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五”期间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论文文献综述)
夏丹丹[1](2021)在《中国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步入新时代,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是人心所向。工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依旧存在科技驱动不足、效率滞后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因此,实现工业绿色转型升级、提高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OFDI作为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在“走出去”战略的鼓舞下,取得了飞快的增长。众多研究表明,OFDI会对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对考虑了环境与资源约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仍相对欠缺。因此,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投资视角出发,研究了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首先,在对OFDI的经典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OFDI对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机理。其次,结合当前实际,对我国的OFDI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利用EBM-GML指数测算了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测算的结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最后,采用2004-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可消除内生性的动态系统GMM面板模型,分别在全样本和考虑区域差异性的情况下,对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布局。(2)在不考虑区域差异的情况下,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显着的促进作用,且通过规模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使得这一促进作用增强。(3)在考虑区域差异后,东部地区的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不显着,但与产业结构和环境效应的交互作用则显着促进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西部地区的OFDI显着促进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通过技术研发使得这一促进作用加强。鉴于此,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首先,政府必须要转变发展理念,引导工业绿色创新。其次,要不断完善OFDI政策和服务体系。最后,各区域要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OFDI政策来推动本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何玲[2](2021)在《产业政策调整对企业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如何优化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是关系到供给侧改革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效率的重要问题。然而,近年来上市公司频繁变更募集资金投向这一行为受到了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主要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探寻企业变更动机,忽略了我国企业财务行为与政策制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政策导向将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研究中还比较缺乏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尤其是长期以来我国实施产业政策的影响。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出台的产业政策使得不同行业受到政策扶持情况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产业政策的动态调整会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而募集资金作为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那么在这种产业政策动态调整的背景下,企业将使募集资金投向何去何从?本文在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选取200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深入挖掘产业政策调整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行为,并探究其变更后的经济后果,同时考察了两者关系在融资约束、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是否存在显着性差异。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与受到产业政策有利调整的企业相比,受到产业政策不利调整的企业更有可能变更募集资金投向,且变更后更多的是投入到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中去。第二,企业因受到产业政策不利调整而变更募集资金投向能够为企业带来积极的市场反应并提升企业价值。第三,产业政策不利调整对企业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和融资约束高的企业。第四,企业在受到产业政策不利调整影响的后一年发生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概率和程度更大。第五,产业政策不利调整会导致企业资源受限,引发企业自由现金流短缺进而对其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产生影响。本文从管理层、投资者以及政府部门三方面提供了相关建议:一是管理者要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机制,提高企业投资决策与外部宏观政策的联动性;二是投资者要培育自身市场“价值”观念,识别企业变更动机;三是政府要完善募集资金相关的监管制度,并且注重运用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本文研究揭示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募集资金投向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兼顾了微观企业的“落点”分析及其对宏观政策“反馈”作用之间的互动关联,使宏观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链条更加完整,对于深入理解外部政策因素影响企业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行为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对于完善和制定产业政策和募集资金相关监管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崔婷婷[3](2021)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等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资源约束加强,劳动力红利不断减弱,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众多学者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为主线,并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展开研究,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实证检验,以期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知识的获取和对技能的理解能力越强,可以更快速的掌握并倾向使用前沿技术。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其可以推动地区或行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其次,分析了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技术创新可以选择垂直技术创新模式和水平技术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从技术创新扩散角度看,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和溢出为落后地区或行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增长机会。再次,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特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从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最后,基于Romer(1990)模型并借鉴相关经济学家的研究思路,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内生化人力资本,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路径。