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TO挑战:第三产业上市公司首当其冲（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田野[2]（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说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叶萌[3]（2019）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时代,我国流通业进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通体制,构建现代化的商品流通体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当今世界,标准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其已成为一个国家、产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技术要素,成为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所普遍遵守的技术规则,而标准化作为一种技术制度,是管理和规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保障和技术支撑,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标准化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乃至综合实力的强弱,其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技术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果说流通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那么标准化则是流通业发展的基础支撑、技术导向和战略依据,是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这一“硬实力”战略目标的重要“软实力”战略手段。当前,尽管部分专家学者已从管理学角度对于流通业标准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有关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则相对较少,故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将标准推向国际商品流通市场竞争的前沿”和“我国流通业发展新时代、新常态对标准化提出的战略需求”的两个大背景下,深入系统地研究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为切入点,提出以下4个需要在研究过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是标准化究竟是如何通过其经济作用来影响流通业发展的?二是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的程度效果如何?三是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如何、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的差距有哪些?四是基于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经济影响程度的结果分析,结合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启示,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推动我国流通业发展的经济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有关标准化经济效应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流通业标准化相关概念、核心问题等基本原理的阐释,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首先从宏观视角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标准化无论是对流通业的整体发展和还是对流通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过程而言均具有积极作用。之后,本文选取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作为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5个方面,在就标准化对上述5个方面的影响机理进行简要阐释后,运用我国流通业发展及其标准化工作过程中的相关经济数据,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扩展后的C-D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异方差检验、自相关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从中观层面对定性理论分析进行了定量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的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成本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将会下降0.208384%,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可以降低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技术创新水平的专利申请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增强可以减少其技术创新活动的重复性,并加速相关创新成果的传播和扩散;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以专利为代表的丰富技术创新成果可以为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提供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市场结构情况的市场集中度之间同样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的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流通业的市场结构,尽管我国流通业的市场集中度不高,但标准化可以强化执行相关标准流通企业的市场势力,同时提高商品流通市场准入门槛,规范其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我国流通企业的市场地位可以通过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同时为强化这一市场地位需要更多优质、保证良性竞争的标准来支撑引导。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增长的人均产出将会增加（或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0.187583%,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产出增长。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水平的对外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将分别增加0.036979%和0.054960%,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随后,本文基于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梳理,分析了其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建设发展现状、成功经验与特点的比较,从中总结了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发展的启示。研究发现我国流通业的标准化建设中仍在标准本身、标准体系、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弊端,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对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及其作用的认知有偏差和误区、观念亟需转变,与流通业标准化有关的法律法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流通业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僵化,流通业标准化的运行机制滞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实施和监督机制仍不健全;而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自愿性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体系、拥有多层次的商品流通领域技术法规体系、具备完善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实施监督体系、制定规范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由检验机构参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起草和审查、通过政府授权民间机构主导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管理体制、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制修订均遵循市场化原则、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服务呈现信息化趋、得到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且流通业标准化经费的来源呈现多元化、将本国流通业国家标准的战略定位转向国际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在标准体系建设、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战略定位等层面具有借鉴意义。最后,本文从将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上升到产业战略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我国实施流通业的标准化战略与促进其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对策,主要包括:在指导思想上,应把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作为核心要务,应把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作为根本原则,应把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在发展导向上,应把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作为今后发展导向,应把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积极参与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作为流通业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发展导向,应把以自愿性标准为基础的体制作为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的发展导向,应把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作为发展导向;在发展目标上,应按“两阶段”和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分别确定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在发展重点上,应把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重点在覆盖商业、物流业两个主要行业领域的基础上,还要包括农产品流通、电子商务、重要产品追溯、居民服务、商务服务以及其他与商品流通相关行业等领域的标准;在主要措施上,应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姜焰凌[4]（2018）在《新区域主义视角下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绩效及治理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指出自上个世纪以来,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持续增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趋势日益增强;与此同时,新区域主义理论也呈现出全新的治理理论与方法。如何借助新区域主义理论推动我国区域综合治理的专业化、高效化,进而实现区域发展与地方发展的统一,是发展边境区域经济的一项亟待加以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跨境经济合作区是全新的合作模式。云南作为西南内陆对外开放的重点省区及前沿,目前正在加快推进滇越跨境经济合作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在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但也还面临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和应对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绩效问题进行评价,构建出针对性的治理框架和治理体系。本论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遴选与构建一套体现新区域主义的量化分析方法,以滇越跨境经济合作为实证对象,对跨境经济合作绩效进行定量评价;基于新区域主义及空间治理观点,就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现状、存在问题展开细致讨论,对跨境经济合作的影响机理尤其是治理结构问题做出系统阐释;结合滇越跨境经济合作区这一实证对象,力图构建出跨境经济合作治理的框架和体系。本论文共分为7章: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的研究背景、主要问题、研究重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进行说明。第二章——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主要对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的相关理论进行评述。重点是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理论、区域主义理论、跨境经济合作区域主义逻辑理论等。第三章——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基础及进展。对滇越跨境经济合作进展及现状特征展开具体分析,重点分析了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实现基础、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主要进展、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模式及特征。对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现实基础进行个案分析。第四章——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绩效。首先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对滇越贸易合作联系程度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新区域主义视角下跨境经济合作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确定跨境经济合作绩效测度方法,从静态、动态和空间效应三个角度评价滇越跨境经济合作效应,对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制度约束进行深入分析。