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双百”方针的辩证法思想 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史衍朋[1]（2016）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及实践探索,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史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党制定了文化建设的新路线、新方针、新政策、新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得到迅猛发展。为了保证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有一个科学的理解,首先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研究文化问题必须要遵循的理论。本文就首先详细介绍了写作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在十分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从国际来看,帝国主义通过文化的途径侵蚀新中国,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苏联的不当做法使中苏关系破裂,不断对中国施压,文化建设深受影响。从国内现实来看,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社会还依然遗留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人民文化水平很低,文化设施落后,文化基础薄弱。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刚刚建立,政治、经济基础都很不完善,如何实现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党亟待解决的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轨迹表现为四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是文化建设繁荣时期（1956年9月——1958年5月）。这一时期,提出并坚持“双百”方针,文化领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是后来受“左”的思想影响,文化建设出现了第一次波澜。二是文化建设“跃进”时期（1958年5月——1961年12月）。这一时期,全面发动了文化建设的“大跃进”,但是党及时发现并着手纠正这一错误,由于纠正不彻底,“大跃进”继续进行,文化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三是文化建设调整时期（1961年1月——1964年12月）。这一时期,经过三年的全面调整,文化建设恢复了有序的局面,在调整中又再次恢复生机。四是文化建设严重“左”倾时期（1965年1月——1966年5月）。这一时期,指导思想全面转“左”,文化建设的政治色彩越来越严重,逐渐走向误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就其成就而言,我党探索了文化建设的科学道路,在正确的文化理论指导下,文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思想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立；在道德建设方面,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初步建成；在文化事业方面,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在公共文化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建成；文化软实力得到逐步增强,提升了综合国力。文化领域初步达到了繁荣状态。就其历史地位而言,在文化发展道路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并初步确立了文化发展的科学之路,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前提。在文化建设理论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在文化制度上,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目标,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文化制度,建立了现代国家的雏形。这一时期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既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主要经验是：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坚持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基础相适应又合理地展开对文化的；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基本经验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价值。其主要教训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政策上犯了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文化建设过于政治化,文化建设方式单一化。这些经验教训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在处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社会条件和历史原因都非常复杂,更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必须全面地从历史的角度、时代的角度看待和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以下四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提高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正确依靠人民群众。党已经对这十年的功过是非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科学的总结,其基本精神也适合于这十年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现在,党带领人民也已经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审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更好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许青春[2]（201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长期争执、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正确的原则性回答,但这个正确原则在极左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论争仍在继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方针,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在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方面总的说来还是破的多立的少。20世纪末期至今,从执政党到学术界和民间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刻,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共识。可以说,能否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党的理论创新的关系,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行,又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前途命运。但直到今天,在如何继承和弘扬的问题上还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继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之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并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召,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党的理论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在新的实践中如何更好地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有益的探讨。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阐明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动态的视角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机制与特色等进行探讨和总结；提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和主张。全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导论部分对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可能的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对学术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评。正文分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历史必然性。其一,这是文化发展规律的要求。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任何时期任何文化形态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规律要求社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民族性规律表明保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族性是中国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条件；文化的发展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抛弃传统,又不能抱残守缺；文化在交往中发展的规律表明,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吸纳一切文明成果,是继承文化传统、发扬光大本土文化的必要条件；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先进性规律表明文化的发展在于文化的不断创新。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发展的精神根基；思想自由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开放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自觉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这就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承续中国文化之脉,发扬光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二,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以传统文化为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在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怎样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目前的重要历史使命。