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蔡尚思开书目谈起（论文文献综述）
倪晓明[1]（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武少民[2]（2019）在《张履祥师承学侣弟子考论》文中提出张履祥,清初着名学者,其着作被后人编订为五十四卷,收入《杨园先生全集》中。明亡后,张履祥不肯仕清,放弃科举,隐居乡里,开馆授徒,以布衣终老。张履祥之成长为着名学者,与早年恩师孙台衡、陆时雍、诸董威和傅光曰的启蒙教诲分不开;成年后,张履祥赴外地拜访名师,先后问学黄道周,拜师刘宗周。张履祥能从早年崇拜王阳明心学,到后来尊崇朱熹理学,与其中途接受刘宗周“慎独”“诚意”之学不无关联。张履祥重视谈学论友,是家乡浙西一带明遗民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其早年学侣中感情最深厚者为颜统;同门之友中和而不同者乃陈确;举办葬亲社时情谊深笃者为凌克贞;处馆教书时与其为学宗旨一致、共同推崇程朱理学者乃吕留良;亦有以书信论学谈道者,曹序、沈伊等。是以,交游深广直接影响或改变了张履祥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的确立。张履祥桃李天下,其学生或源于处馆收徒,亦不乏慕名拜师者。他注重总结教学经验,其所谓为学始于立志等治学十二条即为有代表性的教学观点。张履祥的教书实践亦反映了其由王学到朱学的学术转向。张履祥与学侣、弟子之间群体性活动频繁,他们致力乡村秩序重建,关注养老送终,提倡移风易俗,凡此种种,体现了一代学者经世济民的情怀。贤师良友切磋之益成就了一代大儒张履祥。其博大、经世、求实的为学特点,透视了清初学者的治学风尚,体现了其由义理向考据的转向。张履祥之学行,一直广受景仰,其学术思想和实践精神,亦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陈龙[3]（2015）在《共产党知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接受过程研究（1917-1927）》文中研究表明目前关于共产党知识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接受这一课题,学界大致有两种解释模式,一是从目的论出发,以历史的必然性凸显共产党知识人的这一选择；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以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实用理性等来解释共产党知识人的这一选择。关于前者,学界的反思极多,基本上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叙事；关于后者,却也大都有两个问题。第一,研究者对相关历史进行了多重抽离,这一研究视野的不足,遮蔽了当时的历史场域,进而共产党知识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心路历程也被尘封起来。第二,研究者将目光集中于研究对象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从马克思主义的枝节、部分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辩证法等角度来解释研究对象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这一研究方法的不足,导致了对共产党知识人对中国问题的整体思路的肢解,也因此肢解了他们选择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场域,从共产党知识人的总体思路中来考察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心路历程,就可以发见这一选择是有其自身的独特逻辑的。在1917年——1927年这一时段内左翼知识界的思想谱系上,共产党知识人大致可以分为五四和后五四两代,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主要以日、法、俄三国为中介。其中,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是典型代表。李大钊、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领袖、第一代共产党知识人,因其意识形态色彩在当前的叙事模式中屡屡被误读。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对新文化运动分裂的解释,是以对共产党知识人的忽视为前提的。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知识领袖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双方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同。胡适的方案是“文艺复兴”,而李大钊的方案是“物心两面的改造”,陈独秀的方案则是建立一个近代民主国家。正是思路的不同,导致了选择的不同。面对西方文明来华,李大钊的新文化主张是“物心两面的改造”,唯物史观正是以其所揭示的历史与社会两个向度在李的这一思路的物、心两个向度上与之接榫,从而导致了李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而陈独秀则围绕如何建立一个近代民主国家,其思路有一个从“国民运动”到“民治主义”再到“造国”的逻辑链条,随着这一逻辑链条的不断推进,陈独秀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主张。在“造国”时期,其主张为“大群众的联合”,在此,劳苦工农群众的解放与民族解放合流了,即与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需要合流了,由此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着手组织中国共产党。而蔡和森、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的会员、后五四一代共产党知识人,则因不同知识形态之间的价值隔阂,一直被研究者进行着过度的文化解读。对于当时的中国时局,蔡和森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对革命方法的寻求中,蔡和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方法”。从革命的不可避免寻求革命的可行之法,这即是蔡和森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逻辑。青年毛泽东也一直有着政治诉求,在其政治实践中,毛对诸多革命方法、政治思潮进行了比对,认为俄式革命“可以预计效果”,故“最宜采用”,这即是青年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逻辑。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受众情况,蔡、毛二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可能更为接近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的本真。虽同为后五四一代共产党知识人,瞿秋白却是不折不扣的文人,五四文学青年的典型代表,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多了一重价值皈依的色彩,简单讲,这是一个“自解解人”的过程。总的来说,瞿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思路是新文化——新社会——新文化这样一种新文化向路,在这一逻辑向路中,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一部分。随着这一思路的构建完成,瞿也完成了从“忏悔的贵族”到“韦陀菩萨”的自我救赎,即将生命的意义寄托于人类新文明的创造中。从知识形态的属性来看,李、陈、蔡、毛、瞿分别为学者、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文人。马克思主义正是满足了不同知识形态知识人的需求,进而被这些不同知识代际、不同知识群体、不同学习渠道的知识人选择、接受、阐释、发扬、实践,从而在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与影响。
韩立云[4]（2013）在《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1917-1937）》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是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典范,在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人才培养是大学最基本的职能,是评价一所大学的首要指标,也是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北京大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传统与特色,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本文旨在通过对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时期和蒋梦麟时期人才培养状况的考察,展现蔡元培对北大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中的奠基作用和蒋梦麟的发展与完善,总结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试图为当前的人才培养创新提供借鉴。清末民初的北京大学依然处在向近代大学转变的过程中,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自身带有浓厚的封建气息。即使是到了民国初年,经过严复、何燏时、胡仁源等人的努力,学校规模虽然有所扩大,但教育宗旨、教育内容依然是封建的,教学管理上也是专制的。尤其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北京大学甚至是封建衙门,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其教育功能的发挥。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明确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培养的人才应是“硕学宏材”。