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一百一十周年（论文文献综述）
陈兰馨[1]（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马淑琴[2]（2021）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在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外引起激烈的争论,造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解的混乱,这无疑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考察了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各种争论及其自我辩护,剖析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实质,并结合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和列宁的革命辩证法,探讨了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与超越,从而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生命力。首先,本文考察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挖掘了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全面阐释了围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各种争论及其自我辩护。伯恩施坦面临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特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折中主义和空想主义,混淆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关系,用新康德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贬低为庸俗唯物主义。伯恩施坦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主张“运动就是一切”,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崩溃论”,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人们围绕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这些主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伯恩施坦也对此进行了自我辩护。我们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立场,才能真正认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实质。其次,本文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依托实证主义、机会主义、新康德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其理论实质是:用实证性取代辩证性,用局部性割裂整体性,用改良性抹杀革命性。伯恩施坦批判马克思陷入黑格尔辩证法陷阱,他认为马克思对现实运动的辩证考察是对事物进行真正科学观察的障碍。伯恩施坦主张,对事实应采取直观的态度,他将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对社会生活、政治制度、法权关系和社会观念的判断当中,用实证性取代辩证性。伯恩施坦从新康德主义出发,在纯粹理论和应用理论之间进行划界——纯粹理论是从全部经验中推演出来的认识原理且具有不变性,应用理论所针对的是各个现象或各个实践事例且具有可变性——导致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伯恩施坦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整体性割裂为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局部性,导致唯物主义历史观庸俗化。伯恩施坦反对阶级斗争,将社会主义的实现寄托于资本主义改良政策,强调对立面斗争外的相似力量的合作在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策略。他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策略已经过时,主张通过议会民主实现社会改良,最终导致用改良性抹杀革命性。最后,本文在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实质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和列宁的革命辩证法,进一步探讨了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与超越,从而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卢卡奇揭露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证性,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总体性辩证法,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统一关系基础上的总体性辩证法。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既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又是历史过程中的客体,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才能实现这种总体性的辩证法,扬弃物化的社会关系,实现共产主义。列宁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改良性,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证明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批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同时,导致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郝相赟[3]（2020）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对它的科学理解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评价,而且关涉到如何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长期以来,共产主义“渺茫论”“过时论”“妖魔化”等错误论调不绝于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弱化、边缘化,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的呼唤和理论的自觉都迫切需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如何从理论认识与理想信念的层面破解和回应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下所面临的一系列责难和挑战。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本文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为逻辑主线,以概念辨析、历史生成、理解维度、时代境遇和认同建构为研究思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注重史论结合,呈现整体性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乌托邦”等相关概念的考察辨析,界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基本论域。二是在思想史的视域中梳理共产主义学说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并在同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比较分析中,揭示了马克思扬弃和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文本为基础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分析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概括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三是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和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和解读。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社会现实出发,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来探寻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入手,通过对资本逻辑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来实现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的视角透视并展现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从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压迫,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力图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从科学实践观出发,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基于这一矛盾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深入分析,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从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并依据这一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自身基础上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自觉运用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体性概括,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诉求,并具体阐释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实现方式。四是通过分析当前共产主义面临的时代困境及其原因,全面审视并客观审慎评价了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解读和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阐明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五是在阐释理想与信念、理想信念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的基础上,着力从情感、理论、政治、话语和价值五个层面出发,系统建构了新时代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认同的实践路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对它的研究必将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继续深入挖掘原着,充分利用好文本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巩固基础研究;要努力就共产主义问题与西方左翼学者进行思想交流,在论辩中回应各种时代挑战,进一步增强比较研究;要坚持走进社会现实,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场域,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中升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实践研究。
