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湘赣革命根据地兴衰的经济原因辨析（论文文献综述）
贺平海[1]（2021）在《井冈山道路开创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文中认为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挑历史重担,率领井冈山军民克服重重困难,闯出了井冈山道路。面对湘赣边界强大的反动势力和"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实践中深化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不断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宣传、动员和武装群众,大力推进根据地建设,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让"快要成熟了的婴儿"最终成为可能。井冈山道路开创的历史经验,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之际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深刻启示。
庞达[2]（2019）在《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文中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如何在党的治国理政过程中正确有效地践行群众路线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实践角度讲,群众路线是一个由多种实践形式和策略所组成的丰富体系,凝聚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群众工作、建构党群关系的宝贵经验,这些实践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形态,发挥了不同的政治功能。要正确的贯彻群众路线不仅应对各个时期群众路线主要实践形态及其特点进行总体性的把握,而且要弄清隐藏在庞杂实践形态中的群众路线变迁规律,并以之为指导探索新时代群众路线的创新路径。当前学术界对群众路线的研究体现出多重视角,包括政策过程视角、民主建构视角、国家治理视角等等,这些视角从不同方向对群众路线进行了解读与界定,但多是基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群众路线实践做出的论述,缺乏整体性分析与完整性把握。实际上,群众路线的实践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根据某一阶段或某个层面的经验对它做出界定,无疑会削弱群众路线本身的丰富性与立体性,也不利于对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与潜在价值的准确把握。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群众路线,或许可使我们对群众路线有一种更全面、完整的理解,从而发现原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内容。政党适应性理论是研究政党变迁与适应性变革的重要理论范式,如何建构政党与环境的契合关系是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民众的需求与结构是政党所要适应的关键环境变量,如何基于民众需求和结构特征的变化对政党组织（及其各类政治活动）做出调整,从而建构政党与民众的契合关系是政党适应性理论所关注的主要内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和规范党群关系的基本方式,在群众路线实践展开的具体过程中,同样要基于客观环境和群众特点的变化变革群众组织方式与手段,基于群众需求的变化调整动员模式与沟通策略,这就使不同时期群众路线的实践变迁同样体现出政党适应性的基本逻辑。中国共产党是先锋使命型政党,具有适应性实现过程的特殊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展开及其功能实现过程的特殊性。因此,政党适应性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群众路线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与思维范式,从这一视角出发可对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做出更完整、清晰的把握,对其政治功能做出更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可对新时代背景下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做出深入思考。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分析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可以分为民主革命、建国至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之后三个时期进行考察。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变迁对党群契合关系的建构提出新的挑战,要求群众路线的具体开展形式据此做出适应性调整,这导致不同时期党对群众路线的落实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适应性变迁轨迹,而在每个时期内部的不同阶段也体现出一定适应性调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都有明显的体现。本文依照中国共产党适应性演变模型对群众路线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实践形态及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做了梳理和分析,选取具体案例对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做了考察,并分别对三个时期群众路线的基本特征做了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围绕“政治革命”任务而展开,具有实践策略的灵活性与实践方式的激进型,宣传、劝说等柔性动员和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是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主要形式;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的群众路线围绕“社会改造与国家建设”任务而展开,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全面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各个领域,并成为党的领袖建构领导权威、平衡官僚权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之后的群众路线围绕“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任务而展开,依托制度化渠道的群众民主参与成为群众路线落实的重要形式,如何克服官僚体制弊端成为这一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命题。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群众路线的政治功能,可以分别从外适应与内适应两个大的方面予以考察:首先,就外适应方面来说,主要体现为对于“群众”的回应、引导与塑造。通过群众路线的信息收集与政治沟通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对群众需求变化的敏锐感知;通过群众路线的资源整合与汲取作用,中国共产党建构了组织生存的群众支持网络;通过群众路线对民意的有效汇集与实现,中国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合法性与政治代表性;通过群众路线对“人民群众”的塑造与引导,中国共产党增进了社会资本与政治团结,为自身政治事业与历史使命的完成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次,就内适应方面来说,群众路线具有促进党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凝聚、自我净化的重要作用。