在这一核心理念指导下,蔡元培明确了学生求学的宗旨,聘任博学与热心的教员,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管理制度;其次,改革学校行政管理体制,设立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再次,改革学科设置,重点发展文理科,改革教学管理制度,实行选科制;最后,大力扶植成立学生自治组织和各种社团,纯洁和丰富校园文化。经过这一系列改革,北京大学的管理体系和整个人才培养体系逐步确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基本形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北京大学被先后并入京师大学校和中华大学,一度失去独立办学权,虽于1929年8月复校,但教学秩序混乱、优秀教员缺乏、教育经费异常短缺。蒋梦麟临危受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秉承了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和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适时、适度地进行了改革:在学校管理上本着教授治校的原则,实行“教授治学校长治校”制度,将教授们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学校体系上实行学院制,学院下设教学系,纵向分割相应的管理事务,大大提高了效率;教学管理上实行选科制的同时,采用学分制;人才培养继续强调学术意识和能力的同时,注重专业化的训练,尤其是重视理科各专业的发展。经过蒋梦麟与全校师生几年的努力,北京大学实现了“中兴”,注重个性发展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确立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经过蔡元培与蒋梦麟的共同努力,北京大学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人才培养模式。以“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理念为基础,北京大学将具有健全人格的、从事学术研究的“硕学宏材”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北京大学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特别注重学术能力的培养和学生自动自治能力的养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批的北大人,他们以富有爱国热情、追求自由、个性突出、具备较强学术能力为特点。在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中,校长教育理念、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教师群体等因素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的人才培养改革可以从以下方面汲取经验:人才培养要以深厚理念为先导;科学合理的培养体系为基础;高素质的教师为保障。
张永祥[5]（2013）在《理性的足迹：从孔子到孟子的学术思想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课题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孔学的产生和发展所作的一次断代性、全方位的动态考察。我们重点关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着力勾勒出对孔子思想的产生有重要影响的社会背景、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渊源；其次,我们重点突出了孔子思想学说本身的思想内容与逻辑构成；第三,我们用大部分篇幅探讨孔子思想学说在先秦时代传播过程中的保真与变异,并努力揭示出变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力求准确再现孔学在先秦时代的演变轨迹。本课题主体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孔学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主要分三个部分加以介绍：第一,孔学的思想文化背景。我们主要从礼、乐与德三个核心概念的辨析入手,重点在弄清楚三者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为深入了解孔子学说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思想文化背景。第二,孔学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形成与崩溃过程、礼乐文化的畸形繁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以及当时三次大的社会思潮等几个方面入手,力图完整勾勒出孔子生活时代的社会文化状况。第三,简要回顾了孔子的个人性格、身世和家世,以求从中找到能够解释孔学形成特点的逻辑线索。第二章主要是谈孔子思想学说的主要内容。第一,天人合一论。孔子继承了周公以来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模式,但摒弃了其中的宗教神学色彩,转而吸取春秋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思想成果,自觉为天人关系注入更具人文色彩的理性内容。这种新的天人关系强调人的理性精神能主动从天道规律中汲取智慧,引导现实生活趋于秩序化、合理化,最终走向社会大同。第二,仁德关系论。我们力图在细致分疏孔子思想中的“德”与“仁”及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辨析“内圣外王”概念与孔子学说的契合程度,以此建立起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完整表述。第三,教育美学论。孔子的“游于艺”中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美学思想,它说明孔子对教育的态度既是客观严谨的,也是主观审美的。第三章主要讨论孔子思想学说在孟子崛起之前的发展演变情况。在孔子去世之后、孟子崛起以前,孔学的传承以孔子亲传弟子为核心,以再传和三传弟子为羽翼,他们构成了孔学在战国初期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一,鉴于七十子之徒学术面貌的模糊性,我们只是从理论上对七十子之学的整体学术特征做了一个大致的勾勒,以期能够在一根完整的学术链条上描述出孔学发展的轨迹。第二,子思之学是孔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高潮,我们在对子思着作进行简单辨析之后,集中力量探讨了《中庸》在孔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第三,七十子后学之学的探讨以《乐记》和郭店楚简为中心,主要着眼于它们在心性之学上对孔学的推进。第四章的内容主要是在孔子与孟子思想的对比中展开讨论。作为孔子最为杰出的继承者,孟子的思想学说足以成为先秦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首先,孟子改变了孔子思想学说中道德与政治夹缠不清的局面,他设计出一整套社会制度理论框架,并细致地描绘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社会蓝图。其次,他旗帜鲜明地提倡人性本善,在追求人性的道路上,真正的大圆满状态不仅要达己,更要达人。在孟子的人性论中,他强调人性与道德合一,道德与天道合一。以道德与天道的名义为人性立法,这是孟子人性论中最具光彩的地方,也是他的人性论普遍为世人所接受的地方。
侯静[6]（2012）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思想界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以来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命题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实践中取得的宝贵认识,也与“中国化”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是分不开的。具体来看,则与20世纪上半期思想界中国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这一思潮的发展脉络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之间的关系,既有利于认识、理解这一极为重要的学术文化思潮,把握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动的规律;更能窥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丰富学术文化生态,明了其与学术文化的密切联系,加深对这一命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学理内涵的认识。中国化思潮是指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形成的,主张在中西文化有机融合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和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换以创建民族新学术文化体系的思想倾向。从横向来看,中国化思潮既包括人们对中国化文化观的探索和认识,也包括在学科建设过程中的中国化发展思路;既涉及了众多的文化派别,也涵盖了社会学、哲学、教育学等大多数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纵向发展历程来看,思想界中国化思潮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是思潮的萌芽和孕育阶段。在正确与错误认识的交织中,梁启超、严复等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中西文化的融合问题,史学、文学等领域也出现了引入西方学术思想以重建中国学术的尝试。