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七次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张树重[1]（2020）在《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纪念活动并非是凭空而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中深厚文化底蕴滋养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靓丽的现代政治文化风景——纪念马克思活动。纪念马克思是基于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举办马克思纪念活动较为频繁,服务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表达革命主张、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纪念活动更加理性和规范,在“逢五”、“逢十”周年都举办全国性的纪念,纪念规模较之从前也更加隆重,以动员人们参与国家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纪念活动成为表达改革主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载体。在改革开放的主题下,马克思纪念活动的规格提升,两次“逢百”周年举办高规格纪念大会,国家领导人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借助马克思纪念活动表达改革主张,凝聚改革共识,同时调动群众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激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热情,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不断更新纪念形式,其中既有文本纪念、会议纪念、图像纪念、命名纪念等一般形式,也有红色文艺纪念、拜谒参观纪念、新媒体纪念等富有时代特色的形式。百年的马克思纪念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化趋势、强烈的现实取向、鲜明的学习导向等基本特征,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景观。仪式本身就是一个意义世界,其凝聚和储存的丰富价值意蕴在周而复始的纪念中不断释放。纪念马克思不仅只是纪念其人,更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中国共产党紧扣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为马克思纪念增加意义含量,赋予了马克思纪念活动多重的历史功能。这些功能不断在中国社会绽放光彩,为中国发展增添动力。新时代纪念马克思就要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理论创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为人类发展和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曾成贵[2]（2013）在《鲍罗廷与中国国民革命》文中研究表明鲍罗廷作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派驻中国的最重要的顾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促进国民党改组的完成,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共产党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亦因之获得实践平台。改组后的国民党,在构成上呈现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但继续保持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色彩。鲍罗廷深知国民党的复杂性,一开始就有加强左派,警惕右派进而战胜右派的思想准备。他以坚持联俄、反帝、开展国民革命为最大公约数,在变动的格局中,团结和发展左派势力,稳定和拉拢中间势力,排斥和打击右派势力,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努力坚持到底。以共产党员个人参加国民党的方式实现的国共合作,是联共（布）、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战略与当时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推翻军阀统治的目标将近实现,共产党的力量在革命运动中迅速壮大的情势下,随着共产国际战略激进化,要求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实质推进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革命武装,重新改造国民党上层机构,促进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不可能为国民党当权派所接受。革命形势已经深刻转变,国共合作格局必须相应转变,及时突破国共党内合作框架,但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没有及时转变,鲍罗廷选择了维持与武汉国民党继续合作,放弃实行激进政策,结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鲍罗廷帮助国民党确立以党治军的理念,以苏联红军模式建立国民革命军。他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谋划,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他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问题上,做促进派,主张以北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相结合,彻底摆脱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束缚。这个时期,联共（布）和斯大林重视帮助中国革命阵营建立武装力量,把发展武装的着重点,放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身上,共产党人主要发挥的是政治工作者的作用。斯大林给鲍罗廷下达过武装工农的指令,鲍罗廷认为没有条件实施。鲍罗廷参与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实践了“以党治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一成立,他在国民党中的顾问事务就转换到这个新平台。国民政府建立后,政治委员会成为国民党指导政府的决策机构。鲍罗廷参与国民党政权从大元帅个人决断制到委员合议制的改造,参加政治委员会为成立国民政府的议事决策,还亲自起草、审查一系列关于政权、政务的规章、文电,并为政府人事安排提出重要建议。鲍罗廷掌握国际动态,及时为国民政府提供外交政策建议。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以后,国民政府机构的充实和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有鲍罗廷的运筹帷幄之功。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国共两党联席会的召开,使国共合作在党内合作的基础上添加几许政党联盟的色彩。鲍罗廷从中国历史和现状中把握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反复强调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有赖于农民土地问题的完全解决。他的主张,有以共产国际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认识中国土地问题的一面。伴随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农民自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他面对现实,主张经过农民自己的乡村自治,实现基层政权的转移,作为土地革命的保障,在没收和分配上,主张照顾到同盟者的利益。比起无条件没收和无规则分配的大众狂欢式的土地革命,鲍罗廷的方案显得保守,却具有切实可行性。农民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政权和军队的保障,没有制度规范,是不能健康开展的。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投身革命运动,以其对革命的自觉认识为条件。来华前,鲍罗廷关于中国的知识近乎空白。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他加强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的了解,加强对中国国情与文化的熟悉。他始终把唤醒民众,作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知疲倦地到处演讲宣传,给人留下至深的印象。鲍罗廷虽拥有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强大背景,但顾问的身份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总要与国共两党重要成员细心打交道。贯彻莫斯科的决策和意图,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要克服运作中的各种困难。鲍罗廷注意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广泛而密切的个人关系,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甚至于必要时玩弄一点权术,采取独断办法。通过个别间的说服和疏通,是他的风格和艺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乃多重原因所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整个1923年至1927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提供理论、战略、方法的指导,苏俄政府提供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由于脱离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加以客观上力量对比的过于悬殊,最后并不能按照他们所设计的方案去实现。从这个角度说,鲍罗廷所担负的是无法完成的使命。国民革命应该以实现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为最佳选项,但结局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失败,归根到底,是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双重不足,没有找到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正确的道路,终究还要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寻找。
王占仁[3]（2009）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19-1943）》文中提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联系紧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对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在对大量史料进行由表及里的鉴别和分析基础上,以政治上的敏锐观察和科学把握为前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命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及中国共产党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的大背景中来开展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规律的高度,深入细致地考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主体思想和支柱理论包括“一条道路”和“三大法宝”,即社会革命理论、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武装斗争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的关系。对于各个基本理论,以翔实的国情情况和历史背景材料,理论结合实际,分别展开论述运用了哪些基本原理,结合了什么样的国情和重大形势变化,总结了哪些国际共运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独创性历史经验,汲取了哪些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通过理论创新过程的细化展开,具体体现并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规律,用事实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俾使经验既有理论升华,又有可操作性。