其三,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失去了民族传统,就失去了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因此,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必须承续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华文化。其四,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文化基础的内在根据。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上的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提供了重要借鉴。第二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及取得的主要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怎样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怎样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大革命”后的十余年问,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论争又出现了一个高潮。面对新的全盘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等,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在坚决肃清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影响的基础上,继承传统文化的永恒性价值,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和创新。这一时期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人本思想、改革开放理论、“小康社会”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贯正确原则的基础上,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提高到关系民族振兴和存亡的高度上来进行继承和弘扬。这一时期,古老的“和而不同”思想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以古为鉴,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对传统变易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新解读,提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借鉴传统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并加以综合创新,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出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培育新时期民族精神等。新的世纪,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综观国内外大势,更加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发出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提出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等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在理论创新上的主要成果是：在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求真务实”观念；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在传统天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传统“和合”思想基础上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连续性表现为一贯性、稳定性和原则性,阶段性表现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又较之前一个阶段更加理性、更加自觉、更加完善,并以新的成果不断拓展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广度和深度。第三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色及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中华文化的新形态,都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来不断创新和发展自身,二者一脉相承,因此具有许多共性。但也各具特性,后者不仅表现出领导人的智慧个性的不同,更有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的不同,同时在理论品格、实践品格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更加表现出指导思想一元性与文化发展多样化的统一、时代性与继承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统一等特征。不仅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创新和发展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确立了基本原则和框架,开始了制度化建设,并开始酝酿文化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但在认识的深度和涉及的广度上还较欠缺,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较大的社会影响；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大力倡导继承和发展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除身体力行外,还注重加强制度化建设,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大激发了大众的热情和力量；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意识,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全面利用传统文化基础以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文化生产力得到大大解放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文化发展观日臻完善,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科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利用日益广泛和深入,更加注重依靠集体和群众的智慧进行文化创新。第四章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与机制。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途径包括：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契合之处为二者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桥梁和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质上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民族化,也就是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切实做到“四个分清”,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二是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认识“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新的历史体条件下创新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上,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而科学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注意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相互融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过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机制包括：一是政坛与论坛的互动机制,即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依靠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更要寻求专家智库的智慧支持,大量吸收和参考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注重理论创新的科学性。二是群众参与机制。以人民群众为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力量,引导群众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智慧源泉。三是国内国际文化交流机制,这是新时期党的文化交流价值观的体现。无论是本民族文化内部各种文化之间,还是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后者）,在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都是保持文化发展活力、解决文化交流与融通中的矛盾和分歧的正确原则。第五章在客观分析当前面临的国内外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面临的国内机遇主要有：一,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高度文化自觉为党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内在动力；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三,新时期政治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环境支持。面临的国际机遇主要有：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二,文化全球化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在同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融通中,互通有无,相互借鉴,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三,全球性危机引发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呼唤。这对于我们冲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树立“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发展理念、推动建立世界文化新秩序提供了历史契机,也有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强的观念,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面临的国内挑战主要有：社会变革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教育的弱化以及传统文化创新不足等。面临的国际挑战主要有：西方文化霸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文化全球化使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出现危机,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不良文化观造成中国文化危机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主要有：一,以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为前提。