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及日中两国——以冷战结束后为中心(论文文献综述)
黄忠[1](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指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殷昭鲁[2](2015)在《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向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由于日本的贪欲和历史原因,钓鱼岛从一个没有争议的岛屿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岛屿。因此,“从历史上来看,它是战后遗留的领土争端;从国际法来看,它是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从海洋开发来看,它涉及未来东海石油与海洋资源的开发问题。”近年来,中日因钓鱼岛问题争端频仍。此争端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及战略布局,而且也牵动了东亚,乃至世界的神经。诚然钓鱼岛问题表面上是中日两国的领土主权之争,而其内里却充斥着大国间的战略选择与利益博弈。因此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的价值,更有对国家利益现实的关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图籍可以证明。明朝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有关钓鱼岛岛名记载的最早的文献,这足以体现中国对钓鱼岛最早的发现和“命名权”。并且明清两朝历届册封使的使录对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则更为翔实,这些使录不仅把钓鱼岛等岛屿作为中琉航道的航标,而且也明确指出中琉之间的界线为“黑水沟”,或是琉球姑米山。不仅如此,钓鱼岛在明清两朝还被纳入到中国海防的范围之内,《筹海图编》、《台海使槎录》等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所以从钓鱼岛的发现、命名及使用和管辖上来看,钓鱼岛属于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日本、琉球与西方等国的古文献和地图也对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历史事实给予了佐证。因此,对这些事关钓鱼岛历史文本的梳理与解读,是我们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基础,也是我们主权诉求的源流。晚清以降,由于中国国运式微,激发了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之心。早在1885年,日本政府就指使冲绳县政府对钓鱼岛等岛屿进行窥伺和调查。通过对该时期日本与冲绳县之间往来文书的梳理和解读,我们能清晰的看到,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窥伺经过了最初的迟疑、搁浅,而甲午战场的胜利,使得日本最终有恃无恐,假胜利之威,乘胜追击,窃占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对日本窃占钓鱼岛经纬的分析,也可以显示出,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之下清日两国的衰兴与实力消长。因此把钓鱼岛问题放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和考察,从源头上寻觅日本窥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径,使我们更能有力驳斥日本对钓鱼岛的“领有”主张。钓鱼岛问题的产生,不仅事关中日两国,还与美国息息相关。钓鱼岛问题的美国因素集中体现在美国战时及战后对东亚的战略布局,尤其与美国的琉球战略密切相关。无论是战时对琉球地理情报的搜集,还是战后旧金山会议上寻求对琉球的排他性托管,抑或是20世纪70年代的冲绳“归还”无不体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安排。但是美国这种战略利益安排却因对琉球的地理界域错误性认知以及对本国利益的考量把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挟裹其中,到冲绳“归还”时与日本私相授受而终于酿成中日间的钓鱼岛问题纠葛。但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所谓的“行政权归还不涉及主权”的“中立立场”,这实际上是美国假“中立之名”,而行逃脱历史责任之实。美日私相授受中国领土,引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怒和抗议。在钓鱼岛争端初期,由于中国大陆同美日两国还没有改善和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联合国的席位还被台湾当局霸占,所以在对外交涉上面受到一定的制约。但是在此期间仍积极地与相关学者研讨应对钓鱼岛争端策略,并向外发表声明,表达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在中日建交前后,中国领导人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提出了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的想法,得到了日本领导人的赞同。《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前后,发生“钓鱼岛渔船”事件,在中国领导人的妥善处理之下,很快平息下去。随之,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再次表达了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并与日本的领导人达成共识。钓鱼岛争端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其附近海域发现了潜在的石油资源。琉球政府在美国和日本政府怂恿和支持之下,在战后首次发声,坚持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并在钓鱼岛上设立界碑等标志物。作为对美琉当局举措的反制,台湾当局也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不过此时台湾当局的着重点在于对钓鱼岛海域附近大陆架石油资源开发问题,与美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石油。但当钓鱼岛争端表面化后,在强大的保钓运动压力之下,台湾当局开始在钓鱼岛主权诉求立场上日趋坚定,开始与美日交涉,但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国际地位,以及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有求于美日,最后还是没有改变美日对钓鱼岛“私相授受”的事实。钓鱼岛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搁置争议”的默契以来,中间虽有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行为,但是总体发展还算良性。但是新世纪以来,日本部分领导人和右翼势力为了政治上的考虑,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特别是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使钓鱼岛争端陡然升级。中国以强硬的战略布局打破了日本对钓鱼岛的“单独管控”局面,实现了“交叉管控”,而日本也采取战略应对,同时美国也加强对亚太的战略资源投递,以获得更多权益。在这场中美日的战略博弈中,使得钓鱼岛问题更趋复杂。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孤悬于东海上的几座岛礁,钓鱼岛问题已经由一个事件变成了一个符号。这种符号凸显的是中日之间领土主权的争执、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对二战历史遗绪的记忆、以及东亚场域中大国利益的博弈。总之,钓鱼岛问题的研究要以宏观的视野进行看待,以战略的眼光进行审视。从纵的方面来看,以历史的长时段来了解其因果延承;从横的方面看,把其放在国际格局变动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中把握其脉动。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仍在继续,从目前来看解决的前景虽不甚明朗,但是我们应有未雨绸缪的精神,为此在钓鱼岛问题提出以下三个展望:两岸合作乃维护领土主权之幸;中日应寻求和平解决以破解零和博弈之殇;而中国自身应大力提升国力以应不时之需。
张锋[3](2019)在《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文中研究表明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和周边安全的重要外部因素和战略存在。中日两国携手走过了千年的友好,历经了百年的战争,在文化、情感和地缘上有着难以“解理”的牵绊。现今,中日两国在领土、历史、安全与地位等方面仍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持续变化与两国力量深度调整,中日关系摩擦不断,更是陷入不可用“冷暖”言状的状态。2018年的中日首脑互访暂时缓和了两国紧张的关系,但中日关系仍处于合作与竞争并存、敏感而又多歧的状态。日本智库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曾经在亚洲智库中独领风骚,现今在世界和亚洲智库中仍拥有重要的影响力。随着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传统的外交决策机制正在逐步瓦解,决策主体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日本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角色分量可以估量。日本智库研究,尤其是日本主要安保、外交等对外政策类智库研究,是深入了解和研究日本外交决策、战略走向和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四章及结语组成,核心章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系统介绍了日本智库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本章主要以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参照,对日本智库的发展历程和阶段、日本智库的国际评价、现今状况及存在类型、管理运作模式与机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目的是通过点与面的结合详细介绍日本智库的各个维度,以期对日本智库的全貌有所了解和把握,在日本智库群像中穿插安保、外交等对外政策类智库等个体像,为进一步开展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研究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第二章尝试建构了以“外交决策分析理论——智库参与决策模式——日本外交决策机制——日本智库对外交决策功能”为链条的分析框架。