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矿地产买卖特权对我国建立矿产勘查市场机制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牛安琪[1]（2021）在《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久以来,关于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聚讼纷纭,新近《民法典》对强制性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调整,从原《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到如今《民法典》第153条的变化,既是立法者对法律文本字斟句酌、细致考量的成果,也是实务工作者多年来裁判经验的结晶。立法规范顺利出台后看似拨云见日,实则《民法典》第153条依然无法“扭转”不完全规范的性质,部分强制性规定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后果要件,法官不得不在具体强制性规定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时至今日,如何甄别强制性规定仍是学界公认的难题,同时,实践中缺少明确统一的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的评判标准,法官在判断合同效力时举步维艰。据此,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难题需要回归到实践本身去找寻根源。近十年中产生的1152篇司法裁判文书,全面客观地反映出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现状,依托于这些裁判文书,采用司法数据研判方法可以挖掘司法实践的既存问题并对其深入剖析和反思,旨在为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提供操作指引。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强制性规定有着充分的司法实践基础。实践中的案件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案件争议类型分布既多元又集中。参照合同违法要素来看,合同主体违法和合同缔结程序违法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主要合同违法要素。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实践中法官裁判观点倾向于支持合同无效,其占比高达82%。目前,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问题主要有二:其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不具有裁判指导意义,法官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标准有悖审判逻辑,二分法仅为强制性规定的学术标签,本身不具备实质内涵,它是对合同效力裁判结果的描述,而非合同效力裁判结果的澄清;其二,法官常将公序良俗作为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既曲解了立法者在规范中设置公序良俗的真实用意,也未发挥公序良俗兜底性条款的功能和作用。实践中因缺少明确统一的合同效力裁量标准从而导致裁判结果不尽人意,二分法这种不受现行法束缚的合同效力裁量方法极易导致法官恣意裁判、增加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乃至带来划向“任意”司法的危险。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追根溯源,与强制性规定所依托的法律规定有很大关系。纵观国内外强制性规定的立法,以违反法律和违背公序良俗是否合并规定、是否保留规范目的为基准产生了一元论与二元论、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与无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等若干立法模式,我国《民法典》第153条采用一元论和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其虽增加了规范目的保留和悖俗无效的新规,但是《合同法》第52条遗留至《民法典》的“三不变”历史问题仍未解决,核心问题在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案件依然缺少明确统一的裁量标准。就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而言,我国近三十年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司法解释、解释性文件与立法规范立场趋近一致,对二分法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持肯认态度。检视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法理基础,可以看出:一方面,法官的裁判思路有着浓重的后果主义裁判理论烙印,解决了实践过分依赖形式推理导致的个案不正义现象;另一方面,法官的裁判思路犹如法律家长主义式限制和干预行为人自由,旨在达到帮助行为人规避风险和保护公民权益免受损害的目的。但后果主义裁判理论与法律家长主义理论都不尽人意:前者逆推式的裁判方法始终受到法官恣意摆脱现行法约束的抨击,后者则面临着司法适用中价值困境和实践困境的双重危机。强制性规定二分法虽未入典,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否定二分法的司法适用价值。二分法裁判模式实质上是把公序良俗作为区分强制性规定的标准,其司法适用现状与立法者预期效果相差甚远。对于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化能否指导实践裁判,目前学界存在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相反的立场:前者以概念内涵、综合多元、行为效力后果、规范目的为类型区分标准,欲重构强制性规定类型;后者在批判二分法基础上彻底否定类型化对裁判的指导意义。二分法方法错误并不意味着方向偏航,制度框架内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合同效力认定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不仅具有裁判指导意义,而且能从制度上防止人为恣意裁判。然而过度的形式正义必然导致对权威文本的过分依赖,需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适当矫正。应提倡形式正义为主兼顾实质正义的司法裁判理念,坚持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作为评判合同效力案件的主要路径,辅之以法官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弥补规范制度的不足。公序良俗是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司法适用的核心问题。公序良俗虽然具有概念内涵抽象性和流变性等罅隙,然其在限制私法自治以及补充发展法律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应从价值基础、道德基础和社会基础三方面考察立法设置公序良俗的正当性,其既是道德转化为法律规范的结晶,亦对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贯彻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序良俗作为《民法典》第153条的兜底性条款,旨在提醒人们合同效力案件有另一条路径可探寻,然实践中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存在诸多适用重叠之处,公序良俗更多情况下扮演的是增强合同效力裁判结果说服力的角色。不仅如此,它还“肩负”着识别强制性规定类型的重任,可以说公序良俗在合同效力案件中的角色定位一直是错位的。实践中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二者之间关系的混淆、调整领域的模糊极易导致合同效力案件判决结论的不确定。为了更好地发挥公序良俗的积极作用,明确其在合同效力案件中的角色定位尤为重要,在适用顺序方面,穷尽强制性规定方可适用公序良俗。合同效力的调整领域方面,公序良俗和强制性规定应有独立的分工领域,实践中不能轻易混淆。实务中单纯凭借法律规范涵摄便可获得结果的案例已屈指可数,更多的案件需要从实体和方法论两方面寻求裁判路径。一方面,实体性完善路径应以规范目的为强制性规定类型的标准,进而判断合同之效力。实务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六种类型有内部管理型强制性规定、外部秩序型强制性规定、市场准入型强制性规定、行政管理型强制性规定、伦理道德型强制性规定和政策意见型强制性规定,本次司法数据研判案例显示,违反前两种强制性规定普遍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相比之下,违反后四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面临否定性评价的概率较大,但不可一概而论,法官尚须根据个案具体分析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方法论完善路径应采取法律解释方法弥补制度框架内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的不足,其中,文义解释为首位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探究规范体系地位以及前后法律条文的关联,目的解释为最高层级解释方法剖释强制性规定的立法旨意,并在比例原则指导下展开个案的利益衡量,同时应强调利益衡量需符合我国司法适用的操作规则,比例原则作为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原则自身也要接受审查。
高世伟[2]（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周冲[3]（2021）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世纪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就一直努力探索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先后实行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实行了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新自由主义、新发展主义等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历经200多年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先行者,依然未能迈进发达国家行列。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阻碍经济、社会进步的问题特别具有典型性和规律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探索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考察生产要素、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立足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以时间为主线,较全面地、系统地梳理了拉丁美洲自民族独立后至今的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详细分析了每个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以及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期对我国经济发展建设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从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到21世纪以来出现的激进左翼政府执政国家的“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温和左翼政府执政国家的新发展主义模式,在拉美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中,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外向—内向—外向”转变,形成了钟摆式运动。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且都取得了显着的阶段性成就。随着每种发展模式的长期推行,在某些方面甚至形成了某种极端,导致两种模式的转换往往是“断裂的”,即后一种模式往往是对前一种模式的否定和政策的大转向。在每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总会错过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当危机来临却实行180度大转弯,发展模式的快速转变往往对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剧烈冲击。经济的“钟摆式”发展导致经济增长并不连续,加剧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也使得拉美国家依然无法摆脱依附性地位。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上,各国政府的做法往往极端化。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信奉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实行自由贸易,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只需做好“守夜人”角色即可。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下,又过分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实行计划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完全的市场化,但快速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引发一些国家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问题,伤害了民众的利益。步入新千年后,拉丁美洲新上台的一些左翼政权,又重新强调政府的作用,改变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完全由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也表明不能完全放弃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这说明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国家,都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拉美经济发展的钟摆现象造就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都成为拉丁美洲鲜明的标签。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裕的地区,拥有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矿产、能源资源以及各类农、林、畜、渔产品。