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粮食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马英娟[1]（2015）在《走出多部门监管的困境——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文中研究指明2015年4月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确认了2013年机构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相对集中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但食品安全领域多部门监管的格局仍未改变,如何走出多部门监管的困境依然是中国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绩效不可回避的挑战。基于合并成本、国情因素以及食品安全问题复杂性的考虑,单一机构体系不一定能够有效解决中国多部门监管的所有问题。相比之下,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更加现实可行。鉴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要促进和完善监管部门阃的协调合作,必须确保立法授权的明确性,增强综合协调机构的权威性,提高平行部门间协调合作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赵涛[2]（2019）在《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应然角色定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由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主管特定业务,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自1993年设置以来,相对独立开展工作,减少了国务院直接管理的部门和事项,也有利于减少部门间的职责交叉,原由部门间协调的事项变为主管部委与国家局之间内部协调,便于提高行政效率,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机构设置类型,一直以来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根据2018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当前国务院共设置16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以下简称国家局）,分别由11个国务院组成部门或直属机构负责管理。国家局的调整设置历来服从并服务于机构改革大局和国务院职能转变要求。纵观1993年以来的6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局机构设置呈现出“灵活性”和“稳定性”并存的特点。笔者通过对国家局的历史变迁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局政策文件及相关行政法规的系统梳理,运用历史的逻辑较为清晰地勾画出中央对国家局机构设置的初衷以及对国家局与主管部委职责关系的顶层设计,在制度层面明确了国家局与主管部委在领导体制、请示程序、立法权限、外事权限及人、财、物等方面的运行机制,形成了对全文分析的基础性背景材料。为准确客观地获得对国家局与主管部委体制关系的评价,笔者对国家局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访谈和问卷调研,发现两者在实践中形成的主管部委“决策中有执行”,国家局“执行中有决策”的“实然”角色定位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一些国家局实际上相当于“降了半格的部委”,在一些职能配置、机构设置上与主管部委雷同,与主管部委职责界定没有一个合理的划分标准,影响了两者职能作用发挥,与中央对两者体制关系的顶层设计也存在差距。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组织结构层面上,主管部委与国家局属于“事业部制”组织结构,但并未有效实现“政策制定与行政管理相分离”,主管部委对国家局的战略管理不够;部分主管部委或相关单位对国家局独立性重视不够,存在将国家局视同为部委内设司局或直属单位的情况;二是组织权力层面上,两者职责界定不够清晰,存在职责交叉、事权不清情况,主管部委对国家局业务管理权威性不够,在重大决策、重要事项协调等方面领导力度欠缺;三是人力资源层面上,主管部委统筹规划方面的管理人才不足;国家局内设机构设置不够合理;四是组织文化层面上,主管部委与国家局文化融合比较困难,“大部门”意识不强等。在本文关于国家局的应然角色定位设计中,主管部委与国家局应当分别承担综合化决策和专业化执行的角色功能。笔者对此进行了理论层面的阐释。一方面,决策和执行本质上属于两个不同的职能环节,决策权和执行权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两者适当分离具有政治学和管理学双重视角下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笔者分析了在国家大部门体制改革中主管部委和国家局应当实行综合化决策和专业化执行的现实必然性,明确了政治、社会、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内在动因。在此基础上,搭建理论分析模型,从组织结构、组织权力、人力资源和组织文化四个视角切入,建立具体分析维度,指导全文研究。找准了存在问题,明确了角色定位,掌握了理论工具,笔者着力探索国家局与其主管部委在“应然”角色定位指导下应当建立的体制关系。对此,笔者运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方法,从正、反两个方面及国内、国外两个维度,分别进行分析阐述。从国内来看,笔者首先对16个国家局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共性”和“个性”实证分析,从“一般性”层面介绍了当前两者的互动关系,并根据调研和访谈数据,对国家局与主管部委的体制关系总体评价进行了分类,其中,粮食局是与主管部委体制关系较为顺畅的典型,民航局是相对存在较多问题的代表。通过对正反两个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进一步探析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并获得了对两者综合化决策和专业化执行“应然”角色定位的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总结。国外虽然没有与中国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职能定位完全相符的机构设置和组织类别,但有的国家却存在内阁部与相关分立机构动态融合的大部制形态,与中国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组织形态或所属关系类似。对此,笔者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一是通过对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新加坡中央（联邦）政府组织机构间“决策—执行”互动关系的介绍和阐述,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边界划分、制约协调的角度,形成对综合化决策和专业化执行的国外研究视角和实践经验;二是以美国交通运输部和其管理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为例,对美国内阁部与其归口管理的部内独立机构进行深入案例研究,形成对优化中国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应然角色定位研究的借鉴和启示。最后,在全文研究基础上,笔者基于“决策-执行”关系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国家局与主管部委体制关系的优化路径,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方法论指导,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实践层面的具体对策建议。认为,从根本上推动实现国家局的应然角色定位,更好地优化国家局与主管部委的体制关系,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放在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中统筹考虑。总的思路是,以调整和明确主管部委与国家局的职责定位为重点,遵循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互相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和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以合理划分二者职责关系和运行、协调机制为主要内容,科学配置国家局的机构规格和人员编制,培养高素质综合管理管理人才和专业化执行人才队伍,加强文化引领和融合,形成两者权责明确、分工合理、运转协调的体制机制。
马英娟[3]（2015）在《独立、合作与可问责——探寻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之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计划经济时期"以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为主、卫生部门为辅"的食品卫生管理体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卫生部门领导、多部门共同负责"的混合管理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多部门分工负责、统一协调"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认识不断深入,实现了从"食品卫生管理"到"食品安全监管"的转变;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设置更加科学,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与可问责性受到重视;食品安全监管权的配置逐步完善,从"分段监管"为主转向主要按"品种"划分监管权限;日益强调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重视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治理。
