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星闪耀的乡村——河南荥阳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纪实（论文文献综述）
谢安民[1]（2020）在《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世纪以来,农村文化礼堂的兴起是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最为显眼的变化。它起初是浙江北部新农村建设中的自发行为,十八大前后被浙江、河南、湖北等省在属地农村推广,2019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一项乡村治理国家政策。在此过程中,礼堂建设主体事实上一直是新乡贤。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可,文化礼堂乃是当下最重要的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但是,就其形成机制而言,已有研究往往与政府宣传策略一致强调普通村民的行为意义,而无视或者低估了乡村精英的参与作用。它们也未看到乡村精英内部互动关系对礼堂公共空间的直接影响,也即后者产生于既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下。基于浙江省新乡贤参与礼堂建设案例,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本世纪以来的乡村精英角色、乡村治理格局的变迁如何影响了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构建,是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多数学者使用广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抽象的人。有关研究因为过于空泛,不太具有现实分析力。少数学者使用了狭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各种乡村行动者。但是,这些研究对于乡村精英作为公共领域行动者的动机及意义分析都不太明确。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乡村公共空间总是直接形成于一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中。在大多数研究中,本世纪乡村治理格局总体上仍被归为改革后的乡政村治模式。其结果是,忽略了乡村两级多种治理主体之间的交错关系。有少数学者试图避免这种简化倾向,转而认为近二十年时期形成了新双轨政治模式。然而,实际上仍未根本摆脱乡政村治论的影响。当然,这些文献包含的乡村精英角色分析,正是探讨乡村治理格局之于乡村公共空间的影响关系的核心内容。乡村精英研究一般存在三种视角:国家附属论、国家与社会中介论和地方精英能动论。对于新乡贤这一新兴乡村精英研究的主流视角相当于中介论。实际上,能动论更为符合近年来新乡贤的去国家化的命名及其实际的治理主导者形象。本研究运用“地方精英能动论”、“双轨治理”和“交往型公共领域”框架,分析本世纪以来新乡贤动员地方文化和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确认其在乡村治理格局中的公共权威,主导构建新型乡村公共空间的过程。在乡村礼堂建设过程中,新乡贤总体上相对于基层政府官员属于交往行动者,但是相对于普通村民较多扮演了策略行动者的角色。在新乡贤群体内部,村两委干部相当于策略行动者,乡村文化人、老党员、老干部和经济能人等相当于交往行动者,他们之间是一种策略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对于乡村治理格局,进而对乡村公共空间的起承转落有决定性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资料为浙江政府官方评选的省市两级、两届“最美文化礼堂人”共126人的事迹介绍材料,他们包括村干部、乡村文化人、退休或在职教师、退休干部、经济能人、志愿者等。本研究还使用了笔者在浙江文化礼堂发源地A县的4个村庄的田野调研资料,以及二手收集的浙东南H县的6个村庄资料。本研究认为,新乡贤乃是与传统士绅相似的非正式的能动性的乡村精英,他们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复合双轨”中的公共权威。在政府规划乡村礼堂建设机遇下,新乡贤主要出于个人自身文化需求、村庄治理诉求和宗族吸引等,全面参与了乡村礼堂的规划、筹资和设计的各个过程,并将其构建为自身群体的文化交往的公共空间,为其文化权威的建树奠定了物质性和组织性基础。这种公共空间具有泛文化的特征,可称之为“新乡贤交往空间”。它是指处于基层政府与普通村民之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在其中,新乡贤占据了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并从基层政府和普通村民两边获取象征性或实质性的文化认同。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政府和村民的中介领域,但是在根本上仅代表新乡贤自身。目前,“新乡贤交往空间”发展还不充分,它既受基层政府外部支持,又受其控制,更主要的是,它为新乡贤群体内部权力关系所限制。然而,它有可能丰富未来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制度。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是阐明了“新乡贤交往空间”兴起的社会本质,论证了其赖以形成的“双轨治理”的直接条件和“精英能动”的根本条件,为在乡村社会中调适经典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个案。本文的“新乡贤交往空间”明显不同于国内农村研究中的以普通村民为主体的“公共空间”,而与海外中国研究中的“文化网络”、“士绅社会”有所相似。不过,新乡贤交往空间并不拥有“士绅社会”的特权功能,而更多地是文化性公共空间,它是当代乡村“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存在一定的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潜力。“新乡贤交往空间”有别于西方社会实际存在的“宰制型公共领域”,也不是规范意义上的“自由型公共领域”,而是“教化型公共领域”。这些发现,使得本研究同时具有为实现乡村治理振兴提供借鉴的现实意义。
陈杰[2]（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文中认为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团结凝聚了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铸成了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汇聚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因此,从话语建构视角对群众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窥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进程,就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蕴:一是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二是中国诞生了“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三是十月革命提供了依靠人民群众赢得革命胜利的范例。但这里的“新”,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跨界融合、创造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特殊的时代语境孕育了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阐发之基,发轫之根。所谓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能融通党“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思想主张、政治观点、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贯穿党的各领域各方面群众工作实践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言说与转化的宏大话语有机系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建构性、内容开放性、党群互动性等特性,具备理论的建构与转化、文化的诠释与传承、价值的引导与认同等功能,呈现出政治话语、时代话语、理论话语、大众话语的表现类型,涵盖了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话语交往等要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将思想付诸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转化。这种“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掌握和运用理论的人民群众。只要实现了这种彻底的理论对群众的掌握,也就实现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的转化。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中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群众运用理论的跨界融构呢?无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阐释这一转化发展机制的重要注脚之一。话语体系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又建构着新的社会结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绝不是单纯的理论叠加或话语重塑,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外特殊时代语境中孕育而出的知识、话语和信仰体系。它贯穿于“照着说”“接着说”“用着说”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发展理路中,融构于俄式话语向中国话语转换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是党同群众沟通的符号系统,是党群和谐共生的动态系统,更是党对群众思想主导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体系。从此种意义上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在于始终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阐释着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动员群众自觉行动的大众话语。