第一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一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主要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扞卫、发展和推广以及理论研究和建设情况;二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主要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步探索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三是从意义、内涵、实质、进程、体系、主体、民族形式、反倾向性斗争等八个方面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第二章:共产国际、联共（布）社会革命理论中国化。一是阐述列宁主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影响,主要探讨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思想、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关于东方革命历史特点的思想、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同时探讨毛泽东如何创造性地发展列宁主义,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领导,中国革命道路等具体问题;二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论证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特点是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导密切相关。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三次“左”倾错误的制度根源,由于有严格的制度作为保障,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共中央是要无条件执行的,所以当时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首先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正确与否有直接关系。从三次“左”倾错误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是阐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科学内涵与理论价值。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包括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既不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更不只是通常所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内涵更丰富,范畴更广泛。论证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是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由来。第三章:共产国际、联共（布）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一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两次国共合作的关系。着重探讨两次国共合作领导方式的差异和“苏联利益中心论”等问题,揭示出两次右倾错误的深刻国际背景。从全新视角来评价和理解两次右倾错误,重点理顺组织负责与个人负责,合作共事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二是阐述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左”倾关门主义的关系。“左”倾关门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在阶级关系上不懂得把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把反帝反封建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把中间势力作为“最危险的敌人”加以反对、推行“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实行打击富农的政策;三是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革命统一战线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五条基本结论:毛泽东比共产国际更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比共产国际更早地注意到农民问题,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更坚定地把工农联盟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比共产国际更科学、更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创造性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盟的重要问题;比共产国际更具体地指出了如何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比共产国际更精辟地概括提出了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基本原则。第四章:共产国际、联共（布）武装斗争理论中国化。一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第三时期”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军事进攻路线的关系。受“第三时期”理论影响,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进攻路线既如出一辙,又不断升级。遵义会议上实际地解决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此后毛泽东又对“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军事进攻路线进行了理论上的批判与反思,彻底清除其负面影响;二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上的城市中心论的关系。提出以“先后顺序”、“工作重心”、“时机把握”为主要标准判断“农村中心”还是“城市中心”。按此标准来衡量,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确实实现了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转变,而临时中央却没有放弃“城市中心”的思想,从“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转变存在的反复性和不彻底性主要是临时中央的问题;三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关系。毛泽东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军队建设的理论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又突破了此前已经形成的先城市后农村的革命基本模式,走出一条先农村后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理论,这是对传统的突破,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科学理论。第五章:共产国际、联共（布）党的建设理论中国化。一是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原则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自己的根基深深地扎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和基本原则之上;二是阐述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方针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各个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建设的错误作法进行了批判和纠正,表现在:批判“唯成份论”,高度重视思想建党、批判教条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三大作风”建设、克服偏重集中的弊端,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批判宗派主义,贯彻“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三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一是独立自主,既要独立自主地寻找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要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革命和建设的奋斗目标;二是理论建设,这是党的建设根本的首要任务;三是党际关系问题,要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发展党际关系。第六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一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不是共产国际封的,靠的是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和战略家的杰出智慧及其党内斗争的高超艺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不只是针对毛泽东本人,而是对中国革命形势和党内领导层状况进行科学判断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可一定条件下促进了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二是阐述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毛泽东适时地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三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要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和卓越的领导人来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前提和理论基础;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紧密结合,这是重要途径;在实践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修正错误,这是实践基础;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这是指导原则;要反对教条主义,这是主要历史特点;要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境界。第七章:毛泽东论共产国际。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大问题的论述总体上是科学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尹涛[4]（2014）在《叶青思想批判》文中提出叶青出身于一个世代务农家庭。于1920年去法国留学,1926年从苏联回国后参加国民大革命。从他留学法国到在国民革命中支持1926年底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联席会议的决定为止,是他思想的早期阶段。在此期间,他同情工人,加入共产党,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之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揭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状况,分析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形势,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宣传旅法华人的反帝运动,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些工作。从支持1926年底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联席会议的决定,到1936年10月脱离中共外围组织辛垦书店为止,这个阶段对叶青来说是一个特殊,或者说转变时期。在此时期,他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哲学研究。而他的哲学观点,包括他的整个理论主张,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在中共革命队伍的外围,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在哲学上从唯物主义转向物心综合论,并和中共理论宣传者展开论战。在研究哲学和进行论战的同时,他也对当时的各种思想文化问题,以及主要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研究或批评。重要的是,随着时移世变,他的思想出现了一些对中共不利而逐渐偏向国民党的变化。1936年10月叶青脱离中共方面后,很快加入国民党方面,变为国民党的理论家和反共专家。于是,大力阐扬三民主义成为他的主要工作。他对三民主义从研究方法到内容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看法。