程 |
| 第二节 私家教材：《论语》在孔门内部的结集与传授 |
| 一、孔子的弟子与其“言行录”的记录与传播 |
| 二、战国儒家与《论语》早期的结集与传授 |
| 第二章 “五经”时代：从“通用教材”到“通修课程 |
| 第一节 “通用教材”：从分化走向融合的《论语》 |
| 一、战国到汉初不同地域的《论语》抄本 |
| 二、从地域之学到官方一统：汉代《论语》的传承 |
| 三、两汉考选方式与《论语》的教法与学法 |
| 第二节 教材的多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语》 |
| 一、诠释方式与书写媒介变革带来的变化 |
| 二、郑玄与王肃的《论语》之争 |
| 三、“汉学”诠释的重要教本：何晏的《论语集解》 |
| 第三节 兼修课程：隋唐时期的《论语》 |
| 一、《五经》的特点与《论语》对“五给”教育的补充 |
| 二、“南学”统一与检释版本锐减：《论语》教本的特点 |
| 三、“帖经”与‘‘墨义”：科举制度下的课程评价 |
| 第三章 “四书”时代：从“通修课程”到“专经课程” |
| 第一节 “四书学”的兴起与《论语》的升格 |
| 一、唐宋社会变迁与“四书学”的兴起 |
| 二、《四书》的形成与《论语》的升格 |
| 第二节 课程内容的分化与两宋《论语》教本的嬗变 |
| 一、“宋学”诠释的兴起与多种教本的并立 |
| 二、“宋学”诠释的重要教本：朱熹的《论语》诠释 |
| 三、考试方式变化与《论语》教本的评价与实施 |
| 第三节 必修课程：元明清时期的《论语》 |
| 一、考试制度变革与《论语》专业地位的奠定 |
| 二、融入“四书”体系的《论语》 |
| 第四章 “科目”时代：从“专经课程”到现代教材 |
| 第一节 从“专经课程”到现代课程：晚清《论语》的转型 |
| 一、从八股文到策论：考试方式变革带来的经学转向 |
| 二、从私塾书院到新式学堂：育才方式变革对经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制度支撑的消亡：科举废止对经学教育的影响 |
| 第二节 从现代课程到现代教材：民国《论语》的转型 |
| 一、读经、修身到国语、公民：普通教育阶段《论语》的归属与变迁 |
| 二、经学科到人文学科：高等教育阶段《论语》的归属与变迁 |
| 结语 |
| 一、言行录：《论语》作为原典的早期形态 |
| 二、教本：“经学时代”教育中的《论语》 |
| 三、教材：现代教育中的《论语》归属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文 |
（8）唐代教育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唐代教育与文学：结合的契机 |
| 第一节 教育与文学：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 第二节 学术史的简单回顾 |
| 第三节 写作思路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文人群体的扩大 |
| 第一节 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的表现 |
| 一、 教育受众的增加 |
| 二、 教育普及面的扩大 |
| 第二节 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的成因 |
| 一、 教育制度 |
| 二、 政治环境 |
| 三、 经济状况 |
| 四、 书籍流通 |
| 第三节 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背景下的文人实况 |
| 一、 有关唐代文学家接受教育状况的史料 |
| 二、 唐代文学家受教育途径及阶层分布统计 |
| 三、 统计结果的分析 |
| 本章结论 |
| 第二章 唐代教育思想与文人及文学 |
| 第一节 唐初“尊圣崇儒”教育思想的确立与文人及文学 |
| 一、 “尊圣崇儒”教育思想的确立及主要特点 |
| 二、 “尊圣”与唐初文学观念 |
| 三、 “崇儒”与文人的人生矛盾 |
| 第二节 高宗武后时期教育价值取向的功利化与文人的进取意识 |
| 一、 教育价值取向功利化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
| 二、 教育价值取向功利化的具体表现和时代特点 |
| 三、 教育价值取向功利化与文人的进取意识 |
| 第三节 盛唐教育思想的社会处境与文人的境遇 |
| 一、 教育环境的改善和教育的重新繁荣 |
| 二、 教育与仕进矛盾的凸显 |
| 三、 教育供给人才和社会需求人才之间的悖反 |
| 四、 教育思想和现实的矛盾与盛唐文人心态的一个面向 |
| 第四节 中晚唐教育思想的变化与文人的游移心态 |