第五章——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从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运行机制、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主要问题以及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治理结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了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运行框架及主要问题。第六章——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治理体系构建。从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治理、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治理结构、推进跨境经济合作治理体系的策略三个方面,探讨了滇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域治理体系构建,对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治理提出针对性建议。第七章——结论。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论述了论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展望。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论文基于国内外前沿性经济合作理论,采用新区域主义治理理论分析我国滇越边境区域发展实践中的问题,阐述了目前滇越边境区域发展的目标、思路及现实意义。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基于静态经济效应和动态经济效应展开分析,构建了实证分析模型和绩效测度方法,结合国外的典型案例与成功经验,提出了促进滇越跨境经济合作及区域发展的政策框架和建议。论文通过对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的实证研究,测度了跨境经济合作的绩效,揭示了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的经验及其规律性。在实证和量化研究的基础上,从新区域主义与空间治理的视角出发,对滇越跨境经济合作中制度与非制度约束的突破、滇越跨境经济合作高效治理体系的构建等问题,提出了解决框架及建议。论文为新时代下,云南加快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升与越南、缅甸及老挝的跨境经济合作,构架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提供政策建议及理论参考。
ANDRIANIONY DOMOINALALAINA ANDONIRINA FELANA（安心悦）[5]（2018）在《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 ——来自马达加斯加企业的经验数据》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高涨,资本在国家之间流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构建和核心竞争力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吸引外资可以弥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不足,并可能促进国内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进而形成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加速涌入,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引进先进技术和充分利用劳动力,进而培育本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现阶段引进外资,实现技术创新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更关系到本国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成长能力的构建。迄今为止,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更多地围绕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溢出效应,鲜少有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微观企业影响的研究成果。而对于马达加斯加这一发展中国家而言,近些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技术和技能转让、贸易网络的建立、产业升级以及国际市场关系的改善等方面给本国的企业成长带来了许多外部效应。因此,以马达加斯加企业为样本,积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本国企业成长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出现了众多研究成果,但并不是所有成果均显示正相关效应。而近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开始缩小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比例。因此,众多疑问随之而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影响与溢出效应是否与预期相距甚远?溢出效应是否足以证明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国投资者而必须实施补贴和税收激励?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深入挖掘,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马达加斯加国内企业的实际影响。同时分析个别行业的外部技术环境是否会影响技术转移效应?在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企业成长的理论研究框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和企业成长之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技术溢出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同时,本文加入了股权治理结构作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关系之间的调节变量。运用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提出的研究假设。在实证研究设计中,本文用替代变量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和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为自变量,研发溢出和劳动力溢出为中介变量,而股权治理结构为调节变量,企业成长为因变量。本研究的实证数据来自马达加斯加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根据使馆要求,数据均为保密状态）。根据Baron和Kenny（1986）以及温忠麟（2004）的研究,本文使用马达加斯加2014-2016年外资企业样本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样本包括1268个观测值。同时,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检验了股权治理结构的调节效应。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马达加斯加的企业成长具有显着正向影响。结合马达加斯加国情,外商投资受到政治影响较大,在2009年期间,因受马达加斯加政治变动影响,很多外国投资者从马达加斯加撤资,随着2014年新政府成立,马达加斯加提出相应的免税政策和外商引资政策,外国投资者对马达加斯加纺织领域、建筑领域、旅游领域、资源开采领域投资逐渐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示范效应,使马达加斯加企业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竞争迫使国内公司改进生产线并达到相应的水平,这使得马达加斯加企业快速成长。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溢出的关系技术溢出中劳动力溢出和研发溢出两个维度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做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溢出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表明由于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资企业员工的不断流动,马达加斯加企业员工在外资企业工作期间可能积累各种相关技能,会导致内资企业人力资本的提升,并带动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的不断改善,全面提升内资企业的智力资本,提高马达加斯加的人才质量;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对研发溢出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组织模式给东道国企业带来了技术机会,这些先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增加了马达加斯加企业的技术储备,提供更多的技术机会和市场机会,在国内企业自身创造技术知识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学习、接触和利用更多的技术资源。三、技术溢出与企业成长的关系企业成长对技术溢出的两个维度劳动力溢出和研发溢出分别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力溢出和研发溢出均对企业成长呈现显着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一方面,劳动力是企业成长的关键资源,马达加斯加企业对外部新获取的知识和管理经验进行吸收和利用,使得员工的劳动力技能水平和管理能力提高,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者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对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带来先进的技术,为马达加斯加提供先进的科技技术和信息技术,使得马达加斯加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提升,进而促进了企业成长。另外,高技术水平的外资企业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导致内资企业迫于外部市场压力,为提高竞争力而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生产效率,进而也促进了内资企业快速成长。四、技术溢出的中介效应和股权治理结构的调节效应对技术溢出中介作用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本文中存在2个中介效应,分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溢出-企业成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溢出-企业成长。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成长起到促进作用,通过加大劳动力溢出和研发溢出起到了促进企业成长的间接效果。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越大,马达加斯加在消化吸收方面的投入越大,从技术引进中所获得的技术溢出使得相应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提高,经济溢出就越大。以股权治理结构为调节变量,分别考察股权治理结构在劳动力溢出和研发溢出与企业成长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股权治理结构对劳动力溢出与企业成长关系没有显着的调节作用,随着外资流入不断加大,马达加斯加企业的人才流失还不会对企业成长造成较大影响;另一方面,股权结构治理在研发溢出与企业成长之间却存在显着的负向调节作用。即股权治理结构当中外资股份比重越高,研发溢出与企业成长的正向关系被削弱。说明随着外资股份比重越高,导致马达加斯加过度依赖跨国公司的技术,甚至复制跨国公司的技术规程和路径,形成依赖性工业化,蒙受技术惩罚、规模惩罚和成本惩罚等,导致本地企业核心技术升级受阻,技术创新水平能力下降。
刘妍[6]（2018）在《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基础地位不容动摇。当前,中国农业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产业的集约增长和优化升级是推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随着中国农业产业规模化和科技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农业产业早已告别单纯发展初级农产品的阶段,在保障本国粮食安全和居民需求的基础上,发展农产品初级加工和精深加工已成为促进本国农业产业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但总体上,中国农业产业规模虽大,却呈现结构合理化偏低、加工深度不足、技术水平落后等普遍问题。随着开放市场和区域经济—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代表各自国内农业产业的竞争实力,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角逐日益激烈。对于参与全球经济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是带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选择。中国作为国际农产品市场的重要供给方,出口规模日益庞大,出口质量持续上升,整体出口贸易水平的提高不仅代表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贸易利益所得的增加,其作为农业产业中具备先进技术经验的优势竞争力,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尤其在当前农业经济呈现结构性减速,且内外经济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形势下,正确认识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将有助于形成行之有效的政策引导,使出口贸易对产业的影响效应发挥到最大,这对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的核心主题是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围绕这一主题,沿着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技术路线,从“量”和“质”两个层面,即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对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展开研究。首先,本文对出口贸易影响产业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对研究范围进行基本界定,并从理论层面分析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进而借鉴已有理论成果,构建理论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对农产品贸易和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分别进行评价分析。其中,对农产品贸易的分析从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两个层面展开。出口规模层面主要从出口总量、产品结构和地区分布角度进行分析;出口质量层面在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的基础上,对产品和地区出口质量的差异进行比较评价。