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萍乡市上栗区、芦溪区设立上栗县、芦溪县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国务院[1]（1997）在《国务院关于同意江西省撤销萍乡市上栗区、芦溪区设立上栗县、芦溪县的批复》文中提出 江西省人民政府:你省《关于萍乡市上栗区、芦溪区撤区设县的请示》（赣府文[1997]37号）和有关补充报告收悉。现批复如下:一、同意撤销萍乡市上栗区,设立上栗县,以原上栗区的行政区域为上栗县的行政区域。县人民政府驻上栗镇。
张子明[2]（2018）在《基于“多规合一”的城镇增长边界划定研究 ——以萍乡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结合多规合一的理念,分析了萍乡市人口、经济以及土地利用发展现状,以及萍乡市在多规合一之中所面临的困境。萍乡市正处于资源枯竭性城市的转型时期,随着生态观念的日益加强以及对生态发展的重视,城镇空间发展模式将由无序扩张走向紧凑。以“反规划”理念为基础,提出了需划定城市增长刚性边界,来制约破坏生态的无序发展,并因地制宜结合萍乡市实际,划定其2020及2025年的弹性边界。弹性边界的划定是为了区分城镇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刚性边界则是为了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底线。在结合扩展强度指数、城镇扩展与人口弹性指数的协调度以及城镇用地紧凑度的基础上分析了萍乡市城镇扩展特征,发现其城镇用地扩展速度、扩展强度、城镇用地年均增长率等均不断降低;城镇用地的人口弹性指数增加并且超过1,表明城镇用地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浪费;经济弹性指数在增加,表明城镇用地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紧凑度上升,表明城镇用地扩展不是简单的外延,节约集约化水平在提高。分析其驱动因子,主要包括人口、经济、交通、自然环境以及政策等因素,并以灰色关联度法确定了影响因素的主次重要性,其中工业总产值及城镇人口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城镇空间扩展格局因主要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东北东（ENE）、东南南（ESS）、西北北（WNN）方向。以上分析为城镇用地规模预测、城镇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以及划定城镇增长边界提供条件。萍乡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一直处于超载状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承载人口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萍乡市城镇用地生态适宜性分析较高适宜建设区及高适宜建设区占整个萍乡市的39.6%,其中莲花县占比最大,占到了25.39%,其次是上栗县。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灰色预测模型预测规划目标年2020年及2025年城镇用地规模,并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发展规划、以及十三五规划确定最终的城镇用地面积为12991.79公顷和16847.62公顷。在归纳总结国内外城市增长边界研究进展基础上,采用“反规划”的理念,运用高程≥500米区域、坡度≥25°区域、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红线保护区以及地质灾害高易发区等因素来划定刚性UGB,最终划定刚性边界外面积为67408.19公顷,其中建成区7115.22公顷,不适宜建设区17632.14公顷。在利用层次分析法、特尔斐法、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法、GIS的空间叠加分析功能综合评价城镇用地生态适宜性及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的基础上,对城镇用地扩展的多情景进行分析,分析其变量因素分别在高速、中速、低速下的发展情况,由于现实数据显示萍乡市均已摆脱低速及中速发展模式,所以对高速发展下的情景进行模拟,在对神经网络元胞自动机进行精度检验合格的基础上,运用ANN-CA模型对萍乡市2020及2025年城镇用地规模进行多情景模拟,在此基础上选出符合萍乡市最佳发展状态下的模拟情景,作为城镇用地的弹性增长边界,得到2020年弹性边界面积为13210.38公顷,2025年弹性边界面积为15553.62公顷,并分析了边界划定的合理性。
曾明[3]（2009）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效应研究 ——以江西省分县数据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国中央财政所承担的两大职能—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实现收入分配公平—需要由地方各级政府去具体执行,而转移支付是体现中央政府财政意图的重要财政工具。从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年来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方面的资金增长都非常迅速。本文要研究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央的财政政策目标能在地方基层政府,即县级政府得到实现吗?县级政府是否会执行上级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时是真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么?本文将通过主要的财政政策工具---转移支付的分配过程和支出去向来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主要采用嵌入式混合研究方法,以江西省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官本位”影响下的官员利益最大化理论。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有三:公共选择理论、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这一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是:官员作为一个理性人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而官本位的传统意识及官员巨大的在职消费和自由裁量权,使得追求晋升或保持连任成为官员的最大利益。上级政府为了保证政策的实施会以绩效考核来考察官员,因此在追求预算最大化的同时,获取政绩和完成上级考核目标就会成为官员的直接追求。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根据中央财政政策的变化情况,本文要提出的理论假设是:在当前的制度约束下,出于追求晋升或寻求连任的需要,县级政府会执行上级的财政政策。