然而具有丰富资源的拉丁美洲,外向的经济发展并未给拉丁美洲人民带来富足的生活,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下、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内战频繁等一些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拉美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某种或少数几种自然资源出口,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出现了明显的“资源诅咒”效应。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工业增长的乏力、收入分配的明显差距、城市化的过度发展、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殖民历史的传统和不利的制度条件都导致拉美迈过“贫困陷阱”后,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究其根源,是拉丁美洲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制度遗产,在独立后的两百年间其政治、经济制度虽几经转变,但依然未改变“攫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无法确保竞争性民主机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苏振武[4]（2021）在《基层税务局税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研究 ——以云南省F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税收是国家凭借公共权力,依法无偿性取得的国民收入。税务机关通过履行税款征收、税源管理、税务稽查、纳税服务等职能,对税收工作进行系统的管理。在税务机关的四个职能中,税源管理环节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税法宣传、征管评估、严格执法等手段,引导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保障国家税收及时足额入库。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数量急剧增加。2016年全面“营改增”以来,税制发生了很大改变,2018年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后税务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加上企业经营模式多元化、偷逃骗税手段越来越隐蔽,给税务机关的税源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传统的划片区分管户的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期税源管理的需求。为创新税源管理方法,提高税收征收管理的效率,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开展税源管理专业化的指导意见。国内学者及各级税务机关对我国税源管理的方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整合征管资源、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实行分级分类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对策。但国内学者专门对基层税务局税源管理的研究较少,当前提出的一些对策在基层税源管理工作中也比较难以实施。因此,有必要对基层税务局的税源管理开展专门的研究,以便为审视基层税务局税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和优化策略进行学理思考提供理性的对策参考。本研究由六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等三个方面内容。第一章是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研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税收及税源管理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分析了税源的分类和三种税源管理模式的特点,为后续分析基层税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奠定基础。同时对流程再造理论、分工理论、风险管理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为税源管理的优化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章主要从机构设置及人员组成情况、收收入分析及税源管理方法等三个方面系统介绍云南省F县税务局税源管理的现状,通过确定分析方法、构建分析体系,对F县税务局的税源管理质量进行详细的分析。第三章主要阐述云南省F县税务局税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并从法制观念不强导致税法遵从度低、纳税服务质量不够高导致纳税人满意度低、缺乏控制成本的有效手段导致征纳成本高、税源监控不严密导致税收流失率高等四个方面对成因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主要介绍国内外提升税源管理质量的经验和启示,国外经验介绍主要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经验主要表现在部门之间协作好工作效率高,税源管控严密税收流失率低,征管手段现代化、机构设置科学,法律刚性强等方面。税源管理的国内经验介绍以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为例,越秀区是我国实行税源专业化管理较早的地区之一,并在对税源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加强税收风险管理、创新纳税服务方法、强化信息管税等四个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第五章主要结合基层税务局税源管理的实际,从推进税源管理专业化、强化风险管理理念、加快推进数据治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建立健全监督考评办法等五个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朱美姝[5]（2021）在《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文中认为苏联解体以来,西方世界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美国自认为赢得“冷战”,从此可以独霸世界,然而,也就是不到三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阔步前进,美国反而陷入了政治分裂和经济混乱,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问题日益凸显。笔者恰在特朗普执政四年期间的两年在美国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亲身体会到美国式民主制度日薄西山,以土地开拓为原动力的美式经济走向尽头,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在此时刻,我们研究美国当年的西部边疆开拓个案,就会发现美国兴盛发展的历史时机和动力,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美国开疆拓土的资源枯竭,移民动力消退,最终会导致以个人主义和利润为核心的西方民主失去生产方式的支撑。这些历史经验和制度问题对世界各国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域外经验。笔者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期间,十分有幸搜集到了理查德·查尔斯·里奇菲尔德家族的档案、日记和信件,通过对现今依然居住在俄勒冈大学所在地——尤金的里奇菲尔德家族后人的访谈,我发现这个家族史非常典型记录了从踏上这片新土地到美国独立、从西进运动到世界大战、从战后美国的崛起到今天的三个主要历史过程,理查德·里奇菲尔德的三支祖先,因为不同的原因踏上这片大陆,后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移民俄勒冈。真正的历史是无数个人的生命史,正是在所有人的具体行动中,逐渐产生了历史的必然性。家族史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从个人生命史的角度去观摩这场巨大的历史盛宴,而里奇菲尔德家族史的独特性就在于他们自觉地保留并留传下来每一个时代主要家族成员的个体经历,通过采访、收集、记录这些个体经历,我们向中国读者展示出美国西部移民前后直到今天,这个移民家族在美国的生活:包括独立战争期间他们对旧世界的厌恶和对新世界的渴望,而他的后代,又站在另一个起点,视父辈建造的世界为反抗的对象。这一过程将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第一章主要介绍我的田野对象,通过对俄勒冈尤金地区的了解,就能更准确地了解里奇菲尔德本人以及他的故事,了解这个家族在美国西部移民历史中的典型意义和特殊位置。第二章主要依照历史先后顺序,记录并探讨了里奇菲尔德家族最早移民美国的先祖,提出他们原来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特征对来到美国的影响。第三章主要展示里奇菲尔德家族移民美国后,白人在开拓殖民地,掠夺印地安人土地方面的历史细节,这些田野材料再现了美国社会制度建立初始阶段土地问题和种族问题的关系。第四章展示了里奇菲尔德家族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经历的具体活动,这段历史的意义就在于经过美国独立战争,里奇菲尔德的先辈决定“西进”。第五章和第六章记录了里奇菲尔德家族移民西部的具体过程,记录了当事人的后代如何看待父辈们历尽艰辛,逐步获得土地并赢得社会地位的过程。第七章是在通过以上田野调查和文献回顾后,我们深入研究里奇菲尔德家族史的意义和问题,而这主要是通过对里奇菲尔德本人进行访谈研究来完成的。笔者经过连续两年对里奇菲尔德本人的访谈和连续三年对其家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完成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的。从这个家族史中可以看出,每一个成员既是参与者,又是敬畏的观众。如果童年和青春期的经历植根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那么每一代人的青春期矛盾既相似又不同,历史运动是每一代人的集体创造。对于失去自己土地、仪式和传统起源的移民国家来说,回溯家庭的历史具有文化认同的意义。1840年以后,有陆陆续续的东部和中部移民迁往俄勒冈州,他们起先是骑马和马车,然后通了铁路、水运。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就包括里奇菲尔德的先辈们,这也是美国疆域一步一步西进的过程。在这一时期,俄勒冈对于美国来说是西部边疆,具有外来文明和土着文明交界的边疆特征,西进过程也是美国人真正形成的过程,在对土地的掠夺中,诞生了美国式的民主社会。笔者观察美国西部边疆开拓史的主要视角是土地。从印第安人手中获得土地的不正义性,到为了独立从英国人手中夺取土地的正义性;大到争夺土地的战争,小到土地的投机与兼并,可以说,美国的历史就是土地发展的历史。土地不仅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矛盾的转移。当最后一块边疆被占据以后,土地开拓之路关闭了,国内的矛盾不能再依靠新的土地来转移。特朗普当选总统,反映了美国民主派和共和派前所未有的分歧,国内的宗教矛盾、移民矛盾、贫富差距、性别矛盾一并爆发,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美国土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而不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美国移民开拓土地到哪里,那里就是美国的边界。来到新大陆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土地买卖开始的,他们跳过了旧大陆将土地和民族、土地和文化联系起来的阶段。因此,美国土地的问题深深隐藏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新教思想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美国土地价值观和企业家文化,认为土地真正唯一的价值,是可以买卖并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商品。土地成为投机的目标。当然,积累财富的道路之所以畅通无阻,是因为他们有一块富饶的大陆。但是,随着西部边疆开拓时代的结束,西部再也没有更多的自由土地,对自由土地的无止境追求导致资本和领土扩张,对自由经济的无止境追求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
袁玥[6]（2021）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革命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它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方向,引导人类社会实现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飞跃。工业革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自18世纪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一次次颠覆性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发展轨迹。如今,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融合数字、物理和生物系统引领着全球的创新浪潮,中国也正参与其中。在如此巨大的、颠覆性的变革面前,如何把握前所未有的机遇,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挑战,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人类对工业革命的反思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黄金期。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亲历者,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工业革命给人们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革,这些变革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密切关注和深入探索,进而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革命思想。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当初发轫于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迥乎不同,但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业革命发展一般规律认识和对不同制度下工业革命发展特殊性的剖析,现在看来仍是具有生命力的,特别是一些前瞻性的探索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为我们认识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有益借鉴。