对农业产业的分析从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两个层面展开。产业规模层面主要从整体规模、内部结构和地区分布角度进行分析;产业结构层面在构建衡量指标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进行比较评价。然后,在基本现状的把握基础上,以理论机制为依据,从直接影响和影响机制两个层面,逐步深入地实证检验农产品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分别对农业产业规模化、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的影响。第一层面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运用静态面板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动态面板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直接影响的方向和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第二层面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和制度质量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出口贸易通过中介变量的传导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从中得出各中介变量的传导作用及中介效应的贡献程度。根据以上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农产品出口和农业产业均呈平稳增长趋势,其中,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和产业是增长的主力,而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和产业的提升潜力更大,中西部地区出口和产业提升速度均快于东部地区;第二,农产品出口贸易能显着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出口质量的促进效果优于出口规模,尤其对中西部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最为显着;第三,农产品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的传导路径有所差别,物质资本和科学技术的传导作用必不可少,人力资本在出口规模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中具有传导作用,制度质量在出口质量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中具有传导作用;第四,东部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空间已不及中西部,中部地区制度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投入力度亟待加强。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推动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更为有效地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政策启示,第一,利用国内外市场,重视技术和品牌,提升出口贸易质量;第二,重视合理化调整,加速高级化进程,推进农业产业健康发展;第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加强中西部引进力度,扩大中介传导效应;第四,优化内外制度环境,缩小地区制度差异,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黄聪英[7]（2014）在《论实体经济》文中认为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也是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世界各国曾经十分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积累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宝贵经验。然而,20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以来,欧美不少发达国家逐渐忽视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断萎缩,虚拟经济日益膨胀,最终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洗礼之后,世界各国重新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纷纷制定了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苗头初显,引起了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实业界的极大关注。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重振实体经济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界定了实体经济的范畴,总结了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中国、德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以及这些国家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和复苏成效,探讨了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研究了中国省域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产业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状况,最后系统论述了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康学芹[8]（2013）在《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界80年代以来在”温特尔”主义国际分工背景下,在多边贸易谈判进入僵局情况下,国际经济区域合作迅猛发展起来,成为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竞争的主要形式,国际经济发展中区域、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产业集聚成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产业组织形式。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大报告中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进行了深入发展的部署。而中国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历程,又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国际大国在中国周边布满势力,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定充满艰辛与挑战。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突破性的、符合现实需要的选择,通过穗港澳增长三角的经济辐射带动珠三角地区、华南乃至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经济辐射核心区域成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增长极,成为中国经济对外交往的甬道,成为中国经济整体跃迁的前提与基础。本研究以经济发展需要在开放体系条件下才能够可持续发展为思想指导,基于当前“温特尔”国际分工背景,边界效应转变为线索,以国际经济学、区域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跨学科对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促进经济增长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对其运行机理进行深入探讨,通过静态、动态经济效应两个维度探讨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总结其可供借鉴的经验,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发展经验不仅丰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对中国乃至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发展、区域合作都具有现实参考价值。着名经济学家赫希曼主张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平衡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要出现区域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涓滴扩散效应达到整体的发展,这就涉及到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有效投资顺序问题,打破常规的按部就班的发展顺序,会催生一些环节或地区跳跃式、更高效发展。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经济、文化、生活、民族都呈现多元性,可以清晰的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呈“东—中—西”阶梯状分布,而且层次间落差较大,如果全国采取平衡发展最终结果只能是“不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只有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一切资源发展经济才有可能发展起来,此意识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的实证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道路的实践证明。经济学理论中对外贸易、国际投资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有深刻系统的论述,区域合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贸易创造、投资创造使区域内部成员间要素更有效配置,相对区域合作之前内部成员间更外向性、更开放；对外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增加及增加程度是衡量区域合作绩效的最传统也是最有效的静态经济效应研究方式,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证明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的绩效；而为什么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会对“后厂”地区的经济模式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是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生产制造企业根据空间经济学原理进行生产区域选择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会创造、解放生产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经济效应,往往比容易计量的静态经济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大影响更长远,产业转移调整、产业集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一切都源于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区域间空间相互作用、协调；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本身就是在参与方积极主动的相互协商中发展进行的,制度在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是合作前提,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的进展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进度密切相关,而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体现就是边界效应的转变,促使边界以前的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移,所以整个研究以大陆开放政策制定、边界效应的转变为线索来研究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对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产业集聚、经济增长的作用。本研究主体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前三章内容,主要是对研究的国际分工背景、本文思想渊源、前人研究基础进行梳理总结,为后面的研究打下理论根基；第二部分包含第四章、第五章内容,第四章主要基于国际经济生产制造区位选择理论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空间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香港、澳门、中国华南乃至大陆经济发展都具有攸关历史意义,第五章主要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相关理论、以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程边界效应转化程度为线索,分阶段定性分析了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前店后厂”模式的形成、发展演变升级,分析了合作对华南区域外向型经济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带动的城镇化运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CEPA签订以来穗港澳增长三角制度化下经济发展、意义以及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主要基于相关理论构建模型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包含第六章、第七章内容。首先利用经济增长收敛测度出穗港澳增长三角模式对“后厂”地区经济发展有正效应,随后对穗港澳增长三角促进经济发展运行机理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分析。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合作方消除边界屏蔽效应是一切合作工作开展的前提,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对引力模型核心方程加入新变量进行扩展,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的转化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区位熵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进行实证研究机理探讨,最后基于前面实证分析本章落脚在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使“后厂”地区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吸纳大量港澳直接投资,快速形成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引力模型理念指导下,基于时间序列计量模型进行了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第七章通过测度大陆与香港、广东省与香港的贸易成本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解读,在贸易成本趋势分析中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国内外影响因素、事件、政策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是前面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对本研究进行总结性质的第九章,通过与五个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比较、评析,得出穗港澳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的国际上一般性具有参考意义的经验与特征；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今后发展的具有可供借鉴参考价值的经验、特征。
