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都市委宣传部宋永珍副部长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孙雪[1]（2020）在《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文中指出1958年,河北省徐水县因集体化的农田水利建设创造出“徐水经验”,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试点”,更一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焦点,在环境史、革命史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考察。安肃（徐水）县由于西部群山环抱、山土薄瘠,东南临近淀泊、地洼土碱,境内漕、瀑、萍三条河流河身狭小、源短流急,气候寒暑皆烈,降水不均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使农业生产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自然条件的有限性,水、旱、风、雹、虫等灾害的频繁发生,都影响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近代以来,在灾害与战争的消耗中,徐水陷入了深刻而持续的自然与社会危机之中。全面抗战以来,徐水军民更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共积极介入徐水后,处于游击区的徐水党政军民互助合作坚持生产,使张瑞合作社发展成晋察冀合作社的一面旗帜。解放战争期间,以集体化为导向的生产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贫困与灾荒的历史包袱,“组织起来”成为人民的选择。围绕农业生产,徐水的党政军民开展起生产救灾、互助合作,走上了“大家发财、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使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体化劳作成为可能。1957年冬—1958年春,徐水县通过全县统一规划领导,实现了水利化。经过陈正人的总结,“徐水经验”初步形成。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徐水的经验普遍推广”,徐水成为领导大跃进的先进典型而受到全国瞩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徐水开展起全县范围的“劳动大协作”和“全民食堂化”,呈现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特征,被盛赞为共产主义性质的萌芽。伴随着毛泽东视察徐水,“徐水经验”得到质的提升与固化,其核心“三化”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为“人民公社”的特征而内化、泛化到全国;暴得大名的徐水则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展起“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出现许多过火行为,遭到“冷处理”而黯淡收场。当然,“共产主义试点”的失败不足以否定徐水人民的浩大实践,对“徐水经验”的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中共前三十年的集体化理想传承与变迁。
林木[2]（2019）在《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文中研究说明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城市先后解放,中国共产党陆续接管和改造这些城市。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初次探索,其不仅是巩固革命成果与支援前线战争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与建立民主政权的关键问题,因而意义重大。沈阳作为东北最大城市,具有政治色彩浓厚、工业经济发达与地理位置优越等优势,自近代以来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代表性强。因此,论文研究1948-1952年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上有助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思想,总结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城市的一般规律;实践上有助于提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治理能力与水平,解决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综合运用历史学、城市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理论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文献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首先,追溯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其次,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历史背景与条件准备,并梳理其具体过程;最后,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成效与经验,并总结其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思想,另一方面结合沈阳具体实际,批判继承已有东北城市接管经验,并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即近代沈阳城市管理经验和苏美城市管理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克服重重困难,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对沈阳政权、经济、文化、市政和社会系统分别进行接管和改造,并取得显着成效,为人民带来福祉,证明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仅能打破旧世界,还能创造新世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成功经验就在于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城市政策,派遣纪律严明且训练有素的城市干部,妥善处理城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接管城市与经济建设同时并举。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顺利完成,为支援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贡献力量,为实现沈阳由消费型向生产型城市转变奠定基础,为推动东北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创造前提,更为接管和改造全国其他城市提供范例;对当前推进中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给以启迪。
郝亚堃[3]（2017）在《抗美援朝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动员研究 ——以山西省为重点》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考察朝鲜战争爆发期间（1950年-1953年）,特别是在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背景下,中国国内在战时所开展的一系列政治动员。这一系列政治动员与前线局势紧密相连,一方面直接支援和配合了前线的战斗,另一方面也通过战时动员解决了当时国内存在的诸多棘手问题。本文的研究范围不囿于传统意义上的“抗美援朝运动”,而是全面涉及了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卫生等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本文选取今天山西省所辖区域（包括当时的山西省全境,以及察哈尔省、绥远省的部分地区）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冷战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视角,运用多方史料互证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同时借鉴了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力图梳理出冷战年代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国内开展群众性战时政治动员的多重历史景象,并希望从历史的复杂面中总结出一些规律和经验。除绪论和结论以外,文章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分析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山西省内的具体情况,包括政治局势、经济状况和民众思想动态三方面。进而论述中央的对策和山西省对中央指示的贯彻,国内政治动员的序幕由此拉开。第二章探讨抗美援朝背景下的后方军事动员,主要包括动员参军、捐献飞机大炮、慰劳慰问等运动。国内后方开展的军事动员直接服务于前线战场的需求,为前线提供了有力的人力、物力和后勤保障,并鼓舞了前方战士的士气。第三章论述战时肃反动员工作的开展,包括镇压反革命运动、取缔反动“会道门”、取缔“圣母军”、打击不法奸商的“五反”运动等。肃反动员旨在打击战争爆发后国内一度猖獗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第四章考察了战争背景下思想动员运动的开展情况,选取的研究对象为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高级知识分子,工矿企业中的专家技术人员,以及以中小学教职员工为代表的普通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普遍扭转了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自由主义倾向,统一了思想价值观念,树立起了对新社会的认同感。第五章研究了社会动员,即肇始于朝鲜战场的“细菌战”传言,在国内引发了大规模的反“细菌战”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运动不仅促进了民众卫生习惯和卫生观念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党和政府对群众的组织化动员,同时也在广大民众心中树立起了爱国和仇美的观念。通过以山西省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抗美援朝背景下国内开展的政治动员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再向基层贯彻的双向动态回馈过程。战时政治动员的开展,扭转了战争爆发初期新中国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巩固了新生政权,统合了社会阶层,党和政府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内在认同和普遍支持,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的革命任务,为全面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奠定了基础。同时,经过动员也基本清除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国内的影响,民众普遍扭转了亲美、崇美和恐美的观念,重树起了爱国和仇美的思想,中美两国也在战后走向了全面对抗,冷战对峙的格局在亚洲得到进一步加强。本文的一手史料主要来自山西省、市、区县各级档案馆,此外还使用了国内其他地方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相关原始档案数据库的一手史料,同时辅以公开出版的文献汇编、报刊资料、口述采访、回忆文章和影像资料等作为研究材料的补充和互证。
