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苗族族名及自称考释（论文文献综述）
龙海清[1]（1983）在《苗族族名及自称考释》文中研究说明 苗族是一个历史极为悠久的民族。由于它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鲜明的民族特征,曾引起了各国学者研究的兴趣。自从九、十世纪以来,在国外就相继出现关于苗族的一些记述或研究专着。但是,由于文字资料的缺乏,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众相一致的结论。就对苗族旅名及自称的来源和含义等基本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鉴于此,本人就试图从这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和考释,以求正于广大同好。
李运富,牛振[2]（2018）在《少数民族汉字族名用字考察》文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族名及所用汉字得到科学认定。经测查,少数民族族名使用汉字以标音为主,使用标音汉字记录的少数民族族名共43个,而使用表意汉字记录的少数民族族名只有12个。表意用字记录的多是他称,其命名理据通常可以从字面得到解释;同一名称的表意用字一般没有什么变化,如用字有变化,往往是因为其名称含义和命名理据发生了变化。标音用字中新造的专用标音字数量不多,都有"人"旁作为表义构件;借用音同音近汉字记录族名,有的有比较固定的用字,有的则用过多个字符。根据标音用字的行废情况,可以总结出用字的基本倾向:追求译音准确、追求字形简单、追求字义美好、避免不雅不敬、尽量增加区别度、采用类化偏旁等。
石茂明[3]（2004）在《跨国界苗族（Hmong人）研究》文中提出跨国族群（跨界族群）研究，是近些年来民族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与地理学等学科都对这个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涌现出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而且，这个问题在政治实践中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关注。但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成果多属概述性质，主要是介绍中国与他国之间跨国族群在他国的一些情况。专门地针对一个跨国族群或者一个专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之成果并不多见；而且，更需要开展大量的、基于精细的田野工作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以实现理论提升。 跨国族群（跨界族群）的基本特征就是“一个族群、多国分布”。由于这样的特征，该领域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上，它对于我们探讨族群（或民族）与国家的理论关系，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的新取向。在实践上，它对于有关国际关系实践，对于国家的和平与发展、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安宁，对于族际关系的和睦共处，对于跨国的边境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对于跨国犯罪的防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课题以苗族的亚群Hmong人为研究对象，在理论方法上以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作者两度赴云南边境地区及其他地区进行田野工作和资料搜集，写作中作者努力实践人类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的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书稿比较全面地论述了Hmong人的跨国界生存状况及相关问题，并以此为基点，对跨国族群相关理论问题做了探讨。作者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够“以小见大”，为管窥族群与国家的理论关系提供一个全新而有益的视角。 全书稿总共约21万字，分为七章。 第一章为绪论，阐明了本文的术语体系、理论方法、学术意义，介绍了为此研究所做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搜集工作，并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跨国族群和Hmong人的研究状况。 第二章具体探讨了跨国族群的理论。首先考察了相关概念的提出与争论，继之对跨国族群作了类型学研究、形成分析，最后讨论了由跨国族群引起的、或者与之相关的现实问题。 第三章研究Hmong人在苗族这个大群体中的位置，及其主要的社会文化特征。 第四章从几个历史个案着手，论述Hmong人作为跨国族群中国一侧的边民在全国的社会政治场景中、全球的殖民主义与反殖斗争体系中的角色演示与能动性。 