尝试联通西方主要外交决策分析理论、日本外交决策分析的主要理论与智库参与外交决策的主要理论,为日本对外政策类智库参与外交决策的实践寻找理论根据。在阐释主要外交决策分析理论的同时,将日本智库置于外交决策分析理论的视野和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之中,对一般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冷战后外交决策机制变化、特别是冷战后外交决策机制的特点与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分析其在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之中的作用。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日本智库与外交政策形成的典型案例。通过博士学习期间数年对日本主要智库网站的持续跟踪与相关访谈,第一二节选取了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防卫研究所这两个不同组织形态的智库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两者基本情况、组织运行和在日本海洋政策形成、安全保障政策出台中的功能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避开外交决策研究都需要面对的“黑箱”问题,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日本特定的专业型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对日本特有的“临时型”日本智库现象进行了考察,发现了以恳谈会为首的“临时型”日本智库是传统智库功能难以发挥参与外交决策功能的异化现象,以及恳谈会政策建言与最终外交、安保等对外政策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第四章从日本视角围绕日中关系阐述了日本智库对日中关系的研究情况。以日本智库网站上公开的研究报告、政策建言和研讨会内容等为主要研究文本,掌握日本智库对“中国威胁”、“中国崛起”等日中关系重要敏感领域的观点和态度。以PHP总研、防卫研究所等日本知名对华研究智库为研究案例,对近些年来它们所发布的对日本社会舆论乃至政府等具有一定影响的文本进行了梳理归纳,得出他们对中国“遏制与合作并存”以及日中关系“防范与接触并存”的认知。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日本智库发展过程和参与外交决策中形成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智库建设的法制化、国际化和网络化等优点。第二,日本智库的调整期短期内不会结束,所面临的人力财力、决策参与能力弱等困扰日本智库整体发展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第三,日本智库的发展与对外交决策的作用受到日本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国内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特别是日本官僚主导决策体制的影响。第四,日本对智库的认知有了普遍的提升,日本智库在日本国内“政治主导”呼声日隆的背景下对外交决策等领域的作用较之过去将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主要智库对日本政府的决策影响能力不容忽视。第五,日本对外政策类智库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组织行为学所研究的特定的“共谋”效应,对待中日关系有明显的“二重构造”特征。日本追求“自主性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国家保守化趋势不会改变,对中国采取遏制防范与合作接触的“实用主义”策略不会改变。我们要警惕日本智库尤其是对外政策类智库与日本保守化政治集团形成“共谋”效应,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形成某种特殊的情绪化的决策偏好。探讨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的关系,能够从新的视角推知日本未来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避免智库等日本国内因素对长期而又稳定的中日关系发展造成干扰。
管秀兰[4](2014)在《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日本对华认识研究 ——以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日本对华认识”,在本研究领域也常以日本的“中国观”“中国印象”“中国形象”等方式被表述。本文认为“日本对华认识”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应该在有明确定义的前提下展开研究。中国当前该领域的成果以宏观的综合性研究和代表性人物的个别研究为主,近年出现的一些比较踏实的研究也主要围绕政界典型人物展开,对日本经济界中国认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信息来源、对华认识文本及影响力发展变迁的研究,探讨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对日本政府涉华政策和日本社会各阶层对华认识影响的过程和机制。笔者通过多学科综合理论的应用和具体的文本分析,发现不同群体日本人对华认识的信息来源渠道、表现方式、对外交流方式和影响力都各有不同。因此,提出了在对日本对华认识进行概念定义的前提下,对作为认识主体的日本人进行分类研究的思路。并进一步结合前人的研究,确定了依据在整个社会对华认识生成的影响力大小,把日本人初步按照政界、经济界、学界和民界的分类展开研究的方法。本文提出,经济活动是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最重要内容,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在整个日本对华认识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日本社会仅次于政界的最重要的影响力量。本文主要根据不同时期中日经济合作的特点,从日本经济界观察中国的视角,沿着其对华认识内容形成、发展和影响力的变化轨迹,把邦交正常化40多年以来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展开研究:1972年到1992年是以中日双边贸易为中心的第一阶段,中国在日本经济界的认识定位为“贸易对象”。以邦交正常化这一政治背景及相关经贸协议的签订为前提,中日双边贸易额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大幅增长;1992年到2001年中国加盟WTO之前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定位特点为“投资、贸易对象”。本时期中日关系较前一个时期有了明显变化,由“崇尚友好”转为“注重合作”,政治方面也出现了偶尔的摩擦,但并未对经济合作大局造成明显影响;2001年中国加盟WTO以后属于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日本经济界对中国的认识定位为“合作与竞争伙伴”、“潜力巨大的消费者市场”。中日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在这个时期(2010年)发生逆转,探索双赢的新发展模式成为中日经济合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政治方面的摩擦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在本时期后段逐渐表现出来。日本经济界一方面加强面向双方政府的影响工作,另一方面呼吁民界人士建立不依靠政府的民间交流与合作。本文就是在邦交正常化以来这三个大的纵向分期内,对每个时期日本经济界的涉华言论、行动和对华研究文本的内容、特点和影响力展开横向研究和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内容的发展变化,与中日经济合作的状况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日本的对华经济政策。当中日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时,双方比较容易建立安定的互补性经济合作关系。反之,当一方的发展打破这种平衡,中日关系就会出现摩擦。就当前双方摩擦的根本原因来说,可以归结为原来在中日经济合作中明显占主导地位的日本,不能适应中日经济合作关系从由双边互补转变为全球市场环境下的竞争性合作的结果。但是,日本经济界在长期的对华经济合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加之中国作为全球性市场的巨大潜力成为日本经济界的共识,他们在变化的对华经济合作中提高管理能力,正确面对在中国存在的市场风险,对华认识越来越走向理性和成熟。就中日双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来说,本世纪之前,中日经济合作的稳定性对政治关系的依赖性很强,双方很多合作项目都是在政府层次的协议前提下展开的。随着中国加盟WTO和全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市场在两国经济合作中的作用越来越强。
孙俊华[5](2005)在《美日韩安全三角》文中认为日本和韩国两国虽然在地理上只隔一湾浅水,但由于历史上日本对韩国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两国人民在心理上远隔千山万水。但与此同时,似乎又可以说,日韩两国通过他们共同的守护者(patron)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又形成了“远而又近”的关系。日韩分别在1951年和1953年与美国结成联盟,构成了事实上的美日韩安全三角。但是,美日韩三角关系的中的美日、美韩的关系相对来说较为稳固,但日韩关系就严格意义而言并没有形成同盟关系。在国际关系中,三个国家或行为体之间形成作用和反作用关系,一般称为三边关系或三角关系。三边关系之所以得以形成,关键在于三个国家间存在相互制约、平衡互动的关系。美国学者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富有创意地提出了三种形式的三边关系。即“三人共处”式(ménage a trois),“浪漫三角”式(romantic triangle)和“稳定婚姻”式关系(stable marriage)。在研究三边关系的形成问题时,“费尧之桥”(Fayol’s Bridge)的理论也常常被人所提及。本论文将使用上述三角关系和“费尧之桥”的理论概念框架,分析战后韩国、日本和美国三边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并对其未来走向谈一些看法。
