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西南地区民族关系与民族经济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施芳[1]（2012）在《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文中提出中国民族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学术地位,从史学史的高度,进行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是学科发展的基本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民族史发展全景式的回顾和描述,梳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脉络和各项成果,可以明其得失,探索中国民族史学科未来发展方向,推动中国民族史的健康发展,同时以史鉴今,对政府部门的民族问题决策提供极有价值的理论来源和思想支持。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阐述了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的研究现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意义、方法和基本构想。正文包括四章。鉴于理论是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指导,因此首先按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范畴、理论、内容三个方面总结了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辨过程及学术思想和流派的形成,展现了中国民族史理论从学习西方、复制苏联到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民族发展历史和现实的民族史理论的探索历程。本文的重点是按照时间顺序将中国民族史的发展分为古代、民国、建国后三个时期,借助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多元时间”法,通过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不同视角,分别回顾了不同时代的民族史观、发展的内外动因、代表人物和主要成就,通过系统、全面、清晰地叙述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起源、创建过程,揭示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分析了每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经验和缺陷。从中国民族史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严格意义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四夷传》,此后历代史书都恪守为少数民族立传的传统,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留下了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丰富而宝贵的史料。民国时期的民族史研究是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以构建民族国家、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由梁启超开其端,涌现出了王桐龄、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吕振羽、李济等一批学者及其中国民族史代表作,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成为一门现代意义的学科。建国后为了建设一个各民族真正平等的新中国,学者们从民族调查、民族识别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伴随着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中国民族史研究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民族史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突飞猛进,在民族源流史、民族关系史、区域民族史和民族史理论研究等方面硕果累累。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促使中国民族史研究逐步完善,走向系统化、学科化、特色化。总体而言,中国民族史研究从古至今长盛不衰的原因是我国的地理、自然环境特点和多民族的社会结构等长时段因素决定了我国存在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由分裂走向统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基于这一现实,任何政权都必须重视民族史研究,中国民族史研究也始终为建立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服务。而政治变动、战争、历史人物、著名学者等短时段事件使各个阶段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呈现不同特点。展望未来,不变的长时段因素决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仍将是一门充满生命力的学科,它的研究重点将围绕复杂的国际民族问题和国内动荡的边疆局势,不断提升理论高度、拓宽研究领域,推陈出新,突出社会主义民族史研究特色,为今天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提供历史的借鉴,促进边疆长治久安、民族平等团结。
