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学者如何研究中国科学史(下)（论文文献综述）
马越[1]（2021）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文中研究表明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从中国古籍中挖掘、整理中国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帮助中国人找回文化自信,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李约瑟属于热门老话题,已出版的着作有李约瑟的传记、文集,论文有考察李约瑟的生平及贡献、科学思想及治学方法、“李约瑟”难题、二战时期李约瑟援华工作情况、评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的价值等。但现有研究在揭示李约瑟融合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转向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动因仍停留在表层研究,并未探究李约瑟如何将其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逐步转化为科技史活动。若想理解李约瑟思想变化的轨迹,我们需要回看李约瑟的文本,借助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的研究视角,将他撰写的文本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参与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理解李约瑟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了解李约瑟在冷战时期,从政治舞台走向中国科技史研究是其政治隐喻的表达。书籍史是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的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书籍史研究经历了费夫贺、麦肯锡、达恩顿等学者在方法论层面的改进,本文从认识论的层面博采众长,从书籍认识论视域中研究李约瑟如何塑造文本并引导其传播。本文以李约瑟为何进入科学史领域;为何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如何形成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SCC的编史学方法带来的研究困境、合作难题;SCC的传播影响以及为何遭到西方学者的持续批判五大问题为导线,察看SCC从李约瑟创作到读者反馈的闭合回路,了解李约瑟在作品中隐藏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对其学术追求的影响,在尊重、肯定李约瑟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剖析西方学者严厉地批评其推论有失严谨的论据,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学史方法的进展。文本是认识作者言行的首要证据,是揭示其主观动机的客观基础,书籍认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工具,能深入认识论的层面,洞察李约瑟投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因及多元复杂性。本文通过盘查国内外李约瑟与科学史主题相关的资料后,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复杂的科学和政治关系促使李约瑟选择中国科技史研究,SCC既是李约瑟承担政治责任与学术关注的产物,又代表着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及编史学方法。然而,在合作者和读者看来,SCC是1930年代政治科学的产物;李约瑟“科学普世性”的观点同样遭到现代科学史家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应呈现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整体性,而非普遍性;由批评者构成的阅读圈在持续争论中推动着东亚科学史编史方法不断提升,并带来丰富的研究成果。SCC的编撰策略、国际合作、批判与争论的过程揭示出:SCC既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照系,也是这条路上的绊脚石,我们需要用多元的理论分析搭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史研究,推进中国科技史事业向全球化时代迈进。尽管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但李约瑟的人文主义、反狭隘主义、跨文化桥梁的建立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持续批判,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构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理解不同文明。通过本文对SCC的创作、合作、阅读三个重点环节的考查,证明科学史已成为国际政治角逐场的有力武器,是国家制定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章燕辉[2]（2021）在《李志超教授学术成长经历及其贡献》文中研究指明李志超（1935—2020）先生长期从事科技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当代着名科技史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研究的开拓者。李先生1935年出生于内蒙古开鲁县,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并留校任教。1974年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教授光学、光谱学并领导高级物理实验课;1975年进入《梦溪笔谈》译注组,从而开始进行科技史研究。1980年与陈光共同建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81年晋升为副教授,1983年与结构中心多位老师共同成立科技考古协会,1988年晋升为教授。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第四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会理事等职位。就学术研究而言,李先生长期致力于科技史研究,在天文学史、古代仪器复原、中国科学思想以及科技古汉语等方面做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对科技古汉语的重新释读是其中很多重要成果的基础,也是李先生科技史研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李先生发表科技史相关论文几十篇,参与撰写或者编撰的着作10余部。代表性成果有刻漏精度模拟实验、机发论等。刻漏精度模拟实验证明了中国古代相关计时技术世界第一;关于机发论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对于事物运动变化的控制机理有独特的认识,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在中国科大科技史学科的早期发展中,李先生承担学术组织工作,为学科的创立和初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科技史界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带着学科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同时李先生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学科和全国科技考古协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为科技考古专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率先发展起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朱昱坤[3]（2021）在《中国传统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研究 ——以“阴阳五行”引争议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阴阳五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被作为一种公民应具备的科学素质出现在2016年由科技部、中宣部颁发的《基准》文件中,引发了一场争议性的热点事件。