刘素娟[4]（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田天亮[5]（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提出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朱志强[6]（2020）在《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30-1939）》文中研究表明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是一位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从五四运动开始,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李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研究20世纪30年代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能充实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也能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提供借鉴,进而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哲学论战,国民党反动派又大肆推行“唯心哲学”荼毒群众思想,力图从思想上控制人民。为了廓清民众认识,李达汲取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通俗化的思想资源,在中共地下党的引导下,专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这一时期,身为党外进步人士的李达,尽管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他结合自己及当时的实际状况,通过理论教育、创建书店、参加“社联”、参与论战等多种途径,有效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容,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这一科学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因此,抗战时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与全面性上,“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在传播科学理论时,始终坚持与中国的发展实际相连,充分发挥着理论家所具有的革命批判精神,坚决批驳各种错误思潮,是“理论界的鲁迅”。同时他还贴合群众理论学习的实际,通俗化解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被誉为“红色教授”的李达,在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研究与宣传中,不仅为毛泽东的哲学创造活动提供了一定条件,而且在教学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但因时代条件与个人原因,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深受苏联哲学影响,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呈澎湃之势,并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科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不仅与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政治家相关,也和致力于学术研究与宣传的理论家密切相连,李达就是这其中当之无愧的“战士和学者”。回望历史是为了关照现实。新时代条件下,我们应在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吸取教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民,满足民众对科学理论的诉求。
董波[7]（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曹晋彰[8]（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黄自立[9]（2019）在《《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因“其功不在禹下”的典故,展开《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哲学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治思”价值的分析。为此,文中考据了建国前的9个《反杜林论》译本,并将这9个译本梳理为四类具有标志性的译本（群）,即首译文《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1930年代译本、吴亮平全译本、建国前夕译本,其中吴亮平全译本同时隶属于1930年代译本。这四类译本（群）在翻译主体、传播特点、时代价值上各有不同,在不同层面上为中国革命的哲学而治思。本文通过对这些译本翻译出版信息的具体考察、对《反杜林论》哲学内涵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规律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回顾,拟定了四个层面的哲学“治思”之义,并分为四章论述。前言首先对文章论题的选定进行了论证,说明可以从治思的层面谈《反杜林论》哲学及其汉译传播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同时,简要介绍了本文的内在关联、内在层次。一方面,本文意在说明《反杜林论》汉译本在传播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上的相互呼应。《反杜林论》的汉译出版提供了《反杜林论》传播的物质载体。《反杜林论》的翻译出版顺应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潮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指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既为现实革命提供理论武器,也为观念革命提供思想更新。第一章从《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翻译出版说明《反杜林论》哲学在早期治思的层面: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是对《反杜林论》的节选,该部分主要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相关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文章的核心论点,唯物史观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汉译底本来自河上肇的日译文,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世界的传播潮流;《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译者为中国国民党人徐苏中,体现了资产阶级对社会改造理论的早期探索。《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典来源,其汉译出版丰富了唯物史观的材料,参与了时代理论的发展。第二章分析了《反杜林论》在1930年代的集体问世,凸显了作为方法论的文本价值,展现了《反杜林论》在1930年代之后的治思层面: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在1930年代成为传播潮流,中国知识界展开唯物辩证法论战,这使得《反杜林论》的唯物论哲学和唯物辩证法被深入探讨和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展开对社会性质和历史等问题的讨论,中国革命需要进一步解决共产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的问题,《反杜林论》等理论原典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提供方法依据;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所面临的急迫形势更是需要对革命的方法论进行探索,《反杜林论》1930年译本为中国共产党人贡献了方法论资源。第三章围绕建国前得到广泛流传的唯一一个全译本即吴亮平译本展开论述,因《反杜林论》鲜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时阐述了完备的哲学理论,故认为该译本在哲学治思上:疏通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该章对比分析了吴亮平译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主要内容,表明《反杜林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理论源泉,《反杜林论》全译本的汉译出版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丰富。《反杜林论》全译本的理论完备性决定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疏导价值,《反杜林论》的哲学内涵为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予了充分的借鉴。