通过群众路线的人员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党及其领导的政权体系的开放性,实现了自我革新;依托群众路线对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锻炼和实践经验的累积,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了能被广大群众所认可与信服的“群众领袖”,实现了自我提升;通过群众路线对党员道德品格与革命意志的塑造,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自身的群众底色,实现了自我净化;通过群众路线对政党组织文化与向心力的建构,党的内部统一了理念、协调了行动,实现了自我凝聚。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思考群众路线的时代创新,需要基于政党当前所面临的适应性挑战,从问题视域出发挖掘群众路线蕴含的潜在价值,探索创新方向。当代背景下,群众路线对于突破政党代表性困境、解决党群沟通隔阂、抑制政党官僚化倾向、消解权力异化风险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但群众路线的创新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障碍,体现为社会结构分化加大了群众政治整合的难度、政党科层化限制了群众政治参与的拓展,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完善影响了党群之间的互动沟通。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需要基于新的时代环境和群众需求变化,实现群众服务和沟通的机制渠道创新、群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与平台创新、群众组织和动员的方法载体创新、党的教育实践常态化与巡视巡察机制创新、党的管理体制优化与基层党建创新。
孙延青[3]（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张世定[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宋婧琳[5]（2019）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巡视工作制度化发展的开端。同时,它也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形成的制度成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既需要保证自身的革命性与纯洁性,也需要保障党组织内部的有效协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以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身,同时也必须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即是说,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探索建立的。它虽然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古代传统监察制度的制衡监督思想,但却在主体、目标和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不同,即:它不是统治阶级维稳的产物,不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目标,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具体而言,它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其政党体系内部建立的,旨在通过提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先进性、凝聚力、战斗力,更好地实现并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政党监督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之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历经了初步形成、波折发展、自我调整等三个探索阶段。其间,党依据不同阶段的具体革命实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党的中心任务变化,调整了巡视布局、任务安排、制度规范,推动党的巡视工作初步走上了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探究这一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整体建构与实践特点,应着眼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对比审视。一方面,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由于自身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受到了来自本土政治文化和国民党腐败溃烂教训的双重影响,其建构与实践一定程度上带有历史的、现实的“烙印”。另一方面,它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本土政治文化、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成果,其间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因此既带有“苏联色彩”,又具有鲜活的本土性。即:在制度建构与实践的探索过程中,党初步从主体、体系、任务、落实和规范等五个层面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党内巡视系统。客观上讲,彼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建构并不完善、实践条件也不充分,以至于在制度落实过程中遇到诸多瓶颈,体现出许多问题与不足,例如被交通通讯条件限制、受党内左倾思想和“唯成分论”不良影响等。然而,由于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它必须承担起联系中央与地方、党与基层群众的重要革命和组织任务,也的确在党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恢复和沟通央地党组织联系、协助党的方针政策落实、改组和重建地方党部、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协助各地方开展革命与群团运动等历史作用。可以说,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波折探索和实践,既为党内巡视制度本身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初步推动作用,也为党逐步摆脱苏联控制、整顿党内不良风气和思想、走独立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建立、探索、调整,到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的不断完善、发展,都是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宝贵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勇气。