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优化山西投资环境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忻州市人民政府[1](2021)在《忻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忻州市“十四五”“336”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规划的通知》文中提出忻政发[2021]18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忻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委、办、局:现将《忻州市"十四五""336"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2021年8月16日(此件公开发布)忻州市"十四五""336"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规划"十四五"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郝莉娜[2](2021)在《山西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优化营商环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优化营商环境本质是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当前山西在能源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具有优势,而其他成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企业成本总体偏高,根源在于资源型经济特性、政府不合理干预、发展阶段滞后和技术进步缓慢,要多措并举精准施策,通过降成本的方式达到降成本的目的,不断优化山西营商环境。文章对当前山西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进行总体判断,并提出成本偏高的原因和政策建议。
王钰[3](2021)在《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政府和市场是经济社会治理活动中的两个重要主体,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政府则多依靠行政强制力参与到经济社会治理活动中。环境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治理领域的“政府论”和“市场论”之争已存在良久,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是政府和市场发挥环境治理作用的重要依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市场化机制的建立激发了经济活力,经济总量实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但中国经济一直是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驱动力,高耗能、高污染和高排放的低层次发展模式导致资源与环境的短板效应日益严重。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成为新时期下的发展目标,促使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又一重要任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绿色的现代化发展体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环境治理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所以环境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必要选择。政府和市场是环境治理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二者分别通过命令控制和市场激励来推动经济绿色发展。为了探究不同环境政策在环境治理活动中的作用,本文系统性地分析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基本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对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创新性地应用超效率共同前沿DEA方法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改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方式,分别基于要素贡献和结构贡献两种方法进行分解,从多个角度寻找经济绿色发展的驱动要素。研究发现:(1)2016年之后,全国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出现由负转正的变化,即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有所提高。(2)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的年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正,其他经济区域的年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负。(3)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要素贡献分解结果来看,对于全国和大多数经济区域而言,产出不足和能源过度消耗是导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环境改善是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驱动因素。从结构贡献的分解结果来看,创新效应是促进绿色全要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第二,本文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分为中央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地方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并以中央环保督察、中央环保约谈和地方环境监管为几种典型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进行研究。利用断点回归模型识别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寻找中央环保约谈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介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监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环保督察和中央环保约谈都会显着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中央环保督察仅是通过产出增长效应和环境改善效应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中央环保督察并未促进能源节约。地方环境监管作为中央环保约谈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介变量,仅在环保约谈发生的后一年发挥中介作用,当年并不具有中介效应,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将环境治理压力转换为治理对策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2)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和门槛效应,对于北部沿海、大西南、东北和南部沿海四个经济区域而言,提高环境监管力度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于其他经济区域而言,环境监管的作用并不明显。环境监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时,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工业规模、研发水平和环境监管力度为调节因子的门槛效应。第三,本文对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影响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以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两种环境规制工具为代表,将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作为研究的起点,在确定初始分配方案后,模拟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交易行为,对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进行政策组合,从绿色发展视角下评价不同市场化程度的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研究发现:(1)零和DEA方法虽然提高了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公平性,但并没有提高初始分配的效率水平。(2)初始分配方式的选择依赖于市场机制的成熟度,当市场机制完善时,选择零和DEA方法进行初始分配,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行为促进技术进步;但当市场机制不完善时,基于零和DEA方法的初始分配方式可能会阻碍技术进步,此时选择历史法进行初始分配可以在短期内保存生产力。(3)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市场化水平提高,其产出效应、节能减排效应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均会提高。在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下,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都会显着提高。市场交易型环境政策组合体现出最佳的经济红利效应,混合型环境政策组合居中,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最差。