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为农服务的方向 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论文文献综述）
李攀[1]（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说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李建中[2]（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加芬芬[3]（2019）在《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我国对农村治理的探索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环境和国内环境,村庄的治理面临挑战,唯有探索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才能解治理之危。村庄治理的优化,不能抛开我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更不能抛开我国独特的历史,由此,从历史中探寻村庄治理的优化是一种较为适当的方法。纵观我国乡村历史的发展,其内部治理的变迁受制于三个层面。其一为国家层面。无论是国家的行政力量还是国内的社会环境,都是村庄发展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国家力量对村庄治理起决定性作用,并通过其自身的权力和影响力来推动农村社会的变迁。其二为村级结构。村级结构是村庄治理的制度框架,在国家和农村社会中间起中介作用。一方面,村级结构的良性运转可以支撑国家治理,按照国家的意图管理农村社会,另一方面,村级结构通过村庄治理来改造农村社会,使农村社会的变迁与国家治理、国家宏观环境契合。其三是农村社会。农村社会不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更是村庄治理的土壤。农村社会的变迁支持国家治理、支持村级结构,才能完成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支撑。三重结构相互支持决定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治理样貌。村庄治理需要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支撑才能得到稳定,国家是三重结构成立的主导力量,不同的支撑格局决定了治理质量的好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历了集体化、改革开放的历程。三重结构相互按照国家的历史脉络经历了从刚性到开放包容的过程。集体化时期,国家权力的刚性渗透为三重结构奠定了运转的基础。刚性的国家权力造成村级结构的刚性和农村社会的板块状。此时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支撑是刚性和僵化的,这种状态决定了其运转的脆性,导致村庄变迁的内卷化。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的收缩给予农村社会很大的自主空间。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之间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这种自主空间既可以容纳多元发展的国家治理环境,更激发了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活力。三重结构的循环更加开放和包容,导致村庄的治理不断发展变化。甲山村自1945年解放后,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的变革。期间经历了集体化和改革开放两个完整的时期。形成了两类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三重循环,甲山村以其优异的发展为三重结构的构建、三重结构的相互作用、三重结构的优化提供了较好的经验。由此,笔者以历史变迁为线索,将甲山村分为两个变革时期、四大历史阶段进行介绍,分别将每个时期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互动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总结出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甲山村在集体化时期为地方典型,成功形成了集体化时期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结构的相互支撑。集体化时期的三重结构由刚性的国家权力为主导,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渗透导致三重结构的僵化与内卷化。集体化时期的成功导致其对改革开放新环境的抵制,并造成了村庄发展的封闭。改革开放后,村庄的制度变革由国家推动,行政权力的推动和外部环境的变革从外向内逐步对村庄治理产生影响。第一阶段为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村级结构进行重塑。尽管从形式上完成了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支撑格局,但没有形成改革开放移植制度运行的土壤。无论村干部还是村民,都对改革开放表示困惑。因为对改革开放的抵制,村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第二阶段,国家环境开始在村级结构破冰,村级结构开始主动向外部学习。村级结构在贾凤杉的引导下开始了向外学习的历程,引导农村社会发生了变革,村庄治理出现了转型。村庄发展开始与外部环境融合。然而此时的村庄治理具有很强的单向性,农村社会在村级结构引导下被动变迁。第三阶段,外部环境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直接影响。随着时代的推移,外部环境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农村社会自身接纳了外部的环境,开始了对外部环境和村庄环境自主思考的过程。村庄整体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点。经过外部环境对甲山村一系列的冲击,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结构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循环,推动着村庄治理不断发展。村庄治理的稳定需要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作用,村级治理的发展需要它们的共同推动。当包容开放的循环成立时,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所以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不但在于寻求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者的稳定支撑,更应该寻求它们相互作用的包容、融合与活力。