符晓[4]（2016）在《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文中认为美学会议,是新时期美学史上一道重要的风景。新时期美学是以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发端并发展的,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学会议在新时期美学建设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与美学学会、美育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美学学科建设、美学家、审美文化和中西美学汇通,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时,美学会议烛照出的是新时期以来美学史的发展和美学制度的形成过程,通过对新时期美学会议的考察,可以挖掘出新时期美学史和美学制度的走向。对于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会议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透视出新时期美学史的流变和美学制度的形成和作用,是本文的核心所在。本文主体分为七章。第一章从1980年代初期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和各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入手,试图呈现出新时期美学发生的逻辑起点,通多对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细致的考察还原出会议当时的现场和细节,以揭示新时期美学学会的肇始过程。同时,考察各省级美学学会成立的情况,揭橥1980年代初期美学研究和美学建设的发展情况。第二章考察了新时期早期关于美学史和美学原理的讨论会,尝试厘清新时期美学会议与学科美学建立的最早联系,继而分析了过去30多年内美学会议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多元关注,涉及美学史、美学理论、文艺美学和文艺学等各个学科,从历次涉及学科美学的会议上,可以见到美学学科不断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对新时期美学诸多分支学科的形成提供了新路径。第三章考察了美学会议和美学家之间的关系问题。1980年代早期的美学会议一般有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着名美学家参加,正是这些美学家为新时期美学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还有一些美学会议对已故美学家身份进行确认,丰富了美学史的建构范式。同时,美学会议也对一些新美学家的美学家身份和他们在美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位置给予确认,使美学研究保持着持续的连贯性。第四章以新时期美育思想和美育制度的重构与流播为中心,对涉及美育的美学会议进行整理,揭示出美育思想在新时期美学发展过程中的产生过程并指出美学会议对于美育发生发展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一次次美学会议的讨论中,美育思想得以不断发展,也正是在一次次美学会议的决议中,美育制度得以不断走向完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失和不足之处。第五章分别考察了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之后涉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美学会议,旁及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同时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美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美学研究和美学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六章从审美文化入手,对涉及审美文化的相关会议进行阐释,认为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美学会议和美学研究逐渐向审美文化转型,内中涵盖了非常丰富的美学内容,包括旅游美学、景观美学、生态美学和民族美学等,以此为中心对美学会议进行考察,可以进一步发现推动审美文化发展的动因之所在。第七章以新世纪美学会议为中心,考察美学会议在中西美学汇通的道路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东方美学和生活美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新世纪以来,中国美学能够如此迅速地融入到世界美学中与一些新美学家参与并组织召开相关美学会议息息相关,尤其是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的召开更为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积极保障。结语部分认为,在新时期美学发展的过程中,美学学会、美学家和世界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关的多次美学会议直接建构了中国新时期美学研究和美学思想。同时从历时上对美学会议在美学这30多年的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行总结。
郭淑文[5]（2015）在《民国时期陈英士英雄叙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英士是活跃于清末民初政坛的重要人物,以沪军都督之名蜚声沪上。他在生前饱受争议之苦,死后却安享殊荣,成为国民党推崇备至的革命元勋。民国时期的陈英士叙述由各种势力共同叙写,夹杂于中的政治利益与私人情感,犹如足上的镣铐、头顶的光环,模糊了历史的真实。易世则恩怨绝而公论斯彰,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和情感距离,重新回顾民国时期的陈英士叙述,或可还原历史的本真,重新认识这位颇具争议的革命烈士。民国初年,涵盖了辛亥革命及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统治时期,这是一个社会格局极剧变化、政治权力频频交易的时期,亦是一个民智开启、舆论驳杂的年代。政客党人、娱乐小报及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建构起虚实混杂、毁誉交参的多元叙述格局。陈英士叙述最早现于晚清,描绘出一名“锋芒初露”的党人形象。辛亥革命之后,陈英士以非常手段和杨梅都督之名声名鹊起,其任职进退更关乎全国政局,叙述也围绕这三个焦点展开。陈英士被刺后,叙述的重点有所转移,出于反对袁世凯帝制的需要,他被民党树立为共和旗帜。尽管赞誉之声响彻一时,但此时的叙述依旧是多元的,北京政府以中肯的评价拒绝了民党的国葬请求。陈英士归葬湖州以后,军阀混战不已,局势持续动荡。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势力不断增强,孙中山、蒋介石的权威也相继被树立起来。新权力的形成和新权威的产生垄断了陈英士叙述的话语权。孙中山凭借自身话语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知识理论的角度给予陈英士“吾党唯一柱石”的崇高定位,奠定了国民党的叙述基调。蒋介石以作陈烈士“第二化身”为口号,凭借国家政权优势,牢牢掌控话语权,确立了国民党正统叙述的要点。由此,陈英士被提升至仅次于孙中山的位置,其革命功绩被纳入国民党正统革命史的叙述体系,其个人精神被统归于国民党的价值体系。由权力与知识的结盟而产生的话语权力,刚柔相济,使民众更容易相信其合法性,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陈英士崇高的英雄地位。国民党官方叙述的有效传播仰赖于严整的制度设计和系统性的党化教育。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制度设计中,公共性的时间、空间和仪式都成为可供规范的政治资源,叙述借此得到展演,创造出国家规范下的典型英雄。陈英士叙述是国民党正统革命史叙述的组成部分,以党化教育为指向,国民政府积极构筑起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体系:社会教育的目的在尽可能多的把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纳入叙述体系,故以出版党史专着、先烈丛书,进行革命资料展览为主要传播方式;学校教育更具操作性,陈英士叙述不仅被纳入学校教育的时间空间领域,还深入到基本的课程设计之中。叙述的目的在“追述往昔,勉励来者”,陈英士英雄叙述的文本具有相似的行文特征,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缅怀过去的史事建构、直指当下的政治表达、面向未来的品格塑造。官方的陈英士叙述有着鲜明的政治实用性,它不仅是国民党对内推行独裁统治的理论依据、还是进行党外政治攻讦的舆论工具,甚至成为了坚持民族抗争的伟大旗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官方叙述的强力推行之下,民间的多元叙述并未完全断绝,而是潜存着来自地方、私人以及其他党派的多元声音。这些叙述各具特色、变化不断,或迎合官方叙述,争取革命资源;或为构造轶事,博取众人关注;或作政治宣传,展开舆论攻势。囿于身份地位、写作动机、情感以及认识深度问题,一些叙述的真实性还有待商榷,但作为官方叙述的补充,这些叙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极大地丰富了陈英士的不同面相。本文从叙述的角度出发,以陈英士为研究对象,对民国时期的陈英士叙述进行了纵向梳理和横向分析,综合再现了整个民国时期陈英士叙述的特点与变化。在梳理中,展现了陈英士叙述在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一元与多元叙述的互动博弈,从而揭示了历史记忆、威权政治与历史叙述间的复杂纠葛。
