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亚麻供应缺口加大——扩种正当其时（论文文献综述）
晋江艳[1]（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说明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中国人民的社会保障实践持续了上千年,且随着社会发展,保障对象逐步扩大,保障措施日益多样,保障思想不断丰富,但严格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始终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1949至1956年,较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基础较好,重工业相对发达,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处于战争前沿,优抚安置任务异常艰巨,促使社会保障事业迅速发展,建立了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之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研究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丰富东北地区党史研究和完善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计量史学法,分六部分对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进行全面分析。作为文章的起点,第1章遵循党史研究基本思路,介绍了选题背景,说明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重点整理和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成果,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保障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但关于东北地区的研究尚有不足,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任何实践都不是空中楼阁。研究社会保障,首先要追根溯源,探究其实践基础。1949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的社会保障实践具有坚实的理论、历史和现实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第2章和第3章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认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党组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受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社会保障实践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建设国家重工业基地、开展农业合作化的经济计划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情况下,领导人民创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亟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建立社会保障的条件。第4章和第5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始终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概念,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但无论是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还是社会优抚工作都已经开展起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系统的组织机构体系、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以政府、社会和内部机构为主体的监督机制搭建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第4章重点介绍了这一内容,即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东北各地竭尽所能救济灾民、贫民和朝鲜战灾孤儿,收容改造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和游民;重点在企业中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福利,为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以及精神病人建立民政福利;优待军烈属和革命残废军人,褒扬抚恤革命英烈,妥善安置回乡转业人员等,丰富的内容使社会保障由简单的制度构建层面跨越到充实的制度实践层面。第5章则重点介绍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在充分认识制度结构和实践内容的基础上,第6章进一步提升,重点分析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认为其对政治建设而言,通过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巩固了新生政权;对于经济建设而言,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对于军事活动而言,激发了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为抗美援朝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言,构建了社保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前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现状,以史鉴今,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总体来说,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实践是成功的,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稳定性和和可持续性不足。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实践,本文采取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借鉴的态度。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周新年[3]（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苏波[4]（2015）在《杜鲁门政府对拉丁美洲经济援助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经济强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国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而同在西半球并与美国紧邻的拉丁美洲地区则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首选。拉美国家作为欠发达国家,与美国在经济实力上不对等,为实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这一总体目标以及建立美国所主导的泛美体系,美国始终把拉美地区看作是一个特殊的势力范围。因此,从门罗主义开始,美国历届政府利用各种手段,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加强了对西半球的控制。其中,经济手段正是美国控制拉美地区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而经济援助作为经济手段的主要内容在泛美体系的强化过程中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杜鲁门政府在总体上继承了历届美国政府在拉美地区所要实现的目标,不过随着冷战的爆发,拉美地区并没有成为冷战的“世外桃源”,一旦敌对意识形态在拉美地区打开缺口,不仅对美国本土安全构成威胁,而且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因此,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尽管苏联的国力限制了它与美国在西半球直接对抗,但杜鲁门政府在战后就把“遏制共产主义”的渗透与扩张在其拉美政策中体现出来,“后院的稳固”才能保证“前院”的争夺后顾无忧,将拉美地区拉入到美国主导的冷战战略成为必然。在这一背景下,杜鲁门政府在拉美地区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加强西半球防范共产主义的安全体系、变拉美地区为美国冷战的“后勤地”、保证美国在“后院”的经济利益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在拉美地区调整和推行经济援助政策的短期目标。概言之,杜鲁门第一任期强调政治军事是强化泛美体系建立西半球安全防卫体系的主要方式,而且随着地缘政治利益的转移以及欧洲复兴计划的开展,杜鲁门政府背弃了罗斯福在战后对拉美提供经济援助的承诺,减少了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份额,代之以私人资本而非经济援助的政策,强调以私人资本促进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战时期很多未完成的经济援助政策在杜鲁门第一任期都做出了调整,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到杜鲁门第二任期,“第四点计划”的提出使拉美地区重新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重点区域。