张文波[4]（2017）在《我国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如何将“书本中的环境法”全面转化为“行动中的环境法”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关键因素,上述转化过程主要涉及环境执法问题,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作为解决环境执法问题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主要涉及由哪些主体来行使环境行政执法权最有效果、最能保障“书本中的环境法”得到严格执行:一方面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环境行政执法效能的高低;另一方面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是否恰当、是否与其他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直接关系到环境行政执法权是否会被滥用。因此,可以说合理配置环境行政执法权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环境法治赤字的重要措施。从理论上讲,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这一命题包括四个层面的问题:社会权力语境下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和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上述四个层面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并非各自独立、毫无联系的,而是一种层层递进、密切关联的关系,清晰地展示了环境行政执法权如何从一种人民让渡给政府的模糊权力逐步细化和明确为一种环保部门各内设机构可以直接行使的具体权力的过程。具体来说:在社会权力语境下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中,因为环境领域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这就决定了环境问题的解决应当统筹兼顾政府（行政）的力量和社会（市场）的力量,不应有所偏废且应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进行调整,而在我国现阶段过于注重解决环境领域“市场失灵”而忽视“政府失灵”问题的现状下,应当着重构建私权利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着重强化我国环境法中的私人实施制度,最终实现环境法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的结合与衔接;在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中,因我国现阶段以管辖区域作为配置的基本标准而造成了上下级政府环保部门“职责同构”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坚持权责匹配原则,包括在配置标准上坚持管辖区域与环境影响并重、立法明确上下级政府环保部门的职能职责和在配置保障上坚持“重心下移”原则,最终达到与上下级政府环保部门之间“正三角形”环境监管任务模式相适应的“正三角形”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保障模式,实现上下级政府环保部门的权责统一;在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中,因我国现阶段以部门化原则作为配置的基本标准而造成了环境行政执法权分散、重叠及错位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坚持生态系统化管理原则,稳步推进环境保护大部制改革,同时明确行政协助原则以有效整合因职能分工而形成的碎片化的行政资源;在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中,因我国现阶段缺乏明确的配置标准而导致环保部门内部的决策权与执行权未完全分离且缺乏有效沟通反馈,为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应当坚持分权制衡原则,实现环保部门内部的决策权与执行权适当分离,达到防止权力滥用的目的,另一方面应当坚持沟通协调原则,实现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及时高效沟通,实现决策机构的决策更具有可行性、执行机构的执行更有效果。从实践层面来讲,应当将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问题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应当予以解决的问题,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顶层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同时不应单独推进某一层面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改革,而应当统筹考虑四个层面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问题,依据配置合理的环境行政执法权来有序整合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监管力量,合理构建各组监管力量的运行机制,保障其能够有效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最终形成运转高效、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具体来说:在社会权力语境下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中,将这一问题落脚于环境法的实施方式——公共实施和私人实施,包括完善环境法的公共实施制度、强化环境法的私人实施制度和实现环境法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的结合与衔接三个方面;在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中,将这一问题落脚于配置模式问题——建立环境保护领域垂直管理制度或上级政府环保部门设置区域或流域派出机构,现阶段我国可同时采取上述两种模式,即在环境保护领域实行省级垂直管理模式,并由省级政府环保部门根据本区域内的实际情况设置区域或流域派出机构,以最大程度减少地方政府对环保工作的不当干预;在环境问题有一定缓和之后,可以仅采取设置区域或流域派出机构模式,仍由各地方政府对本区域内的环保工作负责,并行使相应的环境行政执法权;在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中,将这一问题落脚于配置方案问题——推行环境保护大部制或继续实行统一监督管理与分工负责模式,现阶段我国应当逐步推进环境保护大部制改革,但由于这一过程的困难性与长期性,还应继续完善统一监督管理与分工负责模式,同时推进上述两个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我国完成了环境保护大部制改革,由于环境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单靠这一个部门也无法彻底解决环境问题,还需要其他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等的支持与配合,跨部门、跨行业、跨规格的环境管理协调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中,现阶段的重点在于确立明确且统一的配置标准,推进决策权与执行权适当分离但又有效沟通、内部监督权独立且有效,具体来说包括在职能整合的基础上以“决策司局+执行司局”模式设置内设机构、构建综合协调中心以保证决策权与执行权适当分离但又有效沟通和构建专门监督部门以保证环保部门内部监督权独立且有效三个方面。从环境法治的角度来看,我国现阶段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非法治化,四个层面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行政化、非对等性和不确定等特征,这导致环境行政执法权的配置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造成了环境行政执法配置及调整的随意性,甚至与现行法律规定相违背。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将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问题纳入到环境法治的范畴,按照环境法治原则的要求来制定《环境行政组织法》以实现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规范化和稳定性。就制定《环境行政组织法》的总体要求来说,需要做到以下五点:一是要同时规定四个层次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二是特别注重社会权力理论对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影响,三是在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中应坚持权责匹配原则,四是在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中应坚持生态系统化管理原则,五是在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中应坚持分权制衡与沟通协调并重。就《环境行政组织法》的主要内容来说,需要对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规定:一是环保部门的职能职责,包括重新梳理环保部门的职权职责,确保环境行政执法权不缺位、越位和错位、更加注重环境法的私人实施制度,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建立环境法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结合与衔接的保障制度三点;二是纵向权力层面,包括采取管辖区域与环境影响并重的标准来配置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合理配置上下级政府环保部门的事权、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环境行政执法保障体系、着重强化上级政府环保部门对下级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监督制约、探索建立我国环境保护领域垂直管理制度和完善上级政府环保部门设置区域或流域派出机构制度六点;三是横向权力层面,提出了远期方案——逐步推进环境保护大部制改革和近期方案——完善统一监督管理与分工负责模式;四是环保部门内部权力层面,包括在整合职能的基础上以“决策司局+执行司局”模式设置内设机构、构建综合协调中心以保证决策权与执行权适当分离但又有效沟通和构建专门监督部门以保证环保部门内部监督权运行独立且有效三点。
