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记》与《诗经》（论文文献综述）
杨翔文[1]（2020）在《《诗经》历史叙事研究》文中认为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①《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其诗歌不仅饱含诗人浓厚的情感,也是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一面铜镜。中国文学批评史长期以来将《诗经》的研究重点放在其抒情性上。唐宋以后,学者们才逐渐注意到《诗经》中的叙事成分。自西方文艺理论引入中国后,《诗经》中是否存在史诗的问题引发了学界争论,关于《诗经》中叙事内容的研究也逐渐扩展到《诗经》中有关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叙述上。将《诗经》中涉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内容与史传文学进行对比,既可以分析《诗经》历史叙事的特点,又能用诗歌中的内容对史传记载予以补全与补阙。因此,《诗经》的历史叙事研究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本论文通过对《诗经》诗歌内容的探究,从《风》《雅》《颂》中的历史叙事内容与史传文学以及与古希腊《荷马史诗》的比较入手,分析《诗经》诗歌历史叙事的特点。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从中西文学理论的发展中探讨叙事这一概念在中西文论中的产生、发展和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在西方,叙事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叙事的概念并在西方文论史上奠定了叙事概念的基础地关注。尽管对于《诗经》中是否有史诗这一争论,学界仍存在不同观点,但争论的客观结果是,《诗经》中关于社会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叙述开始逐渐被学者有意识地关注,研究范围也从《大雅》中的《生民》等五篇诗歌扩展到整部《诗经》。第二章主要从《诗经》的《风》《雅》《颂》三部分探究《诗经》诗歌内容中的历史叙事。《诗经》中《风》《雅》《颂》三个部分均有与历史叙事相关的诗歌内容。本文以《毛诗正义》中的解释为参考,根据诗歌内容本身是否包含具有情节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这一标准,将《风》《雅》《颂》三部分所有诗歌进行筛选,最终整理出《国风》八篇（《击鼓》《定之方中》《载驰》《南山》《敝笱》《载驱》《黄鸟》《东山》《破斧》）,《小雅》六篇（《采薇》《出车》《六月》《秋杜》《采芑》《黍苗》）,《大雅》十三篇（《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崧高》《蒸民》《韩奕》《江汉》《常武》《灵台》《文王有声》《云汉》）,《周颂》十篇（《维清》《昊天有成命》《我将》《时迈》《执竞》《武》《酌》《桓》《赉》《般》）,《鲁颂》二篇（《泮水》《閟宫》）,《商颂》二篇（《长发》《殷武》）共计四十一篇诗歌,将每一篇诗歌中叙述的内容与史传文学对应的记载对比,分析《诗经》历史叙事与史传文学的不同之处,总结《诗经》历史叙事的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中西对比的角度探究《诗经》的历史叙事与《荷马史诗》的差异。就今见文献来看,诗歌中的历史叙事在中国可以追溯到《诗经》,在西方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荷马史诗》作为长篇叙事史诗,记载了古希腊上古时代的历史传说,其内容包含神话、历史、地理、风俗等各个方面,是了解古希腊历史的重要作品。就内容而言,《荷马史诗》与《诗经》也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将二者进行比较,从二者对战争的叙述、英雄人物的塑造和神明形象的塑造三方面探究二者在历史叙事内容上的差异;从二者的体裁、传播方式、叙事视角等方面探究二者历史叙事的文学特征差异。