第二、五四以后的整个20年代是中国化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期,在教育学等学科中,“中国化”已被明确提出并得到初步的探讨,而在关于中西文化的剧烈论争中,中西文化融合的必要性也越来越为人们认识到。并且,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也已逐渐显现。第三、30年代是中国化思潮的繁荣发展期。不仅思想界大体上达成了融合中西文化以构建民族新文化的共识,而且教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中国化探索和实践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得以后来居上、繁荣发展。在其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被提出,这也成为中国化思潮发展到高潮的标志。最后、中国化思潮在1938年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这一时期中国化的主要阵地已经转移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1939—1940进步理论界“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开展不仅使“中国化”的学理认识得到了深化,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各学科中国化的快速发展。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渐成熟,在这一体系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沿着中国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走向了胜利。思想界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过程中密切联系、相得益彰,保持着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思想界中国化思潮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氛围,还直接启发和影响了党的理论家以及毛泽东本人中国化思想的产生。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仅以政治之力促进了思潮的发展;以科学的立场方法引领思潮的正确发展方向;还以具体的革命实践为中国化思潮提供了现实路径。除此之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之后,学术中国化运动还对理论的宣传和深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产生于思想界中国化这一时代大潮中,因而在学理上和实践中与其他派别的中国化呈现出一定相似性和共通性。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实践性和科学性,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呈现出明显的超越性,与一般的学术中国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学理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批判吸收”、“有的放矢”、“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等理论,在中西文化、理论与实际、普遍性与特殊性等关系的处理上超越了思想界其它派别。从实践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在中国化的缘由、内容、途径、成果方面超越了其它。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中国化思潮的吸收和超越,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既有学术文化底蕴,也更具科学实践性,从而成为一个成熟而科学的理论体系。
赵娟[7]（2011）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研究》文中提出从1840年起，下限至1949年，中国教育在这百年中发生着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教育小说在此期间由产生发展至繁荣。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非常短暂的一瞬，但近现代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充满了错综复杂的事件和思潮，同时还伴随着教育制度的反复变革和教育思想的纷繁多样。纵观时人的教育小说创作，皆关注教育领域中的教育事件的生成、教育制度的发展、教育思想的演变和教育个体的成长等；而对这些教育事件、制度、人物和思想的记述，也生动地记录了教育近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珍贵片段。所以从教育的视角对这百年的教育小说进行研究，具有非常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正文包括绪论、主体四章和结语，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论述了选题的缘由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界定和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意图说明本研究的意义、研究基础，并进一步确定该论文研究范围，即选用的教育小说大致指的是以教育现象为主题或能够呈现出教育素材的小说，在这类小说中，通常会描写到教育制度、教育观念、师生生活等，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第二部分是该论文的主体部分，分为第二章到第五章。第二章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发展概况，其中从教育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两个角度进行剖析，描述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介绍了封建传统教育的衰败和新教育的兴起，同时小说界革命是促进教育小说孕育及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其次勾画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发展脉络，叙述了随时代变化教育小说主题的演变过程。第三章到第五章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从教育小说的题材内容入手，分别从清末民初、民初至抗战前、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三个时间段内，侧重分析了教育小说中反映出来的诸多教育问题和教育的变革，教育小说中描绘的新教育实施图景，其中既有学制革新带来的冲突，也有教育机构变革中各类教育人物的反映，还有对女子教育的重视等问题；揭示了教育小说图谱中的教育启蒙历程，既有对封建旧教育的批判，也描绘了新教育理念形成的过程；刻画了在战乱年代中的多样教师形象，既有对国统区教育状况的介绍，也有对根据地教育热潮的描写。其中在每个时间段还选取了一位代表性的作家（包天笑、叶圣陶、老舍）加以分析，试图对教育小说文本做进一步的挖掘。第三部分是结语。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一部分得出结论，探讨了研究教育小说对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对教育史研究的启示，并且叙述了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研究对当代教育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如影响当代教育对传统基础教育内容的选择取向；对今日教师社会地位引发思考；重视教育与学生群体的联系等，并尝试对我国当代教育的发展和未来策略提出科学的建议。
张红波[8]（2011）在《明清三国戏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三国戏曲是三国题材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系统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可以从疏忽遗漏、语焉不详、错谬等三个层面对目前戏曲着录进行综合的辨析与纠正。明清三国戏曲组成如下：明代传奇32种、明代杂剧19种、清代传奇26种、清代杂剧18种,数量较为庞大,可惜佚失较多。刘关张结义至刘备西川称帝的情节,是明代三国传奇描写的重点。明清三国戏曲在描写三国事件时表现出了与《三国志演义》、元代三国戏曲、《三国志平话》等不甚相同的特点。这些差别,是明清三国戏曲存在的最佳理由与作为考察对象的最大价值。明清二代的腔调之争、之变对明清三国戏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第二章分别从单曲、单出、单剧三种选本对三国戏曲的收录情况进行了统计与梳理。戏曲选本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献保存价值。通过选本可以考察戏曲文本的异变、沿袭、情节移植等情况,利用表格方式可以让我们很清晰地看出哪些故事单元是较为受欢迎的。应该注意的是,在戏曲选本中出现频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出戏曲作品文学水平的高低,更突出地,是反映了当日舞台演出是否受欢迎的基本状况。明清三国戏曲致力于建构“蜀汉中心”的“历史”框架,独特之处在于：多是以贬低东吴集团的代价来拔高、宣扬蜀汉集团。明清三国戏曲中出现了较多翻案补恨主题的作品,主要翻历史定局之案与弥补个人之恨。前者围绕着诸葛亮及蜀汉集团,后者则有荀奉倩等人。转世其实也可以视为补恨方式的一种。转世主要的对应方式有两种：一是西汉初年与三国相对接,另外一种则是曹操的身后报应。明清三国戏曲中也重点突出了忠奸斗争的主题,相比于类似主题,明清三国戏曲对于助纣为虐的“帮凶”深恶痛绝,奸臣的身份多与宦官集团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都是其独特之处。除此之外,浓郁的修史意识与讽世骂天的个人情绪抒发,在明清三国戏曲中也体现得较为明显。明清三国戏曲的叙事特点表现有三：首先是脚色化的问题,如何让有限的剧场脚色来扮演众多的历史人物,这种脚色如何分配,这些其实都体现了作者的苦心孤诣。其次,剧场本身就是一个大舞台,场景化是戏曲的本质属性。宴会描写与战争描写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场景。再次,明清三国戏曲借助于题材内容的选择、叙事手法的运用与脚色的功能等实现了题材的严肃性与戏曲的戏谑化追求之间的艺术张力。赤壁战役是明清三国戏曲重点描写的内容,很多剧目都围绕着此次大战展开。赤壁大战的具体形态如何,历史叙事、讲史叙事与戏曲叙事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角度不同,侧重点各异。在演变过程中,诸葛亮的地位逐渐被抬高,成为了第一主角。本文从三顾茅庐、长坂坡之战、舌战群儒、河梁会、借东风、碧莲会、华容释曹等故事单元具体分析了赤壁战役的演变与建构。第六章具体论述了诸葛亮、张飞与曹操三人形象。诸葛亮的形象可以概括为未卜先知的道士、冠绝古今的谋士、忠贞奋进的贤士与急流勇退的隐士,这些印象的获得与明清三国戏曲的题材来源有关,同时也带有时代特色。相比于元代三国戏曲,明清三国戏曲中的张飞形象塑造显得稍微逊色,通过“张飞祭马”、“古城相会”、“怒奔范阳”等故事单元的考察,可以看出张飞充满喜剧色彩、草莽气息浓郁的形象还是较为突出的。以“翻案”之说为切入点剖析曹操形象,可证明翻案说法的较多牵强之处,本文不认同所谓《鹦鹉洲》、《续琵琶》等是为曹操“翻案”的说法。明清三国戏曲多从生平事迹及死后报应对曹操进行贬损。
