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学问题与解答 1990年第6期问题解答（论文文献综述）
纪诚[1]（2006）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研究 ——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合理性的反思》文中提出自建国初始就产生的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无疑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律现象。虽然它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中国法制实践之中,然而有许多问题我们仍然缺乏深入研究。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它产生的社会背景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具有目前这种形式;导致司法解释产生的因素有哪些;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具有合法性吗,它和我国《宪法》和《立法法》中法律解释权有什么关系;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具有合理性吗;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是否能实现其正确解释法律、统一适用法律的目的;最高法院可以造法吗;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如何侵害了立法权,其对立法权的侵害有没有产生孟德斯鸠所担忧的后果;如何评价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对社会和最高法院产生的正负两方面影响;如何看待最高法院提倡的“两个效果统一”,司法解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如何看待最高法院在宪法问题解释上的角色。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兴趣,更是与我国的法制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经过对建国以来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细致考察,我们发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数量、内容、形式、语言等方面在文革前后都有明显的不同。司法解释的公开程度也在不断扩大。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司法权力的全方位扩张。但另一方面,从最高法司法解释的语言变化中,我们也发现虽然最高法院力图摆脱政治对法律的影响,但始终未能成功。至于司法解释权产生的背景,经过对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产生背景及其对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统一解释法律和政策、为司法机关裁判提供合法性依据以及为最高法院管理全国法院系统提供手段支持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权”产生的原因。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之所以具有目前这种形式,则是我国司法领域中行政管理体制的一种外部表现。导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产生的具体因素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部分。内部因素指的是司法体制的完善;外部因素又分为审判实践需要的下层因素和政治需要的上层因素。对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提供合法性基础的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我们认为
王艳玲[2]（2017）在《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的表现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数学作为一门科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问题”有了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对“数学问题解决”的关注就成为世界数学教育的趋势之一,包括我国在内,许多国家的数学课程改革已将“问题解决”作为核心内容及课程目标。尽管学者们对数学问题解决的定义描述不同,数学教育研究者和心理学研究者对数学问题解决研究的视角不同,但都将数学问题解决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研究的目的都在于发现学生问题解决的规律和特征、通过教学等手段提高学生问题解决的水平和思维能力。本研究中,在已有的针对数学问题解决的研究基础上,笔者界定了数学问题解决等相关的概念、术语,并确定了研究的主要思路和问题。本研究以小学六年级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学生解决数学问题进行测量,评价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的过程和结果表现,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对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直接或间接、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混合方法的取向,以量化研究为主,具体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分析、纸笔测验及解题记录分析、问卷调查、访谈等。通过对研究资料及获得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笔者发现,在本研究所进行的“常规问题—应用型”和“非常规问题—探索型”两类数学问题解决的测验中,学生的表现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总的来说,学生在“非常规问题—探索型”测验中得分要低于“常规问题—应用型”的测验得分,对于具体的题目类型,学生完成比较好的是“小数运算、整数运算、鸡兔同笼问题”这三类问题;两个测验中使用的高频解题策略比较相似,学生的解题错误主要集中在“不理解题意”和“计算类”的错误上;但通过将两个测验中所有样本进行水平分组,并对两个测验的每道题平均分及总分平均分进行每一个样本的逐一比较,笔者发现,学生在“常规问题—应用型”和“非常规问题—探索型”解题表现上并不是均衡和对等的,或者说学生一般思维能力与高级思维能力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而且,本研究中的三个样本学校来源于“常规问题—规则型”测验的同水平组,却在“常规问题—应用型”和“非常规问题—探索型”测验中均表现出了成绩上的显着差异,而且三所校在学生解题错误情况及策略使用上也明显存在差异。另外,学生样本在问题解决的结果、过程表现上也存在着显着的性别差异。这个结果使得探讨影响学生问题解决因素的现实状况变得尤为重要。本研究中分析了来自“学生自身、课程、教学及环境”四个方面因素的现实样态,并与学生在本研究中的测试成绩之间进行了相关分析,发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着学生问题解决的效果。概括的说,学生问题解决的表现是其自身观念及元认知的再现,也是教师教学理念及教学行为的复刻。基于本研究的发现,笔者提出了“要基于‘问题解决’展开数学教学,要加强对一般解题策略的课程设计与教学、要重视对实践类问题的课程设计与教学、要关注学生问题解决的观念及解题的元认知、要调整数学问题解决教与学的方式”这样几个有针对性的建议,供研究者和实践者参考,以期切实改进研究与实践效果,切实提高学生的数学问题解决能力。
余柏青[3]（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研究指明《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董玉成[4]（2018）在《中国数学解题知识的研究》文中认为解题是数学教学中的核心活动,我国基础教育有着庞大的解题活动累积起来的解题知识,不少国际学者亦称中国是一个解题大国,对中国数学解题知识的发生与发展充满好奇。但我国学界以解题知识作为研究对象的讨论却并不多,并且研究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解题研究内容的描述和某些特征的简略介绍。本研究试图对我国解题进行一个有历史纵深的探讨,即从源头开始把数学解题放在一个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视察。尤其以知识社会史的视角,对解题知识的生产和制造机制、传播、影响、有效性和局限性进行研究。同时考察外部要素与解题知识生产、制造、传播、影响、局限性的关系。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1）我国有关题和解题的基本概念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自1904年现代学校建立以来,中国基础教育中的数学问题、数学问题的求解的研究发展到今天有一些什么重要变化?谁是它的主要生产者?如何制造与传播?动力机制怎样?（2）我国社会变革、中西方数学及教育传统、国际问题解决等因素对我国数学解题知识有何影响?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历史的文献分析的方法。文献来源包括读秀、中国知网、万方学位、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CADAL）、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EBSCO总平台等。通过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现代题-解（答、证明）是西方数学东渐并在数学及教育“西化”后而出现,但有关解题的叙述系统要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才趋于稳定。第二、我国数学解题知识在数量和范围的巨大增长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不仅针对各年级,各种考试的习题集大增,各种题型研究,习题理论,解题理论也不断出现。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从心理学视角研究解题的开始增多。第三、在解题知识的制造生产和传播上,我国解题知识生产经历了五个阶段,明末到甲午战争前,解题知识的生产主要依赖于传教士及国内的数学家和数学爱好者助手的翻译和编译,此时的机构主要是传教士内在编译部门和我国自己成立的翻译机构。甲午战争后到四十年代末,大量日本、欧美国家的解题知识被翻译或编译,其生产者主要是留学生,三十年代后本土生产解题知识则开始占据主流,这段时间有大量的一线教师和大学教师参与了生产,其制造和传播主要依赖于象商务印书馆等私营出版机构。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一阶段的解题知识主要分布于期刊、教学法、解题指导、自学丛书、习题集及教材,使问题和题解得到了极大丰富,这些知识主要来自于苏联,出版发行则主要由国有机构承担。第四阶段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是一个内容、面向极为丰富繁杂的时期,解题知识来源广泛,大部分出版社参与其中,是被批评为“题海战术”的时代。第五个阶段是本世纪近二十年。本世纪解题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数学教育博士,研究所和工作室等新的学术职位和研究机构已经出现,正促进解题知识的生产和制造。第四、在知识类型上,我国绝大部分解题知识属于经验性知识,很少部分是实证性知识。而经验性知识和一些实证得到的知识又可称之为方法类知识,即其目的或价值是为了如何解决某种数学问题,这类知识我们又可称之为解释性知识,它们是伴随解释和传播已有数学学科知识的过程而出现。第五、社会思潮、中西方数学和教育及西方解题知识对我国解题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数学的东渐是西方传教士传教不可得的副产物,西方宗教之所以难以在中国传播是因为中国并没有宗教传统,利玛窦挟伽利略、开普勒在使用数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转而向徐光启等高层知识分子推销数学,但由于我国数学从未进入传统主流思想只被认为是小艺且传统数学精华的传承已中断,所以这些送来的数学均未能传播开来。再加《几何原本》这种演绎结构的数学大异于中国问答术草结构的数学着作,显然演绎结构的数学是不利于教学的,其作为教材必须做进一步解释和添加例题,而中国式数学着作是可以直接作为教材的,在没有对其做进一步加工的前提下自然不利于传播。我国后来的解题辅导类出版物显然是回归了问答术草的传统。到清,传教士显然认识到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于是兴办学校,数学作为教会学校的课程终于得到传播。由于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国逐渐认识到数学的实用价值,开始主动拿来数学,并在考试文化的深刻影响下现代数学知识最终被广泛生产和传播。而传统数学在改良、革命和改革的语境里若隐若现。第六、就解题研究来说,我国数学解题研究即使在49年后,其主题仍然主要源自国外,但显然,不管是否倡导传统,其底色被中国传统教育、数学及考试文化打下了深沉烙印,解题知识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用数学以外的视角来对解题进行研究较少见到。对problem solving的翻译、理解在不同时代我们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涵义。