顾超[2]（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郭震旦[3]（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李振宏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著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孙俊[4]（2016）在《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地理空间视角,结合史料和考古材料,以质性研究为主轴而辅以量化证据研究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并考论二者在空间上的相互匹配与表里关系。族群演进空间格局首先考虑西南土著群体的演进,其时段在战国秦汉时期。在对蜀国族群、蜀西族群、巴国族群等族群及局部“徼外夷”二十余个见于史料的族群来源、分布、迁徙、融合方向及部分群体的演进状态作了具体的考论基础上,分析了战国秦汉间西南土著族群演进格局主要包括:（1）西南族群总体上处不断复杂化态势,主要表现于中原族群、东南群体、域外群体的迁入,也有不少群体融入到其他群体中;（2）西南族群的分布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同一族群的迁徙及同一区域族群结构的变化两方面,绝大部分族群曾发生较大规模的迁徙或融合,蜀西、峡江、滇西是族群结构变动最频繁的区域;（3）族群空间演进（不是演进空间）具有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空间演进相似的板块与走廊相间特征;（4）族群演进就其主要的推动力而言当是秦汉帝国的建构并西南族群间的互动造成的,间有二者“合力”的因素。所得族群格局以战国末、汉末为时间截面示之于附图。族群演进空间格局其次考虑自战国末汉族移民对西南族群格局的影响,具有可识别的汉夷格局则是在秦时形成的。考古材料表明了秦汉西南汉族的来源有汉族移民和土著汉化两种类型,土著汉化又与汉族移民数量及时间长短有关。就汉族格局和“汉夷”格局而言,史料并考古材料表明汉末西南地区的汉族格局可识别为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及对应的“汉夷”格局区。此二格局的形成表明了在秦汉间西南族群因汉族的分布而导致了明显的族群结构演替过程,其演替的程度可以用汉族的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来排序,密集分布区演替最为明显,分散分布区有演替的趋势,但零星分布区则达不到“演替”的程度。就“汉夷”关系来说,演变最明显的应当是蜀地,秦并巴蜀后的蜀侯被杀等事件表明了秦并巴蜀初期对蜀人具有相当的军事监控,尔后则演变为长江沿线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连续分布。与之有差异的是,西南夷地区迟至汉末也没有形成线状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分布,盐井的“合约”不开发,及南中官府、大姓、土著群体三种力量的并存,局部地区汉夷墓的并存并有交错等,均表明了西南夷地区羁縻之制的长期有效存在。族群格局的变动与族群地理观念的变动互为表里,西南族群地理观念受“五方格局论”的影响但也因时而有相当的弹性和变化:夏商时期,西南族群身份或夷或蛮,巴蜀地区在政治上具有区域性质而无疆域的性质,在中九州中其土“下”;商末周初,西南族群身份上或“西土之人”或“西土之君”但非侯,巴蜀并其余地区政治性质和族群环境意象与夏商相似;战国末秦汉时期,汉族始大量进入西南地区,巴蜀脱离夷的身份,以巴蜀为地望出现“西夷”“南夷”合称的“西南夷”身份,政治上西南地区已具有疆域的性质,但呈现了西南夷地区在在一统国家观念中独特的“三方”定位及本身独特的政治、族群身份并族群环境意象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以汉末为时间截面,西南族群地理观格局可作多文学多稻田区、少文学少稻田区、无文学无稻田区、俗妖巫或环境恶劣或有“怪物”区的区分,反映了在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族群环境意象三个层面上均具有“中心-边缘”模式的存在。在族群演进空间与族群地理观念关系层面上,以汉末为时间截面,客观的族群演进格局与主观的族群观念格局具有相当的重合性,二者的形成表现于具体过程中或因族群格局变动而导致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含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和族群环境意象或其中任一格局,下同）的变动,或因族群地理观念格局的变动而导致的族群格局的变动,又或二者有交叉的案例;因此,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不仅都反映了族群演进的态势,而且某些时期族群地理观的转变是族群格局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族群地理观方面为了给予西南族群一个更为宏观而准确的定位而对研究对象作了适当的空间范围扩展。以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与秩序为切入点,发现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反映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中央与地方三类政治地理因素的考量,西南地区直接地体现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的考量,间接地在关东与关西的二元格局中扩大关中区方面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考量,其在“三方”中的独特位置表明了西南地区在汉王朝建构帝国过程中更富弹性。就以上发现的关联而言,地缘因素对战国秦汉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和地理观念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可考的时段内,商末周人东进时巴蜀群体首次进入大一统国家发展的全国性层面上;战国末期,巴蜀战略地位于秦统一六国战略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在秦末的汉楚之争中再次证明;西汉武帝时期,西南夷地区因南服南越西阻匈奴的战略空间而得到战略性的凸现。能够分析得出,地缘因素对西南地区进入大一统国家疆域、汉族的迁入、族群地理观的影响等产生了相当的、连锁的反应和影响。以上所及材料,所得推论性结论,除正文部分应用外尚列有附表、附图,其中的附表资料较为详实,或可为今后讨论和研究的基础资料参考。
无为,叶茂,孔明,华伦,云泉,萧嘉,之恺[5]（2001）在《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
无为,叶茂,魏明孔,蓝鸥,月泉,于立,芳平,尚达[6]（1995）在《199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 1994年度中国经济史论著,无论数量或质量,大抵不下于往年。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从研究领域看,土地制度阶级关系等传统热门课题论著减少,商品经济与农业经济、区域史、民族史与民族交往史等逐渐成为新的热点;从研究时段看,虽然仍以断代史的论著为主,但总论性和跨代研究明显增多。兹把后者简介如下: 社会经济形态 中外比较研究 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发表了三篇文章:田昌五/破除中国历史东方类型说,振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苏凤捷/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学说和魏特夫对