第五章以国别为序，研究Hmong人在其跨界分布的几个东南亚国家—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自然与社会背景、人口、分布、迁入移出、重大历史事件等。 第六章以专题的形式，细致探究跨界Hmong人的几个重要而又基础性的问题，一是族名族称问题，二是支系问题，三是姓氏家族问题，四是语言文字问题问题。 第七章结论，对全文的论述和观点做了总结。 本论文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跨国界Hmong人在跨居各国的基本情况、人口分布、历史渊源、迁入移出、政治参与等，对一些个案和专题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比如他们作为中国边民参与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个案，参与中国近代政治和国家建设的历史，再比如他们的族名、支系、姓氏、语言文字等问题，纠正了此前学术界关于Hmong人的一些错误观点和说法。第二，本文力图通过跨国界Hmong人的事例，探讨“国家边界”与“族群边界”的互动、“国家”与“族群”的关系。作者认为，“国家”与“族群”二者之中，国家处于强势，族群处于弱势。国家对于各种资源享有强大的支配力量，这会影响到族群的内容、形式和认同，对于族群的边界、称谓、以及语言文化都会产生重大作用力。族群则具有能动性，其能动性体现为理性和非理性两方面，手段有 “合法”与“非法”或二者兼而有之。虽然就此所做的探讨只是初步的努力，还缺乏深入展开，但是它启示了一个新颖的理论视角，是进一步深入的理论分析的基础。
张少春[4]（2020）在《类族之道:简论我国族类称谓的类型与演变》文中指出族类称谓的类型、制作及不同时期涵义的演变,反映了民族交往的历史过程,体现了族际政治的结构变化。文章尝试走出自称与他称的传统二分,以官方称谓引入国家对族类称谓的影响,把族类称谓分为自称、他称与官方称谓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从官方称谓与自称和他称的关系出发,整理了封建王朝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以后三种背景下我国族类称谓相互转化和发展演变的大致情况,尝试厘清不同时期称谓演变背后的原则和脉络。称谓制作与演变背后,是意识形态、族体政治与民族交往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
唐春芳[5]（1987）在《苗族各种族称来源及其含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我国苗族族称定为“苗”,是各地苗族自称“Hmongb”（蒙,清鼻音）、“Mongb”（蒙,浊鼻音）、“Hmaob”（毛,清鼻音）、“ Maobl”（毛,浊鼻音）、“Hmub”（母,清鼻音）、“ Mub”（母,浊鼻音）、”Hmangb”（芒,清鼻音）、“Mangb”（芒,浊鼻音）等的音译,为全体苗族同胞所承认,可以说是苗族的共同族称。此外,各地苗族还有一些次族称,如湘西等地区苗族自称为“Ghab xongt”,音译“嘎雄”;湘西泸溪地区苗族自称为“Deil sangb”,音译“待桑”;黔东南部分地区苗族自称为“Ghab Nes”和Deil Yul”,音译为“嘎娜”和“待尤”;广西融水地区苗族“Deil Gef”和“Hmongb”两种自称并存,两者音译为“待格”和“蒙”。这些共同族称和次族称,都有其来源和含义,只因过去苗族没有文字,未能写成史书流传下来,后人无法知道罢了。因而苗族族称都是由不同时代、不同
鲁米香[6]（2012）在《老刘寨苗族家族文化研究》文中认为做为社会组织重要形态的家族，自埃文思-普里查德对非洲努尔人宗族的开创性研究到林耀华、弗里德曼等人应用功能主义理论模式对中国沿海地区的汉族宗族研究，这些地区的宗族组织多处于差别不太明显的经济生产状态下，以族田、祠堂、族规等为明显的宗族标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地区的宗族发展是具有同质同构发展条件的。从而对于同一区域内不同家族之间的结构性差异问题，则要更多的关注次群体中的文化多样性。既有的研究表明，家族研究的“异质性”问题，目前多体现于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或族群之间。深入到同一地域范围内不同家族的研究，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家族内部文化异质性研究则不多见。本篇论文的选题正是立足于家族研究的异质性问题来展开分析，力图通过对田野点苗族社会次群体—家族内部普遍存在而又极其明显的异质性现象进行说明，从而对苗族家族内部所存在的差异进行阐释。在理论方法上以田野调查结合文献查阅为主，笔者曾先后多次进入田野点进行深入调查，结合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实际的田野过程中，在不同的场域下结合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等多种田野调查技术，对能够充分体现苗族家族异质性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对苗族社会文化研究做出补充，能够“以部分见整体”，同时也为家族研究提供有益而不同的视角。全文约为十三万七千多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为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绪论部分，阐明了本文的术语体系，所用理论方法，并对学术研究现状做出回顾。