张瑜[4]（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陶艳梅[5]（2011）在《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往对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一时段农业发展中的特定问题上,并多以截面分析为主。但农业发展是连续系统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无法展示整个发展过程,也不利于挖掘主要发展线索和客观规律。故本文尝试将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进行打通研究,在宏观分析体系中整理、归纳和审视农业发展状况,从中提炼出主要发展线索和规律,并做出学术史总结。这样还可实现三方面的实践意义:一是有利于改变目前“重改革后三十年,而轻前三十年”历史经验总结现状,为正确理解改革前后两个三十年关系提供相应历史经验和支撑;二是可通过对相关重大历史事件考察,为目前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涉农政策提供相应历史依据。三是可为中国目前刚启动的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提供相应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将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历史阶段进行了划分,确立了基本分析框架。然后,围绕各个历史阶段农业发展主题,提炼出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而做出的各种政策选择和安排,并分析了由此而产生的实际效果和历史影响。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本文注重三方面内容的考察:一是注重对各历史阶段具体政策制度选择原因、实施过程、存在问题、绩效与历史影响等内容的阐述和分析。二是注重对各种已选政策间关联性问题,包括逻辑问题、因果问题等的具体分析和阐述,目的在于能挖掘出各种政策安排的共同动因和作用机制。三是注重对不同历史阶段农业发展基本规律、特点和整体状况的系统分析。本文所做的学术史总结如下:新中国初期,土地改革以解放农村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平稳有序地开展并最终顺利完成。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共产党对“和平土改”主张的摒弃和减少变革成本政策的采用,从而为农业经济恢复发展创造了首要条件;与新中国初期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密切相关的互助合作,在中国共产党逐步集体化思想道路确立下,被有效引导并不断推进,农业经济恢复发展得以加快;修养生息和城乡物资交流等措施也为农业经济恢复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过渡时期,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基本纲领和路线的确立,使中国“三农”承担起高积累的重任重负。于是,在工业化战略迫切需求下,国家通过对富农、中农、贫农三者间博弈,采取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方式,使农业生产合作化快速推进。与农业合作化相配套,统购统销政策在严峻粮食供求矛盾下无奈实施,却在短期效果和长期历史影响上产生不同后果。工农城乡关系也由“比较协调”向“开始恶化”转变。尽管国家通过宏观行政手段不断加强城乡联系,使城乡关系继续保持了向前发展势头,但它依旧确定了以后城乡关系的走向和大体情况,对目前城乡二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在服务于“逐步集体化”思想的各种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作用下,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和农村制度建设的公社化随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兴起。正如粮食统购统销需由合作化配套一样,大跃进也需由人民公社配套。事实上,人民公社的兴起正与中央领导人“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太小不适应水利化和机械化发展要求”的共识有关。不仅如此,它还有利于地方工业和社区福利事业从无到有的建设。尽管从理论上讲人民公社似乎会更有利于降低政府与农民的交易费用,增加规模效益。但实际上它本身无法避免和解决农民内部相互剥夺问题,即对富社富队财富的剥夺,对勤劳农民收入的剥夺和因干部贪污腐败而造成的对普通农民群众劳动成果的剥夺。这种农村内部剥夺极大破坏农村生产力,对工业化极为不利,最终致使农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鉴于此,中央开始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错误,但在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相关制度的路径依赖下,纠错过程显得极其曲折和反复,最终导致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农业经济政策调整时期,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农业基础地位认识。当时,毛泽东敏锐认识到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核心问题实质上是解决人民公社体制问题,于是明确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原来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有效解决了人民公社农民内部剥夺问题。农业学大寨在苏联外援断裂的重要历史背景下,也应国家工业化战略所需而兴起。它为促进当时农业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突出表现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整过程中,党内就两大基本矛盾和包产到户问题产生严重分歧,由此引发农村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整顿——阶级斗争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贫下中农协会的成立。事实上,这两种做法从根本上讲对防止农民内部剥削比较有利,但“阶级斗争”下的社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干扰了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进而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文革中的农业问题并非没有争议性,同样在高层领导人内部有所谓路线分歧,甚至在农村还有许多与农业学大寨并非一致的务实做法,农村中所谓自发资本主义以逆流方式一直零星出现和顽强表现。