传统文化观不仅涉及对传统文化自身的认识,还涉及对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等关系的认识。因此,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自身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重要思想前提；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立足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而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满足当代社会实践的需要,实现自身的价值；三,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保障；四,以文化创新为核心。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必须实现文化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解读,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特长、铸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和方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五,以加强执政党建设为关键。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能否充分利用、科学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键也在党。中国共产党能否自觉担负起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能否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党的建设事关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六,以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为根本。人的因素是根本因素。人的素质以文化素质为根本,而文化素质就是国家素质。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最佳突破口在于全民阅读。应将全民阅读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提升民族文化素质,从根本上解决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主体的问题。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简要总结,并说明了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李培锋[3]（201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然而,当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在整个世界近现代化的潮流面前,中国传统文化却由于深陷封建专制主义的泥沼而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启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从此,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在近代血与火的屈辱中进行艰难的探索和痛苦的现代化转型。在经过与西方文化的激烈的碰撞和交融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物质、制度和观念等文化层面的自救和重构的现代化探索历程。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远没有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实现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理论体系,在文化建设上探索出一条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路,大大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崭新的文化价值取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中得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由此而步步向前推进。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党领导中国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在内的全方位变迁过程,其中,文化现代化是其中最复杂、最艰难的变迁。百余年来中国文化选择的历史表明,文化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深层难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中必将居于核心地位。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发展与飞跃,都是以中国的现代化为着眼点,并指导中国开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现代化道路,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
张文毓[4]（2020）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文中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举足轻重的事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考察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于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传播具有借鉴价值。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发展史角度,考察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恩格斯的着作《自然辩证法》是其自然辩证法思想最主要的文本体现,因此,本文以这一着作为主线进行考察。按照事物的发生学原理,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及其早期传播（19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主要在党内和先进分子中传播,传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传播范围相对狭窄。二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在我国的初步建制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初步建制化,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形成了服务国家的优良传统。然而,由于“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阻碍,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建制化进程被迫中断。三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全面制度化和规范化（1978年至今）。相对于上一阶段开启的建制化进程,我们把此阶段称为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再建制化。在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奠基于现代科技发展成果之上,吸收融合了系统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最新研究成果,由恩格斯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为主的内容体系,逐渐扩展到以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技术观和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新框架。此外,自然辩证法思想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相结合,奠定了我国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历程的研究表明:（1）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方面,我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自然辩证法思想有迫切的时代需求,为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是科学的理论,它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是自然科学上升为哲学的典范;它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品质,在内容上适合我国国情。（2）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是相互交织的过程。思想在传播中发展,同时在发展中传播,很难将思想传播与思想发展二者截然割裂开来。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受众群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等不断扩大,传播方式从偶然性、不确定性逐渐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3）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我国持续的现代化进程要求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为指导。进入新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仍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指导意义。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这更需要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郭晓庆[5]（2012）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在当代社会的新发展》文中研究表明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我国革命文艺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一些重要的观点,不仅对当时的革命文艺实践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着积极的导向作用。深入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论文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入手,分析、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前提。将毛泽东文艺思想放在当时国内大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古代文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理论奠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艺实践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产生的直接背景,文艺思想发展至成熟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的爆发。