这一系列的探索经验,对现今执政党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群关系改善和腐败治理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回顾和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确立基础、整体发展、建构与实践特点、历史作用、经验教训等问题,既有利于在还原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规律与具体方法,也有利于以史为鉴反观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巡视制度的建构与实践,反思其时代任务、探寻其发展方向、创新其实践方法,以便进一步在新的国内外情势中逐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何志明[6]（2019）在《川陕苏区时期乡村干部的选拔·淘汰机制探析》文中提出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川陕苏区建立伊始即面临着严重的干部荒。为了迅速恢复秩序并汲取社会资源,苏区建政之初采取了从旧人员和乡村边缘人群中吸收乡村干部的权宜之计。迫于生存压力,苏区政权建设呈现了明显的军事化特征,尤其强调对于乡村资源的汲取,特别是在分配土地与财产等方面。因关涉自身利益,这些乡村干部往往表现为消极抵制或者贪污腐化,进而引发清洗与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在实践中发现的贫农积极分子。然而随着苏区生存危机的加剧,往往又会出现新一轮干部清洗。这种频繁的非常态干部流动体现了针对乡村干部的选拔·淘汰机制。尽管这种机制的形成与苏区面临的生存压力紧密相连,但极易造成苏区基层干部资源的枯竭,进一步消解了苏区的社会动员效能。
周成莉[7]（2018）在《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区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道路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苏维埃政制是我党开展局部执政的首次尝试,为我党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时期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历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由盛转衰,见证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转折,总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但会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实现革命战略的转变。本文聚焦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追溯根源,梳理过程,延伸发展,以基本历史史实为依据,综合运用多维研究方法,以历史个案为研究视角揭示中国革命选择苏维埃道路的历史根源和实现苏维埃道路转化的历史过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源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苏联苏维埃模式,同时和国内环境息息相关。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成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原点;苏维埃俄国模式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原型。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以俄为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便对苏维埃制度表示认同。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苏维埃道路是当时唯一选择,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始宣传苏维埃,成立城市苏维埃,并于193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局部执政。到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经济上进行了土地改革,文化上进行了革命意识的教育,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在苏区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基础上,加深了对革命根据地的认识,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发起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专门统筹机构,宣传是筹备工作的重要环节,宣传部和教育部承担着重要的宣传职责。查田查阶级运动、检举肃反运动、选举运动是社会结构重组的重要手段,三者层层递进,查田查阶级和检举肃反运动为选举运动清除了障碍,选举运动巩固了查田查阶级和检举肃反运动的结果。为保障选举运动的参与度,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以从小从基层为思路。但归根结底都以战争动员为根本任务。代表选举是确保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核心环节,法律视角下的苏维埃选举制度较为规范。在将选举制度进行实践中,以乡苏为选举的重心,成立选举委员会、划分选区、选民登记、提出候选人、开展工作报告、召开选举大会、投票选举、代表提出提案基本遵从选举制度,长冈乡和才溪乡在选举运动中起着模范作用,红军选举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区-县-省-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以间接选举为原则,通过选举产生了776名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改造了苏维埃政权,为妇女参政提供了重要渠道。1934年1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形成四面围合之势,中国工农红军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战事失利,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期开幕,大会以“一切牺牲给予革命”为基本方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及各部代表分别向大会作了5个工作报告和1个紧急动员报告,通过了5项最高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形成新一届最高权力中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建设经验,进一步奠定了新中国的雏形,但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刻上了“左”的烙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以一切服从战争为原则,以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为根本任务,以军事决议案的执行为中心,形成军事、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协同推进各项决议案的执行。开展了扩红、优红工作以保障战争人力供给;以粮食突击为战斗任务,同时开展财政资金、军用物资的突击为战争提供财政、物力保障;通过继续开展查田查阶级、肃反检举运动以保障军事和经济突击。然而,各项决议案执行出现了偏差,优红扩红不到位,物资、财力动员不济,强化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政权的政治优势,军事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面临转移。