同时,从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问题、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密切党群关系的存亡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等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话语主题设置。从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机制,在保障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制度认同促进群众的政治参与,区分群众工作对象而实现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等方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理论”的路径认同,并将这种“理论”掌握群众后产生的“物质力量”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道义”范围和话语范式,化作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与战争的持久力量。简言之,谁拥有了创造话语的权力和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的权力,谁就可以向人民大众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解释和表达,继而拥有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权力。这既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过程性与结构性统一的历史视野,也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生成——存在”结构分析法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框架。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是一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思共构的统一过程。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话语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创新发展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三化”宏大叙事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理论自信是前提、人民利益是基础、意识形态是关键、党组织建设是保证、党心民心是根本的基本经验,但也遭受了党内滋生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倾向的干扰,而产生了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为民立命,为民谋利”核心价值,充分汲取和挖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在创新党的领导、坚守人民利益观、密切党群关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等方面提供以资借鉴的智慧、力量和价值。
施州[3]（2019）在《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研究》文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大规模的总体战争,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美国凭借其强大国力和武装力量领导同盟国赢得最终胜利。其胜利的原因,除了正义战争之性质这一主因之外,离不开战时国家意志的凝聚,更离不开战时人民力量（包括大规模战争物资生产）的动员。二战期间,美国政府积极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报刊、广播、海报等媒介进行战时动员,其中尤以海报为重要宣传工具。海报宣传发挥强大效果,深刻影响了战争进程。同时,二战还对传播学产生巨大影响,传播学几位奠基人都参与战时宣传研究,开创重要理论体系,为传播学奠定理论基础。二战是近代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战争,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输出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时至今日世界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格局依然深受二战影响,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的意义深远。本研究以战时宣传理论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对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活动进行个案分析。本研究挖掘了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有关海报宣传的重要文献,收集整理了651张政府海报样本,以宣传研究方法论为基础,结合经典传播学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法建构历史语境,采用定量内容分析法对海报样本作整体规律分析,用定性符号学文本分析法对单张海报进行意义解读。本研究分别从政府海报的“宣传组织运作机制”、“宣传渠道和媒介景观”、“宣传策略、宣传内容和宣传形式的流变”、“国家精神宣扬”、“战争逻辑建构”、“军事神话塑造”、“社会身份认同”、“文化价值输出”互为有机关联的八个方面对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活动进行全面透彻的解析。本研究发现,战时宣传组织并不一定是官方垄断式,也可以采用官民协作机制,充分调动全社会资源,进行创作、发布,并通过事件配合、媒体联动等方式,共同营造媒介景观。战时宣传策略、宣传内容和宣传形式要避免抽象说教,而要具象化、通俗化。战时宣传的内容可以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宣扬国家精神和爱国主义;建构战争的性质和目标;塑造正义之师和强大武装力量的形象;促进国民身份认同,缓解社会矛盾;输出本国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本研究继承了传播学先驱的研究传统,是对战时宣传理论的延续和补充。本研究认为战时宣传研究首先要关注宣传组织,同时要分析宣传渠道、媒介事件、媒介景观、宣传策略、宣传内容、宣传形式;具体宣传内容分析不仅要从国家、战争和军事层面,也要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切入。本研究为后续战时宣传研究供了新的框架和思路。同时,本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我国政府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加以凝聚国家意志、团结民心、动员全民参与;在重大历史转折期对内对外加以宣传国家精神、军队形象、国家软实力等重大问题供极其鲜活的典例和范式。
娄钰晗[4]（2019）在《大跃进前后牲畜饲养问题研究 ——以开封专区农村为例（1956-1962）》文中研究说明牲畜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宝贵财富。集体化时期的牲畜饲养活动不单单是一项农业生产活动,也是一项政治化的群体运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乡村社会的牲畜所有权不断发生变化,底层农民的饲养活动也随之发生改变。看似简单的牲畜饲养活动实际涉及到牲口粮食、饲养员以及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博弈的多重面相。1958年底,中共开封地委开始了牲畜“大跃进”运动。在跃进的前期,政府采取“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方针,对农民进行小家畜饲养和售卖的举动保持了宽容的政策。随着跃进形势的进一步严峻,粮食的紧张带来了农村社会的全面恐慌。严重缺粮的农民完不成征购任务,不得不将口粮、饲料粮和种子粮上交,这几乎封死了散养牲畜的所有途径。但政府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下达了牲畜增肥增量的指令。牲畜要增肥增量,必不可少的就是饲料和饲草。为了储存饲料饲草,开封专区地委组织各个队贮草、调剂余草,县社之间矛盾重重。因饲草极度短缺和价格被哄抬,开封地委不得不下拨饲草贷款及采取“工分代草”的措施,推动民众饲养牲畜的积极性。在“牲畜大跃进”的指标命令下,饲养员这一群体因兼具“阶级”与“技术”等多重符号格外引人关注。大量的宣传报告和文学品聚焦在农村饲养员,并以此建立起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道德楷模的经典形象,在乡村社会被广泛宣传,但与之存在差异甚至相悖的另一面相则遭到隐藏。在“饲养员地位提高”的阶级话语下,我们可以发现其背后交织着生存需求和权利话语。
荀羽琨[5]（2019）在《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文化符号,为从古到今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诞生于现代中国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丝路文学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又融入了强烈的时代意识,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丝路人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命运变迁和精神嬗变。本文从中国西北丝绸之路多民族的历史经验和多样性的文化形态入手,系统的梳理了现代以来这一地理文化空间中文学演变的内在脉络,使这一文学形态独特的文化蕴涵和美学精神得以准确而全面的呈现。第一章,回顾古代丝绸之路和丝路文学的历史。丝绸之路的产生来自于军事外交和商业力量的推动,它不仅是中西之间进行物质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成为中西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路文化随着民族迁徙、文化使者、宗教求法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在丝绸之路上诞生的神话、诗歌、游记等作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局面。第二章,梳理了现当代丝路本土文学的发展脉络。现代丝路文学通过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赋予了丝路文学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品质。共和国时期的丝路文学和新中国的创业实践同声共振,丝绸之路的自然地理和民族文化成为表征革命精神的一个巨大的构型空间。新时期的丝路文学则经历了从地方意识到丝路文化的自觉,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源泉。