具体来说就是:2001年前,在中央政府强调“经济政绩”考核,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要求下,县级政府对经济建设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公共安全支出会极为重视;而对不能短期内体现政绩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县级政府只会满足其基本需求。2002年以后,在中央政府转向重视公共服务,提出财政支出要“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保民生、保重点”的要求后,行政管理费、公共安全支出、卫生医疗支出和教育支出等公共支出会明显地受到重视,而经济建设支出作为“政绩”的重要体现,仍是政府支出的重点。通过对江西省2001年、2005年截面数据和1996-2005年的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2001年前,中央财政强调地方财政要做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2001年后,中央财政政策对地方财政的要求是“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保重点”。这些政策在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使用上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而各类财政资金对经济建设的一以贯之的重视,体现了县级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政绩观。再次通过对江西省D县及其C乡的实地调研结果也表明:县级政府在分配财政资金时,对专项补助会基本做到专款专用,并会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留足相应的配套资金。而对其他资金的使用则是以“保工资、保运转”,即保证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为第一目标,所有的财政收入要首先确保人员工资和机构运转的需要。在确保这些基本的财政支出后,剩余的资金会被县里主要领导投入到市政建设等容易体现“政绩”的项目中去。在乡镇层面,对于那些财政困难的乡镇来说,财政支出主要依赖上级的补助,因而使得它们几乎成了县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体制进一步强化了县级政府对乡镇的控制能力,乡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自主权非常少。因此获得上级的额外财力支持就成为乡镇主要领导的重要工作内容。他们会尽量去争取各类财政资金,然后把它们用于满足乡镇“保工资、保运转”的需要。除此之外,出于“政绩”的需要,他们也会将有限的可支配财力用在有亮点的“政绩”工程中去,这些工程会在间接上对地方的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产生积极影响。全文的结论是:在当前的政府体制下,上级的政策目标,包括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目标在地方政府,包括基层的县级政府层面都会得到较好的实施。当然在实施过程中会有一些变通或选择性执行的可能,但这些可能并不会改变中央政策得到执行的基本事实。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为更好地实现中央的财政政策目标,特别是要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的作用,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一是要完善政府间财政体制,解决好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同构”问题;二是要扩大公民参与,完善预算管理体制。本文的主要创新:研究方法上的创新,采用嵌入式研究方法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混合起来,研究财政转移支付的效应。研究内容上的创新,以转移支付的影响效应为视角,来研究中央财政政策目标在基层政府的实现情况;并将转移支付分为两类,来分别考察它们对县级政府各类主要公共支出的影响。另外还通过实地调研方法,对乡政府的转移支付过程,即乡政府是如何获得转移支付资金,并如何使用的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较为全面地了解了乡政府在农业税取消前后的支出责任和财政收支状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理论上的创新,建立了一个“官本位”影响下的官员利益最大化理论的分析框架,以转移支付在县级政府的政策效应为视角,从经验层面上描述并解释了中央财政政策在县级层面上得到了基本实现的事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为什么在财政支出分权程度非常高的当下中国,中央的政策能够在地方基层政府得到基本实现,中央政府仍然维持着它在地方上的权威。
彭月才[4]（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行政区划沿革》文中研究说明行政区划是国家依据各地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状况,对地方实施分区管理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行政区划工作。江西全境解放后,省政府及时公布全省行政区划。此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快速发展,江西行政区划相应调整,现已发展成省—设区市—县（市、区）—乡（镇、街道）的新格局。
李先涛[5]（2019）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文中指出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从中国两千多年的行政区划历史变迁过程来看,行政区划呈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导向,即巩固政权、强化控制和发展社会生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国家治理重心逐渐由政治建设转向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政府职能转变、权力空间配置以及法律政策供给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而展开。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行政区划改革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功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主要集中在县级政区,其改革的类型和数量远超省级和地级行政区划改革。