刘超[5]（2019）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现代学术语境下,文化和思维是其中的重要关键词,思维是特定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深层内涵,是人们用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遭世界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元认知模式。中国人喜欢追问“这有什么用”,表现出注重实用的思维模式。本研究主要研究中国人的实用思维,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炼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基本特征、发展阶段和主要表现。本研究将实用思维定义为一种重视现实致用的思维模式。中国人实用思维表现出三个重要特征:从个体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比较重视此岸世界现实满足,轻视彼岸世界来世追求;从理论与应用孰重孰轻的角度看,中国人一向重应用探究,轻理论建构;从个体参照的时间框架看,更重视当前之用,轻视长远之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沿着从生物适应到文化选择的理路演进,历经萌芽、发生、形成和确定四个阶段。中国人实用思维在知识、关系和宗教三个领域体现较为明显,普遍将知识、关系和宗教视为工具性和手段性存在。第二部分,梳理实用思维产生的文化缘由,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即:“一个世界”观,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以及重视机会获得与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1）“一个世界”观将人生的目标追求置于此岸世界,关注现实性目标追求,忽视超越性目标追求。（2）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的观念传统强调“知”要能够服务于“行”,强调“人”的中心地位,这一观念传统分别解构了“知”的重要性与对象性,使得中国人重视以人的需要为导向的应用研究,轻视理论研究。（3）重视机会获得和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使得中国人偏好近期利益。第三部分,主要阐明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作为一种复杂的存在,实用思维涉及相关的价值观和认识论。这一部分从实用价值观、实用认识论以及言语模式形塑思维三个方面对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进行微观探讨。中国文化已经形成重视个体和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实用价值观,形成关注现实致用的实用认识论。言语模式促使文化中已经存在的实用价值观和实用认识论自觉地进入个体的思维之中。中国人喜好追问“这有什么用”和“如何做”:“这有什么用”使得个体倾向于从“用”的角度看事观物,激发个体形成现实性目标追求,促发个体形成作用-功能认知模式;“如何做”强调方法技术的寻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回避理论解释。在特定言语模式的引导下,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追求实用。第四部分,从实用思维的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中两个基本问题,即“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和“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1）对“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的回答需要追溯至两希文明,两希文明分别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认知因素与人格因素。在古希腊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概念化的形式逻辑,倾向于用元素-结构认知模式来认知事物,用数来描述与演绎自然存在,古希腊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智识上的准备。在希伯来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超越性的目标追求,积极进行着自我与意义寻求,希伯来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动力上的准备。现代科学是超越实用的结果,是人类智识力量和人格力量拒斥实用思维的双重超越。（2）对“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这一问题的心理学解答也可以从认知因素和人格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原因的寻求。在实践取向的影响下,中国人擅长运用类比推理和相关逻辑,这种思维方法将一切事物都联系起来,人与自然形成整体的存在格局,故未能成功地将人与自然进行切分,古代中国人倾向于采用作用-功能认知模式看待自然客体,对于中国人而言,数是指导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总体看来,中国人未能有效地形成现代科学产生所必要的认知因素。在儒道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热衷于现实性的目标追求,持趋乐避苦的性格特征,主动求乐,被动受苦,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人格因素。中国人的心理羁绊于一种现实致用的思维之中,被双重的实用寻求所束缚。不论是从认知上看,还是从人格上看,古代中国人都不具备产生现代科学所必要的智识性条件和动力性条件。实用思维提升中国人适应艰辛环境的能力,对外来文化保持开放心态,增强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由于过于重视效用和功能,中国人漠视不能尽快致用的理论研究,回避超越性目标追求。中国人如果想要更好地实现心理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提升理论思维的水平,而中国人如果想要实现人性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则需要传承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深彻理解希伯来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使得超越性目标成为中国人总体目标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卓[6]（2014）在《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历程及其人才培养作用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科技竞赛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一种重要的课外活动。这种活动吸引了众多大学生的参与,受到政府、高校和企业等组织的广泛关注,是一种为高教界和社会大众所认可的人才培养手段。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其对人才培养的作用和机制。依据相关资料,本文系统考察了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开办和发展历程,将其分为引入、发展和迅速扩增三个阶段,总结了竞赛活动在各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并讨论了外部因素——社会背景和政府政策,以及内部因素——竞赛活动的创新性和自主扩散性对竞赛发展的影响。结合对历程的梳理和对各项赛事内容的分析,本文将155项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分为了四种类型:知识考试类、科技探索类、产品设计类和职业技能类,并对它们的人才培养作用进行了分析。知识考试类竞赛的题目与本科相应课程的内容高度对应,可以考查和强化参赛学生对课程教学内容的掌握。科技探索类竞赛题目所涉及的知识内容较为深广,并且包含多项不确定因素,为参赛学生提供了探索的空间,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产品设计类竞赛的题目与主办企业某项业务或某款产品直接相关,反映了行业最新的技术、产品和发展方向,可以有针对性地锻炼参赛学生在产品开发或解决技术问题方面的实践能力,使他们更加符合相关行业的人才需求。职业技能类竞赛的题目内容不仅与制造和服务行业中技术应用性职业的主要工作内容高度对应,还多与相关职业标准或行业标准相符,能够较为真实地模拟相应的职业情境,可以锻炼参赛学生的操作技能水平和规范性。这四类竞赛虽然题目形式和人才培养作用各异,但是具有相似的人才培养机制。本文根据对各项赛事组织规程文件的解读,发现大学生科技竞赛本质上是一种由社会组织参与的学生评价活动。这种活动中有两个关键的信息传递过程。一是外部机构可以通过竞赛活动向高校和学生传递学习目标信息;二是参赛学生的能力水平信息经过评价流向外部机构和高校。学习目标信息的传递可以起到对学生的直接培养作用。而能力水平信息则能够为高校教学提供了反馈,引导和促进高校人才培养过程的改善,间接影响当期甚至以后各届学生的学习过程,起到对人才的间接培养作用。此外,产品设计类竞赛和职业技能类竞赛还具有特殊的组织机制。本文通过分析产品设计类竞赛的题目内容、组织规程和支撑技术,认识到这类竞赛的活动形式中都包含企业主办方“三取一予”的获利机制。这种获利机制可以促使企业积极地与大学生互动,拉近校园和业界的距离,可以为校企合作项目提供组织形式方面的参考。本文还对职业技能类竞赛的活动程序进行了分析,从中归纳出了政府、企业和高校在利益引导下的合作框架,为需要政府、企业和高校等多方协作的教育项目提供了良好范例。
秦洁[7]（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王奋平[8]（2020）在《认知效率视角的数学教科书质量评价指标建构与应用研究 ——以中、美、英高中数学教科书比较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教育全球化趋势下的数学教育改革越来越国际化,包括数学教科书比较在内的数学教育国际比较研究逐渐成为热点。鉴于国内外数学教科书比较大多集中于文本内容分析及学科知识的深度、难度探索,本研究主要解决两个目标:第一、探索形成一个适合认知效率视野下的高中数学教科书评价指标体系;第二、依据第一步评价指标比较中、美、英三国高中数学教科书在认知效率视野中的质量。其中包含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进行教科书质量评价实证研究方法的探索。研究过程:第一步,通过学习建构主义教育理论、进步教育思想等教育教学理论,并梳理中、英文献,参考国际、国内有代表性的、比较权威的教科书评价理论模型,依据该理论模型形成评价指标模型,依据该理论模型并参考了各国教科书评价指标体,初步构建了一个教科书评价指标结构,通过调研数学教育研究专家获取各初始指标权重的意见,并应用层次分析法软件处理专家数据后获取各指标权重,并据此分解指标形成问卷,在基层一线中学数学教师、数学教育研究专家等群体开展问卷调查,获取对问卷指标的调研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最终形成一个简洁而易于在教科书评价实践中操作的高学习效率视野下的教科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制的教科书评价指标体系包含7个一级指标,35个二级指标。7个一级指标为:学习目标、学生基础、学习动机、知识结构、探究反思、学习评价、学习环境。第二步,依托建构的评价标准,邀请五位数学教学专家和数学教育研究专家对中、美、英三国高中数学样本教科书进行评价打分,再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工具处理评价数据,获得三国教科书评价比较结果。第三步,通过一个教学实验验证评价结论。评价指标建构遵循以下原则:评价指标的建构应依托多元化的教育理论;认知效率视野中考量跨国教科书评价标准建构更加公允;将非智力因素作为教科书评价指标中的重要因素;兼收并蓄地建构更加包容的教科书质量评价标准;质性分析和量化研究相结合建构教科书评价标准;数学文化和数学史融入教科书质量评价因素;努力体现出创新精神培养、教育公平等观点。依据本研究制定的教科书评价指标体系,受邀数学教育专家群对中、美、英三国高中数学教科书评价结论:美国教科书质量较好,中国教科书次之,英国教科书质量较差,中、美、英教科书在七项指标以及二级指标中各有较好的表现。中国教科书书面知识覆盖广度不比美国教科书大;数学知识融入宽视野且多层次问题链是美国教科书特点之一;美国教科书更明显趋于培养学生服务于未来生活目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数学教科书差异对数学认知效率影响较小;英国分类编写高中数学教科书对数学认知效率可能存在影响;中国教科书传统设计模式中的优秀元素值得保留。评价结论表明:认知效率视角的问题解决是高质量教科书对高效率学习的核心牵引力,而且重视开放性问题解决;高质量教科书重视合作学习、情境教学、数学应用、数学交流、重视非智力因素;学习者对数学的理解是高质量教科书主要目标;高质量教科书重视数学课程内容的综合化;结构化知识图谱构建是高质量教科书共同特点;数学课程内容的综合化是高质量教科书发展的大趋势。英国教科书分模块编写,此研究中英国教科书样本采用纯数学（核心数学）教科书,因此在其中应用性指标方面的表现必然影响其质量。应完整理解和辩证运用相关教育理论构建评价指标;选择性吸收西方教科书设计的元素。影响教科书质量因素复杂。教科书使用效率的评价很难做到涵盖所有影响因素的教科书质量因素,本研究只探索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认知视野中的高中数学教科书质量的评价指标建构及教科书比较。
