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论文文献综述)
郭晓明,王法岗[1](2021)在《泥河湾百年科学探索述略》文中研究说明1921年,泥河湾村天主教堂的神父文森特报告了泥河湾村附近发现古脊椎动物化石,揭开了泥河湾科学研究的序幕。100年来,泥河湾盆地发现自早更新世至晚更新世之末的旧石器时代遗址300余处,构建起自距今170多万年至1万年间古人类文化序列的框架,成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古人类文化遗址。泥河湾遗址群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在第四纪地质、旧石器、古人类、古动物、古环境等科学研究领域都享有盛誉。在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充分发挥新建成的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的功能,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所的合作,深入挖掘遗址内涵,提升泥河湾旧石器时代遗产的内涵、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盆地内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和科学资源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的释放,是新一代考古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与担当。
李冬云,朱艳冰[2](2021)在《人猿揖别》文中研究表明【阅读提示】“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用短短十几个字,凝练地概括了人类进化的漫漫长路。河北,正是讲述百万年东方人类发展故事的最好样本之一。位于河北阳原的泥河湾遗址群,是世界上旧石器遗址最密集、时间跨?
王潇玉[3](2021)在《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工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张乃馨[4](2021)在《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研究 ——基于聚落视角的观察》文中研究表明
李磊[5](2020)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船形石核相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船形和楔形石核是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常见的细石核类型,回顾细石器的百年研究历史,可知学界对楔形石核的关注最早,研究也最为深入。而船形石核还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为加深对船形石核的认识,本文以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的船形石核为研究对象,从类型划分和工艺流程研究、发展的兴衰历程和船形石核与环境变化关系三方面,对船形石核展开相关研究。石核的台面、核体高度、核身修整方式和底部形态是船形石核的最本质特征,其中底部形态差异,反映了石核的修理程度和所处的剥片阶段,所以将其作为船形石核类型划分的基础。按底端形态的不同,将船形石核分为平底状、线底状和点状三类。本文以操作链为指导思想,将船形石核的工艺流程分为备料、预制、剥片和终极四个阶段,并从石料选择、预制方式、剥片过程三方面比较了船形和楔形石核的技术差异。船形石核不涉及两面器的预制,受石料质量和尺寸的制约较小,预制过程和剥片程序相对简便,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时间成本,提高了剥片效率。因此,本文认为船形石核是一种通过开发小型优质石料高效获取细石叶的重要手段。为了解船形石核的发展过程,本文根据各遗址船形石核的相对数量和绝对年代数据,将其分为萌芽(距今2.72.6万年)、兴盛(距今2.61.5万年)和衰落(距今1.51.0万年)三个时期,并探讨了各期船形石核的技术和分布特征。从技术特征看,各阶段船形石核的技术差异很小,台面类型、修整方式和核体高度反映的加工理念相似,体现了船形石核技术发展的稳定性。三种底端形态的船形石核在各期均有发现,但以线状底船形石核为主,线状底的作用类似于楔状缘,可以控制细石叶终端形态和调整台面角。从分布特征看,船形石核最早发现于晋南地区,并以晋南地区为核心,呈放射状向四面扩散,向北到达冀西北和东北部地区,向东发展到苏北鲁南地区,向西可达甘宁地区,向南抵达中原腹地。通过对比楔形石核的时空分布特征,可知楔形石核主要分布于东北和冀西北地区,按年代早晚沿东北-西南走向呈条带状分布,主要流行时间为距今1.71.2万年。本文认为文化源头、气候环境和人群差异是导致两类石核时空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最后,船形石核的兴衰历程与气候环境的冷暖变化息息相关,了解冰盛期前后船形石核的兴衰原因和与船形石核共存的其他文化遗存所反映的适应行为,可以加深我们对史前人类生存策略和行为模式的认知。