(4)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分解结果表明,与追求产出(GDP)增加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节能和CO2减排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四,本文在单独分析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作用机制后,又进一步分析了二者协同作用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考虑到不同层级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所以本文分别研究了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的协同作用、地方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1)较之不实施中央环保约谈和排放权交易,或只实施其中一种,同时实施中央环保约谈和排放权交易可以显着地提高经济绿色发展水平。(2)地方环境监管的政策效果会受到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调节影响,对于不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城市而言,地方环境监管的绿色增长效应并不显着,而对于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城市而言,地方环境监管会显着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来看,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即具有协同作用,也具有掣肘影响,其中协同作用体现为排放权交易会降低环境监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掣肘影响为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同时实施会降低环境政策效果。本文研究得出以下启示: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所以无论是效率评价,还是环境政策的实施,都应将地区异质性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是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中央政府应继续坚持以环保督察和环保约谈为主要形式的环境治理行为,充分发挥它们对环境改善的促进作用;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实施市场化的环境政策,提高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作用程度,最大化释放出政策的经济红利效应,以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环境治理应发挥多主体的协同作用,既要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又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在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下,使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实现优势互补。
王宇[4](2021)在《基于财务战略矩阵的山西汾酒财务战略优化研究》文中提出
陈璐[5](2021)在《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平测度及短板分析》文中指出水利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伴随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水利现代化建设分阶段分地区稳步推进,自东部部分省市率先探索实践起,到全国各地加快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其在治水理念、基础设施、技术手段及管理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而从整体来看,各地区水利现代化建设程度不同、指标之间不协调、短板效应影响明显,建设现状与发展目标尚存一定差异。因此,开展各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平评估及短板分析,对全面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明确水利现代化内涵和建设目标的基础上,从水资源、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管理五个方面构建了包含27项指标的省域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基于云模型分析了其水利现代化发展水平,利用阻碍度模型对各省水利发展短板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提升策略。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从横向区域对比了 2018年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通过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聚类,31个省份可分为三大梯队,第一梯队包括北京、上海、江苏以及天津,其水利现代化程度最高,已达到Ⅳ-级;第二梯队中各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为Ⅲ+级,梯队内部包含三个层次,重庆、山东以及浙江等地更加偏向于Ⅳ-级,贵州、山西以及河北等地处于Ⅲ+级中位水平,陕西、甘肃以及黑龙江等地占比达该梯队的61.54%,其水利现代化水平更加偏向于Ⅲ-级;第三梯队仅包含西藏地区,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平为Ⅲ-级。(2)从五大维度分析了 2018年省域水利现代化差异。水生态修复滞后与水管理能力差异是导致省域水利现代化仍存在不均衡的主要因素,省域间差异性明显,水生态修复整体水平较低,仅8个省域位于平均线以上。水资源控制、水环境治理及水安全保障方面,各省域间评价结果相差较小。(3)从纵向年度分析了省域水利现代化发展趋势。水利现代化建设特征由2011年的由东向西逐渐减弱变化为均衡发展,等级聚集度逐渐增高,各省域间水利现代化水平差距逐步缩小,41.93%的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水平,部分省份的水生态修复与水管理能力指数出现回弹,表明各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的增长仍属于依靠增强水安全保障力度与提升水环境治理成效的粗放型增长,而非全要素提升的集约式增长。(4)基于障碍诊断模型分析了省域水利现代化短板并提出了提升策略。水生态修复滞后是我国各省域水利发展普遍面临的短板,水资源控制是东北、京津冀、西北地区的突出短板,水环境治理滞后是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较突出的短板,水管理能力低下对水利发展的阻碍作用暂无明显的地区差异。并结合各区域水利现代化短板,分别从水资源、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管理五个方面提出水利现代化建设提升策略,为提升我国新时代水利现代化水平提供一定的支撑。
李梦[6](2021)在《山西国资国企改革动因与成效研究 ——以LA集团为例》文中指出
夏丹丹[7](2021)在《中国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步入新时代,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是人心所向。工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依旧存在科技驱动不足、效率滞后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因此,实现工业绿色转型升级、提高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OFDI作为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在“走出去”战略的鼓舞下,取得了飞快的增长。众多研究表明,OFDI会对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对考虑了环境与资源约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仍相对欠缺。因此,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投资视角出发,研究了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首先,在对OFDI的经典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OFDI对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机理。其次,结合当前实际,对我国的OFDI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利用EBM-GML指数测算了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测算的结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最后,采用2004-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可消除内生性的动态系统GMM面板模型,分别在全样本和考虑区域差异性的情况下,对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布局。(2)在不考虑区域差异的情况下,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显着的促进作用,且通过规模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使得这一促进作用增强。(3)在考虑区域差异后,东部地区的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不显着,但与产业结构和环境效应的交互作用则显着促进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西部地区的OFDI显着促进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通过技术研发使得这一促进作用加强。鉴于此,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首先,政府必须要转变发展理念,引导工业绿色创新。其次,要不断完善OFDI政策和服务体系。最后,各区域要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OFDI政策来推动本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邢斯达[8](2021)在《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接踵而至,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随之陡增,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了巨大冲击。