韩毅勇[9]（2011）在《蔡尚思学术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蔡尚思是中国近现代着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年逾期颐仙逝,着述等身。作为从民国走过来的世纪学人,面对近代以来复杂的时代的提出的复杂的问题,他也给予了他的答案,在他的着述中包含着的政治、历史、文化等丰富的思想,便是他的回答。现今对蔡尚思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多是集中在对他生平经历、学术简介和师友交往等方面,而缺乏系统整体的研究分析与评价,这正是本文所要努力的方向。经过对搜集到的相关资料的解读,梳理蔡尚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将蔡尚思的思想主要分为反孔学、哲学、政治、教育、治学、史学、文化等七个方面。通过对蔡尚思个人气质的分析,考察其家庭及亲友状况,结合近代社会时代背景,阐发蔡尚思思想的成因、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并且试图通过比较蔡尚思与同时代学者思想的异同,对他的思想做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评价与定位。我国特殊的几千年君主专制社会,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专制思想依然残存。当权者多抬出孔子为偶像,利用孔学数千年来的“权威”来实行专政。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思想存在的不合理性,为近代之科学与民主开路,蔡尚思认为这种思想乃导源于几千年前之孔子,他认为孔学所提倡的思想不适合于当今之社会,不应该在经济体制已经转变的情况下再坚持由孔学导源而来的这一套思想体制,因此对孔学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但是却不得不看到,因为蔡尚思的将学术与现实,特别是政治联系太过紧密,在一定的程度上导致学术的独立性受到损害,对于孔学的批判存在一些不合逻辑的地方,大有矫枉过正之嫌,在现在看来学术的科学性与价值都需要具体分析。但是他毕生反孔学,研究的广度、深度以及批判的激烈程度在近代反儒学的学术思想史上是很突出的。在政治思想方面,蔡尚思从早期就形成“唯民”思想,也就是一切以民众的利益为前提;主张申民权,打破“资格”传统,实现各方面男女平等;提倡民主、反对专制,要求还政于民,抵制专制统治。研究发现蔡尚思的“唯民”思想贯穿在他的全部思想之中,这是他思想的特色之一。他的主张,都是建立在“为民”的基础之上。在政治方面蔡尚思不仅是个思想者,还是个行动者,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撰写学术性与政论性的文章配合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而且还是“上海大教联”的发起人与参与者之一,投入到与国民党的斗争之中。可以说蔡尚思是个“红色”教授,而这正体现了他对现实民主的追求。哲学思想方面,蔡尚思从20世纪30年代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就终生信仰服膺于它。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蔡尚思的“唯民”思想有共通之处,而且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套经过辩证论证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具有现实可行性;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最为科学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逻辑和考据都可以辅助它,但是要灵活运用,而不要教条化。这种认识是比较客观的,但是与此同时蔡尚思又把这种方法赋予了现实的功利性,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庸俗化”了;蔡尚思提倡年轻化的人生观,有相对合理的生死观和苦乐观,这在他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学人相比较都表现得很突出,很有特色;在宗教观上,蔡尚思否定鬼神存在论,由早期的反对儒家是儒教到晚年的承认儒家是儒教,体现出了一个学者惟真理是尊的品格,而在佛教方面认为佛教也存在严重的“三纲”思想,则深化和扩展了近现代对佛教的研究;认识论上,他认为认识由实践而来,认识的目的就是为了实践,这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在伦理观上,蔡尚思青年时期曾一度欲以空想的“大人伦观”代替儒家的“小人伦观”,虽然未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已经表现出了十足的革命精神。史学思想方面,蔡尚思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史学系统,并且要求要用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问题,他认为要用阶级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而且研究历史要“厚今薄古”,“古为今用”。蔡尚思有这种史学思想与时代与阶级局限性是分不开的,与很多学者的史学思想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以及重视当下的一种思维模式,他的一生治史都受到这两种思想的束缚。教育思想方面,蔡尚思强调要推行唯物主义的教育理念,也就是教育要与经济政治相协调,这很有特色;他要求民主治校,提倡自由研究的精神,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在正确处理好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通过研究发现他也是做得不错的。读书治学指导思想方面,蔡尚思提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愧被称为为“红色”教授;在读书的目的方面,蔡尚思认为读书应该是现实相联系,这与一些人认为学术应该脱离用在当下的思想不同,也正是因为如此,蔡尚思读书治学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感情的因素过于强烈,尽管他努力克服,但是也难免影响到学术的科学性;同时他认为读书应该苦读书,要注意读书与图书馆的关系,要注意创新,不要陈陈相因,而且读书治学还要注重坚持学术气节,这些思想同时代很多人都有,但是能全部做到的人却很少,蔡尚思是寥寥无几做到的人之一。在文化思想方面,蔡尚思认为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九大支柱,而且还有儒墨两个系统,这一看法对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过去我们一直都对墨学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蔡尚思一直是抑儒扬墨的,但反儒学并不是反传统文化,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的儒家的学说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该根据经济政治的发展情况而发展我国的文化。这种看法和一些人“以复古为解放”的态度迥然不同,他几乎全盘否定儒家文化,他的这一思想受到许多学人的批判,确实,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是不可能采取一改否定的方式来处理的,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再继续深化发展。而对我国文化将来的发展模式,他并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主张复古,更不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提出的观点是,中国文化将来的走的道路应该是“辩证发展”的,这是他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文化发展的观点,这是符合我国文化发展规律的。蔡尚思一生研究思想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史资料,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一生反儒学,提倡“唯民”,这是他思想的最大特色。他是近现代反儒学学术思想史上的殿军人物,在近代影响深且广;但是步入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反传统的思维模式渐渐淡化,因此蔡尚思的继续反儒学就变得有些与现实格格不入,而他则依然坚持故我,根据自己的研究说话,体现了他的严谨的学术精神,虽然影响不如民国时期,但是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