石晓润[6](2020)在《大同李汪涧旧石器遗址综合研究》文中指出李汪涧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西端—大同盆地东北部,行政区划上属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李汪涧村;遗址位于李汪涧村西南0.7km处,是一处露天旷野遗址。该遗址首次发现于2016年,调查发现后经过多次的复查,并于2017年6-8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地质剖面的试掘工作。鉴于此次试掘中发现数量较多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以及较为连续的地层堆积,我们在2018年7-10月对该遗址进行正式的发掘。2017年、2018年的考古试掘和发掘共发现4个文化层,获得数量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本文研究的指导思想为“操作链”理论,运用石料产地调查、埋藏学研究、类型学分析、拼合研究、动物考古学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李汪涧遗址中的石制品和动物骨骼化石进行简要的分析与研究:首先,对整篇文章的选题、研究背景进行阐述,从而划定文章的研究内容、目的以及方法,并对石制品和动物骨骼的分类和观测项目进行具体的描述。随后对近几年来在大同盆地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和试掘的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统计和分析结果显示大同盆地内的旧石器地点和化石点主要集中在桑干河北岸,南岸仅有少量发现;结合水系和行政区划,对本次调查区域划分为四个小的区域:桑干河上游北岸、桑干河中游北岸、桑干河中游南岸、洋河上游。调查所发现的文化遗物所处地层多为河—湖相沉积和马兰黄土层,且集中分布于桑干河及其支流两岸的Ⅱ、Ⅲ级阶地;新发现的地点均属于露天旷野遗址。第二,通过地层学、类型学、数理统计学、拼合研究、埋藏学等研究分析方法,对李汪涧遗址的地层、年代、埋藏学特征和石制品原料、构成、剥片技术、加工技术等进行分析研究。统计和研究结果显示,李汪涧遗址中的石料大都为就地取材,多采自遗址附近的河滩砾石或距遗址西北约20km以内的山地基岩出露地区。遗址中石制品种类包括石核、石片、废品、碎屑、工具和未加工者六大类;工具中未发现一类工具,仅发现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端刮器,工具组合中刮削器占据绝对优势,刮削器中包括数量较少的凹缺器,其余器型发现较少,未发现石球。李汪涧遗址中的剥片和加工技术均以硬锤锤击法为主,砸击法辅之且较为少见,未发现软锤加工、间接或压制法;剥片技术仍以简单的石核剥片技术为主,但也有预制技术的应用。工具的毛坯以锤击石片、残片为主,块状毛坯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加工方向以正向为主,就基础面和工作面来讲,由平的基础面向凸的工作面加工为主;刃缘数量以单个为主;修疤以中小型居多,多呈连续性单层分布;加工长度和刃缘长度的比值,显示出古人类对单个刃缘的开发较为深入;工具的加工、修整较为简单,无定性,权宜工具较多,且倾向对单个刃缘的开发利用,对简单的加工技术运用熟练,但遗址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潜在刃缘,未进行开发利用。第三,李汪涧遗址中发现数量较多的动物骨骼化石,初步鉴定的种属有狼属、牛属、马科、犀科,其中尤以马牙化石发现较多;马、牛两种动物属于中型偏大的动物,为当时古人类提供较好的肉食资源。李汪涧遗址中的动物骨骼化石保存部位以肢骨为主,肢骨长骨化石大都小于1/4,未发现带有两端关节部位的骨骼;骨骼化石大都为长骨破碎而成,其形态以尖状和舌状为主,反映出古人类可能进行过敲骨吸髓的行为。结合遗址中的碎骨、牙齿及骨制品、石制品等信息分析,李汪涧遗址中的古人类有一定的狩猎和处理食物的能力。此外,李汪涧遗址中存在部分人工打制的骨制品和具有使用痕迹的骨骼化石,说明古人类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第四,通过与泥河湾盆地内和北方地区相近时间段内相关遗址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李汪涧遗址是以石片石器为主的石制品工业类型,属于北方地区典型的小石器工业传统。李汪涧遗址与泥河湾盆地内的石制品工业具有高度一致性,属于一脉相承,遗址中发现的初级预制技术体现出技术的进步性。李汪涧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为研究大同盆地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文化面貌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对大同盆地内的地质地理、地表岩性、地层堆积、地貌演变背景、环境背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李汪涧遗址的光释光测年结果还未全部给出,部分样本的测年数据显示遗址的下文化层年代早于距今5万年,上文化层的年代不晚于距今3万年;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5万年(校正后);李汪涧遗址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其文化面貌是在继承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化基础上有所发展而成,其丰富的文化遗存将为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的人类活动提供新的研究材料。