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方法,立足经典文献,力图形成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具有系统性、创新性、时代性的研究成果。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2章）: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的生成理路。第一,从时代背景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革命思想是在19世纪欧洲的土壤中孕育,在大工业时代社会变迁的影响下萌发,在无产阶级反抗奴役和剥削的斗争中锻造的,是对“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时代课题的积极回应。第二,从主观条件看,马克思恩格斯自少年时期就树立起来的远大的抱负,对工业发展动态的持续性关注与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同情,使他们成长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第三,从思想来源看,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特别是对同时代理论家的批判与反思,形成了对工业革命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第二部分（第3-6章）: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身处工业革命勃兴的时期,他们系统、深入地考察了工业革命形成和发展,揭示了工业变革的内在机理,从而形成了关于工业革命一般规律和在不同制度下大工业发展特殊性的认识。第3章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产生条件、标志、性质的认识。从产生条件看,工业革命是社会分工、市场经济以及科技创新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发展标志看,工业革命是以工具机为核心的生产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的,包括工具机的发明及其在工业部门中的运用,用机器生产机器成为大工业的技术基础以及工厂制度成为与大工业相适应的生产组织形式。从革命的性质看,工业革命也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变革的社会革命。第4章探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正面效应的分析,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四个维度阐释了工业革命的进步作用。第5章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革命负面效应的剖析,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人的发展的困境与危机。第6章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与未来社会的探索,重点突出了大工业的发展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重要意义,描绘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的发展等方面的美好愿景。第三部分（第7章）: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的当代启示。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的研究,形成了对工业革命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袭不可阻挡,它带来的不仅是机遇还兼具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这就要求我们重视研究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发展的价值导向、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和现代化迈向新高度、走向新境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贯穿于其学术研究的始终。他们关于工业革命的深入剖析体现了时代性和超时代性的统一。因此,深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革命思想研究,不仅对深入理解工业革命本身、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还对剖析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包海波[7]（2021）在《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立足宗教人类学萨满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进行了综合性考察。通过对乌兰巴托市蒙古包区萨满教职业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观念、领神出道、降神治疗、建立合作组织等信仰实践的立体呈现,探究了蒙古国当代社会转型中传统萨满教信仰的复兴、传承与调适过程。论文是一部关于萨满教当代转型发展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认识和分析传统信仰文化的当代适应问题具有理论启示。在现实层面,关注邻国包括宗教政策、宗教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对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以及和平崛起均有深远意义。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推行了民主改革。激进式社会转型危机和放任型宗教自由化政策背景下,萨满教信仰在城市环境中得到了迅速复兴。本文在介绍了蒙古国萨满教复兴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前提下,首先详细梳理了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交融历史,交代了变迁中的萨满教世界观及核心神灵信仰体系。其次,笔者结合案例细致描述了城市蒙古区萨满候选人从“患病者”到“萨满治疗师”的出道过程。再次,介绍了萨满教职业群体基于蒙古国民众的疾病认知,试图以“祖先智慧”、“山水神灵性”和“腾格里气力”等信仰观念应对个人、群体及国家面临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引发的新型社会问题的各类仪式活动。最后,揭示了蒙古国当代萨满教失范化和无序性复兴发展的综合特点,讨论了城市萨满教团体所采取的规范化措施及其相应功能。论文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萨满教信仰在蒙古国的复兴与民主改革后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改革中传统生计方式遭到彻底改变,牧民不断迁移至乌兰巴托城市边缘的蒙古包区,导致城市中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城市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和无序性,产生焦虑和不安感的人们开始将“危机”归咎于被遗忘的祖先和被抛弃的故乡诸神之惩罚。与此同时,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一齐兴盛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蒙古国不少民众将国力强弱、民族认同感的聚散与萨满教信仰的兴衰相结合,呼吁对原生性信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扶持。另外,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在青年人中的迅速传播,一些藏传佛教信徒以及民族主义者因担心蒙古国民特质及文化风貌的西化而强调复兴蒙古传统信仰形态,为萨满教的复兴创造了机遇。第二、经济贫困和身患疾病是萨满领神出道以及民众信仰萨满教的最主要因素。首先,萨满教信仰观念和治疗仪式,使得一部分身患疾病、生活不顺者将自己苦难的现实生活与天命、山水神和祖灵“戏谑”等神圣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成为萨满,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治愈”,更拥有了神圣资本来平衡世俗生活。其次,萨满教治疗仪式结合了超自然信仰、巫术逻辑和蒙医疗法。萨满的治疗实践为信众不明原因的疼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激发矛盾的反常状况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释和疏解途径。最后,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广大民众将当代蒙古国的国际地位低下、经济落后以及道德崩塌等社会“病痛”归因于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抛弃和对祖先信仰习俗的遗忘。在宗教社会实践中,萨满教职业群体宣扬保护生态平衡,强调祖先记忆和民族独立,以应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第三、随着萨满人数持续激增、萨满教治疗仪式的不断多样化,蒙古国萨满教的当代复兴和发展呈现出了混乱、无序的征兆。为了应对混乱局面,草根萨满和学者型萨满联合起来,建立萨满教团体,对各类萨满进行教学、考核和认证等工作。众多萨满教团体以萨满师徒的裙带关系为组织基础,缺乏相互协调,故而并未起到规范萨满教发展的社会作用。现阶段,这些萨满教团体逐渐发展成萨满共修和具有商业化运营性质的仪式展演平台。这些现象加剧了当代蒙古国萨满教整体发展的无序性,从而造成其社会文化功用难以提升、局限于服务底层民众的性质。
王士亨[8]（2020）在《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研究》文中提出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需要有科学的制度保障,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在矿产资源制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维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的基本制度。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制度模式,这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我国的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完善,以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我国的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应以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为基础,立基于资源全民所有的本质,根据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将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的资源利益作为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围绕上述思路,本文对当前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全文共分导论和四个章节。导论部分主要阐释了当前进行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梳理总结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动态,说明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分析了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的理论资源,包括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西方产权理论和中国传统的矿业国有制思想。其中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是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其中对所有权本质的揭示、对其结构体系的全面分析、对国有制的深刻认识,为明确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的建设方向和完善制度体系提供了科学丰富的理论资源。第二章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对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三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和经验教训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对当前制度建设的指导意义:即要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任务、坚持通过法治手段推动制度完善并巩固制度建设成果。第三章在明确理论资源、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新时代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其中主要包括两大问题:第一是对我国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本质的认识,明确了资源国家所有和全民所有的内在一致性,并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两个方面提出了落实矿产资源全民所有的具体措施。第二是重点研究了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权能体系的完善问题,一方面分析了影响体系重构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矿产资源属性、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另一方面对矿产资源所有权中的使用、收益和管理权能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建立矿产资源资产所有权、从经济和生态两个层面体现矿产资源收益、厘清管理权能的双重性等观点。第四章提出了新时代推进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的原则与具体路径。在基本原则方面,应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保障制度建设成效的最大优势,将保障人民福祉、实现资源利益的全民共享作为制度建设的价值目标,将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作为制度建设的主线,将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制度建设的主要方法和保障。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从矿产资源所有权结构体系、行使机制、收益分配三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制度完善建议。