伍永忠[10]（2011）在《康有为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康有为美学思想基本属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也包含现代美学的萌芽。儒家哲学是康有为美学思想的基础,佛教和西学也被纳入到儒家思想体系中来,成为康有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气”和“变易”是康有为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在专门领域,“元气”和“变易”则表现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范畴,他们一起构成康有为美学思想的范畴体系。“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是康有为元气论世界观的高度概括。“以元为体”主要强调“万物一体”和“仁”的观念,“以阴阳为用”则主要强调“变易”和“礼”的观念。康有为的元气论继承了《易传》、汉代元气论、张载气化论的基本思想,同时,也引入了西方自然科学中的“电”、“气”、“以太”等概念。它的特点是综合“体用论”和“元气论”,将“元”和“变易”观念融合到一个理论体系中来,使之成为综合一与多、变与不变、理想与现实的辩证思想体系。康有为主张“性不离气”、“仁智并举”,以“气质”统“性情”的人性论。在此基础上,“元气”成为康有为人格美学的最重要范畴。相对于孟子的“浩然之气”和朱熹的“气象”,康有为的“元气论”人格更注重于“外王”,也更关注现实,康有为主张在“入世”中“出世”,将敢入地狱敢入浊世的大勇猛,与“无所希望”、“无所逃避”,“六通四辟浩然自得”、“悠然以游于世”的大超脱结合起来。这种将儒佛精神融为一体的人格追求,是近代知识分子审美趣味的反映,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在宗教方面,康有为将宗教区分为神道与人道,主张中国发扬人道教的孔教。他认为宗教的根本目的在“去苦求乐”。康氏主张以仁爱为“车”,快乐为“御”,“礼乐”为人道之乐,“太平大同”为人道之极。人道之乐以外,还有“炼形”、“养形”之乐,是为神仙之乐。更进一步,有佛教专修灵魂之乐：“见其大”,“泰其心”之诸天之乐。康氏又主张宗教当“审历史风俗之宜,人心之安”,使宗教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因此,他呼吁保留儒教的感性形式,如孔庙、儒生、儒服、礼乐、礼拜和礼仪、儒经等等。康氏以为,宗教仁爱精神是永恒不变的,而具体的形式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易。“元气”与“变易”在社会美学领域具体化为“大同”、“礼以时为大”等范畴和命题。“大同”又有“大仁”、“大通”、“大和”的意义,体现了《易经》中“元亨利贞”的思想。“礼以时为大”,反映的是理与时势的辩证关系,康氏认为公理必须与时势相济,而后可行。如果说“大同”阐述的是一种理想社会之美,“礼以时为大”则表示现实社会及其进化之美,它是一种连续、和谐、渐进之美。在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教”与“学”,“教”与“治”,“道”与“器”,“德”与“智”、“体”等关系范畴。“教”、“道”、“德”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形而上者；而“治”、“学”、“器”、“智”、“体”等等,则是形而下者,是与时迁移的,感性的。康氏主张“道不离器,教通于治”,强调感性教育的重要性。例如,在康氏的德育思想中,有一项“检摄威仪”,就是说,在道德修养中,感性的行为习惯与读书明理一样重要。在文艺方面,康有为主张文章要“有元气”,就是文章要“理直”、“气壮”、“情盛”。在书法上,他提出了“复古求变”的主张,把“古”和“变”提升为直接的美学原则。强调思想的感性化存在,正是康氏思想区别于其他思想家的重要特征之一。理解康有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传统文化的性质,为人们寻求儒家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契合方式提供新的思路。
二、从蔡尚思开书目谈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蔡尚思开书目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1）《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论”体意识与博通之学 |
| 第一节 自然与自觉: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一、关于“文体意识” |
| 二、自然:王充文体意识的整体面貌 |
| 三、自觉:王充“论”体意识的明确 |
| 四、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第二节 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三节 “论”体与王充的博通学风 |
| 一、王充与“论”体的交融 |
| 二、博通与越文化 |
| 三、博通与书肆 |
| 四、博通与班氏家族 |
| 第二章 士大夫身份与《论衡》征引文书的意义 |
| 第一节 文本素材与身份重估 |
| 一、以叙述代议论: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
| 二、偏重主旨:《验符》篇研究史略 |
| 三、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剖析 |
|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
| 第二节 史料与宣汉:《论衡》征引文书的双重意义 |
| 一、史料价值:对东汉史书记载的补充 |
| 二、政治意味:文书与宣汉 |
| 第三章 《论衡》颂汉的文化意味 |
| 第一节 《春秋》与颂汉:王充颂汉动因析论 |
| 一、历史意识的缺失:王充颂汉动因研究史略 |
| 二、采善贬恶:王充对《春秋》的接受及其颂汉学术基础的确立 |
| 第二节 依违五经:王充颂美汉帝王的独特理路 |
| 一、 “五、三”与王充颂美汉帝王的背景 |
| 二、高汉于周:王充对汉代圣王图谱的勾勒 |
| 三、依违与依附:王充与东汉文士颂汉的差异 |
| 第三节 颂汉视野与王充对东汉文章的推崇 |
| 一、知行合一:王充对兰台文士颂汉理念的认同与实践 |
| 二、颂汉无罪:王充赋论观平议 |
| 第四章 《论衡》接受发微 |
| 第一节 历代《论衡》接受举隅 |
| 一、六朝:对书与人的全面肯定 |
| 二、唐代:肯定《论衡》与贬低王充 |
| 三、宋代:“非圣无法”与“以人废言” |
| 四、清代:官学打压与私学赞扬 |
| 第二节 文脉不绝:黄晖及其《论衡校释》平议 |
| 一、黄晖与《论衡校释》成书始末 |
| 二、“会校”:校勘的方法与理念 |
| 三、“通释”:归纳与分类方法的结合 |
| 第三节 通人通学:《论衡》对张舜徽先生治学理路的影响 |
| 一、弃专尚通:博通的治学路径 |
| 二、不拘师法:学术为天下公器 |
| 三、体用结合:考辨体例与撰述实践 |
| 四、古为今用:知今之学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张履祥师承学侣弟子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张履祥师承考论 |
| 一、张履祥早年的几位老师 |
| 二、张履祥问学黄道周 |
| 三、张履祥与业师刘宗周的学术关联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张履祥学侣考论 |
| 一、张履祥早年学侣 |
| 二、张履祥同门之友 |
| 三、张履祥葬亲社之友 |
| 四、张履祥处馆结交之友 |
| 五、张履祥书信论学之友 |
| 六、张履祥其他论学之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张履祥弟子考论 |
| 一、张履祥处馆所教弟子 |
| 二、慕名前来弟子 |
| 三、张履祥其他弟子与晚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张履祥与清初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 |
| 一、提倡移风易俗 |
| 二、强调耕读并重 |
| 三、关注水利兴修 |
| 四、主张河运海运并存 |
| 五、关注社会治安 |
| 六、书生谈兵论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共产党知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接受过程研究（1917-192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视角与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对李大钊、陈独秀的考察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裂 |
| 第二节 李大钊：唯物史观与“物心两面的改造”之接榫 |
| 第三节 陈独秀：劳苦民众的解放与“造国”需要之合流 |
| 第二章 新民学会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接受——以蔡和森、毛泽东为例 |
| 第一节 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
| 第二节 蔡和森：阶级战争乃现世革命唯一制胜方法 |
| 第三节 青年毛泽东：俄式革命“可以预计效果”而“最宜采用” |
| 第三章 五四文学青年的一种选择与向度——以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的皈依为例 |
| 第一节 身份定位：五四文学青年 |
| 第二节 思路与心路：马克思主义与新文化向路下的“自解解人”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视角 |
| 三 研究意义与创新 |
| 四 学术史回顾 |
| 五 相关概念阐释 |
| 第一章 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人才培养 |
| 第一节 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的转变 |
| 一 京师大学堂的创建 |
| 二 清末的京师大学堂 |
| 三 清末京师大学堂人才培养的成绩与特点 |
| 第二节 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 |