第四章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总体意义来看,《反杜林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的汉译传播发挥了哲学治思的价值,是:中国化的革命武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评价《反杜林论》文本,注重对《反杜林论》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在革命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反杜林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反杜林论》世界性传播的一部分,《反杜林论》哲学在中国革命中不断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渐确立起学习《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具体思路,通过对《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情况的具体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本文的写作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注重实事与实证。这意味着在世界观上首先放弃自我心智,尽可能融入事实主体,以事实为心灵、智慧、知识的出发点,由真我而论真知,以自我之衰微观历史之宏大。二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也近似于胡适所说的“学问如造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这两点是行文的初念,间以传统为学路径和西方学术方法杂而用之。同时还出于对论文格式要求和读者视角的考虑,从材料中挖掘出了相应的时间性关联,在行文中进行了一点诗意的筑造。但由于能力和时间有限,没有尽善尽美。
陈锐[10]（2019）在《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20世纪初期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大利的忠实信仰者、传播者和践行者,葛兰西在参与和领导意大利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意大利的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论宝库。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党学说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探索性和创造性发展成果,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有机的构成部分,不仅从理论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体系,而且在实践上也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重要的参考。本文在深入研读葛兰西经典着述、认真分析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整体性视域出发,以葛兰西对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的深度思考为主线,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条件、发展脉络、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历史贡献及历史局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以期努力探索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关于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理论体系和框架。本文由导论、正文及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是文章整体架构的概括性呈现,该部分涉及研究缘起、国内外研究状况、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点等问题。正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历史条件进行了分析。该部分在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的基础上,考察了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形成的主客观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壮大及工人运动的兴起为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党思想的继承、对意大利本土思想家政治思想及其他有关理论家思想的批判性借鉴和吸收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葛兰西个人的品性修养是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形成的内在主体因素。第二部分对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历史分期进行了考察。研究人物的思想,首先就要结合人物的生平经历弄清楚该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基于此,该部分首先分析了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进行历史分期的必要性、标准、原则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将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形成发展的演进脉络划分为了孕育、萌芽、形成、发展和成熟五个历史时期。第三部分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基本内容。该部分立足于整体性视角,主要从党的基本性质是“现代君主”、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实践哲学”、党的基本任务应当是争夺“领导权”、党的组织原则是“‘有机的’民主集中制”、党的革命战略应当采取“阵地战”、党的斗争策略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党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及国内外其他党派的关系应当遵从独立自主的原则等七个方面,概括和归纳了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主要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说是研究中的重中之重,目的就是为了在全面、系统、深入地挖掘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力图探析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本质内核,从而呈现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丰富内涵。第四部分从总体上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进行了客观评析。该部分认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属性、坚持“绝对的历史主义”原则、研究重心转向上层建筑和呈现出“总体性”的逻辑主线等;在历史贡献方面,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不仅创新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还为意共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借鉴;同时,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命题的理解稍显偏颇、对经济基础作用稍显重视不足、对相关问题的探索构想多于实践等不足之处。最后是结语部分,从整体上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并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二、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一百一十周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一百一十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溯源: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历史的维度:以实然证必然? |
| (二)文化的维度:古今中西的文化选择? |
| (三)思想的维度:谁改造了谁? |
|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
| (一)本土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 (二)研究范围界定 |
| (三)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 |
| 四、研究思路及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重构自我:与西方世界的遭遇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知识体系的冲击 |
| 一、知识分类和体系的整合 |
| 二、知识生产的体制重塑 |
| 三、知识权威及价值符号的更替 |
| 第二节 走出“天下主义”:进化的世界与中国的天命 |
| 一、“天下主义”的式微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
| 二、进化论下中国的天命 |
| 三、进化宇宙观的思想冲击 |
| 第三节 本土化的几种类型 |
| 一、延续型本土化 |
| 二、吸纳型本土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语词的溯源:马克思主义语汇的传入及影响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下的语词译介 |
| 一、在华传教士的语词译介 |
| 二、日译中的新语厘定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早期传播 |
| 一、“日马”入中: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到中国 |
| 二、取道东洋:探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语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语汇到话语: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 第一节 思想序曲:马克思主义话语进入中国语境的背景 |
| 一、思想的转型:从启蒙重回革命 |
| 二、认识的转变:从“日马”到“俄马” |
| 第二节 话语议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渐次接纳 |