论文依据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历程,将它分为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发展时期四个不同的阶段,并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要观点细致地概括为六个方面：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文艺批评标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创作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法。其次,基于以上分析,论文着重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新性。论文主要是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创新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理论的创新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传统文论的创新主要包括文学本源的创新、文艺政治功能的创新和文学创作方法的创新三个方面；毛泽东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理论的创新,主要包括文艺批评标准、文艺方向论、文艺创作方针、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途径四方面的创新。再次,论文从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思想武器以及对建国后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促进作用两个方面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社会历史价值。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论文从“邓小平文艺思想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江泽民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胡锦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的文艺发展观”三个方面具体分析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发展。最后,论文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借鉴人类一切进步文化成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周颜玲[6]（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刘素娟[7]（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高一品[8]（2019）在《从体用论到双创论 ——中国文化近现代继承发展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内容为梳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文化现代化而进行的探索的思想发展脉络。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续发展是中国文化在百年来始终所思考的问题。对此,从完全拒斥西方文化的顽固派到逐渐吸收、接纳西方的先进思想家,国人意识到学习西方,使中西方文化相交流、融合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唯一途径。由此,人们开始对如何学习西方文化,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从形上领域到政治领域的多维探索。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当时国人最初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所进行的应对,从完全封闭自身以拒斥西方文化,发展为逐渐开放,以“体用”模式,不断扩大西学的范畴,最终发展为极端的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第二部分为面对此种以西方文化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现代新儒家学者们立足中国文化,维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力图论证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可以发展出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并以传统文化精髓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形成未来的世界文化。第三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立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使多元文化元素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符合现代化需求的新文化。进而建立以“马魂”统摄“中体”与“西用”的三元文化发展模式。第四部分为学术界的文化现代化发展理论在现实政治领域的实践。从新中国建立后最初的开放性文化指导方针,发展到习近平提出当今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见,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其自身的内涵逐渐丰富,作为一种创造主体、运作主体、生命主体,中国文化不断创造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有益内容,是文化自信建立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唐立平[9]（2016）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文中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一刻也离不开哲学方法的指导。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产生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满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整体性视角,着眼于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理论和研究基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形成发展、逻辑构成及其价值意义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掌握和运用方法论的基本规律及经验,为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做力所能及的尝试和探索。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前提性研究,主要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条件和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第三章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总体结构、基本趋势及特征;第四章是价值性研究,主要围绕成功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第五章是发展性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适用困境,进行原因分析,并思考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的可能路径。引言主要阐释和说明问题的缘起,对研究的背景、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与评述,对研究框架、创新与不足之处作必要的说明,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概念从三个层面进行解读。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产生理论成果的方法论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所形成的方法理论体系”（2）。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条件。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之基;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文化之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践之源;西方近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及其方法论、主要流派的方法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借鉴之镜。第二章侧重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阶段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方法演进及其特色等。第三章着重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趋势、总体结构及其基本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在时间向度、空间向度和本体向度分别具有向前发展、向上提升、向内探寻的基本趋势;其总体结构主要由具有哲学意义的一般方法、各实践领域的特殊方法及完成实际任务的具体方法基本维度构成;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特征主要从发展趋势、内容结构和功能价值三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归纳。第四章重点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意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中的成就进行归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成功运用的经验进行总结,即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和特点、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价值是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哲学基础,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予理论指导,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方法支撑。第五章主要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从理论、实践和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运用全面联系的观点,从主体、客体和综合因素三个方面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围绕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从理论路径、实践路径与制度路径三个层面进行探讨研究。