诚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在打破城乡壁垒、构建一体化区域市场、推动城市空间生产和权力扩张等方面确实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此带米的假性城市化、“逆向调整”和城市空间结构的畸形等问题也愈发明显。行政区划改革本质上是一个治理体系重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地域结构、权力空间、政策覆盖和利益格局都将迎来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因此,行政区划改革影响实际上早已超越了行政范畴,深刻地影响到既定区域内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融合、文化塑造乃至军事部署等多个方面。作为中国基层政治管理、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单元,县级政区一直是国家治理的根基。从治理参与主体而言,县级政府与公民的互动频度远高于省级和地级政府。与乡镇级政府相比,县级政府又是一个拥有完整权力结构体系的治理主体。上级政府的重大改革举措也都需要由县级政府来推动和落实。基于行政区划的广泛影响和县级政区的基础性作用,本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推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秉承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以公共服务供给为核心的原则,坚持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前进路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多种改革类型,而且影响因素较多,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划分为导向子系统、执行子系统和制度保障子系统。它们分别回应的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前进路向、行动指导和制度保障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上述系统分析的结果置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实践,从新型城镇化导向、结构扁平化和制度支持系统化方面对未来的改革路向进行了解析。这是本文研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逻辑思路。全面的文献梳理和多学科的理论支撑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行政区划是多维功能聚合的历史变迁产物。学界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功能视角而展开,且采取的技术路线也各不相同。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区划变迁规律、政权体系建设、政府管理绩效、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体系重构和区划法治这六个方面对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作了相关的阐述和评析。与国内聚焦于行政区划的功能性研究不同,国外对于行政区划改革研究主要是围绕城市治理（尤其是大都市区治理）展开。学者们更加关注的是运作机制调整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按照其学术观点和技术方法,本文将域外研究成果划分为传统区域主义、地方自治与公共选择、新区域主义和尺度重构与地域重组。这些文献资料的梳理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视角和方法选择提供了借鉴。在理论支持方面,基本概念、维度分析和相关核心理论构成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论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以此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结构框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一直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本文基于上述现实语境首先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和驱动力做了描述性研究,旨在通过还原改革过程的方式来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从1978年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先后经历市管县体制全面推行、县改区的加速、县改市的暂停与解冻、省直管县的试点和区界重组这五种主要的演化形式。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土地资源整合和行政权力扩张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驱动力。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经济区与行政区的规划冲突、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的矛盾、行政等第的缺失、科学规范论证的缺席以及决策过程合法性的欠缺。导致上述出题出现的原因在于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结构体系科学性的不足和制度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三个子系统的分析是本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导向子系统关注的是政府的理念导向与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在法律还是现实当中,地方政府都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执行者。它的理念导向也将直接影响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形式和路径。本文选择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来阐释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议题上的理念导向。一方面,作为公共精神的践行者,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必须要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参与、扞卫社会公平与民主,以此来实现价值理性层面的公共性。