这表现在:一是美国利用经济技术援助强化拉美地区在冷战中作为美国战略资源来源地的作用;二是多边性和双边性经济援助模式的结合是美国在该地区推行经济援助的一个显着特点;三是“第四点计划”与美洲事务协作署之间具有历史渊源关系。基于此,本文把对外经济援助视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以及《美国国会文献集》数据库和缩微胶片,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会等部门所提供的原始档案文献资料进行了解读,综合运用历史学、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方法,结合杜鲁门两届政府时期在拉美地区政策的变化,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探讨杜鲁门政府对拉美经济援助政策的调整与制定的动因、实施的详细过程,诠释冷战初期经济援助在实现美国在西半球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从区域政策走向冷战全球战略的转变。同时,研究杜鲁门政府对拉美地区经济援助政策,对于我们认识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经济援助的历史演变、美国对外援助总体政策的发展变化以及美国如何利用经济援助手段为其全球战略服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正文主体部分分为5章。绪论部分主要包括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要充分理解美拉关系的历史演进不仅要通过宏观的历史去把握,还应当通过细微的历史细节去深入了解,而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援助政策可以看作是从细微之处研究美拉关系演变的一个方面。第一章首先通过对比厘清军事援助、人道主义援助、经济援助等概念的不同点,着重阐述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主要类型、战略与经济的利己性、政治性等特点。其次是回顾了18世纪到二战时期美国对拉美地区经济援助的总体情况。第二章论述了拉美国家在冷战中的特殊地位,主要表现在美国认为拉美国家在战后初期没有受到共产主义的直接威胁,政局相对稳定,并且由于美国的资金几乎全部用于了欧洲的重建,于是杜鲁门第一届政府只能背弃罗斯福时期的经济援助承诺,并以经济援助为“幌子”在历次泛美会议上诱使拉美国家服从于美国的冷战战略,建立冷战战略下美国主导的西半球安全防卫体系。杜鲁门第一任期确立的对拉美地区私人资本而非经济援助的政策,其后果使得以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开始重新考虑拉美国家在战后的发展模式问题。第三章分别以杜鲁门第一任期调整战时与拉美国家达成的咖啡贸易协定、加强对墨西哥的经济援助、减缓泛美高速公路的援建三个案例,进一步深化理解杜鲁门第一任期对拉美经济援助调整的原因和实质。第四章首先简单分析了第四点计划的出台过程和其在冷战中的实质,认为经济利益和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是美国在该地区推行经济和技术援助的主要原因。其次,分析了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两种方式:一是美洲国家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济技术援助;二是国务院以及技术合作署支持下的双边经济技术援助,并深入分析了两种方式的产生原因和实施过程,认为这两种方式的实质无一例外都是为了使拉美国家服从于美国所主导的冷战战略。第五章首先探讨了美洲事务协作署的确立过程和隶属争议,而后进一步分析了第四点计划在拉美国家的实施情况,包括技术人员数量、资金投入、地区差异等内容,并对第四点计划在拉美地区实施的特点做出了总结,认为从总体上第四点计划在拉美地区并没有取得成功。结语部分从对外经济援助的理论出发结合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知识解读了美国对拉美地区的经济援助的性质和目的,认为不论是在二战时期还是冷战初期,该政策都是为了巩固美国在其“后院”的地位,加强对拉美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而且也对美拉关系史上“冲突与合作”这条主线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结语的最后则对中国向拉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提出了一些看法。
肖文兴[5]（2012）在《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关系到近九亿农业人口的生存问题和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健康、持续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农业进行扶持和保护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农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对农业进行保护,确保入世后的农业产业安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非常紧迫。农业产业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农业在经受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时,能够基本上不受威胁、干扰和破坏而保持正常的运行和发展,不会引发国内农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农业竞争力是保障农业安全的基本手段。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新形势下的挑战,如外资对我国农业的控制增强,潜在风险增加；国际农产品市场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不容乐观；我国农业产业链不发达,产业整体竞争力受到制约等。经济全球化通过金融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投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农业产业的竞争。一些开放度高、缺乏有效调控手段的产品受贸易和外资进入影响大,产业安全状况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其中羊毛、棉花、大豆是较为典型的三个品种。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作物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一些,包括棉花、糖料作物和油料作物；在粮食作物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玉米、大豆和大麦。而小麦和大米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入世会对水果、蔬菜和畜产品带来有利影响。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冲击大于机遇。根据何维达和何昌（2002）的研究,中国农业在2001前基本安全,本文改进研究方法,借鉴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机构IMD和WEF在整合国际竞争力的多指标体系时的方法,建立农业产业安全评价模型。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出探索性的结论：根据本文的研究,加入“WTO”后,2002-2009年,中国农业的安全度虽然有所下降,但中国农业仍然是“基本安全”,接近“不安全”的边缘,因为有一些不安全因素增加,需要建立预警机制,采取防范措施。与其他一些研究者的结论基本一致。而且,首次对湖南农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同时,编写了附录一的案例：“中国反贸易壁垒第一案”。根据农业产业安全评价的五个安全度区域及其状态标识本研究创新地设置相应的预警灯信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其它国家农业保护政策启示我们：应完善我国的合规性贸易壁垒体系,有效保护我国农业；产业保护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产业的良性发展；扩大内需和开拓国际市场应并重,重视对农业的合理支持；保护手段力求多样化和灵活性；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程序性规定,加强国内农业保护；运用世贸组织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和规定,加强对本国地方名特农产品的品牌保护。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下,我国要全面深化农业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建立农业创新体系；建立农业保障体系,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行乡镇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加速农村城市化建设；提高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推进农业税制改革和国家财政支持,合理利用外资。我们必须要构筑起确保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防火墙”,树立“大开放”、“大发展”、“大安全”的农业产业安全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于扩大开放的相互依存中促进大发展,于大发展的相互合作过程中谋求大安全。但是,农业产业安全具有其产业特色所要求的特殊性,应采取如下保障措施：树立新的国家产业安全观；健全相关法规体系,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统一规划农业产业安全体系,建立专门的产业安全机构；建立灵敏有效的安全预警系统,防范产业安全风险；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利用决策机制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用好用足WTO赋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积极进行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的调整；充分利用WTO贸易救济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实施多元化出口战略,出口国家、出口产品多元化；中国农业企业要做大做强,建立完整自主的产业链条,形成自主品牌,自主定价体系,降低对外依存度,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抵御外部冲击,保障产业安全。