第一章主要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概况、老刘寨苗族支系情况等各方面对田野点情况进行介绍说明。第二章以最能集中体现苗族家族差异的“做嗦”仪式为案例，通过对“做嗦”仪式的完整过程再现及分析，呈现出苗族家族内部异质性现象。第三章从祭祖、丧葬等处于重要位置且最能体现苗族社会一般特性的家族仪式，以及随着苗族迁徙历程而未曾发生重大变迁的集体记忆、家族禁忌等文化现象进行阐释，将苗族家族的差异问题推向深入讨论。第四章对老刘寨苗族的家族差异现象进行总结，同时从苗族社会结构、亲属制度的建立与维系等方面来对苗族家族文化差异的社会基础进行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内容及观点进行总结。本论文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较为系统的对老刘寨苗族支系、族称、族源、家族仪式、亲属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呈现出较为完整的苗族家族文化研究文本；第二、以实际案例来说明宗族、家族等基本概念的异同之处及适用范围，为宗族／家族理论的研究提供不一样的视角。虽然已尽力而为，不足之处难以避免，但却是进一步进行深入理论分析的基础。
霍晓丽[7]（2017）在《信仰、仪式与地方社会 ——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整体性研究视角和大、小传统分析模式,结合以历史记忆为基础而形成的地方性知识,探究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以期理解苗族隐藏在信仰行为背后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问题的传统认知,揭示苗疆地方社会运行的内在规范和外在形式,反映出国家大传统对地方小传统的引导和影响。湘西苗族先民因从事稻作农业,而以苗为族名,不同时期分别以三苗、南蛮、荆楚蛮、武陵蛮、苗蛮、红苗等族称见载于史籍。随着先民从北向南、由东至西的迁徙,居住地也从黄海之滨,到江淮流域,再到武陵山区。族群先后以太昊部落、九黎部落、三苗部落为主体,融合了髳人、楚人、黔中蛮、五溪蛮等众多原住民。湘西苗族在地域、文化、经济方面表现出一致的特性,区域内以武陵山腊尔山台地为中心,北达湖南永顺、保靖,南到贵州铜仁,东至湖南沅陵,西接重庆秀山;语言为东部苗语,服饰尚红,民间信仰仍停留在原始宗教阶段;地方经济体系由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构成。湘西苗族长期与周边民族互动,民间信仰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实现了代际传承。它既蕴涵着远古先民原始的智慧,又积淀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承袭了先秦国家宗法文化的色彩,成为地方小传统的代表之一。但整体上,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仍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最为显着,处于从原始宗教到古典宗教的过渡阶段。周期性举行的信仰仪式蕴含了民众关于天、地、人关系的原始认知方式,践行着因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家庭、家族、村寨、区域之间的运行规则。民间信仰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方面,维系着地方社会按照传统方式运行。中央王朝历来秉持“以夷治夷”的治苗思想,先后采用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来经略苗疆,但湘西苗疆始终为化外之地。直到清代前中期改土归流和乾嘉苗民起义之后,国家权威才以军事方式强行介入湘西苗疆,打破了地方社会的传统运行模式,致使社会阶层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随后,清廷又用抚以文德的方式,培植起新兴管理阶层。新兴管理阶层凭借国家赋予的政治身份,逐渐取代地方传统权威群体,成为苗疆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并与传统权威群体不断调适、整合,共同引导地方社会步入近代。湘西苗族民间信仰传承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湘西苗疆地方小传统与国家大传统合流之后,苗族的国家认同日益增强。民间信仰成为国家与民众主要的沟通渠道。一方面,民间信仰关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代际传承的基础上,呈现出明显的族际融合特征,实现了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将国家提倡的社会力量不断神化,出现了扩展、分层的现象;信仰空间通过仪式的展演,在世俗场域建构起来神圣空间,既符合国家管理地方的需求,也契合基层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体现出“内儒外道”的特点,践行着国家统治规范和秩序,引导地方社会按照国家统治方式有序运行,由传统进入近代。