这些看法与国民党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有些看法,如将物心综合论解释为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与之前他站在中共的立场,突出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联系及革命性的观点不同,他着力论证三民主义是完美无缺的理论,比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当时的其它所有理论都优越,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借此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在1936年离开辛垦书店,并很快加入国民党方面,成为国民党的理论家和反共专家之后,叶青通过发表文章和出版着作等各种方式,对中共的革命理论主张进行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大力批判。而他批判的主旨,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叶青对中共的革命理论主张和实践进行批判的同时,中共也对他的有关理论和主张进行了批判。中共对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主张和他在国共和谈问题上的立场的批判上。中共不但对他多次批判,还将他列入1949年1月公布的战犯名单之中。到台湾后,叶青通过各种方式继续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力进行理论宣传,特别是反共宣传活动,直到离世。他去世后,台湾有关方面给予他较高的评价,并用“革命理论家”来概括他的一生。这与国内大陆方面目前对他的否定性评价,显然如天差地别。就他的一生来看,具体来说,他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作了一些工作。后来他在中共外围组织辛垦书店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虽然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的思想理论已经具有两面性。自1936年10月,离开辛垦书店,并很快加入国民党方面起,他就一直为国民党进行理论宣传工作。他一方面宣传三民主义,一方面反对中共的革命理论主张。总体上来讲,他则是一个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专家。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这也就注定了,叶青是一个失败的国民党意识形态专家。
周龙燕[5]（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张玲[6]（2002）在《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文中研究表明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益集权、政治路线日益“左”倾同时，逐步沦为推行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受上述因素影响，共产国际所制定的对华政策错误层出。在此期间，导致中国共产党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都与共产国际有关。 本文力图以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托，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及对中国革命影响作一番梳理，使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国共产党间的关系的图景全面地展现出来。从中找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受挫的内在原因。 本文由六部分内容组成： 《前言》叙述了研究的范围（1926年3月-1935年1月）及依据；该研究的发展沿革及现状；研究的价值及现实意义。 第一章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的内在关联。处理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国际右倾教条的起点；北伐战争中共产国际为了维护苏联的远东利益及打击联共（布）党内反对派，刻意维持国共合作，对蒋介石等新右派步步进逼采取退让政策并日趋右倾；压制中共领导人的不同意见，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铸成，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第二章探讨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影响。受斯大林的“三阶段”论的指导，瞿秋白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中国党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探讨了这些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 第三章探讨共产国际的组织路线对中共“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影响。20年代末，联共（布）中央发动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运动，并通过共产国际向各国党推行。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左”倾政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进程，在“打击中间势力”，追求“笔直又笔直”，队伍“纯而又纯”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等方面，影响尤为直接，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四章探寻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及在中国影响。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缘起及逐步僵化；中国共产党在贯彻布尔什维克化方针过程中的失误及后果；对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评价。 第五章探讨1926-1935年中共“左”右倾错误的根源。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和领导方式是中国革命受挫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幼稚及传统文化影响是屡次犯错的主观原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持久而艰难的历程，实现两者结合是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关键。
刘田[7]（2014）在《惠廷的中国研究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艾伦·休斯·惠廷（Allen Suess Whiting，1926—），是美国国内知名的早期中国学家之一，一生经历丰富，既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又曾服务于美国政府多年，作为重要当事人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惠廷于20世纪50年代初踏入中国问题研究领域，1953—1955年前往台湾、香港地区和日本调研，1957年加入兰德公司，期间发表的有关中苏关系的分析论文至今仍挂在兰德公司的官方网页上。1961至1966年惠廷供职于美国国务院，1966年至1968年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副总领事，1968年重返学术界，分别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期间兼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1993年惠廷教授荣升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董事教授，是研究中国外交问题的无可争议的专家，也是美国学界公认的“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有较大的声誉和影响。在美国早期的中国学家中，惠廷是第一批主张从中国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学者，此外，作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转变的见证者和当事人，惠廷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惠廷的多重身份和多方面的成就使其极具研究价值，本文选择对惠廷与他的中国研究成果进行个案研究，首先从美国中国学的兴起和发展的背景来阐述惠廷的中国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其次，以历史学与国际政治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运用文献分析法等方法，对惠廷的成长背景、学术成就、治史特点等进行综合论述。全文共分六个章节。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惠廷的个人经历与学术成果、目前国内外关于惠廷教授的研究状况、本文的研究思路等。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惠廷进行中国研究的国际国内背景和学术研究的奠基，包括惠廷的成长经历、求学经历、如何与中国学结缘并走上中国研究的学术之路等内容。第三章至第五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对惠廷的所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介绍和述评，第三章主要阐述了惠廷对1917—1949年间的中苏关系的研究，这是惠廷学术研究起点和侧重之一。他以中苏之间围绕中东铁路的权利斗争为切入点，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前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苏两国三方在新疆这一战略要地的争夺，指出了苏联共产主义外衣下的帝国主义手段，否认了苏联是无私的这种观点。第四章论述了惠廷的研究拓展到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后取得的成就。他认为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并没有提前制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到朝鲜战争中去的计划，中国的出兵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一项“决定”，是在事前警告美国无效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同样，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领导层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早期阶段就已经决定发动战争，中国在向印度发出一些威慑信号阻止其“前进”无效的情况下才断然出兵，虽然中国采取军事方式解决问题，但尽量最小化升级的可能。1964年的越南战争，惠廷认为，在美国逐步在越南扩大战争规模中，中国不时对美国发出的警告，同时伴有军事准备。中国的一系列举动有了成效，最终使美国在轰炸北越的同时避免了进攻中国境内基地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及可能的战争升级。总之，惠廷得出了与美国主流观点不同的结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使用武力主要是反应性的、防御性的，完全是为了威慑的目的。第五章论述了惠廷自1961年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后，因官员和学者两重身份的便利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工作：中苏关系的破裂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论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与其他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中国学家一起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舆论准备、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之行出谋划策、评论中美关系正常化最大的阻碍——台湾问题及美中台两国三方的立场，并提出以“日本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建议。最后第六部分是论文的结语，总结了惠廷中国研究的治学成就、治学特点以及惠廷作为美国人来研究中国的局限性。