张超,崔天兴[7](2018)在《虎头梁遗址遗存的空间分布与河谷风向》文中研究说明火塘的发明和控制是人类发展史的重要事件。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逐渐形成了多火塘的空间利用模式。这种趋于定居的空间模式得到了多层次的理论阐释,但对其环境成因尤其是与河谷风向的关系缺乏关注。虎头梁遗址空间利用模式受河流流向、河谷风向等方面的影响而形成,还反映了旧新石器过渡阶段原始人群的空间和生计资源的强化利用。
李罡[8](2018)在《泥河湾盆地考古史研究》文中指出泥河湾位于河北省阳原县,拥有丰富的第四纪沉积物,蕴藏着距今200万年至新石器时代史前各时期的文化遗存近200余处。自上世纪20年代初被发现以来,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科研背景和工作基础。泥河湾盆地成为挑战人类非洲起源说的重要区域之一,被誉为“世界东方人类的故乡”,其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等方面在国际学界占据显要位置。本文主要以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历程作为研究对象,兼顾其相关学科,对近百年泥河湾盆地科研历程分五阶段进行阶段研究评述,是初步构建泥河湾考古研究史的初步尝试。泥河湾盆地的科考活动最初始于1921年,直至1948年召开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才将泥河湾层地质时代定为早更新世,这一阶段的科考活动主要集中在对第四纪地质古生物的研究方面。早期地质学者发现了泥河湾盆地发育面积广大的河湖相地层,“泥河湾层”得以建名及被初步研究,泥河湾哺乳动物群得以确立,并引起国际学术界对泥河湾的关注。学者们提出泥河湾层蕴藏远古人类遗迹的早期猜想并引发相关讨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成为泥河湾盆地研究活动的主力。“泥河湾层”成为我国华北地区早更新世标准地层之一。我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迎来新的发展,同属于泥河湾层发育区的山西大同盆地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峙峪遗址。泥河湾盆地成为寻找更古老人类遗存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在对火山及新构造运动方面也有相关研究。1965年,在阳原盆地发现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泥河湾盆地进入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发展时期。19721974年,发现、发掘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虎头梁遗址群。19731977年发掘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将早期北京猿人文化和晚期的峙峪文化联结起来,充当了过渡桥梁。1978年,发现距今约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在国内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此后大规模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蓬勃发展,并取得显着成就。新的考古发掘技术开始被尝试和推广,碳-14年代测定法、铀系法、古地磁年代测定手段等开始应用于对考古遗址的分析及研究。泥河湾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的考古发现和遗址数量的不断扩充,形成一个不间断的发展序列,丰富了旧石器文化内容,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完善。泥河湾盆地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地区。同时,在对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与研究、泥河湾层的划分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1990年开始,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进入辉煌时期。一系列发现及科研成果,促成中美考古合作项目的启动,飞梁、东谷坨遗址发掘得以实施,新的发掘技术得到推广,研究水平明显提高;石制品拼合研究取得重大突破,遗址的埋藏环境、人类行为学研究受到重视;更古老的文化遗存被发现,人类的活动历史追溯到距今约200万年;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重大学术课题取得初步成果;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泥河湾遗址群的保护工作受到重视;古地磁测年技术得到较好的应用,相关领域也有新的进展。