李曙新[10]（2005）在《探索中的双重变奏 ——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指导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方针,同时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研究,始终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和中共党史学科的重点内容,也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但是,目前理论界较多研究的是三大标志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研究1949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成果则寥寥无几。本文将这一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党的指导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在首先指出其总特征是正确发展趋向与错误发展趋向“双重变奏”的基础上,从系统论的视角,将党的指导思想解构为三个层面即第一层面的宏观指导思想,第二层面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总体指导思想和第三层面的分领域具体指导思想,全方位地探讨三个层面上两个发展趋向的演变过程和基本内容,分析其特点、成因及其影响。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 绪论界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党的指导思想”和“两个发展趋向”等特定术语的含义,点明了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党的指导思想的主线是探索。第一章概述了宏观指导思想两个发展趋向的演化过程和主要内容。第二、三、四章分述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领域总体指导思想和分领域具体指导思想两个发展趋向的主要表现。第五章分析了两个发展趋向互相交织和互相渗透的特点、客观上的认识原因和主观上的作风原因以及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对于新的指导思想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结语总结出了一些如何在党的指导思想层面上开展理论创新的有益启示。
二、坚持“双百”方针的辩证法思想 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持“双百”方针的辩证法思想 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的理论支撑 |
|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 |
| (二) 列宁的文化理论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
| (一) 毛泽东的文化理论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
| 第二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背景 |
| 一、国际背景：冷战思维主导下的国家角力 |
| (一) 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 |
| (二) 以意识形态争夺为主题的国际文化背景 |
| (三) 国际环境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影响 |
| 二、国内背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完成 |
| (一) 政治经济背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经济建设的良好开局 |
| (二) 文化背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 |
| (三) 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方法 |
|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轨迹 |
| 一、文化建设繁荣时期(1956年9月——1958年5月) |
| (一) 提出并坚持“双百”方针阶段(1956.09——1957.04) |
| (二) 受“左”的思想影响阶段(1957.04——1958.05) |
| 二、文化建设“跃进”时期(1958年5月——1960年12月) |
| (一) 文化建设“大跃进”的全面发动阶段(1958.05——1958.11) |
| (二) 初步纠正“大跃进”错误的阶段(1958.11——1959.07) |
| (三) 继续“大跃进”至全面结束阶段(1959.07——1960.12) |
| 三、文化建设调整时期(1961年1月——1964年12月) |
| (一) 初步调整阶段(1961.01——1962.01) |
| (二) 全面调整阶段(1962.01——1964.12) |
| 四、文化建设严重“左”倾时期(1965年1月——1966年5月) |
| (一) “左”的教育理论及实践 |
| (二) 宁“左”勿右的知识分子政策 |
| (三) 文化批判日益偏离正确轨道 |
| 第四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历史地位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 (一)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
| (二)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一元主导地位 |
| (三) 实现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
| (四) 提升了综合国力 |
| (五) 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地位 |
| (一) 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
| (二)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
| 第五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 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二) 遵循文化发展规律 |
| (三) 坚持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基础相适应 |
| (四) 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领导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深刻教训 |
| (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
| (二) 方针政策上犯了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 |
| (三) 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
| (四) 文化建设过于政治化 |
| (五) 文化建设方式单一化 |
| 第六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现实启示 |
| 一、完善文化建设的方法 |
| (一)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
| (二) 坚持实事求是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繁荣 |
| (三) 实事求是地开展文化建设 |
| 二、优化文化建设的外部环境 |
| (一) 民主是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 |
| (二) 法律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保 |
| (三)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
| 三、发掘文化建设的动力 |
| (一) 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应有之义 |
| (二) 重视劳动人民的创造性 |
| (三) 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
| (四) 践行群众路线 |
| 四、实现党对文化事业的科学领导 |
| (一) 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 |
| (二) 提高党领导文化工作的业务水平 |
| (三) 完善和改进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 |
| 五、加强文化建设中的制度建设 |
| (一) 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
| (二) 加强文化建设中的制度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 三、学术界研究状况 |
| 四、研究思路和可能的创新点 |
| 五、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历史必然性 |
| 一、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文化发展规律的要求 |
| (一) 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必然性 |
| (二) 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规律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必要性 |
| (三) 从先进文化发展规律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必要性 |
| 二、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
| (一) 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 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
| 三、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
| (一) 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发展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正确认识传统文化 |
| (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承续传统文化、发展中华文化 |
| 四、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文化基础的内在根据 |
| (一)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
| (二) 人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
| (三) 和合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
| (四) 大一统传统及其当代价值 |
| (五) 崇德向善的民族品格及其当代价值 |
|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相关历史经验与教训提供了重要借鉴 |
| (一)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与教训 |
| (二)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与教训 |
| 第二章 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及其主要表现 |
| 一、邓小平理论：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一) 时代背景 |
| (二)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
| (三) 邓小平理论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主要表现 |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一) 时代背景 |
|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
| (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主要表现 |
| 三、科学发展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境界 |
| (一) 时代背景 |
| (二)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
| (三) 科学发展观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主要表现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 |
| 第三章 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色及基本经验 |
| 一、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 |