王晓强[5]（2019）在《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行政组织法作为内部行政法,在整个行政法体系中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包括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在内的诸多基础性理论命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虽然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基本政策要求,但是如何认识和推进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具体而言,应包括:如何理解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行政机构设置为何需要法定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范围的划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位阶的确定、行政机构设置法定程度的判断,这些问题层层推进,相互关联,从而构成了本文分析、探讨的逻辑框架与基本主题。本文除绪论之外,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对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对象进行分析,即如何理解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分析探讨,前者主要从主体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对行政机构进行类型化划分,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角度对设置的范围进行界定,所谓行政机构设置是指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内设机构及派出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规格变更、名称变更等一系列行政组织行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源于传统的法律保留、制度性法律保留、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等,但是又与其存在差别,其将法律、法规、规章一并纳入法定化的调整范围。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必要性。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总体上经历了萌芽、初创、发展、改革四个阶段,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存在法律、制度、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行政机构设置之所以要实现法定化,主要是因为我国行政机构设置领域所存在的现实问题需要通过法定化的方式予以解决,规则是减少混乱、建立秩序的最有效方式,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是解决行政机构设置随意化、碎片化、行政化、同质化的最有效途径;此外,在理论方面的原因则主要基于法律保留学说的发展、行政组织规范作用的提升、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的要求、财政预算理论的推动,以及法规范所具有的一致性、稳定性、权威性等法的一般性特征。第三章,对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域外经验进行分析。着重就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设置的法规范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在行政机构设置领域实现预算控制、行政机构设置的法规范内容尽可能详尽、立法主导行政机构设置、行政机构设置的动态控制机制以及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数量控制等制度和措施,都对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推动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第四章,主要划分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即哪些行政机构的设置需要法规范依据,哪些行政机构的设置则不需要法规范依据。重要性理论应作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划分的理论依据,其在法定化范围的判断上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行政机构实施行政职责范围的不同,所有的行政机构可以划分为各级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各级人民政府的业务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机构的内设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机构的派出机构四种类型;内设机构可以根据机构功能、结构的不同,再划分为业务、事务、辅助、监督机构及行政职位五种,并以行政机构设置是否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产生影响为标准,将业务类行政机构的全部设置行为纳入法定化范围,其他行政机构的设置行为则排除在法定化范围之外。第五章,主要确定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与法定化程度。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的确定应当参照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行政处罚事项等的设定,对划入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事项分别予以分析,尝试在行政机构设置领域建立多元多级的法规范体系;而法定化程度的判断,则认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意味着行政机构设置的过程需要尽可能实现法定化,因而将行政机构设置领域的法规范分为程序方面的要素与其他方面的要素,具体包括提案、方案的编制、审核、决定、备案、监督等程序要素和机构设置的规则要素、结构要素、设置的形式要素等,并且从准则性与单行性法规范并行、明确机构设置的程序要素、数字化表达三方面来增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
北京市人民政府[6]（2017）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宣布失效一批市政府文件的决定》文中提出京政发[2017]13号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宣布失效一批国务院文件的决定》（国发[2015]68号、国发[2016]38号）精神,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维护政府文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市政府对2000年至2013年以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厅名义下发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
宋华琳[7]（2014）在《国务院在行政规制中的作用——以药品安全领域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药品安全领域,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都有可能对行政规制施加影响。国务院可以通过制定行政法规、颁布行政规定和行政规划、召开会议等相对制度化的方式,国务院领导也可以通过批示、讲话和调研等相对非制度化的方式,来影响行政规制。国务院会因考虑公众健康、政治稳定及国际形象的缘由,介入药品规制事务。国务院实施一体化控制与行政规制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可谓并行不悖。未来应进一步建构我国的行政组织法规范,将国务院的活动,将国务院与行政规制机构的互动,纳入法治的框架之中。