在实证检验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对异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在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首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包括地区整体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和行业层面(包括工业行业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检验了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在地区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着。检验结果支持人力资本既可以直接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路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分析。分区域层面上,主要对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异质性问题进行检验,东、中、西三大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同样可以推动本区域的地区经济增长,总效应显着,与地区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解释力最强,其次是东部。此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着的间接效应。工业行业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显着,说明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依然显着。因此,工业行业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与地区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一致,同样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细分行业层面上,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角度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行业而异,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三类细分行业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别。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着的影响,与行业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当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到验证,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间接效应不显着。其次,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了基于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将人力资本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值,且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门槛区间,说明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低水平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溢出的非线性特征。工业行业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存在单一门槛值,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大。说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显着增强的溢出作用,与地区层面的结论一致。因此,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在未来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当将技术创新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小于第一门槛区间的影响系数,说明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该影响表现出逐渐削弱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普通的人力资本已经无法满足地区高质量增长的需要,此时,人力资本结构不能很好的适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当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超过该区间后,可能存在其他更适宜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工业行业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作用,与地区层面不同的是,在考察期内,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在两个门槛区间内表现为逐渐增加的现象,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加强,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工业行业的人力资本指标从收入法角度衡量,与地区层面的方法有一定差异,并且收入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与教育法的衡量结果会产生一定的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人力资本在工业企业间的自由流动获得较大空间,当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可以及时得到补充和提高,从而减少企业所在产业升级造成的经济震荡,因此,在高技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根据以上分析研究结论,本文从提高中国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这两个方面入手,最终得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相关启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首先,理论层面上,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借鉴相关理论文献,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其次,研究视角层面上,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等多维度检验了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影响进行检验;最后,方法层面上,不仅从线性影响进行分析,还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对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补充。
潘秋晨[4](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郭鑫[5](2021)在《总量控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研究 ——基于两控区和约束性污染控制政策的考察》文中指出我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如何通过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至关重要。以此为研究背景,本文基于中国1995—2016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数据,以“两控区”政策和“我国首次约束性污染控制”政策为总量控制政策的代表性政策,结合双重差分法,研究政策的实施是否可以有效倒逼产业结构调整。本文首先验证了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倒逼效应确实存在,利用随机抽取“假想”处理组、政策实施的唯一性以及平行趋势检验法检验了稳健性。其次,针对空间分布和城市特征进行了一系列异质性分析。最后,选取人力资本水平、人口密度、外商直接投资、规制强度四个门槛变量,分析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效应。结论主要有以下五点:(1)在基准回归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显着为负、高级化指标显着为正,证明总量控制政策确实能够达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2)“总量控制”政策的产业结构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就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而言,政策对于东部和中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果均高度显着,对于东北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显着、合理化不显着,而对于西部地区,政策的产业倒逼效应则不显着;就不同战略经济带而言,环渤海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带内,总量控制政策的实施显着倒逼了产业结构调整,而珠江三角洲经济带内,总量控制政策的实施并没有产生显着的倒逼效应。