| 一、 “主义”话语的来临:问题与主义 |
| 二、从空间到时间:东方与西方 |
| 三、唯物论话语的胜利:科学与人生观 |
|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适用 |
| 第三节 话语的替代与综合: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话语交错 |
| 二、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明辨 |
| 三、平民主义(Democracy)的话语演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主体转换:实践维度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 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主义的启示 |
| 二、共产国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土化 |
| 第二节 本土化自觉的唤醒: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早期实践 |
| 一、马列主义本土化组织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二、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早期本土化的政治实践 |
| 第三节 “不做一定公式的奴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 一、本土化自觉的几次转折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实践 |
| 第一节 认知维度的接纳与融汇 |
| 一、“天动人斗”:接纳的思维基础 |
| 二、“一本万殊”:融汇的思想特征 |
| 第二节 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创造 |
| 一、本土化的话语重塑 |
| 二、革命道路的中国化探索 |
| (一)革命主体的中国化 |
| (二)革命形式的中国化 |
| (三)群众政策的中国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再思考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过程解构与视阈融合 |
| (一)两个维度的叙事框架:以语词、话语和实践为对象 |
| (二)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宏事件”影响 |
| 三、“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答案 |
| (一)走出“古今中西”之惑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
| (三)进行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写作思路 |
| 第1 章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问题缘起 |
| 1.1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
| 1.1.1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
| 1.1.2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 |
| 1.2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 |
| 1.2.1 伯恩施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
| 1.2.2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布朗基主义”的理解 |
| 1.2.3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新康德主义基础 |
| 1.3 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各种争论及其自我辩护 |
| 1.3.1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
| 1.3.2 反对“崩溃论” |
| 1.3.3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
| 第2 章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实质 |
| 2.1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用实证性取代辩证性 |
| 2.1.1 批判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 |
| 2.1.2 直观事实而歪曲现实运动 |
| 2.2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用局部性割裂整体性 |
| 2.2.1 纯粹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划界 |
| 2.2.2 唯物主义历史观庸俗化 |
| 2.3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用改良性抹杀革命性 |
| 2.3.1 提倡改良主义的策略 |
| 2.3.2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时论 |
| 第3 章 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
| 3.1 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 |
| 3.1.1 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辩证统一关系 |
| 3.1.2 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
| 3.2 列宁的革命辩证法 |
| 3.2.1 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坚持——无产阶级斗争 |
| 3.2.2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
| 3.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和问题 |
| (二)国内研究现状和问题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 |
| (一)研究的重点、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嬗变 |
| 第一节 共产主义概念溯源 |
| 一、共产主义概念内涵的多维审视 |
| 二、共产主义相关概念辨析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
| 第二节 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演进 |
| 一、古典共产主义 |
| 二、十六至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
| 三、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 |
| 第三节 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 |
|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 |
|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缺陷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 |
| 第二章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生成 |
| 第一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场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 |
|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萌发 |
|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成熟 |
| 第三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前提——哲学批判 |
|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个人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场域——市民社会 |
| 四、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线索——人的解放 |
| 第三章 超越现代性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
| 第一节 现代性危机的诊断 |
| 一、当代社会现代性危机及其表现 |
| 二、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 |
| 三、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 |
| 第二节 “历史之谜”的沉思 |
| 一、对“历史之谜”经济根源的批判 |
| 二、对“历史之谜”政治桎梏的批判 |
| 三、对“历史之谜”文化迷障的批判 |
| 第三节 “历史之谜”的解答 |
| 一、人与自然的和解 |
| 二、人与社会的和解 |
| 三、人与自身的和解 |
| 第四章 消灭现存状况的共产主义运动 |
| 第一节 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 |
| 一、科学实践观的创立 |
| 二、发展物质生产的实践 |
| 三、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 |
| 第二节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尝试 |
|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与发展 |
| 二、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与影响 |
| 三、巴黎公社的尝试与贡献 |
| 第三节 人的解放的实现——共产主义革命运动 |
| 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现条件 |
| 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现方式 |
| 三、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 |
| 第五章 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蓝图描绘 |
| 第一节 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 |