刘晨曦[8]（2019）在《行政组织职能边界研究 ——以中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为例》文中指出组织边界是组织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组织的变革实际上就是对其边界的重新安排。行政组织是公共组织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每一个行政组织实质上都是一组职能的集合,于是,“职能边界”便可作为研究行政组织变革和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当前学术界对组织边界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碎片化趋势,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些“碎片”之中,本文利用了经济学家科斯的企业边界观点,将其引入并改造成为“行政组织职能边界动态演变理论”,并构建了相关分析模型,以“组织内外部协调成本”均衡点为逻辑起点,引出了职能边界的确定、位移、冲突、变革和终结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之间都存在复杂的机理。早期的行政组织职能边界主要是依据劳动专业化分工确定的,如古代中国的“三省六部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职能边界”便越来越需要具有法定性。中国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制定了最早的“三定方案”,成为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法定边界”,“三定”的制定是建立在政治因素（党的意志）、行政因素（社会公共需求）、结构因素（宏观、中观甚至微观组织结构）、技术因素、利益博弈因素综合影响基础上的,法定边界距离组织内外部协调成本相等的这个理论均衡点越接近,那么组织的实际边界越稳定,距离越远则越不稳定。这里所谓的边界不稳定也就是边界的位移。若组织的法定职能较多,大于理论均衡点所对应的最佳职能量,则会造成内部协调成本过高;若组织的法定职能较少,小于理论均衡点所对应的最佳职能量,则会造成外部协调成本过高。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协调成本过高都会影响组织的履职效果,为使工作更为顺畅地开展,组织需要设法降低协调成本,主要途径有二:一是通过构建组织内或组织间协调机制进行自调节;二是通过主动或被动地增减职能,即在内部协调成本过高时适当地减少自身所承担的职能,在外部协调成本过高时适当地增加自身所承担的职能。第一种途径可称之为“良性位移”,第二种途径可称之为“非良性位移”。虽然构建协调机制造成的良性位移的运行结果是相对良性的,但并不排除实际中出现的一些协调机构臃肿、低效等问题,这可能会导致边界冲突的发生;增减职能造成的非良性位移则会更加直接地导致边界冲突的发生。当然,结构因素、利益博弈因素、组织文化因素此时同样会注入从而进一步形成并加剧冲突,同时不可忽略的还有法定职能边界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如法定职能空白、交叉、重叠、模糊等问题也会直接造成并加剧冲突。当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进行变革。边界的变革实际上也是法定边界重新确定的过程,此时,在边界的确定阶段活跃的几个影响因素又会再次活跃并作用于变革过程。边界变革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边界的终结,变革会造成一些部门及其职能消失,从而其职能边界也就随之消失。边界的终结也是法定边界重新确定的一种方式。本文以中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为例,验证了这个动态演变过程的现实性。经过全文的分析,最终结论是:其一,一轮又一轮的机构改革不可避免,是行政组织生命循环的体现,同时,机构改革也会遵循质量互变规律,当各部门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变革使得职能边界无限接近于理论均衡点时,那么就会获得相对较长时间的稳定,此时便发生了质变同时进入新一轮的量变过程中,此后影响边界变化的将不再是不断寻找均衡点,而是具有革命性的新技术的指引;其二,大部门体制的“大”的最佳程度是部门职能边界无限接近于均衡点,可称之为“有限理性的大部制”;其三,为降低组织协调成本,通过机制建设要优于增减职能,但增减职能能够更为直接地推动变革。不过,究竟如何准确找到理论均衡点是个现实难题,通过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可能会获得相对可靠的结果。
艾玉博[9]（2019）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司法行政机关职责及功能研究》文中认为政府对司法领域的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一般称为司法行政管理,由国家司法部主管。司法行政制度是在此基础上的关于司法行政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活动原则和工作程序的总称,是辅助国家司法权有效行使的重要行政制度,同时又是规范国家司法行为的重要司法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在整个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如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乃至整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和践行法治的特点。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和功能变化。从机构整体视角出发,以司法行政统计年鉴和相关官方文件为主要研究材料,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发展进行历程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司法行政机关在国家法治建设和发展进程中的实际功能及其变迁轨迹。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司法行政机关发挥的实际功能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思路。最后,结合司法行政机关职责和功能变迁的历程与特点,对我国法治建设发展的总体特征进行提炼总结。首先,我国司法行政机关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后,历经数次国家机构改革的调整,整个机构以及承担的具体职责都各自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这就意味着整个机构在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中所发挥功能已然经历了一系列变迁。而对职责变化的分析和关注在现有研究中往往不被重视,导致对司法行政机关实际功能的分析欠缺深度。因此本文先要从整体角度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变化加以描述和呈现。在此之后,要对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实际功能加以准确地理解与把握,还需要厘清司法行政机关机构和职责发展变化现象背后的宏观机理。一方面,经济和政治的宏观建设及改革进程始终是司法行政机关发展变化的根本性和引领性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以及在此之下司法和行政各机构之间关系和职责的调整也对其发展变化发挥着直接显着的影响。通过对这些机理性因素的分析,才能对整个机构和职责看似繁杂的发展历程形成规律性和整体性认识。其次,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司法行政机关所具有的核心功能进行总结。当前司法行政机关在国家建设和治理实践中发挥的显着功能总结为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执行和管控功能、在司法运行中发挥的保障功能、在社会活动中的服务和调节功能以及在法治建设中的建构功能。同时对这四项核心功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进程的梳理和呈现中,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认识。司法行政机关核心功能的变迁和调整,首先是顺应国家的部署安排进行的,同时在实践中这种变迁反映出显着的渐进性,但也具有明显的变迁的不均衡性特征。之后文章针对这些现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司法行政机关的职权配置、落实推进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积极引导和调动社会主体参与等三个方面的完善建议。最后,文章以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功能变迁的轨迹及特点为线索,进一步总结了中国法治建设所具有的显着特征。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鲜明的建构性、法治建设的推动力具有多重性以及法治建设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郑宇[10]（2020）在《重庆市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研究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分析了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现状和特点,并提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对策和建议。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整体部署开展,以构建大市场监管体制为主要特征,通过机构整合,将原工商局、质监局、食药监局的职责,以及物价部门、商务部门相关职责进行合并,建立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全新监管体系。本次改革是重庆直辖市成立以来市场监管领域开展的最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将会对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结合重庆实际对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开展研究,可为建立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保障和促进机制提供实践指南,也可为重庆市深入推进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工作提供借鉴。本文主要通过收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学术理论,以及重庆市开展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工作的各类文献资料,通过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方法,与机关工作人员、基层监管人员、一线执法人员直接交流,获得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工作的第一手资料,为开展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打下基础。本文通过研究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相关理论,分析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现状、举措成效、存在问题及成因,根据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规律性,研判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趋势,借鉴国内部分省（直辖市）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经验,结合重庆的改革实际,提出深化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对策建议。本文认为,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特色鲜明,成效突出。加强了党的领导,优化健全了职责体系,筑牢了安全底线思维,提高了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活力。但也存在法制配套保障匮乏、部门内部未能有效融合、监管系统平台各自为政、监管层级边界模糊不清等问题。提出建立深化改革工作责任机制、科学配置层级职能、打造高素质监管队伍、完善监督机制、创新监管模式、推进多元共治等对策和建议。本文在研究视角上有一定创新。以重庆市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弥补了以往研究视角的不足,也使得研究成果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实用性。不足之处在于收集基层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手资料还不够全面,在如何以标准化手段推进改革方面未开展研究,以及对直属事业单位改革也还未作研究。