周希炜[9]（2019）在《吉伯德规范表达主义研究》文中提出当代西方元伦理学中的非认知主义面临一个困境:一方面,他们主张,道德判断实质上不过是判断者情感态度的表达,而不是对判断对象属性的断言,因此,没有真假。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伦理学家一直以追求道德的确定性或规范性认知为己任,而按照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伦理学的规范性知识理应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但是,如果道德判断没有真假,如何可能成为规范性知识的一部分?这是非认知主义需要回应的难题。由于承认道德判断的真假也是保证道德论证有效性的前提,所以实际上,非认知主义所面临的更为普遍和根本的质疑是:如何在坚持非认知主义立场的同时,说明道德论证的有效性?本文正是从这一问题入手,立足于艾伦·吉伯德（Allan Gibbard,1942-）的规范表达主义思想,探讨他如何带领非认知主义走出困境。吉伯德从表达主义、道德心理学和道德语义学三个维度,阐述了道德判断的依据、道德判断的合理性以及如何衡量道德判断的真假等问题,为道德论证有效性的质疑提供了一份较为合理的解答。在此基础上,他尝试在更高的层面,阐明非认知语境中规范性知识如何可能,为指导和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理论依据。按照这一思路,文章主要包含五个部分的内容:首先,从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的对立中,阐明吉伯德规范表达主义产生的理论背景。解决道德论证有效性问题最为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采用认知主义的研究进路,即承认道德判断有真假。但是,由于认知主义的理论存在无法忽视的缺陷（非自然主义道德实在论面临神秘直觉主义的问题,自然主义道德实在论面临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上的怪异性问题,错论面临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的问题）,而非认知主义本身又具有某种直觉上的合理性,能够解释道德判断何以具有纯事实判断所不具有的打动人的特性。所以,在回应质疑的过程中,非认知主义没有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立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吉伯德保留了早期非认知主义的理论优点,并提出了规范表达主义。第二,通过吉伯德对道德判断的语义分析,阐明规范表达主义的核心思想。吉伯德希望通过对判断者心理状态的描述来解释道德谓词的意义。他认为,当某人作出“X是错误的”的道德判断时,相当于断定行为者对其行为感到愧疚并且他人对此感到愤怒的情感反应是合理的,这也就相当于判断者接受了允许上述情感反应的规范体系。后期,吉伯德在“规范表达”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规划表达”的概念。做出一个规划X相当于表达“X是即将要做之事”,赞同“X是即将要做之事”相当于做出“应当做X”的规范性判断。于是,做出一个道德判断或任何规范性判断,所表达的是判断者接受相应规范或规划的状态。吉伯德对道德判断意义的解释,为回应非认知主义所面临的道德论证有效性问题的质疑奠定基础。第三,通过与其他非认知主义解决道德论证有效性问题的方案之比较,阐述吉伯德建立在规范/规划表达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解决方案及其优势。在吉伯德之前的非认知主义者已做出尝试,但都不尽如人意。黑尔依据道德判断的规定性和可普遍化特征,弱化甚至回避了非认知主义无法赋予道德判断逻辑真值的问题。布莱克本依据一种情感投射的观点,将道德论证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解为这些语句所表达的情感态度的关系。但是,他不仅混淆了态度自洽与逻辑自洽,并且无法为道德论证和非道德论证的有效性提供统一的解释。吉伯德在克服这些缺陷的基础上,构建“事实—规范世界（factual-normative world）”的概念。在这一可能世界中,用谓词替换（描述性谓词替换规范性谓词）的方式,为本身并没有真假的道德语句与相对应的有真假的描述性语句寻找一种关联,如此便赋予道德论证中的前提和结论以真假。后期随着“规划表达主义”思想的提出,吉伯德对于道德判断的“真”又有了新的解释:道德判断与负载规划的判断一样,被赋予极小主义意义之真。如果一定要为道德判断的“真”寻找一种解释,那么它不是指符合客观实在,而是指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要求。第四,阐述伦理学界对吉伯德理论体系及其对道德论证有效性问题解决方案的诘难,以及吉伯德对这些诘难的回应。规范表达主义的构想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仍然不免受到认知主义甚至是非认知主义的其他流派的质疑,主要包括:合理的道德情感真的能成为道德判断的内在动机吗?对规范的解释是否犯了无限循环的错误?对合理性概念真的能够提供描述主义的解释吗?谓词替换的方案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非认知主义的根本立场?等等。对此,吉伯德主要针对道德情感,规范以及合理性的问题重新予以表述和修正,并且明确,他的理论和方案自始至终并没有脱离非认知体系。第五,阐明吉伯德关于非认知主义视角下规范性知识如何可能的相关思想。规范性理论能否成为一种知识,规范性知识能否具有像自然科学知识一样的客观性,对于非认知主义来说几乎未曾有过构思,因为其理论基于道德判断无真假可言。吉伯德在为道德论证有效性辩护的过程中,为道德判断的真假提供合理的解释,从而保证了非认知体系中的规范性知识成为可能的最根本要求。他的观点是,规范性的概念无法通过经验感知,只能通过直觉或领悟来认识它,当我们根据有凭据的道德领悟做出一个正确的道德判断,便会产生规范性知识。吉伯德建立在规范表达主义理论基础上的辩护,代表了非认知主义解决道德论证有效性问题的最新进展,为推进非认知主义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保留了道德判断的情感意义,同时也回应了道德判断何以具有真假的问题,可见非认知主义与认知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非认知主义和认知主义理论融合的认识与研究。更重要的是,吉伯德对道德判断的解释为构建规范性知识提供非认知主义的尝试,对于完善社会道德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认识道德要求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具有重要意义,是我们在实践中贯彻得到辩护的道德原则的必要条件。道德知识的确定性为道德规范的权威性提供保障,从而在实践中强化规范对行为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有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正是研究吉伯德伦理思想的意义所在。
阿剑波[10]（2020）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化发展不仅是多个学科都在探讨的焦点论题,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支点。当今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现实背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论题,既具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理论意义,又具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和历史统一法、静态与动态统一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学理界定、理论依据、生成根源、构成与功能、目标与原则、现实困境与实现策略等问题,展开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学理界定,主要解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概念、本质、特征问题。在对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现代化发展内涵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是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系统构成要素,顺应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为促进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自觉作出相应变革和超越的动态发展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不仅彰显着意识形态性的本质规定,而且具有显着的内涵性和外延性、整体性和局部性、渐进性和突变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特色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依据,主要阐释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基础以及理论借鉴方面的问题。其中,阐释的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有关学科的现代化发展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者既是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也是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推动者和实践者。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列宁和中国共产党人有关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的指导思想。西方国家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学领域、社会学领域、心理学领域、历史学领域等有关学科领域里,取得的丰硕现代化发展研究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参考和知识借鉴。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生成根源,主要从需要、利益、实践三个层面出发,解答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得以生成的根源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需要根源来看,需要是其生成的起点,影响其发生与变化,需要满足是其生成的归宿。就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利益根源而言,利益不仅体现其向度、展现其本质,而且是其本原和根据。