随着战略转移和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共产党逐渐采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代了工农民主联盟,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完成向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历程,实现了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化。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又一次实践,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探索。在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担负着动员革命的职责。中国革命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中国“特色”道路;中国革命实则为农民革命,只有保障其民主权利,保证其民生利益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政治优势;革命的失败并不等于革命终结,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国情的演变,逐渐探索出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而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由局部执政党——革命党——执政党的转换和成长。
黎志辉[8]（2016）在《革命运动中的生计危机——以江西苏维埃革命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革命爆发前后的社会生计危机,是促成中共革命扩散的重要社会经济背景。这种危机既源自民国初期南北战乱所激化的财政和金融危机,以及传统产业及其相关行业在现代工商业竞争下的市场生存危机,又显现了革命运动纵深演化的内在趋势和城乡经济关系链条断裂后民众日常生计的窘迫反应。遍及城乡、引发恐慌的社会生计危机,特别是刺激人类原始本能的粮食危机,实际上要比农村社会的地权集中和租佃制度,更易造就革命传播的即时性心理氛围。适当跳出"土地革命"的惯性思维,从近代以来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市场的密切联系,考察中共革命兴起和演变的复杂过程,是研究中共革命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
张帆[9]（2016）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政治解体、社会解组的“总体性危机”,承担着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巨历史任务,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体制外的革命型政党,其自身在革命过程中又面临着不能进行公开与合法活动且时常遭受体制力量摧残的现实困境,并进而影响其资源集聚和社会动员能力,对其完成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为了完成近代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向并利用各种社团组织,并以此作为集聚力量、整合资源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丰富的社团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与实践是党利用社团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与社会力量在完成近代历史使命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认识与开展的实践活动的统一体,主要包括根据地社团思想与实践、反动统治区社团思想与实践、秘密社团思想与实践等三个组成部分,分为思想认识、政策策略、工作实践三个层面。本文主要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的生成原因、发展衍变、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实践成效、特征地位等方面进行阐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生成的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团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主观动因,丰富的社团工作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共产国际的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即党成立初期的萌芽发轫、大革命时期的初步发展、土地革命时期的曲折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成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继续发展等五个发展阶段。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根据地社团思想和实践是其整个社团思想体系与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辖区（如苏维埃区域、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等）内的群众社团及其工作的一系列思考认识与政策实践,主要包括党对社团的基本认识、根据地社团建设政策与举措、根据地社团与党政关系思想与政策等一系列的思想认识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党对根据地社团的基本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根据地社团的性质与特征,党认为其具有自愿性和独立性;二是关于根据地社团的功能和作用,党主要强调其维护群众利益和支援革命的功能。关于根据地社团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方面,党主张从组织使命、组织建设、工作活动策略等方面进行建设。关于根据地社团组织与党政机关的关系,党主张坚持两个“统一”,即加强领导、管理与尊重独立性相统一、相互支持帮助与防止不良倾向相统一。党关于根据社团的建设思想与举措,在实践中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不仅促进了根据地社团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使根据地社团在支援革命战争、促进根据地各项建设、维护群众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党在反动统治区的社团思想和实践也是其整个社团思想体系和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党关于在反动势力控制区如何建设和发展革命或进步社团、如何对异性社团开展统战工作、如何指导群众社团开展工作和活动等一系列的思考认识和方针政策。关于如何在反动统治区建设和发展革命社团,党主张从组织使命、组织建设等方面开展建设。关于对待反动统治区异性社团的工作策略,党主张分清情况,区别对待,如对于进步性社团,党主张积极团结、帮助和支持;对于中间性社团,党主张进行联合与改造;对于右翼性社团,党主张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和组织,等等。关于反动统治区革命群众社团如何开展活动,党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如把争取群众利益与革命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利用公开与合法方式开展革命斗争等。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反动统治区社团思想和实践在获得丰富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尤以土地革命前期和中期表现的最为突出,并给党的社团工作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秘密社团思想与实践是其整个社团思想体系和实践活动又一组成部分,是党对秘密社团的产生和形成、成分与结构、性质与功能以及工作策略等一系列的思考认识与实践活动。