王梦[9]（2020）在《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后期以来,伴随治道变革的浪潮在全球蔓延,学界围绕治理领域的相关研究获得迅猛发展。在当今时代,诸多国家均积极参与治理的实践探索,以期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优势,实现本国经济快速提升的同时,也推进国内民主政治的优化,最终达成治理理论指导下国家的长效稳定发展的目标。尽管当前国内外学界对于“治理”的概念尚存诸多分歧,但对于这一概念基本内涵的理解则较为一致,包含多元治理主体依靠自主自治网络体系,实现互信合作的管理过程以及政府与市场间边界与责任的模糊性。其中,以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美国印第安纳学派所提出的多中心治理思想从众多治理理论中脱颖而出,它对多中心秩序下的公共行政体制的分权、公共经济的多主体参与竞争以及立宪秩序下的多决策中心等组织结构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拓展了治理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以权力分散、交叠管辖的形式赋予这一理论以可操作性的实践内涵与价值。比较而言,“单一中心”公共行政体制视政府为唯一的决策中心,而多中心治理思想更加强调多元参与主体皆可成为决策中心,政府不应该成为孑然独立的唯一决策主体。因此,多中心治理思想试图冲破政府唯一决策体系的桎梏,采用多中心的决策体系实现自主治理下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基于此,通过对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工作,挖掘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指导价值,继而对该思想的运用与拓展进行价值审视,探讨其局限性,以期为未来的国家治理寻找新的发展思路。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公共行政理论思想的基础之上,融合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有异于传统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的思想观点。可以说,文森特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源于其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和理论渊源,是在汲取了多学科研究传统的养分基础上,以不同的公共行政思想理论为导向而形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治理理论。详细述之,二战以后,伴随经济逐步恢复,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逐渐复兴,同时由于美国的公共行政思想危机的出现,并且伴随着大城市治理的失败,使得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思想在上述时代环境中生成。与此同时,以公共选择理论、合作博弈理论、官僚制理论以及主权理论为学术渊源的思想理论皆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结果做出了理论铺垫,为冲破单中心行政体制的束缚,多中心秩序的生成提供了系统的分析背景。文森特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源起于其对美国大都市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系列研究,致力于围绕多中心主义概念建立的社会理论以及经验主义展开,并侧重于关注各类案例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具体而言,文森特是在美国西部水资源的治理研究、大城市地区治理研究以及美国宪法实践经验的案例分析基础上,勾勒出多中心政府行政理论、多中心公共经济理论和多中心立宪秩序理论的系统框架。此后,文森特对多中心思想予以概念界定,并形成一个理论观念上的认知,总结出权力分散、交叠管辖的核心要义。在具体实践层面,多中心治理思想突破国家——市场二元制结构的困局,创造性地引入了公民群体这一“第三方”参与,实现治理的多元化和结果公平性,增强了公民参与的热情,同时推动了国家的发展。除此之外,文森特还以明晰制度分析框架为依托,以自治为动力拓展价值,以信任架构实现持续发展对多中心治理思想进行实践可操作性方法研究,以权力分散、交叠管辖为核心理念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在对世界诸多国家的治道变革产生了重要实践性的影响。文森特不仅依据制度分析与反思,构建了多中心治理体系下的自主治理,扩宽经济学的影响范围和应用场域,使得公共经济学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支撑,而且基于多中心理念基础上予以深入的实证研究,以期确认多中心治理思想的适应性与局限性,并且基于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实现自主治理的路径开辟,也是文森特多中心治理思想的重要创新点。进一步分析,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在实践运用中的具体效果、以及这一思想对后世研究治理问题的延伸作用给予探究十分必要。继承和发展多中心治理思想的学者们通过警察服务案例分析,非洲水资源案例分析以及金融经济分析,实现了多中心治理思想在其制度分析框架下所实现的立宪层次、集体选择层次和可操作层次的实践影响。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强调权力分散和管辖重叠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多中心治理实例具有重要且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不同的治理主体还是治理的应用场域,亦或治理的方式,都体现了多中心治理的实践价值。多中心治理思想对世界诸国的公共资源管理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公民参与国家与市场的二元结构重构过程中,多中心治理思想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展示了多中心行政权力分散的优势,也使得政府更加关注制度资源与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个人和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存在的局限性,包括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存在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学术界不仅对多中心治理思想加以深入研究与发展,也要重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遗产,将其思想真正运用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总而言之,多中心治理思想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强调了政府不同层级之间的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倡导除政府主体外,市场、社群组织、公民等主体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提供,使得不同主体共治以及社群组织和公民自治成为一种常态。与此同时,多中心治理思想运用市场、层级和网络的结构使用规则、合约、信任等多种工具促进国家能力在各个层次的参与整合,不仅改变政府的单一决策中心现状,也实现市场参与最大化和公民自主治理的有效化,体现出多中心治理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了治理困境新的解决路径,通过制度分析框架实现自主治理的多中心组织模式,进而使得组织结构内各独立要素协调适应,确保重叠决策中心在多中心秩序下和多层组织结构内有效运行。因此,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有其特定的理论价值与研究意义,借鉴行政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知识,利于加强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拓展和探讨深度。随着时代更新和社会变迁,多中心治理思想会不断被赋予新的理论价值与研究方法,为后世的治理实践提供更加积极的指导作用。
邢伟[10]（2020）在《“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集体资产股权流转过程中权利边界模糊、交叉,影响部分权能实现;所有权缺位、虚化、弱化,行使主体不明确,造成集体资产流失;部分权能流转范围受限,流转市场不完整,有偿退出难,抵押担保难;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财产性权能流动性低,财产性权益难以充分实现,与改革目标相违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范围不明,行权主体缺位,管理机制不畅,导致合作制性质不明,股份制作用发挥不畅;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缺失,公益性功能发挥不充分,存在管理空白。以上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普遍存在,严重制约着改革进程,阻碍着产权各要素权能的充分实现,影响着农村发展效果和治理效能。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重点阐释本文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综述、研究框架与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论述农村所有权、承包权（资格权）、经营权（使用权）、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公益性资源资产产权等相关概念,结合建国后各个时期农村产权制度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第三部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依托河北省部分地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现状,结合全国各地改革情况,深入剖析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第四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探索建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分别负责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公益性资源资产和经营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权能。第五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构建与新时代乡村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第六部分“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进行全面剖析。第七部分“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以期实现细化各项权能、明晰产权归属、严格产权保护、顺畅产权流转目标。第八部分“结论”,回答了在导论部分提出的、本文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所有资源资产进行了系统梳理,根据不同资源资产的形态、功能、使用方式以及产权构成、行权模式,将其划分为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和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四种类型。在坚持农村集体制度不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底线不变、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固定不变基础上,剥离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经营性资源资产股东权、公益性资源资产管理权中所包含的身份性权能,在分权基础上将包含身份属性的权能（成员权）统一归位于所有权,形成所有权权利组织体,即“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根据不同资源资产性质及其权能构成,分别搭建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农村承包权人集体”“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和“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分别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经营性资源资产和公益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权能和身份权权能。以此为基础,重新构建“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在农村集体所有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转换过程中,严把“目标层+准则层+决策层”三大环节,统筹宏观设计与微观运行,找寻出一条可以最大限度明晰产权界限、充分发挥产权权能、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运行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效能。
二、国外矿地产买卖特权对我国建立矿产勘查市场机制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外矿地产买卖特权对我国建立矿产勘查市场机制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案件的司法数据研判 |
| 第一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数据梳理 |
| 一、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案件的基本情况 |
| (一)检索概况 |
| (二)案件类型既多元又集中 |
| (三)合同违法要素与强制性规定内容之对比 |
| 二、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案件的司法裁判现状 |
| (一)违反强制性规定多导致合同无效 |
| (二)强制性规定类型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
| (三)强制性规定的援引情况 |
| (四)合同无效的裁判说理 |
| 三、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问题总览 |
| (一)合同效力欠缺统一的裁量标准 |
| (二)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裁判标准模糊 |
| (三)公序良俗异化为强制性规定的识别标准 |
| 第二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问题详窥 |
| 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无法指导司法裁判 |