闪烁[7]（2019）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文中认为王仲荦是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1961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基础上,王仲荦于1979年编订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这是我国较早的魏晋南北朝断代史著作之一,是王仲荦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魏晋南北朝史》是一部有理论有体系的断代史著作。在理论上,王仲荦坚持魏晋封建说,将魏晋至唐的社会,看成是中国封建社会建立时期,突出阐明了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在体系上,全书以时间为轴,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的内容分别加以叙述和总结,勾画了完整的叙事结构和认识框架,为后来的断代史著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魏晋南北朝史》不仅叙述了相对充实的史学内容,也向我们阐述了王仲荦的史学观念,书中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史时期的土地所有制、民族关系、经济文化成就等方面的介绍,提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其经济文化成就为隋唐时代打下了坚定基础的历史观念,驳斥了魏晋黑暗说。在写作特点上,《魏晋南北朝史》注重史论结合,突出视野宏观,强调历史研究与现实的结合,并利用图表对史实进行梳理与考证。王仲荦以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相结合,以新观点书写断代史著作,在当时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当然,《魏晋南北朝史》对那一时期社会生活史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
全洪涛[8]（2015）在《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探究》文中提出作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通常简称“南丝路”）,及其相关问题较早即受到学界的关注,但与广为世人知的“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比,对“南丝路”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尤其是对其商贸活动中所蕴含的经济文化思想的研究相对阙如。“南丝路”是最早开放之路、重商开拓之路、多元文化之路、和平开发之路、旅游文化之路。基于此,论文主要由以下六个部分构成：导论部分介绍了“南丝路”经济文化问题产生的历史概观、历史背景、研究价值,论文的理论架构与方法选择,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分梳了“南丝路”的兴衰之变,“南丝路”于先秦时期产生,历经隋唐时期的兴起和发展,元明时期一度兴盛,随着区域政治格局的变化,清代跌宕起伏,在嘉道时期走向繁荣,民国后期走向衰落；第二章剖析了“南丝路”经济文化的价值,其核心价值表现为“南丝路”蕴含的经济文化历史悠久,借助漫长的商道连接沿途各地的贸易交换,同时催生出一批繁盛的商业市镇,促进了欧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其历史价值表现为开拓并发展沟通了南方陆上和海上的贸易通道,使古代中华文化传播到周边及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南丝路”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各时期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是中国和相关地区经济发展史的集中体现；第三章归纳了“南丝路”经济文化的基本形态,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分析商贸文化、交通文化、盐铁文化、贝币文化、青铜文化、翡翠文化等经济文化形态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第四章讨论了“南丝路”经济文化的融生,以多学科的视角,探讨了商道沿线区域主要民族的商业、社会、经济、边地和异域等经济文化交流；第五章探究了“南丝路”经济文化的时代复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时期“南丝路”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析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为辐射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在印度洋战略和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背景下,提出建设“南丝路”经济带的对策,建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复兴“南丝路”经济文化。本文全面、系统运用相关材料,以多学科视角,深入探讨古代“南丝路”的经济文化问题,详细梳理古代“南丝路”的产生及其发展历史,由此讨论其所蕴含和展现的经济文化,进而分析“南丝路”在中国古代地区和跨国区域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凸显其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更加全面而深入地认识与理解这条商贸交流与文化交往通道提供新颖的视角,亦为分析、研究、理解人类跨区域经济与文化交流活动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黄淑美,伍慕仪[9]（2005）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研究指明