关于秘密社团的产生与形成原因,党认为包括现实、历史、宗教等多种因素,其中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与压迫是最主要的原因。关于秘密社团的成分与结构,党指出——以失业破产的下层群众为主,同时也包括着少量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上层势力。关于秘密社团的性质与功能,党认为其是一个积极性与落后性、革命性与破坏性并存的矛盾统一体。民主革命时期,随着秘密社团工作实践和思想认识的丰富深化,党的秘密社团工作政策和策略也经历了一个从萌芽起步到不断完善成熟的发展过程。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秘密社团思想与政策,从总体上来说是正确的,同时也包含一些错误的成分,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成效。产生于革命历史背景下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和实践呈现出了鲜明的特性,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从其特性来看,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社团思想具有突出的革命性、鲜明的阶级性并重视党的领导。从实践意义来看,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社团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显着的实践成效,一方面动员和团结了广大革命群众以及各种社会力量,支援或参与革命斗争,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进步;另一方面有助于新中国以及当代中国社团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新中国不同阶段党的社团工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理论价值来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和实践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团思想与不同历史阶段中国革命实际、党的社团工作实际有机结合过程和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贺文赞[10]（2014）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历史人物袁文才、王佐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具有传奇色彩的两个特殊人物,近年来,部分党史研究者对袁文才、王佐这两个人物保持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先后有200多篇论文涉及这两个人物,内容集中在:解密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原因,袁文才、王佐对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贡献,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过程以及袁文才、王佐与井冈山根据地其他主要人物的关系等。研究袁文才、王佐对澄清历史事实、防止"左"倾错误、正确选用人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湘赣革命根据地兴衰的经济原因辨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湘赣革命根据地兴衰的经济原因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1）井冈山道路开创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为何产生 |
| (一)反革命势力依然强大 |
| (二)早期的党组织领导能力不够 |
| (三)对革命道路认识模糊 |
| (四)群众动员困难重重 |
| (五)斗争条件极为艰苦 |
| 二、“快要成熟了的婴儿”何以可能 |
| (一)在实践中深化革命道路的认识 |
| (二)以加强党建提升党的领导能力 |
| (三)扎实做好群众工作 |
| (四)灵活的战略战术 |
| (五)井冈山道路经验可借鉴可推广 |
| 三、井冈山道路的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坚持实事求是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2）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政党适应性的视角阐释 |
| (一)政党适应性的基本理论:内涵、核心问题与实现逻辑 |
| (二)政党适应性理论的分析视角及其对群众路线研究的意义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五、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群众路线的内涵及与政党适应性的内在关联 |
| 一、“群众”的内涵 |
| (一)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 |
| (二)“群众路线”中的“群众” |
| 二、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与核心问题 |
| (一)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及其多重面相 |
| (二)核心问题:建构政党与群众的契合关系 |
| 三、群众路线与中国共产党政党适应性的内在关联 |
| (一)契合点:党群关系中的“适应性”问题 |
| (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适应性的基本方式 |
| (三)群众路线实践体现中国共产党适应性的特征与逻辑 |
| 第二章 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 |
| (一)时代环境与历史任务 |
| (二)主要实践形态与适应性要素分析 |
| (三)个案考察:晋中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及其适应性调适 |
| (四)基本特征 |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群众路线 |
| (一)时代环境与历史任务 |
| (二)主要实践形态与适应性要素分析 |
| (三)个案考察:湖南醴陵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及其适应性调适 |
| (四)基本特征 |
| 三、改革开放之后的群众路线 |
| (一)时代环境与历史任务 |
| (二)主要实践形态与适应性要素分析 |
| (三)个案考察:浙江温岭群众路线实践的“民主恳谈”模式及其适应性调适 |
| (四)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群众路线的功能阐释 |
| 一、外适应功能:回应、引导与塑造群众 |
| (一)信息收集与政治沟通:敏锐感知群众需求变化 |
| (二)资源整合与汲取:建构群众支持网络 |
| (三)民意汇集与实现:巩固执政合法性与代表性 |
| (四)群众塑造与引导:增进社会资本与政治团结 |
| 二、内适应功能:党的自我革新、净化与凝聚 |
| (一)人员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实现自我革新 |
| (二)政治能力锻炼与经验累积:实现自我提升 |
| (三)道德品格与革命意志塑造:实现自我净化 |
| (四)政党文化与向心力建构:实现自我凝聚 |
| 第四章 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群众路线的时代创新 |
| 一、新时代创新群众路线的意义 |