王明科[8]（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韩志宏[9]（2019）在《统一战线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从统一战线的视角详细分析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时期其他主要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工农联盟思想等基础上,论述工农联盟对在农民占人口优势的国家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具有重要作用,应当始终将其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加以巩固和发展。在导论中,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是当前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系到统一战线和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对解决当下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在开展研究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总体来看,目前研究的内容多为关注某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观,工农联盟思想的形式、内容、形成、发展、意义以及巩固措施等。而关于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的继承发展、经验教训等的系统、全面、深入和专门研究则极少;对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工农内部阶层分化后,工农联盟面临的分化、影响的有关研究也不多。这种情况虽然给本研究带来不少困难,但却也是本研究的价值所在。第一章,基于统一战线的发展历史,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首先对与本文主旨密切相关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统一战线和工农联盟、马克思主义等几个核心概念作出界定,为后面行文做好了必要铺垫。其次,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工农联盟为何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即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围绕中心取得胜利的基本力量、是扩大统一战线联合范围的依靠力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统一战线性质国体的基础和统一战线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再次,对与工农联盟有关的三个历史与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如工农联盟的发展历程、工农联盟实质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农民的联盟、建立工农联盟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主动争取等,以便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工农联盟的有关误解。第二章,主要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本章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观,工农联盟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涵,以及工农联盟在19世纪的欧洲未能实现的原因。首先,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作了分析,指出经济上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使工农深受剥削,政治上工人运动蓬勃开展,文化上社会思潮多元迸发。其次,以历史发展的视角分别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工人观和农民观进行了分析,指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具有一个不断发展壮大和逐渐成熟的过程,在革命斗争中逐步认识到联合农民的重要性;而农民在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沉重压迫下不断发生分化,从一个传统保守的势力逐步产生革命倾向,是一支可以争取的重要政治力量。再次,从1848年欧洲革命前后、巴黎公社革命前后和恩格斯晚年三个时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述,提出他们的工农联盟思想在领导和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最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为何在19世纪的欧洲未能实践的原因进行探讨。本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是正确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工人阶级内部派系较多且始终缺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保守传统的农民联合意识较差、资产阶级对工农关系的挑拨离间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才使这一重要思想在当时未能成功实践。从统一战线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是其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们尤为注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统一。第三章,主要对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分析。首先,从两个角度分析了列宁辩证的农民观。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总体而言列宁对农民的认识从“疑虑”到“肯定”;二是从具体的历史时期来看,同一时期列宁对农民充满矛盾认识。其次,立足十月革命时期、国内战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对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加以分析,指出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间接地实现了工农联盟,国内战争时期削弱了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时期巩固发展了工农联盟。再次,运用比较研究法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比较,指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认识,并根据苏俄具体国情提出了建立工农经济联盟的思想,以及在不同时期联合农民的策略更加灵活等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第四章,主要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论述。首先,对斯大林的工农联盟思想做了分析。列宁逝世后,主政的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抛弃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工农联盟重要性的正确认识,继而指出工农联盟是一个派生问题,居于次要地位,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苏联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和国防实力的急剧增强,但它是建立在向农民增收额外税的基础之上,严重削弱和破坏了工农联盟。其次,在对布哈林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其与斯大林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比较,指出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对富农作用、对粮食收购危机原因和农业发展道路等认识均不相同,是布哈林继承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再次,对斯大林与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比较,指出斯大林对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纵然有继承的成分,但更多是否定与背离,主要表现在在实现国家工业化中过渡牺牲农民利益、农业集体化操之过急、过早消灭富农等方面。最后,在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形成的背景下,对共产国际中后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各国共产党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要重视农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满足农民的“局部利益”、争取工农联盟领导权和将农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当中等思想。第五章,主要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做了研究和分析。首先,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澎湃、邓中夏等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指出当时他们就对农民参加工人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具有一定认识,提出了农民是革命“有力的援军”、工人阶级要争取“工农联合”领导权和实现“耕地农有”是革命的重要问题等思想,对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其次,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革命主力军作用,引领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等思想,并始终将工农联盟作为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础加以巩固和发展,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最后,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的理论贡献加以分析,指出其对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作了创造性发展,将农民提高到“革命主力军”的历史地位,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以及只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工农联盟等。第六章,主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研究。首先,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联盟的表现形式发生了重要改变,由革命联盟转变为经济联盟中的工农业和城乡关系。因此,一方面要以工农互促、城乡结合来推动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广泛开展农业合作化来不断巩固工农联盟。其次,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分析。由于改革开放和城乡二元体制等影响,城乡、工农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三农”问题越发凸显。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其工农联盟思想主要体现在党制定的“三农”方针和政策上,总结起来就是: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发展农业要靠政策支持和科学指导,建立新型乡镇企业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发扬经济民主下放生产经营管理权,以及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再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分析论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和完善,“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逐步提出要把农业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作的首位,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以及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等思想,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党的工农联盟思想。结语部分,进一步对全文作了总结提升,提出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对我国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价值与启示。那就是从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在农民绝对数量仍然庞大的我国,必须坚持工农联盟在统一战线中的基础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尤其是工农联盟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切实维护和照顾农民的利益,以及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等。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对我国广大农民的联合与团结,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广泛争取人心、凝聚力量。