另一方面,作为利他性和自利性的集合体,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还需要兼顾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和权力扩张,以此追求工具理性层面的效率。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实际上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交织的过程。它深刻地体现在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上。从改革开放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功能导向经历了从“强政治”到“强经济”的转换。本研究认为,未来这种功能定位应逐渐向“重服务”过渡,真正实现行政区划的人本核心理念。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主要研究的是政府职能重心与权力空间配置。政府职能重心决定着权力空间配置,两者都直接影响到行政区划改革的类型和路径。与此同时,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也体现出政府职能重心的调整。政府职能重心变化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耦合。故此,本文选择从政府职能重心、权力空间配置及其府际关系方面入手,探究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县级行政区划可能的结构性变革。制度保障子系统旨在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构筑完善的制度体系,确保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能够于法有据、依法行政,提升其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为了适应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经济发展趋势,构建扁平化的行政区划体系结构,提升相关制度性保障,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立足于三个了系统的优化。在导向子系统方面,努力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和平衡,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和人的发展为核心导向;在执行子系统方面,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规范权力空间配置,建立协商合作型府际关系;在制度保障子系统方面,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构建科学、民主、规范的行政区划决策与评估制度,构筑系统化的法律法规体系。
田娜[6]（2019）在《长江经济带县级政区调整的时空特征及其导向机制》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长江经济带已成为我国推进区域空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十八大后,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进一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具有“区域发展不平衡”“横向协调难度大”等典型特征。其中,区划壁垒是制约长江经济带实现空间型塑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破除协同发展所面临的行政壁垒,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效建设的关键所在。因此,对长江经济带县级政区调整的空间演化进行梳理,并明晰其区划改革的发展特征和演化机制,对促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分为以下章节:第一部分为绪论。旨在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问题,并对城市群和县级政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确立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为时空分析。梳理和总结建国以来长江经济带县级政区调整的历史演化进程,在对其进行阶段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空间特征分析。第三部分聚焦城市群尺度。基于长江经济带区划调整的主要集聚区予以尺度转换和聚焦,分别对三大城市群县级政区时空演变的特征趋势进行总结研究。第四部分着重揭示县级政区调整的导向机制。首先,从定量角度对长江经济带县级政区调整的人文因素和地理因素进行分析;其次,基于“人-地”因素视角对目前区划调整的导向机制加以分析总结。第五部分紧扣典型案例剖析。选取不同区域、不同导向下的典型城市案例,根据其各自区划实践的内在逻辑对区划调整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第六部分为凝练总结和后续展望。对研究结果作简要回顾与总结,并立足于本文的基础研究对后续研究的可能性进行未来展望与建议。
安海红[7]（2011）在《区县重组的空间模式、形成机制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短短30几年间,建制县的数量从2011个减少到1464个,变化幅度之大甚至超过了自县制成立至1900年代初数千年内的变化,如此急剧的变化,对皇权不下县、县级政权是我国最为稳定的一级政权产生了置疑。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是发生在县级政权之间的区县重组。本文在对我国区县重组案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区县重组的空间模式、形成机制及影响进行研究,以期对更多的区县重组提供借鉴之处。本文共分五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阐述我国区县重组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去过区县重组的发生现状,并对现有区县重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界定本文研究范围,确定研究基本方法并进行相关说明。第二章为我国区县重组的现状及进行研究,得出我国市辖区、县级市及建制县变化的阶段特点,利于进一步重组机制的研究；通过对现有区县重组案例的归纳分析,从空间形态上将区县重组分为整体型重组、析置型重组和合并型重组三种类型。第三章研究多重关系视角下区县重组的形成机制。从政府关系、城乡关系、空间关系三个方面的变化上,研究这些变化对行政区划产生的影响,探讨型区县重组的形成机制。第四章,通过正反两面相关案例研究,确定区县重组给城市空间、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及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探讨在区县重组过程中应该注意和规避的相关问题。