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粮食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粮食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走出多部门监管的困境——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间的协调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多部门监管:现实与困境 |
| 1.加大监管成本 |
| 2.导致监管冲突 |
| 3.造成监管缺位 |
| 4.降低监管效率 |
| 5.导致问责困难 |
| 三、单一机构体系:制约与局限 |
| (一)合并成本 |
| (二)国情制约 |
| 1. 食品安全期望值参差不齐 |
| 2. 产业集中度不高 |
| 3. 法治化和社会自治程度不高 |
| (三)路径依赖 |
| (四)食品安全问题自身的复杂性 |
| 四、协调合作:实践与缺失 |
| (一)机构改革与职能调整 |
| 1.“三定规定”与相关法律不一致 |
| 2. 职能调整缺乏法律依据 |
| (二)综合协调机构的设置 |
| 1.“虚化”现象 |
| 2.“重叠”现象 |
| (三)平行部门间的协调合作 |
| 1. 自愿协作严重不足 |
| 2. 强制协作缺乏制度约束 |
| 3. 协作方式选择缺乏理性 |
| 五、出路:协调合作的制度化与科学化 |
| (一)立法授权的明确性 |
| (二)综合协调的权威性 |
| 1. 食药监部门综合协调的资源手段 |
| 2. 综合协调机构之间的“协调” |
| (三)平行部门间协调合作的有效性 |
| 1. 主动性 |
| 2. 有效性 |
| 3. 科学性 |
| 六、结语 |
（2）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应然角色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文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与关系说明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二、两对主要关系的说明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和评价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二、国内外研究的不足和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章节安排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三、本文的章节安排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基于历史和实践逻辑的实情探寻 |
| 第一节 历史的逻辑:国家局的历史变迁 |
|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机构改革与国家局机构调整 |
| 二、国家局机构调整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政策的依据:国家局的制度定位 |
| 一、相关政策文件和行政法规概要 |
| 二、国家局政策沿革的主要特点 |
| 三、制度层面对国家局与主管部委的职责关系定位 |
| 四、基于历史逻辑和政策梳理的问题发现 |
| 第三节 实践的逻辑:国家局的实践问题 |
| 一、调研对象和方法 |
| 二、调研情况分析 |
| 第二章 一般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决策和执行的关系阐释 |
| 一、决策和执行本质上属于两个不同的职能环节 |
| 二、决策权和执行权适当分离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综合化决策权和专业化执行权应当适当分离的现实必然性 |
| 一、政治需求——不断强化内部领导权和外部协调能力的需要 |
| 二、社会需求——更好地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需要 |
| 三、经济需求——不断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
| 四、管理需求——进一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的需要 |
| 第三节 本文分析的理论模型 |
| 一、理论分析模型的提出 |
| 二、理论分析模型的说明 |
| 第三章 国家局与主管部委评价分类和典型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局组织状态的“共性”与“个性” |
| 第二节 国家局与主管部委体制关系评价分类 |
| 一、评价分类情况 |
| 二、评价分类的有关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民航局与交通运输部体制关系实证分析 |
| 一、民航局历史沿革及机构背景介绍 |
| 二、民航局与交通运输部在体制关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民航局案例分析的反思和启示 |
| 第四节 粮食局与发展改革委体制关系实证分析 |
| 一、粮食局历史沿革及机构背景介绍 |
| 二、粮食局与发展改革委在体制关系方面形成的基本成效 |
| 三、粮食局案例分析的经验总结 |
| 第四章 国外典型相关机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中央(联邦)政府组织机构间“决策—执行”关系探讨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执行局模式(Excutive Agencies) |
| 二、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法定机构模式(Statutory Board) |
| 三、发达国家中央(联邦)政府组织机构间“决策—执行”关系研究启示 |
| 第二节 美国交通运输部与联邦航空局体制关系案例分析 |
| 一、美国内阁部归口管理的独立机构与中国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的可比性 |
| 二、美国交通运输部与联邦航空管理局体制关系分析 |
| 第三节 国外相关机构研究的经验启示 |
| 一、主管部委要有专业化的决策支撑机构 |
| 二、主管部委要建立强有力战略管理机制 |
| 三、归口管理的独立机构要保持适当的独立性 |
| 四、大部门体制下要注重建立普遍认同的组织文化 |
| 第五章 基于“决策-执行”关系的路径优化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基于“决策-执行”关系的优化路径分析 |
| 一、组织结构优化路径:进行横向和纵向结构的重塑 |
| 二、组织权力优化路径:建立“行政三权”相互协调制约机制 |
| 三、人力资源优化路径:根据组织价值需求配备人才、发展人才 |
| 四、组织文化优化路径:推动部门间共同价值观引领和文化融合 |
| 第二节 优化国家局与主管部委体制关系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调整优化两者的机构设置 |
| 二、着力统分协调,进一步优化明确两者的职责分工和运行机制 |
| 三、科学配置机构规格和人员编制,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 |
| 四、统一价值目标,积极推进组织文化的重塑融合 |
|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不足 |
| 三、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3）独立、合作与可问责——探寻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之路（论文提纲范文）
| 一、1949-1982年:“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为主、卫生部门为辅”的食品卫生管理体制 |
| 二、1982-1992年:“卫生部门领导、多部门共同负责”的混合管理体制 |
| 三、1993年至今:“分工负责、统一协调”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
| (一)1993年的机构改革:食品领域的政企分离 |
| (二)1995年的《食品卫生法》:卫生部门主导的食品卫生监管体制 |
| (三)1998年的机构改革:分段监管体制的雏形 |
| (四)2003年的机构改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组建 |
| (五)2004年的国务院决定:“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 |
| (六)2008年的机构改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归卫生部管理 |
| (七)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分工负责、统一协调”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