第三章,梳理西行文学发展与演变的轨迹。民族国家危机语境中,外国探险家、文人学者、中外记者共同创造了丝路游记的繁荣。建国后西进热潮中的出现的“牧歌”与“战歌”,把异域文化元素整合到歌颂新中国的宏大叙事之中。新时期丝路上的流寓作家则通过小说的虚构和想象表达了他们的在地经验,塑造了一个充满情感和温度的人文丝路形象。第四章,分析了多元文化语境中丝路文学的文化主题。乡土守成构成了丝路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价值立场,推动作家穿透乡土生活和民俗风情的表层书写,不断抵进文化心理的深度呈现。丝绸之路上丰富的宗教元素为张承志、石舒清、雪漠这些拥有宗教背景的作家提供了理解文学和生命的价值根基。红柯的小说则试图把游牧文化的刚健之气灌注到关中文化之中,实现儒家文化的更新和重建。第五章,概括了丝路文学的美学精神。创造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基石,作家满怀激情的歌颂了丝路民众在建设新国家和新生活中所展现出的生命力量。丝路文学中所体现的苦质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内质,苦行僧式的写作观念和对苦难的超越成就了丝路文学崇高的精神追求。中国现代西北丝路文学携带着丝路文化的历史经验,以强烈的开拓精神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文化重建的时代命题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丝路文化的角度研究现代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不仅是对现代文学研究视角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一种更新,而且对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中的“中国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周新年[6]（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曾小锋[7]（2018）在《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初,中国的会匪因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被中外学者称为“土匪王国”,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华南遍布洪门、沿海地区青帮独大、西北哥老会林立、华北红枪会盛行、华中“神兵”四起,形成了一道别致的人文风景线。包括土匪、帮会、会道门在内的会匪在中国大地上由来已久,经过历史的激荡,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和深远的影响力展现在世人面前。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中共决心以武装暴动的方式回应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在继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城市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赣、闽、鄂、湘等数省交界、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广泛发动农村暴动,深入开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在暴动胜利后的地方,先后建立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等十几块大小不等的苏维埃区域。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开展武装暴动地方,亦是会匪势力比较集中的区域。地处边远、山高林密、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条件落后、生活水平低下;宗教迷信思想浓厚,粗旷的民风和强烈的反抗意识等为会匪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条件。据统计,中国苏维埃区域的帮会、土匪有10万余人,各类会道门武装150万余人。如此庞大的民间武装力量,是中共领导苏维埃革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当中共以苏维埃革命为旗帜,对广大边远、落后的农村进行历史性介入后,必然会对当地的社会控制势力——会匪带来很大的冲击。经过一段时期的考量和博弈后,会匪对苏维埃革命采取了合作改编、激烈对抗、保守中立和投机反叛等四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虽然苏维埃政权与会匪都是平等的博弈主体,但是前者因肩负宏大的政治目标而更占据主动地位。如何治理这些类型复杂、功利善变的会匪,这极大地考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智慧和治理方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城市流氓无产阶级的经典阐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具体指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理论探索以及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等,共同构成了苏维埃治理会匪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苏维埃政府坚持团结改造、为我所用的原则立场,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会匪采取了全面治理的方略。首先,在横向上进行分类治理,提出了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的方略。针对会匪的不同政治倾向,苏维埃政府分别作出收编改造、严厉打击、争取拉拢和揭破清除等不同的治理政策。其次,根据苏维埃革命运动的特点,可以大致将其分为武装暴动、地方割据、执政巩固和长征陕北等四个历史阶段,从纵向上对会匪分别采取利用争取、团结改造、肃清洗刷和综合治理等政策。在对会匪的具体改造实践中,苏维埃政府又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治理。总体上看,苏维埃政府对会匪的治理是成功的,契合了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和苏维埃革命任务的需要。尽管如此,苏维埃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会匪治理的成效呈现明显的差异性,早期武装暴动时期,因受中共“六大”决议歼灭匪首的片面思想影响,未能争取大部分会匪参加革命而导致成效不理想;地方割据时期治理会匪效果良好,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盗贼绝迹”的景象;执政巩固时期苏区境内的会匪基本得到肃清,但因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不少已经改造良好的会匪骨干分子遭到清洗;陕北时期由于借鉴了前期的经验教训,成功将会匪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如陕北最大的会匪组织——哥老会,被治理成为抗战救国的革命团体。苏维埃政府对会匪的治理是在国共两党生死较量、军事斗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下进行的,同时也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开展的,体现了严酷革命环境的战时性、首次局部执政的开拓性和广泛发动群众的运动性等历史特点。通过详细梳理会匪治理的历史实践,苏维埃政府在坚持区别对待的总体策略、坚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制度化、治理手段多样化等方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然而,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苏维埃对会匪的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草创性和欠完备,不平衡和反复性以及过激化等缺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本着党史为现实服务的原则,通过厘清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进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当前基层社会的黑恶势力、反动邪教组织等治理提供历史借鉴。
周晓瑾[8]（2018）在《《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文中研究表明《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是党的政治宣传的具体方式之一,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贡献了巨大力量。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宣传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思想宝库。但是,时代的发展却暴露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局限性,民众主体意识的高涨、价值观的多元化、新媒体的勃兴、使《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巨大挑战,于此,非改进其报道无以阻止《人民日报》“英模报道”之颓势。本文在绪论部分梳理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研究的历史和界定了相关核心概念。第一章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并介绍了《人民日报》创刊和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其“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与报道栏目变化。第二章分析了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情况。通过结合不同时期《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数量和类型的变化统计表,分析了变化的整体趋势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态势。在第三章中,论文分时期呈现了英模报道数量变化和英模报道类型变化、分析了报道英模的形象变化和形象变化的原因,最后阐述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形象变化造成的社会效应。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构成的挑战和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具体而言,《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宣传理论更新的挑战、社会价值多元和英模精神单一的挑战以及政治宣传效应衰退的挑战。应对挑战,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其次,要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再次,要改进报道方式、技巧和风格,最后,要运用新媒体技术提升英模报道的实效性。