国梦云[10]（2020）在《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与巩固政权的重要内容。其中,将看不见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看得见的行动,则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教育广大民众正确理解与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而纪念活动作为一种“运动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传播与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借助节日的时间主题和象征意义,制定与发布了一系列完整的纪念政策,并立足于当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环境,创设了“翻身做主”、“保家卫国”、“跟着党走”等节日纪念主题,开展了文本纪念、会议纪念、行为纪念、符号纪念等多元化的纪念活动,多维度地将“主人翁”意识、阶级友爱、阶级联盟、爱国主义、政党认同等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到了基层社会之中。基于考察历史,总结经验,观照现实的考量,文章以1949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节日纪念活动为研究主体,从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角度,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基本逻辑、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等内容,按照“历史考察——活动分析——经验总结”的研究思路,主要分为四个主体部分进行细致研究。第一部分,即绪论部分。先是阐述了研究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现实背景,学理价值、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内容,并立足节日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内容与功能,根据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对节日、纪念日、纪念活动与主流意识形态等核心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第二部分,即文章的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理论、实践、文化等多维依据。首先,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宣传的重要论述和思想,从中挖掘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理论溯源。其次,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现实逻辑与文化背景,不仅分析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即传统中国社会的仪式文化,更具体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学习苏式化纪念方式的三个阶段,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由苏式化转为中国化的演变过程。由此最后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其理论溯源、文化背景和实践基础,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实践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节日纪念活动奠定了基本范式。第三部分,即文章的第二、三、四章。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话语环境与时代背景的考察,按照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视角,挖掘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翻身做主”、“保家卫国”、“跟着党走”这三个核心的纪念主题作为研究的基本思路,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二七”、“三八”、“五一”、“七一”、“八一”等节日中开展的不同仪式活动为考察对象,以此探析出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节日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与内容。第二章“翻身做主”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阶级观念的培育。这一部分,文章以工、农阶级这两大“翻身做主”的阶级为考察主体,具体分析了工、农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回忆式纪念会、春节文化活动、生产竞赛活动、“五一”劳模代表大会、工农阶级“五一”互信等节日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剔除了他们身体上、思想上遗留的封建色彩,并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强化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价值认同,从而分析出中国共产党传播与构建“主人翁”、阶级友爱、阶级联盟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方法与效果。第三章“保家卫国”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爱国主义的塑造。文章立足当时抗美援朝的时代背景,以及中国共产党凝聚“保家卫国”价值共识的现实需求,以中国共产党在1951年发布的纪念通知为政策依据,归纳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保家卫国”节日纪念主题下组织民众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爱国竞赛、掀起爱国捐献、播送爱国广播、举行示威游行等节日纪念活动,并细致地阐述了这些纪念活动开展的主要目的、基本内容与形式,由此探究这些纪念活动是怎样深入推动爱国运动,将爱国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之中,使其在参与这些节日纪念活动中萌发出爱国之情、爱国之言、爱国之行的。第四章“跟着党走”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政党认同的建构。这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节日,特别是“七一”建党节时开展的多元纪念活动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借助纪念文字、话语、活动、空间、图像、器物等仪式要素和象征符号,赋予它们以“跟着党走”的价值意蕴,并发挥出这些象征符号的文化传播与教化功能,将“跟着党走”这一意识形态传播给各界民众,使民众习得政党认同的话语表达、思想表达、情感表达与行为表达,从而逐步构建起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构筑起自己的政治权威。第四部分,即第五章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这部分不仅归纳出了中国共产党立足时代背景确定纪念主题,结合实践特点创新纪念方式,运用象征符号构筑纪念空间,借助传播媒介强化纪念功能的四个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历史经验,更是总结出了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是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是培育民众主流价值观的有力途径,是协调社会与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这四个维度的现实启示,以期在理论层面上深层次、多维度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方式,在现实层面上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的号召,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背景下培育民众树立核心价值观,构建马克思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提供方法支持。
二、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七次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七次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与意义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资料概况及学理视点 |
| (一)资料概况 |
| (二)学理视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文化与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文化依据 |
| (一)中国祭祀传统的深厚文化底蕴 |
| (二)马克思符号在中国的初始传播 |
| 二、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实践依据 |
| (一)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需要 |
|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
|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历程 |
|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一)五四运动至国共合作前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四)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五)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一)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形式与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主要形式 |
| (一)文本纪念 |
| (二)会议纪念 |
| (三)图像纪念 |
| (四)命名纪念 |
| (五)其他形式 |
| 二、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基本特征 |
| (一)明显的社会化趋势 |
| (二)强烈的现实取向 |
| (三)鲜明的学习导向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评价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历史意义 |
| (一)塑造马克思形象,增进民众认知与记忆 |
| (二)进行政治动员,表达政治主张 |
| (三)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推进党的建设 |
| (四)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当代价值 |
| (一)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 (二)推进理论创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 |
|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
| (四)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为人类发展和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2）鲍罗廷与中国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前史 |
| 三 思路与方法 |
| 四 重点与难点 |
| 五 两点说明 |
| 第一章 力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
| 一 鲍罗廷来华前国共合作的酝酿与初试 |
| 1. 共产国际、苏俄在中国寻找盟友 |
| 2. 国共合作模式的选择 |
| 二 国民党改组的强力推进 |
| 1. 鲍罗廷初识孙中山与国民党 |
| 2. 国民党改组的实际进展 |
| 三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
| 1. 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
| 2. 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 |
| 3. 国民党的新生 |
| 第二章 合作之初对国共磨擦的平复 |
| 一 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