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实践根源分析,其源自于实践,指向于实践,更需要得到实践的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构成与功能,主要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素构成,要素关联,功能彰显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基本要素、结构方式、功能现代化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素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构成要素,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各构成要素之间地位有差异、作用可互补、并展现出自身特定的组成结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导向、保证、育人、协调以及激励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与原则,主要探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设定、原则遵循、图景展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定位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现代化发展,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安全性,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推进及实现,要遵循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历史性与逻辑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展现出结构与功能同在、系统与要素结合、前进与曲折统一、主导与多样互动、阶段与连续并存、现实与虚拟互补的现代化发展图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主要围绕教育观念、内容、方法、制度、队伍等要素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具体体现在观念的封闭性、滞后性、单一性、保守性、物本化;内容的相对迟缓、泛化倾向、层次失序;方法的科学性欠缺、互动性不足、综合性缺乏、媒体数单一;制度的制度规范失范、领导体制阻滞、运行机制滞后;队伍的素质水平不够、能力水平不足、管理水准不高。这些问题影响和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向前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实现策略,主要从其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困境出发,从创新观念、优化内容、转变方法、完善制度、造就队伍等角度寻找对策。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需要观念朝开放性、发展性、多样化、创造性、人本化方向发展,内容往渐进性、主导性、科学性方向发展,方法向科学型、互动型、综合型和多媒体型方向发展,制度上需要制度规范、领导体制、运行机制朝现代化方向发展,队伍的素质、能力、管理水平往现代化方向发展。以进一步加快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达成培养时代新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培养符合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数学问题与解答 1990年第6期问题解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数学问题与解答 1990年第6期问题解答（论文提纲范文）
（1）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研究 ——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合理性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注释说明 |
| 绪论 |
| 一、我国司法解释现状概述 |
| 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历史沿革 |
| (一) 建国以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统计 |
| (二)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发展历程 |
| 1. 第一个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起步期 |
| 2. 第二个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重大挫折期 |
| 3. 第三个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繁荣阶段 |
| 4. 第四个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范化时代 |
| 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形成原因研究 |
| (一)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
| (二) 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会具有现在这样的形式 |
| (三)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
| 四、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合法性研究 |
| (一)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合法性根据之一——关于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性质问题 |
| (二)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合法性根据之二——关于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的解释问题 |
| (三) 《宪法》、《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问题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
| 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形式合理性研究 |
| (一) 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司法解释形式合理性研究 |
| (二)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对司法解释形式合理性之影响 |
| (三) 案例式司法解释与立法式抽象司法解释意义之比较 |
| 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实质合理性研究 |
| (一)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合理性基础之考察 |
| (二) 最高人民法院法律适用(解释)的准确性(正确性)问题 |
| (三)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问题 |
| (四) 最高人民法院造法的问题 |
| (五)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地方(部门)保护主义问题. |
| (六) 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实质合理性问题的总结 |
| 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方法合理性之研究 |
| (一) 制定法解释方法之比较 |
| (二)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方法之考察 |
| (三)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方法评析 |
| (四) 立法本意和社会效果——关于法律解释(司法解释)目标的探讨 |
| 1. 关于法律解释(司法解释)目标的理论探讨 |
| 2. 司法解释的社会效果与法律目的 |
| (五) 制定法解释方法的位序问题研究 |
| 八、最高人民法院之宪法问题解释角色研究 |
| 结语 |
| 附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2）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的表现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目标 |
|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 |
| 第四节 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问题、问题解决的相关研究 |
| 一、问题的含义 |
| 二、问题解决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数学问题的相关研究 |
| 一、数学问题的含义 |
| 二、数学问题的结构 |
| 三、数学问题的特征 |
| 四、数学问题的分类 |
| 第三节 数学问题解决的相关研究 |
| 一、数学问题解决的含义 |
| 二、数学问题解决的价值 |
| 三、数学问题解决的过程模式 |
| 四、数学问题解决中的表征 |
| 五、数学问题解决的策略 |
| 六、数学问题解决的教学 |
| 七、数学问题解决的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总结 |
| 一、研究范围：广泛且繁杂 |
| 二、概念内涵：丰富并多义 |
| 三、研究重点：交叠与更替 |
| 四、研究视域：独立兼并行 |
| 五、研究问题：拓展和延伸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一、概念术语的阐释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三、研究的思路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一、研究方法的取向 |
| 二、具体方法的运用 |
| 三、研究对象的确定 |
| 第三节 研究工具与数据收集 |
| 一、研究工具的编制 |
| 二、研究工具的运用 |
| 三、数据收集的过程 |
| 第四节 研究的信度、效度与伦理 |
| 一、研究的信度、效度 |
| 二、研究的伦理 |
| 第四章 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结果表现的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过程 |
| 一、研究工具 |
| 二、评分框架 |
| 三、数据的编码与整理 |
| 四、试测 |
| 五、正式施测 |
| 第二节 学生常规数学问题测验（T2）结果的分析 |
| 一、T2的信度、区分度、难度检验 |
| 二、T2的分数及差异分析 |
| 三、T2成绩不同分值的分布 |
| 四、学生对T2题目及解题过程的自我评价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学生非常规数学问题测验（T1）结果的分析 |
| 一、T1的信度、区分度、难度检验 |
| 二、T1的分数及差异分析 |
| 三、T1成绩不同分值的分布 |
| 四、学生对T1题目及解题过程的自我评价 |
| 五、小结 |
| 第四节 学生常规问题、非常规问题（T2、T1）测验结果的对比 |
| 一、（T2、T1）相关系数、差异系数的检验 |
| 二、（T2、T1）同类问题成绩的对比 |
| 三、（T2、T1）同类问题水平的对比 |
| 四、（T2、T1）结果的整体对比 |
| 五、小结 |
| 第五节 总结与讨论 |
| 一、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的整体表现 |
| 二、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的个体表现 |
| 三、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的学校差异 |
| 四、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的性别差异 |
| 第五章 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过程表现的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过程 |
| 一、对学生数学问题解决错误的研究 |
| 二、对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策略的研究 |