| 一 严复的人才培养观 |
| 二 严复对北京大学的贡献 |
| 第三节 何燏时、胡仁源对北京大学的坚守 |
| 一 何燏时整顿北京大学 |
| 二 胡仁源对北京大学的改革 |
| 第四节 民初北京大学人才培养的状况与特点 |
| 第二章 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初步形成 |
| 第一节 蔡元培的人才培养观 |
| 一 蔡元培的大学观 |
| 二 蔡元培的人才培养目标 |
| 三 蔡元培的教育方针 |
| 四 蔡元培的教育管理思想 |
| 第二节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 |
| 一 变革学校宗旨,确立学校性质 |
| 二 改革学校管理体制,实行教授治校 |
| 三 进行教学改革,培养硕学闳材 |
| 第三节 北京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 |
| 一 壬戌学制与大学人才培养 |
| 二 学科设置与课程设置 |
| 三 人才培养方式 |
| 四 教材与教学方法的改革 |
| 五 教学管理制度 |
| 第四节 北京大学的教职员管理与学生管理 |
| 一 北京大学教职员管理 |
| 二 北京大学学生管 |
| 三 北京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
| 第五节 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人才培养的状况与特点 |
| 一 人才培养的基本状况 |
| 二 人才培养的特点 |
| 第三章 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确立和发展 |
| 第一节 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
| 第二节 蒋梦麟人才培养观 |
| 一 大学的唯一使命——学术 |
| 二 个性主义教育 |
| 三 教育管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 |
| 第三节 蒋梦麟时期北京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 |
| 一 院系设置与课程设置 |
| 二 人才培养方式 |
| 三 教学管理制度 |
| 第四节 北京大学的教职员管理与学生管理 |
| 一 北京大学教职员管理 |
| 二 北京大学学生管理 |
| 三 北京大学校园文化活动 |
| 第五节 蒋梦麟时期北京大学人才培养的状况与特点 |
| 一 人才培养的基本状况 |
| 二 人才培养的特点 |
| 第四章 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 |
| 一 校长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 |
| 二 北京大学人才培养实践 |
| 三 北京大学毕业生的特点 |
| 第二节 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因素 |
| 一 两任校长人才培养的理念 |
| 二 社会环境 |
| 三 教师群体 |
| 第三节 北京大学人才培养的现代启示 |
| 一 人才培养理念为先导 |
| 二 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基础 |
| 三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保障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5）理性的足迹：从孔子到孟子的学术思想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儒学、孔学、论语学 |
| 二 学术史与思想史 |
| 三 文献与研究 |
| 四 问题与方法 |
| 第一章 孔学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
| 第一节 孔学的思想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孔学的社会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孔学背后的家世与身世 |
| 第二章 孔学关注的重点内容 |
| 第一节 天人合一论 |
| 第二节 仁德关系论 |
| 第三节 孔子教育论 |
| 第三章 孔学拓展的中坚力量 |
| 第一节 七十子之学 |
| 第二节 子思之学 |
| 第三节 七十子后学之学 |
| 第四章 从孔学到孟学的伟大转变 |
| 第一节 孟子其人其书 |
| 第二节 仁政：政治蓝图的精心设计 |
| 第三节 性善：为人性立法 |
| 余论 文化的乡愁——孔子的文化影响与国学新思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二十世纪上半期思想界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价值及思路 |
| 三、研究现状及创新 |
| 四、研究重难点与方法 |
| 第一章 孕育与萌芽——懵懂的中国化(1840——1919) |
| 第一节 早期中国化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
| 一、民族危机的加深与现代化的开启 |
| 二、19世纪末“醉心欧化”的反思和应对 |
| 三、日益深重的传统文化危机 |
| 第二节 、进步与落后交织的中西文化认识与中国化探索 |
| 一、“中体西用”——中国化思潮的破冰之音 |
| 二、梁启超、严复——中国化思潮的拓荒者 |
| 三、“保存国粹、兼求新知”——国粹派的文化认识 |
| 第三节 近代学科产生与中国化治学理念的萌生 |
| 一、“以进化求公理”的史界革命 |
| 二、“以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相参证”的文学革新 |
| 三、“采先哲与泰西学说比较”的经济学发展思路 |
| 四、“取彼善法补吾之短”的法制改革 |
| 第二章 提出与发轫—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化探索(1919——1930) |
| 第一节 五四以后中国的社会文化变动 |
| 一、西方学说的深入系统传播 |
|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文化转向 |
| 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态度的反思和回归 |
| 第二节 保守与激进交锋的文化论争与中国化思潮的初步显现 |
| 一、“东西文化调和论”——东方文化派的主张 |
| 二、“以主观西化得客观调和”——新文化派思想探析 |
| 三、“兼取中西,熔铸贯通”——学衡派的文化认识 |
| 第三节 近代学科初建与中国化思想的明确提出 |
| 一、教育中国化探索与实践 |
| 二、文学领域之中国化探索 |
| 三、史学的体制化与新方法的运用 |
| 四、“本国社会学”意识的产生和初探 |
| 五、法学、心理学中国化意识的产生 |
| 第四节 中国化思潮的“新曙光”——早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 |
| 一、唯物史观的传播与初步应用 |
|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步运用 |
| 第三章 发展与繁荣——各派中国化的竞演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勃兴(1930——1938) |
| 第一节 中国化思潮繁荣发展的背景分析 |
| 一、空前民族危机与文化复兴的诉求 |
| 二、中西文化认识的深化与近代学科的初步发展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熟与理论认识的深化 |
| 第二节 “吸收中西、融合创新”——思想界的中国化共识 |
| 一、“兼蓄各方,折衷持平”的本位文化派诉求 |
| 二、“援西入中、继往开来”的新儒家思想 |
| 三、“着眼时代,超越中西”的西化派及其他 |
| 第三节 学术中国化的全面开展与民族学术体系的初步探索 |
| 一、教育中国化、实用化改革的深入推进 |
| 二、社会学中国化的蓬勃发展 |
| 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文学中国化探索 |
| 四、心理学及其他学科的中国化、实用化倾向 |
| 第四节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儒化倾向 |
| 一、三民主义儒化起因与路径 |
| 二、影响及评价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繁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 一、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后来居上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文化转向与中国化的提出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思潮的发展高潮 |
| 第四章 深入与升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思潮的继续推进(1938——1949)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学术文化状况 |
| 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重视与文化运动的繁荣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聚集与理论研究的深化 |
| 第二节 “学术中国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中国化的系统论证 |
| 一、中国化必然性、科学性论证 |
| 二、中国化内涵探讨 |
| 三、批判错误思想,树立正确方向 |
| 四、方法与途径的探索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中国化思潮的主要阵地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 |
| 二、硕果累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
|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发与运用 |
| 四、“民族形式”探讨与文艺理论中国化探索 |