(3)由于工业化发展进程的不同,政策对特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果不显着;对于大、中型城市而言,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果高度显着;而对于小城市而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但并没有对合理化产生影响。(4)由于“资源诅咒”和“荷兰病”,资源越丰富的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容易形成对资源的过度依赖,阻碍了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总量控制政策的倒逼效应不能很好的发挥。(5)总量控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当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时,人力资本水平存在双门槛值0.092和0.125,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单门槛值0.389;当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时,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都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48.402和0.409。通过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当前国家环境规制政策已经初步起效,达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由此,我国在长期污染治理过程中应该差异化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力争实现大气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共赢的局面。
丁雪微[6](2021)在《我国工业绿色增长的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在理论上,自2008年以来,绿色增长的概念在国际政策话语中日益占据突出地位,最初主要被用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现在涵盖了范围更广的环境资源。绿色增长是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主张,是可持续发展的产物,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助力。工业绿色增长是绿色增长在工业领域的延伸和拓展,是兼顾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发展方式。近十年来,由发达国家带头,发展中国家紧跟其后,纷纷推出“绿色新政”支持绿色增长战略的推行和实施,提高国家竞争力。在政策上,中国从“十一五”规划开始到“十四五”规划,四个五年规划都紧紧围绕着绿色节能、低碳环保的发展目标提出明确的政策建议,还制定了以提高制造水平,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为目标的《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厘清工业绿色发展领域的发展脉络,探索绿色工业的实现路径和前进方向,对于推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和谐共融,落实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意义重大。首先,运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得到环境规制、研发创新、产业结构三个工业绿色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热点,包括工业发展和绿色发展两个维度的分析工业绿色增长前沿趋势的二维架构;运用内容分析法将政策文本按照政策工具-绿色发展-工业发展的三维结构进行编码归类,得到在政策工具维度,我国工业绿色增长政策偏好应用以资金支持为主的供给型政策工具,在绿色发展维度主张在稳增长的前提下兼顾资源环境,在工业发展维度主要以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为抓手的结论。其次,基于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选取环境规制、研发创新、产业结构三个研究热点和政策偏好作为主要影响因素,构建了一个包括政策、能源、环境、社会经济和工业五个子系统的2000-2025年的工业绿色增长模型。通过调整环境规制、研发创新、产业结构三方面的政策参数,模拟十种政策情境下工业绿色增长的实现路径,分析比较后发现加大投资型环境规制,减少费用型环境规制,同时加大研发创新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是兼顾经济发展与绿色增长的最优路径。最后,对“十四五”规划中绿色生态目标的实现提出以下三方面政策建议:第一,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完善环境规制体系;第二,提高企业研发创新水平,加快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第三,有效配置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韩菲[7](2021)在《环境保护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全球大气污染问题仍然严重,是危害公众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我国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问题不断加剧,特别是由颗粒物污染导致的“雾霾”天气显着增加了居民的致病和致死风险。因此,有效防治大气污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缓解社会矛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关键路径。2018年起,环保税法开始实施,其能否在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趋缓和大气环境风险递增的压力下,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被社会广泛关注。本文从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出发,在详细考察了当前全球及我国大气污染的现状和环保税法实施现状的基础上,分别围绕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辨析了环保税法实施中的问题及提出了完善建议和优化路径。本文首先实证研究了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环境效应、以及该效应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来讲:(1)分别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区地面站点监测的PM2.5浓度数据及本地工业类PM2.5排放总量数据,采用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对我国环保税法的PM2.5减排效应展开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环保税法对全国和31个省份的PM2.5年均浓度及本地工业类PM2.5排放总量均产生了减排效应。第二,环保税法对我国大陆各省PM2.5减排效应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且环保税法对我国大陆各省的PM2.5年均浓度减排效应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环保税法对各地工业类PM2.5排放总量减排效应的空间分布格局不同。第三,环保税法对我国大陆各省PM2.5的减排效应与各省PM2.5的污染程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即PM2.5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环保税法的减排效应也较好;反之,则较差。(2)采用了贝叶斯LASSO回归模型对环保税法PM2.5减排效应的影响因素及大小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在选择的10个变量中,有5个变量被认为显着影响了环保税法对地区PM2.5年均浓度的减排效应,即地区旅游业收入占GDP比重(TOV-GDP)是负相关影响因素,城镇化率(UR)、大气污染的环保税税率(TRAP)、地方环保税收入占GDP比重(ETR-GDP)和地形起伏度(RA)等是正相关影响因素;而有6个变量被认为显着影响了环保税法对地区工业PM2.5排放总量的减排效应,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PC)是负相关影响因素,第二产业比例(PSI)、环保税税率(TRAP)、环保税税收收入占GDP比重(ETR-GDP)、地形起伏度(RA)和植被覆盖度(VC)等是正相关影响因素。此外,本文还进一步量化了各个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和贡献率。(3)由于大气污染具有流动性,所以本地地面站点监测的PM2.5浓度是各个地区排放出的PM2.5污染物经过区域空气流通后导致的最终观测结果,因而在前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测度环保税法减排效应空间溢出程度的指标,并根据该指标计算了2018-2019年我国省级区域环保税法对PM2.5污染减排效应的空间溢出指数,结果显示:环保税法对PM2.5污染的减排效应具有空间溢出性,且不同省份空间溢出的程度和方向不同。其次,本文从环保税法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对工业污染企业外迁的影响效应两个方面实证研究了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经济效应。