刘建玲[8]（2012）在《明代贵州平越军民府建置滞后的原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平越军民府，位于贵州的中北部，地处四川贵州的边界。此府处在高山峻岭之间，境内河流纵横，具有“山溪之险”之称，其地理位置、军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明初永乐年贵州建省时设立八府，但是平越军民府却在明朝万历才设置。相比贵州建省时其他府的设置时间，平越军民府正式行政建置明显滞后。本论文意在证明：明朝政府设置平越府迟迟未决或未制定相应方案的原因，除了考虑贵州省境内地方稳定与发展外，还与平越地区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历史原因、行政成本高等方面的因素相关联。文章首先从明代贵州建省设府的大背景出发，介绍了明代建省的过程和平越军民府的政区沿革。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王朝在贵州开始建省，建省之初，只设置了八府，其中并没有平越军民府。平越军民府的前身是平越卫，经过明朝军事卫所制度内部的一系列调整，直到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朝廷平定了播州之乱后，在平越卫城增加设置平越军民府，统辖黄平州、余庆、湄潭、瓮安三县，清平卫、平越卫和凯里安抚司、杨义长官司境地。平越地区地势险要、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在平越地区一直存在置府的必要性。但平越军民府在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才开始正式置府，其置府滞后的原因有四：其一、平越地区地处沅江水系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地段，岩溶地貌与常态地貌相间分布，地表形态多样，崇山峻岭河流密布，自然地理环境险恶；其二、平越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族是主体，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相互毗邻杂居，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多样并存；其三、平越地区在诸省相连之地，由于隶属关系不甚合理，致使周边土司对此地的争夺，播州土司势力壮大并叛乱，朝廷难以控制；其四，在平越地区置府的驻军费用、修建衙署、官员薪俸等行政成本太高。基于以上原因，直到平播之乱平定后，明王朝才在平越地区顺势置府，此时距贵州设省已近200年。平越军民府设置后对当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王朝在播州之乱平定后设置的平越军民府，不仅可以从纵深上保护驿道的安全，解决驿道的财政需要，而且可以随时节制附近大小土司势力的发展，保证明王朝在当地的统治，维护当地的安定。同时，设府后使贵州版图形状由“V”变成了“”，解决了贵州省地域不完整的版图缺陷，更加便利了贵州的交通，有利于贵州的政治、经济发展。而且，平越军民府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和贵州地区的联系，促进了贵州与内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平越军民府的设置也为以后中央王朝对贵州的管理建设提供了范例。
王艳晖[9]（2011）在《湖南靖州花苗服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苗族是一个热爱美、热爱自由、追求和谐共生的民族,其文化历史悠久且内涵深厚。对于苗族文化,不同学科的研究切入点各有不同,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苗族源流、族系界定与分布、苗族语言、苗族风土人情、苗族文化的现代适应、苗族的跨国迁徙等方面,同时还包括众多有关苗族服饰的研究。但在对苗族服饰文化的研究中,大多局限于苗族服饰整体评述与支系分类,较少对某个苗族支系的服饰文化作系统的探讨。基于这种研究现状,笔者力求针对苗族支系服饰展开相关探讨。本文以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苗族支系之花苗为对象进行研究,通过对史籍资料、民族志等的分析,并结合当地文化局对本地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成果,对花苗聚集区地笋苗寨以及毗邻的苗族和侗族集中区域进行实地调研,对靖州花苗服饰的历史渊源、遗存现状、服制类型、文化特点、装饰工艺、审美趣味以及在旅游开发中的特征变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进而将这个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全面开放的靖州花苗服饰清晰地展示出来。全文的记录描述和分析思考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靖州县依托便利的交通与优美的自然环境,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当地政府积极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弘扬当地民族文化的发展道路,靖州花苗的服饰特征在对外宣传中逐渐为世人所知。