刘宁[9]（2013）在《广东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广东,在现代化建设中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历史性成就,一跃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军。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和广东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土地告急、资源短缺、用工紧张、环境污染、成本飞涨”等矛盾凸显,尤其是在金融海啸席卷之后,广东传统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面临着诸多严峻问题与挑战。因此,为保证和促进广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回顾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就产业结构调整的措施而言,可以通过优化产业间的比重,进而提升产业结构的产出效率。措施大多都是采取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的方式,无论使用哪种措施,其实都无法脱离金融体系的有效支持。金融的本质是“在金融供给方与需求之间提供链接路径,提供金融资源由盈余部门向短缺部门转化的渠道,金融资源的配置时刻都影响着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企业行为的变化”。就其现实价值而言,金融资源的供给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最直接因素。具体功能细分后发现,金融体系是通过其对资本形成与导向机制、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式,引领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因此,必须研究金融体系的性质、结构以及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作用机理,从而构建完善和合理的金融体系,以促进和加快广东省产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目前理论界的主流研究成果对于金融如何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甚少,相关对策建议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不强。特别是,国内近来年的研究,没有很好地结合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对危机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问题的研究较为欠缺。另一方面,针对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因素的关系的实证研究也极为欠缺,无法为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实践提供有效的、具有指导价值的政策建议。因此,深入研究金融因素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机制,探求广东金融供给现状与产业结构调整需求间的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现实价值。简单而言,在理论意义方面,深入探讨金融发展、金融结构、银行业结构等金融体系的性质和构成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作用机制,可丰富和扩展现有的关于金融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的理论。在现实意义方面,基于对多年数据的实证分析结论,结合广东省现阶段实际发展中所遭遇的瓶颈,有针对性地提出广东省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这将有利于广东”双转移”战略的实施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目标的实现。本文研究综合应用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基于对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来分析它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本研究将从更广阔的视角,结合信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金融学相关理论,在进行理论模型和描述之后,对广东省的实践进行实证检验。同时,结合国外相关经验和制度创新经验,在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之后,对广东省的产业结构调整提出切实可行的金融政策建议。研究内容具体可分为六章：第一章导论对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对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等相关理论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研究方法,并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建立了四个理论模型对金融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第一节分析了金融体系如何通过资本形成与导向机制引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研究发现金融体系不仅可以有效地将分散在社会各个方面和个人手中的资金集合起来,形成资本的能力或效率,决定了经济中可用于投资的总资本；还可以通过影响资本流向来促进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第二节分析了金融体系如何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体系可以通过信息揭示机制来规避投资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达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第三节分析了金融体系如何通过产业整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研究发现金融政策可以引导资本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促进资产的整合与重组,从而造成不同地区融资成本的差异,进而推动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第四节分析了金融体系如何通过风险防范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来降低和分散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所可能面临的风险。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可以通过分散单个投资者的投资以及风险在投资者之间进行转移和交易这两个途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风险进行分散和防范。第三章考察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模式。上述四种金融体系的作用机制都依赖于一定的金融运行模式,不同的金融运行模式也决定了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速度和效果。大体而言,金融运行模式主要有两种：市场主导型模式和政府主导型模式。这一章首先结合德国案例,分析了市场主导型模式（以银行和资本市场为例）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及优缺点,得出单纯的市场主导模式或者政府主导模式都可能出现失灵现象。一味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市场自由竞争至上,由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结果会导致“市场失灵”。其次,结合日本案例考察了政府主导型模式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及优缺点,发现国家过度干预经济,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奉行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发挥“看得见的手”作用,会出现“政府失灵”。最后,对这两种模式进行简要的评价,认为金融在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必须把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方针,合理定位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建立符合本地区实际发展的金融支持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广东省的启示,认为广东应做好全能经营的制度准备,建立起政策性银行的引导机制,同时协调好银行导向和政策导向的关系。第四章基于广东省的实践,对广东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第一节对广东金融体系的演进进行了考察,发现尽管当前广东省金融资产存贷款额、金融机构数量和从业人数都有所增长、金融调控监管力度不断上升,但仍存在着金融体系风险突出、金融创新不足等问题,第二节利用1982-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广东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发现尽管短期内广东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会出现反向偏离的现象,但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较快,广东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的长期均衡关系。第五章基于广东省的实践,分别考察广东省金融结构、银行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对广东省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运用2006-2011年广东省各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广东省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广东省银行业的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股票市场的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该结论说明了银行业的发展在广东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股票市场由于不完善及多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对广东省银行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对1980-2011年期间广东省银行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广东省银行集中度的提高对产业结构调整有长期的负向影响。因此,为了使银行业的发展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必须提高银行业的竞争,逐步降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第六章在前述分析基础上,研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广东省应如何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和如何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广东省应利用利率杠杆、信贷配给发挥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同时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对金融政策进行重新定位,优先安排融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珠三角、加快发展东西两翼、保护发展北部山区。还要通过培育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挥政策性金融以及金融市场开发等方式促进战略性产业、中小企业等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结语是总结性评述,总结全文的结论,并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扩展的方向。
徐群[10]（2012）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现象,它同样影响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化完全背道而驰的趋势是不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社会过程。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无论其城市化水平或者产业结构演进的程度都领先于我国其它城市。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功能逐步凸显,集聚功能进一步提升。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2010年末上海户籍人口1412.3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仅157.37万人,城市化率达到88.9%,可见上海已步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上海也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并已超过半数。反观农业,上海非农业大市,却是一个农业强市。截至2010年,上海的耕地面积为20.10万公顷,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最低者,但同时,就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商品率等方面而言,上海名列前茅。其城市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许多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并联动杭州、宁波、南京等地,形成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目前,上海已进入城市化后期,历经了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本研究在考察上海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演化轨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三个角度切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对上海农业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上海由一个多功能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化率因各种原因,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78年降至58.75%。