李少丹[6](2013)在《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认知视角下的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互动与竞争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域外大国,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同时中日关系也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21世纪的头三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国仍将是中美日三国关系组合中最关键的行为体,其对中日两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三国关系的未来和东亚地区的未来。本文以二战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及其演变的规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演变的影响因素、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对美国对日与对华政策的影响。本文指出,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的决策认知——东亚地区观是确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基础;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在实施东亚政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新决策信息的输入而形成新的决策认知,从而导致东亚政策逻辑的转变或修正,相应的政策重心也会同步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日美关系是美国在这一地区诸多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但相对有限的美国外交资源在不同的地区政策逻辑推动下,会投向不同的政策重心,因此使美国的对华与对日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和互动关系。本文在对相关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关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认知—决策分析框架。该框架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决策行为体的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决定认知形成的首要因素,国际环境是影响认知形成的最重要外部条件;第二,国际环境、政策对象国的能动性和国际危机是推动美国东亚地区认知修正或转变的三大关键因素。本文依据“何种关于政治现象的解读是‘主流’的争论”是总统决策过程的中心要素这一立场指出,总统外交决策团队的成员们“都致力于界定某一问题的本质并为其政策选择寻求认同和支持”。因此,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源自于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信息被共享和沟通、团队成员尝试着影响其他成员的认知等社会性互动过程中形成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政策对象国发挥能动性和国际危机的综合影响,原来决策团队中那些试图重塑政治辩论以有助于其观点主张的成员便通过宣传、历史类比、树立典型等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认知意象,从而再次形成决策团队内部的争论。最后,随着足够新信息的输入,原有的集体认知逐步被修正或瓦解,形成新的认知意象,从而导致政策逻辑的修正或者转变。本文运用认知—决策分析框架对美国冷战开始前后的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政府,冷战中后期的尼克松、卡特和里根三任政府,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政府的东亚政策及对华、对日政策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从而解读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并验证本文观点和分析框架的可靠性。本文最后在对前述五章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前景做展望和判断,归纳了论文的理论贡献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周慧来[7](2008)在《霸权与地区主义:美国与冷战后东亚地区合作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研究美国与冷战后东亚地区合作的关系。这个研究首先建立在对霸权与地区主义之间一般性关系进行探讨的基础之上。从霸权的角度看,霸权作为一个拥有全球性利益的全球性主导力量,通过形成和建立一种符合自身利益和偏好的霸权秩序,在全球事务上发挥重大影响,其中包括在一些符合霸权战略目标和利益需要的关键和重要区域内的重大影响。从地区主义的角度看,地区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结果就是提高本地区治理水平和能力,构建与本地区特点和目标相称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这种秩序与霸权秩序之间构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表现为:地区主义既与霸权有契合性的一面,也有对霸权利益和影响构成挑战的一面。面对这种张力,霸权从主动的角度力图对地区主义进行控制、引导或利用;从被动的角度则力图使地区主义不冲击或挑战其全球或地区利益。霸权与地区主义的关系取决于两者之间持续的互动。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唯一的世界霸权身份既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和形成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对美国而言,力求确保和维护全球霸权地位和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地位并获取最大利益是其冷战后全球战略的中心和目标。地区主义政策是服务于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东亚地区而言,在经济发展和安全事务领域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促进本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发展成为地区内各个国家的共同追求,因此,通过地区内部合作成为东亚地区各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其在东亚地区拥有广泛的政治安全及经济利益,在东亚地区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东亚地区合作与美国的东亚战略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体现在美国与冷战后东亚地区合作的关系上:一方面,美国先是企图利用APEC对东亚地区主义进行主导和利用,而后又希望对东亚地区合作(东盟10+3和东亚峰会)的性质、进程、路径和方向以及主导力量确立等方面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合作对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安排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美国针对这种挑战实行了相应的对策,力图对东亚地区合作进行引导,以使东亚合作对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和地位不受损害和削弱。总的来说,冷战后东亚地区合作在经济、政治安全和主导力量确立等三个方面与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关系是美国政策取向的基础。从作为一个全球性霸权的普遍特点来看,美国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关注就是主导力量的形成,特别是担心中国能否成为主导力量并借此平台挑战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或把美国排挤出东亚。从其自身特点和偏好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关注集中在东亚经济地区主义是否对经济贸易自由化、市场开放和多边主义机制等构成挑战,在政治安全领域则关注东亚安全地区主义是否对美国构筑的双边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存在构成威胁。基于上面的关切,美国的主要应对政策体现在:在经济上与东亚部分国家建立FTA,有限支持“清迈倡议”,在政治安全上调整和巩固双边同盟,有限介入多边安全机制,不反对东盟的主导地位并与东盟加强全方位关系。本文在得出美国与冷战后东亚地区合作之间存在张力的结论基础上,认为美国与东亚地区主义之间需要在双边、地区和多边层次上建立相应的链接点以保证两者之间互补性利益的实现。