| 一、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自然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
| 二、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逻辑 |
| 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 第二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
| 一、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
| 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
| 三、阶级消灭,国家消亡 |
| 四、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诉求 |
| 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 |
| 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 三、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方式 |
| 第六章 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当代境遇与扞卫 |
| 第一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面临的当代困境 |
| 一、“共产主义失败论” |
| 二、“共产主义庸俗化” |
| 三、“共产主义乌托邦论” |
| 四、“共产主义渺茫论” |
| 第二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面临困境的原因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深刻性、复杂性 |
|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 |
| 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左翼的共产主义回归 |
| 一、阿兰·巴迪欧:“共产主义的假设” |
| 二、斯拉沃热·齐泽克:“共产主义观念” |
| 三、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共有的共产主义” |
| 第四节 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 |
| 一、实践探索: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新阶段 |
| 二、理论创新:拓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境界 |
| 三、制度完善:谱写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新篇章 |
| 第七章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逻辑 |
| 第一节 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 |
| 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科学内涵 |
| 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基本特征 |
| 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现实的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路径 |
| 一、深化情感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感染力 |
| 二、深化理论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说服力 |
| 三、深化政治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引领力 |
| 四、深化话语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亲和力 |
| 五、深化价值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凝聚力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外文译着 |
| 三、中文着作 |
| 四、外文文献 |
| 五、期刊论文 |
| 六、学位论文 |
| 七、报纸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三、基本概念及其相关命题释义 |
| (一)矛盾 |
| (二)主要矛盾 |
| (三)社会主要矛盾 |
| (四)社会主要矛盾同其他层次的社会矛盾的关系 |
| (五)其他相关概念和命题的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 |
| 一、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 |
| (三)其他重要思想资源 |
| 二、认识产生的历史根据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实践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实践 |
| 三、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 |
| (一)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
| (二)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变化 |
| (三)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与认识能力的变化 |
| 四、认识产生的国际借鉴 |
| (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 |
|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演进 |
| 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定 |
| (一)重新认定的基本前提 |
| (二)重新认定的思想脉络 |
| (三)重新认定的主要表现 |
| 二、认识的逐步深化 |
| (一)实现认识深化的必要性 |
| (二)认识深化的思想脉络 |
| (三)认识深化的主要表现 |
| 三、认识的重大突破 |
| (一)认识突破的客观依据 |
| (二)认识突破的思想脉络 |
| (三)认识突破的主要表现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理论内涵 |
| 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的深刻揭示 |
| (一)由“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
| (二)由“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 |
|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 |
| (四)辩证把握“一个转化”和“两个没有变”的关系 |
| 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的总体把握 |
|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特点及其表现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导地位及其作用 |
|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主要规律及其表现 |
| 三、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路径的探索与完善 |
| (一)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
| (二)坚定不移地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 |
| (三)适时调整和更新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 |
| (四)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方针 |
| (五)不断充实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力量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 |
| 一、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 |
| (一)价值评价的基本向度 |
| (二)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 |
| (三)努力完善和发展认识的方向 |
| 二、认识的基本特征 |
| (一)前进性与上升性的统一 |
| (二)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的统一 |
| (三)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
| (四)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
| (五)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
| (六)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 (七)世界性与本土性的统一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经验启示 |
| 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 (一)深入地学习、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 (二)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 二、继续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其变化 |
| (一)始终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
| (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及阶段性特征 |
| (三)将认识“基本国情”同世情、党情相结合 |
| 三、坚持在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
| (一)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自身变化的特点 |
| (二)把握其他层次社会矛盾变化的特点 |
| 四、始终致力于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解决 |
| (一)在科学界定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确定解决思路 |
| (二)在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调整解决思路 |