| 第二节 学生数学问题解决错误情况的分析 |
| 一、学生数学问题解决错误情况的分析 |
| 二、学生数学问题解决错误情况的比较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策略使用情况的分析 |
| 一、学生视角：对策略使用的自我判断 |
| 二、研究者视角：对可识别策略的判断 |
| 三、整合视角：对策略使用的整理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策略使用的比较 |
| 一、策略使用的（T2、T1）题目比较 |
| 二、策略使用的学校比较 |
| 三、策略使用的性别比较 |
| 四、策略使用的水平比较 |
| 五、小结 |
| 第五节 总结与讨论 |
| 一、学生数学问题解决错误的表现 |
| 二、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策略使用的表现 |
| 三、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策略使用的对比分析 |
| 第六章 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影响因素的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过程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工具 |
| 三、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
| 第二节 对学生因素的分析 |
| 一、学生的数学观念 |
| 二、学生对数学问题的观念 |
| 三、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的元认知 |
| 四、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策略的元认知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对课程因素的分析 |
| 一、《数学课程标准》及数学教材中的数学问题解决 |
| 二、学生对数学教材中问题解决内容的看法 |
| 三、教师对数学教材问题解决内容的看法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对教学因素的分析 |
| 一、学生对数学问题解决教学的评价 |
| 二、教师对数学问题解决教学的评价 |
| 三、小结 |
| 第五节 对环境因素的分析 |
| 一、家庭环境 |
| 二、其他环境 |
| 三、小结 |
| 第六节 总结与讨论 |
| 一、学生因素与数学问题解决 |
| 二、课程因素与数学问题解决 |
| 三、教师教学与数学问题解决 |
| 四、环境因素与数学问题解决 |
| 第七章 结论、建议与反思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的过程和结果：表现多样，共性与差异并存 |
| 二、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的表现：受到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 |
| 第二节 建议 |
| 一、转变观念，基于“问题解决”开展数学教学 |
| 二、加强对问题解决一般策略的课程设计与教学 |
| 三、重视对实践类问题的课程设计与教学 |
| 四、关注学生问题解决的观念及问题解决的元认知 |
| 五、调整数学问题解决教与学的方式 |
| 第三节 反思 |
| 一、本研究的局限 |
| 二、后续研究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学生测试 1 |
| 附录二：学生测试 2 |
| 附录三：学生自评表 1 |
| 附录四：学生自评表 2 |
| 附录五：学生调查问卷 1 |
| 附录六：学生调查问卷 2 |
| 附录七：学生调查问卷 3 |
| 附录八：学生调查问卷 4 |
| 附录九：学生调查问卷 5 |
| 附录十：教师调查问卷 |
| 附录十一：任课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十二：家长调查问卷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概况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创办背景和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历史教学》的创办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
|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需要 |
| 三、天津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支持 |
| 四、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 |
| 第二节 《历史教学》的组织架构 |
| 一、同人办刊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二、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三、天津市教育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四、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第三节 《历史教学》的运行机制 |
| 一、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
| 二、稿源与作者群体 |
| 三、印刷、发行及价格 |
| 第二章 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1951.1-1966.6) |
| 第一节 同人办刊时期的“教”与“学” |
| 一、主动紧跟政治形势 |
| 二、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教” |
| 三、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学” |
| 第二节 学习苏联与坚持特色 |
| 一、政府接管后的办刊方针 |
| 二、1956 年版教材的特点及讨论 |
| 三、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法 |
| 四、“大家小文章”与问题解答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曲折发展 |
| 一、曲折发展时期的中学历史教学 |
|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学术研究 |
| 第三章 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1-1991.3) |
| 第一节 复刊时期的拨乱反正 |
| 一、历史教学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 |
| 二、及时反映史学界的研究动态 |
| 第二节 教学特色的重建与学术文章水准 |
| 一、教学特色的重建 |
| 二、重建特色的两难处境 |
| 第四章 偏重教学和学术“滑坡”(1991.4-2001.5) |
| 第一节 高考的能力立意与能力培养的教学 |
| 一、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的渐趋稳定 |
| 二、以能力立意的考试测量与评价体系形成 |
| 三、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学术论文弱化与编辑乱象 |
| 一、论文质量下降的表现及原因 |
| 二、编辑出现乱象的表现及原因 |
| 第五章 平稳过渡和“黄金”时代(2001.6-2010.12) |
| 第一节 平稳过渡时的“不温不火” |
| 一、初步探讨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 |
| 二、继续配合人教社的教材修订 |
| 三、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初步探索 |
| 第二节 独立办刊形成特色 |
| 一、2003 年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 |
| 二、21世纪初历史课程设置与编写教材专题讨论 |
| 三、研究性学习与“聂马之争” |
| 四、有重大影响的中青年着名学者访谈录 |
| 第三节 分版后的发展趋势 |
| 一、中学版和高校版的特点 |
| 二、专家引领中学教学研究 |
| 三、提倡以“教学设计”取代教案 |
| 四、研究高考试题引领高中教学 |
| 第六章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及发展策略 |
| 第一节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
| 二、《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发展策略 |
| 一、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
| 二、发展的现实隐忧及策略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数学解题知识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题记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概念与方法 |
| 2.1 概念及界定 |
| 2.2 研究框架 |
| 2.3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理论背景和文献综述 |
| 3.1 知识的社会视角 |
| 3.2 我国数学解题知识研究综述 |
| 第四章 数学解题知识的源流 |
| 4.1 数学解题概念体系的形成 |
| 4.2 解题知识内容的演进 |
| 第五章 数学解题知识的生产制造与传播 |
| 5.1 明、清至民国数学解题知识的生产制造与传播 |
| 5.2 新中国数学解题知识的生产制造与传播 |
| 第六章 数学解题知识的性质和特征 |
| 6.1 数学解题知识的性质 |
| 6.2 数学解题知识的特征 |
| 第七章 中西方数学及教育交汇中的数学解题知识 |
| 7.1 中国传统数学和送来的数学 |
| 7.2 拿来的数学及教育与传统 |
| 7.3 改良革命改革语境中的数学解题知识 |
| 第八章 国际视野里的数学解题研究 |
| 8.1 主流数学解题研究：从经验到理论 |
| 8.2 数学解题知识的国际交流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
| 作者简历和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第一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基本特征、发展阶段与表现 |
| 2“实用”与“思维”的内涵解读 |
| 2.1“实”与“用”的涵义解读 |
| 2.2“实用”的内涵解读 |
| 2.2.1 实际效用 |
| 2.2.2 现实应用 |
| 2.2.3 符合当下需要 |
| 2.3“思维”的内涵解读 |
| 3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与基本特征 |
| 3.1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 |
| 3.2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基本特征 |
| 3.2.1 重视此岸现世满足,轻视彼岸来世追求 |
| 3.2.2 关注应用探究,轻视理论构建 |
| 3.2.3 注重近期之用,忽视长远之用 |
| 4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与主要表现 |
| 4.1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 |
| 4.1.1 萌芽阶段 |
| 4.1.2 发生阶段 |
| 4.1.3 形成阶段 |
| 4.1.4 确定阶段 |
| 4.2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主要表现 |
| 4.2.1 知识 |
| 4.2.2 关系 |
| 4.2.3 宗教 |
| 第二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文化缘由 |
| 5“一个世界”观为核心的意义系统 |
| 5.1“一个世界”观与“两个世界”观的比较 |
| 5.1.1 思想来源 |
| 5.1.2 基本内涵 |
| 5.1.3 关系 |
| 5.1.4 目标追求 |
| 5.2“一个世界”观使得中国人追求现实性目标 |
| 5.2.1 物质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5.2.2 社会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5.2.3 情感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1)人际之情:和谐的人际关系 |
| (2)物我之情:圆融的物我关系 |