张秋生[8](2000)在《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研究(1940-1995)》文中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亚太国家,早期是英国人建立的殖民地。从地理位置上看,澳大利亚处在紧邻亚洲大陆的大洋洲;而从居民构成看,其主体居民是白种人,英国人的后裔占了绝大部分,其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也源于英、美。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人一直以属于西方国家为荣,而和亚洲国家处于隔阂状态,并存在带有明显种族偏见的亚洲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澳大利亚亚洲观和亚洲政策重新取向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从认识亚洲、亲近亚洲到面向亚洲、融入亚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的选择,其间也一度走入误区。70-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东亚经济的崛起,澳大利亚开始了面向亚洲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对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归属也作了重新调整,把目光从欧美移向亚洲,越来越多地介入亚洲事务,甚至公开宣称澳大利亚的未来系于亚洲。以90年代初基廷总理提出“全面面向亚洲”为标志,澳亚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本文试图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亚太国际格局演变和一体化进程的背景下,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宏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从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演变及澳亚关系入手,动态考察澳亚关系,特别是二战以来与亚洲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产生历史性转变的原因,以加强对战后亚太国际关系的发展规律及其特殊性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一体化倾向的理解和认识。 全文共分六章,约二十万字。 第一章绪论介绍了课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及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第二章从种族文化观、地缘政治观和移民问题三个层面对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的起源与发展进行深层次的探讨,认为传统的英国种族文化特征和地处东西方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构成了澳大利亚亚洲观的基础,并影响着战后至90年代的澳亚关系。而移民问题与澳亚关系同步发展,并成为澳大利亚制定亚洲政策的基本因素之一。 第三章认为澳大利亚接近和走向亚洲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步摆脱英国的外交依附,并从1940年起向亚太大国美、日、中派驻外交使团。二次大战开创了澳亚关系的新阶段,战争无可选择地将澳大利亚卷入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澳大利亚将自己的命运与亚洲反法西斯国家联结在一起。代表不同肤色的国家、不同种族文化类型的东西方价值观也在争取人类正义事业的宏大目标下得到交汇与统一,从而推动了澳亚关系的重大转折与人类历史的进步。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冷战格局下的澳亚关系,指出战后澳亚关系明显受到了远东冷战格局的制约,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从二战中摆脱宗主国英国的控制转向追随美国在亚洲推行冷战,争夺远东霸权的政策,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损害了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和自身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形象。由于受冷战思维所主导,澳大利亚在对日和约、对华承认等问题上存在着两难矛盾性。同时,冷战又并不能概括这一时期澳亚关系的全貌。在伊瓦特新亚洲政策指导下,澳大利亚也支持了亚洲国家的反殖独立斗争,并与一些亚洲国家发展了经贸关系。 第五章对过渡时期澳亚关系的探索和调整的基本原因与主要内容进行了考察与探讨,认为由于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发展经贸关系的需要和一些杰出政治家的推动使这一时期澳亚关系得以改善,其突出表现是澳中建交、改善与印尼关系和对亚洲移民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而国家利益、安全因素和经济需求开始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影响推动澳亚关系发展的基本动因。 第六章系统分析了澳大利亚转向亚洲的主要动因,考察了澳大利亚“面向亚洲”政策形成的历史轨迹与基本内容,认为亚洲经济的崛起、世界经济区域化与集团化趋势、邻近亚洲的地理位置、移民因素和未来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促使基廷政府在前任探索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的口号和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由于历史与文化传统等原因,澳大利亚在面向亚洲的进程中,也产生了与东方文明的冲突和自身定位的问题,这一进程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全球一体化和东西方文明互补共生的历史趋势。 结语:总结三点简要的启示与思考(略)。
李家成[9](2011)在《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底线、挑战与应策,1989-2009》文中指出冷战结束以来,鉴于东亚地缘战略环境的延续与变迁,美国确立起其在东亚的三重战略利益。美国认为,它在东亚的底线利益面临着两大战略挑战。美国必须运用其手中的三大战略支柱对上述挑战进行战略应对。由此可见,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即是以“底线-挑战-应策”为线索来展开的。冷战后东亚地缘战略环境呈现出延续性与变迁性相交织的特点。这为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制定与运作提供了舞台。由于东亚的地理位置及其战略意义、东亚-太平洋的崛起,东亚之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开始了由“重欧轻亚”向“欧亚并重”的过渡,由此显现出冷战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延续性与态势的变异性。在延续性方面,东亚依旧分离并处于冷和状态、历史并未在此终结;在变异性方面,美国成为“天下莫与之强”的全球超级大国、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不复存在、诸多潜在的地区冲突热点开始凸显。面对如此时局,美国确立起其在东亚的三重战略利益:生死攸关的利益、重大利益以及次要利益。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生死攸关的利益主要有三种:确保美国、东亚盟国以及东亚海上通道的安全,防范东亚潜在战略对手的崛起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在东亚的扩散与使用,这三种生死攸关的利益即是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不可触碰的底线;重要利益也有三种:维护“美国治下”的东亚和平、扩展美国在东亚的经贸利益以及推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次要利益亦是三种:打击跨国犯罪、切断毒品交易以及制止非法移民。根据上述战略利益,美国认为,在由东亚新兴力量和不稳定力量引发的一系列潜在威胁和严峻挑战中,最严重的是来自两个方面的战略挑战:一是中国崛起,二系朝鲜问题。这两方面挑战许多年来一直为冷战的铁幕所遮掩着。冷战一告结束,它们就相继浮出水面,日益挑战着美国在东亚生死攸关的利益。不难看出,中国崛起涉及到防范东亚潜在战略对手的崛起的利益,而朝鲜问题则关涉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在东亚的扩散与使用的利益。因此,美国认为,美国必须针对上述两大战略挑战进行积极地战略应对。如果对这两大挑战不予重视甚或无视它们,将会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对这两大挑战进行战略应对成为其东亚战略的重中之重。针对中国崛起这一挑战,美国确立起“中国挑战论”的对华战略认知,在对华战略应对上,美国游走于战略遏制与战略接触之间,但对华实施预防性防御、和平演变与岛链封锁,仍贯穿了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始终。针对朝鲜问题这一挑战,美国确立起“朝鲜威胁论”的对朝战略认知,在对朝战略应对上,美国游走于战略威慑与战略对话之间,但两手政策、促使朝鲜重新变天,分而治之、维持半岛的分裂状态,优势主导、避免它国主导半岛事务,仍贯穿了冷战后美国对朝战略的始终。在对上述两大战略挑战进行战略应对的过程中,美国手中握有三大战略支柱可资运用。超强国力构成美国独步天下的力量基础:硬实力稳步增长、软实力逐渐凸显、东亚存在的加强。双边同盟成为美国无可估价的冷战遗产:日益巩固的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美韩同盟、逐步拓展的美澳同盟。美国通过多边制度来构建地区安全的多维之网:推动双边同盟的多边化、构建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参与“第二轨道论坛”。美国希望借此加大参与亚太事务的力度,最大限度地利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现有安全结构,竭力影响该地区局势的演变,试图塑造出美国主导的地区新秩序。由上可见,以均势求霸权成为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实质。美国将自身战略定位为“离岸平衡手”,试图通过制衡地区霸权挑战国、控制地区内结盟大国来实现护持东亚霸权的战略目标。美国这一东亚新均势战略是霸权国的“分而治之”和盟国的“跟着强者走”的结合使然。那么,究竟何为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地缘政治根源呢?答案便是打造坚不可摧的“美国堡垒”、从“担心被包围”到“进行反包围”、“海权对抗陆权”传统的当代演绎。展望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未来走向,我们可以察知,美国对东北亚的重视依然、对东南亚的介入加深、对华战略趋向隐蔽化:软性遏制、柔性接触、隐性融合。对此,中国的战略选择应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因利而制权”。