| (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司法适用现状 |
| (二)适用二分法存在的问题 |
| 二、公序良俗在强制性规定识别中的角色 |
| (一)公序良俗的司法适用现状 |
| (二)公序良俗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
| 第二章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规定与法理基础检视 |
| 第一节 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规定检视 |
| 一、强制性规定的立法规范 |
| (一)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立法例比较 |
| (二)《民法典》第153 条的立法配置 |
| (三)《民法典》第153 条的“三不变” |
| 二、强制性规定的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检视 |
| (一)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梳理 |
| (二)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的评价与反思 |
| 第二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法理基础检视 |
| 一、强制性规定的法理基础 |
| (一)后果主义裁判理论 |
| (二)法律家长主义理论 |
| 二、后果主义裁判立场的批判与反思 |
| (一)后果主义裁判的“逆推法” |
| (二)后果主义裁判与现代法治观存在差距 |
| (三)增加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 |
| 三、法律家长主义的困境 |
| (一)价值困境 |
| (二)实践困境 |
| 第三章 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辨伪与存真 |
| 第一节 辨伪:以概念建构的方式弥补法律“漏洞” |
| 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 |
| (一)二分法的司法裁判流程 |
| (二)二分法无实质内涵 |
| 二、强制性规定类型的评价与反思 |
| (一)肯定性观点 |
| (二)否定性观点 |
| (三)应以规范目的为标准划分强制性规定类型 |
| 第二节 存真的前提:法律正义的二元论 |
| 一、形式正义与法治 |
| (一)形式正义符合法权先天结构 |
| (二)形式正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 |
| (三)形式正义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
| 二、实质正义与法治 |
| (一)实质正义的要义是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 |
| (二)实质正义保障社会主体平等自由的实现 |
| (三)实质正义能够防止正义的过度形式化 |
| 三、正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关系 |
| 第三节 存真:形式正义为主兼顾实质正义 |
| 一、形式正义为主: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合同效力认定路径 |
| (一)类型化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具有普遍适用性 |
| (二)类型化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具有可行性 |
| (三)类型化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具有明确性 |
| 二、实质正义为辅: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 |
| (一)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填补规范空白 |
| (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围绕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而展开 |
| (三)保障强制性规定在个案或疑难案件中实现公平正义 |
| 第四章 公序良俗在强制性规定适用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一节 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正当性基础 |
| 一、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价值基础 |
| (一)对私法自治的批判 |
| (二)限制私法自治和补充发展法律 |
| 二、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道德基础 |
| (一)公序良俗的道德元素 |
| (二)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公序良俗转化为法律规范 |
| 三、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社会基础 |
| (一)社会秩序与法律秩序之关系 |
| (二)公序良俗利于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
| 第二节 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关系之辩 |
| 一、公序良俗异化为识别强制性规定之标准 |
| (一)二分法错将公序良俗作为识别强制性规定的标准 |
| (二)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被混淆适用 |
| (三)公序良俗易导致合同效力不确定 |
| 二、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的界分 |
| (一)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的性质不同 |
| (二)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关系不同 |
| (三)违反公序良俗和强制性规定之法律后果不同 |
| 第三节 公序良俗在强制性规定适用中的作用 |
| 一、公序良俗并非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的实质标准 |
| (一)善良风俗不应作为识别强制性规定的标准 |
| (二)公共秩序无法成为识别强制性规定的标准 |
| 二、《民法典》第153 条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关系导正 |
| (一)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各有独立的适用领域 |
| (二)公序良俗和强制性规定不可重叠适用 |
| (三)强制性规定穷尽后方可适用公序良俗 |
| 第五章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适用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适用的实体性完善路径 |
| 一、建立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模式 |
| (一)市场准入型强制性规定 |
| (二)内部管理型强制性规定 |
| (三)行政管理型强制性规定 |
| (四)外部秩序型强制性规定 |
| (五)伦理道德型强制性规定 |
| (六)政策意见型强制性规定 |
| 二、六种强制性规定类型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
| 第二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适用的方法论完善路径 |
| 一、强制性规定案件适用法律解释方法的必然性 |
| (一)法律解释是适用法律的必然要求 |
| (二)概括性条款的适用需要法律解释方法 |
| 二、强制性规定案件中适用法律解释方法的具体进路 |
| (一)首位解释方法:文义解释 |
| (二)承上启下解释方法:体系解释 |
| (三)最高层级法律解释方法:目的解释 |
| (四)比例原则指导下展开个案的利益衡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 |
| 1.2.2 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原因 |
| 1.2.3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
| 1.2.4 关于“拉美化” |
| 1.2.5 关于拉美“贫困化” |
| 1.2.6 简评 |
| 1.3 研究结构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经济发展的内涵 |
| 2.2 经济发展原因的一般解释 |
| 2.2.1 经济发展分工论 |
| 2.2.2 经济发展要素论 |
| 2.2.3 经济发展制度论 |
| 2.2.4 经济发展关系论 |
| 2.3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及特征 |
| 2.3.1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 |
| 2.3.2 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 |
| 2.4 经济发展模式的划分 |
| 2.5 拉美经济发展模式概念的界定 |
| 第3章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 |
| 3.1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
| 3.2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形成 |
| 3.3 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下的经济表现 |
| 3.3.1 出口经济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
| 3.3.2 工业化初步发展 |
| 3.3.3 城市化发展加速 |
| 3.3.4 收入分配不均衡 |
| 3.4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没落 |
| 3.5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评价 |
| 第4章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 |
| 4.1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
| 4.1.1 凯恩斯理论 |
| 4.1.2 二战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 |
| 4.1.3 拉美结构主义 |
| 4.2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形成及调整 |
| 4.2.1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形成 |
| 4.2.2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调整阶段 |
| 4.3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经济绩效 |
| 4.3.1 经济增长 |
| 4.3.2 现代工业发展 |
| 4.3.3 城市化的迅速扩张 |
| 4.4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评价 |
| 4.4.1 国内市场保护过度,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
| 4.4.2 国际收支持续恶化 |
| 4.4.3 对外资依赖性日益增强 |
| 4.4.4 不重视农业发展,劳动力资源利用不足 |
| 4.4.5 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导致寻租活动盛行 |
| 第5章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
| 5.1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
| 5.2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
| 5.2.1 贸易自由化改革 |
| 5.2.2 金融自由化改革 |
| 5.2.3 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 |
| 5.2.4 税制改革 |
| 5.2.5 劳工和养老金制度改革 |
| 5.3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绩效 |
| 5.3.1 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但仍处于经济恢复阶段 |
| 5.3.2 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控制 |
| 5.4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评价 |
| 5.4.1 贸易开放度加深,但贸易失衡严重 |
| 5.4.2 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 |
| 5.4.3 收入分配不均,人均收入差距加大 |
| 第6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发展趋势及特点 |
| 6.1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 |
| 6.1.1 “激进左派”政府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 |
| 6.1.2 “温和左派”政府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
| 6.1.3 “右翼”政府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 |
| 6.2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趋势 |
| 6.2.1 “激进左派”政府面临巨大挑战 |
| 6.2.2 “温和左派”政府和“右翼”政府政策逐渐融合 |
| 6.3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特点 |
| 6.3.1 发展模式的转换呈“断裂式”、“钟摆式”变化 |
| 6.3.2 拉美经济依然“脆弱” |
| 6.3.3 拉美国家的依附地位依然未改变 |
| 6.3.4 拉美发展模式的演变追求“理论先行”、“整体推进”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制度变迁角度下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原因分析 |
| 7.1 制度变迁理论 |
| 7.2 拉美国家选择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2.1 制度调整的内部原因 |
| 7.2.2 制度调整的外部原因 |
| 7.3 拉美国家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3.1 制度调整的外部原因 |
| 7.3.2 制度调整的内部原因 |
| 7.4 拉美国家选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4.1 债务危机爆发迫使拉美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模式 |