谷永清[6]（2011）在《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文中提出1888年,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近代民族棉业发展就此揭开序幕。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民族棉业影响深远。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取了大量战争赔款及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棉纺织业从此成为日本在华投资的重点。青岛腹地植棉条件优越,棉货销售市场广阔,但因其为德国势力范围,日人只能通过棉货贸易方式与中国民族资本争夺市场份额,无法将纱厂直接移建于此。德占青岛期间,中日两国棉利之争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德人对青岛及其腹地的利源挖掘具有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他们不仅对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建设进行了详细规划,拨付了巨额帝国财政,还在此注入了西方近代社会的文化精神特质,使其成为“模范”的殖民地。1904年,胶济铁路的修筑完成极大地促进了口岸腹地间贸易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德占当局推行了分余润与华商的商贸策略,以求联华制日；在政治领域,德人与山东地方政府达成部分妥协与合作。此举对口岸与腹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山东推行近代化事业都有积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无暇顾及东亚殖民地,日本趁机利用地缘优势和英日同盟关系对德宣战,并很快占据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东亚的“德——日——华”三足鼎立关系就此瓦解。一战后期,强势的日本在胶州湾兴建了一批近代化棉纺织企业。德人在口岸及腹地兴建的基础建设为日资棉纺织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为构筑产业链条、实现产业优化,进而获取更大剩余价值,日商除加快棉制品生产外,还在腹地开设货栈,倾销棉纱,积极推广棉种改良工作。面对日商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和突如其来的商机,中国实业精英当仁不让,周学熙、潘复等人多方筹资在青岛、济南等地创建了民族棉纺织工厂。北京政府和山东地方政府也出台了鼓励植棉、振兴土纱土布等扞卫利权的措施。青岛及其腹地就此成为中日棉战的新战场。这样,中日棉战范围由长江中下游地区扩展到青岛及其腹地。中日两国在青岛、济南等地的棉制品销售之争推动了山东美棉种植业,棉花商品化种植水平明显提高。1923年,中国政府收回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主权,但大量利权滞留在日人手中,青岛及胶济铁路的优势为中日双方所共有。由于中资企业在资金、技术上处于劣势,青岛棉货利源多半操于日商之手。为挽回利权,中国政府将推广美棉种植、提升原棉价格作为遏制日商获取棉业链条利润的重要手段。1924年后,青岛腹地战乱频仍,自然灾害持续不断,中国政府美棉推广工作遭受挫折,青岛与腹地间的棉货贸易也因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和张宗昌祸鲁而大为减退。国民政府取建立后,中国棉业受到空前重视。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振兴棉业的政策法律,筹设了棉业统制委员会、中央棉产改进所等专门机构,并在全国发起了棉业合作运动,国家棉业形势明显好转。青岛市长沈鸿烈为了挽回棉业利权,积极进行工商保育工作,在李村、高密、安丘等地附设植棉试验场、分场,以扩人美棉种植区。在政府支持下,青岛华资纱厂顶住众多日资企业的竞争,扞卫了棉业利权,成为近代中国弱势民族资本成功发展的典范。在青岛、济南棉纺织业崛起的同时,山东棉花种植业也在韩复榘、张鸿烈等政界人物的积极作为下获得了长足进步。山东棉花种植的崛起首先得益于韩复榘对城乡治安秩序的整饬；其次得益于山东交通、县政及乡村建设工作的快速发展；再次得益于韩氏对构建“独立经济体系”的努力。1930年代,梁漱溟、于鲁溪等人在邹平推行的美棉种植及运销合作事业,是近代中国美棉推广和运销事业的典范。随着邹平模式的推广,山东棉花品质及声誉快速提升。这有力地支持了青岛、济南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青岛、济南华资棉纺织业的进步反过来又刺激和推动了相关制造业的兴起,进而形成了以铁路为载体的邹平（种植）——济南（运销）——青岛（纺纱）——潍县（织布）——周村（印染）的棉业链条运转格局。在这一产业链带动下,青岛及其腹地经济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青岛棉业进步及口岸腹地间棉货贸易的推进对山东城乡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推广植棉使更多的农民告别旧时田园生活,主动融入到由机器大生产构建的棉业链条中。随着棉业链条的转动,青岛的资本主义经营理念、意识形态开始向腹地逐次渗透。这对推动山东区域近代化是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其二,为提高棉花品质、扩大种植范围,一大批新知识精英从城市回归到乡村,发起了棉业合作运动,这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复兴；其三,各级政府为取缔棉花搀水、搀杂弊病和规范棉花交易市场,采取了诸多干预手段,这有助于增强国家对乡村的重视和建设。竞争能促进行业发展。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外部竞争很快就会丧失活力。与日本棉界持续不断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岛棉业的进步。空前的民族危机和产销困难迫使青岛及其腹地棉业人士积极探求合乎自身特点的经营模式,努力扞卫棉业利权,进而达到了迟滞日本经济渗透的效果。抵制日纱、日布运动是民族资本与日商资本竞争的重要内容。这种运动要最终取得胜利单靠热情不行。提高企业经营理念和创新能力才是民族正确的抉择。
赵新龙[7]（2011）在《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最低生活保障权作为生存权最核心的内容,是在与生存权辩证交互的历史流变中走向现代化的。生存权之证成始自于最低生活保障权,最低生活保障权之证成则内摄于生存权框架,并以生存权为价值依归。从权利法哲学史来看,生存权保障机制之递嬗先后经历了道德权利、消极权利、积极权利和制度性权利几种形态,其法律效力逐渐增强,其制度的可实现性亦逐渐增强,这是最低生活保障权在权利意义上的历史规律。另一方面,作为要求义务主体积极作为的权利,生存权或最低生活保障权之真正实现还必须依赖于国家救助责任的最终承担,因而这构成了最低生活保障权的另一条内在逻辑主线。比较而论,我国轻权利意识而重国家责任,西方轻国家责任而重权利意识,这是中西方生存权保障机制在发展中呈现出的两种不同面貌。在不同的历史动因面前,权利意识的日益彰显和国家救助责任的法定化逐渐实现汇合,这在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和我国均得到历史证明。一俟这两条主线实现了交融,最低生活保障权便真正获得了作为法律权利的生命,并与人文主义精神之觉醒构成了判断其现代性与否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权是公民陷于生存不能时按一定标准和程序向国家请求物质资料给付的请求权。在其构成要件上,最低生活保障权具有不同于传统权利的逻辑结构：一国之公民均为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和基本性；国家为义务主体,具有法定性和惟一性；贫困状态为资格要件,举凡一国公民之陷于贫困者,勿论其自然差异和社会状态,均满足该要件,亦即抽象意义之公民为潜在主体,陷于贫困者为实在主体；需要为事实要件,无法满足生存需求的贫困者方满足该要件。概言之,公民资格、贫困和需要构成了最低生活保障权的三个必备要件。在其法律定位上,一般意义之最低生活保障权作为基本人权,主要表现为社会权形态,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色彩；个性层面之最低生活保障权以保障最低生活水平为目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单向性,权利实现具有选择性。在其权利内容上,最低生活保障权表现为一系列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集合并相应设定了国家义务。同时,也正是由于最低生活保障权要求国家之积极作为,因而历来饱受诘责。但是,最低生活保障权在法理上具有自身的正当性,无论是从道德逻辑出发,还是从正义抑或自由逻辑出发,均可资证成。纸面上的权利与生动多变的社会之间,总有人们不期望却又不能避免的鸿沟。理论上的最低生活保障权,总会在现实中面临困难和挑战。