伴随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通过国内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近年来,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对于社会产品服务的需求结构正处于由物质型消费转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进程中,直接表现在对医疗、教育、养老、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矛盾正日益凸显,出现了诸如城镇医疗设施覆盖不足、医疗秩序混乱、就医环境差,教育设施短缺、设备简陋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给不完善的问题。社会型基础设施是政府提供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其供给水平直接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在新时期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的背景之下,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实际作用效果,更为有效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动能是本文主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目前学术领域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经济型基础设施,相对忽视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关注,基础设施政策的效果评价类文献更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效应方面,对其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关于社会效应的文献集中在贫困减缓、收入差距减少等单一目标的研究。随着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仅仅依靠单一目标作为基础设施政策评价的政府目标和责任体系构架已经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基础设施政策的评价体系应从传统的以单一效应目标转向多效应综合目标体系的构建。此外,现有文献更多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对整体中的单一类型基础设施展开研究,相对缺少从基础设施结构角度出发的文献,如对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政策实施效果对比的文献。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有效提高政府部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理应从相对动态的角度对基础设施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判断。目前对于基础设施存量,包括社会型基础设施存量的估算缺乏官方统计数据,现有文献更多运用基础设施的替代变量作为政策效果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方式主观性较强,运用基础设施的存量数据能够更为客观的判断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根据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为支撑,在考虑政策经济效应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目标,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双效应方面,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作用路径、影响机制、变化趋势等展开研究。本文引入基础设施政策结构性调整的思路,充分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对经济和社会两类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分地区、分时间得出了一些细化的结论,相对丰富了基础设施结构性调整类的文献。此外,本文对我国历年各类型基础设施存量进行了估算,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主要数据支持。本文主要分析部分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作用机理和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探究。运用历史数据直观描述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主体、项目资金来源变化、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的发展事实。对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构建供需协调发展模型进行测算和分析,明确了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实际的供需协调等级和供需现状,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全国层面和省际层面的社会型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存量,为实证分析提供相应的现实背景和数据支持。其次,本文分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经济效应的实证方面,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综合考虑官员晋升压力、资源禀赋和金融市场等因素,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行考察。社会效应方面,科学设计了涵盖社会公平、生活秩序、社会稳定等因素的和谐社会综合指标作为衡量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基础数据,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外部性以及外部溢出效应进行衡量,分时间、分区域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方面构建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经济社会综合效应进行了测度,对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此外,考虑到经济型基础设施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在实证部分进一步分析了两类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影响差异,为社会型基础设施更好的改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借鉴。最后,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针对如何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社会型基础设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产生经济效应,其经济效应整体呈正向效果。(2)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效果显着,且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其实际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4)两类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实际作用效果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以及各自的比较优势。(5)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等级整体呈上升趋势,实际供需情况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总的来说,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相比,在不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上,要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政策重视,加强中央和地方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整体供给水平。在政策调整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调整我国现有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考虑新时期、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因素,综合制定基础设施政策目标和投资方向,建立动态的基础设施政策决策机制,对政策效果进行综合性动态评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为有效的发挥政府的政策职能。