王翠云[9]（2017）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上海市郊区敬老院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发生在中国特殊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从1958年开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为顺应运动的发展,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年12月,上海市民政局根据中共中央"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人（五保户）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场所"的指示,开展了敬老院建设工作,敬老院应运而生。文章选择沪郊敬老院为研究对象,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对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五保老人的集体养老实践进行考察,深刻反思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宏大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重要性,期望对当下养老事业建设有所裨益。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上海市郊敬老院的兴起既受到形势的影响,也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理想实践的产物,还是中华民族敬老爱老传统在这一时期的延续。透过敬老院的兴衰历程可以看出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漩涡中的敬老院可谓命运多舛,开始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一哄而起,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敬老院工作中问题的显露,部分敬老院无声解散。虽然在上海市民政局的一番整顿和调整后敬老院得以恢复、维持,但好景不长,大部分敬老院终归难逃解散的命运。笔者通过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对敬老院的具体运行状况进行了考察,包括入院标准设定与服务人员选拔、宣传教育动员与物资经费筹备、生产文娱活动与精神生活关照、日常生活照料与院内事务管理等方面。在此研究基础上,结合敬老院的兴起及历程,发现并重点探讨其所呈现出的若干问题,主要有敬老院一哄而散的原因、一切为公的体制下敬老院的干部工作弊端、为何"敬老"的初衷最后成了一厢情愿、中央政府在敬老院运行中应尽的职责四个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的敬老院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有得又有失,一方面,敬老院的出现使五保老人老有所养,妥善地安排了孤寡老人的生活和生产,对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另一方面,敬老院存在诸多弊端,不但未达到敬老效果反而对老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刘长军[10]（2016）在《《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文中提出自党的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连续出现在党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和党的决定之中。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实践进行指导,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目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关键时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用来凝聚全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战略举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进行得如何,既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关乎党的执政合法性。研究历史重在映照当代。本文选取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这一时段,从党报切入,回顾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简要历程,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本文采取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考察《人民日报》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等理论的宣传;另一方面紧紧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重点考察《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与推动。本文在具体研究中发现《人民日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时刻突出了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鲜明特色,在宣传理论的时候强调学理论是用来指导具体实践的,在宣传和推动党的中心工作中时刻不忘记解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通过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考察,本文总结梳理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以及凝练了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启示,由此完成了研究历史照映当代的研究价值。本文共分为9章。第1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缘由、该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采取的具体研究方法、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内涵。第2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办党报出发,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创办党报的历程,梳理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过程。第3章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以及社会领域的实际出发,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性与可行性,同时简要回顾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进程。第4章围绕着《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进行考察:一是介绍了《人民日报》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二是梳理了《人民日报》如何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运用;三是考察了《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本载体的宣传;四是介绍了《人民日报》与其他媒介联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推进。第5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一是介绍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二是结合党的中心任务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传播了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三是结合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过渡时期总路线内容;四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本载体《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以及受到国内外欢迎的盛况。第6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宣传与推动:一是针对城市工人和干部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推动党对工人和干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活动;二是针对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困难,引导广大民众树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三是助推城市的建设;四是宣传和配合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第7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建立的宣传与推动。第8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成效:一是有助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二是推动了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三是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第9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一是分析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局限性;二是总结提炼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存在的现实启示。