安平[10](2013)在《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文中指出作为政治动员的强大武器,近代日本报界被政府严厉管控,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逐渐形成了“总体战体制”,不断强化国家和民众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既参与“佐幕”与“勤王”之争,也大力宣传自由和民权;既反对军部独裁、争取宪政民主,也积极宣传对外扩张,服从“国益”,不遗余力地鼓动“万众一心”,充当战争帮凶。本论文依托日本传媒史、日本政治史和新闻学、传播学理论,利用日文原始文献档案、借鉴国内外先行研究成果,以“政治动员”为线索,系统梳理了1868—1945年间日本报界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深入研究了在政治强力干预和控制下逐渐形成的近代日本报界“总体战体制”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中的宣传战实践,以及中江兆民、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等舆论领袖的思想传播、传媒影响力,并分析了近代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通过客观、公正地分析与评价,为近代日本报界的发生、发展勾勒出一幅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清晰脉络的“贯战史”画卷。本论文主要通过对明治维新时期、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和甲午战争时期、日俄战争时期、侵华战争时期等六个时期的日本报界与政治互动关系研究,试图阐述以下问题:一是在明治大正时期,即日本政治和社会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报界与政府既相互扶持、共同促进,也相互斗争、控制与反控制,这种既对抗又联合的关系,正是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近代报界发展的必经阶段。总体来说,明治初期的报界在推动日本政治和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政治动员的积极作用。二是当政府为推行侵略扩张国策,不断加强舆论控制后,报界无力对抗,终于放弃做政党和民众维持宪政民主、“参与政争的有力武器”,而是“转向”沦为政府对内控制舆论、对外实施扩张政策的政治动员工具——通过狂热的宣传行动、细致的战胜报道、虚假的欺骗宣传,甚至直接组织战争动员活动,最大限度地支持了侵略战争及其长期化。三是对于近代日本历史上的侵略战争,日本报界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由于战后不彻底的民主化改造,战后报界也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战前和战时的国家民族观念。时至今日,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仍未停止。在“总体战”研究范式下,以“贯战史”的方法论探讨近代日本报界与政治动员的历史,可知其“漫长的战后”仍在继续中。
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及日中两国——以冷战结束后为中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及日中两国——以冷战结束后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序章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选题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与现状 |
(一) 中国方面的学术研究现状 |
(二) 日本方面研究现状 |
(三) 中日之外其他国家研究成果 |
三、研究方法与解析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难点 |
(三) 解决途径与创新 |
四、研究架构之说明 |
(一) 论文结构 |
(二) 相关问题与概念之说明 |
第一章 钓鱼岛地理、历史与主权溯源 |
第一节 钓鱼岛的地理生态与地缘战略价值 |
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称谓演变 |
二、钓鱼岛群岛的地理与生态 |
三、钓鱼岛的地缘战略价值 |
第二节 历史文本中的钓鱼岛记述 |
一、中国古文献中钓鱼岛记述:中国主权诉求的源流 |
二、日琉古文献中钓鱼岛记载:中国主权诉求的佐证 |
第二章 近代东亚变局及日本对钓鱼岛的窥伺与窃占 |
第一节 近代世界变局与中日东亚权力再分配 |
一、近代西方冲击与中日两国的应对 |
二、日本“并吞”琉球与东亚权力格局的变动 |
第二节 明治政府早期“领有”钓鱼岛的企图及搁浅 |
一、甲午战争前冲绳县对钓鱼岛的秘密调查 |
二、日本政府内部对窃占钓鱼岛的讨论与企图的搁浅 |
第三节 日本假战场优势窃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
一、日本“并吞”钓鱼岛顾虑消除与秘密占有 |
二、日本“领有”钓鱼岛的国际法分析 |
第三章 战后美国琉球战略与钓鱼岛问题的产生 |
第一节 战时美国对琉球的调查与归属讨论 |
一、战时美国对琉球的地理情报搜集 |
二、战时美国对琉球的归属讨论 |
第二节 战后美国排他性托管琉球政策的形成 |
一、冷战升级与美国内部托管琉球的讨论 |
二、旧金山会议与美国排他性托管琉球的实现 |
第三节 旧金山会议后的美国琉球政策 |
一、利益权衡下的奄美群岛归还 |
二、台湾当局对美日奄美归还的对策 |
三、奄美群岛归还与钓鱼岛问题的勾连 |
第四节 冲绳“归还”与中日钓鱼岛问题 |
一、日本寻求冲绳“归还”下的美国琉球政策 |
二、美日冲绳“归还”交涉与钓鱼岛问题跃上台面 |
三、尼克松政府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处理 |
第四章 钓鱼岛问题与中国大陆的应对 |
第一节 中国大陆在钓鱼岛争端初期的态度及举措 |
一、钓鱼岛争端初期中国政府与学者间的互动 |
二、20世纪70年代前后中国政府外交战略与钓鱼岛政策 |
第二节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形成 |
一、中日建交前后的钓鱼岛交涉 |
二、“钓鱼岛渔船”事件始末 |
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共识的达成 |
第五章 钓鱼岛问题与台湾当局的因应 |
第一节 钓鱼岛争端初期与台湾当局内部讨论与应对 |
一、钓鱼岛海域石油发现与美台琉的反应 |
二、钓鱼岛争端升级与台湾当局主权诉求的强化 |
第二节 台湾当局对外交涉及对保钓运动的处理 |
一、台湾当局与美国就钓鱼岛问题的交涉 |
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及台湾当局的对策 |
三、台湾当局对留美学人与学生保钓运动的因应 |
第六章 21世纪钓鱼岛问题与大国间的战略性博弈 |
第一节 中国的海洋权益诉求与国内外战略性动员 |
一、日本“购岛”闹剧与中国态度的强烈性反弹 |
二、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与国内的战略性动员 |
三、海外钓鱼岛话语权的争夺与中国国家形象的重塑 |
第二节 日本“实控”钓鱼岛遭到挑战与战略性应对 |
一、日本进行战略性应对的动因 |
二、日本国内外的战略性应对举措 |
第三节 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与其钓鱼岛“中立”政策的再检讨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对亚太政治生态的影响 |
二、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中立政策”的演变及其再检讨 |
第七章 钓鱼岛的政治意蕴与研究的多维性 |
第一节 从“事件”的钓鱼岛到“景物”的钓鱼岛 |
一、国家领土主权的诉求 |
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 |
三、东亚“场域”中的大国利益博弈 |
第二节 从历史遗留问题到二战历史遗绪的记忆 |
一、中日民族情感的催化剂 |
二、对二战后战胜国共识的挑战 |
第三节 钓鱼岛研究的多维性 |
一、以历史的长时段来审视钓鱼岛问题 |
二、以宏观的战略视野来统筹钓鱼岛问题 |
三、以符号学的视角来透视钓鱼岛问题 |
结语 |
附录 |
附录一: 地图资料 |
附录二: 相关条约和协定 |
附录三: 钓鱼岛名称表 |
附录四: 钓鱼岛问题大事记 |
附录五: 相关中外文人名、地名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一、档案资料 |
二、古文献及资料汇编 |
三、报刊资料 |
四、着作 |
五、论文 |
六、网络资源 |
后记 |
(3)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与主要理论 |
五、创新之处及难点不足 |
六、需要说明的问题 |
第一章 日本智库发展历史与现状 |
第一节 日本智库的发展历程和阶段 |
一、日本智库雏形形成期(20世纪初—1945年二战结束) |
二、日本智库的蓄力期(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末) |
三、日本智库发展的第一高潮期(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前半期) |
四、日本智库发展的第二高潮期(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90代初) |
五、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智库深度调整期(20世纪90中期—至今) |
第二节 日本智库的评价、现状及类型 |
一、日本智库的全球评价 |
二、日本智库的现今状况 |
三、日本智库的主要类型 |
四、日本大学中的智库 |
第三节 日本智库的管理运作模式与机制 |
一、日本智库的组织管理机制 |
二、日本智库的人才管理机制 |
三、日本智库的资金筹措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战后日本外交决策体制与智库作用 |
第一节 分析日本外交决策的基本理论 |
一、外交决策分析的基本理论模式 |
二、日本外交决策分析的主要理论模式 |
三、智库影响外交决策的主要理论模式 |
第二节 日本外交决策形成机制 |
一、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 |
二、冷战后日本外交的决策机制变化 |
三、冷战后决策机制的特点与变化原因 |
第三节 日本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功能与体现 |
一、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主要功能 |
二、日本智库影响外交决策的主要途径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日本智库影响外交决策过程典型案例剖析 |
第一节 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与日本海洋战略形成 |
一、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的基本概况 |
二、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发挥智库功能的情况 |
三、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和日本海洋战略的成型与发展 |
第二节 日本防卫研究所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形成 |
一、日本防卫研究所的基本概况 |
二、日本防卫研究所发挥智库功能的情况 |
三、日本防卫研究所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决策 |
第三节 “临时型”日本智库与外交安保政策形成 |
一、“临时型”日本智库的特点 |
二、“临时型”日本智库发挥功能情况 |
三、“临时型”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防卫政策制定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日本智库的日中关系研究 |
第一节 日本智库的日中关系研究总体情况 |
一、日本智库的中国研究机构及特点 |
二、国际论坛对日中关系的研究案例 |