倪静洁[9](2021)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文中研究表明创新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创新热情和投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强弱,但创新投资的高风险特征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意愿并制约着其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如何提高企业创新风险控制能力,不仅关乎企业创新热情和创新投入积极性,而且关乎企业创新的效果和效率。内部控制是合理保证企业目标实现的,全员参与的风险控制过程。因此,建立健全和有效运行内部控制,对于高效管控企业创新风险,促进和保障企业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建设和运行内部控制以促进企业创新,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已有研究大多以披露的内部控制建设和运行信息为基础,通过计算内部控制有效性综合指数或内部控制组成要素有效性指标,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由于这些做法都有明显的局限性,因而得出的结论莫衷一是。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是国际上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通行标准。由于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必然存在该类型缺陷,说明其内部控制无效;没有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有的可能隐瞒了重大缺陷,更多的可能确实没有重大缺陷。因此,就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总体情况而言,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可以客观地表征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差,即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可以客观表征内部控制是否有效,而且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视角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对于优化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促进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那么,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尚未有文献专门对该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毫无疑问,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是直接受制于企业管理层的动机选择行为。那么,管理层动机选择行为如何影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切合实际环境,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就需要研究不同外部信息环境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究竟怎样?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选取2012-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首先,分析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总体影响,并运用DID模型等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利用系数乘积法验证其中介路径;其次,结合风险认知理论、内部控制免疫系统论,分析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对上述基础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运用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验证;最后,考虑到内外部信息环境的互动作用,在前述理论基础之中嵌入分析师关注的信息解读作用与压力施加作用,媒体关注的信息传播效应与市场压力效应,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受托人利益保护和自我利益保护,分析外部信息环境对前述基础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运用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验证。研究发现:(1)相较于未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在披露该信息后创新投入水平显着下降,即无效的内部控制会显着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代理成本、风险承担和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2)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仅存在于非主动披露该信息的企业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相关的整改信息披露越充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越小;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及时性不会显着影响该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3)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随着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而加大;媒体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整体上不会显着影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进一步区分媒体导向和机构投资者类型发现,市场导向媒体关注程度和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越大。本文的主要理论创新在于:第一,从更客观的重大缺陷信息披露这一新的观察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视角揭示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路径机理,不仅有助于更可靠地认识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克服已有内控有效性测度方法不科学造成的研究结论纷争,而且丰富了企业创新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第二,考察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主动性、整改信息披露以及披露及时性等管理层动机选择行为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机制,深化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形成机理认识,丰富了管理层动机选择行为后果影响研究文献;第三,考察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等主要外部信息环境因素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机制,揭示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机理,丰富了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后果影响研究文献。本文的主要实践意义在于:(1)从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来看,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在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同时积极提高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主动性、及时性和整改有效性,优化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行为,缓解、消除和扭转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其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提供理论依据;(2)从优化政府监管来看,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监管部门完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法规,促进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机制优化,推动内外部信息环境协调发展,促进企业主动、及时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真进行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提供经验证据;(3)从提高投资者决策效率来看,研究结论可以为投资者根据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和外部信息环境因素,准确判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理性做出投资决策,提供有益启示。
胡彦鑫[10](2021)在《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我国产业与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一段时期以来,产融结合成为提升企业资本运营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也成为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多元化的重要发展战略。“由产到融”以及“由融到产”的两种运营方式,相互渗透、组合互补,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种探索,其初衷在于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体产融结合的实践,探索拓宽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渠道,以满足巴塞尔协议有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嗣后,三十余年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由产到融”的政策实践,并极大提升了企业投资的活力,促进了产业资本与金融业的协同发展,满足了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监管要求,提升了企业效能。然而,随着风险冲击和内外环境的改变,“由产到融”的政策实践在近期以来出现了风险积聚的现象,甚至诱发了严重的金融风险。如包商银行被“明天系”掏空,成为“明天系”企业的提款机,最终诱发严重的信用风险。2018年,监管当局专门出台针对性的金融监管文件,规范企业投资境内金融机构,防范交叉风险传染,促进企业与金融机构良性发展。回顾我国企业与银行业协同发展的历史实践,在充分肯定企业资金进入银行业提升运营效能的同时,亦宜反思这一进程中的风险形成,应如何正确认知效能提升与风险事件频发成为摆在理论研究与金融实践层面的一个颇为棘手的课题。基于此,本文聚焦于科学评估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产生的风险这一时代课题,为提高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有效规范公司参股银行行为、防范产融结合风险、实现实体经济健康持续的增长提供有益借鉴。