双方在争论中围绕对阴阳五行的理解、承认科学是否具有多元文化性以及中国传统“科学”融入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等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明显分歧。本文即聚焦于此展开讨论。首先,文章对阴阳五行的含义及其科学价值进行了探讨,并以此追溯了目前社会中唯西方的一元论科学观占主流现象的历史成因。其次,对比分析了西方科学哲学视野下科学观念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如何在研究实践中落实科学的文化多元性的理论取向,进而在多元维度下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科学”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在此基础上,面对目前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深入分析了与我们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是如何关照本国传统文化。最终以日本的实践经验为今天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供一些积极的启发。本论文共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第二章详细分析了阴阳五行写入《基准》引发争议问题的来龙去脉,包括争论双方观点的解读、阴阳五行的科学价值梳理并追溯了产生争议问题的历史原因,旨在说明长期以来我们理解传统知识与科学之间关系存在的问题。第三章则用历史的维度考察了西方科学哲学视野中科学观念的发展脉络,并揭示了目前西方学界对于非西方知识存在的合理性的研究取向,进而立足于今天的科学多元文化视角,对中国传统知识与西方科学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反思,以便更深刻的去认识科学多元文化观的价值与意义。第四章则通过介绍日本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重视弘扬传统的优秀经验,最后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本土化探索给出了积极建议。本文的研究表明,阴阳五行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一定时期内在古人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当今世界倡导科学多元文化的潮流中,以阴阳五行为重要思想基础的中国传统“科学”也能够成为西方近代科学对于自然界本质有限认知的一种重要补充。其存在具有合理性与价值,理应作为一种科学素质被人们所了解和重视。事实上,对于西方科学知识、方法等的有限性的认知正是科学素质更为本质、核心的内涵。从这场争论的分析来看,在这一点上,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似乎有更多可做的工作。因此,我们认为今后需要加强科学的文化多元性的理论建设的同时,科普工作则也需要探索更多元的方式、途径把中国传统知识的科学性解读纳入到当前科学传播进程中。上述认识对于未来更好的建设我国本土特色的公民科学素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徐泽林[4]（2020）在《东亚数学史研究需要区域文化视野》文中提出东亚传统数学史作为科学史重要研究领域已有百余年发展历程,在东亚各国现代数学与科学史学科建制化过程中不断走向繁荣,从为民族科学文化辩护的研究取向走向多元化研究取向。东亚各国民族本位立场的数学史研究,削弱了汉字文化圈传统文化间的原生文化与次生文化关系,对一些历史问题产生误识。中国改革开放后,高举科学主义旗帜的李约瑟、薮内清和吴文俊的数学史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影响了中算史研究,但文化民族主义仍然持续影响中算史研究。文章通过一些具体研究案例,说明中算史研究对和算史研究之意义和作用,和算史研究对中算史研究也有重要作用;笔者认为以汉字文化圈整体视域研究东亚数学史,不仅历史资料互补,能够澄清一些历史疑难问题,而且可以深化对各国传统数学的理解与认知。
付璐[5]（2020）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人类健康需要依靠多种医学体系的相互融合与发展。然而东西方医学的跨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医在西传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阻碍。在此背景下,回溯中西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挖掘其影响因素,或可为当今医学交流的相关政策制定、模式构建等提供一些史学意义上的启示。本文选择《本草纲目》传欧史作为研究切入点,原因在于此书在欧洲的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且评价较高,是中医西传的一个较为典型和成功的案例。对《本草纲目》传欧史加以阐述和解析,或可加深人们对东西方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为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医学交流提供某些历史借鉴。《本草纲目》系中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纂的一部本草学巨着,于1593年刻成、1596年发行,最迟在1604年传入日本,之后相继传入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并于17世纪末传入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18-19世纪期间,诸多欧洲学者对《本草纲目》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引用、研究及评价。20世纪以来,《本草纲目》进一步引起了国际的重视,如1953年,莫斯科大学将李时珍像镶嵌在该校大礼堂;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本书列入“世界记忆名录”;2018年,在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本草纲目》成书44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学者围绕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学术成就及影响,举办了多场国际性学术会议和纪念活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贯穿17-21世纪,跨越了欧洲多国,其流传时间较长、范围较广、影响较大且在不同时期的流传特点不同,故值得对其传欧过程进行研究。本文以《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目录调查、网络调查以及实地考察3种方式,收集17世纪至今的多种专着、论文、信件、手稿、政策文件、照片、画册、标本等珍贵资料;采用传统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本书从17世纪至今在欧洲多国的流传过程及欧洲读者对本书的收集、翻译、引用、研究和评价;此外,本文运用接受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指导,挖掘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及阻力因素;同时,借鉴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从知识的收集、分析、传播及应用四个阶段探讨了《本草纲目》传欧的全过程。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本文考察了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梵蒂冈、比利时、奥地利8国17家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的不同版本22种38部,对其馆藏地、书号、版本信息及特征进行论述。特别是法国所藏3种《本草纲目》彩绘本,本文对其药图来源进行考证后,认为彩绘本所绘816幅药图系参考《本草纲目》钱蔚起刻本所附药图上色而成,并在个别细节处进行了增补、删减和修饰。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本文阐述了 4种英文、法文译本的主要内容、体例以及翻译特点。