但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发展经济的需要,靖州花苗的服饰文化发生了主动演变和被动变迁的两种转型方式,其传承与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从服饰文化发展的角度客观分析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少数服饰文化转型的重要课题提供参考案例。（2）目前许多民族旅游景区都在从历史、传统、民俗中挖掘养分,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文化动力。笔者对靖州花苗服饰的材料、形制、色彩、装饰等进行深入研究,对花苗族人豁达乐观的文化心理影响下的服饰文化进行总结,其服饰体现出外显、取象、主次、实用的审美情趣,并详细分析靖州花苗服饰所包含的文化理念对旅游文化产业的启发及借鉴意义,既为实现认同感强烈且与他族区别明显的民族服饰提供全面的理论支持,也有助于读者深刻了解花苗服饰所体现的独特文化价值。（3）由于靖州花苗服饰文化及其审美传统出现式微之势已不可避免,少数民族社会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伴随着自身传统艺术的消亡,笔者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当地服饰艺术记录并解说,以期为更多的服饰设计人才重拾传统提供丰富客观的图文资料,并为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推动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
杨钦[10]（2012）在《锹里地区“酸汤话”语音研究》文中认为“酸汤话”主要分布在湘黔边界的锹里地区,处于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包围之中,有着湘语的底层,但受到赣语的强烈影响,深深打上了赣语的烙印,是带有明显赣语色彩的湘语,属于湘语娄邵片的绥会小片。近年来,已有了一些关于“酸汤话”的材料,但由于“酸汤话”分布在边远的地区,人们对它缺乏详实的调查研究。本文全面、系统、深入地揭示“酸汤话”的整体面貌,为“酸汤话”的定性和湖南西南部方言的分区提供依据。同时,“酸汤话”又是研究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的最理想的实验基地,它处于西南官话、湘语以及侗、苗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包围中,再加上历史上的多次移民,语言的频繁接触是影响“酸汤话”发生变异的一个主要动因。通过综合运用描写法、语言接触理论、历史层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使横向比较与纵向溯源相结合,研究“酸汤话”接触状况,揭示其语音发展演变的重要规律,对于认识汉语的共时面貌和发展历史,对于汉语方言的接触研究,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和类型学上的理论意义。此外,“酸汤话”的研究还可丰富和补充湖南省和贵州省的的方言调查成果,也可为“三锹人”、“酸汤苗”等族群的研究从语言学方面提供一些材料和证据。
二、苗族族名及自称考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苗族族名及自称考释（论文提纲范文）
（1）苗族族名及自称考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一、苗族之“苗”的含义及其来源 |
| 二、苗族名称的历史演变 |
| 三、苗族自称与族名族源的关系 |
（3）跨国界苗族（Hmong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引言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跨国族群的理论 |
| 第一节 概念的提出与术语的分歧 |
| 第二节 跨国族群的分类研究 |
| 第三节 跨国族群的形成 |
| 第四节 跨国族群问题 |
| 第三章 苗与Hmong |
| 第一节 苗族概要 |
| 第二节 Hmong人:苗族最大的支系 |
| 第四章 苗族Hmong人:作为中国边民 |
| 第一节 项从周抗法与项氏家族崛起 |
| 第二节 苗、瑶械斗 |
| 第三节 项朝宗的故事 |
| 第五章 东南亚大陆各国Hmong人(苗族) |
| 第一节 越南Hm(?)ng人 |
| 第二节 老挝Hmong人 |
| 第三节 泰国Hmong人 |
| 第四节 缅甸Hmong人 |
| 第六章 跨国界Hmong人(苗族)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跨国语境中的族称之争 |
| 第二节 各国Hmong人支系研究 |
| 第三节 Hmong人姓氏与语际书写 |
| 第四节 语言文字问题中的国家疆界 |
| 第七章 结语 |
（4）类族之道:简论我国族类称谓的类型与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族类称谓的类型 |