在这一阶段,温饱问题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农业的功能是以提供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为主,仅在近郊和苏州河沿岸的狭小区域内,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蔬菜产区,呈现部分城郊农业的发展特征,其他广大区域均以粮棉种植为主,呈现典型的乡村农业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地区第一产业业人员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但至改革开放前,第一产业仍吸纳着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从业人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在全市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但至1978年仍占到50%以上,仅减少4.9个百分点,总体上形成以农业用地为主导的土地利用结构。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上海的农业产值从2.27亿元上升到18.26亿元,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导向是大力发展工业,于是“以农补工”成为一种趋势,即以“价格剪刀差”等形式通过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所有的资源都向工业倾斜,对农业的投入自然会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区的发展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整个城市定位从单一化的工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改变。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60.72%上升到1999年的73.84%。在这段时期,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对生活质量开始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新鲜蔬菜和副食品的需求直线上升,上海地区也相应呈现出城郊农业的典型特征,畜牧业快速发展,并在后期出现都市农业的萌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呈下降趋势,农村青壮男性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在总体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1979年到1999年间,耕地面积由35.58万公顷下降到29.09万公顷,减少了18.24%,但农业产值从20.41亿元上升到206.90亿元,发展迅速。其中,科技投入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阶段,“以农补工”的情况基本结束,逐步转向“工农自补”,并在后期开始出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战略调整,上海在迈入新世纪之际,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朝着经济、物流、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和长三角大都市带龙头的方向积极建设。上海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已接近75%,到2010年达到88.9%,进入城市化后期。从经济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2000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达到50%以上。2000年,上海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到2010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表明上海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阶段,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对提高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农业发展进入到都市农业阶段,农业的多元功能作用开始显现。在对上海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业发展影响考察的基础上,第五章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总结。首先从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总结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其次,从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下降、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三个方面归纳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最后,文章就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其它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规划农业发展之时可以借鉴的地方,提出八大建议,分别为：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二、WTO挑战:第三产业上市公司首当其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TO挑战:第三产业上市公司首当其冲（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与评价 |
| 1.2.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价 |
| 1.3 研究范围界定 |
| 1.3.1 流通业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2 流通业标准化对象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3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产生经济影响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4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说明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资料说明 |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流通业标准化的基本原理及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商品流通及其过程 |
| 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与特征 |
| 2.2.1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 |
| 2.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特征 |
| 2.3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与形式 |
| 2.3.1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 |
| 2.3.2 流通标准化的形式 |
| 2.4 流通标准化与流通差异化的关系 |
| 2.5 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宏观作用机制研究 |
| 3.1 标准化对促进流通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分析 |
| 3.1.1 标准化在规范商品流通市场运行秩序中的作用 |
| 3.1.2 标准化在推动流通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
| 3.1.3 标准化在维护流通业发展安全中的作用 |
| 3.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业经济效益和全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分析 |
| 3.2.1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2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业整体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3 商品流通领域内标准化的实施在提升全社会福利水平中的作用 |
| 3.3 标准化对推进商品贸易流通现代化的作用分析 |
| 3.3.1 标准化在协调和促进商品贸易流通中的作用 |
| 3.3.2 标准化在处理商品贸易流通纠纷中的作用 |
| 3.3.3 标准化在建立国际商品贸易流通优势地位中的作用 |
| 3.4 标准化对推动流通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作用分析 |
| 3.4.1 标准化在加速商品流通领域技术研发和创新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
| 3.4.2 标准化在带动流通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
| 3.5 标准化对加快流通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作用分析 |
| 3.5.1 标准化在流通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
| 3.5.2 标准化在流通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
| 3.6 标准化对提升流通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分析 |
| 3.6.1 标准化在流通企业科学管理中的作用 |
| 3.6.2 标准化在构筑流通企业竞争优势中的作用 |
| 3.6.3 标准化在影响流通业市场结构中的作用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 |
| 4.1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的贡献分析 |
| 4.1.1 标准化对降低流通企业成本的贡献 |
| 4.1.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企业竞争力的贡献 |
| 4.1.3 标准化对维护流通企业客户关系的贡献 |
| 4.1.4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技术创新的贡献 |
| 4.1.5 标准化对减少流通企业风险责任的贡献 |
| 4.2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影响的领域分析 |
| 4.2.1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数量变化的影响 |
| 4.2.2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价格变化的影响 |
| 4.2.3 标准化对生产经营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4 标准化对交易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5 标准化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变化的影响 |
| 4.3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活动的影响分析 |
| 4.3.1 流通企业的价值创造链 |
| 4.3.2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主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3.3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次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1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1 标准化对流通业成本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1.2 研究假设 |
| 5.1.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1.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1.5 实证检验结论 |
| 5.2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标准化与流通业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分析 |
| 5.2.2 标准专利化趋势对流通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
| 5.2.3 研究假设 |
| 5.2.4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2.5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2.6 实证检验结论 |
| 5.3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标准化对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3.2 研究假设 |
| 5.3.3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4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3.5 实证检验结论 |
| 5.4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标准化对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4.2 研究假设 |
| 5.4.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4.4 基于扩展后C-D生产函数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4.5 实证检验结论 |
| 5.5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5.1 标准化对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5.2 研究假设 |
| 5.5.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5.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和主成分法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5.5 实证检验结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及经验借鉴 |
| 6.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分析 |
| 6.1.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历程 |
| 6.1.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总体状况与成就 |
| 6.1.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状 |
| 6.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6.2.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问题的成因 |
| 6.2.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影响 |
| 6.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分析 |