在我国当前的背景下,后乡土社会构成了最低生活保障权实现制度化保障的最大语境。作为权利主体,二元社会结构下城乡差距日渐扩大的农民群体在遭遇内部阶层分化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自身独特思想意识、行动逻辑和社会转型下乡土生存环境的求验。与此同时,作为义务主体在乡土社会的代理人,村级组织和乡镇政府本身也遭遇转型的挑战,并在三种乡村关系的网络格局中将最低生活保障作为资源分配手段,而这又影响着最低生活保障资源的流向和最低生活保障权的实现。作为国家介入乡土社会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亦面临着和农村扶贫政策的协调问题,前者主要关注“输血”,后者主要关注“造血”,对主体和主题的同与异也现实地影响着权利实现。如果最低生活保障权在制度化过程中忽略这些因素,其制度绩效必将无法达到预期水平。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作为积极权利,须经制度化方得有效实现。此所谓制度,主要是指具有公共性、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明文规范,在形式上包括法律文本和政策等规范性文件,在内容上侧重表现为法律制度。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因而涵盖法律赋权和制度保障两个层次,前者是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的转换,后者是法定权利或应有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换。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之所以实现制度化,主要在于生存权理念的彰显、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价值和特定社会事件的引发,尤其是国家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之衡量,这一思维模式贯穿于制度变迁过程。权利制度化的逻辑核心在于调适农民与国家之关系,其原理为国家是否允许公民提出最低生活保障请求,该请求能否为国家所接受,若国家拒绝是否构成不作为违法且可否通过司法途径予以矫正。实质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乃是为国家设置一系列义务,包括制度供给、组织引导、财政责任和管理监督。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制度化这一动态过程的静态体现,应当而且可以通过若干具体指标予以评估,从而导入进一步的制度化循环中。囿于具体国情和学术语境的差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般在域外并无直接对应的语汇,但存在实质意义上类同的社会救助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美国社会救助导源于大萧条,其救助项目包括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补助、补充保障收入、食物补助、收入所得税抵免和一般救助等。日本因应于二战后的民生凋敝和社会危机,先后制定了新旧生活保护法,在内容上包括八种方式。瑞典作为“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福利制度的代表,最初借鉴英国之经验制定了济贫法,其后随着福利国家之建设颁行了现代意义上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在内容上包含公共资助和社会救助两个层面。我国港台地区社会救助制度也颇具特色,可资借鉴。从域外经验看,立法先行是前提条件,生存权理念是关键,帮助自立是导向,强化救助对象责任是趋势,家计调查是难点,生活保障是主体,分类实施和综合救助是普遍做法。我国现实社会语境下的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表现为“有差别”、“非均衡”和“不规范”三种实践样态。“有差别”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不平等,在制度化进程、保障对象覆盖面、保障水平和公共财政投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非均衡”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地方立法的不平衡,在其法律渊源和实体制度建设上各行其政,成熟与粗疏同在,发达共落后并存。“不规范”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构成要素尚欠规范,突出表现在理念、规范和制度层面,并进一步细化于各个环节。这三种状态既是对先前制度的继受,又构成了权利制度化向纵深拓展的起点和条件。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的目标是建立成熟规范的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最终必然要诉诸立法。而法律文本之制定,又须秉持先进的立法理念,遵循合理的法律原则,以科学的立法模式和正确的制度导向为指引。就其制度主线而言,须以权利保障作为内在灵魂贯穿其内,使法律文本洋溢着权利色彩。申言之,即是通过权利的制度化展开控制制度关键点,主要包括低保对象识别机制、低保标准定调机制、低保运行工作机制、低保资金分担机制和法律责任设置等。最终,使最低生活保障法律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
李新[8]（2010）在《20世纪中国动物营养学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业发展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还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古语有云“牧以畜为体,畜以饲为天”,饲料对于牲畜的重要作用正如食物之于人类,不可轻忽。营养物质在“土壤—植物—动物—人”之食物链中的流向与转移,不但是农业生产的根本基础,也是农业生产的最终目的。现代农业的最大特点就是营养物质在食物链中的快速和高效转移与回流。动物营养学正是一门研究营养物质摄入与动物生命活动（包括生产）之间关系的科学。因此,动物营养学不但是动物生产的理论基础,也是生命科学和资源环境科学的组成部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回顾总结其百年的发展历程对于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中国驯养动物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勤劳智慧的中国人积累了许多畜禽饲养方面的经验,其中不乏饲料选择与如何喂养的内容,这在古代农书中多有涉及。然而,那只是建筑在长期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经验积累,并非以科学试验为依据,所以还称不上动物营养科学。回顾我国动物营养科学史,大体上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如今已然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到1949年的肇始与奠基阶段；第二阶段,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曲折发展；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的转折与蓬勃发展阶段。当中国动物营养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我们的祖国正处于内忧与外患并存之际,晚清以来的衰颓局面未见好转,频繁的战争和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得民生凋敝,国家经济几近破产；就是在危机之中,畜牧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出来,也由此备受重视。而较之中国传统的基于感性经验的畜牧饲养方式,西方利用科学试验得来的现代技术,对于增产增收效果更好,动物营养科学恰是近现代科学畜牧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于是这门科学开始在中国扎根发芽并成长起来。虽然当时此方面的科研教育机构乃至学会组织等还大都蕴含在大畜牧之中,但无疑已作为大畜牧科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被提及,甚至专门成立这方面的专门系组从事科研工作,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这对于科学畜养风气的形成颇有助益,同时也为此后中国动物营养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研究、管理经验,为我国动物营养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中国动物营养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受国内政治经济大背景的影响,我国动物营养科学虽走了些弯路,但也有曲折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动物营养科学终于迎来它发展的春天,开始了蓬勃发展的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动物营养专业正式设立并发展完善,1980年成立了专业学会,1989年本专业学术刊物创刊发行,至此,一个学科独立的三个标志已经全部具备。30多年来,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在养殖业及饲料工业上的普遍应用,使得我国肉、蛋、奶等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全国人民膳食结构得到极大改善。在诸多因素的影响推动下,我国动物营养科学经过百年发展,终于取得了现在来之不易的成绩；同时它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将会使人们对动物营养科学的要求不断提高,这对于动物营养科学的发展来讲既是挑战也是希望。