这些争议性内容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左”倾错误对农业的危害,使农业在不断调整中缓慢增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不小成绩,农村工业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这一时期,以降低城市消耗成本,服务工业化发展战略为根本目的的城镇人口反向流动措施,因国家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过大而被临时采取。农村小学教育由公社下放到生产队办,经费、校舍、师资等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农村教育质量难以保证。文革时期,存在一定缺陷弊端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普遍建立,并急遽改变了当时农民群众看病难的状况,在二元社会框架下最大限度实现了卫生公平。农村文化生活则完全是政治性的单调活动。通过对新中国初期三十年不同历史时期农业发展状况的具体分析,我们发现: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有着内部和外部两个主要发展线索。一是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逐步转变为核心内容的内部发展线索;二是以满足国家工业化战略原始资本需求为核心内容的外部发展线索。围绕这两个主要发展线索,可对新中国初期三十年的“三农”发展历程进行基本评述。总体上看,新中国初期三十年“三农”作为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剥夺对象,并不是自身没有发展或“停滞”,而是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某种必然。因此,对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的历史成就与历史地位,应给予充分的估计,并要深刻认识到历史遗留下的“三农”问题是一个全局性问题,解决之法必定要在三农之外,而整个过程也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充满曲折和坎坷。这些认识也是判断目前政府所采取的各项“三农”政策是否科学有效的一个基本理论认识。
湖南师院教育组[6]（1975）在《把教育工作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过以后,我院师生员工欢欣鼓舞,决心坚持为农服务,搞好教育革命,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回顾总结近几年教育革命的经历,深深感到,只有把学校工作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才能更快地推动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
耿仲钟[7]（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认为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中共英山县委宣传部,《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哲学组[8]（1978）在《照唯物辩证法办事 坚持高标准学大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前言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有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奔腾澎湃,一往无前。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自觉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意义极其重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362页）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指示我们:
吴家虎[9]（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王圣华[10]（2012）在《新中国的农民与农民画运动 ——以1958-1976年户县为研究案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农民画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艺术品类。它的变迁所折射的是半个世纪时代风云的变化。农民画是在新中国政体下,在政治意识形态外驱力的催发下,农民以配合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为主题,产生的一种非专业类型的绘画样式。户县农民画是由户县文化馆来组织,文化馆专职美术老师辅导,以农民为辅导对象,既受政府部门的操控,又在农民的被动参与下,积聚了农民的智慧、才干和汗水而逐渐构建起来的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本文力图通过对户县农民画的图像分析,原始文献资料佐证及其对户县农民画家的访谈去钩沉这段历史。从身份定位、话语权力、互动秩序、认知策略、范式转换等五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户县农民画是如何在国家权力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互动下建构起来的,试图揭示出户县农民画与当时政治环境以至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反思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同时这也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生产的一种观察。第一章是身份定位。农民的政治身份使得农民画具有了文化上的优先权。建国后,农民的身份在政治语境中经历了一个逐步被挪用,在批评语境中被放大的过程。一方面专业美术工作者描绘的农民形象由阴郁沉重的“苦难者”向幸福喜乐的“主人公”转变,与此同时从群众美术活动中孕育出来的农民创作队伍开始登上舞台,掌握文化权,确定了创作主体的身份。本章分两节：一是政治语境中被挪用的身份,二是批评语境中被放大的身份。第二章是话语权力。国家权力话语通过对农民画的图式建构以满足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图像表意需求。首先国家权力主体通过建构“工农兵文艺”的共同知识来规训共同体成员的认知,但农民面对国家权力建构的共同知识,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他们本能地力图向权力中心靠近和借此提升社会地位。