| (一)克服政党外适应挑战 |
| (二)应对政党内适应难题 |
| 二、当前群众路线创新的主要障碍 |
| (一)社会结构分化加大了政治整合难度 |
| (二)政党科层化限制了群众政治参与拓展 |
| (三)基层组织不完善影响了党群互动沟通 |
| 三、新时代群众路线实践创新的可能路径 |
| (一)群众服务和沟通的机制渠道创新 |
| (二)群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与平台创新 |
| (三)群众组织和动员的方法载体创新 |
| (四)党的教育实践常态化与巡视巡察机制创新 |
| (五)党的管理体制优化与基层党建创新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2 国内研究述评 |
| 1.2.1 整体研究概貌 |
| 1.2.2 历史维度的相关研究 |
| 1.2.3 理论维度的相关研究 |
| 1.2.4 实践维度的相关研究 |
| 1.3 国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基本思路与内容安排 |
| 1.4.2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5 相关概念辨析 |
| 1.5.1 时期界定：土地革命时期 |
| 1.5.2 基础概念：监督与监察、巡视与巡察 |
| 1.5.3 重点概念：执政党建设、党内监督、党内巡视、行政监察 |
| 1.5.4 身份概念：监察员、巡视员与特派员 |
| 1.5.5 制度界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 |
| 1.6 研究的创新点、难点与局限性 |
| 第二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确立基础 |
| 2.1 思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建思想 |
| 2.1.2 列宁的党建思想 |
| 2.1.3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建思想 |
| 2.2 传统文化根基 |
| 2.2.1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 |
| 2.2.2 中国传统监察制度 |
| 2.2.3 中国传统社会心理 |
| 2.3 革命斗争需要 |
| 2.3.1 白色恐怖下中共各级党组织遭遇重创 |
| 2.3.2 部分党组织与党员出现思想与行动上的混乱 |
| 2.3.3 党内人才匮乏,基层干部选拔体制不够畅通 |
| 2.4 组织实践基础 |
| 2.4.1 党内巡视工作的早期实践经验累积 |
| 2.4.2 联共(布)对中共巡视工作的指导 |
| 2.4.3 土地革命前中共组织与群众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 |
| 3.1 初步形成：从八七会议到中共六大 |
| 3.1.1 历史背景：机遇与挑战并存 |
| 3.1.2 中心任务：重建、联络并改组党部 |
| 3.1.3 机构部署：建立三大中央派出机关 |
| 3.1.4 具体实践：央地巡视工作初步互动 |
| 3.2 波折发展：从中共六大到遵义会议 |
| 3.2.1 历史背景：波折忧患中前进 |
| 3.2.2 中心任务：服务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
| 3.2.3 战略方针：初步建构央地巡视互动体系 |
| 3.2.4 具体实践：推进巡视探索并颁布巡视条例 |
| 3.3 自我调整：从遵义会议到洛川会议 |
| 3.3.1 历史背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党内纠偏 |
| 3.3.2 中心任务：服务反围剿和党的军队建设 |
| 3.3.3 系统优化：巡视渗透各领域并提升地方主动性 |
| 3.3.4 具体实践：扩大巡视力度并创新巡视方式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主要特点 |
| 4.1 大体上沿用中国传统监察制度的建构框架与原则 |
| 4.1.1 将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区划作为巡视布局与实践的基础 |
| 4.1.2 重视巡视机构及其人员的相对独立性与职能多样性 |
| 4.1.3 以法规、条例等方式来规范巡视工作 |
| 4.2 吸取了国民党党政腐败与监察失灵的惨痛教训 |
| 4.2.1 反对独裁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 |
| 4.2.2 警惕制度失灵,重视党内巡视的有效运行 |
| 4.2.3 整顿官僚腐化,强调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
| 4.3 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带有“苏联监察制度色彩” |
| 4.3.1 重视监察工作的制度化发展及其地位提升 |
| 4.3.2 将党内外监督方式统一于巡视制度设计 |
| 4.3.3 受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监察制度“左”的偏执影响 |
| 4.4 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初步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党内巡视系统 |
| 4.4.1 主体层面：意识到必须坚持党对巡视制度的领导 |
| 4.4.2 体系层面：尝试由“自上而下”转向“上下联动” |
| 4.4.3 任务层面：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调整巡视部署 |
| 4.4.4 落实层面：调研地方实际,开展“活泼的”巡视 |
| 4.4.5 规范层面：总结实践经验,颁布并修订《巡视条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作用 |
| 5.1 危急关头协助各级党组织的重建与恢复工作 |
| 5.1.1 恢复央地联系并传达上级指示与精神 |
| 5.1.2 协助改组地方党部并指导地方实际工作 |
| 5.1.3 选拔和培养党的优秀人才 |
| 5.1.4 筹备党的秘密组织和人民军队 |
| 5.2 提升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决策的科学性 |
| 5.2.1 通过巡视调研,综合考察各地党组织的工作环境 |
| 5.2.2 探索并推动了党内集中和党内民主的统一 |
| 5.2.3 总结反思巡视问题,逐步规范巡视工作 |
| 5.2.4 纠偏地方党组织错误思想并平反冤假错案 |
| 5.3 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协助建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5.3.1 推广革命军与当地农民结合的经验 |
| 5.3.2 争取广大群众,“打入党员群众的实际” |
| 5.3.3 发动群众组建工农学会,开展群团运动 |
| 5.3.4 领导群众开展革命、建设、起义,建构民族统一战线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局限 |
| 6.1 整体建构上,党内巡视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 |
| 6.1.1 不同层级党部巡视体系建构与落实差异较大 |
| 6.1.2 党内领导方式没有完全转变,巡视规范落实程度较低 |
| 6.1.3 部分地区巡视人员短缺、能力欠缺、作风不良 |
| 6.2 实践过程中,受到党内左倾思想、“唯成分论”等不良影响 |
| 6.2.1 选人用人“唯成分”,削弱党员革命积极性 |
| 6.2.2 巡视工作犯“盲动”错误,党组织遭到破坏 |
| 6.2.3 错误批判党员干部,党内人才流失 |
| 6.3 制度体系内,党内巡视系统的联动和监管程度较弱 |
| 6.3.1 战争、交通、通讯、资金等因素限制了央地互动效果 |
| 6.3.2 将集中凌驾于民主之上,削弱了地方主动性 |
| 6.3.3 某些地方巡视态度不端正、工作不作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
| 7.1 找准定位：坚定党内巡视制度的三个“立场” |
| 7.1.1 鲜明政治立场：坚定党对巡视工作的领导 |