| 二、封建王朝时期的族类命名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称谓整合 |
| 四、改革开放以后的民族称谓演变及其运用 |
| 结语 |
（6）老刘寨苗族家族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一） 感性的体验 |
| （二） 理性的认识 |
| 二、 相关概念解析 |
| 三、 文献回顾 |
| （一） 苗族研究现状 |
| （二） 仪式研究现状 |
| （三） 苗族仪式研究现状 |
| （四） 家族文化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田野概况 |
| 一、 田野点介绍 |
| （一） 自然地理环境 |
| （二） 社会文化环境 |
| （三） 经济概况 |
| 二、 老刘寨苗族支系简介 |
| （一） 汉苗 |
| （二） 花苗 |
| （三） 青苗 |
| （四） 绿苗 |
| 三、 研究方法 |
| （一） 田野前的资料收集 |
| （二） 参与观察 |
| （三） 访谈 |
| （四） 文献研究 |
| 第二章 家族典型仪式—“做嗦”仪式分析 |
| 一、 “做嗦”概念解析 |
| 二、 “做嗦”仪式举行过程 |
| 三、 “做嗦”仪式中的家族差异 |
| （一） 张氏家族的“做嗦”仪式 |
| （二） 杨氏家族的“做嗦”仪式 |
| （三） “做嗦”仪式的家族社会边界 |
| 第三章 其他家族仪式与家族禁忌差异及其文化表征 |
| 一、 丧葬仪式 |
| （一） 仪式过程 |
| （二） 丧葬仪式中的家族差异 |
| 二、 祭祖仪式 |
| （一） 春节期间的祭祖仪式 |
| （二） 清明节的祭祖仪式 |
| （三） 农历七月的祭祖仪式 |
| （四） 尝新节的祭祖仪式 |
| 三、 家族禁忌 |
| （一） 日常生活中的家族禁忌 |
| （二） 仪式系统中的家族禁忌 |
| 第四章 家族文化差异的社会基础 |
| 一、 老刘寨苗族家族内部差异 |
| （一） 老刘寨苗族家族文化产生及形成的基础 |
| （二） 体现于仪式过程中的家族差异 |
| （三） 体现于家族禁忌的内部差异 |
| 二、 老刘寨苗族社会整体分析 |
| （一） 老刘寨苗族社会结构分析 |
| （二） 老刘寨苗族亲属制度分析 |
| 三、 老刘寨苗族家族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 |
| （一） 历史 |
| （二） 经济 |
| （三） 社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老刘寨家户布局图 |
| 二、 村情概貌照片 |
| （一） 村寨全景图 |
| （二） 进村道路 |
| （三） 村中一景 |
| （四） 当地苗族服饰 |
| （五） 集市 |
| 三、 “做嗦”仪式相关照片（以张氏家族为例） |
| 四、 祭祖仪式相关照片（以李氏家族为例） |
| （一） 神龛 |
| （二） 除夕的祭祖仪式 |
| （三） 农历正月十六的祭祖仪式 |
| （四） 用竹子表示的古氏家族三代以外的女性老祖宗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及获奖情况 |
| 一、 发表论文 |
| 二、 参与课题 |
| 三、 参与编着 |
| 后记 |
（7）信仰、仪式与地方社会 ——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湘西苗族与苗疆 |
| 第一节 作为族称的苗 |
| 一、释苗 |
| 二、说苗道蛮 |
| 三、定型苗族 |
| 第二节 湘西苗族族源与迁徙 |
| 一、太昊部落 |
| 二、九黎、三苗部落联盟 |
| 三、荆楚蛮 |
| 第三节 湘西苗疆的形成 |
| 一、地域 |
| 二、文化 |
| 三、经济 |
| 第二章 分流——湘西苗疆民间信仰的代际传承 |
| 第一节 天: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
| 一、国家统治秩序内的天 |
| 二、农业生产中的天 |
| 三、禁忌习俗里的天 |
| 第二节 地:人与社会的地缘联系 |
| 一、土地神信仰内涵 |
| 二、湘西苗疆祭拜土地神仪式 |
| 三、湘西苗疆的地缘组织 |
| 第三节 祖: 人与人的血缘联系 |
| 一、祖先信仰对象 |
| 二、湘西苗疆祭祖仪式 |
| 三、湘西苗疆的血缘关系 |
| 第三章 湘西苗疆王化历程 |
| 第一节 清代之前历代王朝以夷治夷 |
| 一、秦、汉至唐、北宋时期的羁縻政策 |
| 二、南宋、元、明、清初时期的土司制度 |
| 第二节 清代康雍时期的改土归流 |
| 一、改土归流过程 |
| 二、改土归流对苗疆的影响 |
| 第三节 清代乾嘉苗民起义 |
| 一、乾嘉苗民起义过程 |
| 二、乾嘉苗民起义原因探析 |
| 三、清廷备战苗疆 |
| 四、地方官员战后励精图治 |
| 第四章 合流——湘西苗疆民间信仰的族际融合 |
| 第一节 湘西苗疆地方社会变迁 |
| 一、历史记忆中的地方社会 |
| 二、地方社会阶层重组 |
| 三、地方社会权力重构 |
| 第二节 湘西苗疆还傩愿仪式 |
| 一、杀猪还愿 |
| 二、傩堂愿 |
| 第三节 神灵体系与国家认同 |
| 一、社会力量的神化 |
| 二、神灵的扩展 |
| 三、神灵的分层 |
| 第四节 信仰空间与国家在场 |
| 一、神圣空间的建构 |
| 二、社会秩序的“内儒外道 |
| 结论 |
| 一、“大”、“小”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