| 一、 中晚唐教育思想的反思和困境 |
| 二、 复古思潮中对教育价值的发掘 |
| 三、 教育思想的多重矛盾与文人的游移心态 |
| 本章结论 |
| 第三章 唐代经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初唐经学教育内容的统一及对文学的影响 |
| 一、 《五经正义》的编纂与经学教育的课程设置 |
| 二、 经学教育内容的统一与初唐诗文语言 |
| 三、 经学教育内容的统一与初唐文人的人生道路 |
| 第二节 盛唐经学教育的新诉求与文风之变 |
| 一、 经学教育的“明理”目标 |
| 二、 御注《孝经》与经学教育伦理性的强化 |
| 三、 经学教育的“明理”诉求与文风的“崇雅黜浮” |
| 第三节 中晚唐经学教育与文学中的创新 |
| 一、 中央官学中经学教育的衰落 |
| 二、 私学中经学教育的发展 |
| 三、 经学教育重心的下移与中晚唐文学中的创新 |
| 本章结论 |
| 第四章 唐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唐代文学教育兴起的原因 |
| 一、 唐前文学的高度发展 |
| 二、 唐代好文风尚的浸染 |
| 三、 科举取士重文的刺激 |
| 第二节 唐代文学教育的内容与方式 |
| 一、 唐代文学教育的内容 |
| 二、 唐代文学教育的方式 |
| 第三节 唐代文学教育内容在唐人创作中的印迹 |
| 一、 内容的借鉴 |
| 二、 题材的取资 |
| 三、 典故的吸纳 |
| 四、 对偶的采用 |
|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唐代童蒙教育与儿童诗 |
| 第一节 唐代蒙书考述 |
| 一、 《蒙求》 |
| 二、 《太公家教》 |
| 三、 《兔园策府》 |
| 第二节 唐代中原内地与敦煌地区童蒙教育的比较 |
| 一、 教育内容 |
| 二、 教育途径 |
| 三、 教育者 |
| 第三节 唐代中原儿童诗与敦煌学郎诗的异同及教育成因论析 |
| 一、 构思：精巧与随意 |
| 二、 题材：狭窄与丰富 |
| 三、 语言：文雅与通俗 |
| 四、 表现手法：多样与单一 |
| 本章结论 |
| 第六章 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唐代女教书考论——兼论唐代女性教育的内容 |
| 一、 《女孝经》考论 |
| 二、 《女论语》考论 |
| 三、 唐代女性教育的内容 |
| 第二节 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诗歌创作 |
| 一、 唐代女性诗歌教育与女性诗歌中的仿作和女性书写特质 |
| 二、 唐代女性经史教育与女性诗歌中的经史语典 |
| 三、 唐代女性道德礼法教育及其在女性诗歌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唐代女性教育成效的别样展示方式：女性的其他文学活动 |
| 一、 妓女传唱 |
| 二、 寡母教孤 |
| 本章结论 |
| 第七章 唐代留学生教育与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 |
| 第一节 唐代教育的开放性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一、 唐代教育开放性特征形成的背景及具体表现 |
| 二、 唐代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节 唐代留学生与宾贡科 |
| 一、 “宾贡”意涵的演变 |
| 二、 唐代宾贡科考论 |
| 三、 唐代宾贡科及第留学生之去向 |
| 第三节 唐代留学生与唐代文人的诗歌交往 |
| 一、 以晁衡为代表的日本留学生与盛中唐文人的诗歌交往 |
| 二、 以崔致远为代表的新罗留学生与晚唐文人的诗歌交往 |
| 三、 唐代留学生与唐代文人的诗歌交往之于双方文学创作的意义 |
| 第四节 唐代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 |
| 一、 唐代留学生群体对本国教育的贡献 |
| 二、 唐代留学生群体对本国汉文学发展的作用 |
| 本章结论 |
| 第八章 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 |
| 第一节 萧瑟中的新希望——书院起源名与实 |
| 一、 书院之名的出现 |
| 二、 书院之实的肇端 |
| 第二节 从官学到私学——书院与中晚唐士人转型 |
| 第三节 从山林寺院到书院——书院与儒学复兴 |
| 本章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河汾之学几个问题新探 |