蔡雨彤[2]（2019）在《先秦仪式文学纂辑与研究》文中指出在自觉的文学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之前,仪式文学是最主要的文学形式。所谓仪式文学,也就是产生於仪式的文学作品,是专门爲某一仪式而创作的文字。本文旨在辑录散见於先秦文献中的仪式文学作品,并详细考证它产生於何种仪式的何种仪节。论文共八章。第一章爲吉礼与文学。吉礼之一爲宗庙祭祖,祭祖仪式产生了行礼乐歌与祝嘏辞。周人的宗庙祭祖乐歌主要存於《周颂》,祝辞则多见於铜器铭文,以颂扬先祖之德、以己之成功告於神明爲主要内容。嘏辞内容以赐福於子孙爲主。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祭祖祝辞呈逐渐韵文化的趋势已初具一定文学性。吉礼之二爲祭天典礼,产生了行礼乐歌及祝辞。包括祭祀上帝的乐歌,以及以后稷、先王配祭上帝的乐歌。周王巡狩时祭祀山川,所用乐歌爲《时迈》《般》。此外,周王的农业典礼及民间的农神祭祀都有文学作品产生。第二章爲嘉礼与文学。嘉礼之一爲燕飨之礼,燕飨乐歌多存於《诗经》大小雅,除《仪礼·燕礼》所载的燕飨通用乐歌之外,本文论证了《湛露》《彤弓》等多首诗歌爲燕飨乐歌。礼射需以乐歌爲节,其中诸侯所用的《狸首》已佚,本文考证《狸首》即《周南·鹊巢》。嘉礼之二爲周王登基典礼,产生了行礼乐歌及策祝之文。周王登基典礼的乐歌以自儆爲主要内容,部分诗歌是大臣儆戒天子之辞。落成礼亦属嘉礼,《斯干》《无羊》都是落成礼所用乐歌。新钟落成则有颂祷之辞,这些文辞散见於钟铭,与诗体相近。封建册命也是嘉礼的重要内容。封建命书的数量庞大,现今所见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周王册命大臣的命书多见於铜器铭文。第三章爲军礼与文学。军礼包括誓师、献俘、饮至等仪式。产生了大量誓师辞,献俘时的告献之辞、燎祭告庙之辞、史官读书之辞以及饮至乐歌。第四章爲朝觐会同仪式与文学。周王视朝听政时有臣子献诗,献诗是一种具有较强仪式性的活动,产生了大量的讽諌诗。周王和诸侯的外朝与内朝皆有文辞产生。聘觐之礼亦有礼辞,礼辞并不固定,但必须符合聘礼谦逊和悦的礼义。第五章爲祝盟仪式与文学。祝祷仪式包括祷疾、祷灾、祷旱、祷兵、祷梦以及祖道仪式。秦简中保留了大量的祝祷辞。盟誓则必有盟书,盟书散见於《左传》《国语》等文献,以及出土的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法律仪式产生的文辞与盟书性质相似,都带有强制约束性。在双方诉讼的过程中,有被告者的盟誓之辞,有双方的陈述之辞。这些诉讼文辞多存於西周的铜器铭文以及楚简《疋狱》、秦简《封诊式》。第六章爲占卜仪式与文学。占卜仪式产生了命龟、命筮之辞,以及卦辞、繇辞及解説词。第七章爲楚地祭祀与《九歌》,主要论证了《九歌》篇章具体的祭祀对象,以及祭祀乐歌的表演形式。第八章爲丧礼与文学。在正式的丧礼之前,有顾命辞与招魂辞,在正式的丧礼仪程中则有挽歌、諌辞、讣辞、吊辞、虞祭祝辞等。
于涛[3]（2020）在《先秦儒家“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研究 ——以《诗经》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重视礼乐教化和人文化成是中国文化的特质。据《论语·季氏》记载,孔子曾告诉其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周礼·保氏》中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周朝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两千多年来,崇尚人文教化的华夏民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以诗教礼教乐教相须为用、相辅相成的道德化育模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诗教、礼教、乐教的本来面目已模糊不清,其被误解甚至被扭曲的现象多有存在。近年来,尽管学界有关于诗教、礼教、乐教的专门性的研究成果,但关于“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的系统性研究还很少;在以《诗经》为中心的此类研究中,从文学视域研究的成果较多,而从哲学或伦理学视域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诗礼乐”三者融通教化思想的研究,尚属阙如。同时,当下社会在道德教化、人格塑造方面存在着手段单一、模式僵化、效果不佳等问题,中国古代丰富的人文教化资源尚未实现现代转化。基于此,对先秦儒家“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这不仅这有助于掘古代丰富的教化思想和伦理资源,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而且能为当今学校的道德教育和社会的道德教化找到有效的抓手和路径。诗教、礼教与乐教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伦理意蕴,三者之间是相须为用、相辅相成的关系。