本文从防范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入手,根据当前公司参股银行后风险事件频发且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之间风险交叉传染的特点,梳理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机理以及风险产生的机理,构建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拓展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的经济学解释。回顾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明确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同时选取2008年-201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我国公司参股银行后,在缓解约束与提高效率两方面的现状与问题,同时对我国公司参股银行关联交易风险、交叉传染风险进行进一步对比与分析,分析其产生的危害。进一步在理论梳理和现状剖析的基础上,采用2008-201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混合效应面板回归、Probit、Tobit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影响,一方面验证了公司参股银行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另一方面验证了公司参股银行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通过参股商业银行,我国公司能够提高效能,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风险;本文进一步将包商银行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深入探究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发生的原因及其危害,同时通过34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司参股银行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最后,对全文的结论进行归纳,并从稳定货币政策预期、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合理支付股利、规范公司参股银行市场秩序、完善企业及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强化外部监管等方面提出提高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加强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公司参股商业银行的实际,梳理了公司参股银行后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一方面能提高参股公司的效能,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较大的风险。公司参股银行通过信息效应、协同效应和银企关联效应三种渠道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公司参股银行影响投资效率的机理体现在:一是当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小时,相对充沛的内源资金会造成企业管理人员过度自信,进而为追求更大的利润空间而提高投资规模,而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便很容易出现过度投资,从而导致企业投资效率的降低。二是当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大时,企业可以利用的资金就会相应降低,优先的可支配资金会使企业错过很多预期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效率的降低;当企业缓解了融资约束,企业就会避免错失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进而提高投资效率。三是因融资约束导致的企业资金量的减少从另一个角度可以促使企业在投资之前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甄别,选择投资价值更大的项目,同时进一步加强投资项目的管理,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因此本文认为融资约束能够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与此同时,公司参股银行后,主要存在两种风险,即关联交易风险,实体与金融交叉传染的风险。第二,通过历史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中国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及其动因,同时综合运用混合效应面板回归、Probit、Tobit等计量方法,揭示了公司参股银行后在提高效能方面存在异质性影响。公司参股银行之后,融资约束程度显着降低,企业所有制性质、国家宏观政策、区域发展和营商环境在缓解融资约束过程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参股银行可以显着缓解由于融资约束造成的投资效率损失。第三,通过实证研究并辅以典型案例分析公司参股银行风险产生的危害,揭示了关联交易风险及交叉传染风险产生的原因,随着非国有股东占比的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随之提升,并对不同银行产生非对称性影响。通过系统梳理包商银行发生风险事件的全过程,揭示产融结合风险发生的主要原因及危害,风险成因归结为市场秩序不规范、公司财务不稳健、银行公司治理不完善和外部金融监管失灵四方面,两类风险具有隐蔽性强、破坏性大和周期性等特征,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同时,容易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通过2008-2018年34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司参股银行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整体来看,随着非国有股东参股银行比例的上升能显着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非国有股东参股商业银行通过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进而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非国有股东参股商业银行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城商行非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的提升能够促进银行风险承担的提升,而股份制银行非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的提升抑制了银行风险承担,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并未产生显着影响。
二、优化山西投资环境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优化山西投资环境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2)山西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优化营商环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优化营商环境本质是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
(一)生产要素成本是衡量营商环境质量的关键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是营商便利化程度的体现 |
(三)信息成本的降低是政府招商引资的实质 |
二、当前山西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总体偏高 |
(一)工业总成本偏高且呈上升趋势 |
(二)生产要素成本总体偏高且呈上升趋势 |
(三)能源原材料成本具有优势但仍有下降空间 |
(四)税费负担偏重且短期难以下降 |
(五)制度性交易成本迅速下降且具有优势 |
(六)物流成本过高且具有下降空间 |
三、发展阶段滞后、政府不合理干预、资源型经济特性、技术创新缓慢是造成山西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偏高的根源 |
(一)发展阶段滞后 |
(二)政府不合理干预 |
(三)资源型经济特性 |
(四)技术进步缓慢 |
四、多措并举精准施策,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优化营商环境 |
(一)健全土地开发制度,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
(二)加快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
(三)多领域争取国家税费补贴,降低重点行业税费负担 |
(四)加快推进流通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
(五)引导企业技术创新,降低生产和管理成本 |
(3)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经济绿色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1.1.2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环境治理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绿色增长理论 |
2.1.2 外部性理论 |
2.1.3 产权理论 |
2.1.4 公共物品理论 |
2.1.5 环境规制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相关文献 |
2.2.2 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相关文献 |
2.2.3 环境政策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 |
2.3 文献评述 |
第3章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和分析 |
3.1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 |
3.1.1 超效率共同前沿DEA模型 |
3.1.2 Luenberger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计算与分解 |
3.1.3 投入产出数据说明 |
3.2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测算结果分析 |
3.2.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初步分析 |