| 7.4.2 债务危机的调整方案迫使拉美国家进行应急性政策调整 |
| 7.4.3 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社会影响 |
| 8.1 “中等收入陷阱”始终无法跨越 |
| 8.1.1 拉美地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经济表现 |
| 8.1.2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
| 8.2 收入分配不均与贫困化程度高 |
| 8.2.1 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高 |
| 8.2.2 贫困化程度高 |
| 8.3 经济自由化背景下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8.3.1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
| 8.3.2 实证结果分析 |
| 8.3.3 主要结论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
| 9.1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经验 |
| 9.1.1 坚持不懈进行减贫工作 |
| 9.1.2 养老金制度改革 |
| 9.2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教训 |
| 9.2.1 过度城市化导致城市贫困化及边缘化现象严重 |
| 9.2.2 不重视农业及农民利益 |
| 9.3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
| 9.3.1 理论创新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
| 9.3.2 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政治条件 |
| 9.3.3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现经济协调发展 |
| 9.3.4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9.4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基层税务局税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研究 ——以云南省F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小结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税收 |
| 二、税源 |
| 三、税源管理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流程再造理论 |
| 二、分工理论 |
| 三、风险管理理论 |
| 第二章 云南省F县税务局税源管理现状 |
| 第一节 云南省F县税务局税源管理的基本情况 |
| 一、F县机构设置及人员组成情况 |
| 二、F县税收收入分析 |
| 三、F县的税源管理方法 |
| 第二节 云南省F县税务局税源管理质量的分析 |
| 一、分析方法介绍 |
| 二、确定分析指标 |
| 三、开展问卷调查及结果分析 |
| 第三章 云南省F县税务局税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存在的问题 |
| 一、税法遵从度较低 |
| 二、纳税人满意度较低 |
| 三、征纳成本较高 |
| 四、税收流失率较高 |
| 第二节 成因分析 |
| 一、法制观念不强 |
| 二、纳税服务质量不够高 |
| 三、缺乏控制成本的有效手段 |
| 四、税源监控不严密 |
| 第四章 国内外优化税源管理的经验和启示 |
| 第一节 税源管理的国外经验介绍 |
| 一、部门之间协作好,税源管控严密 |
| 二、征管手段现代化 |
| 三、机构设置科学 |
| 四、法律刚性强 |
| 第二节 税源管理的国内经验介绍 |
| 一、分级分类管理 |
| 二、纳税服务 |
| 三、信息管税 |
| 第三节 税源管理国内外经验的启示 |
| 一、机制运行方面 |
| 二、突出重点税源 |
| 三、强化信息管税 |
| 四、规范税收执法 |
| 五、风险导向方面 |
| 六、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
| 第五章 基层税务局税源管理优化策略 |
| 第一节 推进税源管理专业化 |
| 一、机构设置专业化 |
| 二、税源分类精细化 |
| 三、工作流程科学化 |
| 第二节 提升税收风险的应对能力 |
| 一、提升上级推送风险信息的应对能力 |
| 二、扩大风险识别范围 |
| 三、提升风险评估质量 |
| 第三节 加快推进数据治税 |
| 一、加快信息化建设 |
| 二、构建协同共治新格局 |
| 三、提升数据分析应用能力 |
| 第四节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
| 一、调整年龄结构 |
| 二、为税源管理岗位充实人力资源 |
| 三、抓好培训提升税务干部专业素质 |
| 四、解决职业疲倦 |
| 第五节 建立健全监督考评办法 |
| 一、对税源管理团队的考核 |
| 二、对税务人员的考核 |
| 三、完善奖惩办法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 附录 云南省F县税源管理质量调查问卷 |
| 致谢 |
（5）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目的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选题特点、难点和问题 |
| 一、特点:海外边疆移民研究 |
| 二、难点:当事人访谈、文献收集和求证 |
| 三、问题:如何看待美国的土地?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资料简介 |
| 一、国内研究简介 |
| 二、国外研究简介 |
| 第四节 海外田野工作方法和研究方法 |
| 一、口述史的方法 |
| 二、历史文献方法 |
| 三、民族学田野调查法 |
| 第五节 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从认识理查德·查尔斯·里奇菲尔德开始 |
| 第一节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
| 一、缘起 |
| 二、美国新教文明的危机 |
| 三、三位一体与四位一体的关系 |
| 第二节 理查德·查尔斯·里奇菲尔德的成长经历 |
| 一、他的童年 |
| 二、他的家庭 |
| 第三节 从里奇菲尔德家看美国边疆移民的家庭教养模式 |
| 一、严厉的母亲 |
| 二、友好的父亲 |
| 第二章 追寻新的土地:第一代里奇菲尔德家族移民 |
| 第一节 格里芬号的到来 |
| 一、第一代里奇菲尔德家族成员踏上美洲大陆的背景 |
| 二、教派分歧与家族起源 |
| 三、荣誉炮兵团的建立和劳伦斯·里奇菲尔德 |
| 第二节 “神圣共同体”及其经济生产方式 |
| 一、斯基尤特:最早的落脚地 |
| 二、巴恩斯特布尔:早期殖民地的开发 |
| 三、早期移民的主要生产活动 |
| 第三节 便宜的土地 |
| 一、从印第安人手里购买土地 |
| 二、成为年轻的土地所有者 |
| 三、新的阶级分化和新教主义的削弱 |
| 第三章 白人的殖民开拓:移民后的里奇菲尔德家族 |
| 第一节 贪婪的土地掠夺 |
| 一、边疆线第一次推进的背景 |
| 二、向西部拓殖 |
| 三、富饶与浪费 |
| 第二节 美国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争取经济自由 |
| 一、美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分工和英国重商主义的失败 |
| 二、掠夺土地与操控民主 |
| 第三节 最自由的民族最革命 |
| 一、辉格党与托利党斗争影响下的生活记录 |
| 二、美国发生独立战争的因素 |
| 第四章 里奇菲尔德先辈经历的独立战争 |
| 第一节 战争是令人痛苦的:里奇菲尔德的战争日记 |
| 一、经历战争打响和动乱 |
| 二、经历恐怖的战争场面和战时生活 |
| 三、士气大增 |
| 第二节 法国军队的到来与参战记录 |
| 一、法国军队的规模 |
| 二、法国军队的行军路线 |
| 三、九月——法国军队参战 |
| 第三节 约翰·麦吉尔弗拉与里奇菲尔德家族的人生交错 |
| 第五章 危险的旅途:里奇菲尔德家族的幸运之神 |
| 第一节 俄勒冈的第一批来客 |
| 一、穿越大平原 |
| 二、莱伯太太和印第安人的“切手事件” |
| 第二节 幸运之神 |
| 一、永远不要走捷径 |
| 二、阿普尔盖特小道 |
| 第六章 最后的边疆:里奇菲尔德家族定居俄勒冈 |
| 第一节 西进运动中的土地政策 |
| 一、运河与铁路的发展和家族的西迁 |
| 二、在南达科塔州的宅地 |
| 三、土地、自由和资本 |
| 第二节 在俄勒冈州的命运交汇 |
| 一、乔治·里奇菲尔德和亚查茨印第安人保留地 |
| 二、威拉米特河谷的繁荣和里奇菲尔德爷爷的铁路爱情 |
| 三、里奇菲尔德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和美国社会家庭结构 |
| 第七章 额外的问题——理查德·里奇菲尔德的惑与解 |
| 第一节 里奇菲尔德的家族精神 |
| 一、国际互助——多元与包容 |
| 二、崇尚和平——理查德·里奇菲尔德对越战的态度 |
| 三、一个家族的内生动力 |
| 第二节 中美建交后里奇菲尔德对中国的访问 |
| 一、从尼克松到里根——共和党执政理念的转向 |
| 二、中美建交之旅与理查德的困惑 |
| 结语 |
| 一、问题的症结——对自由的追求退化成了自由经济的倡导 |
| 二、把根扎进土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革命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
| 1.3.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比较研究的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的生成理路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诞生的时代背景 |
| 2.1.1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2.1.2 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勃兴 |
| 2.1.3 工业革命爆发产生深刻影响 |
| 2.1.4 阶级矛盾和斗争的日益尖锐 |
| 2.1.5 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成为时代课题 |
| 2.2 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 |
| 2.2.1 有为人类谋幸福的远大理想 |
| 2.2.2 对工业发展动态的密切关注 |
| 2.2.3 对无产阶级命运的深切关怀 |
| 2.3 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形成的思想来源 |
| 2.3.1 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关于大工业发展的思考 |
| 2.3.2 西尼尔、穆勒关于工业发展战略的主张 |
| 2.3.3 李斯特关于工业化战略与保护关税的思想 |
| 2.3.4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关于工业与未来制度的探索 |
| 第3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产生、标志、性质的认识 |
| 3.1 工业革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 3.1.1 工业革命是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 |
| 3.1.2 工业革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 |
| 3.1.3 工业革命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 |
| 3.2 工业革命是以工具机为核心的生产体系的建立为标志 |
| 3.2.1 工具机的发明及其在工业生产部门的使用 |
| 3.2.2 用机器来生产机器成为大工业的技术基础 |
| 3.2.3 工厂制度成为与大工业相适应的劳动组织形式 |
| 3.3 工业革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 |
| 3.3.1 工业革命是生产方式的革命 |
| 3.3.2 工业革命是生活方式的革命 |
| 3.3.3 工业革命是思维方式的革命 |
| 第4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正面效应的分析 |
| 4.1 工业革命推动经济的发展 |
| 4.1.1 利益升格为普遍原则 |
| 4.1.2 工业生产部门的兴起 |
| 4.1.3 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 |
| 4.1.4 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 |
| 4.2 工业革命推动政治的发展 |
| 4.2.1 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
| 4.2.2 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增强 |
| 4.2.3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历史舞台 |
| 4.3 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的进步 |
| 4.3.1 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
| 4.3.2 现代工业城市的产生和发展 |
| 4.3.3 大众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
| 4.4 工业革命推动人的发展 |
| 4.4.1 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崇拜自然到自然力的征服 |
| 4.4.2 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对人的依赖到对物的依赖 |
| 4.4.3 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彰显 |
| 第5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革命负面效应的剖析 |
| 5.1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问题日益严峻 |
| 5.1.1 劳动与资本之间矛盾与对立日益尖锐 |
| 5.1.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危机日益显现 |
| 5.1.3 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与全球范围扩展 |
| 5.1.4 工业较发达国家与非工业性质国家矛盾加深 |
| 5.2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问题日益凸显 |
| 5.2.1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
| 5.2.2 资产阶级国家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 |
| 5.3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 |
| 5.3.1 城市污染加剧和居住条件恶化 |
| 5.3.2 城乡对立的尖锐性与日俱增 |
| 5.3.3 教育不公平性与伪善性突出 |