刘业伟[6]（2015）在《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鲁迅文学院为研究对象,以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打通文学和历史研究的界限,借鉴创意写作的研究思路,运用文化领导权、文学生产等理论方法,从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等六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鲁迅文学院六十年来的办学情况,阐释了其作为文艺界的“黄埔军校”的重要意义和“文艺党校”的历史局限。以此,一方面可以厘清新中国新人培养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能多多少少地管窥到创意写作在中国的文学实践。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50年10月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至今已经走过了64年的历程。文研所的创办,既立足本土传统——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又借鉴于友邦——苏联的办学模式,体现了当时文艺界对新老解放区的传统以及苏联模式取舍整合的尝试与实践。它的创办,充分体现出新政权对文学新人培养的重视。文学学校的建立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时期和鲁迅文学院时期。从考察可以得知,这三个时期的培养情况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有所区别。同样,鲁院在不同办学时期对文学新人的培养方式和途径也有所区别,比如八十年代以办进修班为主,辅之以与高校联合办学;九十年代延续八十年代的思路,以举办进修班和文学创作专业班为主;到了新世纪则创造性地开办了高研班,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鲁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新中国的文坛淬炼输送了一大批共和国作家。从1950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到现在,鲁迅文学院已经举办了近百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班。半个多世纪来,鲁迅文学院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显着而又直接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奖项的获奖者中,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学员也占有显着的比重。鲁院办学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各地对鲁院办学模式的模仿与复制,纷纷建立了作协文学院。在此基础上,鲁院牵头成立了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并在鲁院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联席会秘书处,这可以看作是鲁院对全国文学院的一个整合,以此为标志,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鲁院”格局已经形成。就鲁院初期的办学模式而言,很大程度上毫无疑问是苏联模式的拷贝。但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鲁院已经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种新的文学新人培养机制已经形成。鲁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必将吸收包括创意写作理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方法,努力拓展学历教育渠道,引入包括创意写作工坊在内的各种作家训练方法。
尹涛[7]（2014）在《叶青思想批判》文中提出叶青出身于一个世代务农家庭。于1920年去法国留学,1926年从苏联回国后参加国民大革命。从他留学法国到在国民革命中支持1926年底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联席会议的决定为止,是他思想的早期阶段。在此期间,他同情工人,加入共产党,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之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揭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状况,分析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形势,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宣传旅法华人的反帝运动,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些工作。从支持1926年底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联席会议的决定,到1936年10月脱离中共外围组织辛垦书店为止,这个阶段对叶青来说是一个特殊,或者说转变时期。在此时期,他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哲学研究。而他的哲学观点,包括他的整个理论主张,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在中共革命队伍的外围,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在哲学上从唯物主义转向物心综合论,并和中共理论宣传者展开论战。在研究哲学和进行论战的同时,他也对当时的各种思想文化问题,以及主要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研究或批评。重要的是,随着时移世变,他的思想出现了一些对中共不利而逐渐偏向国民党的变化。1936年10月叶青脱离中共方面后,很快加入国民党方面,变为国民党的理论家和反共专家。于是,大力阐扬三民主义成为他的主要工作。他对三民主义从研究方法到内容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看法。这些看法与国民党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有些看法,如将物心综合论解释为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与之前他站在中共的立场,突出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联系及革命性的观点不同,他着力论证三民主义是完美无缺的理论,比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当时的其它所有理论都优越,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借此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在1936年离开辛垦书店,并很快加入国民党方面,成为国民党的理论家和反共专家之后,叶青通过发表文章和出版着作等各种方式,对中共的革命理论主张进行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大力批判。而他批判的主旨,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叶青对中共的革命理论主张和实践进行批判的同时,中共也对他的有关理论和主张进行了批判。中共对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主张和他在国共和谈问题上的立场的批判上。中共不但对他多次批判,还将他列入1949年1月公布的战犯名单之中。到台湾后,叶青通过各种方式继续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力进行理论宣传,特别是反共宣传活动,直到离世。他去世后,台湾有关方面给予他较高的评价,并用“革命理论家”来概括他的一生。这与国内大陆方面目前对他的否定性评价,显然如天差地别。就他的一生来看,具体来说,他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作了一些工作。后来他在中共外围组织辛垦书店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虽然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的思想理论已经具有两面性。自1936年10月,离开辛垦书店,并很快加入国民党方面起,他就一直为国民党进行理论宣传工作。他一方面宣传三民主义,一方面反对中共的革命理论主张。总体上来讲,他则是一个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专家。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这也就注定了,叶青是一个失败的国民党意识形态专家。
朱彩梅[8]（2014）在《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6年以来的云南汉语新诗是以区域划分的一个诗歌群体,其成员在诗歌精神与探索意向上的多维实践,对汉语诗歌写作具有多方面的思想意义和诗学启示,但却一直没有得到诗学界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本文力图通过历史还原、文本细读、诗学追问、文化访谈、人类学考察等方法,来厘清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诗歌发展的进程,分析、阐释其艺术成就,使云南汉语诗歌从被遮蔽的状态中凸显出来。论文绪论部分包含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正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简要梳理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的发展进程。概述了20世纪80年代云南诗歌从“民族与边地”浪漫书写直接进入后现AI写作作,90年代形成与全国诗人对话的格局,21世纪初诗坛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态势变化。第二章论述全球化语境下云南汉语新诗的“本土性”特征及其写作意义。主要从云南地域文化中深入挖掘汉语新诗原生性、神秘性、包容性等元素生发的文化土壤,结合诗歌潮流、诗人群体及饶阶巴桑、哥布等具体诗人的文本特性,对始终贯穿于云南汉语新诗发展脉络中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之诗意表达进行分析、评述。第三章紧扣诗歌的“当代性”,结合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李森的“形而中”、“纯粹写作”等诗学,对云南诗人所具有的“当代意识”,其对“当代生活”的诗性表达,以及探索当代话语方式的语言自觉,进行宏观与微观阐释。