《诗》教以抒发人内心之真挚情感为化育初衷,以情感濡化为主要教育手段,以达社会大“真”为化育目的。礼教以“修己以敬”为化育初衷,以“克己复礼”为主要化育手段,以达社会大“顺”为化育目的。乐教以广博易良为化育初衷,以心灵体悟、人格拔升为主要化育手段,以达社会大“和”为化育目的。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感感通是诗教的伦理意蕴;基于善良性情和理性规约人性的教化模式是礼教的伦理意蕴;基于情感和理性的中和美善是乐教的伦理意蕴。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深藏于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语之中。孔子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领悟并构筑了一个以“兴于《诗》”和“立于礼”为基底、以“成于乐”为顶端的“金三角”式“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兴于《诗》”是通过对诗之“兴”和诗言志来培育人的道德情感;“立于礼”是通过礼仪对言行举止的规范和约束来淬炼人的道德理性;“成于乐”是通过乐对情感和人性的陶冶来和谐人的性情,达至情与理的和谐交融。“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具有化育德性和人格型塑双重效用。以诗怡情、以礼修身、以乐通伦理是“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的重要旨归,三者以不同的形式体现了养情、修身与培育人格的重要关系。其中,君子人格的诗之型塑体现在君子有情、君子时中、文质彬彬;君子人格的礼之型塑体现在君子尚礼、君子制中、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人格的乐之型塑体现在合宜的君子情感、适度的君子行为、深远的君子感染力。通过对“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的反思,有助于厘清诗与礼、礼与乐的异质互补和诗礼乐间的相融相通。“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面临的当代困境主要体现在道德教化缺乏有力抓手,人格型塑迷失目标,人文化成缺少载体;其时代价值体现在诗教是生命情感教育的有效载体,礼教是立德成人的有效路径,乐教是人格教育的有效抓手。“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对当代社会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有诸多启示和借鉴价值。通过对“诗言志”意蕴的剖析,探赜通过对“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深层内涵的透视,有助于构筑以诗化育情感、以礼培育理性、以乐升华德性的“诗礼乐”教化模式;通过对“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的分析,有助于检视“诗礼乐”教之间的异质互补关系有助于澄清诗教、礼教、乐教的本来面目,以走出诗教、礼教、乐教的教化实践误区。在当代社会,“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有助于型塑君子以提升公民道德素养,立德树人以助推全人教育,教化人伦以构建和谐社会。总之,《诗经》中的“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是儒家教化思想的智慧结晶,其对中国古代的人文化成和社会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对这一教化模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所内蕴的蓬勃生命力,就能使其成为改善中国当代道德教育、增强社会教化能力和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