其中,18世纪由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所编写的手稿“《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一种《本草纲目》法文节译本;由法国27位传教士联合供稿、并由杜赫德所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专设一章翻译《本草纲目》的前言部分及16种药物,该书在欧洲流传甚广,对《本草纲目》传欧影响较大。20世纪英国学者伊博恩联合北京博物学会诸位学者编纂的8种着作,涉猎《本草纲目》所载植物、矿物及动物药,内容全面。至21世纪,由中国学者罗希文所译《本草纲目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BencaoGangmu）》,是世界上首部、亦是目前唯一的《本草纲目》英文全译本,从内容到体例还原度都非常较高。关于《本草纲目》的欧洲接受史,本文将其分为“传入与翻译期”“研究与评价期”“文化印象构建期”三个时期:在17-18世纪,欧洲的《本草纲目》接受者主要为来华传教士,他们在中国收集此书的文本、图像与相关药物标本,并将部分文本内容译成西文传到欧洲。至19世纪,《本草纲目》的接受者以药理学家、化学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等学者为主,他们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标本进行化验分析,从化学、药理学角度阐释这些中国药物,并与欧洲当地的植物进行对照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对《本草纲目》的接受形式趋于多样化,如通过雕塑、动画等形式向国际展示李时珍及中草药文化形象,特别是《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的梳理,可以认为: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主要来自“新鲜（猎奇）”和“实用（需求）”,而阻力则主要来自“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此外,本文在“《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一章中厘清了《本草纲目》传欧研究中的3个常见争议性问题:一是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关于中药的两种着作《中国植物志》《单味药》皆非《本草纲目》的外文节译本,但卜弥格在《单味药》中引用过《本草纲目》丹砂及龙骨的条文。二是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博士毕业论文并非以《本草纲目》为研究对象,但他年轻时很可能在奥布瓦修道院见过《本草纲目》彩绘本,并为了阅读彩色植物图旁的汉文去学习汉语,终成为一位着名汉学家。三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三大着作《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及《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共出现8处“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表述,8条相关引文中有5条可能引自《本草纲目》,主要为对家鸡和金鱼相关资料的引述。其余3条可能来自《中国纪要》转引《齐民要术》对养羊法的记载。达尔文可能误认为此8条引文出自同一种“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即《本草纲目》。最后,本文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将《本草纲目》知识的传欧过程分为收集、分析、传播、应用四个阶段:从知识收集来看,欧洲人通过购买、赠送、掠夺等方式,收集了《本草纲目》的多种版本及相关的药物标本;随后对《本草纲目》中的知识进行了筛选、翻译、引用、研究;通过论着、会议、展览等传播方式,将《本草纲目》的相关知识展示给其他欧洲学者;同时从资源获取、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等角度实现了知识的应用。有关本文的创新点,笔者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和探讨:新材料:本文收集、补充了一些前人论述中未载的史料。如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等藏书机构的《本草纲目》明清版本、相关绘本、剪贴画册、学者手稿等多种珍贵文献资料。特别是收集了 5种与《本草纲目》相关的药图绘本及剪贴画册。其中的3种彩绘《本草纲目》药图,迄今学界知之不多,尤其珍贵。本文将其中的图像与《本草纲目》多种版本的药图逐幅进行对比,详细分析其绘图特点,进一步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了欧洲学者获取《本草纲目》药图的背景及意义,弥补了现有研究关于《本草纲目》图像传欧的某些缺失。对前人虽有提及、但未做深入研究的资料,本文进一步探究其特点与价值。如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本草纲目》“金石部”法文译稿、法国汉学家毕瓯及化学家布朗涅尔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的化验分析、英国药理学家汉伯里对《本草纲目》的研究等,都是前人相关研究中鲜少涉及或研究较浅的珍贵资料。本文详细分析了上述欧洲学者论着的成书背景、体例、内容、特点及其对《本草纲目》传欧的意义,拓展了现有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新观点:对《本草纲目》西传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争议性问题,本文在详细考证后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的着作是否为最早的《本草纲目》西文节译本?”“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毕业论文是否为欧洲史上最早的以《本草纲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是否盛赞《本草纲目》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本文综合多位学者的论述,追本溯源,厘清了既往研究中的某些讹误,并基于文献证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新视角:本文在研究视角与方法学上亦有所创新。本文在传统的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基础上,引入接受理论及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试图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深入探讨《本草纲目》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将来的东西方医学交流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借鉴。
尹亚男[6]（2020）在《核心素养下高中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现状调查及实践研究》文中指出生物学是研究生物各个层次的种类、行为、结构与功能、遗传和进化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门科学。《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对高中生物学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明确了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同时也指明了科学史知识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对目前高中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现状进行了调查,探寻高中生物学科学史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并进行实践研究,期望可以为未来的高中生物学科学史教学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对高中生物学科学史教学进行调查及实践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对学校所在地济宁市四所高中的部分师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充分了解了高中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现状。经调查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教师对生物学科学史素材的整合存在困难;教师对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师对生物学科学史的教学策略开发不足;学生对生物学科学史的感兴趣程度不高;学生获取生物学科学史的途径有限;教学时间不足。在对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解决策略:运用多种教学模式进行生物学科学史教学;采取多样化的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策略;拓宽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的途径;提高教师生物学科学史教学能力;完善教学评价体系。结合所提出的策略,笔者设计教学案例,并落实于教学实践。实践结果表明,通过在生物学课堂中进行生物学科学史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学生的生物学成绩,并能够有效加强生物学这门学科对学生的吸引力,这对于学生的思维能力与探索意识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最后,对上述研究进行分析和总结,得出结论,并进行了反思。