| 6.3.1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概况 |
| 6.3.2 发达国家流通业的标准化体制 |
| 6.3.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与特点 |
| 6.4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对我国的借鉴启示 |
| 6.4.1 流通业标准体系建设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2 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3 流通业标准化运行机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4 流通业标准化战略定位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与对策 |
| 7.1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指导思想 |
| 7.1.1 以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为核心要务 |
| 7.1.2 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为根本原则 |
| 7.1.3 以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 |
| 7.2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导向 |
| 7.2.1 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 |
| 7.2.2 有效采用流通业国际标准并积极参与商品流通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 |
| 7.2.3 向建立以自愿性流通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 |
| 7.2.4 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 |
| 7.3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目标 |
| 7.3.1 总体目标 |
| 7.3.2 具体目标 |
| 7.4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重点 |
| 7.5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5.1 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 |
| 7.5.2 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 |
| 7.5.3 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 |
| 7.5.4 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 |
| 7.5.5 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 |
| 7.5.6 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
| 7.6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下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B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C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新区域主义视角下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绩效及治理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聚焦问题及章节安排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综述 |
| 1.5.1 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
| 1.5.2 新区域主义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
| 1.5.3 我国边境合作发展研究综述 |
| 1.5.4 区域治理研究综述 |
| 1.5.5 研究评述 |
| 第2章 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 |
| 2.1 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理论 |
| 2.1.1 跨境经济合作概念和特点 |
| 2.1.2 跨境经济合作的相关理论 |
| 2.2 区域主义理论的发展演变 |
| 2.2.1 区域主义的相关概念 |
| 2.2.2 区域主义的理论演进 |
| 2.2.3 新区域主义的理论内涵 |
| 2.2.4 新区域主义的特点 |
| 2.3 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主义逻辑 |
| 2.3.1 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化及一体化 |
| 2.3.2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跨境经济合作 |
| 第3章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基础及进展 |
| 3.1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实现基础 |
| 3.1.1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时代背景 |
| 3.1.2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地缘环境 |
| 3.2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主要进展 |
| 3.2.1 合作制度及平台建设 |
| 3.2.2 经济贸易及投资合作 |
| 3.2.3 互联互通建设方面 |
| 3.2.4 其他领域的合作进展 |
| 3.3 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个案考察 |
| 3.3.1 中国河口跨境合作的有利条件 |
| 3.3.2 越南老街跨境合作的有利条件 |
| 3.3.3 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进展 |
| 第4章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绩效 |
| 4.1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关系评估:基于贸易结合度指数的评估 |
| 4.2 跨境经济合作绩效量化评估 |
| 4.3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效应 |
| 4.3.1 贸易投资的静态效应 |
| 4.3.2 贸易投资的动态效应 |
| 4.3.3 跨境合作的空间效应 |
| 4.4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制度约束 |
| 第5章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 |
| 5.1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运行机制 |
| 5.1.1 功能定位及发展目标 |
| 5.1.2 功能分区与产业布局 |
| 5.1.3 具体运作模式 |
| 5.1.4 具体实施过程 |
| 5.2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治理结构 |
| 5.2.1 云南的跨境经济合作治理 |
| 5.2.2 越南的跨境经济合作治理 |
| 5.2.3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治理差异 |
| 5.3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主要问题 |
| 5.3.1 边境地区经济实力欠佳 |
| 5.3.2 大额贸易逆差,经济结构趋同 |
| 5.3.3 政策约束 |
| 5.3.4 走私泛滥,边境安全问题成隐患 |
| 5.3.5 融资困难 |
| 5.3.6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
| 5.3.7 经济合作区认知偏差,制度供给存在障碍 |
| 5.3.8 跨境合作区城市规模太小,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城市带或城市群 |
| 5.3.9 产业结构不合理,贸易人才匮乏 |
| 第6章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治理体系构建 |
| 6.1 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治理 |
| 6.1.1 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治理理念 |
| 6.1.2 跨境经济合作治理模式借鉴 |
| 6.2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治理结构 |
| 6.2.1 跨境经济合作治理模式选择 |
| 6.2.2 跨境经济合作治理的组织构架 |
| 6.2.3 跨境经济合作争端解决机制 |
| 6.3 推进跨境经济合作治理体系的策略 |
| 6.3.1 筑实区域化的共识及地域认同 |
| 6.3.2 提升跨境经济合作水平及效应 |
| 6.3.3 加快跨境合作制度共建 |
| 6.3.4 找准云南长期发展的战略定位 |
| 6.3.5 边境口岸经济体系的建构 |
| 6.3.6 完善人才保障及基础设施条件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进展与成绩 |
| 7.1.1 经济合作和口岸建设取得成效 |
| 7.1.2 跨境经济合作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
| 7.2 滇越跨境经济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
| 7.2.1 边境地区经济实力欠佳 |
| 7.2.2 大额贸易逆差,经济结构趋同 |
| 7.2.3 政策约束 |
| 7.2.4 走私泛滥,边境安全存在隐患 |
| 7.2.5 融资困难 |
| 7.2.6 经济合作区认知偏差,制度供给存在障碍 |
| 7.2.7 产业结构不合理,贸易人才匮乏 |
| 7.3 推进跨境经济合作治理体系的策略 |
| 7.3.1 筑实区域化共识及地域认同 |
| 7.3.2 扩大跨境经济合作水平及效应 |
| 7.3.3 加快跨境合作制度共建 |
| 7.3.4 找准云南长期发展的战略定位 |
| 7.3.5 加快边境口岸经济体系的建构 |
| 7.3.6 完善人才计划保障,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
| 7.4 本研究的意义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承担项目情况 |
| 致谢 |
（5）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 ——来自马达加斯加企业的经验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简称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主要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外商直接投资研究 |
| 一、外商直接投资概念 |
| 二、外商直接投资动机 |
|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
| 第二节 企业成长相关研究 |
| 一、企业成长内涵 |
| 二、企业成长影响因素 |
|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 |
| 第三节 技术溢出相关研究 |
| 一、技术溢出概念 |
| 二、技术溢出影响因素 |
|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
| 研究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关系原理 |
| 第一节 基本理论 |
| 一、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二、企业成长理论 |
|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和企业成长之间关系分析 |
|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 |
|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溢出 |
| 三、技术溢出与企业成长 |
| 四、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与企业成长 |
| 五、理论分析框架 |
| 研究小结 |
| 第三章 马达加斯加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与企业成长的状况分析 |
| 第一节 马达加斯加政府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沿革 |
| 一、改革与政策总体规划 |
| 二、税收变革历程 |
| 三、外商直接投资立法与注册机制改革 |
| 四、外商直接投资双边投资和条约协议 |
| 五、马达加斯加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 一、外商直接投资动机分析 |
| 二、总体外商直接投资分析 |
| 三、三次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分析 |
| 四、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分析 |
| 五、马达加斯加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马达加斯加技术溢出现状分析 |
| 一、对技术溢出的需求分析 |
| 二、劳动力溢出分析 |
| 三、研发溢出分析 |
| 四、马达加斯加技术溢出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分析 |
| 一、马达加斯加三次产业SWTO分析 |
|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马达加斯加产业成长的影响分析 |
|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马达加斯加行业成长的影响分析 |
| 四、外商直接投资对马达加斯加企业成长的影响分析 |
| 五、马达加斯加企业成长存在的问题 |
| 研究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关系假设 |
|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溢出关系假设 |
| 三、技术溢出与企业成长关系假设 |
| 四、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和企业成长关系假设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样本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变量设计 |
| 一、因变量 |
| 二、自变量 |
| 三、中介变量 |
| 四、调节变量 |
| 五、控制变量 |
| 第四节 实证模型构建 |
|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关系实证模型 |
|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溢出关系实证模型 |
| 三、技术溢出与企业成长关系实证模型 |
| 四、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与企业成长关系实证模型 |
| 研究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相关性分析 |
|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关系的实证模型解析 |
|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的实证结果分析 |
|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溢出的实证结果分析 |