陆晗昱[10]（2019）在《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长江流域文化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历史上长江流域的丧葬习俗是研究古代丧葬民俗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墓葬等信息勾勒出某一历史时期丧葬活动的面貌,分析各种丧葬现象蕴含的观念和成因,可以更好地理解民俗的传承和发展。唐代是继隋代之后的又一大一统王朝,各种丧葬活动发展充分;唐代社会继承传统、吸收外来各方面的交流因素,形成了特征鲜明的丧葬民俗。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横贯东西,流域面积广。唐代长江流域的地位至关重要,国家经济重心在唐代时移至长江流域,特别是隋唐长江文化的勃兴,使其在诸多方面独领风骚。探索唐代长江流域的丧葬习俗,能更加清晰地勾画唐代长江上、中、下游广大地区丧葬活动丰富多彩的形式面貌,分析各区域间的丧葬习俗个性和共性特征,梳理丧葬观念的发展演变。本文主要通过墓葬分析,探讨唐代长江上游的岷江地区、峡江地区,中游的荆江地区、湘江地区、赣江地区,下游的皖江地区、扬子江地区和钱塘江地区等地域的丧葬习俗。通过对各区域唐代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类型和空间放置、墓葬装饰等墓葬信息内容的深入挖掘,总结唐代长江流域地域丧葬特征,并结合传世文献记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分析地域丧葬观念。在此基础上,梳理墓葬功能的演变,分析演变过程中长江流域丧葬习俗呈现出的共性特征。探索佛教、道教等宗教因素融入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的情况,以及唐代社会丧葬礼俗互动等专题性问题。在长江流域的生态社会环境一章中,依次阐释唐代长江流域自然环境的演变、政区的沿革、社会环境的发展,以及长江流域少数民族丧葬习俗传统,分析丧葬习俗存在的生态社会环境背景。第二、三、四章是以墓葬信息数据为基础展开的地域丧葬习俗研究。将长江流域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建立唐代长江流域区域墓葬信息数据库,穷尽性地考察各区域唐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品内容和放置情况以及墓葬装饰中的砌式、墓砖纹饰、棺床、龛、窗棂、装饰性结构等墓葬信息,归纳总结各项内容的地域性特征,为避免因墓葬信息有限而产生以偏概全的结论,最大限度地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分析地域丧葬习俗特点。第五章探索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的共性与个性问题。第一部分是在第二至四章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墓葬功能的演变及所呈现的丧葬习俗共性特征。将唐代墓葬的丧葬功能置于墓葬的历史发展过程考察,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历史环境与观念同墓葬形制、随葬品内容和墓葬装饰间的关系,阐述墓葬功能演变所呈现的共性特征。第二部分更为深入地探讨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研究中的个性化问题:佛教、道教因素在丧葬习俗中的反映和唐代丧葬礼俗互动问题。本文致力于以墓葬信息（1）为主要材料分析、考察断代区域性丧葬民俗,弥补了传世文献对唐代民间丧葬活动记载较少的材料缺憾,是对唐代丧葬民俗研究的重要材料支撑。本文不仅分析墓葬形制、随葬品内容,还细致考察随葬品的空间放置特点及其蕴含的丧葬观念。探讨墓葬墓壁、墓底砌式,龛的数量、形状、位置和作用等各项装饰性结构的丧葬功能,阐发墓葬信息的各个细节体现的丧葬文化与观念,联系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民族、宗教等社会历史条件分析丧葬习俗的发展和功能的演变。总体而言,本文是基于丰富的考古资料展开的、视角较为独特的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系统性研究。
二、魏晋南北朝西南地区民族关系与民族经济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魏晋南北朝西南地区民族关系与民族经济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的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
| 五、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民族史学的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民族史学的相关范畴 |
| 一、民族的概念及相关理论的学术研究 |
| 二、中国概念的历史演变 |
| 三、中华民族概念的由来与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民族史学的研究理论 |
| 一、南北民族差异研究的学术历史 |
|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学术历史 |
| 第三节 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
| 一、民族源流研究的学术历史 |
| 二、民族政策研究的学术历史 |
| 三、中国民族的地理分布与迁徙研究的学术历史 |
| 四、民族关系理论研究的学术历史 |
| 五、民族融合理论研究的学术历史 |
| 六、中国民族史的分期和民族分类问题研究的学术历史 |
| 对中国民族史的问题研究的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民族史研究 |
| 第一节 先秦时期文献中的民族历史——零碎的民族史料记载阶段 |
| 一、《诗经》中所反映的民族历史——民族众多、往来密切 |
| 二、《尚书》中所反映的民族历史——四方民族、分类管理 |
| 三、《春秋》中的民族史撰述——分化融合、史料丰富 |
| 四、《国语》中的民族史撰述——国别史体例的民族史记载 |
| 第二节 汉晋时期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创阶段 |
| 一、《史记》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创先河 |
| 二、《汉书》、《后汉书》中的民族史研究——继承体例、丰富内容 |
| 三、《三国志》、《晋书》中的民族史研究——侧重区域民族史、首创“载记”新体例 |
|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全面发展阶段 |
| 一、南朝四史对民族史的研究——政治动荡中的民族史记载 |
| 二、《魏书》、《北齐书》、《周书》对民族史的研究——侧重西、北方民族史记载 |