第二节 日本智库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 |
一、日本智库对“中国崛起”的总体认识 |
二、PHP总研对“中国崛起”的研究案例 |
第三节 日本智库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研究 |
一、日本智库对“中国威胁论”的总体认识 |
二、防卫研究所对“中国威胁论”的研究案例 |
三、东亚战略概观的中国研究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4)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日本对华认识研究 ——以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要旨 |
序言 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研究的缘起及理论综述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本文的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先行研究综述 |
一、中国的日本对华认识研究 |
二、日本的对华认识研究 |
三、中日对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研究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
一、概念定义的分析与归纳 |
二、研究理论整理 |
三、研究方法确定 |
第四节 本文的基本结构 |
第一章 1972年以来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历史分期 |
第一节 先行研究的历史分期特点综述 |
一、先行研究对中日关系史的分期特点 |
二、先行研究对中日经贸关系史的分期特点 |
第二节 本文完成分期的主要考量因素 |
一、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硬件因素 |
二、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软件因素 |
三、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概况 |
第三节 本文对1972以来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研究分期 |
一、第一阶段:中日互补型贸易的发展期(1972-1992年) |
二、第二阶段:投资与贸易并行发展的过渡期(1992-2001年) |
三、第三阶段:多领域竞争性合作发展的新时期(2001-2013年) |
第二章 1972-1992年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
第一节 渠道初建: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信息来源 |
一、日本经济界对华信息交流渠道的创建 |
二、日本经济界对华研究的开展 |
三、日本国内涉华研究的情况 |
第二节 亲识中国: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文本研究 |
一、日本经济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
二、日本经济界对中国体制的认识 |
三、日本经济界对中日关系的认识 |
第三节 友好合作: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影响 |
一、对华认识文本的社会传播 |
二、对政府涉华政策的影响 |
三、对中日经济合作的推动作用 |
第三章 1992-2001年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
第一节 渐行渐通: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信息来源 |
一、日本经济界涉华信息渠道的变化 |
二、日本经济界专门涉华研究机构的建设 |
三、日本国内对华研究的发展 |
第二节 逐步深入: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文本研究 |
一、日本经济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
二、日本经济界对中国体制的认识 |
三、日本经济界对中日关系的认识 |
第三节 走向成熟: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影响 |
一、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文本的社会传播 |
二、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对政府涉华政策的影响 |
三、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指导下的中日经济合作发展 |
第四章 2001-2013年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
第一节 立体畅通: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信息来源 |
一、日本经济界的涉华信息交流渠道 |
二、日本经济界涉华研究的开展 |
三、日本国内对华研究的发展 |
第二节 领域广拓: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文本研究 |
一、日本经济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
二、日本经济界对中国体制的认识 |
三、日本经济界对中日关系的认识 |
第三节 理性合作:本时期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影响 |
一、对华认识文本的社会传播 |
二、对政府涉华政策的影响 |
三、对中日经济合作内容和方式的影响 |
终章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特点分析 |
第一节 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信息生成特点 |
一、客观性特点 |
二、连续性特点 |
三、现实性特点 |
第二节 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文本发展特点 |
一、在逐步发展的双边经贸活动中了解中国 |
二、在日趋复杂的地区关系中认识中国 |
三、在竞争与合作并行的全球环境中研究中国 |
第三节 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对日本涉华政策影响的变化特点 |
一、“友好合作”时期政经两界的成功协作 |
二、“过渡”时期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分化及影响 |
三、新世纪经济界认识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影响 |
第四节 本文的不足与今后的课题 |
一、本文的不足 |
二、今后的课题 |
参考文献 |
谢辞 |
(5)美日韩安全三角(论文提纲范文)
绪论 |
第一章 日韩谈判中的美国因素 |
第一节 旧金山体制与日韩关系 |
第二节 日韩邦交正常化会谈的开始与转折 |
第三节 日韩会谈的转折 |
第四节 日韩邦交正常化的影响 |
第二章 “尼克松主义”对日韩关系的影响 |
第一节 “尼克松主义”的背景 |
第二节 “举世惶惶” |
第三节 美日韩安全合作的萌芽 |
第三章 国际形势缓和中的美日韩关系 |
第一节 尼克松冲击 |
第二节 缓和时期的日本外交 |
第三节 韩国对缓和的认知 |
第四节 日韩关系:从未这样糟糕过 |
第四章 “越战后”的美日韩关系 |
第一节 缓和的衰落与逆转 |
第二节 日韩:复又惶惶 |
第三节 日韩:并肩战斗 |
第五章 里根时代的美日韩关系 |
第一节 “里根主义”及其背景 |
第二节 日韩“安保贷款”纠纷 |
第六章 冷战后初期的美日韩关系 |
第一节 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 |
第二节 “敲打日本” |
第三节 韩国:不再是棱镜中的景象 |
第四节 卢泰愚时期的日韩关系 |
第七章 克林顿时期的日韩关系 |
第一节 从“经济总统”到“外交总统” |
第二节 重新定义美日同盟 |
第三节 重新主导半岛秩序 |
第四节 日韩关系的发展与局限 |
第八章 美日韩安全三角的未来 |
第一节 驻韩美军“矛”还是“盾” |
第二节 美韩同盟“重新定义” |
第三节 美日韩安全三角的悖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中文部分 |
英文部分 |
致谢 |
(6)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认知视角下的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互动与竞争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主要研究问题、基本逻辑、研究方法与基本概念 |
四、论文观点与写作框架 |
参考文献 |
第一章 认知理论与认知—决策分析框架的构建 |
第一节 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认知理论 |
一、认知分析路径的提出及其发展 |
二、现实主义学派对认知因素的阐述 |
三、自由主义学派对认知因素的阐述 |
四、建构主义理论与认知理论的联系 |
五、对上述各学派与认知理论关系的简短评论 |
第二节 认知—决策分析框架的构建 |
一、本课题所需的认知理论 |
二、认知形成的关键条件与认知、政策逻辑的形成 |
三、认知转变的关键条件与认知、政策逻辑的修正或转变 |
参考文献 |
第二章 冷战初期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第一节 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
一、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秩序设想及其东亚地区认知 |
二、“罗斯福东亚地区观”指导下的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 |
第二节 美国东亚政策逻辑和重心的第一次转变 |
一、杜鲁门任总统后美国决策层内部对“罗斯福东亚认知”的异议 |
二、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国际环境的变化 |
三、杜鲁门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初步形成(1947-1949) |
四、杜鲁门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初步形成 |
第三节 美国东亚政策的冷战逻辑和日本重心的最终形成 |
一、中日两国外交政策对美国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二、朝鲜战争对美国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最终形成 |
四、美国对华和对日政策的逆转 |
第四节 美国东亚认知的全球动力 |
参考文献 |