这既是个体不断完善和自我实现的社会心理机制,也是社会流动中不言自明的内在动力。农民依据个人感觉、经验、惯例、盘算等来分享这种知识,投入到农民画创作的队伍中。但是农民虽然有“发言权”,由于文化资本的欠缺仍需要知识分子的“代言”。农民画辅导者既在专业上是农民画作者的“老师”,又在思想上是“农民的小学生”,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这种双重身份使得辅导者产生了认同危机,对自身在社会秩序中地位的焦虑表现出自我表征的游移。第三章是互动秩序。农民画的文本呈现出复杂的互文性,政治的图像符号、学院派风格和民间乡土风格同时杂糅在农民画的图像中。这种独特性是由农民画创作中多主体交义及互动关系构成,形成一种互文关系。农民画创作中的互文性是多重主体的交融的结果,具体体现在辅导老师与农民画作者及其绘画语言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是互文性的创作空间。第二节是反思性的话语建构。第四章是认知策略。农民画的图像建构和规范,是国家权力话语在构建其视觉表意系统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工程。国家权力话语主体通过塑造典型记忆符号和高度提纯的政治性意象系统来重建新的秩序或理性,并从中掌握符号的权力,藉此巩固新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第五章是范式转换。户县农民画在大跃进时期陷入自我想象的困局。图像叙述的内容并非以客观事实为存在的基础,它只是浮夸地、虚妄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话语表达之中,是一种虚空的表达性叙述。大跃进后期到“文革”前期,户县农民画转入表达现实,描绘身边的历史,逐步形成农民画的典型范式。“文革”中后期,户县农民画被选为美术界的“样板”,沦为图像的政治。
二、坚持为农服务的方向 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持为农服务的方向 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史料与方法 |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 一 建立的背景 |
| 二 性质和任务 |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 四 代购代销员 |
| 五 领导管理 |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 一 "批" |
| 二 "树" |
| 三 "改"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 二 对私政策 |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 一 搞好"学、揭、批" |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以购促产 |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一 改革的背景 |
| 二 改革的内容 |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 二 棉花经营 |
| 三 农资供应 |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 一 股金风波 |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 结语 |
| 一 百年回眸 |
| 二 展望未来 |
| 征引文献 |
| 后记 |
（3）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一)近代乡村建设概况 |
| (二)建国后村庄治理的演变 |
| (三)村庄治理对当下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对集体化时期村庄管理的研究 |
| (二)改革开放后的村庄治理研究 |
| (三)国外村庄治理研究 |
| 三、村庄治理的限定及三重视角的阐释 |
| (一)村庄治理的限定与使用 |
| (二)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视角与村庄治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理论基础和思路 |
| (二)资料的收集 |
| (三)论文的研究框架 |
| (四)核心概念 |
| 五、甲山村简介 |
| 第一章 集体化时期甲山村的村庄治理 |
| 一、甲山村集体化时期的社会背景 |
| (一)从解放到合作化的社会环境 |
| (二)人民公社的成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 |
| 二、集体化时期的甲山村变革 |
| (一)甲山村的成长历程 |
| (二)典型树立后的甲山村 |
| 三、集体化时期甲山村的治理样貌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结构:甲山村党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运行 |
| (二)治理机制:甲山村劳动管理制度的形成 |
| (三)治理的思想基础:爱国家、爱集体统一思想的形成与提升 |
| (四)治理成效:甲山村村民的集体化生活状态 |
| 四、甲山村治理演变逻辑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农业”的国家目标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撑和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演化形成了对国家和村级结构的支撑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集体化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村庄治理转型冲突导致发展速度相对“滞后” |
|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环境和农村社会变革 |
| (一)全国村庄变革的社会环境 |
| (二)甲山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徘徊” |
| 二、改革开放初期甲山村的治理样貌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结构:甲山村党组织的缓慢转变与群团组织职能的衰退 |
| (二)村庄治理的思想基础:集体化时期思维与改革开放治理思想的分歧 |
| (三)治理要素:经济发展的起步与失败 |
| (四)治理机制:自治体系的运转与集体化制度的纠葛 |
| (五)治理成效:村民生活的转变与排斥 |