第四章综合“本土性”与“当代性”特征,着重分析四位重要诗人的诗学理念、写作特色及其对中国当代新诗写作的价值与意义：于坚通过拒绝隐喻来复活隐喻,在写作中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使汉语回到有活力的“雅”；海男对云南地方史的个体性书写,打开了抒情诗又一个新的维度；雷平阳基于故乡大地“云南”、“昭通”的现代经验书写,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地域写作提供了别样的方法与路径；李森在“语言的隐喻和对隐喻的消解”中打通“形而上”与“形而下”,寻求“在”与“思”同时映照的“形而中”之路,在汉语中触摸诗性的大地,打开了当代诗歌书写的一种新的可能性。第五章针对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中普遍存在的囿于地域、自发写作倾向及技艺锤炼不足的现象,从接通地气与超越地域、写作的自发与自觉、诗意与诗艺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批判,进而指出诗人应充分认识到写作的难度,提高自我的语言意识,在持续性写作中锤炼技艺,激活现代汉语感受世界、表达人类普遍精神的能力。总之,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作为中国当代诗歌重要的一部分,于坚、海男、李森等诗人拒绝向单一的符号系统妥协,不断突破当代诗歌语言和想象方式的变革,拓展了诗歌语言和表现领域,其文本具有根植于云南大地、山川、河流与文化的异质性,推动了当代诗歌自由创造、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给当代诗人提供了前行的经验和动力。他们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及基于实践提出的诗学命题,充实、丰富着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探索,对当代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和启示意义。
刘虹利[9]（2013）在《新世纪大陆电视剧与革命叙事》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新世纪大陆电视剧中的革命叙事为研究对象，从外围的制度环境、电视剧文化生态以及革命电视剧内在的叙事话语特征、意义生产方式两方面入手，全面考察新世纪大陆革命电视剧的整体状况、细部特征及其生成原因。电视剧从生产/传播手段、文本特性及其受众特征来看，可以称为今天中国的“新通俗叙事”：它是一种“讲故事”的叙事行为，其特征是浓厚的“通俗”气息，而与传统通俗叙事直至20世纪通俗叙事的现代转变相比，电视剧之“新”则是由媒介的发展演进决定的，它是人类叙事行为从口传到书面再到电子媒介的跨越式发展的产物。新世纪以来大陆电视剧以其产量之大、收视人群之广成为考察当代中国文化现象绕不过去的对象。在中国，电视观众规模接近13亿，而在观众对各类别节目的相对收视选择比率中，电视剧超过新闻资讯和电影居于首位。就电视台的经济效益而言，电视剧的广告收入占了大部分的份额，就社会效益而言，电视剧既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又在文学日渐小众的今天重新凝聚了大众话题的焦点，而较之中国电影来说，大陆电视剧的本土色彩和中国气息在令人倍感亲切的同时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此间，革命题材的电视剧在新世纪初年开始打破主旋律叙事的僵化范式，并在新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以一批口碑剧赢得了官方和民间的共同认可，时至今日，其繁荣的势头不减，因此，若说这十年是革命电视剧的十年，也未尝不可。在当代中国，电视剧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主要通过电视媒体平台这一政党宣传喉舌进行传播，处于密切的国家行政管制之中。其主管部门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13年3月与原新闻出版总署合并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由其内设的电视剧管理司和直属单位“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直接管理。长期以来，广电总局对电视剧生产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一方面通过拟定方针政策、颁布法律法规草案、制定技术标准和部门规章进行管理，一方面通过组织会议、研讨以及评奖活动等方式进行直接指导，并且对电视剧的播出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控调整。其管理涉及到了电视剧生产、发行、播出等各个环节。这和执政党从延安时代开始利用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传统一脉相承。在既有的管理体制中，革命电视剧的繁荣一方面是由中国革命本身的独特历程决定的，另一方面，也由官方的积极倡导、全球化时代个人与民族身份认同的需求、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持存等因素合力促成。然而就其内容看，绝大多数剧作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为主要表现对象，从正面战争和地下斗争两个方面着手，满足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对革命教义的发扬。与此同时，新世纪革命电视剧也形成了自身的叙事特征，包括对革命“他者”的重置、对个人情感的召回、对家族叙事模式的采用以及塑造出全新的英雄形象等，这些特征也折射出新世纪电视剧受众作为观看主体所发生的位移。当然，电视剧叙事的变化既与观看主体认同的形成有关，也和电视剧革命叙事的资源有关。当代中国电视剧剧本生产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小说进行改编，革命电视剧也不例外，它一方面直接采用延安时期和50年代左翼叙事的成果和范式，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八、九十年代新历史小说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取向，电视剧改编既是权力话语斗争的场所，也显露出新世纪执政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窘境，而一些特殊的作品，则在改编与再现中国革命和历史的过程中，对现代国家的“公民性”认同发挥出一定的积极作用。
段炼[10]（2011）在《从革命型到建设型的民主模式转换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历程（1949-2002）》文中提出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可以说,民主政治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民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指导民主政治建设,对经济社会建设也产生深远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全面启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民主政治理论,取得许多重要成就,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二周年,面对历史发展的前后相继点,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民主政治理论发展的历程,把握基本线索,探索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总结基本经验教训,对进行民主政治建设、乃至执政理论建设等,都有比较重要的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本论文分序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序言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意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概念界定,大陆和海外研究综述,以及主题、理论依据、史料来源等论文的基本特点。正文部分在比较充分地占有和分析基本史料基础上,对1949-2002年间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历程进行总体考察,认为民主政治理论出现过革命型、建设型理论发展状态。这两种发展状态的互动,甚至冲突,实现了民主政治理论从革命型到建设型的民主模式转换,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来最重要的民主政治理论的质变。正文共分六章,基本思路如下:第一章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三大来源作了介绍。本章通过分别介绍理论来源（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实践来源（革命和建设的民主政治道路）和传统文化来源,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理论、实践和传统,这三大来源共同推动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共同决定理论发展的深入与准确程度,也是本文分析历史进程的基本立足点。第二章对革命型和建设型的民主政治理论模式作了界定。本章首先分析了两种理论模式的联系,认为他们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实质相同,根本目的相同,基本实现方式和路径相同,基本规律相同。然后,着重分析了两种理论模式的区别,认为他们所处时代主题和基本内涵不同,主要任务不同,主要内容不同,具体实现方法不同,基本特色不同,所属思想体系不同。两种理论模式的联系和区别,说明他们既一脉相承,又不可混淆混用。界定革命型和建设型的理论模式,是本文分析历史进程的基本逻辑工具。第三章对1949-1956年的民主政治理论发展作了考察。本章认为,由于国际国内主要矛盾的特点,和中国共产党对此的正确判断,民主政治理论初现两种发展状态,即革命型理论发展状态和建设型理论发展状态。这两种发展状态同时存在,一方面革命型理论已完成模式化构建,并在新中国建立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建设型理论的萌芽刚刚产生,距离模式化构建尚早。革命型、建设型理论发展状态承担不同的历史任务,并形成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的民主政治理论形态,指导了民主政治建设成功开展。第四章对1956-1966年的民主政治理论发展作了考察。本章认为,由于国际国内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但中国共产党对此的判断出现错误,民主政治理论继续出现两种发展状态。这两种发展状态互相交错,一方面探索建设型理论获得非常宝贵的思想结晶;另一方面继续大范围运用革命型理论模式,给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严重失误。