| (八)2013年的机构改革:主要按“品种”划分权限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
| 四、小结及展望 |
| (一)中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产物 |
| (二)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范围及履行方式不断完善 |
| (三)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与可问责性日益受到重视 |
| (四)理顺食品安全监管权配置的努力一直在持续 |
| (五)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治理得到重视 |
（4）我国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四、研究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环境行政执法权概述 |
| 一、公共权力体系中的行政执法权 |
| 二、环境行政执法权的概念及特征 |
| 三、环境行政执法权的具体形式 |
| 第二节 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范畴 |
| 一、行政执法权配置的法律意义 |
| 二、社会权力语境下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 |
| 三、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 |
| 四、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 |
| 五、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 |
| 第三节 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价值标准 |
| 一、环境民主 |
| 二、环境法治 |
| 三、环境正义 |
| 四、环境效率 |
| 第二章 社会权力语境下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 |
| 第一节 政府与社会分野下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 |
| 一、政府与社会的分野 |
| 二、政府与社会分野对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影响 |
| 三、行政主体多元化趋势对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影响 |
| 第二节 我国社会权力语境下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演变 |
| 一、1949年—1973年：环境行政执法权缺失期 |
| 二、1973年—2014年：环境行政执法权不断强化期 |
| 三、2014年至今：环境行政执法权调整期 |
| 四、我国社会权力语境下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演变的特点 |
| 第三节 我国社会权力语境下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现状 |
| 一、政府干预环境领域的必要性：环境领域的“市场失灵” |
| 二、政府干预环境领域的不足：环境领域的“政府失灵” |
| 三、行政主体多元化趋势背景下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 |
| 第四节 我国社会权力语境下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法律完善 |
| 一、社会权力语境下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原则 |
| 二、社会权力语境下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完善措施 |
| 第三章 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 |
| 第一节 政府间纵向行政权力配置的必要性及域外考察 |
| 一、政府间纵向行政权力配置的必要性 |
| 二、政府间纵向行政权力配置的制度形态 |
| 三、西方国家政府间纵向行政权力配置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我国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现状 |
| 一、我国宪法、组织法关于政府间纵向的行政权力配置规定 |
| 二、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关于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规定 |
| 三、我国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特点 |
| 第三节 我国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问题 |
| 一、上下级政府环保部门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职责同构” |
| 二、上下级政府环保部门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调整的行政化 |
| 三、上级政府环保部门对下级政府的监督制约不足，政令不畅通 |
| 四、我国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无法有效解决部分特殊环境问题 |
| 第四节 我国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法律完善 |
| 一、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原则 |
| 二、政府间纵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完善措施 |
| 第四章 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 |
| 第一节 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必要性及与外考察 |
| 一、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必要性 |
| 二、西方国家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现状 |
| 三、我国政府间横向的行政执法权配置现状 |
| 第二节 我国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现状 |
| 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关于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规定 |
| 二、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实践研究 |
| 三、我国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特点 |
| 第三节 我国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问题 |
| 一、我国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非法治化 |
| 二、我国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分散、重叠及错位 |
| 三、统一监督管理与分工负责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模式效果不佳 |
| 四、环境行政强制权逐步强化但实践应用较少 |
| 五、环境行政执法权的司法保障逐步强化但作用未发挥 |
| 第四节 我国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法律完善 |
| 一、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原则 |
| 二、政府间横向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完善措施 |
| 第五章 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 |
| 第一节 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基础理论 |
| 一、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理论基础 |
| 二、行政三分制改革与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 |
| 三、大部制改革与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 |
| 第二节 我国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现状 |
| 一、我国环保部门内设机构设置及职责的总体情况 |
| 二、我国各级环保部门内设机构设置及职责的具体情况 |
| 三、我国环保部门内设机构设置及职责的特点 |
| 第三节 我国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问题 |
| 一、我国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非法治化 |
| 二、我国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标准不明确 |
| 三、我国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模式不科学 |
| 四、我国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中的沟通协调不足 |
| 五、我国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中的监督制约不足 |
| 第四节 我国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法律完善 |
| 一、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原则 |