| 三、《北史》、《南史》对民族史的研究——通史性质的民族史记载 |
| 第四节 隋、唐、宋时期的民族史研究——丰富拓展阶段 |
| 一、隋、唐时期的民族史研究——民族交往频繁,记载重北轻南 |
| 二、五代时期的民族史研究——分裂割据时期的民族关系史 |
| 三、宋、辽、金时期的民族史研究——体例丰富、内容详尽 |
| 第五节 元明清时期的民族史研究——创新发展阶段 |
| 一、《元史》的民族史研究——保留大量原始史料,首创按行政区划记述民族史 |
| 二、《明史》的民族史研究——记载详尽广泛,首创“土司传” |
| 三、《清史稿》的民族史研究——史料广博、记载翔实 |
| 第六节 地方史志、纪事本末体史书中的民族史研究——民族史研究的别样洞天 |
| 一、《华阳国志》中的民族史研究——西南民族史研究的重要代表 |
| 二、《蛮书》中的民族史研究——云南和东南亚民族史研究的珍贵文献 |
| 三、相关方志与纪事本末史书中的民族史研究——角度各异、丰富多彩 |
| 对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回顾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民族史学科的发展 |
| 一、理论体系的创建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 |
| 三、研究方法的完善 |
| 四、民族史研究对当时社会的贡献 |
| 第二节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创近代民族史研究先河 |
| 一、梁启超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梁启超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贡献 |
| 三、梁启超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缺憾 |
| 第三节 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附表众多的中国汉族史研究 |
| 一、关于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 |
| 二、各章具体内容分析 |
| 第四节 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以考据见长的各民族发展简史研究 |
| 一、关于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 |
| 二、各章具体内容分析 |
| 第五节 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体例创新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
| 一、关于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 |
| 二、各章具体内容分析 |
| 第六节 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古今二重分类法的民族源流史研究 |
| 一、关于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 |
| 二、各章具体内容分析 |
| 第七节 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 |
| 一、关于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 |
| 二、各章具体内容分析 |
| 第八节 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多学科方法融汇的民族史研究 |
| 一、关于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 |
| 二、对各章内容的具体分析 |
|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小结 |
|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回顾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民族史研究工作 |
| 一、民族识别 |
| 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简史志的编写 |
| 三、近年来对民族识别的研究 |
| 第二节 通史性质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
| 一、萧君和的《中华民族史》——第一部中华民族史著作 |
| 二、田晓岫的《中华民族发展史》——首部个人独著的中华民族史 |
| 三、尤中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内容最为丰富的中华民族史 |
| 四、徐杰舜的《中国民族史新编》——建国后第一部中国民族史专著 |
| 五、江应梁的《中国民族史》——按王朝顺序编写的中国民族史代表作 |
| 六、王锺翰的《中国民族史》及《中国民族史概要》——集思广益的中国民族史大作 |
| 七、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按地理区划撰述的中国民族史代表作 |
| 八、王文光的《中国民族发展史》——重在理论提升的中国民族史力作 |
| 九、白寿彝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民族史的理论突破和创新 |
| 十、邱树森、匡裕彻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通史性少数民族发展史 |
| 十一、众多学者合著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断代史体例的中国民族史著作 |
| 第三节 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
| 一、翁独健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一部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综合性学术专著 |
| 二、杨建新、马曼丽的《西北民族关系史》——西北古代民族关系史代表作 |
| 三、王文光、龙晓燕、陈斌的《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深度剖析西南古代民族关系的优秀著作 |
| 四、吴永章的《中南民族关系史》——南蛮系统民族关系史代表作 |
| 五、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的《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百越系统民族关系史代表作#269 |