第五章为讨论与说明,针对研究问题,进一步总结和提炼本文的研究观点,并根据前文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指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讨论本文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詹新宇,曾傅雯[8]（2021）在《行政区划调整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了吗?——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指明基于中国250个地级市"撤县设区"的"准自然实验"数据,使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发展质量效应。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着提升了所在地级市的经济发展质量;相比"被动调整型"撤县设区,"主动适应型"撤县设区更能提升辖区经济发展质量;相比普通城市,高行政级别城市的"撤县设区"对其辖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反而较弱。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是通过城市规模扩张带来的集聚效应作用于辖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并且是通过提高辖区行业的多样化水平而非专业化水平来实现的。
二、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萍乡市上栗区、芦溪区设立上栗县、芦溪县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萍乡市上栗区、芦溪区设立上栗县、芦溪县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多规合一”的城镇增长边界划定研究 ——以萍乡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总结归纳文献方法 |
| 1.3.2 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空间分析方法 |
| 1.3.4 实证与规范研究结合的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区概况 |
| 1.5.1 自然地理概况 |
| 1.5.2 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1.5.3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
| 1.6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6.1 城镇增长边界的理论研究 |
| 1.6.2 城镇增长边界的划定方法 |
| 1.6.3 城镇增长边界的实施成效 |
| 1.6.4 城镇增长边界的规划实践 |
| 1.6.5 多规合一相关研究 |
| 1.7 理论基础 |
| 1.7.1 系统论 |
| 1.7.2 “反规划”理论 |
| 1.7.3 弹性规划理论 |
| 1.7.4 元胞自动机理论 |
| 1.7.5 人工神经网络理论 |
| 1.7.6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 城镇扩展机理分析 |
| 2.1 萍乡市城镇空间增长的历史演变 |
| 2.1.1 城市雏形阶段 |
| 2.1.2 城市扩展阶段 |
| 2.1.3 组团式扩展阶段 |
| 2.2 城镇用地扩展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
| 2.2.1 城镇用地扩展特征分析 |
| 2.2.2 城镇用地扩展特征结果分析 |
| 2.2.3 萍乡市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分析 |
| 2.3 城镇用地空间格局扩展分析 |
| 2.4 城镇用地扩展方向 |
| 2.5 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 |
| 2.6 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分析 |
| 3 城镇刚性增长边界划定 |
| 3.1 萍乡市城镇用地规模预测 |
| 3.2 影响因子分析 |
| 3.3 影响因素筛选 |
| 3.4 多元回归模型构建 |
| 3.5 刚性增长边界划定 |
| 3.5.1 刚性增长边界划定基础 |
| 3.5.2 对刚性增长边界调整 |
| 4 城镇弹性增长边界划定 |
| 4.1 划定方法 |
| 4.2 城镇用地扩展多情景模拟分析 |
| 4.3 模拟因素选择及设置 |
| 4.4 城镇扩展模拟效果评价 |
| 4.5 城镇用地的多情景模拟 |
| 4.6 弹性增长边界划定 |
| 4.7 弹性边界合理性评价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效应研究 ——以江西省分县数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本文涉及的主要概念 |
| 1.3.1 财政转移支付(fiscal transfers) |
| 1.3.2 政策效应(Policy effect) |
| 第四节 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
| 1.4.1 有关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研究评述 |
| 1.4.2 有关转移支付的研究评述 |
| 1.4.3 有关政府公共支出行为的研究评述 |
| 1.4.4 有关转移支付效应的研究评述 |
| 第五节 主要内容及创新 |
| 1.5.1 主要的内容 |
| 1.5.2 主要的创新 |
| 1.5.3 主要的困难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的思路 |
| 1.6.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框架与假设 |
| 第一节 理论框架 |
| 2.1.1 主要的理论基础 |
| 2.1.2 “官本位”影响下的官员利益最大化理论 |
| 第二节 基本理论假设 |
| 2.2.1 中央财政政策目标变迁的简要分析 |
| 2.2.2 基本的理论假设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与数据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的介绍 |
| 3.1.1 嵌入式混合分析方法 |
| 3.1.2 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操作化 |
| 第二节 数据的来源 |
| 3.2.1 定量研究数据来源 |
| 3.2.2 定性研究数据来源 |
| 第四章 江西省行政及财政体制的变迁 |
| 第一节 江西省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 |