(1)本文以2013—2019年我国大陆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数据源,通过熵值法构建了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程度综合指标,并在控制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等五个经济因素的基础上,采用贝叶斯时空层次岭回归模型分别研究了2013-2017年排污费制度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效应和2018-2019年环保税法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效应,并比较了这两种环境经济手段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影响效应的强弱。结果显示:第一,在考虑并控制了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其他经济因素的基础上,2013-2017年排污费制度和2018-2019年环保税法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都具有正向影响效应;第二,通过比较排污费率和环保税率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回归系数大小可知,环保税法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正向影响效应要强于排污费制度的影响效应。(2)本文以2018—2019年我国大陆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数据源,根据本地区环保税税率与周边地区环保税税率的关系,将31个省区分为“税率高地”和“税率洼地”两类区域,并在剔除了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污染工业外迁混杂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带有空间滞后项的贝叶斯面板回归模型分别实证研究了环保税法对“税率高地”省区的污染工业是否具有迁出效应,对“税率洼地”省区的污染工业是否具有迁入效应。结果显示:第一,环保税法的实施对于本地污染工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二,本地环保税率与周边省区环保税税率的不同确实会促使污染工业企业向环保税率低的地区迁移,即“税率高地”向周边迁出,周边向“税率洼地”迁入;第三,“税率洼地”环保税税率的提高,会对其规模以上企业个数和高污染工业企业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均表现出显着的抑制作用;第四,“税率高地”地区的环保税率对本地高污染工业还未表现出显着的抑制效应。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发现环保税法在制定和实施中的存在税率设置不够清晰明确、缺乏污染物排放量的有效监测机制、环保税收益分配和使用不合理等问题。因而,本文建议(1)在设计环保税的计算规则时,需综合考虑污染的社会成本、治理成本,特别是不同主体的污染治理或防范成本,区分不同情况,来选择适当的计税办法。(2)在征管体制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税务与环保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充分利用环保部门的专业优势和经验以加强污染排放量监测工作,并加强对监测主体的资源支持和责任约束。(3)在收益分配和使用方面,应当根据各级政府的环境治理权分配收益并专门用于环保支出。此外,应当将环保税的征管裁量权主要赋予地方政府,鼓励其根据本地实际,确定适当的污染综合治理机制。
李欢[8](2021)在《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我国工业长期面临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减排相协调的压力,需要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碳排放才能实现绿色发展。实践表明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完成工业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环境规制的提出为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鉴于目前我国环境规制工具不断完善、规制效果初见成效与其带来的经济正向效应逐渐被激发等情况,研究环境规制与衡量工业低碳发展程度的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关系对我国顺利实现工业低碳发展与有效改善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通过理论梳理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关系。首先,梳理环境规制、碳生产率的研究成果与主要理论,并分析环境规制对工业碳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机理。其次,测算并分析我国环境规制、工业碳生产率的发展现状与演变趋势。然后,根据STIRPAT基础模型构建实证模型,分别利用2006-2018年省际与2006-2017年行业面板数据并采用静态固定效应、动态系统GMM回归方法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碳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效应,同时考虑区域间与工业行业内环境规制作用效果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明显的区域与行业差异,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清洁型行业远高于污染型行业。(2)我国工业碳生产率阶段式上升但2015年后未产生新的上升阶段,主要由东部地区拉动。各地区工业碳排放脱钩状态2013年后波动频繁,目前只有东部地区稳定在扩张弱脱钩状态。研究期间北京、河南、重庆等7省市在工业经济增长的同时工业碳生产率实现更快的增长,海南、黑龙江、陕西等6省则相反,行业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3个污染型行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碳生产率却下降。(3)环境规制不仅能直接促进工业碳生产率的提升,还能通过工业结构调整、能源效率提升等路径产生显着的间接促进作用,并在直接与间接影响中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与行业异质性。最后,从完善并运用环境规制工具体系、建立环境规制引导的配套政策体系、多渠道提高工业碳生产率水平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朱翠明[9](2021)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6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表现,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我们再一次面对的新时代转折的关口,这个关口不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作为普遍性的问题更是世界各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在现代化进程中“率先突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价值,不仅仅是将抓住“全面超越的历史机遇”,更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起到前导与示范作用。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简称,本文将老龄化作为问题的研究出发点,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研究在社会不同的阶段下,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不同变动特征的原因,只有找寻出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规律,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形成的原因,进而对老龄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做出应对,使之更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我们应当认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连续转变,而使人与社会关系产生变化的结果。因此,需要将现代化与老龄化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尤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结构和研究侧重点与前期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区别,虽然分析侧重的角度不同,但目的都是为客观认识和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确实无法脱离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所发生的连续转变,而孤立地探讨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社会与人对立统一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度挖掘。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变化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努力探寻社会中的“人”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规律,进而从“因”着手,找到最为准确和有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和方法,为早日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助力。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明了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社会现实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其次,对国内外关于老龄化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老龄化的研究现状。