王伟[7]（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赵肖荣[8]（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王芸[9]（2019）在《试论《天工开物》研究的“李约瑟范式”》文中提出明朝宋应星着的《天工开物》是我国古代科技集大成的经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技术知识的重要文本。前人多从工农业技术、传播途径以及哲学思想等角度入手对《天工开物》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应用到了各种范式,其中“李约瑟范式”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对于这种范式本身进行研究的学者却很少。“李约瑟范式”这个概念是学界近些年才提出来的,指的是像李约瑟那样用数理实验科学的知识标准和分类体系去整理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去开展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本文拟对《天工开物》研究的“李约瑟范式”进行深入分析,并对立足于这一范式所取得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价。作者认为宋应星在其生平境遇中写出《天工开物》这部技术百科全书不是偶然的,它映射出明代社会文化生活的语境和生产技术发展的水平。“李约瑟范式”产生于中国救亡图存、改天换地的近现代化历程,该范式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挖掘与赞誉,一方面,极大推动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具有提升民族尊严,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化效应。本文通过分析运用“李约瑟范式”研究《天工开物》的概况,揭示了运用“李约瑟范式”挖掘《天工开物》的科学性、以及其中蕴含的自然哲学与技术哲学,探讨了国内学者运用“李约瑟范式”研究《天工开物》取得的成果,并对这些研究与成果的得失给予了评价,作者认为运用这种范式对《天工开物》进行研究存在的缺陷是容易造成过度科学化的解读,对其蕴含的自然哲学与技术哲学思想也易造成过度非中国化的挖掘,容易产生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使其技术知识背离生活世界的危险,它甚至可能退化为一种思维定势,阻碍《天工开物》研究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徐思凡[10]（2019）在《对“媒介即讯息”命题的再思考：印刷文化视域下的宋明儒学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其媒介理论的着名命题——“媒介即讯息”。该命题强调了长期以来被研究者忽视的“媒介”的重要性,并以其独特的神喻式表达方式提示了有关媒介的丰富思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指出真正影响人类文明史的乃是不断发展变革的媒介,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内容,这使得人们重新审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态及其原因。美国媒介环境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花费十七年时间写出的巨着《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则从欧洲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三个方面出发,论证了印刷媒介为近代欧洲带来的巨变——它是欧洲走进现代的“动因”,有力地证明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由于麦克卢汉神喻式的表达方式,人们对这一命题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解。他关于“媒介窃贼,内容鲜肉”的比喻带有一定的“技术决定论”倾向,极易使人们忽视“内容”在传播过程中重要性。然而,中国社会并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社会巨变,与爱森斯坦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印刷媒介反而给宋明社会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印刷媒介所承载的内容——宋明理学。因此,本文将从内容重要性的角度来反思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命题。本文重点梳理了中国印刷媒介从唐末至宋明的发展史略,并结合科举制度史、宋明理学史来阐释权力对印刷媒介内容的利用与控制。经过深入研究,本文现有以下研究发现:首先,媒介本身的技术属性固然重要,但其在内容方面的影响力仍旧不容忽视。在内容方面,西欧印刷媒介承载了大量有关变革甚至革命的内容,而中国印刷媒介则被用来传播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宋明理学。随着宋明理学的广泛传播,异端言论渐渐失去了生存的舒适土壤,任何有违正统的言行都会招致大众的反对。其次,中国印刷媒介的发展与儒学复兴运动相伴而生。在印刷媒介的助力下,儒学重新占据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位置。宋初儒学一反汉唐儒学的繁杂与琐碎,大胆地吸收佛老思想,建构起思辨性更强的思想体系——宋明理学。得益于科举制的推动作用,印刷媒介成为宋明理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其三,统治者对王朝稳定的追求改变了中国印刷媒介发展轨迹。在印刷媒介诞生之初,统治阶级并不了解这种新媒介所具有的优势,直到五代末期,政府才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典籍刊刻活动。进入两宋以后,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印刷媒介之于政治的重要性,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官方出版机构,出台各类相关法令,严厉打击不利于王朝统治的出版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从整体上看,中国印刷媒介承载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宋明理学思想而不是引发社会动荡的变革性内容,这间接地促进了宋明社会的稳定,体现了权力和内容对印刷媒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既不能对麦克卢汉“媒介窃贼,内容鲜肉”的比喻做出过度解读,走上技术决定论的道路;又要考虑“媒介即讯息”命题在中华文明中的适用性,批判地审视不合乎我国媒介发展特点的媒介理论。
二、日本学者如何研究中国科学史(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学者如何研究中国科学史(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书籍史的学术发展脉络 |
| 0.2.2 书籍史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
| 0.2.3 科学史与书籍史的有益互动 |
| 0.2.4 国内外对李约瑟及其着述的研究概况 |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0.4 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李约瑟的“文本实践” |