二、红星闪耀的乡村——河南荥阳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纪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红星闪耀的乡村——河南荥阳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1）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3 分析框架 |
| 1.4 资料方法 |
| 1.5 本文观点 |
| 2.精英的转换 |
| 2.1 传统士绅 |
| 2.2 民国新乡绅 |
| 2.3 集体农村干部 |
| 2.4 改革后新乡贤 |
| 3.“双轨”的重建 |
| 3.1 平衡双轨 |
| 3.2 长单轨 |
| 3.3 强单轨 |
| 3.4 复合双轨 |
| 4.礼堂的复兴 |
| 4.1 传统礼堂 |
| 4.2 近代礼堂 |
| 4.3 农村礼堂 |
| 4.4 文化礼堂 |
| 5.新乡贤的参与 |
| 5.1 规划选址 |
| 5.2 规模设计 |
| 5.3 建设筹资 |
| 5.4 布局展陈 |
| 6.内在的动力 |
| 6.1 村民的文化需要 |
| 6.2 新乡贤的文化兴趣 |
| 6.3 村庄的治理诉求 |
| 6.4 宗族的吸引 |
| 6.5 女性新乡贤的作用 |
| 7.自我的限制 |
| 7.1 村庄领导的竞争 |
| 7.2 村两委成员的冲突 |
| 7.3 乡村文化人的工具化 |
| 7.4 乡村文化人的行政化 |
| 8.基层政府的策略 |
| 8.1 行政动员 |
| 8.2 业务指导 |
| 8.3 被动支持 |
| 8.4 特意排斥 |
| 9.乡村交往的重构 |
| 9.1 “礼治”交往 |
| 9.2 文化交往 |
| 9.3 再组织化 |
| 9.4 村域外交往 |
| 10.结论 |
| 10.1 新乡贤交往空间的历史形成 |
| 10.2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文化网络 |
| 10.3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士绅社会 |
| 10.4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公共领域 |
| 参考文献 |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内容及创新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的要义把握 |
| 2.1 话语及话语体系的基本概述 |
| 2.1.1 话语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1.2 话语体系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及中国逻辑 |
| 2.2.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 |
| 2.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中国逻辑 |
| 2.3 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厘定 |
| 2.3.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 |
| 2.3.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类型要素 |
| 2.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要内涵 |
| 第3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理论溯源 |
| 3.1 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梳理 |
| 3.1.1 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1.2 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2 历史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滋养启示 |
| 3.2.1 传统民本思想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滋养 |
| 3.2.2 辛亥革命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启示 |
| 第4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发轫 |
| 4.1 催生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并与群众实践结合的国内语境 |
| 4.1.1 “五四”时期群众性运动的实践洗礼 |
| 4.1.2 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与论战 |
| 4.2 唤起中国人民觉醒并推动革命运动高涨的国外语境 |
| 4.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及人民群众的影响 |
| 4.2.2 十月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 |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 |
| 5.1 “照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移植与实践(1921.7-1927.7) |
| 5.1.1 “工人运动的怒涛”中俄式话语的全面植入 |
| 5.1.2 “打倒列强除军阀”对俄式话语的适应性嬗变 |
| 5.1.3 “农民运动‘好得很’”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初步萌发 |
| 5.2 “接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探索与转换(1927.8-1938.11) |
| 5.2.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苏维埃革命话语建构 |
| 5.2.2 “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背离 |
| 5.2.3 “发展群众创立新苏区”长征时期的话语调适 |
| 5.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主导权的成功转化 |
| 5.3 “用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再造与认同（1938.12—1949.9） |
| 5.3.1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实践 |
| 5.3.2 “群众路线”话语的创造性表述 |
| 5.3.3 “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迎接解放区群众工作话语新发展 |
| 5.3.4 “第二条战线”开辟蒋管区群众工作话语新阵地 |
| 5.3.5 “学会管理城市”面临城市群众工作话语新挑战 |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价值、主题和路径 |
| 6.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 |
| 6.1.1 恪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 |
| 6.1.2 阐释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 |
| 6.1.3 动员群众自觉行动实践的大众话语 |
| 6.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题设置 |
| 6.2.1 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主题 |
| 6.2.2 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主题 |
| 6.2.3 密切政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存亡主题 |
| 6.2.4 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主题 |
| 6.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认同路径 |
| 6.3.1 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嵌入及主导作用 |
| 6.3.2 满足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 6.3.3 注重制度建设以实现群众有效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 |
| 6.3.4 区分不同阶级阶层群众的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 |
| 6.3.5 以群众路线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 |
| 6.3.6 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 |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中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经验、反思和启示 |
| 7.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经验 |
| 7.1.1 坚定和笃信理论自信是前提 |
| 7.1.2 实现和扞卫群众利益是基础 |
| 7.1.3 创新和强化意识形态建设是关键 |
| 7.1.4 建设和净化党政组织是保证 |
| 7.1.5 凝聚和赢取党心民心是根本 |
| 7.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反思 |
| 7.2.1 话语体系模式化与群众工作中的盲动主义 |
| 7.2.2 话语体系僵化与群众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
| 7.2.3 话语体系神圣化与群众工作中的个人崇拜 |
| 7.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启示 |
| 7.3.1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的创造性领导 |
| 7.3.2 树立正确人民利益观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
| 7.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本质在于永远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
| 7.3.4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与政治认同的话语优势 |