我国动物营养科学研究正经历着从常量到微量,从静态到动态,从整体到组织,从表观到内涵,从单因子对比到多因子互作的深入发展。由描述为主的科学向控制科学转变,由“分析时代”进入“系统时代”已然成为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整体趋势,中国自不能例外。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动物营养科学还是要根据国情,在继承传统,重视当下,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论文正是以20世纪中国动物营养学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20世纪中国动物营养学发展的基础和背景,之后分别从组织机构、相关书刊、人才队伍以及科研内容和成果等方面对中国动物营养学在20世纪前、后50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进而对中国动物营养学百年发展的动因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一章总结了中国动物营养学百年发展的经验,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王小鹰[9]（2009）在《长街行》文中指出引章深巷浅弄斜晖静,闲门繁户梧桐疏。早春时节的黄昏,暮霭是从弄堂水泥板地的缝罅里,从石库门台阶边的苔藓里,从青砖围墙上隔年蔷薇花的茎蔓里,丝丝缕缕地升起来的,晚风横一抹竖一抹,暮霭便渐次晕染开去,一分一寸地罩没了一幢楼,又罩没了一幢楼。
滕星均[10]（2009）在《区域三农问题的系统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三农”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难点和关键。近几年来,“三农”问题成了理论界和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经济学界在“三农”问题上有着长久而热烈的探讨与争论,不管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策略如何各异,但对于问题本身的看法却是日趋一致的,那就是“三农”问题已经趋近于一个国家可承受的极限值,并且直接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积极性和农村基层社区构架的稳定,从而诱发中央及各地政府积极探索和尝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三农”问题受到了中央高层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依据区域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基础理论,以区域经济突破为主线,将区域创业环境、三农问题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形成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纳入一个系统,对三农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别从研究背景、吉林省“三农”问题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吉林省“三农”问题形成原因、吉林省“三农”问题发展趋势分析预测以及解决吉林省“三农”问题的思路与对策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系统地对吉林省“三农”问题发展趋势及对策进行了研究与解答。
二、全球亚麻供应缺口加大——扩种正当其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亚麻供应缺口加大——扩种正当其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2 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 中国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1 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社会保障思想 |
| 第3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
| 3.1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 |
| 3.1.1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2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3 解放区的社会保障 |
| 3.2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现实基础 |
| 3.2.1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
| 3.2.2 农业合作化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
| 3.2.3 处于抗美援朝战争前沿 |
| 3.2.4 苏联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示范效应 |
| 第4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
| 4.1 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
| 4.1.1 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 |
| 4.1.2 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 |
| 4.1.3 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 |
| 4.1.4 社会优抚的资金来源 |
| 4.2 社会保障的组织机构 |
| 4.2.1 政府机构 |
| 4.2.2 社会团体 |
| 4.2.3 企业内部机构 |
| 4.3 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员与监督 |
| 4.3.1 社会保障中的社会动员 |
| 4.3.2 对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
| 第5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 |
| 5.1 社会救济 |
| 5.1.1 灾害救济 |
| 5.1.2 贫民救济 |
| 5.1.3 娼妓游民收容改造 |
| 5.1.4 朝鲜战灾孤儿救济 |
| 5.2 社会保险 |
| 5.2.1 养老保险 |
| 5.2.2 医疗保险 |
| 5.2.3 伤残保险 |
| 5.2.4 生育保险 |
| 5.2.5 优异贡献待遇 |
| 5.3 社会福利 |
| 5.3.1 民政福利 |
| 5.3.2 职工福利 |
| 5.4 社会优抚 |
| 5.4.1 优待补助 |
| 5.4.2 褒扬抚恤 |
| 5.4.3 安置复员军人 |
| 第6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及启示 |
| 6.1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 |
| 6.1.1 增强了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提高了党的执政合法性 |
| 6.1.2 提高了劳动者积极性,促进东北工业迅速发展 |
| 6.1.3 激发了群众支前热情和军人士气,保障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
| 6.1.4 构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奠定了基础 |
| 6.2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启示 |
| 6.2.1 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
| 6.2.2 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
| 6.2.3 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杜鲁门政府对拉丁美洲经济援助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界研究述评 |
| 三、学术创新、研究方法、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美国对拉美经济援助政策的历史缘起 |
| 第一节 经济援助概念的厘定 |
| 第二节 二战之前美国对拉美经济援助 |
| 第三节 二战时期美国对拉美经济援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杜鲁门政府对拉美经济援助政策的调整（1945-1949） |
| 第一节 战后的世界形势与冷战的形成 |
| 第二节 安全而非经济的考量 |
| 第三节 “克莱顿计划”与私人资本而非经济援助 |
| 第四节 援助政策的调整对拉美国家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杜鲁门政府对拉美经济援助政策调整的三个案例 |
| 第一节 维护美国在泛美咖啡市场上的利益 |
| 第二节“全面向重点的转变”：加强对墨西哥的经济援助 |
| 第三节 泛美高速公路援助项目的停滞 |
| 小结 |
| 第四章 第四点计划与杜鲁门政府对拉美的经济援助政策（1949-1954）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援助政策的转向：第四点计划的产生及其性质 |
| 第二节 在拉美地区推行第四点计划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多边以及双边经济援助政策的确立 |
| 小结 |
| 第五章 第四点计划在拉美地区的推行 |
| 第一节 美洲事务协作署及合作局项目 |