| 1.1 李约瑟的文本和知识的形成 |
| 1.2 李约瑟的文字生涯 |
| 1.2.1 追踪生物化学前沿问题,关注学科史学研究 |
| 1.2.2 密切关注基督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 |
| 1.2.3 反思科学目的,为社会主义发声 |
| 1.2.4 初探科学史研究(1950-1960) |
| 1.2.5 深耕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1962-1988)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多重身份的李约瑟 |
| 2.1 两个英格兰,两个李约瑟 |
| 2.1.1 早期教育与实践活动 |
| 2.1.2 社会主义信念的萌芽 |
| 2.2 怀疑论者的转变 |
| 2.2.1 世界观的社会化过程 |
| 2.2.2 19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科学家运动 |
| 2.3 中国,科学主义的解药 |
| 2.3.1 赴华前的工作准备 |
| 2.3.2 援华工作情况 |
| 2.4 “圣保罗”的皈依 |
| 2.4.1 政治活动的“一朵乌云” |
| 2.4.2 李约瑟与剑桥科学史系的交往 |
| 2.4.3 从政治走向科技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不变的SCC事业与变化的科学史研究 |
| 3.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与SCC编史学方法 |
| 3.1.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 |
| 3.1.2 SCC的编史学方法 |
| 3.1.3 SCC编撰特色 |
| 3.2 SCC的机遇与挑战 |
| 3.2.1 冷战氛围中SCC的面世 |
| 3.2.2 两种文化的对立与SCC的回应 |
| 3.2.3 李约瑟回应“对抗文化”运动 |
| 3.2.4 SCC事业的扩张 |
| 3.3 全球化背景下SCC的研究困境 |
| 3.3.1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史的互动 |
| 3.3.2 科学、技术和社会领域活动的繁荣 |
| 3.3.3 李约瑟角色的转变 |
| 3.3.4 无法回答的“李约瑟难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与分:各自为阵的合作者卷册 |
| 4.1 李约瑟的协助小组 |
| 4.1.1 王铃:理想的协助者 |
| 4.1.2 鲁桂珍:及时的救援者 |
| 4.2 SCC合作者的平衡术 |
| 4.2.1 何丙郁的外交援助 |
| 4.2.2 席文的学术补充 |
| 4.2.3 中国学者的鼎力相助 |
| 4.3 各自为阵:SCC的合作难题 |
| 4.3.1 白馥兰的人类学视角 |
| 4.3.2 “道家的散漫与惊喜” |
| 4.3.3 “多头马拉车”的总结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李约瑟范式”的终结与“后李约瑟”时代的降临 |
| 5.1 对李约瑟思想体系的评价 |
| 5.1.1 30 年代学术、政治一体化的反思 |
| 5.1.2 50、60 年代“正统史学派”的科学史研究 |
| 5.1.3 70、80 年代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研究 |
| 5.1.4 对“李约瑟难题”的争论 |
| 5.2 对SCC使用的方法论的批判 |
| 5.2.1 跨文化比较法 |
| 5.2.2 知识传播的标准与技术分析 |
| 5.2.3 SCC编史方法再思考 |
| 5.3 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新大局 |
| 5.3.1 SCC编史方法的重生 |
| 5.3.2 东亚科学史的本土化研究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书籍认识论是全方位透彻解析李约瑟的最适宜进路 |
| 2.科学家运动为李约瑟撰写SCC提供了原始动力 |
| 3.李约瑟与合作者的分歧源于学术与政治的深度关联 |
| 4.学者批判“李约瑟范式”源于否定其科学史观 |
| 5.文化共同体观念体现了李约瑟遗产的战略价值 |
| 6.科学史升级为东亚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博弈领域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李志超教授学术成长经历及其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缘由 |
| 2. 研究综述 |
| 3. 研究资料与研究内容 |
| 4. 研究方法和拟解决的问题 |
| 第一章 家世和主要经历 |
| 1.1 家世和教育经历 |
| 1.2 在北京大学的工作经历(1960—1974) |
| 1.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工作经历(1974—1998) |
| 1.4 退休生活(1998—2020) |
| 小结 |
| 第二章 科技史研究 |
| 2.1 科技史研究的肇始及尝试 |
| 2.1.1 科技史研究的肇始 |
| 2.1.2 科技史研究的尝试 |
| 2.2 关于古代仪器的考证、复原 |
| 2.2.1 有关黄道游仪的考证、复原 |
| 2.2.2 有关水运浑象仪与候风地动仪的考证、复原 |
| 2.2.3 有关水运仪象台的考证、复原 |
| 2.3 关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 |
| 2.3.1 关于机发论的研究 |
| 2.3.2 关于《灵宪》天体物理思想的研究 |
| 2.3.3 关于《管子·水地》的研究 |
| 2.4 关于科技汉语史的研究 |
| 2.4.1 缘起——“一字师” |
| 2.4.2 实践——科技训诂 |
| 2.4.3 集裘——《科技古汉语》 |
| 小结 |
| 第三章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
| 3.1 科技史学科建设 |
| 3.1.1 筹建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
| 3.1.2 主持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工作 |
| 3.2 科技考古早期的建制化 |
| 3.2.1 组织建立考古协会 |
| 3.2.2 科技考古教学工作的尝试和学术交流 |
| 3.3 人才培养 |
| 3.3.1 人才培养的理念 |
| 3.3.2 人才培养结果 |
| 小结 |
| 结语与展望 |
| 1. 结语 |
| 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李志超先生年谱 |
| 附录2 李志超先生着作 |
| 附录3 李志超先生指导的科技史研究生名单及学位论文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3）中国传统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研究 ——以“阴阳五行”引争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问题意识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基准》引争议:焦点及其历史成因 |
| 2.1 争论:“阴阳五行”写入《基准》引热议 |
| 2.1.1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出台背景 |
| 2.1.2 争议事件回顾 |
| 2.2 追因:“阴阳五行”引争论诱因分析 |
| 2.2.1 反对方:科学要满足逻辑化、实证化、定量化 |
| 2.2.2 支持方:西方科学不是唯一途径,阴阳五行自有立足点 |
| 2.2.3 争论原因分析 |
| 2.3 溯源:旧说之评述与争议历史根源浅析 |
| 2.3.1 “阴阳五行”之评述 |
| 2.3.2 争议的历史根源浅析 |
| 第3章 当代西方科学观念的多元转向与思考 |
| 3.1 科学划界:各种划界标准及其变迁 |
| 3.1.1 逻辑主义的绝对标准及影响 |
| 3.1.2 科学划界标准的转变 |
| 3.2 科学文化观的多元转向:理论与实践表现 |
| 3.2.1 理论:“地方性知识”研究的兴起 |
| 3.2.2 实践:非西方科学的研究现状 |
| 3.3 中西科学关系:多元视角下的再反思 |
| 第4章 日本:多元科学观下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发 |
| 4.1 日本公民科学基准建设情况 |
| 4.1.1 日本国民科学素质基准制定过程 |
| 4.1.2 《综合报告书》的整体认识 |
| 4.2 日本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建设的优秀理念 |
| 4.2.1 日本基准建设重视融入本国的文化传统 |
| 4.2.2 科学技术的整体性理念:多领域知识的“融合” |