| (一) 全新的时代特征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时代性特征 |
| (三) 正确处理文化的时代性与继承性的关系 |
| 二、自觉自信,彰显民族性 |
| (一)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表现 |
| (二) 正确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
| 三、海纳百川,更具开放性 |
| (一) 海纳百川、开放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理论品格 |
| (二) 正确处理开放包容与独立自主的关系 |
| (三) 正确处理文化的一元性与多样化的关系 |
| 四、求真务实,注重科学性 |
| (一) 思维方式更具辩证性 |
| (二) 文化发展观更加科学 |
| (三) 更加注重总结经验与规律 |
| 五、积极探索,加强实践性 |
| (一)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主渠道 |
| (二) 文化体制改革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
| 第四章 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与机制 |
| 一、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途径 |
| (一) “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民族化 |
| (二) “传统文化”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实现马克思主义化 |
| (三) “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 |
| 二、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机制 |
| (一) 政坛论坛良性互动 |
| (二)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
| (三) 国内国际广泛交流 |
| 第五章 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一、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 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临的机遇 |
| (二) 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临的挑战 |
| 二、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 |
| (一) 前提：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 |
| (二) 立足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
| (三) 保障：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政治环境 |
| (四) 核心：进行文化创新 |
| (五) 关键：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
| (六) 根本：提升国民文化素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诠释 |
| 一、“文化”界说 |
| (一) 众说纷纭的文化含义 |
| (二) 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 |
|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涵义 |
| 三、现代化的涵义 |
| (一) 现代化的词义分析 |
| (二) 现代化的理论涵义 |
| 四、文化现代化的涵义 |
|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 |
|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及其近代转型 |
| 一、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危机 |
| 二、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艰难历程 |
| (一) 物质层面的变革 |
| (二) 制度层面的变革 |
| (三) 观念层面的变革 |
| 三、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原因 |
| (一) 西方文化的冲击 |
| (二) 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
| (三)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客观要求 |
|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需要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 |
| (一) 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统一的共同哲学基础 |
| (二) 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的契合 |
| (三) 知行统一在实践观上的相通 |
| (四) 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与“民本思想”的价值目标的接近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实现 |
| (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 “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明确 |
| (三) “以人为本”价值理想的提出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
| (一)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二) 文化论争 |
| (三) 新民主主义文化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探索历程 |
| (一) 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 |
| (二)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 |
| (三)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曲折发展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
| (一) “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 |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
| (四) 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发展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经验 |
| 一、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 |
|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 |
| 二、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和坚强的组织领导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
| (二) 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
|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批判继承的创新精神 |
| (一)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二) 坚持批判继承的创新精神 |
| 四、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
| (一)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 |
| (二)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
| 五、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和“两手抓、两加强”的方针 |
| (一) 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
| (二) 坚持“两手抓、两加强”的方针 |
| 结语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传统文化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
| 三、传统文化现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及内容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及理论品质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及其早期传播和发展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和《自然辩证法》着作译介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与社会主义初步结合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初步建制化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曲折中传播和发展 |
| 四、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规范化 |
| (一)现代科技促进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再建制化 |
| (三)在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中促进社会和科技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在当代社会的新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2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 2.1 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
| 2.2 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和发展阶段 |
| 3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涵 |
| 3.1 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 |
| 3.2 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
| 3.3 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文艺批评标准 |
| 3.4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创作原则 |
| 3.5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 |
| 3.6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法 |
| 4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新 |
| 4.1 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传统文论的创新 |
| 4.2 毛泽东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理论的创新 |
| 5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社会历史价值 |
| 5.1 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战争的胜利提供思想武器 |
| 5.2 毛泽东文艺思想促进建国后文艺工作的繁荣 |