| 三、技术溢出与企业成长的实证结果分析 |
| 四、中介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五、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研究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基于政府层面 |
| 二、基于企业层面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6）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出口贸易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影响 |
| 1.2.2 出口贸易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主要不足 |
| 第2章 基本界定和理论机制 |
| 2.1 基本界定 |
| 2.1.1 概念范围的界定 |
| 2.1.2 结构分类的界定 |
| 2.2 影响机制 |
| 2.2.1 影响效应 |
| 2.2.2 传导机制 |
| 2.3 理论模型 |
| 2.3.1 出口贸易影响产业规模增长的理论模型 |
| 2.3.2 出口贸易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分析 |
| 3.1 农产品出口规模发展分析 |
| 3.1.1 农产品出口总量变动 |
| 3.1.2 农产品出口产品结构 |
| 3.1.3 农产品出口地区分布 |
| 3.2 农产品出口质量发展分析 |
| 3.2.1 测度指标的选取 |
| 3.2.2 产品出口质量发展水平 |
| 3.2.3 地区出口质量发展水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分析 |
| 4.1 农业产业规模增长分析 |
| 4.1.1 农业产业整体规模变动 |
| 4.1.2 农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动 |
| 4.1.3 农业产业地区分布变动 |
| 4.2 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分析 |
| 4.2.1 测度指标的选取 |
| 4.2.2 农业产业合理化水平 |
| 4.2.3 农业产业高级化水平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模型构建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处理 |
| 5.3 静态影响实证分析 |
| 5.3.1 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规模化的影响 |
| 5.3.2 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合理化的影响 |
| 5.3.3 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高级化的影响 |
| 5.3.4 静态实证结果 |
| 5.4 动态影响实证分析 |
| 5.4.1 平稳性检验和模型定阶 |
| 5.4.2 PVAR模型的GMM估计 |
| 5.4.3 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 |
| 5.4.4 P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
| 5.4.5 动态实证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的传导实证 |
| 6.1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2.1 中介变量 |
| 6.2.2 数据处理 |
| 6.3 物质资本积累的传导效应 |
| 6.3.1 出口规模对产业发展的物质资本积累中介检验 |
| 6.3.2 出口质量对产业发展的物质资本积累中介检验 |
| 6.4 人力资本投入的传导效应 |
| 6.4.1 出口规模对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投入中介检验 |
| 6.4.2 出口质量对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投入中介检验 |
| 6.5 科学技术溢出的传导效应 |
| 6.5.1 出口规模对产业发展的科学技术溢出中介检验 |
| 6.5.2 出口质量对产业发展的科学技术溢出中介检验 |
| 6.6 制度质量提升的传导效应 |
| 6.6.1 出口规模对产业发展的制度质量提升中介检验 |
| 6.6.2 出口质量对产业发展的制度质量提升中介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论实体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Contents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金融危机暴露虚拟经济过度的弊端 |
| 二、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风险 |
| 三、复苏实体经济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 |
| 第二节 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动态 |
| 一、实体经济的国外研究动态 |
| 二、实体经济的国内研究动态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的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四节 实体经济的研究方案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点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处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处 |
| 第一章 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 三、毛泽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一、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二、内生技术变化理论 |
|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 |
| 四、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三节 简要评论 |
| 第二章 实体经济的范畴界定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的概念、特点与功能 |
| 一、实体经济的概念 |
|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 |
| 三、实体经济的功能 |
| 第二节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
|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区别 |
|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联系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 |
| 一、第三产业的范畴界定 |
| 二、实体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 |
| 第三章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与教训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分析 |
| 一、德国道路 |
| 二、美国道路 |
| 三、日本道路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借鉴 |
| 一、注重创新制造技术 |
| 二、培养优质人力资源 |
| 三、拓宽国际销售市场 |
| 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
| 第三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
| 一、要注重发展实体经济 |
| 二、要培育国际高端品牌 |
| 三、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
| 四、要保持健康的产业结构 |
| 五、要科学应对产能过剩 |
| 第四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的回归 |
| 第一节 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
|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德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金融危机后美中德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一、美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二、中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三、德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第三节 金融危机后美中德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一、美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二、中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三、德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第五章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SWOT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优势分析(Strength) |
| 一、实体经济发展成就辉煌 |
| 二、技术创新体系稳步形成 |
| 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 |
| 四、产业链成熟劳动力丰富 |
| 第二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劣势分析(Weakness) |
| 一、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 |
| 二、科技创新体制尚不健全 |
| 三、金融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
| 四、职业技术教育不够发达 |
| 第三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机遇分析(Opportunity) |
| 一、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机遇 |
| 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机遇 |
|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 |
| 第四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挑战分析(Threat) |
| 一、产业空心化趋势 |
| 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
| 三、发展环境不容乐观 |
| 第六章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省域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一、广东省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二、福建省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实体经济产业的实证分析 |
| 一、传统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纺织服装业为例 |
| 二、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企业的实证分析 |
| 一、国有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上汽集团为例 |
| 二、民营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福耀玻璃为例 |
| 第七章 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 |
| 第二节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实力 |
| 一、着力化解产能过剩 |
| 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
| 三、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
| 四、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
| 第三节 激发企业活力，坚守实体经济 |
| 一、重振企业家精神 |
| 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
| 三、培育国际知名品牌 |
| 四、加大人才建设力度 |
| 第四节 加强宏观调控，服务实体经济 |
| 一、制订发展规划，推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
| 二、优化社会氛围，营造勤劳创业的外部环境 |
| 三、坚持扩大内需，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
| 四、强化楼市调控，坚定不移遏制投机炒作 |
| 第五节 深化体制改革，壮大实体经济 |
| 一、完善科技体制，尽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 二、深化金融改革，确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
| 三、加强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熟练技术工人 |
| 四、深化税制改革，切实减轻实体企业负担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ABSTRACT 目录 第一章 |
| 绪论 第一节 |
| 研究背景及意义 第二节 |
| 研究内容、方法、创新及不足 第二章 |
| 文献研究综述及本研究视角 第一节 |
| 国际经济区域一体化文献综述 第二节 |
| 测度区域一体化程度：边界效应、贸易成本研究文献综述 第三节 |
| 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文献综述 第四节 |
| 关于穗港澳增长三角的文献综述 第五节 |
| 本章小结 第三章 |
| 穗港澳次区域合作的国际经济生产关系基础 第一节 |
| “温特尔主义”生产模式 第二节 |
| “温特尔主义”国际分工模式的条件及特点 第三节 |
| “温特尔主义”：增长三角合作模式的国际生产关系基础 第四节 |
| 本章小结 第四章 |
| 穗港澳增长三角空间经济结构动态优化互补 第一节 |
| 穗港澳增长三角的空间地理范围 第二节 |
| 穗港澳增长三角空间经济联动“前店后厂”跨境生产体系形成 第三节 |
| 穗港澳增长三角优势互补“前店后厂”跨境生产一体化意义 第四节 |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
| 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 第一节 |
| 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发展衡量标准 第二节 |
| 入世前穗港澳增长三角“前店”港澳经济的发展 第三节 |
| 入世前穗港澳增长三角“后厂”地区外向型经济形成与发展 第四节 |
| CEPA制度化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五节 |
| CEPA背景下穗港澳增长三角模式促进港澳经济发展 第六节 |
| CEPA背景下穗港澳增长三角模式促进内地经济发展 第七节 |
| 新阶段穗港澳增长三角模式积淀问题凸显出来 第八节 |
| 本章小结 第六章 |
| 穗港澳增长三角经济效应运行机理分析、实证检验 第一节 |
| 穗港澳增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实证检验 第二节 |
| 基于引力模型穗港澳增长三角边界效应转变实证研究 第三节 |