| 4.2.3 面向未来:落实战略的制定与执行 |
| 4.3 日本公民科学素质的本土化探索经验对中国的启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4）东亚数学史研究需要区域文化视野（论文提纲范文）
| 1 东亚国别数学史研究诸阶段 |
| 1.1 民族主义的东亚国别数学史研究的兴起 |
| 1.2 二战后的和算史研究 |
| 1.3 改革开放后影响中算史研究的李钱传统与三面旗帜 |
| 2 和算汉源:中算史研究对和算史研究的作用 |
| 3 汉算和续:和算史研究对中算史研究的作用 |
| 3.1 和算内容引发中算史研究之论题 |
| 3.2 和算方法有助于解释中算史研究之疑难 |
| 3.3 和算家注释有助于解明中算立术之理 |
| 4 东亚数学史研究需要区域文化视野 |
（5）《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中医西传”研究现状 |
| “《本草纲目》传欧”研究现状 |
| 1 前言 |
| 1.1 研究范围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材料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性 |
| 2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 |
| 2.1 法国藏本 |
| 2.1.1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 |
| 2.1.2 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所藏 |
| 2.1.3 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所藏 |
| 2.1.4 法兰西公学院亚洲协会图书馆所藏 |
| 2.2 英国藏本 |
| 2.2.1 大英博物馆所藏 |
| 2.2.2 Wellcome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 |
| 2.2.3 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 |
| 2.2.4 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所藏 |
| 2.3 德国藏本 |
| 2.3.1 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 |
| 2.3.2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藏 |
| 2.4 西班牙藏本 |
| 2.4.1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塞万提斯阅览室所藏 |
| 2.4.2 西班牙巴厘阿多里德市菲律宾奥斯定会图书馆所藏 |
| 2.5 俄罗斯藏本 |
| 2.5.1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 |
| 2.5.2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
| 2.6 梵蒂冈藏本 |
| 2.7 比利时藏本 |
| 2.8 奥地利藏本 |
| 2.9 小结 |
| 3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 |
| 3.1 《本草纲目》节译本 |
| 3.1.1 范德蒙德的金石部药物译稿 |
| 3.1.2 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
| 3.1.3 伊博恩的研究译着 |
| 3.2 《本草纲目》全译本 |
| 3.3 小结 |
| 4 《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 |
| 4.1 传入与翻译期(17-18世纪) |
| 4.1.1 踏上欧洲土地(17世纪) |
| 4.1.2 翻译的出现(18世纪) |
| 4.2 研究与评价期(19世纪) |
| 4.2.1 博物学图鉴的收集(17-19世纪) |
| 4.2.2 中国药物的鉴定与研究 |
| 4.2.3 《本草纲目》及中国科学的评价 |
| 4.3 文化印象构建期(20-21世纪) |
| 4.3.1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译本 |
| 4.3.2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研究 |
| 4.3.3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印象 |
| 4.4 小结 |
| 5 《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辨 |
| 5.1 卜弥格与《本草纲目》——最早的“《本草纲目》译本”之争 |
| 5.2 雷慕沙与《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学位论文”之争 |
| 5.3 达尔文与《本草纲目》——“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之称由来 |
| 5.4 小结 |
| 6 《本草纲目》传欧之讨论:以知识社会史的视角 |
| 6.1 《本草纲目》的知识收集 |
| 6.2 《本草纲目》的知识分析 |
| 6.3 《本草纲目》的知识传播 |
| 6.4 《本草纲目》的知识应用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欧洲相关藏书机构及资料来源 |
| 附录2: 欧洲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明清版本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6）核心素养下高中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现状调查及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新课标的要求 |
| 二、高中生物学课程的内在需要 |
| 三、高中生物学科学史教学面临的困境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综述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核心素养 |
| 二、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 |
| 三、科学史 |
| 四、生物学科学史 |
| 五、生物学科学史教学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 |
| 二、皮亚杰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三、HPS教学模式 |
| 第三节 学科核心素养与生物学科学史的内在联系 |
| 第四节 核心素养下生物学科学史教学原则 |
| 一、科学性原则 |
| 二、生命性原则 |
| 三、探究性原则 |
| 四、发展性原则 |
| 第三章 高中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现状调查 |
| 第一节 调查目的 |
| 第二节 调查方法和对象 |
| 第三节 调查实施 |
| 一、问卷编制 |
| 二、问卷信度与效度的检验 |
| 三、问卷调查 |
| 第四节 调查结果与分析 |
| 一、学生问卷结果与分析 |
| 二、教师问卷结果与分析 |
| 三、教师访谈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存在的问题 |
| 一、教师对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 |
| 二、教师对生物学科学史素材的整合存在困难 |
| 三、教师对生物学科学史的教学策略开发不足 |
| 四、学生对生物学科学史的感兴趣程度不高 |
| 五、学生获取生物学科学史知识的途径有限 |
| 六、教学时间不足 |
| 第六节 解决策略 |
| 一、运用多种教学模式开展生物学科学史教学 |
| 二、采取多样化的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策略 |
| 三、拓宽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的途径 |
| 四、提高教师生物学科学史教学能力 |
| 五、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
| 第四章 高中生物学科学史教学案例与实践 |
| 第一节 高中生物学必修教材中科学史内容统计分析 |
| 第二节 案例设计 |
| 一、《对细胞膜结构的探索》 |
| 二、《光合作用的原理》 |
| 第三节 教学实践 |
| 一、实践目的与假设 |
| 二、实践对象的选择与变量控制 |
| 三、实践设计与实施 |
| 四、实践结果及分析 |