革命型、建设型理论发展状态错误并行,使建设型理论模式迟迟无法形成,无法持续推动民主政治理论的正确发展,两种理论发展状态已经严重冲突。这十年间,民主政治理论模式初步转换的任务没有完成,相反革命型理论发展状态越来越强化,建设型理论发展状态越来越弱化。第五章对1966-1976年的民主政治理论发展作了考察。本章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出现全局性错误,民主政治理论也就出现两种发展状态的错误统一。一方面革命型理论模式畸形发展,给民主政治建设带来惨重损失;另一方面建设型理论发展艰难延续,但受到严重干扰和束缚。这种错误统一,偏离了探索建设型理论的正确方向,产生出一个呈现出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包含大量错误思想、经过实践证明失败的理论形态,是建设年代民主政治理论的反动。经过充分的反面教育,发展建设型理论渐渐成为全党和人民群众的共识。第六章对1976-2002年的民主政治理论发展作了考察。本章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正确判断,民主政治理论终于实现两种发展状态的正确统一,建设型理论模式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成功理清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思路,既科学扬弃革命型理论模式,又继承和拓展探索建设型理论的思路。从1976-1992年,建设型理论模式基本形成;从1992-2002年,建设型理论模式得到进一步发展,成功实现民主模式的转换。建设型民主政治理论模式,实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民主政治理论的质的飞跃,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国化的丰硕成果,应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结束语部分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并对今后发展方向作了展望。
二、成都市委宣传部宋永珍副部长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成都市委宣传部宋永珍副部长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山河为患:徐水的自然环境与居民的生计选择 |
| (一) 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结构 |
| (二) 连年被灾之下的生计选择与社会关系 |
| 第二章 “大家发财”:集体化导向在徐水的初步形成和发展 |
| (一) 抗战与灾荒中的党政军民互助合作 |
| (二) 解放战争时期徐水的土改、救灾与生产 |
| 第三章 “铁打的江山金饭碗”:新中国成立后徐水的集体化实践 |
| (一) 救荒、治贫、共富:上下互动中的集体化理想与实践 |
| (二) 改土、造田、治水:1957年徐水农田水利建设的浩大实践 |
| (三) 生活、劳动、战斗:1958年徐水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调整 |
| 第四章 从沸腾到冷却:“徐水经验”的幕后与台前 |
| (一) 陈正人与“徐水经验”的初步总结 |
| (二) “沸腾的徐水”:毛泽东的徐水之行 |
| (三) 北戴河会议与“徐水经验”的泛化和异化 |
| (四) “徐水经验”的冷处理及时人的反思 |
| 结论: 中共集体化理想的传承与变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核心概念阐释 |
| 1.2.1 城市接管 |
| 1.2.2 城市改造 |
| 1.2.3 城市管理 |
| 1.2.4 城市治理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理论基础及经验借鉴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 |
| 2.1.2 列宁的城市思想 |
| 2.2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城市工作思想 |
| 2.2.1 毛泽东的城市工作思想 |
| 2.2.2 陈云的城市工作思想 |
| 2.3 中国共产党东北的城市接管经验 |
| 2.3.1 哈尔滨的城市接管经验 |
| 2.3.2 长春的城市接管经验 |
| 2.4 国内外的城市管理经验 |
| 2.4.1 近代沈阳的城市管理经验 |
| 2.4.2 苏联与美国的城市管理经验 |
| 3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背景及条件 |
| 3.1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 |
| 3.1.1 美苏对峙格局形成及其在中国的博弈 |
| 3.1.2 国民党财政经济危机与军事政治失败 |
| 3.1.3 共产党革命力量壮大与方针政策正确 |
| 3.2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掌握战争主动权 |
| 3.2.1 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改变 |
| 3.2.2 夏秋冬季攻势取得胜利 |
| 3.2.3 辽沈战役加速推进沈阳解放 |
| 3.2.4 战争中重视对沈阳的保护 |
| 3.3 沈阳地下党组织采取有效行动 |
| 3.3.1 调查与搜集有关沈阳的情报资料 |
| 3.3.2 宣传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的方针政策 |
| 3.3.3 组织沈阳各界群众开展护城运动 |
| 3.3.4 保护沈阳党员进步分子与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 |
| 3.4 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 |
| 3.4.1 明确沈阳军事管制的目的与军管会的使命 |
| 3.4.2 设置沈阳军管会的组织机构及其人员 |
| 3.4.3 调配与培训沈阳军管会所需的干部队伍 |
| 4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具体实践 |
| 4.1 沈阳政权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1.1 解散反动党团与实行公开建党 |
| 4.1.2 打碎旧政权机构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 4.1.3 留用旧职人员与整顿公职人员思想纪律 |
| 4.1.4 搜集军队遗留资财与加强军工军需生产 |
| 4.2 沈阳经济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2.1 没收官僚资本工业企业与建立国营工业企业 |
| 4.2.2 没收官僚资本财政金融机构与稳定金融市场 |
| 4.2.3 保护与引导私营工商业向有益于国计民生方向发展 |
| 4.3 沈阳文化教育卫生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3.1 恢复进步报纸广播与加强职工文艺活动 |
| 4.3.2 调整合并学校与实施课程教学改革 |
| 4.3.3 整治环境卫生与开展妇幼保健工作 |
| 4.4 沈阳市政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4.1 抢修煤气电力与自来水系统 |
| 4.4.2 抢修邮电通讯系统 |
| 4.4.3 修复铁路交通运输网 |
| 4.5 沈阳社会秩序的接管和改造 |
| 4.5.1 遣散散兵游勇与收容游民乞丐 |
| 4.5.2 开展锄奸肃特斗争与打击盗匪抢劫 |
| 4.5.3 取缔封建会道门与整顿宗教界活动 |
| 4.5.4 封闭妓院与禁绝烟毒 |
| 5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成效及经验 |
| 5.1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成效 |
| 5.1.1 政权相对稳定党政领导加强 |
| 5.1.2 经济加快恢复国家财政好转 |
| 5.1.3 文教卫发生变革人民素质提升 |
| 5.1.4 市政设施改善社会风气净化 |
| 5.2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成功经验 |
| 5.2.1 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城市政策 |
| 5.2.2 派遣纪律严明且训练有素的城市干部 |
| 5.2.3 接管城市与经济建设同时并举 |
| 5.2.4 妥善处理城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 |
| 5.3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不足之处及其原因分析 |
| 5.3.1 思想认识存在偏差 |
| 5.3.2 接管人员与机动兵力准备不足 |
| 5.3.3 城市工作方法过粗 |
| 6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作用及启示 |
| 6.1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历史作用 |
| 6.1.1 为支援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贡献力量 |
| 6.1.2 为实现沈阳由消费型向生产型城市转变奠定基础 |
| 6.1.3 为推动东北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创造前提 |
| 6.1.4 为接管和改造全国其他城市提供范例 |
| 6.2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现实启示 |
| 6.2.1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提升城市治理民主化水平 |
| 6.2.2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水平 |
| 6.2.3 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提升城市治理信息化水平 |
| 6.2.4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升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抗美援朝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动员研究 ——以山西省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前人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史料来源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与政治动员的开启 |
| 第一节 战争爆发后的政治情况 |
| 第二节 战争爆发后的经济情况 |
| 第三节 战争爆发后社会各界民众的思想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后方军事动员与群众性动参支前工作 |