| 五、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学科的运用与探索 |
| 第四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熟——中国化思潮的新境界 |
|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 |
| 二、“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 |
| 第五节 、思想界中国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
| 一、中西文化认识的继续深化 |
| 二、教育学中国化思想的继续发展 |
| 三、中国化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 |
| 四、中国化哲学体系的竞相建立 |
| 第五章 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互动 |
| 第一节 中国化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发与铺路 |
| 一、中国化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潮氛围 |
| 二、20世纪20年代思想界中国化思潮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启发和影响 |
| 三、进步理论家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发和影响 |
| 四 史学、经济学中国化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知识支撑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化思潮的推动与引领 |
| 一、以政治之力推进学术中国化的繁荣 |
| 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中国化思潮方向 |
| 三、以革命实践为中国化思潮提供现实路径 |
| 第三节 学术中国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与深化 |
|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利器 |
|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和丰富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思想界中国化思潮的超越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化思潮的学理超越 |
|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吸收——在中西文化关系认识上的超越 |
| 二、“有的放矢”——在理论与实际关系认识上的超越 |
| 三、“国际主义与民族形式相结合”——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认识上的超越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化思潮的实践超越 |
| 一、“为什么化”——中国化缘由 |
| 二、“化什么”——中国化内容 |
| 三、“怎么化”——中国化途径 |
| 四、“化出了什么”——中国化成果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 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
| 1.2.1 丰富近现代教育史料，推动教育史的深入研究 |
| 1.2.2 促进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
| 1.2.3 对当前教育发展的意义 |
| 1.3 现有研究成果综述 |
| 1.4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及难点 |
| 1.5.1 创新点 |
| 1.5.2 难点 |
| 第2章 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发展概述 |
| 2.1 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1.1 封建传统教育的衰败和新教育的兴起 |
| 2.1.1.1 走向危机的传统教育 |
| 2.1.1.2 新式教育的兴起 |
| 2.1.2 倡导小说界革命 |
| 2.2 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孕育及发展壮大 |
| 2.2.1 “乞灵于西方”的教育小说创作 |
| 2.2.2 本土化的教育小说发现及小说主题的转变 |
| 2.2.2.1 小说与社会教育关系之一——谴责小说大行其道 |
| 2.2.2.2 小说与社会教育关系之二——关注教育的现实问题 |
| 2.2.2.3 小说与社会教育关系之三——教育为抗战服务 |
| 第3章 清末民初教育小说反映的教育变革 |
| 3.1 教育小说中描绘的新教育图景 |
| 3.1.1 学制革新带来的希望与冲突 |
| 3.1.2 教育机构变革——改私塾为学堂 |
| 3.1.3 教育官僚的昏庸和教育投机者的贪婪 |
| 3.1.4 普通教师的众生相 |
| 3.1.5 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 |
| 3.2 包天笑教育小说的主要教育思想评价 |
| 3.2.1 包天笑与着名的“三记” |
| 3.2.1.1 贴合国情的《馨儿就学记》 |
| 3.2.1.2 勇敢少年的想象——《苦儿流浪记》 |
| 3.2.1.3 优秀教师的典范——《埋石弃石记》 |
| 3.2.2 包天笑教育思想评价 |
| 3.2.2.1 倡导西学，开民智 |
| 3.2.2.2 提倡儿童启蒙教育 |
| 3.2.2.3 塑造献身教育事业的教师形象 |
| 第4章 民初至抗战前教育小说揭示的教育问题 |
| 4.1 教育小说图谱中的教育启蒙历程 |
| 4.1.1 对封建旧教育的批判 |
| 4.1.1.1 揭示封建旧教育的实质 |
| 4.1.1.2 控诉旧教育对人的束缚 |
| 4.1.2 新教育理念初步形成 |
| 4.1.2.1 关心儿童发展，关注青年成长 |
| 4.1.2.2 关注女性地位，提倡妇女教育 |
| 4.1.2.3 塑造教师形象，挖掘其角色担当的多面性 |
| 4.2 个案研究——叶圣陶的教育小说 |
| 4.2.1 叶圣陶教育小说倾向——教育问题小说 |
| 4.2.1.1 家庭中儿童教育的缺失 |
| 4.2.1.2 旧式教育的陈腐和枯燥 |
| 4.2.1.3 教师形象的塑造 |
| 4.2.2 现代教育小说的经典——《倪焕之》解读 |
| 4.2.2.1 教育工作者对待教育事业要充满热忱 |
| 4.2.2.2 教育要顺应儿童的本性 |
| 4.2.2.3 学校教材要结合实际 |
| 4.2.2.4 教育内容要贴近社会 |
| 4.2.2.5 对待学生要诚意感化 |
| 4.2.3 叶圣陶教育小说的时代意义 |
| 4.2.3.1 揭露旧中国教育界黑暗内幕，构思理想教育图景 |
| 4.2.3.2 讽刺混世知识分子丑态，提出理想教师形象 |
| 第5章 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教育小说呈现的教育现象 |
| 5.1 教育小说中的抗战教育因素 |
| 5.1.1 宣传爱国热情 |
| 5.1.2 展现青年人面对战争产生的迷茫与理想 |
| 5.2 教育小说中反映的国统区教育状况 |
| 5.2.1 教学方法新旧杂陈 |
| 5.2.2 关注学校培养目标 |
| 5.2.3 严厉管制在校学生 |
| 5.2.4 对教师形象的剖析 |
| 5.2.4.1 堪为民族脊梁的教师 |
| 5.2.4.2 无才又无德的教师 |
| 5.2.4.3 普通教师生活困顿 |
| 5.3 教育小说中的根据地教育热潮 |
| 5.3.1 青年学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教育 |
| 5.3.2 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 |
| 5.3.3 重视干部教育 |
| 5.4 个案研究——老舍教育小说中的教育思想 |
| 5.4.1 “无知者”的气节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
| 5.4.2 日本人在占领区实施奴化教育 |
| 5.4.2.1 焚毁与专卖图书 |
| 5.4.2.2 强迫学生游行庆祝中国城池陷落 |
| 5.4.2.3 派遣日籍教师入校，改变课程设置 |
| 5.4.2.4 培植亲日学者做新汉奸 |
| 5.4.3 国人的反奴化教育 |
| 结语 |
| 一、教育小说对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二、教育小说对教育史研究的启示 |
| （一） 在研究写作中可以适当运用叙事手法 |
| （二） 教育史的研究视野应该更丰富 |
| 三、对当代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一） 传统基础教育内容的选择问题 |
| （二） 提高教师素质 |
| （三） 教育应顺应儿童天性发展 |
| （四） 重视学生日常生活的教育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成果 |
（8）明清三国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思路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明清三国戏曲考辨 |
| 第一节 范围、数量及与小说的比较 |
| 一、本文所涉及的范围与数量 |
| 二、明清三国戏曲的题材特点 |
| 三、与《三国志演义》的比较 |
| 第二节 现有目录提要着作中存在的问题 |
| 一、语焉不详 |
| 二、遗漏疏忽 |
| 三、错谬失载 |
| 第三节 明清三国戏曲的文体、剧种及地位 |
| 一、文体、剧种考察 |
| 二、明清三国戏曲的历史地位 |
| 第二章:明清戏曲选本中的三国戏曲 |
| 第一节 三国戏曲在选本中的基本状况 |
| 一、单曲选本 |
| 二、单出选本 |
| 三、单剧选本 |
| 第二节 戏曲选本的文献价值 |
| 一、有助于剧目的考证 |
| 二、有助于剧情的考察 |
| 第三节 戏曲选本的文学价值与传播意义 |
| 第三章 明清三国戏曲的主题分析 |
| 第一节 "蜀汉中心"的"历史"框架与情感脉络 |
| 第二节 翻案补恨的情感弥补 |
| 第三节 借古讽今的忠奸主题 |
| 第四章 明清三国戏曲的艺术特点 |
| 第一节 历史人物的脚色化 |
| 第二节 历史叙事的场景化 |