| 三、甲山村治理变革分析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塑造和“经济”目标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自我演化对村级结构和国家的支撑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改革开放之初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旧”制度结合下的村庄治理重塑 |
| 一、1991 年的全国环境和贾凤杉的回归 |
| (一)1991 年左右全国经济名村的大体情况和甲山村的发展现状 |
| (二)贾凤杉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威 |
| (三)贾凤杉回归过程 |
| 二、贾凤杉领导下党支部对甲山村村庄的治理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机制:党支部的组建、自治体系的生效 |
| (二)治理结构: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恢复、成立与发展 |
| (三)治理的思想状态:甲山村村民思想的统一 |
| (四)治理要素:经济的起步与成长 |
| (五)治理绩效:甲山村村民的生活转变 |
| 三、村庄治理转型分析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自我演化支撑村级结构和国家治理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转型后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期全国村庄变革背景下的治理调适 |
| 一、2006 年前后全国村庄的现状 |
| (一)全国普通村庄的现状 |
| (二)产权改革试点的推行 |
| 二、2006 年后甲山村治理的变化 |
| (一)治理要素和治理机制:经济发展及村民自治体系变化 |
| (二)民主治理的思想状态:多元治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三)治理结构:甲山村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新变化 |
| 三、甲山村治理的优化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演化支撑村级结构和国家治理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2006 年以后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成果 |
| 后记 |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国内外研究动态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理论依据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5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解放初农业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 |
| 2.1 土地改革：农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首要条件 |
| 2.1.1 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诉求：土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 2.1.2 政策保障：减少变革成本的《土地改革法》 |
| 2.1.3 实践支撑：平稳有序的土改过程 |
| 2.1.4 集中体现：成熟的思想理论与工作方法 |
| 2.1.5 基础地位、历史成就与总体评价 |
| 2.2 互助合作：加快农业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 |
| 2.2.1 新内涵：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切入点 |
| 2.2.2 由争论而引起的农业集体化问题 |
| 2.2.3 历史抉择：逐步集体化思想的最终确立 |
| 2.2.4 互助合作的主要成就和原因分析 |
| 2.2.5 “合作制”思想和“合作化”道路的深远意义 |
| 2.3 修养生息：恢复农业经济的有效保障 |
| 2.3.1 不断改进税制，减轻农民税费负担 |
| 2.3.2 贯彻“包禁筹”三字方针，防止乡村财政做大 |
| 2.3.3 合理控制“剪刀差”，减轻农民隐性负担 |
| 2.4 城乡物资交流：恢复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 |
| 2.4.1 努力改善交通运输，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 |
| 2.4.2 召开城乡展览会，组织短距离物资交流 |
| 2.4.3 疏通城乡沟通渠道，积极开展农副土特产品购销业务 |
| 2.4.4 城乡市场趋于活跃，物资交流成效显着 |
| 第三章 过渡时期农业集体化的探索与实践 |
| 3.1 过渡时期总路线统领农村经济工作 |
| 3.1.1 “一化三改”：总路线的主体和两翼 |
| 3.1.2 以工业化为实质内容的总路线评价 |
| 3.2 农业集体化的具体实践：初级社与高级社 |
| 3.2.1 初级合作社的发展与整顿 |
| 3.2.2 高级合作社的迅猛发展、整顿与全面高潮 |
| 3.2.3 动力机制与深层原因：阶级斗争、农民心理与工业化战略需求 |
| 3.2.4 绩效评估与总体评价：初级社与高级社的比较分析 |
| 3.3 统购统销：集体化的配套措施 |
| 3.3.1 政策原因：粮食供求矛盾、三改与工业化战略需求 |
| 3.3.2 考量过程：八种方案、三种情况和四种关系 |
| 3.3.3 短期作用：显着的实际效果与客观存在的诸多弊端并存 |
| 3.3.4 历史评价：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制度安排 |
| 3.4 工农城乡关系矛盾凸现 |
| 3.4.1 “雅量之争”凸显工农城乡关系 |
| 3.4.2 “比较协调”向“开始恶化”的转变 |
| 3.4.3 继续向前的发展势头 |
| 3.4.4 历史影响：城乡关系基本走向和基本格局的确立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农业经济与农村制度建设 |
| 4.1 农业经济建设的大跃进 |
| 4.1.1 大跃进运动在党内分歧和矛盾中逐步兴起 |
| 4.1.2 农业经济建设盲目冒进 |
| 4.1.3 农村大炼钢得不偿失 |
| 4.2 农村制度建设的公社化 |
| 4.2.1 公社化：现实与理想的自然选择 |
| 4.2.2 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内部逻辑 |
| 4.2.3 社区福利事业试点工作展开 |
| 4.2.4 农村公共食堂应用而生 |
| 4.3 农业经济政策的小幅调整与反复 |
| 4.3.1 政策理论：六次纠左会议的调整努力 |
| 4.3.2 实践措施：各地区整顿和调整的基本内容 |
| 4.3.3 大跃进高潮再起：初步调整后的政策反复 |
| 4.3.4 调整工作曲折反复的原因透视 |