| 6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新发展 |
| 6.1 邓小平文艺思想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 |
| 6.2 江泽民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 |
| 6.3 胡锦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的文艺发展观 |
| 7 毛泽东文艺思想对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启示 |
| 7.1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7.2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和利用人类一切进步文化成果 |
| 7.3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
| 7.4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
| 7.5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硕士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 |
（6）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努力方向 |
| 第一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 |
| 一、相关概念 |
| (一) 意识形态及其建设 |
|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 |
| (三)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 |
| (一)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层面: 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的提炼交融 |
| (二) 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 综合国力、五位一体的因素驱动 |
| (三) 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 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 |
|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 |
|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 |
| (一) 指导思想层面: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 |
| (二) 社会措施层面: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 |
| (三) 个体引导层面: 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 |
| 第三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和挑战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崭新机遇 |
| (一)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传承要求 |
| (二) 现代化建设成就奠定了坚实的传承基础 |
| (三) 国家地位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现实挑战 |
| (一) 西方价值观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遮蔽 |
| (二) 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 |
| (三) 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思想的冲击 |
| 第四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和成因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 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 |
| (二) 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 |
| (三) 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问题的现实原因 |
| (一) 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 |
| (二) 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
| (三) 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 |
| 第五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和举措 |
| 一、指导思想层面: 顶层设计和发展方向的精准谋划 |
| (一) 根本原则: 坚持导向加强引领推进发展 |
| (二) 价值塑造: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 |
| (三) 传播推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 |
| 二、基本思路层面: 攻坚目标与重点措施的谋求落实 |
| (一）基本目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二）功能指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 |
| (三) 主体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群众力量 |
| (四) 载体建设：完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体系 |
| 三、具体举措层面: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教育引导 |
| (一) 思想引领:“表”“里”兼顾提高认知认同 |
| (二) 教育引导:“显”“隐”共进助力传播传承 |
| (三) 素质提升:“质”“格”并行促进自觉自省 |
| (四) 行为养成:“情”“行”并重推动身体力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从体用论到双创论 ——中国文化近现代继承发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到全盘承领:从体用论到西体中用论的轨迹发展 |
| 第一节 立足中国文化主体逐渐学习西学:中体中用的不断解构 |
| 一、固守天朝迷梦:顽固派的守旧文化观判释 |
| 二、策略抑或真实主张:对“西学中源”说的质疑 |
| 三、退中体以进西用:“中体西用”论的实质与核心 |
| 第二节 对抗保守刺激下的过度西化:从科学万能论到西体中用论的出场 |
| 一、从观照自然到打通人生:对丁文江“科学万能论”的反思 |
| 二、激进与保守的复杂性:陈序经“全盘西化”与胡适“充分西化”分疏 |
| 三、内涵转换与形式对调:对李泽厚“西体中用”文化观的辩证理解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儒学新释与现代转化: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文化观析论 |
| 第一节 从本体到方法: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早期探索 |
| 一、场域置换以复兴儒学:冯友兰“抽象继承”与“普遍性形式”分析 |
| 二、从形上之维到现实之维: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探析 |
| 三、以“向内”融摄“向外”:熊十力“体用不二”文化观诠释 |
| 第二节 内圣开出新外王: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的境界论与现实指向 |
| 一、从道德形上学到外王形上学: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得失 |
| 二、从思辨形上学到境界形上学:唐君毅“纳方于圆”文化观解析 |
| 三、边缘与中心的冲突与互动:海外新儒家中西文化观的整体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逻辑演进:从“批判继承”到“马魂、中体、西用”论 |
| 第一节 从要素论到阵营论: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观的学术史分析 |
| 一、要素论的开放与包融:以赵纪彬的文化观反思为例 |
| 二、从要素论走向阵营论:以侯外庐的文化观评析为例 |
| 三、从阵营划分到宗教批判:以任继愈的文化观析论为例 |
| 第二节 “和合”与“综合”:对两种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分析 |
| 一、和合传统以现代化:张立文“和合”文化观评析 |
| 二、兼综中西马以创新:张岱年—方克立“综合创新”文化观评析 |
| 第三节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行:以马魂御中西新体用 |
| 一、反思与借鉴:“马魂、中体、西用”的背景 |
| 二、开放与整合:“马魂、中体、西用”的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自觉与自信:从“双百”到“双创” |
| 第一节 从创造主体到接受主体:从“双百”到“二为” |
| 一、承认、允许多元文化:对毛泽东“双百”方针的分析 |
| 二、突出文化主体与目的:对邓小平“二为”方针的理解 |
| 第二节 文化自信与话语自觉:“双创”文化观的出场及其引领效应 |
| 一、从经济强国到文化强国:“双创”文化观出场的语境 |
| 二、从文化自信到文化新发展:“双创”文化观的价值与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三）基本概念释义 |
| （四）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条件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之基 |
| 1.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 |
| 2.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文化之根 |
| 1.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 |
| 2.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思想 |
| 3.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观思想 |
|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践之源 |
| 1.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总结 |
|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 |
| 3.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 |
|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借鉴之镜 |
| 1.西方近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及其方法论思想 |
| 2.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的方法论思想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形成时期 |
|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本形成的历史条件 |
|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本形成的演进及标志 |
|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本形成的特色方法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成熟时期 |
|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成熟的历史条件 |