| 7.3.5 提升话语传播能力适时抢占群众工作意识形态制高点 |
| 7.3.6 立足国情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以涵养群众工作话语体系 |
| 结语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3）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与成果综述 |
| 一、中外文献综述 |
| 二、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三节 理论辨析与概念界定 |
| 一、宣传理论问题辨析 |
| 二、研究对象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基本框架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第一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公共协作机制 |
| 第一节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组织机构流变 |
| 一、政府海报的主要需求方 |
| 二、政府海报官方主导机构的流变 |
| 三、官方与民间机构合作机制 |
| 第二节 政府海报的创作与采购模式 |
| 一、明星海报回购模式(1941-1945年) |
| 二、海报大赛征集模式(1941-1942年) |
| 三、协调机构原创模式(1942-1945年) |
| 四、专家协同创作模式(1943-1945年) |
| 第三节 政府海报印刷和媒体投放模式 |
| 一、政府海报的指定印刷方 |
| 二、民间公司组织捐赠和分发 |
| 三、基层志愿者分发和张贴 |
| 小结 |
| 第二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媒介景观营造 |
| 第一节 海报分发渠道策略和趋势 |
| 一、海报渠道系统设计 |
| 二、海报分发与张贴技巧 |
| 三、海报数量与年份趋势 |
| 第二节 海报在各类生活场景的运用 |
| 一、海报在户外场景 |
| 二、海报在工厂场景 |
| 三、海报在校园场景 |
| 四、海报在社区场景 |
| 第三节 海报相关媒介事件与媒介景观 |
| 一、杂志国旗封面运动 |
| 二、海报与视觉艺术大赛 |
| 三、海报与战时宣传展览 |
| 四、海报与真人宣传活动 |
| 五、海报与战时宣传电影 |
| 小结 |
| 第三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宣传策略流变 |
| 第一节 二战前海报宣传的历史演变 |
| 一、二战前海报宣传简史 |
| 二、一战中美国政府海报宣传 |
| 三、一战与二战海报宣传策略对比 |
| 第二节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宣传理念博弈 |
| 一、政治艺术派的理想主义 |
| 二、商业广告派的专业主义 |
| 三、政府海报的商业化趋势 |
| 第三节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宣传内容流变 |
| 一、美国政府总体宣传策略 |
| 二、政府海报宣传主题分析 |
| 三、从抽象爱国到说服行动 |
| 第四节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宣传技巧嬗变 |
| 一、正反两面理诉求 |
| 二、温和的恐惧诉求 |
| 三、大众视觉艺术 |
| 四、人物情感共鸣 |
| 五、乐观主义基调 |
| 小结 |
| 第四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国家精神宣扬 |
| 第一节 政府海报中的国家精神溯源 |
| 一、独立宣言中的自由精神 |
| 二、开国元勋的精神图腾 |
| 三、四大自由的对外传播 |
| 第二节 政府海报中国家精神的战时表述 |
| 一、国内外民主统一战线 |
| 二、外交关系的政治宣言 |
| 第三节 政府海报的爱国主义图形符号象征 |
| 一、国旗的爱国主义象征 |
| 二、国旗的爱国主义背书 |
| 三、国旗的爱国主义隐喻 |
| 第四节 政府海报的国家精神图像符号象征 |
| 一、国家精神的人格符号象征 |
| 二、国家精神的物化符号象征 |
| 小结 |
| 第五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战争逻辑建构 |
| 第一节 政府海报中的战争定性 |
| 一、敌方谬论的批判 |
| 二、屠杀行为的揭露 |
| 三、难民问题的态度 |
| 第二节 政府海报中的战争场景 |
| 一、我方军事装备的损失 |
| 二、我方军事人员的伤亡 |
| 第三节 政府海报中的战争目标 |
| 一、敌方的图形符号象征 |
| 二、敌方的人物符号建构 |
| 小结 |
| 第六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军事神话塑造 |
| 第一节 政府海报中的军事武装力量 |
| 一、武装力量霸权主义 |
| 二、军需补给强力威慑 |
| 三、出征场景仪式渲染 |
| 第二节 政府海报中的军队集体人格 |
| 一、乐观主义的军营纪实 |
| 二、实用主义的战地纪实 |
| 三、英雄主义的战场奇观 |
| 第三节 政府海报中的英雄神话塑造 |
| 一、平民式真人英雄 |
| 二、古典式战斗英雄 |
| 三、人道主义式光环 |
| 小结 |
| 第七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社会身份认同 |
| 第一节 政府海报中的军民统一战线 |
| 一、全民认同和集体主义 |
| 二、前后方工作的同一性 |
| 第二节 政府海报中的性别身份认同 |
| 一、战时女工与女权主义 |
| 二、家政事务与爱国主义 |
| 三、巾帼英雄的国家认同 |
| 第三节 政府海报中的种族平等意识 |
| 一、少数裔形象的缺席 |
| 二、刻意凸显的平等幻象 |
| 小结 |
| 第八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文化价值输出 |
| 第一节 政府海报中的国家传统价值观 |
| 一、国土情怀与乡民情结 |
| 二、血缘情愫与情感需求 |
| 三、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 |
| 第二节 政府海报中的国民战时价值观 |
| 一、为国牺牲精神 |
| 二、勤劳奋斗信念 |
| 三、公平与诚信观 |
| 四、节俭与环保意识 |
| 第三节 政府海报中的战后和平憧憬 |
| 一、安全感的获得 |
| 二、丰衣足食的乐土 |
| 三、乌托邦式的幸福 |
| 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海报量化内容分析法详细步骤说明 |
| 附件二:本研究所有海报样本清单 |
| 附录三 :本文各章节所有图表清单 |
| 附录四 :二战时期美国着名艺术家和插画师 |
| 附录五 :重要历史海报文献及来源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大跃进前后牲畜饲养问题研究 ——以开封专区农村为例（1956-1962）（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 |
| 2.国内外研究现状 |
| 3.研究对象与资料说明 |
| 4.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
| 一、合作化时期牲畜饲养的危机及应对 |
| 1.建国前后河南畜牧业的发展 |
| 2.高级社时期的牲畜饲养困境 |
| 3.1957 年调适与整改 |
| 二、牲畜“大跃进” |
| 1.从“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到集体归公 |
| 2.“青贮窖上插红旗” |
| 3.统购统销之饲料粮 |
| 4.“人人争做模范饲养员” |
| 三、饥荒年代的抉择 |
| 1.牲畜饲养权的再变动 |
| 2.“一条腿”的繁殖合同 |
| 3.人畜争食：夹缝中的生存之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开封市政区图 |
| 后记 |
（5）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丝路文学的研究现状 |
| 二、现当代丝路文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丝绸之路与丝路文学的历史呈现 |
| 第一节 发生学意义上的丝绸之路 |
| 一、丝绸之路的发生 |
| 二、丝绸之路产生的原因 |
| 三、丝路文学的内涵 |
| 第二节 从物质走向精神:丝路文艺 |
| 一、民族迁徙与丝路文艺 |
| 二、文化使者与丝路文艺 |
| 三、宗教求法与丝路文艺 |
| 第三节 西游东来的古代丝路文学 |
| 一、先秦时期的丝路文学 |
| 二、汉唐时期的丝路文学 |
| 三、宋元之后的丝路文学 |
| 第二章 丝路文学的现代演进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丝路文学 |
| 一、旧瓶装新酒:旧体诗与易俗社 |
| 二、唐祈的边缘诗学 |
| 三、“花儿”的发现与再造 |
| 第二节 丝路文学与新中国的创业实践 |
| 一、西北丝路上的创业颂歌 |
| 二、英雄人物的重塑 |
| 三、景观书写的政治化 |
| 第三节 新时期丝路文学的文化自觉 |
| 一、游牧经验与新边塞诗派的崛起 |
| 二、从本土文化到丝路文化的自觉 |
| 第三章 西行与丝路文学 |
| 第一节 西行与丝路游记的繁荣 |
| 一、西方探险家与丝路游记 |
| 二、文人学者与丝路游记 |
| 三、中外记者与丝路游记 |
| 第二节 西进热潮中的“牧歌”与“战歌” |
| 一、闻捷的边疆“牧歌” |
| 二、边疆“战歌” |
| 第三节 丝路小说:流寓作家的在地经验 |
| 一、流寓作家类型 |
| 二、丝路书写在地化 |
| 三、民间文化的内在认同 |
| 第四章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丝路文学 |
| 第一节 文化守成与乡土书写 |
| 一、刘亮程:边地乡土的诗性建构 |
| 二、郭文斌:民俗事相中的文化退守 |
| 三、李学辉:乡土精神的重构 |
| 第二节 宗教文化与丝路文学 |
| 一、清洁的精神:张承志的宗教书写 |
| 二、石舒清:西海固回民世界的诗意书写 |
| 三、雪漠小说与佛教文化 |
| 第三节 游牧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
| 一、红柯:丝路古道上的文学骑手 |
| 二、请给我以火——儒家文化的重建 |
| 第五章 丝路文学的美学精神 |
| 第一节 创造:丝路文学的审美基石 |
| 一、创业叙事与丝路文学的创造之美 |
| 二、创业英雄的精神之美 |
| 第二节 苦难:丝路文学的精神内质 |
| 一、游牧文化与路遥的苦难意识 |
| 二、苦难的朝圣与精神的超越 |
| 第三节 崇高:丝路文学的精神高地 |
| 一、昌耀:崇高精神的坚守 |
| 二、丝路意象的崇高美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6）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理论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国内外会匪研究现状 |
| (二)会匪研究评述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会匪概念 |
| (二)中国苏维埃区域概念 |
| 第二章 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穷山恶水：会匪产生的自然环境成因 |
| 一、地处边远,交通闭塞 |
| 二、环境险恶,山高林密 |
| 三、灾害频繁,流民四起 |
| 第二节 生存危机：会匪产生的经济社会成因 |