| 二、地方性知识: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地方小传统 |
| 三、区域社会史: 地方社会小历史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明代贵州平越军民府建置滞后的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明代贵州平越军民府的设置 |
| 第一节 明代贵州设府的概况 |
| 第二节 贵州平越军民府的政区沿革 |
| 第三节 平越军民府的地理战略位置 |
| 第三章 明代贵州平越军民府置府滞后的原因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险恶 |
| 第二节 民族文化多样并存 |
| 第三节 归属混乱历史复杂 |
| 第四节 置府行政成本太高 |
| 第四章 明代贵州平越军民府设置后的影响 |
| 第一节 保护驿道的安全和畅通 |
| 第二节 节制周边土司势力的发展 |
| 第三节 加强贵州地域的完整性 |
| 第四节 增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9）湖南靖州花苗服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 |
| 一、相关理论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考察范围与调研内容 |
| 一、考察范围 |
| 二、调研内容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结构安排 |
| 第六节 研究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靖州花苗概述 |
| 第一节 靖州苗族之历史渊源与花苗称谓之基本界定 |
| 一、靖州苗族之历史渊源 |
| 二、花苗称谓之基本界定 |
| 第二节 靖州花苗的生活环境与发展现状 |
| 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
| 二、自成一体的山居生活 |
| 三、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
| 第三节 靖州花苗的民俗形态与特征 |
| 一、丰富的稻作饮食风俗 |
| 二、生活趣味的农事风俗 |
| 三、单纯的宗祖信仰习俗 |
| 四、载歌载舞的娱乐习俗 |
| 第二章 靖州花苗服饰的传统服制特征及承载空间 |
| 第一节 靖州花苗服制的源流概述 |
| 第二节 融入时代特征的传统服制 |
| 一、男子传统服制 |
| 二、女子传统服制 |
| 三、儿童传统服制 |
| 第三节 体现靖州花苗服饰传统特征的物性装饰 |
| 一、无处不在织锦花带 |
| 二、留住传统的银质装饰 |
| 第四节 靖州花苗服饰传统的承载空间 |
| 一、民俗节日 |
| 二、生产技术 |
| 三、民族心理 |
| 第三章 靖州花苗服饰传统文化与审美情趣 |
| 第一节 靖州花苗服饰传统文化内涵 |
| 一、追随祖先的传统宗祖文化 |
| 二、崇尚自然生命的服饰图案 |
| 三、山居农耕文化的生活体现 |
| 四、多姿多彩的服俗文化 |
| 五、头服文化表达的身份辨识 |
| 第二节 靖州花苗服饰审美文化的形成 |
| 一、信仰影响下的抽象审美思维 |
| 二、自然环境下的悦己审美意识 |
| 三、小农经济影响下的朴素审美 |
| 四、歌舞文化推动的审美趣味 |
| 第三节 靖州花苗服饰审美情趣的表现 |
| 一、服饰色彩昭示的外显审美 |
| 二、服饰图案显露的取象审美 |
| 三、服装饰物体现的主次审美 |
| 四、服饰形制暗含的实用审美 |
| 第四章 靖州花苗服饰与周边民族的比较 |
| 第一节 与县内青衣苗服饰比较 |
| 一、服饰文化的相近表现 |
| 二、服饰要素的具体比较 |
| 第二节 与毗邻侗族服饰文化之融合 |
| 一、相似的生活环境 |
| 二、服饰审美及形制比较 |
| 第三节 与贵州邻近苗族服饰文化之互换 |
| 一、同根相连的迁徙文化 |
| 二、审美文化的互换交流 |
| 三、女子盛装的元素比较 |
| 第四节 与汉族服饰审美之趋同 |
| 第五章 靖州花苗服饰传统的变迁及动因 |
| 第一节 物性形态的变迁表现 |
| 一、服装形制适合表演穿着 |
| 二、面料材质选择成品原料 |
| 三、制作的传统工艺在衰落 |
| 四、逐渐统一的装饰图案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变迁表现 |
| 一、式微的工艺追求 |
| 二、淡化的原始信仰 |
| 三、松懈的宗祖情感 |
| 四、减弱的支系认同感 |
| 第三节 现代转型的变迁动因 |
| 一、社会情境带来的外部促因 |
| 二、花苗族人主观意志是服饰传统转型的直接动力 |
| 第六章 靖州花苗服饰文化传承中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靖州花苗服饰传承的发展机遇 |
| 一、服饰文化传承的时代契机 |
| 二、当地政府以及族人内部的文化自觉 |
| 三、民族旅游项目的积极探索 |
| 第二节 靖州花苗服饰传承面临的挑战 |
| 一、花苗服饰在旅游开发中的价值取向 |
| 二、传统审美与现代文化的适应关系 |
| 三、传统工艺在市场经济中的重现之道 |
| 第三节 靖州花苗服饰面临的开发担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 附录 |
| 后记 |