王红娟[4]（2012）在《《汉书》与汉代《诗经》学 ——以西汉三家《诗》为中心》文中指出本文研究主要把握两条线索。其一，以《汉书》为主要依据，参照《史记》、《后汉书》等其他史料，力图对汉代《诗经》学发端、发展的社会环境、发展轨迹和学术形态等予以还原和充实。其二，结合《诗经》学研究成果，通过对《艺文志》的“六经”“六艺”涵义范畴、“六经”排序原则的探索，对《地理志》的郡国排序和风俗阐释方法的考察，以及对《汉书》的“采诗”、“孝武立乐府”、“乐府采诗”说形成背景、内涵和内在关联的分析，进而对刘歆、班固等人的重要《诗》学观点予以发掘和整理。引言。笔者分别对本文的研究价值、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予以系统阐述，并着重对与本选题相关的以往研究成果予以回顾。正文共计五章。第一章是对《汉书》记载的西汉今文三家《诗》学的发端情况予以整理。其一，梳理三位宗师的生平事迹；其二，借助《汉书》对陆贾称《诗》、孝惠除挟书律、文景时期三家宗师立为博士官的记载，探索三家《诗》学在汉初的发端轨迹；其三，推导、整理三家《诗》发端期《诗》本复原经过、《诗》说来源和《诗》学成果。第二章是对《汉书》记载的西汉今文三家《诗》学的发展情况予以整理。其一，结合经学发展背景，分别探讨武帝、昭宣和元成之后的《诗》学发展情况，把握西汉三家《诗》学的“经”化历程；其二，梳理三家《诗》传承谱系、《诗》学成果及《诗》学特征。第三章是对蕴藏于《艺文志》的刘歆、班固等人的《诗》学定位予以发掘。其一，总结“六经”、“六艺”内涵转化和先秦、汉初时人混用二者以指代《诗》《书》六典的情况。分析班固在借鉴《七略》基础上形成的用“六艺”指代儒家主体学术，用“六经”指代儒家核心学术，亦即《诗》《书》六典的“经艺观”，这反映了班固对《诗》在“六艺”系统中的定位。其二，考察先秦至汉的“六经”排序，发现先秦时人基于对孔门《诗》教的认识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以《诗》为首的“六经”排序。战国、秦汉之际，次序废乱。汉初虽有恢复，但也表现出新的排序倾向。新序生成于刘歆《七略》，并因班固的采用、发扬得以推广。除着述早晚、复兴先后外，刘歆排序的主要原则是用《易》与《春秋》对应“天地”、“人”道，将《诗》等对应“五行”，再用“新五德终始说”的“五行相生”逆序串联四经。与之不同，班固的排序原则是将《春秋》排除在与“五常”对应的“五经”之外，并将其置于按照“五行相生”逆序依次排列的《易》、《书》、《诗》、《礼》、《乐》之后，由此形成了与刘歆排序相同但原则不一的“六经”排序。在此基础上，可借“六经”排序窥见先秦至汉《诗》在“六经”系统内的定位差异。第四章是对《地理志》汲取、利用《诗经》地理学思想、列国区划、风俗信息和先秦典论的情况予以发掘。其一，分析《地理志》郡国排序，发现其具有以“中”为始，自东至南次西次北的顺时针环进特点。该序思想源于先秦，与《山经》的“五山”序次和《禹贡》等“九州”排次所含先秦地理学思想有相合之处，更与先秦“国风”列国排序所体现出的以“中”为始和东南西北的顺时针方位叙述逻辑相合；其二，发现、归纳“风俗篇”对《诗经》地理区划、地理民俗和先秦典论的吸取、运用，进而对班固考述地理民俗时有意取材于《诗》的思想、方法、成就、影响等予以总结。第五章是对《汉书》的“采诗”、“孝武立乐府”和“乐府采诗”说予以考察，在对各说形成背景、思想来源和历史详情予以考辨、分析的基础上，把握刘歆、班固对各说的持论角度和加工过程。发现二人寄于其中的是对《诗》之本质为“诗”及“诗”可“言志”、“观志”功用的深刻认知。
曹雨杨[5]（2020）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据碳14年代测定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主要为楚系。经整理,2010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内容包含《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祭公）》《楚居》等九篇;2011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内容包含《系年》一篇;2012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内容包含《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等八篇;2013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内容包含《筮法》《别卦》《算表》等三篇;2015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内容包含《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於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六篇;2016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内容包含《郑武夫人规孺子》《管仲》《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子仪》《子产》等五篇;2017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内容包含《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等四篇。