| 区位熵测度穗港澳增长三角合作下“后厂”地区产业集聚 第四节 |
| 穗港澳增长三角合作与“后厂”地区经济发展关系实证检验 第五节 |
| 本章总结 第七章 |
| 基于贸易成本测度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效应再认识 第一节 |
| 贸易成本 第二节 |
| 穗港澳增长模式下贸易成本测度 第三节 |
| 贸易成本走势分析解读 第四节 |
| 本章小结 第八章 |
| 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征、经验总结 第一节 |
| 国际上典型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 第二节 |
| “温特尔”国际分工背景下穗港澳增长三角的特征 第三节 |
| 穗港澳增长三角国别特色经验总结 第四节 |
|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中文书籍参考文献 中文论文参考文献 外文参考文献 致谢 |
（9）广东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中文摘要 ABSTRACT 图目录 表目录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三、对国内外现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主要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主要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本文的结构安排与逻辑体系 第二章 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作用机制理论 |
| 第一节 资本形成与导向机制引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
| 一、资本形成与导向机制引领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作用机制 |
| 二、理论模型构建 |
| 三、结论与启示 |
| 第二节 信息揭示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
| 一、金融体系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机制 |
| 二、理论模型构建 |
| 三、结论与启示 |
| 第三节 产业整合机制带动产业的转移升级 |
| 一、金融体系对产业的整合机制 |
| 二、理论模型构建 |
| 三、结论与启示 |
| 第四节 风险防范机制分散产业结构调整的风险 |
| 一、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分散产业结构调整风险的作用机制 |
| 二、理论模型构建 |
| 三、结论与启示 第三章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模式 |
| 第一节 市场主导型模式：以银行和资本市场为例 |
| 一、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对产业资本的调整 |
| 二、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模式对产业资本的调整 |
| 三、基于德国全能银行制的案例分析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政府主导型模式矫正市场的缺陷 |
| 一、金融信贷政策引导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
| 二、政策性金融机构补充产业借贷的盲点 |
| 三、基于日本政策性金融的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两种模式的简要评价及对广东的启示 |
| 一、两种模式的简要评价 |
| 二、对广东的启示 第四章 广东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广东产业结构及金融体系的演进 |
| 一、广东金融体系的一般性描述 |
| 二、现行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 |
| 第二节 广东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
|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 |
| 三、单位根检验 |
| 四、协整检验 |
| 五、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 六、广东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七、广东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脉冲响应函数 |
| 八、广东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 第五章 广东省金融因素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关系的描述性分析 |
| 一、广东三次产业结构呈现“钱纳里模式”的发展 |
| 二、工业规模不断扩大,国有工业比重不断下降 |
| 第二节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
| 一、指标选择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
| 四、实证分析 |
| 五、广东省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 |
| 第三节 银行业结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描述性分析 |
| 一、金融机构体系以银行业为主导 |
| 二、银行业总体发展快于金融业的发展 |
| 三、银行高度垄断得到逐步改善 |
| 第四节 银行业结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一、指标选择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数据来源及调整 |
| 四、实证分析 |
| 五、广东省银行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 第六章 广东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政策与制度创新的建议 |
| 第一节 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
| 一、利用利率杠杆引导资本流动,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
| 二、有效调节银行信贷,改善资金在产业间的流向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金融政策的重新定位 |
| 一、优先安排融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
| 二、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
| 三、重点发展珠三角、加快发展东西两翼、保护发展北部山区 |
| 第三节 金融政策的选择 |
| 一、培育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支撑产业结构调整 |
| 二、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程 |
| 三、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结语 参考文献 博士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后记 |
（10）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范畴的说明 |
| 二、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学术创新点 |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第一章 上海的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条件 |
| 第一节 上海的地理沿革概述 |
| 一、海岸线变迁 |
| 二、上海的行政沿革 |
| 第二节 上海的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基本自然环境 |
| 二、农业自然环境 |
| 第三节 上海的社会经济条件 |
| 一、上海的人口结构 |
| 二、上海的经济发展 |
| 三、上海的交通运输 |
| 第四节 上海地区农业发展概略 |
| 一、古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
| 二、近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
| 三、现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第二章 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单一工业化大城市的形成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增长促进粮棉油生产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提高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
| 三、农业的功能定位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纺织业的发展促进棉花的生产 |
| 八、经济城市化带动农村工业的兴起 |
| 九、工农关系：农业支持工业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逐步侵占耕地 |
| 三、交通发展促进农业贸易 |
| 四、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五、滩涂围垦造地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三章 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由“单一工业化城市”向“多功能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城市化促进农副产品的生产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变化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加 |
| 三、农业功能定位以农副产品生产为主导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纺织业的没落导致棉花生产骤然下降 |
| 八、经济城市化促进农村工业快速发展 |
| 九、工农关系：工业初步反哺农业 |
| 十、经济城市化酝酿都市农业萌芽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快速侵占耕地 |
| 三、交通发展促进农业贸易 |
| 四、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五、滩涂围垦造地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章 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多功能国际化大都市初步形成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城市化要求农产品供给内外结合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变化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
| 三、都市农业定位确立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工农关系：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 |
| 八、都市农业全面发展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加速侵占耕地 |
| 三、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五章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几点思考 |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 |
| 一、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
| 二、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 |
| 三、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
| 第二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 |
| 一、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 |
| 二、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双重下降 |
| 三、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 |
| 第三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借鉴作用 |
| 一、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 |
| 二、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 |
| 三、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 |
| 四、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 |
| 五、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 |
| 六、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 |
| 七、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 |
| 八、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参考文献 |
| (一) 方志类 |
| (二) 专着类 |
| (三) 论文类 |
| (四) 学位论文类 |
| (五) 电子文献类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WTO挑战:第三产业上市公司首当其冲（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3]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D]. 叶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4]新区域主义视角下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绩效及治理体系构建研究[D]. 姜焰凌.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2)
- [5]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 ——来自马达加斯加企业的经验数据[D]. ANDRIANIONY DOMOINALALAINA ANDONIRINA FELANA（安心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6]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D]. 刘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3)
- [7]论实体经济[D]. 黄聪英.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8]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康学芹.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1)
- [9]广东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影响研究[D]. 刘宁. 武汉大学,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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