| 一、社会结构失衡,土地占有不均 |
| 二、苛捐杂税繁多,生活水平低下 |
| 三、军阀混战频繁,社会秩序动荡 |
| 第三节 愚昧好勇：会匪产生的教育文化成因 |
| 一、文化教育落后,宗教迷信浓厚 |
| 二、民风粗旷好勇、侠匪文化盛行 |
| 三、地方观念固化、反抗意识强烈 |
| 第三章 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的概况 |
| 第一节 强化控制：会匪的组织和纪律 |
| 一、土匪的组织和纪律 |
| 二、帮会的组织结构与帮规纪律 |
| 三、会道门的组织与纪律 |
| 第二节 信仰仪式：会匪的精神世界 |
| 一、土匪的精神世界 |
| 二、帮会的信仰与结拜仪式 |
| 三、会道门的精神信仰 |
| 第三节 无处不匪：苏维埃区域会匪的分布概况 |
| 一、大江南北：土匪、帮会的分布区域 |
| 二、遍布城乡：会道门的分布区域 |
| 三、中间地带：会匪的武装势力 |
| 第四章 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的活动方式与政治倾向 |
| 第一节 划地而治：会匪的主要活动方式 |
| 一、抢劫财物,绑票勒索 |
| 二、抵御兵匪,抗粮抗税 |
| 三、控制县政,区域自治 |
| 第二节 是敌是友？会匪的政治倾向 |
| 一、积极合作,接受改编 |
| 二、冷漠谨慎,保守中立 |
| 三、顽固不化,激烈对抗 |
| 四、假意革命,投机反叛 |
| 第五章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依据 |
| 第一节 现实依据：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利益诉求 |
| 一、扩大武装力量,开展军事斗争的现实需求 |
| 二、镇压敌对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内在要求 |
| 三、回应群众呼声,维护社会稳定的民意诉求 |
| 第二节 理论依据：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思想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会匪的论述 |
| 二、苏维埃革命前中共对会匪的认识 |
| 三、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基本思想 |
| 第六章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实践进路 |
| 第一节 区别对待：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基本方略 |
| 一、反动对抗型会匪：打击消灭 |
| 二、中立保守型会匪：争取拉拢 |
| 三、投机反叛型会匪：揭穿清除 |
| 四、主动合作型会匪：收编改造 |
| 第二节 久久为功：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进程 |
| 一、武装暴动时期：争取利用 |
| 二、地方割据时期：团结改造 |
| 三、执政巩固时期：肃清洗刷 |
| 四、长征陕北时期：综合治理 |
| 第三节 成功典范：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个案考察 |
| 案例一：改造绿林武装：袁文才、王佐匪帮 |
| 案例二：团结和争取赣南于都“三点会”帮会 |
| 案例三：收编改造鄂西黑洞神兵 |
| 案例四：合作收编闽北大刀会 |
| 第七章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经验教训 |
| 第一节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特点 |
| 一、残酷革命环境的战时性 |
| 二、广泛发动群众的运动性 |
| 三、首次局部执政的开拓性 |
| 第二节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分门别类,分化瓦解的原则立场 |
| 二、坚持固本强基,构建完善的政权和军队系统 |
| 三、坚持完善社会组织,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
| 四、坚持健全法令政策,推进治理方式的制度化 |
| 五、坚持全面协调推进,实现治理手段的多样化 |
| 第三节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教训 |
| 一、会匪治理存在不平衡和反复性 |
| 二、会匪治理存在草创性和欠完备 |
| 三、会匪治理存在绝对化和过激化 |
| 结语 会匪治理任重而道远 |
| 附录 个人简介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政治宣传与《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概述 |
|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在苏联的实践 |
|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 第二节《人民日报》的创刊 |
| 一、创刊及发展 |
| 二、功能地位 |
| 第三节《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 |
| 二、“英模报道”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栏目变化 |
| 第二章 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 |
| 第一节 历年英模报道总量统计 |
| 一、报道统计概述 |
| 二、报道数量与分布 |
| 第二节 英模构成的类型分布 |
| 一、英模行业结构分布 |
| 二、英模性别结构分析 |
| 三、英模的政治面貌结构统计 |
| 第三节 英模报道的品质结构分析 |
| 一、政治品质 |
| 二、劳动品质 |
| 三、道德品质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演变 |
| 第一节 建国头十七年《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数量变化 |
| 二、英模形象 |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 四、社会效应 |
| 第二节 极“左”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数量变化 |
| 二、英模形象 |
| 三、变化原因分析 |
| 四、社会效应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报道数量变化 |
| 二、形象分析 |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 四、社会效应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挑战及其应对 |
| 第一节 英模报道的挑战 |
| 一、新时代需要新宣传理论 |
| 二、社会价值观多元，英模精神单一 |
| 三、政治宣传的效应衰退 |
| 第二节 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方法 |
| 二、群众路线理论的实践与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 |
| 三、改进报道方式、技巧、风格 |
| 四、新媒体技术运用与提升英模报道实效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50 年—1965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附录二：1966 年—1976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附录三：1977 年—2002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上海市郊区敬老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相关概念阐释 |
| (四) 研究方法、创新、不足 |
|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沪郊敬老院的兴起背景 |
| (一) 历史环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浪潮兴起 |
| (二) 思想渊源: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经典社会主义理想 |
| (三) 文化积淀:中华民族敬老孝老优良传统的延续 |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沪郊敬老院的兴衰历程 |
| (一) 一哄而起,蔚然成风 |
| (二) 问题显露,勉强维持 |
| (三) 难以为继,被迫解散 |
|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沪郊敬老院的运作 |
| (一) 设定入院标准与选拔服务人员 |
| (二) 宣传教育动员与物资经费筹备 |
| (三) 生产文娱活动与精神生活关照 |
| (四) 日常生活照料与院内事务管理 |
|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沪郊敬老院的若干问题探析 |
| (一) 敬老院缘何一哄而散 |
| (二) 敬老院发展过程中干部工作的弊端 |
| (三) "敬老"的初衷为何成了一厢情愿 |
| (四) 敬老院建设过程中的中央政府职责 |
| 五、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沪郊敬老院的评价 |
| (一) 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沪郊敬老院的特点 |
| (二) 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沪郊敬老院的成效 |
| (三) 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沪郊敬老院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课题研究的缘起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目前的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评析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内涵 |
| 1.4.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指向 |
| 1.4.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
| 第2章 《人民日报》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办报实践与论述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办报实践与论述 |
| 2.1.2 列宁办报实践与论述 |
| 2.2 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初步确立 |
| 2.2.1 中国共产党办党报的历史回顾 |
| 2.2.2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
| 2.2.3 晋察冀日报 |