| 5.4 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困境日益突出 |
| 5.4.1 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 |
| 5.4.2 人与人的关系日益分裂与对立 |
| 5.4.3 人的本质的异化 |
| 第6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探索 |
| 6.1 大工业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奠定了基础 |
| 6.1.1 大工业日益要求粉碎自由竞争和个人经营的枷锁 |
| 6.1.2 股份公司和股份制包含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潜在扬弃 |
| 6.1.3 无限扩大的工业生产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前提 |
| 6.1.4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使迈向共产主义成为可能 |
| 6.2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设想 |
| 6.2.1 工业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按计划来共同经营 |
| 6.2.2 劳动产品将以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为原则 |
| 6.3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蓝图 |
| 6.3.1 住宅短缺得以解决 |
| 6.3.2 城乡对立得以克服 |
| 6.3.3 教育成为塑造人全面发展的途径 |
| 6.4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生存前景 |
| 6.4.1 人与自然实现真正的和解 |
| 6.4.2 人的自由个性将得以实现 |
| 6.4.3 人们将开始享受劳动本身 |
| 第7章 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的当代启示 |
| 7.1 重视研究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 |
| 7.1.1 工业革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
| 7.1.2 第四次工业革命兼具机遇与挑战 |
| 7.2 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国家发展的价值导向 |
| 7.2.1 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谋划发展的基本准则 |
| 7.2.2 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在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
| 7.2.3 要让人民群众在发展实践中收获幸福感 |
| 7.3 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
| 7.3.1 要巩固和完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 |
| 7.3.2 要以科技创新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
| 7.4 坚持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 7.4.1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 |
| 7.4.2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问题意识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问题意识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与先行研究 |
| 一、民族学人类学的萨满教研究 |
| 二、国内萨满教研究历程与特点 |
| 三、聚焦蒙古国的萨满教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
| 二、田野工作介绍 |
| 三、论文结构与内容 |
|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中萨满教复兴的文化政策环境 |
| 第一节 蒙古国社会转型 |
| 一、蒙古国生态人文概况 |
| 二、社会转型与民众生计变迁 |
| 三、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 |
| 第二节 蒙古国城市生境 |
| 一、亦城亦乡的蒙古包区居住环境 |
| 二、蒙古包区的居民及其生活状况 |
| 三、困境中居民对宗教解禁的呼吁 |
| 第三节 蒙古国宗教政策与宗教复兴现状 |
| 一、当代蒙古国宗教政策法规 |
| 二、传统与非传统宗教发展现状 |
| 三、蒙古国的宗教格局与萨满教复兴 |
| 第三章 萨满教观念体系的变迁与调适 |
| 第一节 蒙古萨满教发展史 |
| 一、大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的萨满分层 |
| 二、明清时期的萨满教衰落与萨满分类 |
| 三、蒙古人民共和国宗教肃清时期的“佛博一体” |
| 四、宗教解禁后蒙古国边区的萨满教遗存 |
| 第二节 萨满教世界观的调适 |
| 一、对三界宇宙观的新型解释 |
| 二、灵性自然观的代际传承 |
| 三、城市居民的灵魂观 |
| 第三节 萨满教核心神灵信仰的传承 |
| 一、不断丰富的腾格里信仰 |
| 二、山神、水神与山水神 |
| 三、驱使萨满领神的翁滚祖灵 |
| 第四章 萨满领神出道的过程及其调适策略 |
| 第一节 作为神圣资本的萨满病 |
| 一、萨满病与加入式梦境 |
| 二、萨满师徒关系的缔结 |
| 三、唤醒萨满特性与入迷的康复治疗 |
| 第二节 体现圣俗身份转换的萨满服饰和法器 |
| 一、萨满神服及其象征意涵 |
| 二、脱魂与附体的工具:口弦琴和单面鼓 |
| 三、进攻与防护的法器:神杖、铜镜及其他 |
| 第三节 确立正统萨满身份的领神出道全过程 |
| 一、确立萨满身份的初次公开领神 |
| 二、获得社会认可的祭祀山水神仪式 |
| 三、巩固萨满身份和强化族人信仰的祭灶仪式 |
| 第五章 萨满教治疗仪式类型及其功能调适 |
| 第一节 地方性疾病认知 |
| 一、大众疾病观 |
| 二、医院条件与治疗缺陷 |
| 三、萨满教的病因论 |
| 第二节 平衡个体身心的祛污净化仪式 |
| 一、亲历净化仪式 |
| 二、治疗躯体性污染的仪式 |
| 三、治疗心性污染的仪式 |
| 第三节 调节个体与他者关系的治疗仪式 |
| 一、缓解家庭矛盾的治疗仪式 |
| 二、了结邻里恩怨的萨满教仪式 |
| 三、破除萨满诅咒的降神仪式 |
| 第四节 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禳灾祈福仪式 |
| 一、向自然神祈福的祭祀圣湖仪式 |
| 二、禳解新冠疫情的血祭大地仪式 |
| 三、为国祈福的不儿罕山祭天仪式 |
| 第六章 应对与调适失范状态的萨满教社团 |
| 第一节 当代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失范状态 |
| 一、萨满教传承的失范性 |
| 二、萨满教仪式与治疗实践的无序性 |
| 三、萨满牵线“病人”的随意性 |
| 第二节 萨满教社团及其创立 |
| 一、萨满教组织的创立流程及发展现状 |
| 二、学者与草根萨满合作创办的“灶火中心” |
| 三、统合萨满教组织的联合会及其创新型社会角色 |
| 第三节 萨满教组织领导人物的互动与博弈 |
| 一、共推的“典型”:国家大萨满边巴道尔吉 |
| 二、萨满之父:奥德格日乐 |
| 三、共谋与博弈的领导关系 |
| 第四节 规范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团体性活动 |
| 一、对萨满的教学、考核与认证 |
| 二、组织恢复萨满教传统祭祀与祈福的习俗 |
| 三、推动多元社会文化活动的萨满教组织 |
| 结论 |
| 一、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传承与调适 |
| 二、萨满教当代复兴与若干宗教社会问题 |
| 三、蒙古国萨满教研究的学术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西里尔体及畏兀儿体蒙古文字母的拉丁转写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动态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方案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的理论资源 |
| 1.1 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 |
| 1.1.1 马克思的所有权本质理论 |
| 1.1.2 马克思的所有权发展理论 |
| 1.1.3 马克思的所有权结构理论 |
| 1.1.4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有制理论 |
| 1.2 西方产权理论 |
| 1.2.1 产权的本质 |
| 1.2.2 产权的价值 |
| 1.2.3 国家和产权的关系 |
| 1.2.4 马克思所有权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的比较 |
| 1.3 中国传统的矿业国有制思想 |
| 1.3.1 “官山海”思想 |
| 1.3.2 矿业公私兼营思想 |
| 1.3.3 清代的矿业开发管理思想 |
| 1.3.4 “节制资本”思想 |
| 1.3.5 中国传统矿业国有制思想的启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的探索 |
| 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矿产资源所有权问题的初步探索 |
| 2.1.1 确立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基本纲领 |
| 2.1.2 进行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践探索 |
| 2.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的形成 |
| 2.2.1 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的建立 |
| 2.2.2 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的运行模式——无偿使用和计划管理 |
| 2.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
| 2.3.1 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实现模式的创新——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
| 2.3.2 矿产资源所有权管理体制的创新——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分离 |
| 2.4 中国共产党进行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 |
| 2.4.1 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
| 2.4.2 坚持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任务 |
| 2.4.3 坚持通过法治手段推动制度完善、巩固制度建设成果 |
| 第三章 新时代推进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的理论思考 |
| 3.1 我国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本质 |
| 3.1.1 我国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和全民所有的内在一致性 |
| 3.1.1.1 我国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本质是全民所有 |
| 3.1.1.2 我国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是全民所有的表现形式 |
| 3.1.2 实现矿产资源全民所有的保障措施 |
| 3.1.2.1 社会主义民主是实现矿产资源全民性的基本保障 |
| 3.1.2.2 社会主义法治与矿产资源全民所有的实现 |
| 3.2 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权能体系的重构 |
| 3.2.1 影响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权能体系重构的主要因素 |
| 3.2.1.1 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权能的决定作用 |
| 3.2.1.2 矿产资源属性对矿产资源所有权权能的影响 |
| 3.2.1.3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矿产资源所有权权能的影响 |
| 3.2.2 对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权能体系的重新认识 |
| 3.2.2.1 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中使用权能的重新诠释与矿产资源资产所有权的构建 |
| 3.2.2.2 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中收益权能的落实与拓展 |
| 3.2.2.3 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中管理权能的双重性及其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新时代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的原则与路径 |
| 4.1 制度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4.1.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的根本保证 |
| 4.1.2 坚持人民利益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
| 4.1.3 坚持政府和市场的辩证统一 |
| 4.1.4 坚持将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制度建设的主要方法和有力保障 |
| 4.2 制度建设应完善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的结构体系 |
| 4.2.1 矿产资源资产所有权与开采许可权的分设 |
| 4.2.1.1 矿产资源资产所有权的设立及运行 |
| 4.2.1.2 矿产资源开采许可权的独立 |
| 4.2.2 矿产资源资产所有权与开采许可权的配合 |
| 4.2.2.1 设立矿产资源资产所有权出让制度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内在要求 |
| 4.2.2.2 建立矿产资源开采许可制度是对资源市场配置的必要补充 |
| 4.3 制度建设应优化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的行使机制 |
| 4.3.1 建立独立的矿产资源所有权代表机构 |
| 4.3.2 理顺矿产资源所有权行使中的央地关系 |
| 4.3.3 加强对矿产资源所有权行使的监督保障 |
| 4.3.3.1 落实全民的主体地位 |
| 4.3.3.2 强化司法的保障作用 |
| 4.4 制度建设应实现我国矿产资源收益的合理分配 |