| 六、杨策、彭武麟的《中国近现代民族关系史》——民国阶段民族关系史专著 |
| 七、任一飞、周竞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关系史专著#272 |
| 八、龚荫的《中国民族政策史》——古代民族政策史研究开拓之作 |
| 九、崔明德的《中国古代和亲通史》——民族史专项研究的权威著作 |
| 第四节 区域民族史研究 |
| 一、李德山、栾凡的《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发展史》——东北民族源流发展史之佳作 |
| 二、林斡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之典范 |
| 三、朱学渊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西方研究范式下的民族史著作 |
| 四、杨建新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西北民族发展史的全景图册 |
| 五、尤中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第一部系统研究西南各族通史 |
| 六、张雄的《中国中南民族史》——中南六省古今民族史专著 |
| 七、王文光的《中国南方民族史》——汇集西南、中南、东南民族史的综合性专著 |
| 对建国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选题范围、理论与方法 |
| 第一节 选题范围 |
| 一、区域范围 |
| 二、时间范围 |
| 第二节 关键概念 |
| 一、方位、地域、疆域 |
| （一）方位与认知 |
| （二）地域与民族认同 |
| （三）疆域与国族认同 |
| 二、民族、国族、族群 |
| （一）民族与国族 |
| （二）族群 |
| 三、族群地理观 |
| 第三节 客观格局与观念格局 |
| 一、异托邦与想象地理学 |
| 二、观念格局与想象地理研究 |
| 第四节 材料使用与篇章安排 |
| 一、材料使用与表达 |
| 二、篇章安排 |
| 上编 西南土著群体演进的空间格局 |
| 本编思路 |
| 第一章 氐羌系统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 |
| 第一节 蜀国族群的历史与分布 |
| 一、蜀族史 |
| 二、三星堆文化及其族群关系 |
| （一）三星堆文化的特征 |
| （二）三星堆文化的文化关系 |
| （三）三星堆文化的族属 |
| 三、蜀族的分布 |
| （一）蜀族的活动空间变化 |
| （二）蜀苴部的分布 |
| （三）丹、犁部的分布 |
| 四、蜀国族群结构及秦并巴蜀后的文化变迁 |
| 第二节 蜀西氐羌群体的分布 |
| 一、叟人的分布 |
| 二、白马羌的分布 |
| 三、广汉黑水羌、白水羌、紫羌的分布 |
| 第三节 僰人的分布及其演变 |
| 一、秦汉“僰人”的分布 |
| 二、僰人渊流及演变 |
| 第四节 巂的源流与分布 |
| 一、巂源流 |
| 二、越巂的分布 |
| 三、巂唐的分布 |
| 第五节 巴国族群的分布 |
| 一、巴族渊流 |
| （一）先秦文献中的巴 |
| （二）汉晋文献中的巴 |
| （三）历代注家的巴 |
| （四）考古文化所见巴的情形 |
| 二、巴族廪君蛮的分布 |
| 三、板楯蛮、蔓子的分布 |
| 四、共、奴、獽、夷、蜒的分布 |
| 第二章 “夷”系统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 |
| 第一节 冉駹的渊流与分布 |
| 一、冉駹源流 |
| 二、冉駹的分布 |
| 第二节 青衣的分布 |
| 第三节 旄牛的分布 |
| 第四节 徙的分布 |
| 第五节 邛都的分布 |
| 第六节 莋都的分布 |
| 第七节 昆明及其分布 |
| 一、昆明族的分布 |
| 二、昆明族的社会发展存疑 |
| 第八节 徼外羌、夷的地望 |
| 附注“和夷” |
| 第三章 百越系统并江汉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 |
| 第一节 夜郎族群的分布 |
| 一、夜郎族群结构 |
| 二、夜郎族群的分布 |
| （一）且兰与且兰故地 |
| （二）句町的地域范围与族群 |
| （三）夜郎族群的分布 |
| 第二节 滇族群及其分布 |
| 一、文献所见滇国及其族群分布 |
| 二、考古文化所见滇国及其族群结构 |
| （一）考古文化所见滇国族群结构 |
| （二）考古文化所见滇国族群的地域结构 |
| 三、古滇国社会性质与族群演进状态 |
| （一）古滇国社会性质研究的回顾 |
| （二）古滇国的族群演进状态 |
| 四、石寨山“诅盟”贮贝器与《逸周书?王会篇》的场景比较 |
| 第三节 哀牢夷及其分布 |
| 一、哀牢族群结构与社会性质 |
| 二、哀牢国的地域范围 |
| 三、滇越的地域与族群 |
| 四、附塞夷鹿茤的地望 |
| 第四节 江汉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 |
| 一、百濮、麇人的分布 |
| 二、巫蛮的分布 |
| 三、禆、鯈、鱼人的分布 |
| 四、庸族及其分布 |
| 第四章 域外群体“胡人”的迁入、分布与流向 |
| 第一节 汉代西南“胡人”的分布 |
| 第二节 汉代西南的“胡人”的来源 |
| 第三节 汉代西南“胡人”融合的方向 |
| 本编小结 |
| 中编 汉族群体分布的演变及其对族群演进格局的影响 |
| 本编思路 |
| 第五章 史料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 |
| 第一节 秦汉西南汉族移民的来源与规模 |
| 第二节 《华阳国志》豪族大姓、士女数、“蛮夷”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 |
| 第三节 《华阳国志》文化分区所见汉夷格局 |
| 第六章 考古墓葬形制所见秦汉汉族分布的演变 |
| 第一节 考古材料所见秦国移民 |
| 第二节 “汉系”墓分布和时空格局 |
| 一、室墓分布和时空格局 |
| 二、崖墓分布和时空格局与族属 |
| 三、汉系墓所见秦汉汉族格局 |
| 第三节 史料并考古所见汉末汉族分布格局 |
| 一、密集分布区 |
| 二、分散分布区 |
| 三、零星分布区 |
| 第七章 “夷系”墓分布的时空格局与社会组织状况 |
| 第一节“夷系”墓分布的时空格局 |
| 一、土坑竖穴墓分布的时空特征 |
| 二、石棺墓、大石墓分布的时空特征 |
| 第二节“夷系”墓所见社会组织状况 |
| 一、古史“西南夷”的社会组织类型 |
| 二、滇西、蜀西群体社会组织状况的墓葬反映 |
| 第八章 考古墓葬材料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与观念 |
| 第一节 墓群文化所见“汉夷”格局 |
| 第二节 俑、画像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与观念 |
| 第三节 画像砖“左衽”人群所见“汉夷”格局 |