| 1. 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务发展 |
| 2. 黄埔军校的创办 |
| 3. 工农群众运动的开辟 |
| 4.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澎湃 |
| 二 结构性矛盾的表面化 |
| 1. 共产国际的不同声音 |
| 2. 国共两党的政见差异 |
| 3. 扩张国民党的矛盾冲突 |
| 三 “弹劾共产党案”的消歇 |
| 1. 鲍罗廷受诘问 |
| 2. 国民党一届二次全会的折中 |
| 3. 起兵北伐与平定商团叛乱 |
| 第三章 发展左派势力维护统一战线 |
| 一 国民党组织分化的出现 |
| 1. 支持孙中山北上 |
| 2. 推动国民会议运动勃兴 |
| 3. 应对保守势力的麇集 |
| 二 国民政府的成立与纷争 |
| 1. 反帝大革命狂飙突进 |
| 2. 国民政府的成立 |
| 3. “廖案”处理及其后的政治变动 |
| 第四章 于分化中勉力坚持国共合作 |
| 一 反击西山会议派的不完全胜利 |
| 1. 排共抗俄的西山会议 |
| 2. 国共合作大政方针的再确认 |
| 二 蒋介石限共的党务整理 |
| 1. 中山舰事件前的政情研判 |
| 2. 鲍罗廷与《整理党务案》的通过 |
| 第五章 发动北伐与迁都武汉的运筹 |
| 一 发动北伐战争的争议 |
| 1. 南北政局变化中的酝酿 |
| 2. 鲍罗廷与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师 |
| 二 国民政府迁都的角力 |
| 1. 北伐初期政治方针的研讨 |
| 2. 迁都问题的提出与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的决定 |
| 3. 国民政府迁移武汉的博弈 |
| 三 党内合作向政党联盟演变 |
| 1. 发展新的革命中心区 |
| 2.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政府 |
| 第六章 战略退却难挽国共破裂狂澜 |
| 一 进入紧急关头的战略选择 |
| 1. 革命根据地危机四伏 |
| 2. 鲍罗廷提出战略退却 |
| 二 中共战略方针的重大争论 |
| 1. 鲍罗廷与罗易的冲突与分歧 |
| 2. 中共五大未能克服当前危机 |
| 三 挽救失败的最后努力 |
| 1. 莫斯科出手：从蒋介石到汪精卫 |
| 2. 鲍罗廷坚持以退求存 |
| 3. 第一次国共合作曲终人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19-194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相关概念 |
| 第一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 |
|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宣传 |
| （一） 关于坚持和扞卫马克思主义 |
| （二） 关于发展和推广马克思主义 |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 |
|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
| （一） 关于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
| （二）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步探索 |
| （三） 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 |
| （四） 关于意识形态的同宗同源与革命利益之争 |
| （五） 关于遵义会议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
| 三、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 |
|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
|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
|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 （五）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
| （七）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 |
| （八）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反倾向性斗争 |
| 第二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社会革命理论中国化 |
| 一、列宁主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影响 |
|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思想 |
| （二） 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思想 |
| （三） 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 |
| （四） 关于东方革命历史特点的思想 |
| （五） 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思想 |
| （六）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
|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左”倾错误 |
| （一）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三次“左”倾错误的总体评价 |
| （二）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三次“左”倾错误的制度根源 |
| （三） 三次“左”倾错误的思想方法问题 |
|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科学内涵与理论价值 |
| （一）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科学内涵 |
| （二） “五个道路”的关系辨析 |
| （三）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价值 |
| 第三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 |
|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两次国共合作 |
| （一）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 |
| （二）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的两次右倾错误 |
| （三）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两次国共合作的评价 |
| 二、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左”倾关门主义 |
| （一） 中俄革命的简单类比与“三阶段论” |
| （二） “左”倾关门主义的主要表现与危害 |
| （三） “左”倾关门主义的终结与反思 |
|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比较研究 |
| （一） 关于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
| （二） 关于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
| （三） 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盟 |
| （四） 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
| （五） 关于对待各派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基本原则 |
| 第四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武装斗争理论中国化 |
|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第三时期”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军事上的进攻路线 |
| （一） 两种截然不同的“第三时期”理论 |
| （二） 两个不断升级的军事进攻路线 |
| （三） “第三时期”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军事进攻路线的终结 |
|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上的城市中心论 |
| （一） “城市中心”与“农村中心”的判断标准 |
| （二）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城市中心论 |
| （三） 毛泽东对城市中心论的批判与反思 |
|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 |
| （一）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认识 |
| （二）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 |
| （三）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理论价值 |
| 第五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党的建设理论中国化 |
|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原则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建党的基本原理 |
| （二） 列宁的完整建党学说 |
| （三） 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根基 |
| 二、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方针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
| （一） 从“唯成份论”到思想建党 |
| （二） 从教条主义到三大作风建设 |
| （三） 从偏重集中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 |
| （四） 从宗派主义到“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 |
|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 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
| （二） 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根本的首要任务 |
| （三） 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
| 第六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
|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 |
| （一）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临来自党内的严峻挑战 |
| （二） 共产国际在毛泽东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中的作用 |
| （三） 共产国际在毛泽东战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中的作用 |
| （四） 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 |
| 二、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 |
| （一） 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 中国革命实践经验需要升华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 |
|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 |
| （一） 要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和卓越领导人来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理论基础 |
| （二） 要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紧密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
| （三） 要在实践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修正错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
| （四） 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
| （五） 要反对教条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历史特点 |
| （六） 要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境界 |
| 第七章 毛泽东论共产国际 |
| 一、关于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 |
| 二、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