|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成熟的演进及标志 |
|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成熟的特色方法 |
|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曲折发展时期 |
|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曲折发展的历史原因 |
|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曲折发展的方法演进 |
|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曲折发展的历史影响 |
|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继续推进时期 |
|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继续推进的历史条件 |
|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继续推进的历程及标志 |
|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继续推进的特色方法 |
|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总体结构及其特征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向度 |
| 1.时间向度：始终追求向前发展的趋势 |
| 2.空间向度：始终致力于向上提升的趋势 |
| 3.本体向度：始终坚持向内探寻的趋势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总体结构 |
|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般方法 |
|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特殊方法 |
|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方法 |
|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特征 |
|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发展趋势上的特征 |
|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内容结构上的特征 |
|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功能价值上的特征 |
|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审视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成功运用取得的成就 |
| 1.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
| 2.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 |
| 3.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成功运用的基本经验 |
| 1.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 |
| 2.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及特点 |
| 3.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相结合 |
| 4.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
|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价值 |
| 1.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哲学基础 |
| 2.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予理论指导 |
| 3.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方法支撑 |
| 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丰富发展的前瞻与探索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适用困境 |
| 1.理论层面的问题 |
| 2.实践层面的问题 |
| 3.制度层面的问题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适用困境的成因分析 |
| 1.主体方面的原因 |
| 2.客体方面的原因 |
| 3.综合方面的原因 |
|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丰富发展的路径探索 |
|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的理论路径 |
|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的实践路径 |
|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的制度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探索中的双重变奏 ——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的主线 |
| 二、“党的指导思想”界说 |
| 三、“两个发展趋向”解读 |
| 四、研究动态与本文的基本思路 |
| 五、本课题的创新之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党在宏观指导思想上的两个发展趋向研究 |
| 第一节 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0~1956.9.) |
| 一、工作中心适时转移的思想:正确发展趋向的良好开端 |
| 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与实践:两个发展趋向并存局面的出现 |
| 第二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9.~1966.5.) |
| 一、党的八大确定的指导思想:正确发展趋向的标志性成果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错误发展趋向渐占上风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5.~1976.10.) |
|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发展趋向主导全局 |
| 二、“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想:恢复正确发展趋向的努力 |
| 第四节 两年徘徊时期(1976.10.~1978.12.) |
| 一、“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错误发展趋向的惯性延续 |
|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正确发展趋向的最终确立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两个发展趋向研究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总体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
| 一、从“以苏为鉴”到“两个阶段”:从国情出发探寻建设道路的趋向 |
| 二、从“大跃进”到“洋跃进”:脱离国情的急于求成趋向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具体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
| 一、在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 |
| 二、在经济结构问题上 |
| 三、在经济体制问题上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党在政治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两个发展趋向研究 |
| 第一节 政治建设总体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
| 一、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题的趋向 |
| 二、把处理阶级矛盾作为主要政治任务的趋向 |
| 第二节 政治建设具体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
| 一、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 |
| 二、在法制建设问题上 |
| 三、在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上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党在思想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两个发展趋向研究 |
| 第一节 思想文化建设总体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
| 一、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文化发展多元化相统一的趋向 |
| 二、意识形态问题政治化的趋向 |
| 第二节 思想文化建设具体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
| 一、在哲学领域 |
| 二、在科学领域 |
| 三、在文艺领域 |
| 四、在教育领域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党的指导思想两个发展趋向的特点和因果分析 |
| 第一节 两个发展趋向的特点分析 |
| 一、两个发展趋向的交织与渗透 |
| 二、两个发展趋向的共存与消长 |
| 第二节 两个发展趋向的原因分析 |
| 一、客观上:探索中的认识问题 |
| 二、主观上:探索中的作风问题 |
| 第三节 两个发展趋向的理论影响分析 |
| 一、反思和鉴戒错误发展趋向: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切入点 |
| 二、继承和完善正确错误发展趋向:邓小平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 |
| 结语: 今天的启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英文目录 |
| 后记 |
四、坚持“双百”方针的辩证法思想 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D]. 史衍朋. 山东大学, 2016(03)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D]. 许青春. 山东大学, 2012(12)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D]. 李培锋. 兰州大学, 2013(10)
-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D]. 张文毓.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5]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在当代社会的新发展[D]. 郭晓庆. 山东农业大学, 2012(07)
- [6]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7]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8]从体用论到双创论 ——中国文化近现代继承发展机制研究[D]. 高一品.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9]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D]. 唐立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2)
- [10]探索中的双重变奏 ——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研究[D]. 李曙新. 南京师范大学, 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