本文主要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的三十六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对简文中一些未能解决、讨论较多的疑难字词进行串联集释,收集各家观点以及研究成果,同时对诸家观点尽量客观分析并补充自己的意见,下编在归纳总结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对简文进行重新校注,力求反应当下学界的研究成果。限於篇幅,本论文仅选择《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部分。
胡美馨[6]（2014）在《西儒经注中的经义重构 ——理雅各《诗经》注疏话语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寻求国际话语权、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与现代西方理性话语困境对话语多元性需求的背景下,“中学西传”的话语特征值得深入研究。本研究以被视为学术型标准译本的理雅各1871《诗经》英译本为“中学西传”中的“西儒经注”典型“深度翻译”个案,结合传统经学研究和话语研究方法,视理译脚注为《诗经》跨文化注疏,将其与中国传统经学注疏做比较分析,以求挖掘理雅各对中国经典进行跨文化经义重构的话语特征,思考其对当下经学研究及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的启发。文本分析发现理雅各《诗经》跨文化注疏在方法上重视对中国历代注疏文献的文本辨读,与中国注疏深度互文,其跨文化注疏话语突出以下三个特征：（一）、经义之“神”与体裁之“形”兼备。理氏注疏与中国经学注疏体裁高度相仿,逐字训解,随文释义,呈现中国历代注疏所建构的经义,注重展现历代注疏针对同一经典文本的意义诠释多声部赋格,传递中国传统经注的意义开放性特征。（二）、“述而不作”与“述而又作”并举。理氏以“剪裁+组合”的策略大量引述中国注疏,向西方读者呈现中国经学中的《诗经》经义及其话语建构范式。这种“剪裁+组合”的“呈现”策略颇似“以经注经”、“疏不破注”的中国传统经学方法,体现出理氏“述而不作”的跨文化诠释话语策略。但理氏也给出大量编者“案”语旁白,用以梳理不同注疏文献的相关意义诠释之间的发展与联系、解释经典意义诠释的历史脉络、比较不同注疏的诠释差异、做出意义选择、比较并评价《诗经》所体现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文化,体现出理氏“述而又作”的跨文化诠释话语策略。（三）、“经学注疏”与“西方语码”切换。理氏《诗经》跨文化注疏不期而然地带入现代西方现代学科话语特征,导致经义疏略,带来《诗》义传播的话语紧张,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氏名物注释虽大量引用《诗经》名物考,但以物种确认为根本目标,体现出“物种求证”的现代科学话语特征。其二,理氏“以史证《诗》”策略以历史真实性考证为主要目标。理氏注疏中的中国经学话语手段体现出理氏以“经注”定位其中国经典跨文化重构,重视传达历代注疏围绕经典原文所建构的国家治理、道德、礼义等层次丰富的《诗经》经义,入乎其里,导西人游于中国文化之源流,显示出其“西儒经学家”的身份特点。其中国经典跨文化注疏旨在为在华传教工作及其所处时代的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及其基础,故其《诗经》注疏有强烈的历史观照。但理氏名物注释中的科学话语策略对中国历代注疏所建构的名物经义重视不足,影响了在《诗经》经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名物经义的跨文化诠释；而其史实求证的历史话语策略则有别于中国传统经学“微言大义”的“以史证《诗》”经义建构话语策略,影响了《诗经》及其历代注疏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史学观的跨文化诠释。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论文提出应深入思考在经学传统被隔断百年后的今天、在西方话语支配下的现代语境里,中国经学传统如何方能得以复活并对当下中国与世界焕发其深远意义。论文也就如何通过现代语言向世界传播中国经典进行了路向思考,建议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应立足中国传统经学研究,重视跨学科合作的“文本辨读”学术型释译,对文化差异处理采取兼收并蓄、以“参彼己”的态度与策略,并重视“以古为新”、以经义观照当下。