| 五、实践结论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 一、不足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高中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现状调查问卷(学生卷) |
| 附录2 高中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现状调查问卷(教师卷) |
| 附录3 教师访谈纲要 |
| 附录4 生物学科学史教学实践效果调查问卷 |
| 致谢 |
（7）《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 1.2.1 理论概念 |
| 1.2.2 基本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 1.3.1 主要观点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 4.1.1 理念 |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 5.2.1 出刊概况 |
| 5.2.2 出刊内容 |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 5.3.1 出刊概况 |
| 5.3.2 出刊内容 |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 5.4.1 出刊概况 |
| 5.4.2 出刊内容 |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 5.5.1 出刊概况 |
| 5.5.2 出刊内容 |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 7.1.1 “科学”的危机 |
| 7.1.2 “传播”的危机 |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 |
| 1.2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1.2.1 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 |
| 1.2.2 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 |
| 1.2.3 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 |
| 1.2.4 进一步研究的若干可能的维度 |
| 1.2.4.1 紧跟西方前沿理论,从中获得启发和参考 |
| 1.2.4.2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考察科学主义问题 |
| 1.2.4.3 动态地把握科学主义的表现 |
| 1.3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性 |
| 1.3.1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文献分析法 |
| 1.3.2.2 历史分析法 |
| 1.3.2.3 个案分析法 |
| 1.3.3 创新点 |
| 1.3.3.1 考察“科学主义”与“科学批判”的关系 |
| 1.3.3.2 从一般性理论到特殊的事实 |
| 1.3.3.3 考察1949-1978特殊时段的科学主义 |
| 第二章 一种特殊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 |
| 2.1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内涵和性质 |
| 2.2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历史背景 |
| 2.2.1 科学革命带来认识论的改变 |
| 2.2.2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非和平特征 |
| 2.2.3 科学技术现状加剧了赶超心理 |
| 2.3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核心思想 |
| 2.3.1 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 |
| 2.3.2 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 |
| 2.3.3 科学思想的唯物论 |
| 第三章 相对论批判与科学主义 |
| 3.1 相对论及其意义 |
| 3.2 中国人眼中爱因斯坦形象的变迁 |
| 3.2.1 建国前-1951:“科学的革命家” |
| 3.2.2 1952-1966:“唯心主义者” |
| 3.2.3 1966-1978:“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 |
| 3.3 相对论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 |
| 3.3.1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3.3.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分析 |
| 3.3.2.1 对哲学的教条化理解 |
| 3.3.2.2 科学理论的绝对真理观 |
| 3.4 爱因斯坦与马克思主义 |
| 3.4.1 爱因斯坦论社会主义 |
| 3.4.2 爱因斯坦、相对论与辩证唯物主义 |
| 第四章 大爆炸宇宙学批判与科学主义——以《自然辩证法杂志》为例 |
| 4.1 对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 |
| 4.1.1 对宇宙学的批判 |
| 4.1.2 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 |
| 4.1.3 对粒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批判 |
| 4.1.4 对“惯性、质量和能量”的讨论和批判 |
| 4.1.5 对批判的特征分析 |
| 4.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动因分析 |
| 4.2.1 大爆炸宇宙学挑战了无限宇宙观 |
| 4.2.2 科学主义的变形——“唯上的真理观” |
| 4.2.3 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 |
| 第五章 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 |
| 5.1 量子理论与哥本哈根解释 |
| 5.1.1 量子论史的一个简要概括 |
| 5.1.2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 |
| 5.2 中国人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态度变化 |
| 5.2.1 建国前:“世界知名之物理学泰斗” |
| 5.2.2 50年代-70年代:“其唯心主义阻碍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
| 5.2.2.1 苏联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2 中国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3 中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风格转向 |
| 5.2.2.3 对批判过程、性质和外部根源的归纳 |
| 5.2.3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种不同的观点 |
| 5.3 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关系研究 |
| 5.3.1 经典物理学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5.3.1.1 经典物理学的成功导致科学主义诞生 |
| 5.3.1.2 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 |
| 5.3.2 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世界观的挑战 |
| 5.3.2.1 世界是决定论的,还是概率的? |
| 5.3.2.2 物理实在是独立于观察者,还是观察创造实在? |
| 5.3.3 量子力学对科学主义的挑战 |
| 5.3.3.1 量子力学改变了还原主义的基石 |
| 5.3.3.2 量子力学动摇了扩张主义的信念 |
| 5.3.3.3 量子力学动摇了理想主义的根基 |
| 第六章 走向公众视野的科学主义 |
| 6.1 科学主义、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 |
| 6.2 科学文化与科学主义的争论 |
| 6.2.1 争论过程和内容 |
| 6.2.2 争论的性质 |