| 第二节 技术合作项目以及资金投入概况 |
| 第三节 具体实施情况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索引 |
| 附表索引 |
| 第一章 绪论 |
| 1 本文研究的目的,对国民经济或学术上的意义,国内外动态和发展趋势 |
| 1.1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
| 1.4 当前研究的缺陷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2 本文研究的内容,设计方案、预期效果 |
| 2.1 论文的结构及研究内容 |
| 2.2 研究方法 |
| 2.3 研究思路和效果 |
| 2.4 研究框架 |
| 2.5 本研究的创新和局限 |
| 第二章 产业安全与农业产业安全 |
| 1 产业安全的内涵 |
| 2 用模型诠释产业安全 |
| 2.1 基本假设 |
| 2.2 基本理论模型 |
| 2.3 最佳产业安全状态的确定 |
| 2.4 产业安全水平的测度 |
| 3 农业产业安全 |
| 3.1 农业产业安全的定义 |
| 3.2 农业产业安全的决定因素 |
| 3.3 农业产业安全体系的基本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产业的影响 |
| 1 按照“WTO”规则,调整农业政策 |
| 1.1 调整农业法律法规 |
| 1.2 调整国内支持政策 |
| 1.3 农产品关税配额管理 |
| 1.4 调整农产品食品卫生安全政策 |
| 1.5 减让农产品进口关税 |
| 2 加入“WTO”后中国农业生产的变化 |
| 2.1 我国粮食生产的变化 |
| 2.2 其它主要农产品生产发展状况 |
| 3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贸易的影响 |
| 3.1 加入WTO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变化情况 |
| 3.2 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贸易伙伴的影响 |
| 4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生产者的影响 |
| 5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及产生的安全风险 |
| 5.1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 |
| 5.2 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带来的风险 |
| 6 展望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与新一轮WTO谈判 |
| 6.1 展望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 |
| 6.2 中国如何应对新一轮WTO谈判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评估与预警 |
| 1 中国农业现状 |
| 1.1 食物与社会生态平衡系统中面临5个方面的矛盾 |
| 1.2 食物社会生态平衡系统中存在的“三个不可逆转” |
| 1.3 中国农业资源的优势与劣势 |
| 2 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状况及竞争因素分析 |
| 2.1 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状况 |
| 2.2 价格竞争因素分析 |
| 2.3 质量竞争因素分析 |
| 3 加入“WTO”后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评估 |
| 3.1 产业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
| 3.2 对中国农业安全度的估算 |
| 3.3 湖南农业产业安全度的初步估算 |
| 4 农业产业安全预警 |
| 4.1 产业安全预警的涵义 |
| 4.2 建立农业产业安全预警系统的紧迫性 |
| 4.3 农业产业安全预警的阶段 |
| 4.4 农业产业安全预警系统的执行 |
| 5 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危机的事发、事后管理 |
| 5.1 中国产业安全危机的特征 |
| 5.2 政府是产业安全危机管理的主体 |
| 5.3 农业产业安全危机事发、事后管理的构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国际经验 |
| 1 发达国家和地区如何保护农业 |
| 1.1 欧盟、美国、日本等对农业的扶持政策 |
| 1.2 欧盟、美国、日本等对农产品的贸易保护 |
| 2 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措施 |
| 2.1 创造条件,促进农业科技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
| 2.2 大量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关税等措施保护国内农业 |
| 2.3 实行适度的政府配售和购销价格政策,保护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
| 2.4 建立产供销一体化以及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出口服务体系,促进农业外向型发展 |
| 2.5 加大农业投资和补贴,提供农业信贷优惠,支持农业发展 |
| 3 世界各国农业保护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3.1 完善合规性贸易壁垒体系,有效保护农业 |
| 3.2 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内需并重 |
| 3.3 重视对农业的合理支持,利用世贸组织程序性规定,加强国内农业保护 |
| 3.4 加强对本国地方名特农产品的品牌保护,加强农业人才的培养 |
| 3.5 应用灵活性和多样化的保护手段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构建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防火墙” |
| 1 在WTO《农业协议》条件下,中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
| 1.1 全面深化农业体制改革 |
| 1.2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
| 1.3 增加国家财政支持和农业税制改革的力度,合理利用外资 |
| 1.4 提高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 |
| 1.5 建立农业创新体系 |
| 1.6 实行乡镇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加速农村城市化建设 |
| 1.7 建立农业保障体系 |
| 1.8 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 |
| 2 维护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政策保障 |
| 2.1 树立新的国家产业安全观 |
| 2.2 健全法规体系,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 |
| 2.3 统一规划农业产业安全体系,建立专门的产业安全机构 |
| 2.4 做好农业产业损害风险评估工作,建立灵敏有效的产业安全预警系统 |
| 2.5 充分利用WTO贸易救济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保障产业安全 |
| 2.6 用好用足WTO赋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积极进行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的调整 |
| 2.7 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利用决策机制维护国家产业安全 |
| 2.8 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出口国家、出口产品多元化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研究趋势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案例：“中国反贸易壁垒第一案”—“中国紫菜出口日本案” |
| 附录二：《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在读期间科研学术成果目录 |
（6）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表图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学术史综述 |
| 二、相关界定 |
| 三、选题的学术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德占胶州和山东植棉事业的兴起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棉业形势 |
| 一、国外棉业沿革、中国棉花种植及华棉纺织业的递嬗 |
| 二、中外棉货贸易变迁和民族棉纺织工业发轫 |
| 三、三色旗叠映下的胶州——德国“模范”殖民地的开辟 |
| 第二节 东亚棉纺织业崛起及美棉在山东引种 |
| 一、中国棉业新形势 |
| 二、青岛棉货贸易崛起和腹地扩大植棉 |
| 第二章 1914～1928年间中日在青岛及其腹地的棉利之争 |
| 第一节 青岛日资棉纺织业兴起及其对腹地利权的蚕食 |
| 一、日本占胶州和攫取山东利源 |
| 二、青岛的日资棉纺织工业 |
| 三、日商主导的美棉拓殖业 |
| 第二节 青岛回归及棉业利权的挽回 |
| 一、中国收回青岛的努力 |
|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青岛棉业 |
| 第三节 一战与青岛及其腹地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 |