老龄化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在老龄化的理论发展方面还比较薄弱。最后,指出了创新与不足之处。由于研究侧重角度的不同,得到了一些较为有新意的见解,提出了未来人口衡定论,推测出人口年龄结构呈铅笔型形态等。第二章是文章研究过程中涉及到主要的基础理论。主要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第三部分为介绍国外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理论。第三章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着手,通过分析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转变的关系,分析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和共性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总结了在不同人类社会阶段下体现出的不同人口特征,阐述了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深层挖掘归纳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经验教训。第四章在世界步入老龄化背景下,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与人口关系变动情况及老龄化形成历程,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得出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关系变动的原因,总结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原因,以及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老龄化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第五章基于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得到实际数据支撑,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黄金分割规律,推论出现代化进程中未来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并预测了中国至2050年各阶段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同时,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第六章基于对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优化人口政策、完善养老制度、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等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策略、措施。
刘雅婕[10](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二、“十五”期间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五”期间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综述 |
1.2.2 O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综述 |
1.2.3 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综述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
2.1 OFDI理论 |
2.1.1 发达国家的OFDI理论 |
2.1.2 发展中国家的OFDI理论 |
2.2 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
2.2.1 OFDI通过规模经济效益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2.2.2 OFDI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2.2.3 OFDI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2.2.4 OFDI通过环境效应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OFDI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分析 |
3.1 中国OFDI的发展概况 |
3.1.1 中国OFDI的发展规模 |
3.1.2 中国OFDI的发展特征 |
3.2 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3.2.1 测算方法 |
3.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3.2.3 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变动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4.1 研究设计 |
4.1.1 模型设定 |
4.1.2 方法选择 |
4.1.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2.1 平稳性检验 |
4.2.2 多重共线性检验 |
4.2.3 全样本下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检验 |
4.2.4 分区域下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检验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5.1 研究结论 |
5.2 对策建议 |
5.2.1 转变发展理念,引导工业绿色创新 |
5.2.2 完善OFDI政策和服务体系,通过“走出去”助力工业绿色发展 |
5.2.3 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的OFDI政策,促进区域协作 |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2)产业政策调整对企业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1.4 研究创新之处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
2.1 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 |
2.1.1 产业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
2.1.2 产业政策对微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
2.2 关于企业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研究 |
2.2.1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影响因素 |
2.2.2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经济后果 |
2.3 宏观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3.1 理论基础 |
3.1.1 资源依赖理论 |
3.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3.1.3 信号传递理论 |
3.1.4 委托代理理论 |
3.1.5 有效市场理论 |
3.2 研究假设 |
3.2.1 产业政策调整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
3.2.2 产业政策调整、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市场反应 |
3.2.3 产业政策调整、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企业价值 |
第4章 研究设计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4.2 变量定义 |
4.2.1 产业政策调整变量 |
4.2.2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变量 |
4.2.3 市场反应变量 |
4.2.4 企业价值变量 |
4.2.5 控制变量 |
4.3 实证模型 |
第5章 实证结果分析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2 相关性检验分析 |
5.3 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
5.3.1 产业政策调整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
5.3.2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经济后果 |
5.4 企业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具体变更年份的细分 |
5.5 产业政策调整对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影响机制检验 |
5.6 拓展性检验 |
5.6.1 产业政策调整、融资约束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
5.6.2 产业政策调整、产权性质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
5.7 稳健性检验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与分类 |
2.1.1 人力资本 |
2.1.2 创新 |
2.1.3 技术效率 |
2.2 文献综述 |
2.2.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衡量方法研究 |
2.2.2 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