2012年,作为国内最大的旧石器专题博物馆之一的泥河湾专题博物馆建成使用。泥河湾盆地科研工作持续推进,并取得巨大成果,为考古学界及中央、地方政府所认可,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得以立项。2013年项目启动,围绕马圈沟遗址、侯家窑遗址等开展发掘、调查工作,多学科、多科研单位研究力量注入到泥河湾的学科发展中,使多角度认识和解决泥河湾盆地考古工作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成为可能,也使一些学术分歧和模糊认识获得以新角度和新思维进行探讨和确认的条件。项目开展后,对泥河湾盆地地质、地貌及古环境、旧石器考古及古人类学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多学科、多学术机构对泥河湾的共同研究,使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考古学迎来继周口店发掘之后的又一次复兴。
李元初[9](2018)在《中国出土的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发现的遗存多数是石器、骨角器等工具,其他类型遗存的发现相对较少,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工作也集中在石器、骨角器等工具上。然而在工具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摆脱功能属性的遗存,如装饰品、雕塑等,虽然其发现数量有限,但同样蕴藏巨大科学价值,尤其对于理解人类审美意识起源、认知水平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装饰品进行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研究其特征以及制作的工艺流程,并试图探究其产生原因与存在意义。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类遗存,其中以个人装饰品为主,还有一些凹穴岩画、雕刻品以及性质难以确定的带有刻划痕迹的遗物等。所选取的材料年代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境内所发现的相关遗存数量较少,本文尽可能全面收集相关材料,将遗存划分为不同区域进行归纳和梳理,分析东北、华北、西北、华中、西南及东南各个区域遗存的特征,研究其共性,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的整体特征、装饰品加工与制作的操作链、主要工艺技术的变化规律等。本文还介绍了世界上其他区域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的重要发现,并与中国进行对比,总结出中外在工艺技术、审美水平和精神追求方面的一些异同。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个人装饰品多在北方地区,凹穴岩画类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雕刻品仅在河南见有一件。装饰品的制作相较于实用工具来说在技术上要求更高,反映了人类认知和思维能力进化的历史。中国地区发现的装饰品在年代上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新石器时代初期也有少量发现,但仍保留有很多旧石器时代的风貌,这也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装饰品技术由早及晚不断进步,体现了可能存在的文化交流,甚至人类审美意识的不断觉醒与发展。在涉及到人类思维与意识领域的方面,现有的证据仍不足,多数研究是在结合民族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推测。总的来说,装饰品这类非实用性的遗存虽然发现数量不多,但对复原原始人类的生活及探究古人类的思维、认知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相关发掘与研究工作的开展,相信在未来对装饰品的认识会不断深入。
成胜泉[10](2016)在《泥河湾研究大事记》文中研究说明1911年,法国神甫林懋德利用庚子赔款,在如今的河北省阳原县化稍营镇泥河湾村建立起小巧别致的天主教堂。1914年,天津北疆博物院创始人,法国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桑志华神甫来到中国,在直隶献县天主教耶稣会的赞助下,开始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及内蒙古等地进行有关生
二、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论文提纲范文)
(1)泥河湾百年科学探索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一、泥河湾遗址群概况 |
二、泥河湾的发现与研究历程 |
(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泥河湾的发现、命名及初期研究阶段 |