| 第一节 时事宣传与回忆诉苦 |
| 第二节 扩军运动的全面开展 |
| 第三节 全民支前运动的开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肃反动员与巩固新生政权 |
| 第一节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五反”运动的开展 |
| 第三节 取缔反动宗教团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思想动员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
| 第一节 思想改造的原因 |
| 第二节 思想改造的过程 |
| 第三节 山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动员与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 |
| 第一节 卫生战线动员的兴起 |
| 第二节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 |
| 第三节 运动的结束和效果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大后方战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写作背景与理论环境 |
| 二、创作意义与理论价值 |
| 三、文献说明与创作思路 |
| 第一章 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与新时期美学的肇生 |
| 第一节 美学的春天：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 |
| 一、美学重构：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概说 |
| 二、周扬谈话：为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立法 |
| 三、时代热点：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的美学话题 |
| 四、白璧微瑕：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的时代局限 |
| 第二节 百花齐放：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及其影响 |
| 一、响应号召：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的召开 |
| 二、双向互动：美学学会的制度特色 |
| 三、美学争鸣：省级美学学会讨论会的展开 |
| 第三节 启蒙与意识形态：新时期早期美学会议的思想意义 |
| 一、美学启蒙及其不可能性 |
| 二、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变奏 |
| 第二章 美学会议与学科美学建设 |
| 第一节 美学会议对学科美学的早期构想 |
| 一、中国美学史学术讨论会：美学史研究的展开 |
| 二、《美学原理》：新时期美学教材雏形讨论 |
| 第二节 学科美学及其制度推进 |
| 一、古典美学讨论会：现实基础与制度演进 |
| 二、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中国现代美学的坐标与走向 |
| 三、文艺学20年：美学学科的反思与畅想 |
| 四、美学新问题：美学、文艺学与文艺美学的历史责任 |
| 第三章 美学会议与美学家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美学家身份的确认与建构 |
| 一、朱光潜：美学会议的指路灯 |
| 二、宗白华：从美学教员到美学家 |
| 三、李泽厚：辗转于美学会议之间 |
| 第二节 回归传统：重塑现代美学家 |
| 一、以美学家为中心：美学史的一种写法 |
| 二、梁启超、蔡元培与丰子恺：向现代美学家致敬 |
| 三、美学家讨论会：新美学家的身份确认 |
| 第四章 美学会议与美育的制度化 |
| 第一节 “美育”的重构与流播 |
| 一、“美育”重生：第一次全国美学大会中的美育思想 |
| 二、时代精神：美育与意识形态的互文 |
| 三、重视“美育”：美育制度的普及与流播 |
| 第二节 美学会议与美育制度的落实 |
| 一、教育方针之外：1990年代早期美育制度的基本状况 |
| 二、继承与重构：1990年代美育会议的双重诉求 |
| 三、制度建设：美学会议与美育制度的关联性 |
| 第五章 美学会议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19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热潮 |
| 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的美学讨论 |
| 二、马克思主义美学讨论的普及 |
| 三、全国马列文艺论着研究会：在文学和美学之间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体系性建设及其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体系建设 |
|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定位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 |
| 一、历史定位：讨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状与未来 |
| 二、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现代中国 |
| 三、中英互动：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与美学新拓展 |
| 第六章 美学会议与审美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审美文化在1990年代的兴起 |
| 一、美学的“当代”：1990年代初期的美学会议 |
| 二、在审美文化中复兴：第四届全国美学会议 |
| 三、“审美文化”：美学与政治的互动 |
| 第二节 审美文化的多元建构 |
| 一、自然、园林、生态、旅游：景观美学初探 |
| 二、以“艺术”之名：美学与艺术的互动 |
| 三、民族美学：书写汉民族共同体美学 |
| 第七章 美学会议与走向世界的新世纪美学 |
| 第一节 全国美学会议在新世纪的发展 |
| 一、第六届全国美学大会：“全球化与中国美学” |
| 二、第七届全国美学大会：“回顾与展望” |
| 第二节 东方美学与生态美学：现代美学的两种新范式 |
| 一、“东方美学”的兴起与东方美学国际会议 |
| 二、生态美学研讨会与生态美学问题 |
| 第三节 “美学的多样性”：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与中国美学新发展 |
| 一、走向世界：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的美学背景 |
| 二、百家争鸣：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讨论会 |
| 三、影响意义：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对中国美学制度的影响 |
| 第四节 生活美学的兴起：生活与美学的合流 |
|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的形成 |
|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生活美学”的讨论方式 |
| 三、生活美学的多元对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新时期美学会议总体情况列表（1979-2014） |
| 后记 |
（5）民国时期陈英士英雄叙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综述与创新价值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资料概况 |
| 第一章 民初毁誉交参的多元叙述 |
| 第一节 陈英士其人其事 |
| 一、弃商从戎 |
| 二、督军沪上 |
| 三、反袁斗争 |
| 第二节 多元叙述的展开与焦点 |
| 一、锋芒初露 |
| 二、非常手段 |
| 三、进退浮沉 |
| 四、杨梅都督 |
| 第三节 陈英士逝后的叙述 |
| 一、反袁之共和旗帜 |
| 二、国葬与否的叙述相争 |
| 第二章 英雄定位与国民党正统叙述的确立 |
| 第一节 权威话语对陈英士的定位 |
| 一、孙中山之推崇: 吾党唯一柱石 |
| 二、蒋介石之继承: 陈烈士的化身 |
|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正统叙述的确立 |
| 一、话语转向: 追念到追崇 |
| 二、中央至地方: 赞誉及崇拜 |
| 三、陈英士与众英雄: 突显与淡化 |
| 第三章 陈英士英雄形象的官方传播 |
| 第一节 制度化纪念 |
| 一、纪念日的规范 |
| 二、纪念仪式的展演 |
| 三、纪念空间的表达 |
| 第二节 党化教育 |
| 一、社会教育 |
| 二、学校教育 |
| 第四章 陈英士英雄叙述的结构与功能 |
| 第一节 英雄叙述的三个维度 |
| 一、缅怀过去的史事建构 |
| 二、当下政治理念的表达 |
| 三、永恒精神的颂扬 |
| 第二节 英雄叙述的政治功能 |
| 一、对内独裁的合法性来源 |
| 二、党外攻讦的工具 |
| 三、民族抗争的旗帜 |
| 第五章 陈英士叙述的多元补充 |
| 第一节 地方性的陈英士叙述 |
| 一、湖社的乡贤追念 |
| 二、上海的城市记忆 |
| 第二节 零散的坊间叙述 |
| 一、理性反思的私人叙述 |
| 二、虚实难辨的名人轶事 |
| 第三节 共产党的叙述 |
| 一、“国民党左派”陈英士 |
| 二、“红五月”的叙述缺位 |
| 三、“反动派”陈英士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 |
| 第一节“文学大一统”时代里的“文学新人” |
| 第二节“文化领导权”语境下的“新人培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 |
| 第一节 文研所与延安鲁艺 |
| 一、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特别优待 |
| 二、师资队伍和招生方式 |
| 三、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 |
| 四、尝试改变办学方式 |
| 第二节 文研所与高尔基文学院 |
| 一、文研所对高尔基文学院的借鉴 |
| 二、文研所对高尔基文学院的“创新” |
| 第三节 文学研究所与丁玲 |
| 一、为何选择丁玲？ |
| 二、创办文学研究所 |
| 三、主政文研所的厄运 |
| 四、平反后的丁玲与文研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 |
| 第一节 文研所的筹备与成立 |
| 一、文研所的筹备 |
| 二、文研所的成立与倒掉 |
| 第二节 文讲所的恢复与鲁迅文学院的成立 |
| 一、文讲所的恢复 |
| 二、鲁迅文学院的成立 |
| 第三节 鲁院的办学环境 |
| 一、朴素而典雅的鼓楼东大街 |
| 二、艰苦而有趣的朝阳区党校和职工大学 |
| 三、素雅而偏远的八里庄 |
| 第四节 鲁院的学习风气 |
| 一、活跃的课堂 |