| 本编小结 |
| 下编 族群地理观的演变及其与族群演进格局的关联 |
| 本编思路 |
| 第九章 “五方格局论”及其实质 |
| 第一节 “五方格局论”诸本 |
| 一、《王会篇》的“五方格局”观解析 |
| 二、其他“五方格局论”诸本及差异 |
| 第二节“五方格局论”的实质 |
| 第十章 战国秦汉西南观之演变 |
| 第一节 唐虞时代“大九州”说的西南方位 |
| 第二节 夏商西周的“西南”方位与地域 |
| 一、“中九州”说的西南地域 |
| 二、商方邦之制与西南性质 |
| 三、西周分封制与“西南”性质的转变 |
| 第三节 地缘因素与西南疆域的形成 |
| 一、商末“牧誓八国”的地缘因素及其政治地位 |
| 二、战国末西南战略地位的凸现 |
| 三、两汉战略空间的延伸 |
| 第四节 两汉“徼”的涵义与西南“徼界”的变动的族群认同影响 |
| 一、“徼”的涵义 |
| 二、西南“徼界”的变动及其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
| 第十一章 秦汉政治地理格局及其秩序中的西南 |
| 第一节 汉代政治地理分区 |
| 一、京畿区 |
| 二、东部内郡区 |
| 三、关西、大关中区 |
| 四、近郡区 |
| 五、侯国区 |
| 六、内郡区、边郡区 |
| 七、道、属国区 |
| 八、五州区 |
| 九、都护区 |
| 十、徼外区 |
| 第二节 汉代政治地理区秩序考量的可考关键要素 |
| 一、《二年律令?秩律》俸秩所见汉初政治秩序 |
| 二、津关的分布格局 |
| 三、西汉都尉的分布格局 |
| 第三节 汉代政治地理秩序之划分 |
| 第四节 秦汉西南的政治地理结构与秩序 |
| 一、秦汉郡级政区的西南政治地理结构与秩序 |
| 二、县级政区的西南政治地理结构 |
| 第十二章 汉晋的西南族群地理观 |
| 第一节 秦汉史籍的西南族群地理观 |
| 第二节 汉晋史志中的“西南环境观”及其二元性 |
| 本编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域外 |
| （三）今人著述 |
| （四）其他 |
| 附录 |
| 附表 |
| 附表 1. 战国至汉末西南族群地望表 |
| 附表 2. 秦统一六国前与秦、楚、巴、蜀有关的战争 |
| 附表 3. 《二年律令·秩律》各县治所地望表 |
| 附表 4.两汉关、津地望表 |
| 附表 4-1. 两汉关地望表 |
| 附表 4-2. 《后汉书?郡国志》八津地望表 |
| 附表 5.秦汉西南地区不同形制墓葬及其数量分布表 |
| 附表 5-1.秦汉西南横穴汉室墓表 |
| 附表 5-2.秦汉西南崖墓表 |
| 附表 5-3.秦汉西南竖穴墓表 |
| 附表 5-4.秦汉西南石棺墓表 |
| 附表 5-5.秦汉西南大石墓表 |
| 附表5 资料来源 |
| 附表 6.汉代画像石棺表 |
| 附表6资料来源 |
| 附表 7.秦汉西南墓葬俑中的服饰 |
| 附表 8. 《汉书·地理志》都尉治地及其地望表 |
| 附表 9. 秦汉西南封泥所见长、丞、尉表 |
| 附表 10.秦汉道的分布地望 |
| 附表 11. 《后汉书?郡国志》都尉治地及其地望表 |
| 附图 |
| 附图 1.秦汉西南交通国道示意图 |
| 附图 2. 封泥所见秦汉西南县令、丞、邑长、尉分布 |
| 附图 3. 战国秦汉西南石棺墓、大石墓分布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 省部级学术奖励 |
| 主要科研成果 |
（5）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总论 |
| 农业、水利、饮食文化 |
| 民族经济、地区经济与海洋经济 |
| 先秦、秦汉 |
| 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变革, 土地赋税制度 |
| 农业与环境 |
| 民族经济与地区经济 |
|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
| 辽宋西夏金元 |
| 明 清 |
| 近 代 |
| 农业与农村研究 |
| 工商业研究 |
| 财政和金融 |
| 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研究 |
| 抗战时期经济 |
| 现代化研究 |
| 书 |
| 会议 |
| 现 代 |
| 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分期与旧中国的经济遗产 |
| 关于1949—1957年的中国经济 |
| 关于1958—1978年的中国经济 |
| 关于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 |
| 西部开发问题的历史启迪 |
| 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呼唤 |
（7）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史》的编撰及增订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史》的编撰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史》内容的增订 |
| 第二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学术成就 |
| 第一节 对土地所有制的研究 |
| 第二节 对民族关系的认识 |
| 第三节 从经济文化成就驳斥了魏晋黑暗说 |
| 第三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史学特色 |
| 第一节 一部有理论有体系的断代史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史》写作特色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史》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古代"南竺路"概观 |
| 二、古代"南竺路"经济文化梳理 |
| 第一章 古代“南丝路”的兴衰 |
| 一、古代“南丝路”的开拓 |
| (一) 秦汉时期“南丝路”的开启 |
|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丝路”的开拓 |
| 二、古代“南丝路”的兴盛 |
| (一) 隋唐时期“南丝路”的变迁 |
| (二) 宋元时期“南丝路”的昌盛 |
| (三) 明清“南丝路”的转折 |
| 三、古代“南丝路”的跌宕 |
| (一) 清朝“南丝路”的起伏 |
| (二) 民国时期“南丝路”的衰落 |
| 第二章 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的价值 |
| 一、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的核心价值 |
| (一) 商路通达承载东西贸易 |
| (二) 商贸兴盛催生市镇文明 |
| (三) 商贸往来传递中西文化 |