| 五、坚持将党作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 |
| (一)继续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
| (二)坚持将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相结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30-193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
| 1.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研究不足 |
| 一、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条件 |
| (一)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资源 |
| 1.“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 |
| 2.理论教育“同样也是一种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 |
| (二)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条件 |
| 1.30 年代哲学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诉求 |
| 2.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唯心哲学”危害大众思想 |
| (三)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条件 |
| 1.由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 |
| 2.急流勇退专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 |
| 3.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决不失节” |
| 二、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 |
|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 |
| 1.阐释辩证唯物主义 |
| 2.传播历史唯物主义 |
| (二)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 1.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
| 2.诠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 |
| (三)传播科学社会主义 |
| 1.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 |
| 2.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
| 三、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 |
| (一)从事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1.宣讲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编写教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二)创建书店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1.昆仑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 |
| 2.笔耕堂书店:冲击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挂名书店 |
| (三)参与论战和参加“社联”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1.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 |
| 2.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传播唯物辩证法 |
| 四、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色 |
| (一)理论研究的特色 |
| 1.善于联系实际 |
| 2.在论战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
| (二)理论宣传的特色 |
| 1.侧重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
| 2.综合多种方式协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五、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评价与启示 |
| (一)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评价 |
| 1.为毛泽东的哲学创造活动提供条件 |
| 2.较早全面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 |
| 4.受苏联影响错误理解形式逻辑与哲学的党性原则 |
| (二)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
| 1.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善于运用多种方式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做斗争 |
| 3.立足于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结语: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士和学者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选题原因及选题意义 |
| 1.1.1 相关概念 |
| 1.1.2 选题原因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创新点 |
| 第2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过程与主题 |
| 2.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 |
| 2.1.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内背景 |
| 2.1.2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外背景 |
| 2.2 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及人物介绍 |
| 2.2.1 关于论战的性质、起止和分期 |
| 2.2.2 论战主要人物介绍 |
| 2.3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 |
| 2.3.1 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 |
| 2.3.2 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 |
| 2.3.3 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 |
| 2.4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相关主题 |
| 2.4.1 论战的焦点内容 |
| 2.4.2 论战的主题演进 |
| 第3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
| 3.1 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 |
| 3.1.1 反对迷信,宣传进化论 |
| 3.1.2 反对庸俗的唯物论 |
| 3.1.3 反对观念论,坚持唯物论 |
| 3.1.4 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主张哲学独立 |
| 3.1.5 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坚持辩证唯物论 |
| 3.1.6 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坚持真正唯物论的“颠倒” |
| 3.2 在论战中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 |
| 3.2.1 关于真理问题的辩论 |
| 3.2.2 与直观主义论战 |
| 3.2.3 反对实用主义,重视中国化的实践 |
| 3.2.4 关于意志自由问题 |
| 3.2.5 反对经验主义,把科学理论和“做”打成一片 |
| 3.2.6 用通俗化的劳动观阐明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 3.2.7 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主张从具体事实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辨清和运用唯物辩证法 |
| 4.1 在论战中强调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 |
| 4.1.1 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
| 4.1.2 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强调发展的观点 |
| 4.1.3 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澄清运动/静止的辩证关系 |
| 4.2 在论战中辨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 |
| 4.2.1 通过论战澄清外因/内因的辩证关系 |
| 4.2.2 批判折衷主义,强调决定性因子 |
| 4.2.3 通过论战澄清形式/内容的辩证关系 |
| 4.2.4 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强调抓住“主要事实”和问题的本质 |
| 4.3 在论战中弄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
| 4.3.1 通过论战弄清对立统一律 |
| 4.3.2 通过论战弄清否定之否定律 |
| 4.3.3 通过论战弄清质量互变律 |
| 4.4 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论战的几点启示 |
| 4.4.1 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
| 4.4.2 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
| 4.4.3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 |
| 4.4.4 如何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使唯物史观革命化 |