2.2.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2.2.4 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
2.2.5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2.2.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2.3 理论基础 |
2.3.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2.3.2 人力资本理论 |
2.3.3 内生增长理论 |
2.3.4 创新系统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3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
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地区层面 |
3.1.1 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3.1.2 地区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3.1.3 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3.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行业层面 |
3.2.1 工业行业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3.2.2 工业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3.2.3 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现状 |
3.3 本章小结 |
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理论模型 |
4.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4.1.1 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2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3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小结 |
4.2 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
4.3 本章小结 |
5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5.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地区层面 |
5.1.1 模型构建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地区整体层面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分区域层面 |
5.1.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5.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行业层面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工业行业整体层面 |
5.2.4 实证结果与分析——细分行业层面 |
5.2.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5.3 本章小结 |
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
6.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检验 |
6.1.1 地区层面分析 |
6.1.2 行业层面分析 |
6.1.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6.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技术创新门槛效应检验 |
6.2.1 地区层面分析 |
6.2.2 行业层面分析 |
6.2.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6.3 本章小结 |
7 结论、启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相关启示 |
7.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现实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致谢 |
(5)总量控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研究 ——基于两控区和约束性污染控制政策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大气环境污染的研究进展 |
1.2.2 环境规制产业效应的研究进展 |
1.2.3 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进展 |
1.2.4 研究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1.3.2 内容安排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2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2.1 相关制度背景 |
2.1.1 “两控区”环境政策 |
2.1.2 我国首次约束性污染控制政策 |
2.1.3 总量控制政策 |
2.2 基本概念界定 |
2.2.1 总量控制 |
2.2.2 倒逼机制 |
2.2.3 规制理论 |
2.3 总量控制政策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传导机制 |
2.3.1 总量控制政策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路径 |
2.3.2 总量控制政策基于FDI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 |
2.3.3 总量控制政策基于规制强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 |
2.3.4 总量控制政策基于人力资本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 |
3 总量控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 |
3.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3.1.1 模型构建 |
3.1.2 变量说明 |
3.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3.2 基准回归分析 |
3.3 稳健性检验 |
3.3.1 关于对照组不受政策冲击的检验 |
3.3.2 关于政策实施的唯一性检验 |
3.3.3 平行趋势检验 |
3.4 异质性分析 |
3.4.1 空间异质性分析 |
3.4.2 城市特征异质性分析 |
4 总量控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效应 |
4.1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4.1.1 模型选择 |
4.1.2 变量选择 |
4.1.3 模型设定 |
4.2 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
4.2.1 数据平稳性检验 |
4.2.2 门槛效应检验 |
4.2.3 实证结果分析 |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5.1 研究结论 |
5.2 政策建议 |
5.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依据环境规制强度门槛值的样本分组结果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6)我国工业绿色增长的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工业绿色增长的研究进展 |
1.2.1 绿色增长的概念与内涵 |
1.2.2 工业绿色增长的概念与内涵 |
1.2.3 工业绿色增长的测量与评价 |
1.2.4 现有研究述评 |
1.3 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目标 |
1.3.3 技术路线图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计量法 |
1.4.2 内容分析法 |
1.4.3 系统动力学 |
2 工业绿色增长的研究文献分析 |
2.1 可视化分析与Citespace软件 |
2.1.1 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的理论依据 |
2.1.2 Citespace应用软件概述 |
2.2 数据处理与基本情况统计 |
2.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2.2.2 工业绿色增长文章基本情况统计 |
2.3 工业绿色增长的研究热点分析 |
2.3.1 关键主题词的分析 |
2.3.2 聚类结构的分析 |
2.4 研究热点的概念界定和研究进展 |
2.4.1 环境规制的概念与分类 |
2.4.2 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增长 |
2.4.3 研发创新的概念与测量 |
2.4.4 研发创新与工业绿色增长 |
2.4.5 产业结构与工业绿色增长 |
2.5 工业绿色增长的研究趋势和研究前沿分析 |
2.5.1 关键词突现图 |
2.5.2 关键词时序图 |
2.6 本章小结 |
3 工业绿色增长的国家政策分析 |
3.1 内容分析法 |
3.2 构建分析框架 |
3.2.1 X维度:政策工具维度 |
3.2.2 Y维度:绿色发展维度 |
3.2.3 Z维度:工业发展维度 |
3.3 政策样本的选择 |
3.4 定义分析单元和类目 |
3.5 信度和效度评估 |
3.5.1 信度评估 |
3.5.2 效度评估 |
3.6 量化分析 |
3.6.1 政策工具维度量化分析结果 |
3.6.2 绿色发展维度量化分析结果 |
3.6.3 工业发展维度量化分析结果 |
3.7 本章小结 |
4 工业绿色增长实现路径的仿真模拟 |
4.1 系统动力学 |
4.2 工业绿色增长实现路径的系统结构分析 |