| 二、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的历史价值 |
| (一) 开拓陆上通道文化 |
| (二) 开辟海上商贸文化 |
| (三) 传播中华经济文化 |
| 三、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的历史制约 |
| (一) 自然人文制约 |
| (二) 政治变迁制约 |
| (三) 经济基础制约 |
| 第三章 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的形态 |
| 一、交通文化的肇兴 |
| (一) 通道文化的开拓 |
| (二) 马帮文化的凸显 |
| (三) 现代交通的雏形 |
| 二、商贸文化的繁荣 |
| (一) 商道的形成 |
| (二) 商镇的兴起 |
| (三) 商业的繁荣 |
| 三、盐铁文化的昌盛 |
| (一) 食盐的生产贸易 |
| (二) 铁器的生产贸易 |
| 四、贝币文化的独行 |
| (一) 云南贝币文化圈 |
| (二) 东南亚“贝币之路” |
| 五、青铜文化的回响 |
| (一) 三星堆铜器的考古发现 |
| (二) 东南亚铜鼓文化的盛行 |
| (三) 铸币铜钱和滇铜北运 |
| 六、翡翠文化的闪光 |
| (一) 玉石的生产贸易 |
| (二) 翡翠之光芒长射 |
| 第四章 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的融生 |
| 一、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 |
| (一) 白族商帮文化 |
| (二) 回族商帮文化 |
| (三) 纳西族商帮文化 |
| 二、经济习俗文化的渗透 |
| (一) 经济习俗的传承 |
| (二) 傣族的经济习俗 |
| (三) 彝族的经济习俗 |
| 三、边地经济文化的推进 |
| (一) 内地发展推进边地经济文化 |
| (二) 边地经济走廊推动经济文化 |
| (三) 边民互市交易促进经济文化 |
| 四、区域经济文化的辐射 |
| (一) 川滇贸易的交流 |
| (二) 巴蜀文化与滇文化的交融 |
| (三) 茶马古道与汉藏文化的交织 |
| 五、异域经济文化的融通 |
| (一) 中缅经济文化交流 |
| (二) 中印经济文化交流 |
| (三) 中泰经济文化交流 |
| 第五章 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的复兴 |
| 一、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与“一带一路”战略 |
| (一) 开放新格局带来的发展机遇 |
| (二)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 |
| (三) 实施印度洋战略的必然选择 |
| (四)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需要 |
| 二、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与面向“两亚”辐射中心建设 |
| (一) 云南在“南丝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二) “南丝路”经济带建设的历史启示 |
| (三) 云南面向“两亚”的辐射中心建设 |
| (四) 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动“南丝路”的宏大复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代长江流域的生态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唐代长江流域自然环境的演变 |
| 第二节 唐代长江流域政区沿革 |
| 第三节 唐代长江流域的社会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唐代长江上游的丧葬习俗 |
| 第一节 岷江地区 |
| 第二节 峡江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唐代长江中游的丧葬习俗 |
| 第一节 荆江地区 |
| 第二节 湘江地区 |
| 第三节 赣江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唐代长江下游的丧葬习俗 |
| 第一节 皖江地区 |
| 第二节 扬子江地区 |
| 第三节 钱塘江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共性与个性问题探索 |
| 第一节 墓葬功能的演变及所呈现的共性特征 |
| 第二节 丧葬习俗个性化问题探索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后记 |
四、魏晋南北朝西南地区民族关系与民族经济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D]. 施芳. 云南大学, 2012(05)
- [2]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3]“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4]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D]. 孙俊. 云南师范大学, 2016(12)
- [5]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J]. 无为,叶茂,孔明,华伦,云泉,萧嘉,之恺.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02)
- [6]199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J]. 无为,叶茂,魏明孔,蓝鸥,月泉,于立,芳平,尚达.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5(02)
- [7]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D]. 闪烁.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8]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探究[D]. 全洪涛. 云南大学, 2015(05)
- [9]《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J]. 黄淑美,伍慕仪. 农业考古, 2005(03)
- [10]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问题研究[D]. 陆晗昱. 武汉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