| 二、环保部门内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完善措施 |
| 第六章 我国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的法治化之路——制定《环境行政组织法》 |
| 第一节 制定《环境行政组织法》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制定《环境行政组织法》的总体要求 |
| 第三节 《环境行政组织法》的主要内容构想 |
| 一、环保部门的职能职责方面 |
| 二、纵向权力层面 |
| 三、横向权力层面 |
| 四、环保部门内部权力层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一)有利于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构建 |
| (二)有利于发展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理论 |
| (三)有利于指导行政机构改革的实践 |
| (四)有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 |
| 三、国内外研究的发展趋势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五、研究的结构与思路 |
| 第一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对象 |
| 第一节 静态层面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一、机构的内涵 |
| 二、行政机构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 三、作为行政法学术语的行政机构 |
| 四、类型化的行政机构 |
| 第二节 动态层面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权及设置的外延 |
| 二、机构设置与职权配置的关系 |
| 三、机构设置与职位、编制设置的关系 |
| 第三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理论变迁 |
| 一、行政组织法中的法律保留 |
| 二、法律保留不能承受之重 |
| 三、从法律保留原则到行政法定原则 |
| 四、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中法的内涵 |
| 第二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依据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理论依据 |
| 一、法律保留学说的发展 |
| 二、行政组织规范作用的提升 |
| 三、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 |
| 四、财政预算理论的推动 |
| 五、法规范的一般性特征 |
| 第二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实依据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实状况 |
| 二、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所面临的问题 |
| 三、个案分析: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机构设置 |
| 第三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状 |
| 一、美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二、德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三、日本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四、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第二节 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基本经验 |
| 一、预算控制行政机构设置 |
| 二、行政机构设置的规定应尽可能详尽 |
| 三、立法主导行政机构设置 |
| 四、行政机构设置的动态调整机制 |
| 五、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数量限定 |
| 第四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判断标准 |
| 一、从法律保留原则到制度性法律保留原则 |
| 二、法律保留范围的判断标准:从干涉、全面保留到重要性理论 |
| 三、重要性理论应为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判断标准 |
| 第二节 我国大部分行政机构设置非法定化 |
| 一、中央层面 |
| 二、地方层面 |
| 第三节 判断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时须考虑的因素 |
| 一、行政保留产生的影响 |
| 二、行政机构设置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产生的影响 |
| 三、行政机构设置对行政任务正确、有效实施产生的影响 |
| 四、行政机构设置行为本身产生的影响 |
| 第四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确定 |
| 一、区分行政决策机构与行政执行机构? |
| 二、业务类行政机构的设置应纳入法定化范围 |
| 三、行政机构的所有设置行为应纳入法定化范围 |
| 第五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与程度 |
| 第一节 法律规范密度的双重性 |
| 一、区分法定化位阶与法定化程度 |
| 二、法律规范密度在我国法律中的表现 |
| 三、法律规范密度确定的不同标准 |
| 第二节 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位阶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的不同模式 |
| 二、我国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位阶的现状 |
| 三、如何确定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 |
| 第三节 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程度 |
| 一、比较借鉴: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分析 |
| 二、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的现状 |
| 三、行政机构设置的内容要素 |
| 四、如何加强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程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 附件:行政组织法规范汇总目录(1949~1999) |
（7）国务院在行政规制中的作用——以药品安全领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国务院为何要影响行政规制机构 |
| (一)立法机关及其局限性 |
| (二)司法机关及其局限性 |
| (三)行政自我规制及其局限性 |
| (四)国务院影响行政规制机构的可能性 |
| 三、行政规制组织体系中的国务院 |
| (一)国务院 |
| (二)国务院办公厅 |
| (三)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 |
| 四、国务院影响行政规制的方式 |
| (一)制度化的方式 |
| 1．制定行政法规 |
| 2．颁布行政规定 |
| 3．颁布行政规划 |
| 4．召开会议 |
| (二)非制度化的方式 |
| 1．批示 |
| 2．讲话 |
| 3．调研 |
| 五、结语与讨论 |
| (一)国务院介入行政规制事务时的考量 |
| (二)国务院的一体化控制与行政规制机构的相对独立性 |
| (三)拓展行政组织法的制度空间 |
（8）行政组织职能边界研究 ——以中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组织边界 |
| 二、行政组织边界 |
| 三、行政组织职能边界 |
| 四、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与研究假设 |
| 一、基本概念 |
| 二、研究假设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与模型 |
| 第一节 组织边界理论:引进与改造 |
| 一、组织边界理论的引进 |
| 二、组织边界理论的改造 |
| 第二节 基本研究模型 |
| 一、影响因素设定 |
| 二、模型设计 |
| 第二章 职能边界的确定 |
| 第一节 行政组织职能边界的最初确定 |
| 一、古代中国行政组织职能边界的确定 |
| 二、现代中国行政组织法定边界的最初确定 |
| 第二节 行政组织法定边界的重新确定 |
| 一、扬弃初始法定边界 |
| 二、影响因素的注入 |
| 第三节 中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职能边界的确定 |
| 一、中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职能边界的确定历程 |
| 二、中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法定边界的确定 |
| 小结 |
| 第三章 职能边界的位移 |
| 第一节 位移的形成机理 |
| 一、降低协调成本的推动 |
| 二、力的矢量分解作用 |
| 第二节 职能边界的良性位移 |
| 一、协调机制及其构建 |
| 二、组织间协调机制 |
| 三、组织内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职能边界的非良性位移 |
| 一、减少职能降成本 |
| 二、增加职能降成本 |
| 第四节 中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职能边界的位移 |
| 一、中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职能边界的良性位移 |
| 二、中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职能边界的非良性位移 |
| 小结 |
| 第四章 职能边界的冲突 |
| 第一节 边界冲突及其形式 |
| 第二节 冲突的形成机理 |