（10）锹里地区“酸汤话”语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0.1 关于研究对象 |
| 0.2 二十世纪以来“酸汤话”研究述评 |
| 0.3 “酸汤话”及“酸汤话”内部差异研究的内容 |
| 0.4 “酸汤话”及“酸汤话”内部差异研究的方法 |
| 0.5 “酸汤话”及“酸汤话”内部差异研究的价值 |
| 0.6 “酸汤话”及“酸汤话”内部差异研究的材料来源 |
| 第一章 “酸汤话”的形成及地理分布 |
| 1.1 锹里地区概况 |
| 1.1.1 地理环境 |
| 1.1.2 历史由来 |
| 1.1.3 民族分布 |
| 1.1.4 语言概况 |
| 1.2 “三锹人”简述 |
| 1.2.1 “三锹人”地理分布 |
| 1.2.2 “三锹人”来源说 |
| 1.2.3 “三锹人”村寨的形成 |
| 1.2.4 “三锹人”通婚制度 |
| 1.2.5 “三锹人”语言概况 |
| 1.3 “酸汤苗”简述 |
| 1.3.1 “酸汤苗”的族源 |
| 1.3.2 “酸汤苗”的形成与发展——以远口为例 |
| 1.3.3 “酸汤苗”的风俗习惯 |
| 1.4 “酸汤话”的地理分布 |
| 1.5 “酸汤苗”、“三锹人”与“酸汤话”关系考 |
| 第二章 靖州大堡子“酸汤话”音系及音韵特点 |
| 2.1 靖州大堡子“酸汤话”音系 |
| 2.1.1 声母 |
| 2.1.2 韵母 |
| 2.1.3 声调 |
| 2.2 靖州大堡子“酸汤话”的同音字表 |
| 2.2.1 说明 |
| 2.2.2 同音字表 |
| 2.3 靖州大堡子“酸汤话”的文白异读 |
| 2.3.1 声母的文白读 |
| 2.3.2 韵母的文白异读 |
| 2.3.3 声调的文白异读 |
| 2.4 靖州大堡子“酸汤话”的音韵特点 |
| 2.4.1 声母特点 |
| 2.4.2 韵母特点 |
| 2.4.3 声调特点 |
| 2.5 靖州大堡子“酸汤话”音系与北京音的比较 |
| 2.5.1 声母的比较 |
| 2.5.2 韵母的比较 |
| 2.5.3 声调的比较 |
| 2.6 靖州大堡子“大堡子话”音系与中古音的比较 |
| 2.6.1 声母的古今对比 |
| 2.6.2 韵母的古今对比 |
| 2.6.3 声调的古今对比 |
| 第三章 锹里地区“酸汤话”的内部差异 |
| 3.1 各代表点音系 |
| 3.1.1 大堡子“酸汤话”音系 |
| 3.1.2 藕团“酸汤话”音系 |
| 3.1.3 平茶“酸汤话”音系 |
| 3.1.4 罗岩“酸汤话”音系 |
| 3.1.5 米贝“酸汤话”音系 |
| 3.1.6 铺口“酸汤话”音系 |
| 3.1.7 江东“酸汤话”音系 |
| 3.1.8 白市“酸汤话”音系 |
| 3.1.9 蒲稳“酸汤话”音系 |
| 3.1.10 启蒙“酸汤话”音系 |
| 3.1.11 大稼“酸汤话”音系 |
| 3.1.12 三锹“酸汤话”音系 |
| 3.1.13 江口“酸汤话”音系 |
| 3.2 锹里地区“酸汤话”的内部差异 |
| 3.2.1 声母的内部差异 |
| 3.2.2 韵母的内部差异 |
| 3.2.3 声调的内部差异 |
| 3.3 锹里地区“酸汤话”的语音特点 |
| 3.3.1 “酸汤话”一致性的语音特点 |
| 3.3.2 “酸汤话”差异性的语音特点 |
| 第四章 锹里地区“酸汤话”的归属 |
| 4.1 从湘、赣语主要标准来看“酸汤话”的性质 |
| 4.1.1 “酸汤话”与湘语主要标准的比较 |
| 4.1.2 “酸汤话”与赣语主要标准的比较 |
| 4.2 “酸汤话”与湘、赣语代表点具体音韵特征的比较 |
| 4.2.1 长沙、双峰、南昌方言的主要特点 |
| 4.2.2 赣语、湘语与“酸汤话”的音韵特征比较 |
| 4.3 锹里地区“酸汤话”的归属 |
| 4.3.1 关于“酸汤话”归属的不同观点 |
| 4.3.2 从湘西南地区方言的归属来看“酸汤话”的归属问题 |
| 4.3.3 “酸汤话”的归属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靖州沿革纪及沿革表 |
| 附录二：锹里地区“酸汤话”各代表点声韵调对照表 |
| 附录三：苗族歌鼟演唱材料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四、苗族族名及自称考释（论文参考文献）
- [1]苗族族名及自称考释[J]. 龙海清. 贵州民族研究, 1983(04)
- [2]少数民族汉字族名用字考察[J]. 李运富,牛振. 汉字汉语研究, 2018(03)
- [3]跨国界苗族（Hmong人）研究[D]. 石茂明. 中央民族大学, 2004(03)
- [4]类族之道:简论我国族类称谓的类型与演变[J]. 张少春.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04)
- [5]苗族各种族称来源及其含义[J]. 唐春芳. 贵州文史丛刊, 1987(01)
- [6]老刘寨苗族家族文化研究[D]. 鲁米香. 云南民族大学, 2012(03)
- [7]信仰、仪式与地方社会 ——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研究[D]. 霍晓丽.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1)
- [8]明代贵州平越军民府建置滞后的原因研究[D]. 刘建玲. 吉首大学, 2012(01)
- [9]湖南靖州花苗服饰研究[D]. 王艳晖. 苏州大学, 2011(06)
- [10]锹里地区“酸汤话”语音研究[D]. 杨钦. 中南大学,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