| 6 重“行”之知行观与“人”为中心之天人观的观念传统 |
| 6.1 重“行”之知行观 |
| 6.1.1 中西知行观差异之一:重“行”与重“知” |
| 6.1.2 中西知行观差异之二:“知行合一”与“知行二分” |
| 6.2“人”为中心之天人观 |
| 6.2.1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一:“人”为中心与“天”“人”各为中心 |
| 6.2.2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二:“人天合一”与“天人二分” |
| 6.2.3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三:有情之天与有理之天 |
| 6.3 传统知行观与传统天人观使得中国人重视应用性研究 |
| 6.3.1 未能建立起理论研究兴趣 |
| 6.3.2 重视应用性知识系统 |
| 6.3.3 形成重视现实应用的“学”“术”传统 |
| 7 重视机会获得和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 |
| 7.1 重视机会获得 |
| 7.2 恐惧物质匮乏 |
| 7.3 两个传统心态使得中国人偏好近期利益 |
| 7.4 中国人重近期利益的表现 |
| 第三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 |
| 8 中国人实用思维形成的总体机制图 |
| 9 中国人的实用价值观 |
| 9.1 个人/家庭层面的实用价值观 |
| 9.1.1“好死不如赖活着”:寿(健康长寿) |
| 9.1.2“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富(物质财富) |
| 9.1.3“势大面子宽”:贵(社会权势) |
| 9.1.4“家和万事兴”:和(家庭和谐) |
| 9.2 国家/天下层面的实用价值观 |
| 9.2.1“治国”:国家富强、社会安定 |
| 9.2.2“平天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
| 10 中国人的实用认识论 |
| 10.1 实用自然认识论 |
| 10.1.1 自然的三个维度 |
| 10.1.2 功能本体是中国古代实用自然认识论的认知基础 |
| 10.1.3 实用自然认识论影响下形成应用性/操作型知识体系 |
| 10.2 实用道德认识论 |
| 10.2.1 道德的两重性 |
| 10.2.2 修齐治平是中国古代实用道德认识论的社会需要 |
| 10.2.3 实用道德认识论影响下形成道德践履操作系统 |
| 11 语言及其话语模式影响实用思维的形成 |
| 11.1 语言及其话语模式形塑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 |
| 11.1.1 思维支配语言 |
| 11.1.2 语言形塑思维 |
| 11.2 中国式提问将中国人的思维导向“实用” |
| 11.2.1 问题之一:这有什么用 |
| (1)“这有什么用”激发个体形成现实性目标追求 |
| (2)“这有什么用”促发个体形成作用-功能认知模式 |
| 11.2.2 问题之二: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 |
| (1)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引导“术”(方法与动作)的寻求 |
| (2)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满足于解决生产问题和生活问题 |
| 11.2.3 中国式提问的逻辑后果 |
| (1)“这有什么用”提问方式的逻辑后果 |
| (2)“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提问方式的逻辑后果 |
| 第四部分 从实用思维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
| 12“李约瑟难题”的文献回顾与解析 |
| 12.1“李约瑟难题”的阶段性 |
| 12.1.1 17世纪初-19 世纪末:以德梅朗和巴多明等法国学者为代表 |
| 12.1.2 20世纪初-20 世纪中叶:以任鸿隽和梁启超等中国学者为代表 |
| 12.1.3 20世纪中叶-20 世纪80年代:李约瑟对难题的研究 |
| 12.1.4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的努力 |
| 12.2“李约瑟难题”的跨学科性与学科中心偏移 |
| 12.2.1 “李约瑟难题”的跨学科性 |
| 12.2.2 “李约瑟难题”的学科中心偏移 |
| 12.3“李约瑟难题”研究中展现的三个问题 |
| 12.3.1 问题之一:“李约瑟难题”的内涵问题 |
| 12.3.2 问题之二:“伪问题”说是否挑战“李约瑟难题”的合法性? |
| 12.3.3 问题之三:现代科学移植中国是否挑战“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必要性? |
| 13 心理学的努力:以往心理学研究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
| 13.1 陈立:“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便必为心理的” |
| 13.2 尼斯贝特、彭凯平和侯玉波:辩证思维与整体思维的解答 |
| 13.3 皮亚杰:认识的心理发生 |
| 13.3.1 动作:一般认识发生的心理基础 |
| 13.3.2 超越动作:科学认识发生的心理基础 |
| 13.3.3 皮亚杰理论对“李约瑟难题”解答的启发 |
| 14 从实用思维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
| 14.1 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 |
| 14.1.1 希腊传统奠定科学产生的认知条件 |
| (1)概念化的形式逻辑 |
| (2)元素-结构认知模式 |
| (3)“数”的描述机能与演绎机能 |
| 14.1.2 希伯来传统奠定科学产生的人格因素 |
| (1)超越性的目标导向与动机激发 |
| (2)自我与意义寻求 |
| 14.2 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 |
| 14.2.1 实践取向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认知条件 |
| (1)相关逻辑和类比推理 |
| (2)作用-功能认知模式 |
| (3)“数”在实践中起指导功能 |
| 14.2.2 儒道文化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人格因素 |
| (1)现实性的目标导向与动机激发 |
| (2)求乐避苦的性格特征 |
| 第五部分 反思、评价与结论 |
| 15 对中国人思维研究的反思 |
| 15.1 以心理学为中心学科,关注思维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
| 15.2 以研究中国文化的思维为基本,同时关注思维研究的文化差异 |
| 15.3 宜从方法上把握思维研究的三个层次 |
| 16 对中国人实用思维的评价 |
| 16.1 实用思维提升中国人对环境的适应性 |
| 16.2 实用思维阻碍中国人理论兴趣的形成 |
| 16.3 实用思维阻碍中国人超越性目标的形成 |
| 16.4 改善中国人思维的策略 |
| 17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7.1 本研究的创新 |
| 17.2 本研究的不足 |
| 18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历程及其人才培养作用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背景 |
| 2 前人研究状况 |
| 3 本文拟解决的问题和研究思路 |
| 4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参考文献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
| 1.1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先导者——外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开创 |
| 1.1.1 近代的科技竞赛 |
| 1.1.2 罗兰厄特沃什数学竞赛和奥林匹克学科竞赛——考试类科技竞赛的源头 |
| 1.1.3 西屋科学奖和国家科学大奖赛——探索类科技竞赛的源头 |
| 1.1.4 数学建模竞赛和ACM大赛——大学阶段科技竞赛的开创 |
| 1.2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引入 |
| 1.2.1 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引入 |
| 1.2.2 中学生奥林匹克学科赛事的发展和首个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开办 |
| 1.2.3 科技作品展览活动的开展 |
| 1.2.4 数学建模竞赛的引入和程序设计竞赛的开展 |
| 1.3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 |
| 1.3.1 原有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延续和扩散 |
| 1.3.2 电子和计算机领域探索类竞赛的创办 |
| 1.3.3 机器人领域探索类赛事的引入 |
| 1.3.4 建筑领域探索类赛事的开展 |
| 1.4 21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迅速扩增 |
| 1.4.1 对赛事的重新分类 |
| 1.4.2 知识考试类赛事的缓慢扩增 |
| 1.4.3 科技探索类赛事在多个领域的开办 |
| 1.4.4 产品设计类赛事在计算机领域的暴增 |
| 1.4.5 职业技能类赛事的创办 |
| 1.5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发展的总体特征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 |
| 1.5.1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数量在各阶段和各类型之间的非均匀增长 |
| 1.5.2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发展受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知识考试类竞赛对人才的培养作用及机制分析 |
| 2.1 知识考试类竞赛的题目特点和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 2.1.1 题目范围与学科基础课内容的对应 |
| 2.1.2 题目对基础知识和技能的考察 |
| 2.2 知识考试类竞赛的活动过程分析 |
| 2.2.1 初始环节 |
| 2.2.2 准备环节 |
| 2.2.3 实施环节 |
| 2.2.4 赛后反馈环节 |
| 2.3 知识考试类竞赛的人才培养机制 |
| 2.3.1 竞赛是一种教学评价 |
| 2.3.2 竞赛是社会范围的人才评价 |
| 2.3.3 竞赛的人才培养机制——双阶段信息传递模型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科技探索类赛事的题目特点及其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作用分析 |
| 3.1 科技探索类竞赛题目的内容特征和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 3.1.1 题目的应用性 |
| 3.1.2 题目的综合性 |
| 3.1.3 题目的开放性 |
| 3.2 竞赛题目的开放性及其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
| 3.2.1 竞赛题目的不确定性分类 |
| 3.2.2 情节型问题分析 |
| 3.2.3 规则应用型问题分析 |
| 3.2.4 设计型问题分析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产品设计类竞赛与学生的互动机制及其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 4.1 产品设计类竞赛题目的特点和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 4.1.1 题目针对主办方业务的应用性 |
| 4.1.2 题目在单一领域内的综合性 |
| 4.1.3 题目在应用实践方面的开放性 |
| 4.2 竞赛中主办企业与学生的直接互动形式 |
| 4.2.1 合作教育与竞赛的同与异 |
| 4.2.2 企业参与合作教育的动力——“三取一予” |
| 4.2.3 竞赛中的技术因素及其作用——网络参赛机制 |
| 4.2.4 竞赛中的规程因素及其作用——奖励设置与学生管理机制 |
| 4.2.5 竞赛中的题目因素和整体培养模式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职业技能类竞赛的人才培养作用和政企深度协作机制分析 |
| 5.1 职业技能类竞赛的题目特点和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 5.1.1 竞赛题目内容的职业性 |