(二)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旧石器时代考古初创阶段 |
(三)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旧石器考古迅速发展阶段 |
(四)21世纪初期(2010年以前),旧石器时代考古繁荣阶段 |
(五)21世纪10年代至今,旧石器时代考古全面发展阶段 |
三、泥河湾遗址群考古的学术意义 |
(一)发现了东亚地区最早人类出现的证据 |
(二)出土了珍贵的早期智人化石 |
(三)揭露了中国北方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典型剖面和材料 |
(四)构建了近乎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 |
(五)展现了一脉相承的石器文化面貌 |
四、泥河湾考古的目标与任务 |
(2)人猿揖别(论文提纲范文)
【阅读提示】 |
东方人类的故乡 |
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 |
找到石器里隐藏的秘密 |
复合工具吹响文明前哨 |
“万花筒”般的文化 |
祖先离我们并不遥远 |
万年融汇的多元文化 |
“满天星斗”的河北样本 |
考古见证的文明 |
农业:文明的先声 |
制陶:土与火的交融 |
居所:从生到死的庇护 |
(5)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船形石核相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船形石核的界定 |
1.2 细石器研究简史 |
1.3 船形石核的研究现状 |
第二章 船形石核的类型和工艺流程研究 |
2.1 船形石核的类型划分 |
2.2 船形石核的工艺流程 |
2.3 船形石核的分期 |
第三章 船形石核的出现和分布 |
3.1 船形石核的萌芽期 |
3.2 早期船形石核的技术特征 |
3.3 早期船形石核的分布 |
第四章 船形石核的兴盛和扩散 |
4.1 船形石核的兴盛期 |
4.2 兴盛期船形石核的技术特征 |
4.3 兴盛期船形石核的分布及扩散路线 |
第五章 船形石核的衰落和楔形石核的兴起 |
5.1 船形石核的衰落期 |
5.2 衰落期船形石核的技术特征及其分布 |
5.3 楔形石核的兴起 |
5.3.1 楔形石核的空间分布 |
5.3.2 楔形石核的时间分布 |
5.3.3 时空分布差异及原因分析 |
第六章 船形石核的兴衰与环境变化 |
6.1 距今3万年以来的环境状况 |
6.2 末次冰盛期与船形石核的兴衰 |
6.2.1 末次冰盛期的界定 |
6.2.2 末次冰盛期华北地区的环境状况 |
6.2.3 末次冰盛期船形石核兴衰的原因 |
6.2.4 末次冰盛期古人类的其他适应行为 |
第七章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大同李汪涧旧石器遗址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1.2 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
1.2.1 关于“操作链”的理论阐释 |
1.2.2 石制品分类及观测 |
1.2.3 动物骨骼观测项目 |
1.3 大同盆地考古研究新进展 |
1.3.1 各区域内的发现 |
1.3.2 发现的意义 |
第二章 大同盆地地质地貌与环境背景 |
2.1 区域地质地理概况 |
2.2 区域地表岩性概况 |
2.2.1 地层堆积 |
2.2.2 地表岩性 |
2.3 地貌演变背景 |
2.4 末次冰期以来的环境背景 |
2.5 李汪涧遗址动物群反映的生态环境 |
第三章 李汪涧遗址地层划分与年代测定 |
3.1 李汪涧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
3.1.1 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 |
3.1.2 李汪涧遗址的发掘 |
3.2 李汪涧遗址的地层堆积 |
3.2.1 地层堆积 |
3.2.2 遗物分布与文化层堆积形态 |
3.3 李汪涧遗址的年代 |
第四章 李汪涧遗址的石制品分析 |
4.1 李汪涧遗址的石制品构成 |
4.1.1 石制品构成 |
4.1.2 石制品大小 |
4.1.3 按原料统计石制品大小 |
4.2 第(12)文化层 |
4.2.1 原料 |
4.2.2 剥片 |
4.2.3 未加工者 |
4.2.4 工具 |
4.3 第(18)文化层 |
4.3.1 原料 |
4.3.2 剥片 |
4.3.3 未加工者 |
4.3.4 工具 |
4.4 第○21 文化层 |
4.4.1 原料 |
4.4.2 剥片 |
4.4.3 未加工者 |
4.4.4 工具 |
4.5 第○22 文化层 |
4.5.1 原料 |
4.5.2 剥片 |
4.5.3 未加工者 |
4.5.4 工具 |
4.6 李汪涧遗址各文化层石制品工业特征对比 |
4.6.1 石料 |
4.6.2 类型 |
4.6.3 尺寸 |
4.6.4 技术特征 |
4.7 小结 |
第五章 石制品工业特征 |
5.1 原料的开发与利用 |
5.1.1 石料产源和利用模式研究 |
5.1.2 李汪涧原料组成特点 |
5.1.3 原料产地调查 |
5.1.4 原料的获取与搬运 |
5.1.5 原料的利用策略 |
5.1.6 小结 |
5.2 石制品技术分析 |
5.2.1 石核剥片技术 |
5.2.2 工具技术分析 |