| 4.4.1 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实现形式的规范与完善 |
| 4.4.2 完善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机制实现各方主体利益的平衡 |
| 4.4.2.1 理顺中央与地方的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关系 |
| 4.4.2.2 合理确定企业在矿产资源收益分配中的地位 |
| 4.4.2.3 完善资源所在地居民的利益保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综述 |
| (二)国内综述 |
| (三)简要述评 |
| 三、研究架构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架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生成背景 |
| 一、时代印记:文森特所处社会环境 |
| (一)社会变迁:治道变革的时代进程 |
| (二)文化迷思:美国公共行政思想危机 |
| (三)经济复兴:新古典自由主义复兴 |
| (四)政治困境:大城市地区政府制度失败 |
| 二、理论思考:多中心体制的研究传统 |
| (一)立足行政学视角的研究分析: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关系 |
| (二)立足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分析:市场与公共权力的相互关系 |
| (三)立足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分析:信任与社群的相互关系 |
| (四)立足法学视角的研究分析:民主与法制的相互关系 |
| 三、学术积淀: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渊源 |
| (一)公共选择理论 |
| (二)合作博弈理论 |
| (三)官僚制理论 |
| (四)主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构建逻辑 |
| 一、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生成的演进路径 |
| (一)传统秩序理论:市场秩序和主权秩序 |
| (二)创新多中心理论:权力分散和交叠管辖 |
| 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的逻辑演绎 |
| (一)多中心立宪秩序:立足美国宪法的实践经验 |
| (二)多中心公共经济:立足大都市地区治理的特征 |
| (三)多中心政府体制:立足美国西部资源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分析特色 |
| 一、明晰制度框架:以明晰制度分析框架为依托 |
| 二、实现自主治理:以自治为动力拓展价值 |
| (一)自主治理的多中心理论背景 |
| (二)自主治理的多中心框架分析 |
| 三、保障互惠信任:以信任架构实现持续发展 |
|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
| (二)多中心下的信任超越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实践运用 |
| 一、多中心治理思想下的警察服务研究 |
| (一)警察服务研究的前提:突出权力分散 |
| (二)警察服务研究的过程:注重交叠管辖 |
| 二、多中心治理思想下的非洲国家自然资源治理 |
| (一)非洲国家自然资源治理的现实前提:强调多元主体 |
| (二)肯尼亚水资源多中心治理的过程:关注跨级统辖 |
| 三、多中心治理思想下的金融经济分析 |
| (一)金融经济与多中心体制的结合:认同多边参与 |
| (二)金融运行的实践方向:走向重叠监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延伸 |
| 一、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一)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二)民主行政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拓展 |
| 三、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思想的局限审视 |
| (一)理论层面 |
| (二)实践层面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理论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点、难点 |
| 五、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相关理论 |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二、法与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构成 |
| 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权能分析 |
| 四、国外土地产权构成及权能分析 |
| 第二节 1949 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概况 |
| 一、第一阶段(1949 年—1956 年):合作化运动时期 |
| 二、第二阶段(1956 年—1978 年):人民公社时期 |
| 三、第三阶段(1978 年—2012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
| 四、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三权分置”改革实施期 |
| 第三节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 |
| 一、演化博弈理论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二、对各个阶段产权变革的演化博弈分析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以河北省部分地区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为样本 |
| 第一节 河北省个别地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情况 |
| 一、邢台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二、定州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 |
| 一、农村集体资产难核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难确定、集体资产股权难设定 |
| 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流转难、抵押担保难和有偿退出难 |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权能规则不完善 |
| 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 |
| 五、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不清 |
| 六、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范围不明、改革不畅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影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程 |
| 二、统分结合经营体制长期失衡,制约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三、法律法规不健全,影响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第三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概念界定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性质与特征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作用 |
| 一、明晰产权结构、释放产权权能 |
| 二、实化农村所有权 |
| 三、推进乡村振兴 |
| 四、优化乡村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路径 |
| 一、提升农村各治理主体间的协调性 |
| 二、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科学性 |
| 三、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保障性 |
| 四、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合法性 |
| 第四节 农村产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转换路径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架构的静态设计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动态运行 |
| 第四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四大行权主体 |
| 一、“农村承包权人集体”——承包地所有权 |
| 二、“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宅基地所有权 |
| 三、“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四、“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行权模式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架构 |
| 第四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的治理问题分析 |
| 第五章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一节 科斯定理及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二节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运行审视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决策事项与程序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科斯定理审视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前提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 |
| 三、“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成本效益SWOT分析 |
| 第四节 经济绩效管理视角下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一、绩效管理与“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二、“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绩效管理剖析 |
| 第六章 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
| 第一节 产权归属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化 |
| 一、构建流程规范、账实清晰、公开公正的清产核资大格局 |
| 二、构建设置科学、动静结合、权能完整的股权管理模式 |
| 三、构建主体明确、范围清晰、分配合理、渠道科学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产权流转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市场化 |
| 一、基础——由“确权确地”向“确权确股不确地”转变 |
| 二、关键——由“政府干预”向“市场运作”转变 |
| 三、核心——由“单一形式”向“协调联动”转变 |
| 四、支撑——由“重流转轻保障”向“流转保障并重”转变 |
| 五、突破——由“权能杂糅”向“赋权明责”转变 |
| 第三节 产权保护与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治化 |
| 一、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
| 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的相关规定 |
| 三、成立独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智慧产权与农村集体产权的科技化 |
| 一、区块链技术作为关键支撑 |
| 二、构建“区块链+农村土地确权及流转”模型体系 |
| 第五节 信息披露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公开化 |
| 一、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原则 |
| 二、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内容、标准与方式 |
| 三、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风险 |
| 四、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结果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国外矿地产买卖特权对我国建立矿产勘查市场机制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D]. 牛安琪. 吉林大学, 2021(01)
- [2]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3]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D]. 周冲. 吉林大学, 2021
- [4]基层税务局税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研究 ——以云南省F县为例[D]. 苏振武.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5]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D]. 朱美姝.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0)
- [6]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革命思想研究[D]. 袁玥. 辽宁大学, 2021
- [7]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D]. 包海波. 兰州大学, 2021(09)
- [8]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建设研究[D]. 王士亨. 山西大学, 2020(03)
- [9]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研究[D]. 王梦. 吉林大学, 2020(01)
- [10]“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D]. 邢伟.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