| 二、多彩的课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 |
| 第一节 文学研究所时期 |
| 一、文研所招生特点 |
| 二、在办学中发展 |
| 第二节 文学讲习所时期 |
| 一、停办之前的文讲所 |
| 二、恢复工作以后的文讲所 |
| 第三节 鲁迅文学院时期 |
| 一、进修班：八十年代鲁院办学形式 |
| 二、与高校合作办学 |
| 三、多样化办班：九十年代鲁院的招生办学 |
| 四、高研班：新世纪鲁院的招生办学 |
| 第四节 不同时期的对比与渐变 |
| 一、文研所时期 |
| 二、文讲所向鲁院过渡时期 |
| 三、九十年代 |
| 四、新世纪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 |
| 第一节 文学研究所时期 |
| 一、理论学习 |
| 二、社会实践 |
| 第一节 文学讲习所时期 |
| 一、文讲所前期 |
| 二、文讲所后期 |
| 第三节 鲁迅文学院时期 |
| 一、八十年代 |
| 二、九十年代及新世纪初期 |
| 三、新世纪高研班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 |
| 第一节 从对作家队伍的影响到体制的认可和学员的评价 |
| 一、对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的影响 |
| 二、体制的认可和学员的评价 |
| 第二节 从小鲁院到大鲁院：地方对鲁院培养模式的复制 |
| 一、各地对鲁院的模仿和复制 |
| 二、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及其对策 |
| 第一节 一种新的理论的生成：创意写作视域下的文学新人培养 |
| 一、文学新人培养的可行性 |
| 二、中国创意写作方兴未艾 |
| 第二节 一个新的培养路径：可借鉴的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系统 |
| 一、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的发展成就 |
| 二、鲁院借鉴创意写作的基础与前景 |
| 本章小结 |
| 附录 |
| 一、鲁院更名后开展的文学活动 |
| 二、历届高研班学员名单 |
| 三、鲁迅文学院讲义一览表 |
| 四、鲁迅文学院历届主要负责人任职简表及简历 |
| 五、鲁迅文学院主要授课教师名单 |
| 六、史料 |
| 七、鲁迅文学院建院六十周年访谈录 |
| 八、鲁迅文学院办班名录（1950年—2014年） |
| 九、鲁迅文学院学员问卷调查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二、期刊 |
| 后记 |
| 致谢 |
（7）叶青思想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叶青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
| 第一节 早期接触与参加革命的经历 |
|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
| 一、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和揭露 |
| 二、对各国家革命运动的考察和分析 |
| 四、对中国革命的分析 |
| 五、对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
| 六、对旅法华人反帝运动的宣传和分析 |
| 七、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宣传 |
| 八、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和分析 |
| 第二章 叶青的哲学研究 |
| 第一节 叶青被捕变节的经过 |
| 第二节 叶青哲学论着分析 |
| 第三节 叶青对哲学的解释 |
| 第四节 哲学消灭论解读 |
| 一、提出过程 |
| 二、主要内容 |
| 三、多方面的论证 |
| 第五节 物心综合论解读 |
| 一、提出过程 |
| 二、主要内容 |
| 三、“坚强的论据” |
| 第六节 叶青对逻辑学的研究 |
| 一、提出综合逻辑论的过程 |
| 二、主要内容 |
| 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证明” |
| 第七节 叶青和艾思奇“新哲学”的争论 |
| 一、关于“新哲学”的内涵 |
| 二、关于哲学消灭论 |
| 三、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
| 四、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 |
| 第八节 叶青对其它有关问题的思考 |
| 一、时代问题 |
| 二、民族问题 |
| 三、国家问题 |
| 四、宗教问题 |
| 五、文化问题 |
| 六、读经问题 |
| 七、人生问题 |
| 第九节 叶青对各派思想学术的批评 |
| 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 |
| 二、对梁漱溟中西文化论的批评 |
| 三、对胡适思想学说的批评 |
| 四、对张东荪哲学的批评 |
| 第三章 对三民主义的阐扬 |
| 第一节 叶青1936-1949年间的政治活动 |
| 第二节 对三民主义的认识过程 |
| 第三节 关于三民主义研究的方法 |
| 一、三民主义研究者所应具备的条件 |
| 二、如何研究三民主义 |
| 第四节 对三民主义的解释 |
| 一、对民生主义性质的认识 |
| 二、提出“一次革命论” |
| 三、阐明三民主义的丰富内涵 |
| 四、将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解释为“物心综合论” |
| 五、概括出三民主义的实践方略 |
| 六、指出三民主义的优越性 |
| 第五节 对国民党执政合法性的宣传 |
| 一、反对多党政治,主张一党专政 |
| 二、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中国的“特殊性”所决定 |
| 三、认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历史的选择” |
| 四、指出抗战时期国民党应实行一党专政 |
| 五、坚持宪政阶段国民党应继续掌控政权 |
| 第六节 对五权宪法的宣传 |
| 一、认为五权宪法代表着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 |
| 二、强调五权宪法的内容具有次序性、完整性 |
| 三、顽固坚持《五五宪草》 |
| 四、反对政协会议对《五五宪草》的修改 |
| 五、反对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 |
| 第四章 对中共革命理论主张的指斥 |
| 第一节 进行反共宣传的过程 |
| 第二节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释 |
| 第三节 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判断 |
| 第四节 对中共的全面指责 |
| 一、否认中共存在的必要 |
| 二、对中共各阶段革命主张和活动的攻击 |
| 三、对中共革命前途的评估 |
| 第五节 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攻击 |
| 第五章 中共对叶青理论主张的系统批判 |
| 第一节 对叶青哲学观点的批判 |
| 第二节 对叶青三民主义理论宣传的批判 |
| 一、中共对三民主义所持态度的变化过程 |
| 二、批判叶青“以统一取消抗日” |
| 三、批判叶青提出的“一次革命论” |
| 四、批判叶青关于三民主义内容的解释 |
| 第三节 对叶青关于国共和谈立场的批判 |
| 一、坚决维护政协会议对《五五宪草》的修改 |
| 二、批判叶青对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反对 |
| 结语 |
| 第一节 叶青到台湾后的理论宣传活动和台湾学者的评价 |
| 第二节 对叶青一生理论宣传活动的总评 |
| 第三节 关于叶青思想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界定 |
| 二 地域文学及云南汉语新诗研究综述 |
| 三 本文的突破及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发展概观 |
| 第一节 云南文学发展及当代诗歌概况 |
| 第二节 艺术突围：中国80年代新诗潮中的云南诗歌 |
| 第三节 多元并存：九十年代诗歌状态 |
| 第四节 深入探索：21世纪初新诗创作态势 |
| 第二章 云南汉语新诗的“本土性” |
| 第一节 云南地域文化与汉语新诗的“本土性”特征 |
| 第二节 “民族特色”的诗意表达 |
| 第三节 “地域特色”的诗意表达 |
| 第三章 云南汉语诗歌的“当代性” |
| 第一节 诗歌的“当代性” |
| 第二节 语言自觉及诗艺探索 |
| 第三节 云南汉语诗歌的“当代性” |
| 第四章 在“本土性”中生发“当代性”的诗人创作论 |
| 第一节 于坚：激活现代汉语表达世界的能力 |
| 第二节 雷平阳：基于故土的质朴之真与失真 |
| 第三节 海男：对云南的个性书写及抒情的节制 |
| 第四节 李森：当代汉语诗歌书写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诗歌审视 |
| 第一节 接通地气与超越地域 |
| 第二节 写作的自发与自觉 |
| 第三节 诗意与诗艺 |
| 结语 |
| 附录一：诗人访谈(于坚、雷平阳、海男、李森、艾泥等) |
| 附录二：云南诗歌纪要(1976.1—2013.12)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新世纪大陆电视剧与革命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作为“新通俗叙事”的中国电视剧 |
| 第一章 文艺制度与文化领导权 |
| 第一节 电视剧管理机构与文艺政策 |
| 一、 管理机构设置及其职能 |
| 二、 题材规划制度及其变化 |
| 第二节 “主旋律”与电视剧评奖 |
| 一、 “主旋律”的涵义 |
| 二、 电视剧评奖管理 |
| 第二章 革命叙事的多种面相 |
| 第一节 伟大的中国革命 |
| 一、 革命的意义 |
| 二、 革命的边界 |
| 第二节 革命故事的叙事动力 |
| 一、 意识形态需要 |
| 二、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
| 三、 电视剧的选择性记忆 |
| 第三章 革命故事的“是是非非”与“似是而非” |
| 第一节 革命“他者”的归去来 |
| 一、 “左翼”话语的复现 |
| 二、 革命“他者”的重置 |
| 三、 个人“幽灵”的召回 |
| 四、 家族叙事与两党政治 |
| 第二节 僭越式英雄与革命新主体 |
| 一、 革命之根与草根英雄 |
| 二、 群众的崛起和主体的位移 |
| 三、 个体生命的成长记录 |
| 第三节 专业主义与中产阶级趣味 |
| 一、 专业主义与工作伦理 |
| 二、 专业社会与革命伦理 |
| 三、 中产话语与知识分子 |
| 第四章 革命历史与改编艺术 |
| 第一节 电视剧革命叙事的资源 |
| 一、 文学改编的传统 |
| 二、 改编与电视剧“情商” |
| 第二节 “忠于原着”的意识形态 |
| 一、 红色经典的话语之争 |
| 二、 “红色”的文化焦虑 |
| 第三节 革命原创剧中的历史与记忆 |
| 一、 革命的另类叙事 |
| 二、 在历史的断裂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从革命型到建设型的民主模式转换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历程（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大陆文献综述 |