| 5.1.2 竞赛题目内容的标准性 |
| 5.2 职业技能类竞赛中政府与企业的协作机制——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为例 |
| 5.2.1 大赛中政府主导的赛事管理 |
| 5.2.2 大赛中企业参与的赛事执行 |
| 5.2.3 大赛中政府与企业的合作结构及其作用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结语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认知效率视角的数学教科书质量评价指标建构与应用研究 ——以中、美、英高中数学教科书比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1.2 研究的问题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的范围 |
| 第2章 研究综述 |
| 2.1 数学教科书研究状况 |
| 2.2 教科书比较相关研究 |
| 2.2.1 国外数学教科书比较研究状况 |
| 2.2.2 国内数学教科书比较研究状况 |
| 2.3 教科书质量评价比较相关研究 |
| 2.3.1 国内对教科书质量评价及评价标准的研究 |
| 2.3.2 国外对教科书质量评价及评价标准的研究 |
| 2.3.3 国际上主要教科书评价指标体系和工具简介 |
| 第3章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的思路 |
| 3.2 研究方法与工具 |
| 3.2.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3.2.2 研究工具的选择及使用 |
| 3.3 评价专家的选择 |
| 3.4 教学实验设计 |
| 第4章 认知效率视角数学教科书质量评价指标建构的理论分析 |
| 4.1 认知效率视角下数学教科书评价框架的理论基础 |
| 4.1.1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主要观点 |
| 4.1.2 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及其教学观 |
| 4.2 对教科书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建构的启示 |
| 第5章 认知效率视角的数学教科书质量评价指标建构 |
| 5.1 教科书评价模型设计 |
| 5.2 调查问卷的设计 |
| 5.3 问卷调查的实施 |
| 5.4 教科书评价初始模型指标权重确定 |
| 5.5 教科书评价指标的修订 |
| 5.5.1 “学习目标”评价标准确定 |
| 5.5.2 “学生基础”评价标准确定 |
| 5.5.3 “学习动机”评价标准确定 |
| 5.5.4 “知识结构”评价标准确定 |
| 5.5.5 “探究反思”评价标准确定 |
| 5.5.6 “学习评价”评价标准确定 |
| 5.5.7 “学习环境”评价标准确定 |
| 第6章 认知效率视角的教科书质量评价比较 |
| 6.1 “学习目标”指标的比较 |
| 6.2 “学生基础”指标的比较 |
| 6.3 “学习动机”指标的比较 |
| 6.4 “知识结构”指标的比较 |
| 6.5 “探究反思”指标的比较 |
| 6.6 “学习评价”指标的比较 |
| 6.7 “学习环境”指标的比较 |
| 6.8 中、美、英高中数学教科书整体质量评价结果比较 |
| 第7章 教科书质量教学验证实验 |
| 7.1 教学实验过程及结果 |
| 7.2 教学实验结果分析 |
| 第8章 中美英数学教科书比较结果分析讨论 |
| 8.1 中、美、英教科书“学习目标”指标比较结果分析 |
| 8.2 中、美、英教科书“学生基础”指标比较结果分析 |
| 8.3 中、美、英教科书“学习动机”指标比较结果分析 |
| 8.4 中、美、英教科书“知识结构”指标比较结果分析 |
| 8.5 中、美、英教科书“探究反思”指标比较结果分析 |
| 8.6 中、美、英教科书“学习评价”内容比较结果分析 |
| 8.7 中、美、英教科书“学习环境”指标比较结果分析 |
| 第9章 研究结论 |
| 9.1 数学教科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分析 |
| 9.1.1 评价指标的建构应依托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
| 9.1.2 认知效率视野中考量跨国教科书评价标准的建构更加公允 |
| 9.1.3 兼收并蓄地建构更加包容和广阔的教科书质量评价标准 |
| 9.1.4 基于技术的量化质性研究相结合建构和使用教科书评价指标 |
| 9.1.5 将数学文化和数学史作为评价指标的因素 |
| 9.1.6 将非智力因素作为教科书评价指标中的重要因素 |
| 9.1.7 努力体现出创新精神培养及因材施教的教育观 |
| 9.2 高质量高中数学教科书质量主要特征 |
| 9.2.1 高质量教科书重视学习者全方位素质的发展 |
| 9.2.2 问题解决是高质量教科书对高效率学习的核心牵引力 |
| 9.2.3 高质量教科书重视合作学习、情境教学、数学应用、数学交流 |
| 9.2.4 重视非智力因素对学习的作用是高质量教科书的重要特点之一 |
| 9.2.5 数学课程内容的综合化是高质量教科书发展的大趋势 |
| 9.2.6 促进理解性数学学习是高质量教科书共同的目标 |
| 9.2.7 结构化知识图谱构建是高质量教科书共同特点 |
| 9.3 中美英高中数学教科书的总体差异分析 |
| 9.3.1 中国教科书书面知识覆盖广度不比美国教科书大 |
| 9.3.2 将数学知识融入宽视野且多层次问题链中是美国教科书特点之一 |
| 9.3.3 美国教科书更明显趋于培养学生服务于未来生活目的 |
| 9.3.4 英国分类编写高中数学教科书可能影响认知效率 |
| 9.3.5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数学教科书差异对数学学习效率影响较小 |
| 9.3.6 中国数学教科书在继承基础上兼容并蓄模式值得保留 |
| 第10章 对本研究的反思 |
| 10.1 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0.1.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10.1.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10.2 反思和建议 |
| 10.2.1 辩证看待量化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有限性 |
| 10.2.2 完整理解和辩证运用相关教育理论构建评价指标 |
| 10.2.3 选择性吸收美国教育改革结论和实践经验 |
| 10.2.4 教科书改革应是充分论证和一定阶段教学实验基础上的改革 |
| 附录1 爱德思(Edexcel)考试委员会各数学模块及主要内容 |
| 附录2 教科书评价标准指标权重问卷 |
| 附录3 教科书评价标准指标问卷 |
| 附录4 数学教科书评价指标及其内涵 |
| 附录5 问卷指标共同度 |
| 附录6 英国教育部A水平大纲对学生(16-18)的学习要求 |
| 附录7 内华达州教材评价标准指标(2015年前) |
| 附录8 贝尔的教科书评价标准 |
| 附录9 英国SMP14-16岁CSE(或GCSE)数学教科书内容 |
| 外文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编着作 |
| 主持、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获奖 |
| 致谢 |
（9）吉伯德规范表达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计划 |
| 第一章 规范表达主义产生的理论背景 |
| 第一节 认知主义及其困境 |
| 一、摩尔的非自然主义及其面临的问题 |
| 二、自然主义道德实在论及其面临的问题 |
| 三、麦凯反实在论的认知主义及其面临的问题 |
| 第二节 非认知主义的兴起 |
| 一、早期非认知主义的优点 |
| 二、非认知主义所面临的困境:道德论证的有效性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范表达主义的构建 |
| 第一节 规范表达主义 |
| 一、道德判断表达了什么? |
| 二、接受一个规范 |
| 三、合理性问题 |
| 第二节 规划表达主义 |
| 一、规划及其心理状态 |
| 二、规划的特征 |
| 三、规划的分歧 |
| 四、负载规划的判断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对道德论证有效性问题的解答 |
| 第一节 黑尔规定主义的解决方案 |
| 一、道德语言的规定性与可普遍化特征 |
| 二、对道德论证有效性质疑的回应 |
| 三、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布莱克本准实在论的解决方案 |
| 一、准实在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合理性 |
| 二、二阶态度论证及其缺陷 |
| 三、修缮方案及其缺陷 |
| 四、实用主义方案的尝试 |
| 第三节 吉伯德规范表达主义的解决方案 |
| 一、规范性谓词的替换 |
| 二、对论证有效性问题的解答 |
| 三、解决方案的合理性与意义 |
| 四、新的思考——规划判断与极小主义的“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诘难与回应 |
| 第一节 认知主义的诘难 |
| 一、情感是解释道德判断的充分必要条件吗? |
| 二、对规范性判断的两层解释具有随附性吗? |
| 三、关于规范的解释有循环错误吗? |
| 四、对道德论证有效性问题的解答是合理的吗? |
| 第二节 吉伯德对认知主义的回应 |
| 第三节 非认知主义的诘难 |
| 一、布莱克本的诘难 |
| 二、卡尔森的诘难 |
| 三、希尔的诘难 |
| 第四节 对非认知主义的回应 |
| 一、再论规范概念 |
| 二、再论合理性 |
| 三、再论道德情感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非认知语境下规范性知识如何可能 |
| 第一节 规范性知识及其困境 |
| 一、何为规范性知识 |
| 二、对道德知识的怀疑 |
| 三、对道德事实的怀疑 |
| 第二节 规范性知识的来源 |
| 一、规范性领悟能够成为规范性知识的来源吗? |
| 二、有凭据的道德判断 |
| 第三节 规范性知识如何可能 |
| 一、规范性知识的形成路径 |
| 二、非可靠的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思考如何生活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
（10）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与研究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学理界定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概念 |
| 一、现代化发展及相关内涵厘定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涵界定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本质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规定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本质的层次划分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本质的向度把握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特征 |
| 一、内涵性和外延性相结合 |
| 二、整体性和局部性相结合 |
| 三、渐进性和突变性相结合 |
| 四、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 |
| 五、特色性和国际性相结合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发展思想 |
| 二、列宁的现代化发展理论 |
|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借鉴 |
| 一、经济学视域的现代化理论 |
| 二、政治学视域的现代化理论 |
| 三、社会学视域的现代化理论 |
| 四、心理学视域的现代化理论 |
| 五、历史学视域的现代化理论 |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生成根源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需要根源 |
| 一、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起点 |
| 二、需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生成与变化 |
| 三、需要满足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归宿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利益根源 |
| 一、利益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向度 |