3.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结果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典型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 中央环保督察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1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背景 |
4.1.2 中央环保督察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建模 |
4.1.3 中央环保督察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实证结果 |
4.1.4 稳健性检验 |
4.2 中央环保约谈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4.2.1 中央环保约谈与经济绿色发展的中介效应模型 |
4.2.2 中央环保约谈与经济绿色发展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 |
4.3 地方环境监管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4.3.1 地方环境监管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
4.3.2 地方环境监管影响经济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两类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5.1 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现状 |
5.2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机制研究 |
5.2.1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模拟 |
5.2.2 初始分配方式的公平性分析 |
5.2.3 初始分配方式的效率分析 |
5.3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模拟 |
5.3.1 环境生产技术与数据说明 |
5.3.2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组合的建模 |
5.4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的绿色增长效应分析 |
5.4.1 产出效应分析 |
5.4.2 节能减排效应分析 |
5.4.3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命令控制和市场激励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分析 |
6.1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 |
6.1.1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协同机制模拟 |
6.1.2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协同机制的实证结果 |
6.2 地方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 |
6.2.1 不同市场激励下环境监管与经济绿色发展的关系 |
6.2.2 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调节中介效应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情况 |
致谢 |
(5)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平测度及短板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4 研究方案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内容 |
1.4.3 技术路线 |
1.5 本章小结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水利现代化概述 |
2.1.1 水利现代化的提出与发展 |
2.1.2 水利现代化内涵研究 |
2.1.3 水利现代化建设体系 |
2.1.4 水利现代化建设目标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2 生态经济学 |
2.2.3 系统评价理论 |
2.3 评价方法及模型 |
2.3.1 确权方法 |
2.3.2 云模型 |
2.3.3 障碍诊断模型 |
2.3.4 最小方差法 |
2.4 本章小结 |
3 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 |
3.1 评价框架研究 |
3.2 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选取 |
3.2.1 指标选取原则 |
3.2.2 评价指标设置 |
3.3 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3.1 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 |
3.3.2 评价指标体系可靠性检验 |
3.3.3 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
3.4 基于云模型的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评价模型 |
3.4.1 数据标准化处理 |
3.4.2 指标权重的确定 |
3.4.3 省域水利现代化评价模型 |
3.4.4 评价准则 |
3.5 本章小结 |
4 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测度分析 |
4.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
4.1.1 数据来源 |
4.1.2 数据预处理 |
4.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4.2.1 变异系数法计算权重 |
4.2.2 熵权法计算权重 |
4.2.3 客观组合权重 |
4.3 基于云模型的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横向区域分析 |
4.3.1 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的聚类分析 |
4.3.2 五大功能模式现代化水平分析 |
4.3.3 综合区域水利现代化水平分析 |
4.4 基于云模型的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纵向年度分析 |
4.4.1 基于省域年度均值的跨期分析 |
4.4.2 基于五大功能年度均值的跨期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短板分析及提升策略 |
5.1 水利现代化阻碍度模型 |
5.1.1 阻碍度模型 |
5.1.2 基于最优值的阻碍度模型 |
5.2 省域水利现代化障碍因子诊断 |
5.3 省域水利现代化短板分析 |
5.3.1 基于最小方差法的阻碍模式分析 |
5.3.2 单系统阻力模式短板分析 |
5.3.3 双系统阻力模式短板分析 |
5.3.4 三系统阻力模式短板分析 |
5.3.5 四系统阻力模式短板分析 |
5.4 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提升策略 |
5.5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7)中国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综述 |
1.2.2 O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综述 |
1.2.3 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综述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
2.1 OFDI理论 |
2.1.1 发达国家的OFDI理论 |
2.1.2 发展中国家的OFDI理论 |
2.2 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
2.2.1 OFDI通过规模经济效益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2.2.2 OFDI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2.2.3 OFDI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2.2.4 OFDI通过环境效应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OFDI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分析 |
3.1 中国OFDI的发展概况 |
3.1.1 中国OFDI的发展规模 |
3.1.2 中国OFDI的发展特征 |
3.2 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3.2.1 测算方法 |
3.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3.2.3 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变动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4.1 研究设计 |
4.1.1 模型设定 |
4.1.2 方法选择 |
4.1.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2.1 平稳性检验 |
4.2.2 多重共线性检验 |
4.2.3 全样本下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检验 |
4.2.4 分区域下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检验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5.1 研究结论 |
5.2 对策建议 |
5.2.1 转变发展理念,引导工业绿色创新 |
5.2.2 完善OFDI政策和服务体系,通过“走出去”助力工业绿色发展 |
5.2.3 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的OFDI政策,促进区域协作 |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8)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主要研究目标、内容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1.5.2 不足 |
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 |