赵思木[7]（2017）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集释及专题研究》文中指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以下简称《清华壹》）出版於2011年初,是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2500多枚盗掘竹简的第一组整理报告,收入书写在107枚简上的的九篇竹书。这九篇竹书学术价值极高。本文以这九篇竹书为研究对象,总结归纳学者从竹书形制、文字考释、文字构形、语句训释等各有关方面对这九篇竹书的研究成果,加以折衷,提出一些具体的新见解。正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章绪论首先介绍清华简一般情况及《清华壹》九篇内容、性质。其次重点述论学者在清华简物质载体形态方面的研究意见,简述学者对《清华壹》九篇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介绍本文研究方法及结构。第二章《<清华壹>九篇通释》是全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九节,每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篇竹书的新订释文,第二部分是在该释文基础上进行的全篇集释、通释。汇集学者对各篇竹书疑难文字考释、文字特殊构形、词句释读等方面的具体意见,并针对简文以及这些具体意见进行讨论,力图对九篇竹书做出逐字逐句的解释。第三部分是以通释结论为基础做出的宽式释文以及白话语译。通释中所收录的研究心得以较短篇幅可以论述清楚,一些研究心得需要结撰成文方能论述充分。第三章《<清华壹>九篇文字训诂专题研究》就收录这些结撰成文的专题研究,分为五节。第一节《“唯尹既及汤咸有一德”集解补正》综述各家对《尹诰》“唯尹既及汤咸有一德”的意见,并提出新解。第二节《<耆夜>“明”的特殊含义及古代祭祀专门名词》以《耆夜》中应训为“洁净”的“明”为切入点探讨传世及出土文献中有同样含义的“明”。《保训》《金縢》《皇门》中都有指“疾病迁延不愈”的“不余”,传世文献中的“弗豫”“不怿”与之意思相同。但该词确切含义未可定论。第三节《“弗豫”“不怿”补说》就试图在《诗》《书》成词的丰富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讨论“弗豫”“不怿”指“疾病迁延不愈”的原因。“中”字是《保训》简文的内容核心,其含义也是解读《保训》者争论的焦点。第四节《<保训>“中”字意涵诸说述论》在梳理纷纭众说的基础上,试图对该词含义作出解释。《保训》“朕”字写法特殊,第五节《利用<保训>“朕”字补释有关金文》就利用该字探讨与之相关的几个金文的构形和释读。本文附录收录自2008年清华简入藏以来至今关於《清华壹》九篇的论着名目。
查飞能[8]（2019）在《商周青铜器自名疏证》文中研究说明商周青铜器自名是时人对青铜器的命名,由专名和修饰语组成,用于说明青铜器名称、用途及性质等。青铜器研究肇始汉唐,至宋代成为专门学问,尤以定名为主,而青铜器自名是定名的基础。然青铜器功用扩大、器类关系、地域文化、古人分类思想及礼制等均对时人命名青铜器产生重要影响,以致商周青铜器自名数量庞大、称谓复杂,既有纷繁多样、写法奇特的专名,又有丰富的修饰语以限定用途与性质。纵观以往成就,商周青铜器自名研究已有较丰富成果,既有综合性研究,也有专题性研究,更有疑难问题的长期性研究。但学界相关研究运用的自名资料却并不多,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绝大多数自名之字尚未得到关注。为深入发掘商周青铜器自名在古器物学、古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本文全面分类统计与整理商周各类青铜器自名,进而展开系统疏证,藉此发挥金文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全文主体分上、下编两部分。上编是商周青铜器自名专名疏证,主要是逐一对商周各类青铜器自名专名进行分类整理与疏证,对一些疑难文字作出分析与考释。本部分由商周青铜容器、乐器、兵器及杂器共4类青铜器自名专名疏证组成,容器包括食器、酒器、水器及杂容器共4类。第一,商周青铜容器自名专名疏证,由常见容器共名、食器、酒器、水器、杂容器等5部分组成。常见容器共名分动词、名词名物化的共名和异器同铭导致的共名2种情况。食器有鼎、高、（?）、簋、盨、簠、敦（盏）、豆、铺、盂、盆共11种;酒器有爵、尊、觚、壶、卣、罍、锣、（?）、缶、瓿、罐、同、杯、卮共14种;水器有盘、盉、匜、鉴共4种;杂容器有盛饭器、食器盖、炉盘、杂饮器、杂量器共5种。