| 5.1 通过理论斗争传播革命思想、坚定抗战意志 |
| 5.1.1 驳斥分割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
| 5.1.2 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空讲文化大众化理论 |
| 5.1.3 批判抓不住关键的唯武器论和例证主义 |
| 5.1.4 批判“国情论”,扞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5.1.5 批判“一盘散沙论”和“人心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 5.1.6 批判汉奸投降理论和调和论,坚持抗争到底 |
| 5.1.7 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 |
| 5.2 批判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 |
| 5.2.1 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 |
| 5.2.2 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坚持民众利益的立场 |
| 5.2.3 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主张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实际利益 |
| 5.2.4 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推进哲学大众化 |
| 5.3 批判唯心史观,理清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 |
| 5.3.1 批判中国特殊论,指出中国社会是一般发展法则的特殊表现 |
| 5.3.2 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 |
| 5.3.3 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 |
| 5.3.4 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揭示历史不断发展的规律 |
| 5.3.5 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
| 5.3.6 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成果及影响 |
| 6.1 艾思奇的论战成果:以《大众哲学》为代表 |
| 6.1.1 从精英哲学到《大众哲学》:艾思奇的转变 |
| 6.1.2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
| 6.1.3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6.1.4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
| 6.2 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 |
| 6.2.1 艾思奇的哲学论战受到毛泽东的支持 |
| 6.2.2 毛泽东关注并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 |
| 6.2.3 艾思奇哲学思想给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启迪 |
| 6.3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建设的贡献: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 |
| 6.3.1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背景 |
| 6.3.2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
| 6.3.3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使用方法 |
| 6.3.4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贡献 |
| 余论:论战时期艾思奇的理论贡献、理论特色及局限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方法源头: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
| 第一节 否定性的“文化生产” |
| 第二节 神话化的“文化生产” |
| 第三节 经济学的“文化生产” |
|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观念前提: 艺术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作为概念的艺术 |
| 第二节 文艺复兴与艺术家的独立 |
| 第三节 启蒙运动与美学的诞生 |
| 第四节 浪漫—唯美—先锋: 艺术的神话 |
| 小结 |
| 第三章 观念前提: 文化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 |
| 第二节 时空框架中的文化 |
| 第三节 现代神话与神话观念 |
| 第四节 文化的神话透视 |
| 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语境: 文化理论与文化转向 |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起 |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脉络 |
| 第三节 后现代与文化转向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条路径 |
| 第一节 社会学路径 |
| 第二节 历史学路径 |
| 第三节 传播学路径 |
| 第四节 经济学路径 |
| 小结 |
| 第六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 |
| 第一节 技术视角: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 |
| 第二节 大众视角: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
| 第三节 组织视角: 莫兰的生产—创造辩证法 |
| 第四节 权力视角: 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 |
|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已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传播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呼应 |
| 二、从现实革命到观念革命的哲学治思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的东方探源：《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首译传播 |
| 第一节 从传播渠道看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的传播 |
| 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日译与汉译 |
| 二、河上肇译本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 |
| 三、汉语译本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第二节 从译者主体看中国各阶级基于社会改造的理论探索 |
| 一、徐苏中选择《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个人经历 |
| 二、中国国民党刊载《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现实背景 |
| 三、科学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的探索与论争中传播 |
| 第三节 从文本内容看《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唯物史观传播 |
| 一、作为唯物史观对近代历史观的革命性推进 |
| 二、作为原典哲学对早期阶级史观传播的完善 |
| 三、对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说明 |
| 第四节 《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源引 |
| 一、引入于无产阶级革命晨曦初照时 |
| 二、在救亡思潮中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 |
| 三、体现出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思想光辉 |
| 第二章 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阐释:《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的翻译传播 |
| 第一节 《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的翻译出版 |
| 一、1927 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环境 |
| 二、《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的翻译出版 |
| 第二节 《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的比较分析 |
| 一、类比分析:《反杜林论》1930 年代翻译出版的时代性 |
| 二、对比分析:《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的内容分析 |
| 第三节 《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传播 |
| 一、《反杜林论》唯物论思想的运用 |
| 二、《反杜林论》唯物辩证法的论争 |
| 第四节 《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哲学阐释 |
| 一、1930 年后进一步解释中国革命性质的现实需求 |
| 二、1930 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对《反杜林论》哲学的运用 |
| 三、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社会调查的方法指导 |
| 第五节 《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贡献 |
| 一、在革命危局中彰显暴力革命论的理论价值 |
| 二、为中国共产党肃清错误思想建立方法论前提 |
| 三、为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道路提供唯物辩证法依据 |
| 第三章 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总体蓝本:《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的翻译出版 |