| 一、非良性位移的直接作用 |
| 二、良性位移的间接作用 |
| 三、法定边界的自身缺陷 |
| 四、其他影响因素的注入 |
| 第三节 中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职能边界的冲突 |
| 一、边界位移导致的冲突 |
| 二、法定边界自身缺陷导致的冲突 |
| 三、其他影响因素导致的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职能边界的变革 |
| 第一节 变革的发生领域和形式 |
| 一、发生领域 |
| 二、发生形式 |
| 第二节 变革的发生机理 |
| 一、边界冲突导致的边界变革 |
| 二、良性位移导致的边界变革 |
| 三、其他影响因素推动的变革 |
| 第三节 中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职能边界的变革与优化方向 |
| 一、需进行法定明确的问题 |
| 二、需进行部分变革的问题 |
| 三、需进行机制建设的问题 |
|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改革开放四十年司法行政机关职责及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有关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写作思路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司法行政机关的整体发展历程(1979-2019年初) |
| 第一节 司法行政机关重建恢复时期(1979-1983年) |
| 第二节 司法行政机关机构和职责完善时期(1984-1992) |
| 第三节 司法行政机关职责拓展和探索时期(1993-2011年) |
| 第四节 司法行政机关功能变革新时期(2012-2019年初) |
| 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司法行政机关职责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法律职业管理类职责 |
| 第二节 法治宣传和服务类职责 |
| 第三节 司法执行类职责 |
| 第四节 司法管理类职责 |
| 第三章 司法行政机关职责变化的宏观机理 |
|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的影响 |
| 第三节 党的领导作用对司法行政机关发展变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国家机构间职能定位关系变化的直接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司法行政机关的功能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核心功能 |
| 第二节 司法行政机关核心功能的变迁及其特征 |
| 第三节 司法行政机关功能的完善建议 |
| 小结 |
| 结语 中国法治建设的显着特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重庆市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问题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创新 |
| 1.5 研究对象与资料选取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资料选取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市场监管 |
| 2.1.2 市场监管体制 |
| 2.1.3 市场监管体制改革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2.2 多元共治理论 |
| 第3章 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基本情况及趋势分析 |
| 3.1 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历程 |
| 3.1.1 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前期(1997年—2014年) |
| 3.1.2 市场监管体制改革试点阶段(2014年—2018年) |
| 3.1.3 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全面推进阶段(2018年-2019年) |
| 3.1.4 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深化阶段(2019年至今) |
| 3.2 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成效与特点 |
| 3.2.1 体制改革的举措与成效 |
| 3.2.2 主要特点 |
| 3.3 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趋势分析 |
| 3.3.1 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趋势 |
| 3.3.2 专业化监管体制改革趋势 |
| 3.3.3 全过程监管体制改革趋势 |
| 第4章 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
| 4.1 调查方案的设计与样本选择 |
| 4.1.1 调查方案的设计 |
| 4.1.2 调查实施 |
| 4.1.3 调查数据分析 |
| 4.2 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
| 4.2.1 法制配套保障较为匮乏 |
| 4.2.2 部门内部未能有效融合 |
| 4.2.3 基层监管人员适应困难 |
| 4.2.4 监管系统平台各自为政 |
| 4.2.5 监管层级边界模糊不清 |
| 4.3 重庆市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立法权限和立法周期的限制 |
| 4.3.2 对体制改革的重视程度不够 |
| 4.3.3 监管队伍人力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
| 4.3.4 监管平台整体化、智慧化工作滞后 |
| 第5章 天津市、浙江省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借鉴 |
| 5.1 天津市、浙江省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实践探索 |
| 5.1.1 天津市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实践探索 |
| 5.1.2 浙江省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实践探索 |
| 5.2 天津市、浙江省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经验借鉴 |
| 5.2.1 改革应当积极推进服务便利化 |
| 5.2.2 改革应当建立有效的部门协同机制 |
| 5.2.3 改革应当立足于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 |
| 5.2.4 改革应当引入新的市场监管理念 |
| 第6章 重庆市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对策 |
| 6.1 深化重庆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
| 6.1.1 完善顶层设计 |
| 6.1.2 树立改革思维 |
| 6.1.3 强化工作协同 |
| 6.1.4 健全配套机制 |
| 6.2 重庆市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对策 |
| 6.2.1 建立深化改革工作责任机制 |
| 6.2.2 完善相关配套机制,科学配置层级职能 |
| 6.2.3 加强轮岗与培训,打造高素质监管队伍 |
| 6.2.4 突出技术监管,充实基层力量 |
| 6.2.5 强化业绩评价,完善监督机制 |
| 6.2.6 创新监管模式,推进智慧监管 |
| 6.2.7 推进多元共治,增进社会认同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粮食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走出多部门监管的困境——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间的协调合作[J]. 马英娟. 清华法学, 2015(03)
- [2]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应然角色定位研究[D]. 赵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3]独立、合作与可问责——探寻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之路[J]. 马英娟.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1)
- [4]我国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研究[D]. 张文波. 西南政法大学, 2017(08)
- [5]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D]. 王晓强.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6]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宣布失效一批市政府文件的决定[J].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7(15)
- [7]国务院在行政规制中的作用——以药品安全领域为例[J]. 宋华琳.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4(01)
- [8]行政组织职能边界研究 ——以中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为例[D]. 刘晨曦.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改革开放四十年司法行政机关职责及功能研究[D]. 艾玉博. 云南大学, 2019(04)
- [10]重庆市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郑宇. 西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