第二,商周青铜乐器自名专名疏证,由钟、缚、铃、铎、钲、籴共6类组成。第三,商周青铜兵器自名专名疏证,由戈、戟、矛、剑、铍、斧钺、杂兵共7类组成。第四,商周青铜杂器自名专名疏证,由衡器、符节、车马器、器座、钩类器、门锩、匕、俎等组成。自名专名疏证之时尤其注意多角度解读自名文字,探究疑难自名,以补证旧说、提出新说。文中或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或结合青铜器器型特征解释,或结合青铜器器类之间的组合、更替、相生、派生关系对自名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或注重古文字音韵通假方面的证据,或注意礼仪、祭祀意义的动词、名词名物化成为自名现象,对商周青铜器自名专名进行系统疏证。举凡重要的自名专名疏证有:鼎自名方、合、填、甾、枳、鬻、（?）（鲧鼎）,簋自名（?）（簋）、衡、即（（?））、（?）、（?）,盨自名（?）（盨）簋、（?）、诌、匜,豆自名（?）、（?）、敦、钲,盆自名益,壶自名（?）（（?））、（?）（镬）、盏、牟,匜自名（?）、（?）,镈自名（?）、,钲自名（?）,（?）自名（?）,戟自名（?）、（?）、（?）、（?）,戈自名镐、（?）,斧钺自名（?）、就,剑自名锃、（?）。下编是商周青铜器自名修饰语疏证,是上编的重要组成部分。先依据商周青铜容器、乐器、兵器及杂器的主要用途及性质对商周青铜器自名修饰语展开全面分类与整理,然后逐一对各类自名修饰语进行综合疏证,考释疑难杂字,以此加深对商周青铜器性质、用途的进一步认识。第一,商周青铜容器自名修饰语疏证,本章由特征类、祭祀类、荐献类、膳饮类、宴飨类、盥洗类、置用地类及其他共8类自名修饰语组成。特征类是反映青铜器性质、盛装、形制及大小与数量的限定性语言。祭祀类是用各种祭祀或祭祀方式之字来表明青铜器用于某种祭祀。荐献类是用具有荐献义的字来限定青铜器用于进献、馈食场合。膳饮类又分粢盛、膳牲、制作膳食、备置膳食、酒饮等5类自名修饰语,主要是反映日常膳饮的字词。宴飨类是用与宴飨或具有宴飨之义的字以体现青铜器用途。盥洗类主要是限定青铜器净洗用途的修饰语。置用地类包括宫室、庖厨及其他使用地等限定性字词以体现青铜器使用场合、摆放位置。其他一类是不宜归入以上七类的自名修饰语。第二,商周青铜乐器自名修饰语疏证,由声律与其他两类组成。声律类是乐器重要自名修饰语,起着说明乐器声音或声音特征与演奏乐律的作用。其他一类包括演奏方式、性质与用途等限定性修饰语。第三,商周青铜兵器自名修饰语疏证,由特征类、使用对象类、击杀持执类及其他共4类自名修饰语组成。特征类是限定兵器性质、长短、大小与数量的修饰语。使用对象类分基层士兵、军制单位两种情况。击杀持执类包含兵器击杀用途与持执方式2类修饰语。其他一类包括兵器制作工库、置用地、使用、者精神意志等修饰语。第四,商周青铜杂器自名修饰语疏证,包括材质、数量、置用地等,因量少而附于文末。自名修饰语疏证之时,对一些疑难杂字亦基于各类青铜器性质、用途进行重新解读和多角度分析,如会、（?）、叀、造/佶、（?）、簟（寻）、御、锣、（?）（孰—熟）、（?）（（?）—熟）、（?）、曲（区）—（?）、（?）、米宫、行、（?）、林/大林等。
王志强[9]（2018）在《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文中研究指明汉代建构的天下秩序体系,不但彰显了空间形式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联互涉,而且隐喻着社会记忆与典范历史下的政治认同与思想诉求。论文将籍由文本的考察,思考大一统心理空间图式下的汉帝国对天下秩序的想象。中央与四方、南与北是论文试图架构的两个基点,或者说是重新检讨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空间书写的两个论题。论文旨在通过这两个议题的检讨与思考,观察汉代天下秩序建构和文学书写内蕴的政治权力、社会记忆、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全文结构则如下:第一至第三章讨论汉帝国的天下支配模式。帝国时代的华夏与四夷,或者说中央与四方,二者同处于一名为“天下”的空间结构中。如何规划设计华夏与四夷间的秩序结构,是帝国面临的时代性困惑与形而上焦虑。汉代知识阶层分别从政治、文化、宗教三方面来探讨此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一是政治方面的边境开发模式,此方案主张帝国以武力征讨周边之不服,籍借郡县制将周边四夷纳入帝国的统一支配体系。第二是文化方面的家族模式,此方案主张以“夷夏同源”的血缘神话将华夏与四夷凝聚成一“天下”共同体,同时又拟仿宗法制原理确定华夏支配四夷的秩序形态。第三是宗教方面的祭天模式,此方案主张天子以祭天取得天地神灵的神力,借助无处不在的天地神力来实现对中国与四夷的无差别支配。