| 一、一战期间的民族制造业 |
| 二、一战后期日华纱厂的竞相发展及日资纱厂的胜出 |
| 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期的成因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期间的青岛及腹地棉业发展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棉业新政 |
| 一、中国棉业危机 |
| 二、国民政府干预棉产及棉运的工作 |
| 三、华资纱业的复苏 |
| 第二节 工商保育政策下的青岛棉业 |
| 一、沈鸿烈振兴青岛工商事业的努力 |
| 二、口岸——腹地棉业链条的重构 |
| 三、弱势进取的青岛华资棉纺织业 |
| 第三节 腹地“模范省”的棉业工作 |
| 一、青岛腹地贸易秩序的整饬 |
| 二、美棉种植事业的新发展及相关产业的进步 |
| 三、国货制服运动和山东棉业的盛衰 |
| 第四章 青岛棉业进步与腹地区域经济变迁 |
| 第一节 从棉花美化到棉花神话 |
| 一、山东棉花工业品质的铸就 |
| 二、“要发家、种棉花”——推广美棉的成就 |
| 第二节 山东棉花交易市场和鲁棉商业信誉 |
| 一、青岛腹地棉花交易网络 |
| 二“棉惑”问题及其解决 |
| 第三节 抵制日货下的青岛棉业 |
| 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频繁的抵制日货运动 |
| 二、困难逼出正确——弱势民族资本的抉择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和目的 |
| 二、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框架 |
| 四、基本概念和说明 |
| 第一章 从人道到人权:最低生活保障权的历史流变 |
| 一、权利进化的历史逻辑:西方生存权保障机制的法哲学考察 |
| (一) 道德权利:生存权的原初状态 |
| (二) 消极权利:生存权的自由权形态 |
| (三) 积极权利:生存权的社会权形态 |
| (四) 制度性权利:生存权的复合权利形态 |
| 二、国家责任的递嬗脉络:社会救助义务确证的历史解读 |
| (一) 从神恩到人道:英国政府救助责任确证的历史演变 |
| (二) 从仁政到正义:我国政府救助责任确证的历史演变 |
| 三、现代最低生活保障观的确立:基于社会救助和生存权的视野 |
| (一) 社会救助制度的现代化:以我国和英国为考察对象 |
| (二) 生存权视域内最低生活保障的凸显:基于需要的底线公平解读 |
| (三) 判断标准与实质要素:现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解构性分析 |
| 第二章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内涵与正当性 |
| 一、最低生活保障权的概念 |
| (一)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语义分析 |
| (二)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构成要件 |
| 二、最低生活保障权的法律定位 |
| (一)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基本属性 |
| (二)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特有属性 |
| 三、最低生活保障权的内容 |
| (一)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实体内涵 |
| (二)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程序内涵 |
| 四、最低生活保障权的正当性 |
| (一)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道德基础 |
| (二)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正义逻辑 |
| (三)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自由阐释 |
| 第三章 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的后乡土社会语境 |
| 一、社会分层结构下农民角色之检视 |
| (一) 二元结构下农民与市民的比较 |
| (二) 农民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 |
| (三) 农民意识及其行动逻辑 |
| 二、后乡土社会下制度环境之释读 |
| (一) 乡土社会及其现代化挑战 |
| (二) 后乡土社会的生成及其特征 |
| 三、后税费时代乡村政治行动的网络格局 |
| (一) "服务":乡镇政府与农民关系的核心理念 |
| (二) 三种关系:乡政与村治生态关系的主题词 |
| (三) 权利异化:乡村治理工具的现实镜像 |
| 四、农村扶贫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转型 |
| (一) 农村扶贫政策的发展历程 |
| (二) 农村扶贫的性质转变及其转型 |
| (三) 农村扶贫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衔接 |
| 第四章 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的内在逻辑 |
| 一、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的内涵界定 |
| (一) 制度的内涵 |
| (二) 制度化的内涵 |
| 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的制度动因 |
| (一) 生存权和社会控制的再定义 |
| (二) 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 |
| (三) 特定社会事件的引发 |
| 三、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的转化机理 |
| (一) 保障原理 |
| (二) 国家义务 |
| (三) 评估指标 |
| 第五章 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的域外经验 |
| 一、美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 |
| (一) 历史发展 |
| (二) 救助项目 |
| 二、日本生活保护法律制度 |
| (一) 历史发展 |
| (二) 主要内容 |
| 三、瑞典社会救助法律制度 |
| (一) 历史发展 |
| (二) 主要内容 |
| 四、港台地区社会救助法律制度 |
| (一) 香港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
| (二) 台湾社会救助法律制度 |
| 五、域外经验的简要结论 |
| 第六章 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的三种实践样态 |
| 一、有差别的权利制度化:从城乡低保的视角 |
| (一) 制度化进程的差异性 |
| (二) 保障对象覆盖面的差异性 |
| (三) 保障水平的差异性 |
| (四) 公共财政投入的差异性 |
| 二、非均衡的权利制度化:从地方立法的视角 |
| (一) 农村低保地方立法文本的法制状况 |
| (二) 农村低保地方立法文本的制度比较 |
| 三、不规范的权利制度化:从构成要素的视角 |
| (一) 理念层面:权利感情的"不在场" |
| (二) 规范层面:规范性文件的"不规范" |
| (三) 制度层面:构成要素的"不完善" |
| 第七章 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的法制路径 |
| 一、立法理念与法律原则 |
| (一) 立法理念 |
| (二) 法律原则 |
| 二、立法模式与制度导向 |
| (一) 立法模式 |
| (二) 制度导向 |
| 三、作为权利束的实体和程序 |
| (一) 实体权利 |
| (二) 程序权利 |
| 四、作为关键点的实体和程序 |
| (一) 低保对象识别机制 |
| (二) 低保标准定调机制 |
| (三) 低保运行工作机制 |
| (四) 低保资金分担机制 |
| (五) 低保法律责任设置 |
| 五、作为法律文本的实体和程序 |
| (一) 法律文本的形式 |
| (二) 法律文本的内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2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或参加的科研项目 |
（8）20世纪中国动物营养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依据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四、本文主要内容与结构 |
| 五、本研究的创新点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20世纪中国动物营养学发展的基础和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畜牧业发展概况与家畜饲养管理经验 |
| 一、中国古代畜牧业的发展概况 |
| 二、中国古代在家畜饲喂方面的主要技术 |
| 三、中国古代家畜饲喂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畜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及传统畜牧业面临的危机 |
| 一、鸦片战争以来的战乱影响了农牧业现代化进程 |
| 二、国外畜禽饲养管理技术被引介到中国 |
| 三、中国传统饲养方式的延续与面临的危机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动物营养学成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历程 |
| 二、中国现代畜牧业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 |
| 三、动物营养学日益成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力量 |