4.2.1 系统边界确定 |
4.2.2 因果回路图 |
4.2.3 存量流量图 |
4.3 工业绿色增长实现路径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4.3.1 模型建立 |
4.3.2 模型参数确定 |
4.3.3 模型函数关系 |
4.3.4 模型有效性检验 |
4.4 工业绿色增长实现路径的仿真模拟 |
4.4.1 实现路径的设计假设 |
4.4.2 实现路径的仿真模拟 |
4.5 工业绿色增长实现路径的比较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5 结论与展望 |
5.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5.2 研究的政策建议 |
5.3 研究的创新点 |
5.4 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 |
致谢 |
(7)环境保护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1.2.1 环境税的产生 |
1.2.2 环境税的发展历程 |
1.2.3 环境税的效应研究 |
1.2.4 我国对大气污染治理的研究 |
1.2.5 我国环保税法的研究 |
1.2.6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1.4 研究方法与可行性分析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可行性分析 |
1.5 创新点 |
第2章 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理论基础及作用机理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2.1.1 大气污染规制 |
2.1.2 环保税 |
2.1.3 环保税法的效应 |
2.2 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理论基础 |
2.2.1 大气污染产生的经济学解释——基于公共物品理论 |
2.2.2 大气污染导致外部性问题——基于外部性理论 |
2.2.3 大气污染外部性问题的矫正——庇古税与科斯定理 |
2.2.4 庇古税规制大气污染的目的——基于社会成本理论 |
2.3 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作用机理 |
2.3.1 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减排效应的作用机理 |
2.3.2 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经济效应的作用机理 |
2.4 小结 |
第3章 我国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现状及问题 |
3.1 大气污染的现状及危害 |
3.1.1 全球大气污染的趋势和现状 |
3.1.2 我国大气污染的现状及成因 |
3.1.3 大气污染的危害 |
3.2 大气污染规制的现状 |
3.2.1 大气污染规制的国际现状 |
3.2.2 大气污染规制的中国现状 |
3.3 我国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现状及困境 |
3.3.1 我国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现状 |
3.3.2 我国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困境 |
3.4 小结 |
第4章 我国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环境效应研究 |
4.1 环保税法对PM_(2.5)的减排效应——基于地面站点监测数据 |
4.1.1 研究方法 |
4.1.2 基于地面站点监测数据的环保税法减排效应估计结果 |
4.1.3 基于地面站点监测数据的环保税法减排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4.1.4 结果与讨论 |
4.2 环保税法的PM_(2.5)减排效应—基于PM_(2.5)排放清单数据 |
4.2.1 研究方法 |
4.2.2 2018、2019 年省级工业类PM_(2.5)排放清单数据估计结果 |
4.2.3 基于PM_(2.5)排放清单数据的环保税法减排效应的估计结果 |
4.2.4 基于PM_(2.5)排放清单数据的环保税法减排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4.2.5 结果与讨论 |
4.3 环保税法对PM_(2.5)污染减排效应的空间溢出研究 |
4.3.1 环保税法减排效应的空间溢出指标构建 |
4.3.2 中国省区环保税法减排效应空间溢出结果 |
4.4 小结 |
第5章 我国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经济效应研究 |
5.1 环保税法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效应 |
5.1.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5.1.2 计量模型及变量说明 |
5.1.3 基准回归结果 |
5.1.4 稳健性检验 |
5.1.5 机制检验 |
5.1.6 结果与讨论 |
5.2 环保税法对企业迁移的影响效应 |
5.2.1 理论假设 |
5.2.2 实证过程 |
5.2.3 贝叶斯回归结果 |
5.2.4 安慰剂检验 |
5.2.5 机制检验 |
5.2.6 结果与讨论 |
5.3 小结 |
第6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1.1 环保税法环境效应的研究结果 |
6.1.2 环保税法经济效应的研究结果 |
6.2 对策建议 |
6.2.1 计税方法合理化设置 |
6.2.2 污染物排放量监测机制的完善建议 |
6.2.3 收益分配和使用机制的优化路径 |
6.2.4 环保税法与其他大气污染规制的配合机制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6.3.1 研究不足 |
6.3.2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致谢 |
(8)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研究 |
二、碳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三、环境规制与低碳发展的关系 |
四、现有研究评述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可能的创新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技术路线 |
四、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环境规制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分析 |
第一节 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理论基础 |
一、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二、碳生产率相关理论 |
第二节 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碳生产率的直接效应 |
第三节 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碳生产率的间接效应 |
一、基于工业结构调整的路径 |
二、基于能源结构改善的路径 |
三、基于能源效率提升的路径 |
四、基于生产技术进步的路径 |
第三章 我国环境规制的度量及发展现状分析 |
第一节 环境规制工具建设历程 |
第二节 环境规制衡量方法介绍 |
第三节 环境规制发展现状分析 |
一、全国层面 |
二、区域层面 |
三、工业内行业层面 |
第四章 我国工业碳生产率的核算及演变趋势 |
第一节 工业碳生产率的核算方法 |
一、工业碳排放核算 |
二、工业碳生产率核算 |
第二节 工业碳生产率发展现状分析 |
一、全国层面 |
二、区域层面 |
三、行业层面 |
第三节 工业碳生产率动态演变趋势 |
一、工业碳排放与工业增加值脱钩分析 |
二、工业碳生产率与工业经济水平脱钩分析 |
第五章 环境规制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实证检验 |
第一节 实证模型的构建 |
一、直接效应模型 |
二、间接效应模型 |
第二节 省际间环境规制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检验 |
一、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第三节 工业内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再检验 |
一、变量说明与数据说明 |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第六章 基本结论和建议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一、完善并运用环境规制工具体系,提升整体规制效果 |
二、建立环境规制引导的配套政策体系,发挥路径传导作用 |
三、 多渠道提高工业碳生产率水平,推动工业发展绿色转型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9)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现代化与人口老龄化基础理论 |
2.1 基本概念 |
2.1.1 现代化概述 |
2.1.2 人口老龄化 |
2.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主要内容 |
2.2.1 “两种生产”理论 |
2.2.2 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理论 |
2.2.3 人口再生产理论 |
2.2.4 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
2.3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2.3.1 中国领导人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2.3.2 国内学者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2.4 国外关于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理论 |
2.4.1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