| 附录二：唐代童子科考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三、墨学的“中绝” |
| 第一章 隋唐墨学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隋唐墨学接受概述 |
| 一、隋唐墨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隋唐墨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
| 第二节 隋唐四大类书辑录《墨子》及特点 |
| 一、《北堂书钞》辑录《墨子》及特点 |
| 二、《艺文类聚》辑录《墨子》及特点 |
| 三、《初学记》辑录《墨子》及特点 |
| 四、《白氏六帖事类集》辑录《墨子》及特点 |
| 第三节 隋唐墨学发展与儒学 |
| 一、儒墨并举观念延续 |
| 二、儒墨关系的发展变化 |
| 第四节 《墨子治要》及魏徵的墨学观 |
| 一、从善择取、专为王治——《墨子治要》节录《墨子》文本 |
| 二、助成帝王之术——魏徵史论、政论和疏表类文章中的墨学观 |
| 第五节 赵蕤《长短经》引墨用墨 |
| 一、儒墨并举 |
| 二、推崇墨学 |
| 第六节 韩愈《读墨子》及其墨学观 |
| 一、从“崇儒排墨”到“儒墨相用” |
| 二、韩愈对墨家思想的取舍 |
| 第七节 柳宗元的墨学观 |
| 一、斥墨 |
| 二、识墨 |
| 第八节 马总《意林》引墨用墨 |
| 一、收录《墨子》及墨家书 |
| 二、马总的墨学观 |
| 第二章 宋代墨学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墨学接受概述 |
| 一、宋代墨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宋代墨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
| 第二节 宋代三大类书辑录《墨子》及特征 |
| 一、《太平广记》辑录《墨子》及特征 |
| 二、《太平御览》辑录《墨子》及特征 |
| 三、《册府元龟》辑录《墨子》及特征 |
| 第三节 欧阳修、曾巩论墨学 |
| 一、欧阳修斥墨之论 |
| 二、曾巩斥墨之论 |
| 第四节 司马光论墨学 |
| 一、史学着作引墨论墨 |
| 二、文学作品引墨用墨 |
| 三、注疏之作引墨注墨 |
| 第五节 王安石《杨墨》论墨及其墨学观 |
| 一、墨子之道非圣人之道 |
| 二、对墨家学说的批判 |
| 第六节 程颢、程颐论墨学 |
| 一、墨学之害 |
| 二、批判墨子之“兼爱” |
| 第七节 苏轼、苏辙论墨学 |
| 一、苏轼斥墨 |
| 二、苏辙斥墨 |
| 第八节 朱熹论墨学 |
| 一、评孟子辟墨 |
| 二、非难韩愈之墨论 |
| 三、辩护张载《西铭》非墨 |
| 四、论墨学流弊 |
| 第九节 洪迈《容斋随笔》引墨论墨 |
| 一、专论墨子及墨学 |
| 二、征《墨子》用以考证 |
| 三、引墨子其人为例证 |
| 第十节 黄震《黄氏日抄》引墨论墨 |
| 一、论墨子及其学说 |
| 二、论孟墨之辩及墨学之弊 |
| 第三章 金元墨学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金元墨学接受概述 |
| 一、金元墨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金元墨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
| 第二节 金元新兴道教对墨学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极苦：发扬墨家自苦精神 |
| 二、极俭：继承墨家“节用”思想 |
| 三、平等、非战：继承墨家“兼爱”“非攻”思想 |
| 第三节 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墨论墨 |
| 一、辑录《墨子》及墨家书 |
| 二、马端临的墨学观 |
| 第四节 陶宗仪《说郛》辑录《墨子》 |
| 一、《墨子节抄》 |
| 二、《读墨子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墨学的“复兴” |
| 后记 |
| 科研成果 |
（10）君与君不与：中国古代武术竞赛历史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现代体育竞赛研究 |
| 1.4.2 国外古代体育竞赛研究 |
| 1.4.3 国内现代体育竞赛研究 |
| 1.4.4 国内古代体育竞赛研究 |
| 1.4.5 现代武术竞赛研究 |
| 1.4.6 古代射礼研究 |
| 1.4.7 古代角抵研究 |