| 7.1.2 人民本位立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现实诉求的实现 |
| 7.1.3 战略发展立场：服务不同历史阶段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
| 7.2 科学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展开巡视工作 |
| 7.2.1 重视开展实事求是、全面深刻的调查研究 |
| 7.2.2 把握工作的“度”,警惕思想与行动上的偏执 |
| 7.2.3 总结巡视经验与教训,推进巡视工作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
| 7.3 制度优化：进一步提升其规范性、协作性和生命力 |
| 7.3.1 党内巡视制度与法制相结合,推进其规范化建设 |
| 7.3.2 促成两个“联动”,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 |
| 7.3.3 批判借鉴古今中外优秀巡视制度成果,提升制度生命力 |
| 7.4 实践推进：明确巡视重点与主体权责,创新巡视方法 |
| 7.4.1 明确当前阶段巡视任务与重心,加大政治巡视 |
| 7.4.2 明确巡视主体权责与激励,优化主体结构 |
| 7.4.3 创新巡视工作方法,拓展全媒体参与渠道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7）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苏区史研究现状 |
| 1.2.2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创新 |
| 1.3.3 论文的不足 |
| 1.4 论文研究思路 |
| 第2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背景 |
| 2.1 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溯源 |
| 2.1.1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原点 |
| 2.1.2 苏联苏维埃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原型 |
| 2.2 中国共产党从“割据”到局部执政的初步探索 |
| 2.2.1 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
| 2.2.2 实施了土地政策 |
| 2.2.3 开展了对农民革命意识的先期教育 |
| 2.3 国民党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 |
| 2.3.1 战略的提出 |
| 2.3.2 战略的实施 |
| 第3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 |
| 3.1 筹备机构 |
| 3.1.1 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 |
| 3.1.2 宣传机构 |
| 3.2 查田查阶级以整肃阶级队伍 |
| 3.2.1 查田查阶级的缘由 |
| 3.2.2 查田查阶级的领导组织系统 |
| 3.2.3 查田查阶级的过程 |
| 3.2.4 查田查阶级的效果 |
| 3.3 检举与肃反以清除异己 |
| 3.3.1 检举与肃反的缘由 |
| 3.3.2 检举与肃反的领导机构 |
| 3.3.3 检举运动与肃反运动的过程 |
| 3.4 重新划分行政区域 |
| 3.4.1 原因 |
| 3.4.2 方法 |
| 3.4.3 结果 |
| 第4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会代表的选举 |
| 4.1 苏维埃选举制度 |
| 4.1.1 选举法的演变 |
| 4.1.2 法律视角下的选举制度 |
| 4.2 选举制度的运行 |
| 4.2.1 选举的前期准备 |
| 4.2.2 乡苏、市苏及红军的选举 |
| 4.2.3 区-县-省-全国的选举 |
| 4.3 选举的意义 |
| 4.3.1 改造了苏维埃政权 |
| 4.3.2 提供了妇女参政的渠道 |
| 第5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
| 5.1 大会召开的主要过程 |
| 5.1.1 开幕 |
| 5.1.2 主要议程 |
| 5.1.3 闭幕 |
| 5.2 通过决议案 |
| 5.2.1 《关于红军问题决议》 |
| 5.2.2 《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决议》 |
| 5.2.3 《苏维埃建设决议案》 |
| 5.2.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
| 5.3 评价 |
| 5.3.1 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建设经验 |
| 5.3.2 进一步奠定了新中国的雏形 |
| 5.3.3 刻上了“左”的烙印 |
| 第6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执行 |
| 6.1 军事决议案以扩红、优红工作为基础 |
| 6.1.1 扩红、优红工作的开展 |
| 6.1.2 扩红、优红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
| 6.2 经济决议案以物力、财力保障为核心 |
| 6.2.1 物力、财力突击工作的开展 |
| 6.2.2 财力、物力突击中出现的问题 |
| 6.3 政治决议案为军事和经济突击提供保障 |
| 6.3.1 检举肃反是保障军事和经济突击的重要手段 |
| 6.3.2 政治优势遭到削弱 |
| 6.4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转化 |
| 6.4.1 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 |
| 6.4.2 从“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趋势 |
| 三、概念厘定与解析 |
| 四、理论分析工具与方法 |
| 五、研究目标、思路及创新 |
| 第一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的生成原因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会思想 |
| 二、列宁的社团思想 |
| 三、斯大林的社团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生成的主观动因 |
|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
| 二、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及其面临的现实难题 |
| 三、近代中国社团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实践概述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实践分析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 |
| 一、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社团工作的路径分析 |
| 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社团工作的内容分析 |
| 三、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社团工作的效果分析 |
| 第二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的发展衍变 |
| 第一节 萌芽发轫期(1921—1924年) |
| 一、关于工会的思考与认识 |
| 二、关于其他社团的思考和认识 |
| 第二节 初步发展期(1924—1927年) |
| 一、群众社团思想的初步发展 |
| 二、秘密社团思想开始系统化 |
| 三、重视社团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
| 第三节 曲折发展期(1927—1935年) |