第三章 冷战中后期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第一节 尼克松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一、尼克松政府的东亚地区认知 |
二、尼克松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确立 |
三、尼克松政府调整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原因分析 |
第二节 卡特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一、卡特政府初期东亚地区认知、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二、卡特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调整 |
三、卡特政府东亚政策逻辑的重新确立与对华、对日政策 |
第三节 里根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一、里根政府初期东亚地区认知、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二、里根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调整 |
三、里根政府东亚政策逻辑的重新确立 |
四、东亚政策逻辑的重新确立与里根政府对华、对日政策 |
第四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框架对美国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第四章 克林顿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第一节 克林顿政府初期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一、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思维和决策模式 |
二、克林顿政府东亚认知的全球政策背景 |
三、克林顿政府初期东亚地区认知与东亚政策逻辑的形成 |
第二节 克林顿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调整 |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二、国际危机对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三、日本国内困局对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四、中国外交政策对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第三节 东亚政策逻辑修正后的克林顿政府对华和对日政策 |
一、克林顿政府调整后的东亚地区认知 |
二、克林顿政府修正后的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 |
三、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 |
四、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的对日政策 |
小结 |
参考文献 |
第五章 小布什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第一节 小布什政府初期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一、小布什政府的外交理念与决策模式 |
二、小布什政府初期的东亚地区认知 |
三、小布什政府初期的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 |
四、小布什政府初期东亚政策逻辑指导下的对华和对日政策 |
第二节 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调整 |
一、国际危机对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二、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三、中国外交政策对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四、日本外交政策对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第三节 小布什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修正 |
一、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东亚地区认知 |
二、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 |
第四节 东亚政策逻辑修正后的小布什政府对华和对日政策 |
一、“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
二、中美日三边合作背景下的美国对日政策 |
小结 |
参考文献 |
第六章 政策展望、论文结论与政策启示 |
第一节 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逻辑的回顾与展望 |
一、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东亚政策逻辑的形成与主要特点 |
二、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东亚政策展望 |
第二节 理论贡献与启示 |
一、理论贡献 |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第三节 政策启示 |
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 |
论文后记 |
(7)霸权与地区主义:美国与冷战后东亚地区合作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的主题与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创新和文章结构安排 |
第一章 霸权与地区主义 |
第一节 定义:霸权与地区主义 |
第二节 霸权与地区主义的关系:一种张力结构 |
第三节 全球霸权与地区合作主导力量间的关系 |
第四节 霸权与地区主义关系的历史分析:美国与欧洲地区主义 |
第二章 美国东亚战略与东亚地区主义:形成与发展 |
第一节 概念界定:东亚地区 |
第二节 东亚地区主义的变迁与发展 |
第三节 美国东亚战略形成及其变迁 |
第三章 视角一:美国与东亚经济地区主义 |
第一节 美国对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关切 |
第二节 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与自由贸易区建设 |
第三节 美国与东亚金融合作 |
第四节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与美国的应对政策 |
第四章 视角二:美国与东亚安全地区主义 |
第一节 美国对东亚安全地区主义的关切 |
第二节 东亚安全地区主义:进展与局限 |
第三节 东亚安全地区主义与美国:挑战与对策 |
第五章 视角三:美国与东亚地区主义主导力量 |
第一节 美国对东亚合作中主导力量形成的关切 |
第二节 中日合作主导困局中的美国因素 |
第三节 美国与东盟的主导地位 |
第六章 结论与思考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关于美国与东亚地区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研究(1940-1995)(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 绪论 |
一、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概况 |
三、 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第二章 澳大利亚的亚洲观与澳亚关系起源 |
一、 种族文化观 |
二、 地缘政治观 |
三、 亚洲移民问题与澳亚关系起源 |
第三章 走近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澳亚关系的转折(1940-1945) |
一、 初入亚洲:与亚洲大国建立外交关系 |
二、 卷入二战:亚太战场的主要抗敌力量和后方基地 |
三、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战时合作 |
四、 二次大战对澳亚关系的重大影响 |
第四章 步入误区:冷战格局中的澳亚关系(1945-1969) |
一、 澳亚关系中的两难矛盾 |
二、 澳亚关系中的三大误区 |
三、 超越对抗:伊瓦特的亚洲协调政策与澳亚外交经贸关系的发展 |
四、 双重目的科伦坡计划 |
第五章 探索与调整:过渡时期的澳亚关系(1969-1975) |
一、 澳中建交及其对澳亚关系的影响 |
二、 西伊里安问题和与印尼关系的改善 |
三、 对亚洲移民政策的重大调整 |
第六章 历史抉择:澳大利亚“面向亚洲”政策的形成(1975-1995) |
一、 澳大利亚转向亚洲的主要动因 |
二、 澳大利亚“面向亚洲”政策的形成 |
三、 基廷“面向亚洲”政策的基本框架与主要内容 |
四、 亚太经合组织(APEC)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澳亚关系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9)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底线、挑战与应策,1989-200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范畴、选题意义以及问题的提出 |
二、本课题文献综述 |
三、核心概念的厘定与研究方法的选取 |
四、研究思路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冷战后东亚地缘战略环境的延续与变迁 |
一、东亚在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
(一) 东亚的地理位置及其战略意义 |
(二) 东亚-西太平洋的崛起 |
(三) 东亚之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由“重欧轻亚”转向“欧亚并重” |
二、冷战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延续性 |
(一) 战和之间的“冷和” |
(二) 依旧分离的东亚世界 |
(三) 历史并未在东亚终结 |
三、冷战后东亚地缘政治态势的变异性 |
(一) “天下莫与之强”的全球超级大国 |
(二) 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不复存在 |
(三) 诸多潜在的地区冲突热点的凸显 |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三重利益 |
一、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生死攸关的利益 |
(一) 确保美国、东亚盟国以及东亚海上通道的安全 |
(二) 防范东亚潜在战略对手的崛起 |