| 4.1.1 政府体制的变迁 |
| 4.1.2 干部管理体制变迁 |
| 第二节 江西省财政管理体制的变迁 |
| 4.2.1 中央与江西省之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2.2 省以下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2.3 乡镇财政体制的变迁 |
| 4.2.4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 第五章 江西省县级转移支付效应的截面数据分析 |
| 第一节 2001年转移支付效应研究 |
| 5.1.1 2001各类经济、社会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2 2001年转移支付效应模型及其分析 |
| 5.1.3 回归模型分析的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2005年转移支付效应研究 |
| 5.2.1 2005年各类社会、经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2 2005年转移支付效应模型及其分析 |
| 5.2.3 回归模型分析的主要结论 |
| 第六章 江西省县级转移支付效应的面板数据分析 |
| 第一节 各类变量的时间序列描述性分析 |
| 6.1.1 各类公共支出的描述性分析 |
| 6.1.2 各类转移支付的描述性分析 |
| 第二节 1996-2005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
| 6.2.1 1996-2000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
| 6.2.2 2001-2005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
| 6.2.3 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的主要结论 |
| 第七章 江西省D县财政转移支付过程 |
| 第一节 D县基本的财政收支状况 |
| 第二节 D县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 |
| 第三节 D县转移支付资金的主要构成及支出去向 |
| 7.3.1 主要的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 |
| 7.3.2 主要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
| 第四节 D县的财政预算管理过程 |
| 7.4.1 预算编制过程 |
| 7.4.2 财政资金的支出过程 |
| 第五节 D县实地调研的主要发现 |
| 第八章 江西省D县C乡财政转移支付过程 |
| 第一节 C乡财政收支概况 |
| 第二节 C乡政府的主要职能 |
| 第三节 C乡转移支付的获取过程 |
| 8.3.1 “预算内”转移支付的获取 |
| 8.3.2 “预算外”转移支付的获取 |
| 第四节 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过程 |
| 8.4.1 固定下拨资金专款专用 |
| 8.4.2 “预算外”资金书记放权下的集体决策 |
| 第五节 C乡调研的主要发现 |
| 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的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主要的政策建议 |
| 9.2.1 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
| 9.2.2 充分发挥公民参与的作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成果 |
（4）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行政区划沿革（论文提纲范文）
| 从专区到地区的划分与调整 |
| 从省辖市到地级市的设置 |
| 从县（市）到县（市、区）建制的变动 |
（5）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三)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概念 |
| 一、行政区 |
| 二、行政区划 |
| 三、县级行政区划 |
| 四、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维度 |
| 一、行政区域调整 |
| 二、行政建制变更 |
| 三、行政层级变动 |
| 四、隶属关系调整 |
| 五、行政治所迁移 |
| 六、行政区名称变更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相关理论 |
| 一、结构功能主义 |
|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三、政府职能与权力配置 |
| 四、府际关系理论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建构 |
| 一、系统内涵阐释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系统分析模型 |
| 第二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动力、问题及成因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 |
| 一、县级政区在区划体系中的实然定位 |
| 二、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数据解析 |
| 三、县级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驱动力 |
| 一、区域经济发展 |
| 二、城市空间生产 |
| 三、土地资源整合 |
| 四、行政权力扩张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经济区与行政区规划冲突 |
| 二、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冲突 |
| 三、缺少正式的行政等第划分 |
| 四、缺少事前的科学规范论证 |
| 五、决策过程中的合法性不足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成因 |
| 一、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 |
| 二、结构体系科学性不足 |
| 三、制度保障体系待完善 |
| 第三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导向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导向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导向子系统的组成要素 |
| 二、导向子系统的运行逻辑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念导向 |