| 一、反动统治区社团思想的曲折发展 |
| 二、根据地社团思想的新探索 |
| 三、秘密社团策略思想的发展 |
| 第四节 发展成熟期(1935—1945年) |
| 一、反动统治区社团思想的调整转换与发展成熟 |
| 二、根据地社团思想的调整转换与发展成熟 |
| 三、秘密社团思想的调整转换与发展成熟 |
| 第五节 继续发展期(1945—1949年) |
| 一、解放区社团的方针政策 |
| 二、国统区社团的方针政策 |
| 三、秘密社团的方针和政策 |
| 第三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社团的思想与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社团的基本认识 |
| 一、性质和特征 |
| 二、功能和作用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建设根据地社团的政策与举措 |
| 一、使命建设 |
| 二、组织建设 |
| 三、活动原则与策略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社团与党政关系的思考与政策 |
| 一、加强领导和管理与尊重独立性相统一 |
| 二、相互支持帮助与防止不良倾向相统一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社团思想和政策的实践成效 |
| 一、推动了根据地社团的成长与发展 |
| 二、有效发挥了根据地社团的功能与作用 |
| 第四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动统治区社团的思想与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动统治区革命社团建设的思想和政策 |
| 一、使命建设 |
| 二、组织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动统治区异性社团的统战思想和政策 |
| 一、进步性社团的政策与策略 |
| 二、中间性社团的政策与策略 |
| 三、右翼性社团的政策与策略 |
| 四、异性社团统战政策中的失误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动统治区群众社团的工作与活动策略 |
| 一、争取群众利益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
| 二、利用公开与合法方式开展革命斗争 |
| 三、其他工作策略与斗争方法 |
| 四、社团工作和斗争策略中的失误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反动统治区社团思想和政策的实践成效 |
| 一、促进了反动统治区社团工作的进步 |
| 二、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
| 三、反动统治区社团政策失误造成的不利影响 |
| 第五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秘密社团的思想与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秘密社团的基本认识 |
| 一、秘密社团的产生与形成 |
| 二、秘密社团的成分与构成 |
| 三、秘密社团的性质与功能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秘密社团的政策与策略 |
| 一、秘密社团策略的萌芽 |
| 二、秘密社团政策的初步系统化 |
| 三、秘密社团政策的初步形成 |
| 四、秘密社团政策的发展成熟 |
| 五、秘密社团政策的继续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秘密社团思想与政策的实践成效 |
| 一、团结或改造部分秘密社团,支援革命斗争 |
| 二、打击和消灭反动秘密社团,便利革命斗争 |
| 第六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实践的特征与地位 |
| 第一节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和实践的特征分析 |
| 一、突出的革命性 |
| 二、鲜明的阶级性 |
| 三、重视党的领导 |
| 第二节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地位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量 |
| 三、新中国社团工作的有益借鉴和参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井冈山斗争时期历史人物袁文才、王佐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原因及相关当事人 |
| ( 一)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原因 |
| ( 二) 与错杀袁文才、王佐有关的当事人 |
| 二、袁文才、王佐对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贡献 |
| ( 一) 接纳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安家 |
| ( 二) 开展军事斗争, 保护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 |
| ( 三) 为毛泽东武装割据、游击战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借鉴 |
| 三、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改造及启示 |
| 四、研究的不足和拓展的方向 |
| ( 一) 通过分析土匪武装、会道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来解读袁文才、王佐现象 |
| ( 二) 梳理我党早期对待土匪的政策, 研究党的早期领导人对待土匪武装及其头领的态度, 正确评价党早期土匪政策的得失 |
| ( 三) 虽然搞清杀害袁文才、王佐的责任人有必要, 但问罪、鞑伐却不应该 |
| ( 四) 可以进一步研究国民党方面的相关资料, 切实还原当时边界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以及双方所采取的策略 |
| ( 五) 对于袁文才、王佐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贡献方面还可以做深入研究 |
四、湘赣革命根据地兴衰的经济原因辨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井冈山道路开创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J]. 贺平海.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21(02)
- [2]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D]. 庞达. 吉林大学, 2019(02)
- [3]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5]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D]. 宋婧琳.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6]川陕苏区时期乡村干部的选拔·淘汰机制探析[J]. 何志明. 苏区研究, 2019(01)
- [7]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D]. 周成莉. 吉林大学, 2018(12)
- [8]革命运动中的生计危机——以江西苏维埃革命为中心[J]. 黎志辉.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6(05)
- [9]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与实践研究[D]. 张帆.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
- [10]井冈山斗争时期历史人物袁文才、王佐研究述评[J]. 贺文赞.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