| 二、利益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本原 |
| 三、利益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根据 |
| 四、利益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本质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实践根源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源自于实践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指向于实践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需要实践检验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构成与功能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素构成 |
| 一、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现代化发展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现代化发展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结构方式现代化发展 |
| 四、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现代化发展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素关联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要素的相互关系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要素的地位作用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要素的组成结构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功能彰显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导向功能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保证功能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育人功能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协调功能 |
| 五、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激励功能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与原则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设定 |
| 一、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现代化发展 |
| 二、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安全性 |
| 三、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原则遵循 |
| 一、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 |
| 二、历史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原则 |
| 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 |
| 四、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图景展现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结构与功能现代化发展的同在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要素现代化发展的结合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前进与曲折现代化发展的统一 |
| 四、思想政治教育主导与多样现代化发展的互动 |
| 五、思想政治教育阶段与连续现代化发展的并存 |
| 六、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与虚拟现代化发展的互补 |
| 第六章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方面的困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的封闭性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的滞后性 |
| 三、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的单一性 |
| 四、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的保守性 |
| 五、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的物本化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方面的困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相对迟缓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泛化倾向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层次失序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方面的困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的科学性缺少 |
|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的互动性不够 |
|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的综合性欠缺 |
| 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的媒体数单一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方面的困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规范现代化发展失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体制现代化发展阻滞 |
| 三、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现代化发展滞后 |
| 第五节 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方面的困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素质现代化发展程度不够 |
| 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不足 |
| 三、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现代化发展水准不高 |
| 第七章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实现策略 |
| 第一节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观念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开放性现代化发展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发展性现代化发展 |
| 三、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多样化现代化发展 |
| 四、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创造性现代化发展 |
| 五、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人本化现代化发展 |
| 第二节 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容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渐进性现代化发展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导性现代化发展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科学性现代化发展 |
| 第三节 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法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科学型现代化发展 |
|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互动型现代化发展 |
|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综合型现代化发展 |
| 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多媒体型现代化发展 |
| 第四节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制度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规范现代化发展 |
| 二、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体制现代化发展 |
| 三、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现代化发展 |
| 第五节 造就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队伍 |
|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素质现代化发展 |
| 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能力现代化发展 |
| 三、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现代化发展 |
| 结语 自觉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向前推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数学问题与解答 1990年第6期问题解答（论文参考文献）
- [1]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研究 ——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合理性的反思[D]. 纪诚. 中国政法大学, 2006(09)
- [2]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的表现及影响因素的研究[D]. 王艳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3]《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4]中国数学解题知识的研究[D]. 董玉成.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
- [5]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D]. 刘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6]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历程及其人才培养作用分析[D]. 陈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4(06)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8]认知效率视角的数学教科书质量评价指标建构与应用研究 ——以中、美、英高中数学教科书比较为例[D]. 王奋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9]吉伯德规范表达主义研究[D]. 周希炜.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10]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D]. 阿剑波. 兰州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