5.2.3 小结 |
第六章 李汪涧遗址的动物遗存 |
6.1 种属鉴定 |
6.1.1 动物骨骼遗存 |
6.1.2 分类描述 |
6.2 埋藏学研究 |
6.2.1 埋藏条件 |
6.2.2 碎骨统计分析 |
6.2.3 骨骼表面痕迹分析 |
6.3 对比 |
6.3.1 与盆地内部的比较 |
6.3.2 与其他地区对比 |
6.3.3 小结 |
第七章 李汪涧遗址的埋藏性质和古人类行为 |
7.1 李汪涧遗址的埋藏总特征 |
7.1.1 野外堆积结构观察 |
7.1.2 遗物保存状况 |
7.1.3 遗物产状统计分析 |
7.1.4 拼合研究 |
7.1.5 遗物尺寸构成 |
7.1.6 李汪涧遗址的埋藏性质 |
7.2 遗址功能 |
7.2.1 遗址功能分类 |
7.2.2 李汪涧遗址的功能 |
7.3 古人类行为推测 |
7.3.1 自然环境 |
7.3.2 石制品特征与人类行为 |
7.3.3 食物资源 |
7.3.4 遗址内人类活动范围和人群规模 |
7.3.5 遗址中古人类行为 |
第八章 相关遗址的对比研究 |
8.1 与盆地内相关遗址的对比 |
8.1.1 许家窑—侯家窑遗址 |
8.1.2 板井子遗址 |
8.1.3 新庙庄遗址 |
8.1.4 油房遗址 |
8.1.5 峙峪遗址 |
8.1.6 杜庄遗址 |
8.1.7 小结 |
8.2 与中国北方其他遗址的对比 |
8.2.1 周口店第15地点 |
8.2.2 丁村 |
8.2.3 小孤山 |
8.2.4 乌兰木伦 |
8.2.5 水洞沟 |
8.2.6 织机洞 |
8.2.7 灵井 |
8.2.8 小结 |
第九章 结语与讨论 |
9.1 李汪涧遗址的文化面貌 |
9.1.1 石制品工业特征 |
9.1.2 动物化石遗存 |
9.2 讨论 |
9.2.1 大同盆地旧石器文化发展脉络 |
9.2.2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文化演变 |
9.2.3 余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虎头梁遗址遗存的空间分布与河谷风向(论文提纲范文)
一、虎头梁遗址群73101地点地貌背景及周围相关遗址概况 |
二、703101地点遗存分布的成因探讨 (1) 人类活动的季节性 |
三、结果与讨论 |
四、结语 |
(8)泥河湾盆地考古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研究目的及意义 |
二、国内外对泥河湾盆地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
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四、范例说明 |
第一章 泥河湾盆地的发现及初步研究(1921~1948) |
第一节 泥河湾的发现 |
一、泥河湾教堂的文森特神甫 |
二、桑志华和北疆博物院 |
三、巴尔博命名“泥河湾层” |
四、桑志华的6次泥河湾之旅 |
第二节 泥河湾哺乳动物群 |
一、身为神甫的科学家——德日进 |
二、泥河湾哺乳动物群的确立及对泥河湾古人类的预测 |
第三节 粗糙的手斧 |
一、步日耶的发现 |
二、关于“手斧”的争论 |
第四节 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 |
一、泥河湾层的划分 |
二、中国的“维拉方层”——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层 |
第五节 滥觞于第四纪地质古生物的泥河湾旧石器考古 |
第二章 北方下更新统标准地层的建立和新的认识(1949~1964) |
第一节 标准地层的确立及泥河湾层的新认识 |
一、华北地区的早更新世标准地层 |
二、对泥河湾层的新认识 |
第二节 泥河湾盆地火山活动与新构造运动的研究 |
一、火山活动的(早期)研究 |
二、新构造运动的研究 |
第三节 峙峪遗址的发现 |
第四节 对泥河湾层的新认识及古人类遗存的猜想 |
第三章 旧石器考古的发展及相关领域的大发现(1965~1989) |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时期 |
一、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三部曲(1965~1980年) |
二、泥河湾旧石器考古文化序列的进一步完善(1981~1989年) |
三、对1984~1989年的调查试掘时期的评价 |
四、一些问题的讨论 |
第二节 古生物化石的大量发现 |
一、哺乳动物化石研究 |
二、鱼类化石 |
三、软体动物化石群的研究 |
四、微体古生物化石的研究 |
五、孢粉分析 |
第三节 泥河湾盆地地层学的新进展 |
一、生物地层学方面的研究 |
二、磁性地层学方面的研究 |
三、泥河湾层划分的深化和研究 |
第四节 大同火山的研究进展 |
第五节 泥河湾盆地古环境与古地理方面的研究 |
一、泥河湾古湖的演化研究 |
二、泥河湾盆地古环境的研究 |
三、泥河湾盆地古地理环境研究 |
第六节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及第四纪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 |
第四章 承前启后(1990~2011) |
第一节 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辉煌时期 |
一、中美合作的开展及影响 |
二、主要旧石器遗址的发现 |