| 宴会场景 |
| 战争场景 |
| 第三节 历史题材的戏谑化 |
| 第五章 赤壁大战:故事的逐层建构 |
| 第一节 三顾茅庐:诸葛亮定性的变化 |
| 第二节 主体部分的历时性书写 |
| 第三节 赤壁之战的余波 |
| 第六章 明清三国戏曲的人物分析 |
| 第一节 诸葛亮的四种品格 |
| 一、诸葛亮的"四士"特征 |
| 二、"四士"品格的演变与形成 |
| 第二节 三国叙事中的张飞形象变迁 |
| 一、宋元说话与元杂剧中的张飞 |
| 二、明清三国戏曲中的张飞形象 |
| 第三节 曹操形象辨析 |
| 一、也说"为曹操翻案" |
| 二、奸诈与果报 |
| 三、《鹦鹉洲》主题与曹操形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明清三国戏曲剧目综录 |
| 一、明代传奇 |
| 二、明代杂剧 |
| 三、清代传奇 |
| 四、清代杂剧 |
| 后记 |
（9）蔡尚思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学术价值和现实关照性 |
| （一）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二） 选题的学术价值 |
| （三） 现实关照性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一） 学术着作 |
| （二） 期刊论文 |
| （三） 硕博论文 |
| 三、选题研究的切入点、重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点 |
| （一） 研究切入点 |
| （二） 研究的重点 |
| （三） 研究的难点 |
| （四） 研究的创新点 |
| （五）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四、相关界定 |
| （一） 时间 |
| （二） 空间 |
| （三） 关键词 |
| 五、其他说明 |
| （一） 时间的表述方式 |
| （二） 注释格式 |
| 第一章 蔡尚思的思想历程 |
| 一、蔡尚思思想的奠基时期（1925 年之前） |
| （一） 在德化的私塾启蒙 |
| （二） 在永春打下国学基础 |
| 二、蔡尚思思想的转变时期（1925-1937 年） |
| （一） 冲破阻挠，负笈北上 |
| （二） 怀疑传统，陷入空想 |
| （三） 摆脱“乌托邦”，走向“科学” |
| 1、思想理论的形成时期 |
| 2、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
| 三、思想的发展时期（1937-1949） |
| 四、蔡尚思思想的成熟与再发展时期（1950-2008） |
| 第二章 蔡尚思思想的渊源与师友交游 |
| 一、社会时代背景与蔡尚思思想之形成 |
| （一） 社会时代之影响 |
| 1、德化时期的县城教育 |
| 2、都市教育 |
| （二） 家庭背景 |
| （三） 学行交游 |
| 1、向往的先哲 |
| 2、师友的帮助与论学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蔡尚思的孔学批判思想 |
| 一、蔡尚思之孔学批判思想体系 |
| 二、民国时期蔡尚思之孔学批判思想 |
| （一） 对孔学不平等的经济思想之批判 |
| （二） 对孔学反民主的政治思想之批判 |
| 1、孔学提倡君主专制 |
| 2、孔学主张恢复封建等级礼制 |
| （三） 对孔学野蛮的社会伦理思想之批判 |
| （四） 对孔学不客观的治学思想之批判 |
| （五） 对孔学教育思想的批判 |
| 第四章 新中国时期蔡尚思的孔学批判思想 |
| 一 孔学思想批判的一个前提 |
| 二 对孔学政治思想的批判 |
| （一） 在东方复兴周礼 |
| （二） 礼治的变和不变 |
| （三） 孔子为何也讲正名 |
| （四） 孔子的“刑德”主张 |
| 三 对孔学经济思想的批判 |
| （一） 孔学的“命”与“利” |
| （二） 孔学的“谋道”与“谋食” |
| 四 对孔学哲学思想的批判 |
| （一） 孔子“仁”的思想 |
| （二） 孔学的“礼教”思想 |
| （三） 孔学的“中庸”思想 |
| （四） 孔学的“天命”思想 |
| （五） 孔学的“名教”思想 |
| （六） 孔学的“生知”与“学知”思想 |
| 五 孔学的文艺思想批判 |
| （一） “诗言志”与“思无邪” |
| （二） 存雅乐与“放郑声” |
| 六 孔学的史学思想批判 |
| （一） 孔子与《春秋》 |
| （二） 孔子与《尚书》 |
| （三） 孔子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
| 七 孔学的教育思想批判 |
| （一） 孔子教育基本史实的考证 |
| （二） 孔子的办学宗旨 |
| （三） 孔子教育的内容 |
| （四） 孔子的教育方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蔡尚思的教育思想 |
| 一 教学及在校行政工作历程 |
| 二 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 |
| 三 民主治校理念 |
| 四 教师与学生的教育关系问题 |
| 五 大倡学术研究的自由精神 |
| 第六章 蔡尚思的史学思想 |
| 一 蔡尚思的史学论 |
| （一） 历史与历史学及中国历史的特色 |
| 1、历史学的定义及研究对象 |
| 2、中国历史的特色 |
| （二）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
| （三） 中国史学的系统 |
| （四） 历史学的功用 |
| 二 蔡尚思的史学方法论 |
| （一） 研究历史不能离开阶级分析 |
| （二） 研究历史要“厚今薄古” |
| 第七章 蔡尚思的治学思想 |
| 一 蔡尚思的治学理论 |
| （一） 治学理论总论——指导思想 |
| 1、坚持辩证唯物论 |
| 2、坚持唯物史观 |
| 3、坚持唯物辩证法 |
| 二 蔡尚思的治学方法论 |
| （一） 治学方法论——总论 |
| 1、治学方法的重要性 |
| 2、治学“方法论”的三个方面 |
| 3、总论治学方法的种类与关系 |
| （二） 治学方法论——分论 |
| 1、界限的方法 |
| 2、搜索的方法 |
| 3、选择的方法 |
| 4、评论的方法 |
| 三 蔡尚思的治学论 |
| （一） 治学目的 |
| （二） 读书论 |
| 1、多读书与图书馆 |
| 2、苦读书 |
| 3、“读通书”与“通读书” |
| 4、读书要创新 |
| 5、读书与老师的关系 |
| （三） 治学贵争鸣 |
| （四） 坚持学术气节 |
| 第八章 蔡尚思的政治思想 |
| 一 蔡尚思的“唯民”思想 |
| 二 蔡尚思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的思想 |
| （一） 提倡民主 |
| （二） 反对专制 |
| 三 蔡尚思的民权思想 |
| 第九章 蔡尚思的哲学思想 |
| 一、蔡尚思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信仰 |
| 二 蔡尚思的人生观 |
| （一） 生死观 |
| 1、生命的过程 |
| 2、关于“老”“死” |
| 3、生命的意义 |
| （二） 苦乐观 |
| （三） 青年化的人生观 |
| 三 蔡尚思的宗教观 |
| （一） 鬼神观念 |
| （二） 对“儒教”的评述 |
| （三） 对佛教的评述 |
| 四 蔡尚思的辩证法思想 |
| 五 蔡尚思的认识论 |
| （一） 认识的来源 |
| （二） 知行的关系问题 |
| 1、认识的目的 |
| 2、认识与实践的关系 |
| 3、关于真理的问题 |
| 六 蔡尚思的伦理观 |
| （一） 由空想到科学的伦理观 |
| （二） 义利与理欲问题 |
| 第十章 蔡尚思的中西文化观 |
| 一、文化的内容和属性 |
| （一） 文化的内容 |
| （二） 文化的属性 |
| 二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 |
| （二） 对墨家的推崇 |
| 三 今后文化的发展道路 |
| （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 |
| （二） 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 |
| 附录：蔡尚思年谱简编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康有为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康有为的人格美学思想 |
| 第一节 元气论 |
| 第二节 心性论 |
| 第三节 人格美论 |
| 第二章 康有为的宗教美学思想 |
| 第一节 神道与人道 |
| 第二节 风俗与人心 |
| 第三节 去苦与求乐 |
| 第三章 康有为的社会美学思想 |
| 第一节 社会哲学 |
| 第二节 制礼新论 |
| 第三节 大同理想 |
| 第四章 康有为的教育美学思想 |
| 第一节 道不离器 |
| 第二节 教通于治 |
| 第三节 以美入教 |
| 第五章 康有为的文艺美学思想 |
| 第一节 诗文论 |
| 第二节 书法论 |
| 第三节 绘画与工艺论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从蔡尚思开书目谈起（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张履祥师承学侣弟子考论[D]. 武少民.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3]共产党知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接受过程研究（1917-1927）[D]. 陈龙. 山东大学, 2015(02)
- [4]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1917-1937）[D]. 韩立云. 南京大学, 2013(12)
- [5]理性的足迹：从孔子到孟子的学术思想演变研究[D]. 张永祥.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4)
- [6]二十世纪上半期思想界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 侯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2(03)
- [7]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研究[D]. 赵娟. 河北大学, 2011(11)
- [8]明清三国戏曲研究[D]. 张红波. 北京大学, 2011(10)
- [9]蔡尚思学术思想研究[D]. 韩毅勇. 山东师范大学, 2011(08)
- [10]康有为美学思想研究[D]. 伍永忠. 武汉大学, 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