(三)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在东亚的扩散与使用 |
二、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重大利益 |
(一) 维护“美国治下”的东亚和平 |
(二) 扩展美国在东亚的经贸利益 |
(三) 推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 |
三、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次要利益 |
第三章 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面临的挑战及美国的战略应对 |
一、中国崛起及美国的战略应对 |
(一) “中国挑战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
(二)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演变 |
(三)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实质 |
二、朝鲜问题及美国的战略应对 |
(一) “朝鲜威胁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认知 |
(二) 冷战后美国对朝战略的演变 |
(三) 冷战后美国对朝战略的实质 |
第四章 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三大支柱 |
一、超强国力:独步天下的力量基础 |
(一) 硬实力稳步增长 |
(二) 软实力逐渐凸显 |
(三) 东亚存在的增强 |
二、双边同盟:无可估价的“冷战遗产” |
(一) 日益巩固的美日同盟 |
(二) 不断强化的美韩同盟 |
(三) 逐步拓展的美澳同盟 |
三、多边制度:地区安全的多维之网 |
(一) 推动双边联盟的多边化:实现力量合成 |
(二) 构建多边安全机制 |
(三) 参与“第二轨道”的非官方论坛 |
第五章 以均势求霸权: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实质 |
一、战略定位:离岸平衡手 |
(一) 保持行动自由的域外大国 |
(二) “使鹬蚌相争”的“得利渔翁” |
二、战略指向:东亚霸权 |
(一) 制衡地区霸权挑战国 |
(二) 控制地区内结盟大国 |
三、战略举措:东亚新均势战略 |
(一) 霸权国的“分而治之” |
(二) 盟国的“跟着强者走” |
结论: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根源与走向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
一、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地缘政治根源 |
(一) 打造坚不可摧的“美国堡垒” |
(二) 从“担心被包围”到“进行反包围” |
(三) “海权对抗陆权”传统的当代演绎 |
二、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未来走向 |
(一) 软性遏制 |
(二) 柔性接触 |
(三) 隐性融合 |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
(一) “致人而不致于人” |
(二) “不战而屈人之兵” |
(三) “因利而制权”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后记 |
(10)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缘起 |
二、题目界说 |
(一) 关于“近代日本报界” |
(二) 关于“政治动员” |
(三) 关于“1868—1945” |
三、研究意义、方法与研究创新、不足之处 |
(一) 关于研究意义 |
(二) 关于研究方法 |
(三) 关于创新目标 |
(四) 关于不足之处 |
四、研究综述与史料运用 |
(一) 早期日本的报史研究 |
(二)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报史研究 |
1、主要资料类 |
2、主要着作类 |
(三) 早期中国的日本报史研究 |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日本报史研究 |
1、主要资料类 |
2、主要着作类 |
3、主要论文类 |
(五) 日文、西文主要译着类 |
1、日文主要译着类 |
2、西文主要译着类 |
五、本文架构 |
第一章 明治大正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
本章小序 |
第一节 幕末明治初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
一、报纸:“官版”与“民办” |
二、政治:“佐幕”与“勤王” |
三、明治初期:政府的报纸扶植政策及评价 |
第二节 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
一、政治:“官报”与“民报”对立 |
二、报界:党报的对立与兴衰 |
三、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报界管制与报纸属性 |
第三节 大正民主运动时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
一、报界:两次护宪运动 |
二、政治:“白虹笔祸”事件 |
三、大正民主运动时期:报界与政治的关系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明治大正时期:报人的政治动员——思想传播 |
本章小序 |
第一节 中江兆民与《东洋自由新闻》 |
一、中江兆民其人及前期自由民权思想 |
二、《东洋自由新闻》——自由民权思想之传播 |
第二节 福泽谕吉与《时事新报》 |
一、福泽谕吉其人及前期启蒙精神 |
二、《时事新报》——“国权皇张论”思想之传播 |
第三节 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 |
一、德富苏峰其人及前期平民主义思想 |
二、《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大日本膨胀论”思想之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与宣传战 |
本章小序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
一、甲午战争时期:报界的战争动员与从军记者战况报道热潮 |
(一) 报界的战争动员 |
(二) 从军记者的战况报道热潮 |
二、日俄战争时期:报界的“主战论”、“反战论”与“宣传战” |
(一) 报界的“主战论”与“反战论” |
(二) 报界的宣传战 |
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新闻管制 |
第二节 侵华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
一、宣传战研究及战争指导 |
二、总体战与报界总动员体制的建立 |
(一) 总体战体制中的报界法制控制 |
(二) 传媒管理机构的变化、升级 |
(三) 国民精神强化运动 |
(四) 报界管制措施的变化 |
(五) 新闻管制更为严格 |
第三节 报界的宣传战 |
一、从军记者的狂热宣传行动 |
二、细致的战胜报道 |
三、欺骗性宣传 |
四、直接组织战争动员活动 |
五、南京宣传战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战争时期:报人的政治动员——从思想到行动 |
本章小序 |
第一节 “情报局时代”的绪方竹虎及其对华“和平外交” |
一、绪方竹虎其人:从《朝日新闻》主笔到情报局总裁 |
二、绪方竹虎的对华“和平外交” |
三、绪方竹虎评价 |
第二节 “东洋经济新报时代”的石桥湛山及其“小日本主义” |
一、石桥湛山其人:从军曹到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言人 |
二、东洋经济新报时代:“小日本主义”及其影响 |
三、石桥湛山评价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政治动员思维在战后的延续 |
本章小序 |
第一节 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问题 |
一、缘起与发展 |
二、现实困境 |
(一) 《朝日新闻》的战争责任追究问题 |
(二) 《读卖新闻》的战争责任追究问题 |
第二节 日本报界的历史认识问题 |
一、缘起与发展 |
二、现实困境 |
(一) 日本报界对东史郎诉讼案、“九条会”的报道尽显历史认识之偏颇 |
(二) 日本报界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报道凸显历史认识的变迁 |
(三) 日本右翼和右倾报纸的报道倾向与历史认识问题 |
(四) 日本报界的 8·15 社论凸显历史认识 |
(五) 2005 年是检证日本报界历史认识的关键一年 |
(六) 日本报界对南京大屠杀人数报道的误导 |
第三节 历史根源、外在动因与报界特质 |
一、历史根源:未被彻底追究的战争责任和不彻底的民主化改革 |
二、外在动因:日本政府以及一些政党、政治家历史观的影响 |
三、报界特质:以“国益”为中心的报道方向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及日中两国——以冷战结束后为中心(论文参考文献)
- [1]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2]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D]. 殷昭鲁. 南京大学, 2015(01)
- [3]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D]. 张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4]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日本对华认识研究 ——以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为中心[D]. 管秀兰.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09)
- [5]美日韩安全三角[D]. 孙俊华. 外交学院, 2005(04)
- [6]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认知视角下的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互动与竞争关系研究[D]. 李少丹. 复旦大学, 2013(03)
- [7]霸权与地区主义:美国与冷战后东亚地区合作的关系研究[D]. 周慧来. 复旦大学, 2008(04)
- [8]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研究(1940-1995)[D]. 张秋生. 华东师范大学, 2000(01)
- [9]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底线、挑战与应策,1989-2009[D]. 李家成. 吉林大学, 2011(08)
- [10]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D]. 安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