| （一） 改革开放以前的主要文献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文献 |
| 四、大陆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民主政治理论发展阶段 |
| （二） 关于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基本经验 |
| （三） 关于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基本特点 |
| （四） 关于民主政治理论发展的历史、现实条件 |
| （五） 关于科学划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界限 |
| （六） 关于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路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
| （七） 关于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程序——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 |
| （八） 关于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依托——政治体制改革 |
| 五、海外研究综述 |
| 六、本文基本特点 |
| （一） 本文主题 |
| （二） 本文理论依据 |
| （三） 本文基本史料依据 |
| （四） 本文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三大来源 |
| 一、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论民主政治 |
| （二） 列宁、斯大林论民主政治 |
| 二、实践来源 |
| （一） 新中国建立前在革命的民主政治道路上，革命型理论从稚嫩到成熟，最后完成模式构建 |
| （二） 新中国建立后在革命和建设的民主政治道路上，革命型理论模式继续运用，建设型理论模式基本确立和初步发展 |
| （三） 新中国建立后错误实践导致错误认识，推动理论一度向反面发展 |
| 三、传统文化来源 |
| （一） 肯定通过商汤式革命，诛“民贼”和“独夫”，支持了革命型理论模式的正义性 |
| （二） 提倡民本、仁政和个人权利的思想非常丰富，为发展建设型理论模式提供坚实土壤 |
| （三） 监察与谏言制、科举选官制等历史悠久，为发展建设型理论模式提供了制度参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界定革命型、建设型民主政治理论模式 |
| 一、两种理论模式的联系 |
| （一） 思想基础和精神实质相同 |
| （二） 根本目的相同 |
| （三） 基本实现方式和路径相同 |
| （四） 基本规律相同 |
| 二、两种理论模式的区别 |
| （一） 所处时代主题不同 |
| （二） 基本内涵不同 |
| （三） 主要任务不同 |
| （四） 主要内容不同 |
| （五） 具体实现方法不同 |
| （六） 基本特色不同 |
| （七） 所属思想体系不同 |
| 三、两种理论模式既一脉相承又不可混淆 |
| （一） 两种理论模式需要回答不同的基本问题 |
| （二） 两种理论模式对革命的理解不尽相同 |
| （三） 混淆两种理论模式曾在实践上造成很大危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主政治理论初现两种发展状态（1949-1956） |
| 一、国际国内形势的特点 |
| 二、指导思想发生重要变化 |
| 三、革命型理论模式继续发展和完善 |
| （一） 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和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
| （二） 民主政治建设服务于工作大局 |
| （三） 发展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求 |
| （四） 明确人民和敌人的界限 |
| （五） 探索人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的主要方式 |
| 四、建设型理论基本思路的产生 |
| （一） 确立和发展基本制度 |
| （二） 法制建设的起步 |
| 五、历史的反思 |
| （一） 两种理论发展状态承担不同的历史任务 |
| （二） 两种理论发展状态高度统一 |
| （三） 民主政治理论需要破旧立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主政治理论继续出现两种发展状态（1956-1966） |
| 一、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 |
| 二、指导思想发生混乱 |
| 三、探索建设型理论的思想结晶 |
| （一） 开始独立发展本国的民主政治 |
| （二） 再次分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
| （三） 探索发展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求 |
| （四） 尝试拓展人民的范围 |
| （五） 探索社会主义时期人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的主要方式 |
| 四、继续大范围运用革命型理论模式 |
| （一） 中苏大论战的重大影响 |
| （二） 继续突出民主政治的工具属性 |
| （三） 坚持革命年代发展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求 |
| （四） 错误界定人民的范围 |
| （五） 错误探索人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的主要方式 |
| 五、历史的反思 |
| （一） 徘徊在两种理论发展状态的基本特点 |
| （二） 徘徊在两种理论发展状态的具体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主政治理论两种发展状态的错误统一（1966-1976） |
| 一、开展建设的极端紧迫性 |
| 二、指导思想的错误统一 |
| 三、革命型理论模式畸形发展 |
| （一） 中苏两党的严重冲突 |
| （二） 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批判” |
| （三） 无限放大民主政治的工具属性 |
| （四） 扭曲地强调发展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求 |
| （五） 片面强调民主政治对经济社会建设的推动 |
| （六） 从严重混淆敌我到敌我不分——错误界定人民范围的惨痛教训 |
| （七） 人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利主要方式受到严重破坏 |
| 四、建设型理论艰难延续 |
| （一） 约束革命型理论模式的应用 |
| （二） 保留建设型理论一些基本内容 |
| 五、历史的反思 |
| （一） “文革”时期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基本特点 |
| （二） 理论发展出现严重错误的具体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民主政治理论两种发展状态的正确统一与基本形成建设型民主政治理论模式（1976-2002） |
| 一、紧扣时代脉搏 |
| 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
| 三、基本形成建设型理论模式（1976-1992） |
| （一） 坚持民主政治目的性和工具性的统一 |
| （二） 独立发展本国的民主政治 |
| （三） 坚持正确方向 |
| （四） 基本确定社会主义时期发展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求 |
| （五） 大范围拓展人民的范围 |
| （六） 改革和探索人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的主要方式 |
| （七） 民主政治建设战略——实现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 四、进一步发展建设型理论模式（1992-2002） |
| （一） 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 （二）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
| （三）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
| （四） 认真反省苏联解体深刻教训 |
| （五） 明确提出发展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求 |
| （六） 探索人民范围的新拓展 |
| （七） 继续创新人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的主要方式 |
| （八） 致力于建设国际政治新秩序 |
| 五、历史的反思 |
| （一） 改革开放新时期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基本特点 |
| （二） 理论正确发展的具体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成都市委宣传部宋永珍副部长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D]. 孙雪. 山东大学, 2020(01)
- [2]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D]. 林木.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3]抗美援朝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动员研究 ——以山西省为重点[D]. 郝亚堃.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4]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D]. 符晓. 东北师范大学, 2016(12)
- [5]民国时期陈英士英雄叙述研究[D]. 郭淑文. 南京大学, 2015(06)
- [6]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D]. 刘业伟. 上海大学, 2015(02)
- [7]叶青思想批判[D]. 尹涛. 南京大学, 2014(05)
- [8]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D]. 朱彩梅. 云南大学, 2014(11)
- [9]新世纪大陆电视剧与革命叙事[D]. 刘虹利. 吉林大学, 2013(08)
- [10]从革命型到建设型的民主模式转换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历程（1949-2002）[D]. 段炼.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