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官之治”与拿剑为守——《光明日报》1996年1月30日

一、“贞观之治”与纳谏去谄——《光明日报》1996年1月30日（论文文献综述）

陈诚^[1]（2020）在《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协商民主的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与中国久已存在的协商民主实践完全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①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总结自民主革命时期以来党领导协商民主的历史经验,使协商民主在推进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这是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显着优势。马克思政治文明理论的本质是让绝大多数人民享有民主,在当代中国,民主具有两种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他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政治文明的思想始终指导着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内在的规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协商民主作为中国两种民主形式之一,自然也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文明思想,领导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人民享有民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有法制保障。列宁倡导并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协商民主的开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国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两种实现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紧密结合,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中,并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协商建立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做主,他设计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进一步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江泽民明确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的两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胡锦涛积极倡导党际关系和谐,推进了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建设,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中共几代领导人政治文明思想,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显着特征是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习近平详细论述了发展两种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的重要性。并不断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程序建设和实践推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①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显着优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指导下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一直强调,这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所决定的。而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来源,不论雅典民主还是希腊民主抑或卢梭的民主共和理论均是少数人的民主,广大的基层群众是排除在民主之外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为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而产生的,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独有优势。中国有其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文化基因,由此形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天下为公、兼容并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就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的民主协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关于和的理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更新发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给养和文化底蕴。中国协商民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西方协商民主相比,优势明显。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继承了雅典民主、古希腊民主和协商的文化传统,但在非理性代议制民主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一个文化根基薄弱的理论是难以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加强对政治文明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优势。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尽管学者们着书立说,大力倡导发展协商民主,但至今尚未见到有任何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切实贯彻协商民主的理念,也未见到哪个国家的竞选者把协商民主作为竞选口号。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仅重视人民的选举权利,更重视人民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完美结合,大力倡导和持续推进协商民主,坚持人民在协商民主中的价值中心地位、利益中心地位、实践中心地位,并把它贯彻到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协商民主的发展,促使党的执政方式发生新变化,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的民主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体制优势集中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协商民主,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国外协商民主虽然倡导者众多,但是基于理论探讨为主,实践操作层面还处于零散状态,制度化只是局部的,个案的,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协商民主首先是从高层协商开始的,新中国的建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经过广泛协商的结晶,并由此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使高层协商实现了常态化发展,高层协商就全国而言主要有政协协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并延伸到省、市、县。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制度,经过多年实践,社会协商逐步规范有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基层民主开始启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了自上而下、全覆盖、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并形成了以国家宪法法律为保障、国家政治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为规范、政策文件为支撑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和程序规范,有较大的制度和体制优势。认识并继续完善发展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有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谢红^[2]（2017）在《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自我改造、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着标志。它不仅是一种德性的修养理论,更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论,其提出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这种哲学基础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意见两重性的制约;二是认识非至上性的规定;三是主观能动性的合理发挥的要求;四是理想人格培养的推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毛泽东较早全面、系统地探讨、概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并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践行了它。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起就敢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从理论上阐明了为什么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怎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这一理论是中国革命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其思想来源、现实根据、历史展开以及双重实践来进行考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其内在逻辑和价值。首先,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引导;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第三,布尔什维克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的感染。从其现实根据而言,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克服党内因利益偏差导致的思想和作风不纯的需要。此外,还是在总结和吸取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其次,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呈现为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长期的历史展开过程,即青年时代的萌芽、大革命时期的初步展开、土地革命时期的自觉运用、延安时期的系统阐发。延安时期是这一过程最重要的一环。新中国成立后,其批评与自我批评徘徊于坚守与拒斥之间。再次,道德的修养与政治的实践是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统一的,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正是这样一种有机结合的体现。从修身的角度而言,作为个体的人的修养和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修养都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制度建设的层面而言,谏议制度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表现形式之一。民主生活会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阵地。最后,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展现了双重功能。既孕育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又催化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形成。今天,重温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在党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批评与自我批评依然是解决党内思想斗争的重要手段,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领导人民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

肖占鹏,刘伟^[3]（2008）在《试议谏诤精神对唐代文学写实倾向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唐代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发展的成熟时期,尤其是唐太宗贞观阶段成为文士谏诤干政的黄金时代。基于时代的感召,唐代文士具有强烈的谏诤意识,为了纠正君王的错误,他们大胆言谏,不惧刑威,有时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唐代文士的谏诤精神不但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对文学写实倾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于冬华,张晶^[4]（2006）在《武则天研究论着索引》文中指出

任遂虎^[5]（1996）在《“贞观之治”与纳谏去谄——《光明日报》1996年1月30日》文中研究表明 贞观君臣在隋末大乱造成的废墟上,拨乱反正,终使国富民安,天下归心,史称“贞观之治”。然而,贞观君臣深知,自满则骄盛,骄盛则好颂,好颂则谄谀日进,谄谀日进则危亡必至。因此,贞观君臣对颂词谄语保持高度警惕,留下了足以令后人仰慕的政治佳话。作为一代杰出的帝王,唐太宗认识到功多不颂仍存在,功小颂多必招祸害。当秘书少监虞世南呈上歌功颂德的《圣德论》后,太宗立即下诏:“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比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尽管太宗后期已不如贞观之初那样勤勉自律,但毕竟未走得过远,这与他的明智睿达不无关系。贤臣魏征经常提醒太宗近君子,远小人,纳谏去谄。太宗对那些献媚讨好之词

二、“贞观之治”与纳谏去谄——《光明日报》1996年1月30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贞观之治”与纳谏去谄——《光明日报》1996年1月30日（论文提纲范文）

（1）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贞观之治”与纳谏去谄——《光明日报》1996年1月30日（论文参考文献）

• [1]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D]. 陈诚. 扬州大学, 2020(01)
• [2]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研究[D]. 谢红. 湘潭大学, 2017(01)
• [3]试议谏诤精神对唐代文学写实倾向的影响[J]. 肖占鹏,刘伟.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6)
• [4]武则天研究论着索引[J]. 于冬华,张晶. 乾陵文化研究, 2006(00)
• [5]“贞观之治”与纳谏去谄——《光明日报》1996年1月30日[J]. 任遂虎. 中国高校后勤研究, 1996(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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