| 三、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四、宝贵的历史启迪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出版着作情况 |
（4）叶青思想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叶青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
| 第一节 早期接触与参加革命的经历 |
|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
| 一、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和揭露 |
| 二、对各国家革命运动的考察和分析 |
| 四、对中国革命的分析 |
| 五、对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
| 六、对旅法华人反帝运动的宣传和分析 |
| 七、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宣传 |
| 八、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和分析 |
| 第二章 叶青的哲学研究 |
| 第一节 叶青被捕变节的经过 |
| 第二节 叶青哲学论着分析 |
| 第三节 叶青对哲学的解释 |
| 第四节 哲学消灭论解读 |
| 一、提出过程 |
| 二、主要内容 |
| 三、多方面的论证 |
| 第五节 物心综合论解读 |
| 一、提出过程 |
| 二、主要内容 |
| 三、“坚强的论据” |
| 第六节 叶青对逻辑学的研究 |
| 一、提出综合逻辑论的过程 |
| 二、主要内容 |
| 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证明” |
| 第七节 叶青和艾思奇“新哲学”的争论 |
| 一、关于“新哲学”的内涵 |
| 二、关于哲学消灭论 |
| 三、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
| 四、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 |
| 第八节 叶青对其它有关问题的思考 |
| 一、时代问题 |
| 二、民族问题 |
| 三、国家问题 |
| 四、宗教问题 |
| 五、文化问题 |
| 六、读经问题 |
| 七、人生问题 |
| 第九节 叶青对各派思想学术的批评 |
| 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 |
| 二、对梁漱溟中西文化论的批评 |
| 三、对胡适思想学说的批评 |
| 四、对张东荪哲学的批评 |
| 第三章 对三民主义的阐扬 |
| 第一节 叶青1936-1949年间的政治活动 |
| 第二节 对三民主义的认识过程 |
| 第三节 关于三民主义研究的方法 |
| 一、三民主义研究者所应具备的条件 |
| 二、如何研究三民主义 |
| 第四节 对三民主义的解释 |
| 一、对民生主义性质的认识 |
| 二、提出“一次革命论” |
| 三、阐明三民主义的丰富内涵 |
| 四、将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解释为“物心综合论” |
| 五、概括出三民主义的实践方略 |
| 六、指出三民主义的优越性 |
| 第五节 对国民党执政合法性的宣传 |
| 一、反对多党政治,主张一党专政 |
| 二、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中国的“特殊性”所决定 |
| 三、认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历史的选择” |
| 四、指出抗战时期国民党应实行一党专政 |
| 五、坚持宪政阶段国民党应继续掌控政权 |
| 第六节 对五权宪法的宣传 |
| 一、认为五权宪法代表着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 |
| 二、强调五权宪法的内容具有次序性、完整性 |
| 三、顽固坚持《五五宪草》 |
| 四、反对政协会议对《五五宪草》的修改 |
| 五、反对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 |
| 第四章 对中共革命理论主张的指斥 |
| 第一节 进行反共宣传的过程 |
| 第二节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释 |
| 第三节 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判断 |
| 第四节 对中共的全面指责 |
| 一、否认中共存在的必要 |
| 二、对中共各阶段革命主张和活动的攻击 |
| 三、对中共革命前途的评估 |
| 第五节 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攻击 |
| 第五章 中共对叶青理论主张的系统批判 |
| 第一节 对叶青哲学观点的批判 |
| 第二节 对叶青三民主义理论宣传的批判 |
| 一、中共对三民主义所持态度的变化过程 |
| 二、批判叶青“以统一取消抗日” |
| 三、批判叶青提出的“一次革命论” |
| 四、批判叶青关于三民主义内容的解释 |
| 第三节 对叶青关于国共和谈立场的批判 |
| 一、坚决维护政协会议对《五五宪草》的修改 |
| 二、批判叶青对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反对 |
| 结语 |
| 第一节 叶青到台湾后的理论宣传活动和台湾学者的评价 |
| 第二节 对叶青一生理论宣传活动的总评 |
| 第三节 关于叶青思想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瞿秋白研究之研究的历史回顾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10-1949.9) |
| 第一节 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 |
| 第二节 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 |
| 第三节 简明的瞿秋白传记 |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10-1966.5)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杨之华的宣传与回忆 |
| 第三节 丁景唐的史实考证与研究 |
| 第四节 传记写作初具规模 |
| 第五节 司马璐与《瞿秋白传》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北师大井岗红军与《瞿秋白批判集》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10-198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 |
| 第三节 陈铁健与《瞿秋白传》 |
| 第四节 王观泉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
| 第五节 姜新立与《瞿秋白的悲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1-199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新突破 |
| 第三节 周永祥与《瞿秋白年谱新编》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1-2013)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吴之光与瞿秋白家世研究 |
| 第三节 张秋实与瞿秋白研究 |
| 第四节 刘小中、丁言模与《瞿秋白年谱详编》 |
| 第五节 王铁仙等《瞿秋白传》 |
| 结语 |
|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研究 |
| 一 概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前言 |
| 一、 研究时限的界定 |
| 二、 研究的缘起 |
| 三、 研究的价值 |
| 第一章 共产国际的右倾教条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
| 一、 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中共成为民主联合阵线的附庸 |
| (一) 共产国际右倾的起点--3.20事件 |
| (二) 共产国际代表在北伐中日益右倾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
| 二、 党内合作形式教条化，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
| (一) 反对远东局独立发展工农运动的建议，维护联合阵线 |
| (二) 用高压手段打退反对派的进攻，刻意粉饰国共合作政策 |
| 三、 共产国际在被动中放弃民主联合阵线 |
| 第二章 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与中共“左”倾错误 |
| 一、 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是中共进攻理论的来源 |
| (一) “三阶段”论之缘起 |
| (二) “三阶段”论的具体化--罗明纳兹的进攻理论 |
| 二、 进攻理论导致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
| 三、 “第三时期”理论与李立三、王明的“左”倾错误 |
| (一) 第三时期理论的提出 |
| (二) 共产国际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
| (三) 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
| 第三章 共产国际“孤立中间势力”的政策与中共“左”倾关门主义 |
| 一、 联共(布)中央的“左”倾及对共产国际的影响 |
| 二、 共产国际与中共“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
| (一) 共产国际与李立三的“左”倾关门主义 |
| (二) 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 |
| 第四章 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及在中国的影响 |
| 一、 “布尔什维克化”方针的提出及演变 |
| 二、 “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在中国 |
| (一) 强调党的工人成分 |
| (二) 选拔听话的、忠诚于共产国际的干部 |
| 三、 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再评价 |
| 第五章 1926-1935年中国党错误之探因 |
| 一、 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逐步沦为苏联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 |
| 二、 崇尚权威的文化传统，是中国教条主义的根源 |
| 三、 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久弥新的课题 |
| 目录索引 |
（7）惠廷的中国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研究缘起：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 |
| 2.1 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 |
| 2.1.1 冷战背景下的美国中国学 |
| 2.1.2 美国中国学的政治性 |
| 2.2 学术奠基 |
| 2.2.1 与中国学结缘 |
| 2.2.2 20 世纪 50 年代的学术成长 |
| 第3章 研究开端：1917—1949 年间的中苏关系研究 |
| 3.1 切入：中东铁路的归还之争 |
| 3.1.1 中方对扬松声明的认可 |
| 3.1.2 苏联关于中东铁路立场的转变 |
| 3.2 核心：《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 |
| 3.2.1 1917—1924 年苏联对华政策的历史发展 |
| 3.2.2 革命与外交的双重收获 |
| 3.2.3 对《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的评析 |
| 3.3 聚焦：新疆是小卒还是枢纽？ |
| 3.3.1 中苏两国三方在新疆的权利斗争 |
| 3.3.2 有价值的案例研究 |
| 小结 |
| 第4章 研究拓展：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 |
| 4.1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开端：《中国跨过鸭绿江》 |
| 4.1.1 朝鲜战争与美国的误判 |
| 4.1.2 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理性行为 |
| 4.1.3 《中国跨过鸭绿江》的影响 |
| 4.2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中国的威慑考量》 |
| 4.2.1 任职国务院提供资料收集的便利 |
| 4.2.2 中印战争中中国威慑的失败 |
| 4.2.3 越南战争中中国威慑的部分成功 |
| 4.2.4 惠廷对中国威慑的研究 |
| 4.3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现实主义方法 |
| 小结 |
| 第5章 研究与政策的结合：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促进 |
| 5.1 中美缓和的历史机遇 |
| 5.1.1 中苏同盟的和谐 |
| 5.1.2 中苏国家利益的矛盾 |
| 5.1.3 中苏关系破裂：中美缓和的契机 |
| 5.2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准备 |
| 5.2.1 中美关系正常化必要性的论证 |
| 5.2.2 参与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之旅 |