| 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释义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价值理性 |
| 三、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工具理性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导向 |
| 一、“强政治”功能导向 |
| 二、“强经济”功能导向 |
| 三、“重服务”功能导向 |
| 第四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执行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的构成 |
| 一、执行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执行子系统的运行机理 |
| 第二节 县级政府职能重心转变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县级政府职能重心的阶段性变化 |
| 二、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的阶段性耦合 |
| 三、新型城镇化时期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 |
| 第三节 国家权力空间配置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国家权力空间配置的界定 |
| 二、行政区划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三、行管体制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四、县级政区权力空间配置应然格局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的结构性变革 |
| 一、地理空间上的区界重组 |
| 二、从市县合治到市县分治 |
| 三、建制变更上的“增市稳区” |
| 四、同级同建制的等第划分 |
| 第五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制度保障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制度保障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制度保障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制度保障子系统的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法制依据 |
| 一、宪法与法律层面 |
| 二、行政法规层面 |
| 三、规范性文件层面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与评估制度 |
| 一、党政决策制度 |
| 二、信息公开制度 |
| 三、风险评估制度 |
| 四、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评估制度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多元主体参与制度 |
| 一、政府内部协同 |
| 二、专家论证制度 |
| 三、公民参与机制 |
| 四、地方人大参与 |
| 第六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性探索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限制性变量 |
| 一、基础变量 |
| 二、核心变量 |
| 三、从属变量 |
| 第二节 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价值导向调整 |
| 一、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二、新型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都市圈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三节 从层级化到扁平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结构性优化 |
| 一、层级化与扁平化的管理学释义 |
| 二、层级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扁平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四节 从碎片化到系统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制度性创新 |
| 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现有制度体系框架 |
| 二、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相关的体制性探索 |
| 三、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法治化若干思考 |
| 结语 |
| 附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长江经济带县级政区调整的时空特征及其导向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与文献述评 |
| 1.2.1 县级行政区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城市群发展与行政区划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说明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资料说明 |
| 第二章 长江经济带县级政区调整的历史阶段与空间格局 |
| 2.1 新中国至改革开放前县级政区调整的演化进程 |
| 2.1.1 新中国初至60年代的反复调整阶段 |
| 2.1.2 196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的停滞阶段 |
| 2.2 改革开放至90年代末县级政区调整的演化进程 |
| 2.2.1 城市恢复发展阶段 |
| 2.2.2 城镇快速发展阶段 |
| 2.3 新世纪以来县级政区划调整的演化进程 |
| 2.3.1 城市扩容发展阶段 |
| 2.3.2 扩容提质并进阶段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县级政区调整的时空特征与基本趋势 |
| 3.1 长三角城市群 |
| 3.1.1 长三角城市群县级政区调整的时空特征 |
| 3.1.2 长三角城市群县级政区调整的基本趋向 |
| 3.2 长江中游城市群 |
| 3.2.1 长江中游城市群县级政区调整的时空特征 |
| 3.2.2 长江中游城市群县级政区调整的基本趋向 |
| 3.3 成渝城市群 |
| 3.3.1 成渝城市群县级政区调整的时空特征 |
| 3.3.2 成渝城市群县级政区调整的基本趋向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长江经济带县级政区划调整的导向机制 |