| 4.4 农村经济建设的某些成绩与严重挫折 |
| 4.4.1 农田水利建设成就空前 |
| 4.4.2 农村工业获得从无到有的建设 |
| 4.4.3 农业产量大幅下降，农民生活困难严重 |
| 4.4.4 工农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损失惨重 |
| 4.4.5 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灾难面前得不偿失 |
| 4.5 严重后果的最终体现：农村大饥荒的形成 |
| 4.5.1 各种自然灾害的交替出现 |
| 4.5.2 农业税负担和粮食的过度征购 |
| 4.5.3 雪上加霜的粮食出口贸易 |
| 4.5.4 保障城镇粮食供应的不合理政策 |
| 第五章 经济困难时期农业经济政策的全面调整 |
| 5.1 农业经济调整的过程与基本内容 |
| 5.1.1 起步阶段：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 |
| 5.1.2 发展阶段：减少粮食收购和增加农村生产劳动力 |
| 5.1.3 高潮阶段：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重视农业科技的发展 |
| 5.2 “三自一包”关键问题的曲折探索 |
| 5.2.1 自留地：保留、取消、放宽与批判 |
| 5.2.2 自由市场：限制开放、关闭、开展与批判 |
| 5.2.3 自负盈亏：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生产小队 |
| 5.2.4 农民的探索：包产到户的三起三落 |
| 5.3 农业学大寨运动应需而起 |
| 5.3.1 大寨村经验与运动历程 |
| 5.3.2 时代诉求：多重因素下的战略考量 |
| 5.3.3 历史评价：集体化体制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大努力 |
| 5.4 农村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整顿 |
| 5.4.1 农村阶级形势的分析 |
| 5.4.2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开展 |
| 5.4.3 贫下中农协会成立 |
| 5.5 六十年代农业经济调整的基本评价 |
| 5.5.1 总体绩效与基本经验 |
| 5.5.2 不足与启示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十年徘徊 |
| 6.1 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 |
| 6.1.1 农村文化大革命逐步深入和发展 |
| 6.1.2 争议性内容稳定农村发展局面 |
| 6.2 大寨运动主导下的农村经济与社会 |
| 6.2.1 文革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
| 6.2.2 大寨主导下的农村经济曲折增长 |
| 6.2.3 大寨主导下的农村社会相对稳定 |
| 6.3 政策主导下的城镇人口反向流动 |
| 6.3.1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 6.3.2 干部五七干校农业劳动 |
| 6.4 文革时期的农村教育医疗和文化事业 |
| 6.4.1 理想教育的具体实践：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和到农村办学校 |
| 6.4.2 “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实现卫生公平的最大努力 |
| 6.4.3 小靳庄典型：赋予政治色彩的农村文化活动 |
| 第七章 基本认识与结论 |
| 7.1 内部线索：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逐步转变 |
| 7.1.1 技术变革：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广泛应用 |
| 7.1.2 生产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逐步提高 |
| 7.1.3 经营制度：提升农业组织化程度的有益探索 |
| 7.2 外部线索：服务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需求 |
| 7.2.1 “三农”为工业提供资本原始积累的无可逃遁性和特殊性 |
| 7.2.2 “工占农利”资本原始积累的实现形式与制度安排 |
| 7.2.3 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线索下的“三农”发展过程解读 |
| 7.3 总体评价：充分估计新中国初期三十年“三农”的历史成就与地位 |
| 7.3.1 历史成就：农业生产关系、生产力、工业化等多个视角的论证 |
| 7.3.2 历史地位：新中国60 年农业发展光辉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及三项补贴改革 |
| 3.1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 |
| 3.2 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 |
| 3.3 “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地力保护视角 |
| 4.1 补贴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研数据 |
| 4.2 补贴对耕地地力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
| 4.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的逻辑解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5.1 政策效果模拟方法——PMP模型 |
| 5.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5.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6.1 基于田野调查的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案例 |
| 6.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6.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受益公平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信贷担保视角 |
| 7.1 市场失灵与农业信贷担保 |
| 7.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数理分析 |
| 7.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案例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成本与回应性分析 |