2.1.1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定义 |
2.1.2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2.2.1 社会型基础设施与公共生活完善的相关文献 |
2.2.2 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文献 |
2.2.3 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相关文献 |
2.2.4 文献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分析 |
3.1 理论基础 |
3.1.1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3.1.2 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3.1.3 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 |
3.1.4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 |
3.1.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
3.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 |
3.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影响机制 |
3.2.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 |
3.3 本章小结 |
4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研究 |
4.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 |
4.1.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比例变化 |
4.1.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变化 |
4.1.3 我国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 |
4.1.4 我国社会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4.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供需现状 |
4.2.1 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 |
4.2.2 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发展分析 |
4.3 我国经济型、社会型与其他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
4.3.1 基础设施存量估算的基本方法 |
4.3.2 三类基础设施全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
4.4 本章小结 |
5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基于PLS和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
5.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PLS影响路径分析 |
5.1.1 PLS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5.1.2 路径模型的研究假设、路径设定以及数据说明 |
5.1.3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5.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5.2.2 回归结果分析 |
5.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5.3.1 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分析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异质性分析 |
5.3.3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分析 |
5.4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社会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6.1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和谐社会综合评价指标构建 |
6.1.1 评价指标设计与数据处理 |
6.1.2 和谐社会综合指标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
6.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6.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6.2.2 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假设 |
6.2.3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6.3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分析 |
6.3.1 全样本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6.3.2 分区域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6.3.3 分时段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基于熵权TOPSIS和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
7.1 基于熵权TOPSIS评价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指标构建 |
7.1.1 熵权TOPSIS模型和指标选取 |
7.1.2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指标分析 |
7.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综合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7.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7.2.2 社会型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对比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9)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 |
1.2.2 创新投入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
2.1.1 内部控制整体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
2.1.2 内部控制各要素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
2.2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 |
2.2.1 内部因素对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研究 |
2.2.2 外部因素对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研究 |
2.3 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
2.3.1 信息披露整体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
2.3.2 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
2.4 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动机选择与经济后果研究 |
2.4.1 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动机选择研究 |
2.4.2 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 |
2.5 文献述评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3.1 理论基础 |
3.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3.1.3 信号理论 |
3.1.4 理论基础小结 |
3.2 研究框架 |
3.2.1 内控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联系及其影响因素 |
3.2.2 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的突出表现 |
3.2.3 外部信息环境构成主体选择 |
3.2.4 研究框架的构建 |
第4章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总体影响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4.2 研究设计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2.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3.1 描述性统计 |
4.3.2 相关性分析 |
4.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4.3.4 稳健性检验 |
4.4 进一步研究:影响路径分析 |
4.4.1 基于代理成本的证据 |
4.4.2 基于风险承担的证据 |
4.4.3 基于融资约束的证据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的调节作用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5.1.1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主动性的调节作用 |
5.1.2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信息披露的调节作用 |
5.1.3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及时性的调节作用 |
5.2 研究设计 |
5.2.1 变量定义 |
5.2.2 模型构建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3.1 描述性统计 |
5.3.2 相关性分析 |