| 6.2.2.1 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的关系 |
| 6.2.2.2 科学理论与客观真理的关系 |
| 6.2.2.3 科学落后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6.3 研讨与争论的意义 |
| 6.3.1 “科学主义”从学术圈走向公众视野 |
| 6.3.2 提高了科学史学科的影响力 |
| 6.3.3 反思科学拓宽了理论视野 |
| 第七章 科学争议中的科学主义 |
| 7.1 为何会出现科学争议? |
| 7.1.1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
| 7.1.2 公众理解科学的必要性 |
| 7.2 我国若干科学争议案例中的科学主义表现 |
| 7.2.1 科学主义表现之一:用科学标准评判其他知识 |
| 7.2.2 科学主义表现之二: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科学问题 |
| 7.2.3 科学主义表现之三:“唯科学”引导媒体立场的“一边倒”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全球化时代科学-人文的分裂 |
| 8.2 探索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 |
| 8.2.1 提倡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 |
| 8.2.2 大力普及科学史教育 |
| 8.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试论《天工开物》研究的“李约瑟范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本课题研究的思路及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2 《天工开物》产生的背景、内容及影响 |
| 2.1 宋应星其人其事 |
| 2.2 《天工开物》产生的背景 |
| 2.2.1 《天工开物》产生于对生产实践的观察与总结 |
| 2.2.2 《天工开物》技术知识分类的标准来源于生活的实际需求 |
| 2.2.3 《天工开物》产生于混沌的时代背景 |
| 2.3 明末农业手工业技术的总结与汇聚 |
| 2.3.1 明末的农业技术 |
| 2.3.2 明末的手工业技术 |
| 2.4 《天工开物》在国内外的传播与影响 |
| 2.4.1 《天工开物》在国内的传播与影响 |
| 2.4.2 《天工开物》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 |
| 3 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李约瑟范式” |
| 3.1 什么是“李约瑟范式”? |
| 3.2 “李约瑟范式”产生的思想背景 |
| 3.3 “李约瑟范式”产生的时代背景 |
| 3.4 “李约瑟范式”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主导 |
| 4 《天工开物》研究的“李约瑟范式”及其成果 |
| 4.1 运用“李约瑟范式”研究《天工开物》的概况 |
| 4.1.1 运用“李约瑟范式”对《天工开物》中哲学、经济思想的研究 |
| 4.1.2 运用“李约瑟范式”对《天工开物》中科技内容的研究 |
| 4.1.3 运用“李约瑟范式”对《天工开物》中其他内容的研究 |
| 4.2 运用“李约瑟范式”挖掘《天工开物》的科学性 |
| 4.3 运用“李约瑟范式”对《天工开物》内容的科学化解读 |
| 4.4 运用“李约瑟范式”对《天工开物》蕴含的自然哲学与技术哲学的挖掘 |
| 5 《天工开物》研究的“李约瑟范式”的评价与反思 |
| 5.1 对天工开物文本刊校、译注与传播的贡献 |
| 5.2 对中国古代科技史深入研究的推动作用 |
| 5.3 对《天工开物》解读的过分科学化 |
| 5.4 对《天工开物》中国传统文化语境解读的边缘化 |
| 6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对“媒介即讯息”命题的再思考：印刷文化视域下的宋明儒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作为技术发明的印刷术研究 |
| 1.2.2 中国学者对印刷媒介起源、发展和影响问题的关注 |
| 1.2.3 外国学者对印刷媒介与中国社会互动关系的探讨 |
| 1.2.4 媒介理论研究: 基于媒介环境学的探讨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分析法 |
| 1.4.2 比较研究法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以中国印刷媒介与宋明王朝的关系为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进行补充 |
| 1.5.2 从媒介与社会发展的角度丰富了华夏传播的研究成果 |
| 2. “媒介即讯息”命题的缘起、内涵与应用 |
| 2.1 命题的缘起与内涵 |
| 2.1.1 缘起: 麦克卢汉的生平和学术历程 |
| 2.1.2 内涵: 对“媒介即讯息”命题的解读 |
| 2.2 命题的应用: 媒介环境学派与印刷媒介研究 |
| 2.2.1 深化: 爱森斯坦的尝试 |
| 2.2.2 呼应: 站在电子媒介时代回望印刷技术革命 |
| 3. 前奏: 印刷媒介的诞生与儒学复兴 |
| 3.1 雕版印刷术和印刷媒介的诞生 |
| 3.1.1 前印刷时代的儒学传播媒介 |
| 3.1.2 雕版印刷术诞生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
| 3.1.3 孕育雕版印刷术的社会文化背景 |
| 3.1.4 中国印刷媒介的诞生、早期应用及主要特征 |
| 3.2 儒学复兴的尝试 |
| 3.2.1 科举制: 儒学与最高权力结盟的制度保障 |
| 3.2.2 文以明道: 儒学复兴的萌芽 |
| 4. 从边缘到中心: 成长中的印刷媒介与理学 |
| 4.1 印刷媒介的兴盛: 繁荣的两宋出版业 |
| 4.1.1 序曲: 五代十国的印刷出版活动 |
| 4.1.2 奠基期: 北宋出版业的发展 |
| 4.1.3 兴盛期: 厚积薄发的南宋出版业 |
| 4.2 好风凭借力: 印刷媒介与理学的良性互动 |
| 4.2.1 于无色处见繁花: 理学的勃兴 |
| 4.2.2 “道统”的承续与传播: 理学家的出版实践 |
| 4.3 沉默的螺旋: 权力阴影下的印刷媒介与理学 |
| 4.3.1 “致君尧舜”: 理学的实践性与批判性 |
| 4.3.2 作为统治工具的印刷媒介: 皇权对理学势力的打压与理学的“内倾化” |
| 5. “正统”的胜利: 印刷媒介与理学正统地位的维系 |
| 5.1 “正统”的确立: 理学的意识形态化 |
| 5.1.1 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
| 5.1.2 正统的维系: 印刷媒介的政治角色 |
| 5.2 “心学”的崛起与沉寂: 中断的启蒙 |
| 5.2.1 思想多元化的起点: 从陈献章到王守仁 |
| 5.2.2 觉民救世: 泰州学派的启蒙实践 |
| 5.2.3 特立独行者的背影: 禁而不止的异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日本学者如何研究中国科学史(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D]. 马越. 山西大学, 2021(01)
- [2]李志超教授学术成长经历及其贡献[D]. 章燕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8)
- [3]中国传统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研究 ——以“阴阳五行”引争议为例[D]. 朱昱坤.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4]东亚数学史研究需要区域文化视野[J]. 徐泽林.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20(03)
- [5]《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D]. 付璐.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0(01)
- [6]核心素养下高中生物学科学史教学现状调查及实践研究[D]. 尹亚男.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7]《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8]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试论《天工开物》研究的“李约瑟范式”[D]. 王芸.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06)
- [10]对“媒介即讯息”命题的再思考：印刷文化视域下的宋明儒学发展研究[D]. 徐思凡. 厦门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