| 第二章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动物营养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相关组织和机构的建立 |
| 一、相关科研机构的建立 |
| 二、相关教育机构的建立 |
| 三、相关学会组织的建立 |
| 第二节 动物营养学相关学术着作与刊物 |
| 一、相关刊物的刊行 |
| 二、相关书籍的出版 |
| 第三节 中国动物营养学先驱人物及其贡献 |
| 一、陈宰均先生—我国动物营养科学的奠基者 |
| 二、王栋先生—通研植物动物生产的畜牧大家 |
| 三、许振英先生—为祖国工作六十年的动物营养科学先驱 |
| 第四节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动物营养研究内容和成果 |
| 一、动物营养及营养生理研究 |
| 二、科学饲养方式与传统习惯饲养方式效果比较研究 |
| 三、国内各种常见廉价饲料的畜禽肥育效果研究 |
| 四、不同饲料饲用效能比较及替代试验研究 |
| 五、中外不同品种家畜比较饲养试验研究 |
| 第三章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动物营养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相关组织和机构的建立 |
| 一、1978年以前相关的科研机构和学会组织 |
| 二、1978年以后动物营养学会组织和科研机构等的独立设置 |
| 三、畜牧教育资源的调整重组和动物营养专业的设置 |
| 第二节 动物营养学重要书刊的出版和刊行 |
| 一、动物营养学重要书籍的出版 |
| 二、动物营养学相关刊物的刊行 |
| 第三节 动物营养学人才队伍 |
| 一、成名于此时的几位主要动物营养学大家 |
| 二、几支重要的动物营养学研究队伍 |
| 第四节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动物营养研究主要内容和成果 |
| 一、1949～1978年间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 |
| 二、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 |
| 三、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 |
| 第四章 中国动物营养学百年发展的动因分析及社会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落后的畜牧业亟待改进 |
| 一、中国畜牧业落后情形日显 |
| 二、国外先进动物营养科技的直接影响 |
| 第二节 国家政策和本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了动物营养学发展 |
| 一、国家政策因素的重要影响 |
| 二、科技投入和本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影响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动物营养学发展空间拓展 |
| 一、粮食有余和畜牧业的大发展 |
| 二、饲料工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急需动物营养学的跟进 |
| 第四节 动物营养学的发展对我国畜牧业和饲料业的影响 |
| 一、动物营养科学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养殖观念和养殖方式 |
| 二、动物营养科学直接影响着饲料工业的发展 |
| 第五节 动物营养科学在改善人民膳食的同时影响着农业结构 |
| 一、动物营养科学为提高人民的膳食水平做出了贡献 |
| 二、动物营养科学的发展对于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
| 第六节 动物营养科学与畜牧业污染 |
| 一、现代化畜牧业的污染问题 |
| 二、动物营养在解决畜牧业污染问题上的作用 |
| 第五章 中国动物营养学百年发展的经验启示和未来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中国动物营养学历史进程及经验总结 |
| 一、20世纪中国动物营养学发展的阶段划分及特征 |
| 二、中国动物营养学百年发展的经验启示 |
| 第二节 现代畜牧业发展存在的动物营养相关问题及需求 |
| 一、缓解饲料资源紧缺需要动物营养学发挥作用 |
| 二、解决畜牧业环境污染问题需要动物营养学方法加以调控 |
| 三、改善畜产品品质依赖动物营养新技术新产品 |
| 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动物营养研究改变传统观念 |
| 第三节 未来中国动物营养科学发展趋势 |
| 一、研究领域和视野的扩展与目标思路的调整转变 |
| 二、中国动物营养科学研究发展趋势 |
| 三、中国动物营养研究与实践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区域三农问题的系统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三农”问题研究背景 |
| 1.1.1 什么是“三农”问题 |
| 1.1.2 三农问题的负面影响 |
| 1.2 “三农”问题研究现状 |
| 1.2.1 税费改革及免除农业税：关于政策性的背景考察 |
| 1.2.2 乡村组织改革：关于“税改”遗留问题的讨论 |
| 1.2.3 农村公共品供给：关于“后税费”下热问题的思考 |
| 1.2.4 农村发展战略选择：关于农民向何处去的设想 |
| 1.2.5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于重建乡村的研究 |
| 1.2.6 研究路径多元化：关于研究走向的探索与实践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第2章 相关理论研究 |
| 2.1 产业经济学理论 |
| 2.2 产业组织生态理论 |
| 2.3 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4 市场机制理论 |
| 2.5 区域经济学理论 |
| 2.6 区域创业环境理论 |
| 第3章 吉林省“三农”问题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吉林省“三农”问题总体情况 |
| 3.1.1 吉林省“三农”概况 |
| 3.1.2 吉林省“三农”存在的问题 |
| 3.2 吉林省农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2.1 吉林省农业发展现状 |
| 3.2.2 吉林省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3 吉林省农村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3.3.1 吉林省农村发展现状 |
| 3.3.2 吉林省农村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4 吉林省农民收入现状 |
| 3.4.1 吉林省农民收入状况 |
| 3.4.2 吉林省农民支出状况 |
| 第4章 吉林省“三农”问题形成原因分析 |
| 4.1 内、外部因素分析 |
| 4.1.1 内部因素分析 |
| 4.1.2 外部因素分析 |
| 4.2 现实及历史因素分析 |
| 4.2.1 现实因素 |
| 4.2.2 历史因素 |
| 第5章 吉林省“三农”问题发展趋势分析及预测 |
| 5.1 吉林省“三农”问题总体发展趋势分析 |
| 5.2 吉林省“三农”问题具体发展趋势分析及预测 |
| 5.2.1 吉林省农业发展趋势分析及预测 |
| 5.2.2 吉林省农村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
| 5.2.3 吉林省农民收入发展趋势预测 |
| 第6章 解决吉林省“三农”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
| 6.1 解决吉林省“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 |
| 6.1.1 系统地认识“三农”问题 |
| 6.1.2 重点发展新型农业 |
| 6.1.3 提高农村经济效益 |
| 6.1.4 改善农村创业环境 |
| 6.2 解决吉林省“三农”问题的创新思路 |
| 6.2.1 用工业化思维谋化农业发展 |
| 6.2.2 用农业产业化经营统领农村经济工作 |
| 6.2.3 用统筹观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方法 |
| 6.2.4 通过创业教育促进农村创业活动 |
| 6.3 解决吉林省“三农”问题的对策研究 |
| 6.3.1 建设吉林省新型农业的对策 |
| 6.3.2 发展吉林省农村经济的对策 |
| 6.3.3 增加吉林省农民收入的对策 |
| 第7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总结 |
| 7.2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四、全球亚麻供应缺口加大——扩种正当其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D]. 晋江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4]杜鲁门政府对拉丁美洲经济援助政策研究[D]. 苏波. 上海大学, 2015(06)
- [5]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D]. 肖文兴. 湖南农业大学, 2012(11)
- [6]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D]. 谷永清. 南京大学, 2011(11)
- [7]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制度化研究[D]. 赵新龙. 安徽大学, 2011(03)
- [8]20世纪中国动物营养学发展研究[D]. 李新. 南京农业大学, 2010(06)
- [9]长街行[J]. 王小鹰. 长篇小说选刊, 2009(05)
- [10]区域三农问题的系统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D]. 滕星均. 吉林大学, 2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