| 8.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财政成本 |
| 8.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 |
| 8.3 政策的回应性分析:农户的了解、评价与期望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9.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黄箱空间释放 |
| 9.2 “三项补贴”改革前后政策保护程度变化 |
| 9.3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优化 |
| 10.1 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
| 10.2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国内支持政策 |
| 10.3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优化安排 |
| 10.4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政策建议 |
| 11.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部分田野调查素材整理 |
| (二) 农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整理 |
| (三) 调研问卷与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9）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阐释 |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 四、学术史综述 |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 小结 |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 第二节 学雷锋 |
| 第三节 学大寨 |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 小结 |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 附录 A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新中国的农民与农民画运动 ——以1958-1976年户县为研究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问题与方法 |
| 第一章 身份定位 |
| 第一节 政治语境中被挪用的身份 |
| 一 被发现的“农民” |
| 二 被挪用的“农民” |
| 第二节 批评语境中被放大的身份 |
| 一 由“苦难者”到“主人公”的农民形象 |
| 二 农民创作主体身份的确认 |
| 第二章 话语权力 |
| 第一节 共享：共同知识的作用 |
| 一 工农兵文艺图景 |
| 二 文艺体制保证 |
| 第二节 分享：独自经验的作用 |
| 一 民间美术的滋养 |
| 二 农民务实的功利性追求 |
| 三 农民的权威崇拜和感恩情结 |
| 第三节 游移：自我表征的作用 |
| 一 农民画辅导老师话语权的被剥夺 |
| 二 农民画辅导老师的自我认同危机 |
| 第三章 互动秩序 |
| 第一节 关系：互文性的创作空间 |
| 一 群众美术辅导者与农民画作者的互动 |
| 二 专业院校辅导者与农民画作者的互动 |
| 三 “三结合”的创作方式 |
| 第二节 方式：反思性的话语建构 |
| 一 民间美术话语的浮现及保存 |
| 二 民间美术话语的被改造 |
| 第四章 认知策略 |
| 第一节 符号：总在追寻某种记忆 |
| 一 “延安”的家国梦 |
| 二 忆苦思甜的阶级恨 |
| 第二节 图像：总在象征某种事物 |
| 一 象征的意象 |
| 二 意象系统及其象征意义 |
| 第三节 观念：总在表述某种看法 |
| 第五章 范式转换 |
| 第一节 困局：自我的想象 |
| 一 “大跃进”的农村壁画运动 |
| 二 “乌托邦”神话及其图像叙述 |
| 第二节 突围：身边的历史 |
| 一 社教运动“画三史” |
| 二 配合生产画英雄 |
| 第三节 样板：图像的政治 |
| 一 修正的图像 |
| 二 过度阐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一 图版索引 |
| 二 表格索引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附录1：户县农民画大事记(1958-1976) |
| 附录2：户县第一期农村美术训练班教学计划 |
| 附录3：王曼恬部分讲话 |
| 1 王曼恬同志在天津同美术学院同志谈话记要 |
| 2 王曼恬同志在全国美展作品评选会上的总结发言 |
| 3 王曼恬同志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六日——十八日召开的美术创作座谈会期间的讲话 |
| 附录4：户县农民画作者访谈录 |
| 1 刘志德访谈录 |
| 2 程征访谈录 |
| 3 刘知贵访谈录 |
| 4 宋厚成访谈录 |
| 5 谢志安访谈录 |
| 6 樊志华访谈录 |
| 7 程敏生访谈录 |
| 附录5：农民画相关期刊报纸文献分类表 |
| 附录6：户县农民画展览馆藏户县农民画(1957-1977)文献目录 |
| 后记 |
四、坚持为农服务的方向 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3]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D]. 加芬芬. 吉林大学, 2019(02)
-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5]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研究[D]. 陶艳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1(03)
- [6]把教育工作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J]. 湖南师院教育组. 湖南师院学报(社会、自然科学综合版), 1975(05)
- [7]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8]照唯物辩证法办事 坚持高标准学大寨[J]. 中共英山县委宣传部,《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哲学组.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8(02)
- [9]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10]新中国的农民与农民画运动 ——以1958-1976年户县为研究案例[D]. 王圣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