| 2.2.4 华北《人民日报》 |
| 2.3 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 |
| 2.3.1 改变隶属关系,配备精干领导 |
| 2.3.2 突出面向全国的特点 |
| 2.3.3 发挥社论和重要评论的权威影响 |
| 2.3.4 确立在报刊中的核心地位 |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3.1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
| 3.1.1 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
| 3.1.2 引领社会发展的需要 |
| 3.1.3 意识形态领域除旧布新的需要 |
|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行性 |
| 3.2.1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 |
| 3.2.2 民主革命时期积累了有益经验 |
| 3.2.3 新社会对民众产生强烈吸引力 |
| 3.3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阶段 |
| 3.3.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4章 《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 |
| 4.1 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4.1.1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 |
| 4.1.2 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
| 4.1.3 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
| 4.1.4 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 4.1.5 宣传列宁党的建设学说 |
| 4.1.6 宣传国家问题以及民族问题学说 |
| 4.2 号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 |
| 4.2.1 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 |
| 4.2.2 号召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国家建设 |
| 4.3 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出版情况 |
| 4.3.1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全集选集的宣传介绍 |
| 4.3.2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单行中译本的宣传介绍 |
| 4.4 助推其他媒体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播 |
| 4.4.1 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动 |
| 4.4.2 与有关报刊联动 |
| 第5章 《人民日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
| 5.1 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 |
| 5.2 宣传毛泽东思想 |
| 5.2.1 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 |
| 5.2.2 宣传人民民主专政思想 |
| 5.2.3 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 |
| 5.2.4 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
| 5.3 宣传《毛泽东选集》 |
| 第6章 《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宣传 |
| 6.1 对工人和干部开展教育的宣传与推动 |
| 6.1.1 对工人阶级开展政治理论教育的宣传与推动 |
| 6.1.2 对在职干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宣传与推进 |
| 6.2 引导广大民众树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 |
| 6.2.1 对党和国家指示精神的宣传与推动 |
| 6.2.2 纠正错误,传播经验,确保工作正常推进 |
| 6.3 助力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 |
| 6.3.1 宣传党和国家的有关城市工作的决定 |
| 6.3.2 推进工农联盟的宣传教育,展示工农互助成效 |
| 6.3.3 宣传城市建设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顺序 |
| 6.4 宣传和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
| 6.4.1 号召人民为工业化建设奋斗 |
| 6.4.2 阐明工业化建设的缘由、重点以及需要处理的关系 |
| 6.4.3 宣传展示工业化进程与成效 |
| 第7章 《人民日报》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 |
| 7.1 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宣传 |
| 7.1.1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 7.1.2 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 7.1.3 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 7.2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宣传 |
| 7.2.1 传播党中央和国家的政策主张,刊发社论和评论文章进行推进 |
| 7.2.2 介绍各地工作经验,展示社会主义改造成就 |
| 7.3 对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 |
| 7.3.1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宣传 |
| 7.3.2 对其他法律法规的宣传 |
| 第8章 《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 |
| 8.1 有助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 |
| 8.1.1 增进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
| 8.1.2 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升 |
| 8.1.3 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掌握 |
| 8.2 助推了党的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 |
| 8.2.1 助推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
| 8.2.2 助推国民经济的恢复 |
| 8.2.3 助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
| 8.2.4 助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
| 8.3 促进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
| 第9章 《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
| 9.1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局限 |
| 9.1.1 时代局限性较为明显 |
| 9.1.2 助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不当批判 |
| 9.1.3 囿于苏联报刊的版式和内容 |
| 9.2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
| 9.2.1 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准则 |
| 9.2.2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 |
| 9.2.3 关注不同群体的需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佳效果的根本途径 |
| 余论“三个自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保障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文章及科研成果 |
四、红星闪耀的乡村——河南荥阳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纪实（论文参考文献）
- [1]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D]. 谢安民. 浙江大学, 2020(01)
-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D]. 陈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3]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研究[D]. 施州. 上海大学, 2019(03)
- [4]大跃进前后牲畜饲养问题研究 ——以开封专区农村为例（1956-1962）[D]. 娄钰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D]. 荀羽琨.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7]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问题研究[D]. 曾小锋.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8]《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D]. 周晓瑾. 兰州交通大学, 2018(01)
- [9]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上海市郊区敬老院研究[D]. 王翠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10]《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D]. 刘长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