| 4.1 县级政区调整的地理因素与人文因素 |
| 4.1.1 模型构建 |
| 4.1.2 指标选取 |
| 4.1.3 结果分析 |
| 4.2 “人-地”因素视角下的政区调整导向分析 |
| 4.2.1 导向一：优化城市空间发展结构 |
| 4.2.2 导向二：提升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 |
| 4.2.3 导向三：加强沿江生态功能区治理 |
| 4.2.4 导向四：推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机制下县级政区调整的典型案例剖析 |
| 5.1 空间结构优化导向下的案例分析——南昌 |
| 5.1.1 空间狭小严重制约南昌发展 |
| 5.1.2 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
| 5.1.3 优化城市外部空间发展格局 |
| 5.2 辐射带动导向下的案例分析——重庆 |
| 5.2.1 提升核心城市能级 |
| 5.2.2 优化空间发展格局 |
| 5.2.3 发挥区域辐射带动作用 |
| 5.3 生态治理导向下的案例分析——上海 |
| 5.3.1 崇明县的区位与发展基础 |
| 5.3.2 生态发展面临县制的桎梏 |
| 5.3.3 崇明区划调整对长江生态发展的影响 |
| 5.4 区域联动导向下的案例分析——铜陵 |
| 5.4.1 空间重塑：从隔江分治到跨江合治 |
| 5.4.2 产业优化：发展能级提升 |
| 5.4.3 公共服务提升：对接铜陵与加快脱贫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基本结论 |
| 6.2 未来展望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区县重组的空间模式、形成机制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范围界定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 |
| 1.3 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
| 1.4 论文研究的基本方法及说明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县的阶段变化与空间模式 |
|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县的阶段变化 |
| 2.2 区县重组的空间模式 |
| 第三章 多重关系视角下的区县重组形成机制 |
| 3.1 政府关系变化与区县重组 |
| 3.2 城乡关系变化与区县重组 |
| 3.3 空间关系变化与区县重组 |
| 第四章 区县重组的重要影响及相关后续问题 |
| 4.1 区县重组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
| 4.2 区县重组对城市经济的影响 |
| 4.3 区县重组对城市管理的影响 |
| 4.4 区县重组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政策含义及研究展望 |
| 5.1 本文的基本结论 |
| 5.2 区县重组的政策含义 |
| 5.3 本文的研究展望 |
| 附录 |
| 附录一:1978年-2009年我国直辖市、地级、县级政区的数量变化 |
| 附录二:1978年至今我国市辖区与建制县之间的重组 |
| 附录三:1978年至今我国县级市与建制县之间的重组 |
| 附录四:1978年至今我国市辖区与县级市之间的重组 |
| 附录五:1978年至今我国市辖区与市辖区之间的重组 |
| 附录六:1978年至今我国以"郊区"命名政区的调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行政区划调整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了吗?——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及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一，探讨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因。 |
| 第二，探讨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增长效应。 |
| 第三，探讨行政区划调整的其他经济效应。 |
| 二、制度背景分析 |
| (一)“撤县设区”现状 |
| (二)“撤县设区”动机 |
| (三)“撤县设区”影响与评价 |
| (四)理论分析 |
| 三、研究设计 |
| (一)实证策略及计量模型 |
| (二)变量度量与数据来源 |
| 1.被解释变量 |
| 2.控制变量 |
| 3.数据说明 |
| 四、实证分析结果 |
| (一)PSM匹配分析 |
| (二)基本回归结果 |
| (三)平行趋势假定检验 |
| (四)稳健性检验 |
| 1.变更经济发展质量的度量方式 |
| 2.干扰政策：“省直管县”和“强县扩权” |
| 3.改变PSM匹配方法 |
| 4.内生性问题 |
| 五、拓展分析 |
| (一)异质性分析 |
| 1.区分“撤县设区”类型：“主动适应型”和“被动调整型” |
| 2.区分城市级别：高行政级别城市和普通城市 |
| (二)影响机制分析 |
| 六、结论与启示 |
四、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萍乡市上栗区、芦溪区设立上栗县、芦溪县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务院关于同意江西省撤销萍乡市上栗区、芦溪区设立上栗县、芦溪县的批复[J].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97(38)
- [2]基于“多规合一”的城镇增长边界划定研究 ——以萍乡市为例[D]. 张子明. 东华理工大学, 2018(12)
- [3]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效应研究 ——以江西省分县数据为例[D]. 曾明. 南开大学, 2009(07)
- [4]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行政区划沿革[J]. 彭月才. 党史文苑, 2020(06)
- [5]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D]. 李先涛. 山东大学, 2019(02)
- [6]长江经济带县级政区调整的时空特征及其导向机制[D]. 田娜.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区县重组的空间模式、形成机制及影响研究[D]. 安海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8]行政区划调整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了吗?——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J]. 詹新宇,曾傅雯. 财贸研究, 2021(04)
标签：转移支付; 江西省人民政府; 重庆区县; 空间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