三、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学的新进展及存在问题 |
四、泥河湾盆地的考古工作者 |
五、综合研究及理论与方法论的进展 |
第二节 古生物化石的研究 |
一、哺乳动物化石研究 |
二、微体古生物化石的研究 |
三、孢粉分析 |
四、叠层石的发现和研究 |
第三节 泥河湾盆地地层学研究 |
一、磁性地层学方面的研究 |
二、泥河湾层划分的深化和研究 |
第四节 泥河湾盆地古环境与古地理方面的研究 |
一、泥河湾古湖的演化研究 |
二、泥河湾盆地古环境的研究 |
第五节 火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的研究 |
第五章 泥河湾发展的新机遇——东方人类探源工程方兴未艾(2012~2016) |
第一节 泥河湾博物馆的建立及相关研究机构组建的意义 |
一、泥河湾博物馆的建立 |
二、其他研究机构的建立 |
三、对泥河湾的规划、保护,让文物活起来 |
第二节 东方人类探源工程 |
一、东方人类探源工程的启动 |
二、东方人类探源工程的研究内容 |
三、目前进度及已取得的成果 |
第三节 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新进展 |
一、旧石器考古发掘及调查活动 |
二、主要研究成果及认识 |
第四节 其他领域的进展 |
一、哺乳动物化石 |
二、地层学方面的进展 |
三、新构造火山运动 |
四、古环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中国出土的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装饰品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 |
1.2 选题与研究目的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2章 中国旧石器时代装饰品概述 |
2.1 东北地区 |
2.2 华北地区 |
2.3 西北地区 |
2.4 华中地区 |
2.5 西南、东南地区 |
2.6 中国新石器时代初期发现的主要装饰品 |
2.7 中国旧石器时代发现的其他与艺术品相关遗物 |
2.7.1 染色痕迹类 |
2.7.2 刻划痕迹类 |
2.7.3 岩画类中所见装饰品元素 |
第3章 中国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的制作工艺 |
3.1 装饰品制作的大体流程 |
3.2 选料与取料 |
3.3 加工与修理工艺 |
3.4 穿孔技术 |
3.4.1 穿孔的方式 |
3.4.2 穿孔饰品的穿系方式 |
3.5 染色技术 |
3.6 热处理技术 |
第4章 中外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的比较 |
4.1 中外旧石器时代的个人装饰品 |
4.1.1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个人装饰品 |
4.1.2 国外旧石器时代个人装饰品的主要发现 |
4.1.3 中外旧石器时代个人装饰品的主要差异 |
4.2 中外旧石器时代的凹穴岩画 |
4.3 中外旧石器时代的雕刻品 |
4.4 中外旧石器时代带有刻划痕迹的遗物 |
4.5 国外其他类型装饰品的主要发现 |
4.6 中外差异原因试析 |
第5章 结语与讨论 |
5.1 中国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的总体特征 |
5.2 人类制造装饰品的主动性讨论 |
5.2.1 物质条件基础 |
5.2.2 生殖选择趋向 |
5.3 装饰品产生后对人的影响 |
5.3.1 装饰品与审美趣味 |
5.3.2 装饰品与巫术 |
5.3.2.1 装饰品与狩猎巫术 |
5.3.2.2 装饰品与丰产巫术 |
5.3.2.3 装饰品与萨满教 |
5.4 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传承 |
5.5 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论文参考文献)
- [1]泥河湾百年科学探索述略[J]. 郭晓明,王法岗. 文物春秋, 2021(04)
- [2]人猿揖别[N]. 李冬云,朱艳冰. 河北日报, 2021
- [3]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工业研究[D]. 王潇玉. 西北大学, 2021
- [4]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研究 ——基于聚落视角的观察[D]. 张乃馨.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船形石核相关研究[D]. 李磊. 山西大学, 2020(01)
- [6]大同李汪涧旧石器遗址综合研究[D]. 石晓润. 山西大学, 2020
- [7]虎头梁遗址遗存的空间分布与河谷风向[J]. 张超,崔天兴. 华夏考古, 2018(05)
- [8]泥河湾盆地考古史研究[D]. 李罡. 河北大学, 2018(12)
- [9]中国出土的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研究[D]. 李元初. 吉林大学, 2018(01)
- [10]泥河湾研究大事记[J]. 成胜泉.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