5.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5.3.4 稳健性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外部信息环境的调节作用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6.1.1 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 |
6.1.2 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
6.1.3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
6.2 研究设计 |
6.2.1 变量定义 |
6.2.2 模型构建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3.1 描述性统计 |
6.3.2 相关性分析 |
6.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6.3.4 稳健性检验 |
6.4 进一步研究:媒体关注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异质性调节作用 |
6.4.1 媒体关注的异质性调节作用 |
6.4.2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异质性调节作用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10)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公司参股银行的文献综述 |
1.2.2 关于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文献综述 |
1.2.3 关于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文献综述 |
1.2.4 小结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 |
1.5 论文的基本结构 |
第2章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的理论分析 |
2.1 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分析 |
2.1.1 公司参股银行的内涵 |
2.1.2 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 |
2.2 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分析 |
2.2.1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内涵 |
2.2.2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机理分析 |
2.3 公司参股银行的风险管理分析 |
2.3.1 公司参股银行的风险及其危害 |
2.3.2 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形成的机理分析 |
2.3.3 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
2.4 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
2.4.1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相关理论基础 |
2.4.2 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风险危害的事实描述 |
3.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及评价 |
3.1.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 |
3.1.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总体特征 |
3.1.3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现状的评价 |
3.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的事实描述及评价 |
3.2.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的现状 |
3.2.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现状的评价 |
3.3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投资效率的事实描述及评价 |
3.3.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投资效率的事实描述 |
3.3.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投资效率现状的评价 |
3.4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的事实描述及评价 |
3.4.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的事实描述 |
3.4.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现状的评价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实证研究 |
4.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的实证研究 |
4.1.1 数据来源 |
4.1.2 指标选取 |
4.1.3 实证模型设定 |
4.1.4 实证结果分析 |
4.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下的投资效率实证分析 |
4.2.1 数据来源 |
4.2.2 指标选取 |
4.2.3 实证模型设定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的实证研究 |
5.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关联交易风险、风险传染的典型案例分析 |
5.1.1 包商银行基本概况 |
5.1.2 包商银行风险事件梳理 |
5.1.3 包商银行暴露的风险问题 |
5.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承担的实证分析 |
5.2.1 模型设定 |
5.2.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5.2.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提高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加强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 |
6.1 有序推进产融结合、缓解融资约束 |
6.1.1 稳定货币政策预期、缓解企业在银根收紧时期的融资约束 |
6.1.2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缓解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融资约束 |
6.2 借力产融结合、提高投资效率 |
6.2.1 发挥产融结合在提高国有大型企业投资效率中的积极作用 |
6.2.2 合理支付股利、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
6.3 严格投资条件、有序规范公司参股银行的市场秩序 |
6.3.1 严格规范公司参股商业银行的市场准入 |
6.3.2 强化公司控股商业银行的资质要求 |
6.4 规范公司出资来源与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并重、促进公司与银行良性互动 |
6.4.1 规范公司参股银行出资来源、强化公司资本监管 |
6.4.2 在实体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设立防火墙、防范风险交叉传染 |
6.4.3 完善国内商业银行的信息管理系统、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 |
6.4.4 提高监事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防止内部监管失效 |
6.5 强化外部监管、有效降低风险发生频率和风险危害 |
6.5.1 完善产融结合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法治保障 |
6.5.2 多措并举完善穿透式监管、有效杜绝非公允关联交易和防范风险 |
6.5.3 避免运动式金融监管、提高外部监管有效性 |
总结与展望 |
一、总结 |
二、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和其它科研情况 |
四、优化山西投资环境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忻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忻州市“十四五”“336”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规划的通知[J]. 忻州市人民政府. 忻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1(09)
- [2]山西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优化营商环境研究[J]. 郝莉娜. 经济师, 2021(09)
- [3]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D]. 王钰. 吉林大学, 2021(01)
- [4]基于财务战略矩阵的山西汾酒财务战略优化研究[D]. 王宇.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21
- [5]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平测度及短板分析[D]. 陈璐.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6]山西国资国企改革动因与成效研究 ——以LA集团为例[D]. 李梦. 西安科技大学, 2021
- [7]中国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夏丹丹. 西安石油大学, 2021(12)
- [8]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D]. 邢斯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1)
- [9]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D]. 倪静洁.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10]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研究[D]. 胡彦鑫.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