| 1.4.8 古代武举研究 |
| 1.5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 |
| 1.7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2 君与：被制造的竞赛 |
| 2.1 大射礼竞赛之外显层：国君抟铸的顶层文化圈 |
| 2.1.1 从国君到权贵的人员团队 |
| 2.1.2 以“君”为标杆的核心技术体系 |
| 2.2 大射礼竞赛之制度层：群体规训的权力运作 |
| 2.2.1 伦理化与人性化的竞赛规则 |
| 2.2.2 等级森严的组织形式 |
| 2.3 大射礼竞赛之核心层：国家认同的文化归属 |
| 2.3.1 和谐一统的竞赛理念 |
| 2.3.2 民族精神的国家象征 |
| 本章小结 |
| 3 君不与：被塑造的国家 |
| 3.1 乡射礼：“君不与射”的社会化竞赛与“国家在场”的地方治理 |
| 3.1.1 射义儒家化：人伦价值系统的重建 |
| 3.1.2 伦理仪式化：等级象征的内涵表达 |
| 3.1.3 礼制符号化：国家意义的公众感知 |
| 3.2 角抵：宣扬国威与点缀升平的张弛之道 |
| 3.2.1 “君之所好”的人员构成与技术体系 |
| 3.2.2 “君之所乐”的竞赛规则与组织形式 |
| 3.2.3 “君之所求”的核心理念与国家精神 |
| 3.3 武举：封闭性权贵共同体的整饬 |
| 3.3.1 因“君”而生：武举竞赛的创立 |
| 3.3.2 以士大夫为政权后备力量的人员储备 |
| 3.3.3 才兼文武与堪任将帅的竞赛内容与规则 |
| 3.3.4 规范化、等级化与权力化的组织形式 |
| 3.3.5 政权更迭的竞赛理念 |
| 3.3.6 “笼四方豪杰自为助”的竞赛精神 |
| 本章小结 |
| 4 君之“与”：被赋予的使命 |
| 4.1 武术竞赛的顶层设计与国家意义：一个“控制权”视角 |
| 4.1.1 政策制定权：“国之大事”的制度策略 |
| 4.1.2 审查考核权：“忠孝贤德”的监视行为 |
| 4.1.3 鞭策赏罚权：“君在场”的督促手法 |
| 4.2 武术竞赛的地方治理与社会意义：一个“社会控制”理论 |
| 4.2.1 动员：激励式号召的参与机制 |
| 4.2.2 交换：转换目标的互动机制 |
| 4.2.3 强制：权威政策的规范机制 |
| 4.3 武术竞赛对人的管理与个体意义：一种“中国武术竞赛”的使命 |
| 4.3.1 寓“教”于赛：施“庶—与—教”三部曲的教育路径 |
| 4.3.2 寓“圣”于赛：集“内圣”“外王”“至善”于一体的竞赛理念 |
| 4.3.3 寓“德”于赛：融“仁”“礼”“和”于一身的德育智慧 |
|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6 致谢 |
| 7 参考文献 |
| 8 附录 |
四、孔子和《五经》的编纂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D]. 王继奎. 吉林大学, 2020(01)
- [2]《论语》与现代中国[D]. 李健胜.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1)
- [3]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D]. 张天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4]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D]. 丁大刚.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5]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D]. 吴礼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6]北宋《论语》诠释史论[D]. 乔芳. 扬州大学, 2015(10)
- [7]作圣之基-《论语》教本研究[D]. 陈祥龙.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0)
- [8]唐代教育与文学[D]. 郭丽. 南开大学, 2012(06)
- [9]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D]. 金鑫.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10]君与君不与：中国古代武术竞赛历史文化研究[D]. 张君贤. 上海体育学院,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