2.4.2 保罗·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 |
2.4.3 兰德里的人口转变理论 |
第3章 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3.1 工业革命促成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 |
3.1.1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3.1.2 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3.1.3 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人口向老龄化转变 |
3.2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
3.2.1 死亡率和出生率变化是表层原因 |
3.2.2 人与社会关系变化是深层原因 |
3.3 现代化进程中老龄化问题的共性影响 |
3.3.1 导致人口生育率降低 |
3.3.2 使人与社会矛盾尖锐 |
3.3.3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
3.3.4 将促使生产关系调整 |
3.4 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不足 |
3.4.1 使人的生产屈从于物质资料生产 |
3.4.2 强调老龄化措施作用忽略根本矛盾 |
3.4.3 忽视中产阶层对人口结构调整作用 |
3.4.4 社会资源过于集中造成生育率低迷 |
第4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4.1 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与老龄化的形成历程 |
4.1.1 1950-1970 年:农业经济形态人口进入爆发增长期 |
4.1.2 1971-1980 年:工业经济形态人口与社会发展协调 |
4.1.3 1981-2010 年:人口增速下降并向老龄化趋势过渡 |
4.1.4 2011-2020 年:服务经济形态促使老龄化程度加深 |
4.2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特殊性原因 |
4.2.1 50-60 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 |
4.2.2 计划生育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转化 |
4.2.3 可支配收入低造成生育欲望下降 |
4.2.4 主体经济结构变化促老龄化形成 |
4.3 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 |
4.3.1 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
4.3.2 社会与家庭负担加重 |
4.3.3 加速社会养老保险枯竭 |
4.3.4 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分化 |
4.3.5 社会文化逐渐趋于保守 |
4.4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4.4.1 将对传统经济增长依存点产生强烈消极影响 |
4.4.2 促使区域间发展失衡加速贫富两极分化程度 |
4.4.3 长期看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蝶变 |
第5章 人口结构隐含规律与中国老龄化走势及展望 |
5.1 基于“两种生产”理论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黄金分割 |
5.1.1 “两种生产”理论决定了人口黄金分割的必然 |
5.1.2 人口黄金分割揭示了死亡率与出生率博弈关系 |
5.1.3 人口黄金分割解释了现代化国家的繁荣与衰退 |
5.1.4 人口黄金分割失衡对“两种生产”产生反作用 |
5.2 以人口黄金分割推论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 |
5.2.1 过去-人口扩张型的金字塔形态 |
5.2.2 现在-出生率收缩型的菱形形态 |
5.2.3 未来-人口衡定型的铅笔形形态 |
5.3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
5.3.1 2021-2025 年老龄人超过0-14 岁人口 |
5.3.2 2026-2035 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 |
5.3.3 2036-2050 年进入重度老龄社会阶段 |
5.4 中国老龄化问题应对的目标和原则 |
5.4.1 老龄化问题解决的阶段性目标 |
5.4.2 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
第6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措施 |
6.1 优化人口政策 |
6.1.1 提倡适度放开生育政策 |
6.1.2 以人口黄金分割结构平衡为调整基准 |
6.1.3 政策需考虑与社会各因素的动态匹配 |
6.1.4 追求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结构 |
6.2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
6.2.1 统筹推进养老保障“三支柱”互补 |
6.2.2 改进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多渠道增值 |
6.2.3 健全企业年金制度以降低运营风险 |
6.2.4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拓宽保障覆盖面 |
6.3 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 |
6.3.1 改变生养抚育造成的财富挤出效应 |
6.3.2 提升人口素质以弥补人力资源缺口 |
6.3.3 扶持“成人二次教育”推动多维就业 |
6.3.4 建立就业公共信息体系提供引流服务 |
6.4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
6.4.1 推动以信息科技化为载体O2O老年服务体系建设 |
6.4.2 建立含医疗、教娱、关爱及监控的综合服务中心 |
6.4.3 建立社区互助体系鼓励适龄老年人发挥就业余热 |
6.4.4 发展以基层社区为主干线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 |
6.5 深化社会养老服务 |
6.5.1 多渠道扶持与支撑家庭养老模式 |
6.5.2 建立居家养老“三级”服务体系 |
6.5.3 注重综合性福利养老服务体建设 |
6.5.4 培育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养老作用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10)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2.2.1 生产函数法 |
2.2.2 生产前沿法 |
2.2.3 利润函数法 |
2.2.4 指标法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2.4.1 微观层面 |
2.4.2 中观层面 |
2.4.3 宏观层面 |
2.5 文献述评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3.3.1 利率市场化 |
3.3.2 资本流动性 |
3.4 本章小结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4.2.1 数据库介绍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4.3.1 省份维度 |
4.3.2 行业维度 |
4.3.3 所有制维度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4.4.1 省份维度 |
4.4.2 行业维度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4.5 本章小结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5.5 本章小结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四、“十五”期间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OFDI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夏丹丹. 西安石油大学, 2021(12)
- [2]产业政策调整对企业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影响研究[D]. 何玲.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3]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D]. 崔婷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5]总量控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研究 ——基于两控区和约束性污染控制政策的考察[D]. 郭鑫.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1)
- [6]我国工业绿色增长的实现路径研究[D]. 丁雪微.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1)
- [7]环境保护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效应研究[D]. 韩菲.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8]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李欢.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9]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D]. 朱翠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10]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