| 5.3 中美关系最大的阻碍：台湾问题 |
| 5.3.1 美国对台湾的有限义务 |
| 5.3.2 中国的决心与外部制约 |
| 5.3.3 “日本方式”的建议 |
| 5.4 中美关系深思考 |
| 5.4.1 中苏关系的走向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
| 5.4.2 中国与美国：朋友还是敌人？ |
| 5.4.3 中国对台海危机的风险管理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年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9）统一战线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目的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有关研究状况 |
| (二) 国外有关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及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
| (三)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 马克思主义 |
| (二) 统一战线和工农联盟 |
| (三)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
| 二、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 |
| (一)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围绕中心取得胜利的基本力量 |
| (二)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扩大范围的依靠力量 |
| (三) 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基础 |
| (四)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 |
| 三、工农联盟的有关历史与理论问题 |
| (一) 工农联盟的发展历程 |
| (二) 工农联盟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农民的联盟 |
| (三) 工农联盟的建立需要工人阶级政党主动争取 |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 工人阶级和农民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深受剥削 |
| (二) 工人运动在此起彼伏中走向壮大 |
| (三) 多元社会思潮对工人阶级和农民影响深远 |
|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观 |
| (一) “真正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和成熟 |
| (二) 农民由“保守反动”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的内涵 |
| (一) 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合必要而且可能 |
| (二) 工人阶级要对农民加强教育引导 |
| (三) 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期均要巩固工农联盟 |
| 四、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工农联盟思想未能实践的原因 |
| (一) 工人阶级各派别对农民重要性的认识不一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关注工人阶级自身团结问题 |
| (三) 资产阶级长期挑拨工农关系 |
| (四) 所提工农联合措施较为宏观 |
| 第三章 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辩证的农民观:从“动摇的力量”到“可靠的同盟者” |
| (一) 历史地看:对农民的认识由“疑虑”到“肯定” |
| (二) 具体地看:同一历史时期对农民充满矛盾认识 |
| 二、列宁工农联盟思想的内涵 |
| (一) 工人阶级要对农民加强“鼓动与组织工作” |
| (二) 工农“真诚的联合”才能保卫社会革命成果 |
| (三) 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离不开工农经济文化联盟 |
| 三、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的继承发展 |
| (一) 工农联盟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极为重要 |
| (二) 提出建立工农经济联盟的思想 |
| (三) 联合农民的策略更加灵活 |
| 第四章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斯大林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存在某些矛盾” |
| (二) 工农联盟“是一个派生问题” |
| (三) 推动工业化要向农民征收额外税 |
| (四) 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的争论 |
| (五) 斯大林对列宁工农联盟思想的背离 |
| 二、共产国际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重视与农民结成联盟 |
| (二) 满足农民的“局部性要求” |
| (三) 共产党要争取工农联盟的领导权 |
| (四) 将农民经济逐步吸收到社会主义经济之中 |
| 第五章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农民是革命“有力的援军” |
| (二) 工人阶级要争取“工农联合”的领导权 |
| (三) 实现“耕地农有”是革命的重要问题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农民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 |
| (二) 中国革命应“由城市转入农村” |
| (三) 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联盟思想的理论贡献 |
| (一) 将农民提高到“革命主力军”的历史地位 |
| (二)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最核心的问题 |
| (三)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工农联盟 |
| 第六章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以来党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联盟表现为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关系 |
| (一) 以工农并举和城乡结合推动工业化 |
| (二) 开展农业合作化以巩固工农联盟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 |
| (二) 农业发展要靠政策支持和科学指导 |
| (三) 发展新型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 |
| (四) 下放生产经营管理权发扬经济民主 |
| (五) 鼓励并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党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把农业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作的首位 |
| (二) 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
| (三)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难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节日、纪念日 |
| (二)纪念活动 |
| (三)意识形态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宣传工作的重要思想 |
| (一)理论必须掌握群众 |
| (二)立足实际进行鼓动 |
| (三)运用多元宣传媒介 |
| (四)扩大革命宣传范围 |
| 二、传统仪式文化对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文化支撑 |
| (一)制度化的国家礼仪 |
| (二)日常化的社会习俗 |
|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开展纪念活动的经验积累 |
| (一)建党前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展纪念活动的丰富实践 |
| (二)建党初共产国际对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直接指导 |
| (三)各革命时期中共对纪念活动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 |
| 第二章 “翻身做主”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阶级观念的培育 |
| 一、肃清封建思想与培育“主人翁”意识 |
| (一)工农阶级身上的封建思想残留 |
| (二)召开回忆式纪念会进行对比教育 |
| (三)开办春节“课堂”进行文化教育 |
| (四)开展各式生产竞赛进行生产教育 |
| (五)举行劳模代表大会进行榜样教育 |
| 二、“五一”帮扶失业工人与阶级友爱精神的发扬 |
| (一)发出救济指示 |
| (二)工人捐款捐物 |
| (三)工人写慰问信 |
| 三、工农阶级“五一”互信与阶级联盟意识的强化 |
| (一)农民阶级“庆祝式”来信 |
| (二)工人阶级“保证式”回信 |
| 第三章 “保家卫国”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爱国主义的塑造 |
| 一、订立爱国公约 |
| (一)中共发出订立爱国公约指示 |
| (二)师生结合课业订立爱国公约 |
| (三)工农立足生产订立爱国公约 |
| 二、开展爱国竞赛 |
| (一)爱国竞赛指示的发出 |
| (二)发起挑战与积极应战 |
| (三)竞赛计划的基本完成 |
| 三、进行爱国捐献 |
| (一)工人的增产捐献 |
| (二)各界捐献慰问品 |
| 四、播送爱国广播 |
| (一)各地召开的控诉大会 |
| (二)模范代表的政治讲话 |
| (三)示威游行的爱国歌曲 |
| 五、举行爱国游行 |
| (一)成立筹备会制定游行方案 |
| (二)组织建立宣传员与报告员 |
| (三)召开纪念会解释游行意义 |
| (四)各地游行示威的正式展演 |
| 第四章 “跟着党走”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政党认同的建构 |
| 一、组织民众给毛主席写节日信 |
| (一)感谢信:“感谢毛主席的恩情” |
| (二)庆贺信:“给毛主席献生产礼” |
| (三)保证信:“在您的领导下前进” |
| 二、开展“学习党史运动” |
| (一)党员开展党内学习 |
| (二)民众接受党史教育 |
| 三、举行成渝铁路“七一”通车典礼 |
| (一)选取与布置纪念空间 |
| (二)中共领导人发表讲话 |
| (三)其他仪式活动的展演 |
| 四、制作“七一”纪念器物 |
| (一)发行纪念邮票 |
| (二)绘制纪念图画 |
| (三)铸造纪念奖章 |
| (四)修建纪念建筑 |
| 第五章 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
| 一、历史经验 |
| (一)立足时代背景确定纪念主题 |
| (二)结合实践特点创新纪念方式 |
| (三)运用象征符号构筑纪念空间 |
| (四)借助传播媒介强化纪念功能 |
| 二、现实启示 |
| (一)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 |
| (二)纪念活动是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 |
| (三)纪念活动是培育民众主流价值观的有力途径 |
| (四)纪念活动是协调社会与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四、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七次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研究[D]. 张树重.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2]鲍罗廷与中国国民革命[D]. 曾成贵.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19-1943）[D]. 王占仁. 东北师范大学, 2009(11)
- [4]叶青思想批判[D]. 尹涛. 南京大学, 2014(05)
- [5]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10)
- [6]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D]. 张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02(02)
- [7]惠廷的中国研究述论[D]. 刘田. 吉林大学, 2014(09)
- [8]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9]统一战线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研究[D]. 韩志宏. 山东大学, 2019(02)
- [10]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D]. 国梦云. 西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