| 第一节 《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的翻译出版 |
| 一、社联与《反杜林论》全译本的问世与传播 |
| 二、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主体准备 |
| 三、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历程 |
| 第二节 《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充实 |
| 一、吴亮平译本问世前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与认识状况 |
| 二、《反杜林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课书的对比分析 |
| 三、《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 |
| 第三节 《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对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疏通价值 |
| 一、表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
| 二、坚持以科学原则认识自然的唯物哲学 |
| 三、表明以事实为前提的价值哲学 |
| 四、阐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行动哲学 |
| 第四章 中国化的革命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对《反杜林论》哲学的理论创新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重视对《反杜林论》哲学的学习 |
| 一、《反杜林论》及相关文本的翻译出版 |
| 二、中央苏区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传播 |
| 三、各地方组织的《反杜林论》学习与传播 |
| 第二节 毛泽东赞誉、研读与融造《反杜林论》哲学 |
| 一、考析毛泽东赞誉吴亮平“其功不在禹下” |
| 二、毛泽东对《反杜林论》的研读与推介 |
| 三、毛泽东对《反杜林论》哲学的融合创造 |
| 第三节 其他中国共产党人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哲学借鉴 |
| 一、艾思奇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哲学借鉴 |
| 二、徐特立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哲学借鉴 |
| 第四节 《反杜林论》哲学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 |
| 一、从世界革命到中国革命的火种传递 |
| 二、《反杜林论》哲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开创提供源流 |
| 三、《反杜林论》哲学为建党、建军、统一战线提供理论依据 |
| 四、《反杜林论》哲学为解决革命进程中的难题提供思维参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国内研究动态 |
| 1.2.2 国外研究动态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点、难点 |
| 1.4.2 研究的尝试性创新点 |
| 第2章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
| 2.1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国际背景 |
| 2.1.2 国内背景 |
| 2.2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 |
| 2.2.2 意大利本土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
| 2.2.3 其他理论家的政治思想 |
| 2.3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形成的个人因素 |
| 2.3.1 顽强刚毅的个性使葛兰西勇于坚守革命信念 |
| 2.3.2 求真务实的作风使葛兰西善于掌控革命时局 |
| 2.3.3 心系人民的情怀使葛兰西牢记自身所负使命 |
| 2.3.4 追求平等的意识使葛兰西注重党内民主建设 |
| 2.3.5 独立探索的精神使葛兰西重视党的创新发展 |
| 第3章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历史分期考察 |
| 3.1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历史分期的必要性 |
| 3.1.1 局部性研究的需要 |
| 3.1.2 整体性研究的需要 |
| 3.1.3 比较性研究的需要 |
| 3.2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历史分期的标准、原则与方法 |
| 3.2.1 历史分期的标准 |
| 3.2.2 历史分期的原则 |
| 3.2.3 历史分期的方法 |
| 3.3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历史分期 |
| 3.3.1 孕育时期(1906—1913) |
| 3.3.2 萌芽时期(1914—1916) |
| 3.3.3 形成时期(1917—1921) |
| 3.3.4 发展时期(1922—1926) |
| 3.3.5 成熟时期(1927—1937) |
| 第4章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主要内容 |
| 4.1 党的基本性质:“现代君主” |
| 4.1.1 从“君主”到“现代君主” |
| 4.1.2 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
| 4.1.3 党存在的“三个基本要素” |
| 4.1.4 党具有鲜明的历史性 |
| 4.2 党的意识形态:“实践哲学” |
| 4.2.1 “实践哲学”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 |
| 4.2.2 对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批判 |
| 4.2.3 提高全党政治理论水平 |
| 4.3 党的基本任务:争夺领导权 |
| 4.3.1 “领导权”概念的总体性意蕴 |
| 4.3.2 文化领导权是党争夺领导权的前提 |
| 4.3.3 政治领导权是党争夺领导权的目标 |
| 4.3.4 经济领导权是党争夺领导权的基础 |
| 4.3.5 培养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 |
| 4.4 党的组织原则:“‘有机的’民主集中制” |
| 4.4.1 对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批判 |
| 4.4.2 民主集中制的“有机性” |
| 4.4.3 “有弹性的”民主集中制 |
| 4.5 党的革命战略:“阵地战” |
| 4.5.1 “阵地战”与“运动战”的区别与联系 |
| 4.5.2 市民社会是“阵地战”思想建构的基础 |
| 4.5.3 “阵地战”的首要任务是夺取文化领导权 |
| 4.6 党的斗争策略: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
| 4.6.1 对“左”倾宗派主义的批判 |
| 4.6.2 “自愿”的同意是建构统一战线的政治心理基础 |
| 4.6.3 统一战线是党的全部活动的综合准则 |
| 4.7 党际关系原则:独立自主 |
| 4.7.1 对党际关系处理中几种错误倾向的批判 |
| 4.7.2 自主而团结地发展与社会党的关系 |
| 4.7.3 正确处理国际主义与民族特殊性的关系 |
| 第5章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评析 |
| 5.1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主要特点 |
| 5.1.1 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与政治立场 |
| 5.1.2 坚持“绝对的历史主义”原则 |
| 5.1.3 研究重心由经济基础移向上层建筑 |
| 5.1.4 呈现出“总体性”的逻辑主线 |
| 5.2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历史贡献 |
| 5.2.1 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学说 |
| 5.2.2 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
| 5.2.3 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借鉴 |
| 5.2.4 为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及左翼运动提供了参考 |
| 5.3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历史局限 |
| 5.3.1 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命题的理解较为偏颇 |
| 5.3.2 过于强调上层建筑作用导致对经济基础作用重视不足 |
| 5.3.3 对无产阶级政党相关问题的探索构想多于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B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课题) |
| 附录 C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学术会议) |
| 附录 D 葛兰西政党思想源流简图 |
| 附录 E 葛兰西的革命足迹 |
| 致谢 |
四、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一百一十周年（论文参考文献）
-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考察[D]. 马淑琴. 吉林大学, 2021(01)
- [3]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D]. 郝相赟. 兰州大学, 2020(01)
-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30-1939）[D]. 朱志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7]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8]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D]. 曹晋彰. 山东大学, 2019(02)
- [9]《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D]. 黄自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10]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D]. 陈锐. 湖南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