第四至第六章讨论北方中原文化本位下的南方形象的塑造。帝制时代的北方籍借文化与地域的双重维度铸就了“北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南方成为带有主观精神编选、组织、建构、创制的“虚幻空间”。作为“北方中心主义”思维意象的投射,南方空间充斥着意识形态、政治想象、文化秩序等权力因素的运作,南方书写暗喻着北方文化中心观主导下的政治建构与身份认同。然而事实中的南方,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物质空间,更是一个涵咏文化意义与生命价值的人文空间。文章将选取汉代文本中的史料编撰、《诗经》阐释、《楚辞》研究三个角度来分析汉代大一统政治理念与北方文化中心论在塑造南方形象中的作用。
李华[10]（2011）在《孟子与汉代《诗经》学研究 ——以四家诗为主要对象》文中研究说明汉代《诗》学是汉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汉代学术往往首先着眼于此。然而关于汉代《诗》学的渊源问题,却向来争讼不绝、难有定见。幸而大地献宝,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的相继出现,使得战国秦汉之际的学术史、《诗》学史得到了改写,这也为重新审视汉代《诗》学渊源提供了契机。故而本文结合最新考古发现、辑佚资料、传世文献及学界成果,主要从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的角度入手,着力于理清孟子与汉代四家诗之间的深层渊源,并对《孟子》在汉代《诗》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重新探讨。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对孟子与战国秦汉《诗》学发展关系的纵向考察,主要从学术渊源、地缘关系、时代变换与孟子地位变迁三个层面,探讨孟子与周秦两汉的《诗》学渊源。从学术渊源来看,孟子秉承了孔子《诗》学的余续又有所发展,不仅把《诗》作为构建自己哲学思想的基石,而且还从“王道”与“性情”两个角度界定了《诗》的价值,这为汉代《诗》学阐释的王道倾向和性情特点奠定了基础;从地缘关系来看,孟子的活动与《孟子》的流布,主要集中在齐鲁和南楚地区,而这两大区域恰恰是春秋以来《诗》的主要传播地与保存地,共同的地域文化倾向及共同的传承者,为两者在秦汉年间的汇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孟子》的地位演变来看,汉代的《孟子》虽位列诸子,但已经被汉儒视为解读经典的辅翼之书,甚至也享有经书的待遇,《孟子》在汉代的地位之尊,也正是汉代《诗》学重视孟子其人其书的原因与表现。第二、三、四、五章分别以鲁、齐、韩、毛四家诗为主体,从各自的学术渊源、经学特征、诗学主旨、诗义承袭和学者接受等角度,分析了孟子与四家诗的深层关联。第二章为孟子与鲁诗关系的研究。经过考查发现,被视为鲁诗乃至汉代《诗》学发展纲领的鲁诗“四始”观,其对《诗》的经学化定位直接受到了孟子“迹熄诗亡”说的影响,这同时也证实了汉代《诗》的经学化倾向与孟子《诗》学的直接关联;此外,不仅鲁诗的诗义阐释与《孟子》关系密切;甚至鲁诗学者的着述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孟子的影响:例如司马迁《史记》的史学定位与史料选择,赵岐《孟子章句》的章指设置等均源于对孟子《诗》学不同层面的贯彻。第三章着眼于孟子与齐诗的关联。指出影响齐诗乃至汉代学术发展的阴阳五行观,其远源正是思孟学派的“五行观”;此外,齐诗“匡扶邦家”的经学意图和“以诗为谏”的用诗方式,也均源于对孟子“诗载王道”观的贯彻。第四章着重考察了孟子与韩诗的关联。韩诗展现出了强烈的宗孟特点:这不仅表现为韩婴对孟子《诗》学正传地位的高度肯定;同时《韩诗外传》的诗义阐释和《诗》学解读也全然因袭了孟子“诗载王道”和“以意逆志”的《诗》学观;此外,其仁政思想、士人观与圣人观,也直接导源于孟子。第五章是对孟子与毛诗关系的判断。相关研究主要从《毛诗序》、《毛诗故训传》、《毛诗笺》这三部最具代表性的毛诗着作入手。就《毛诗序》而言,经考证《毛诗序》中《诗》“发乎情”的观点源于思孟学派的性情观,而孟子的性情思想又是其直接渊源;另外,不仅《毛诗序》的诗义阐发多与孟子相合;其《诗》学阐释的王道政教倾向也源于孟子的“诗载王道”观。再者,《毛诗故训传》的政教意图、诗义阐释也同样对孟子多有承传。此外,郑玄《毛诗笺》与《毛诗谱》的成书也正是源于孟子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观。以上四章不仅从文本角度出发,通过对《孟子》与各家最具代表性的《诗》学主张和学术思想关联的梳理与比较,指其影响、辩其得失;同时还根据汉儒对师学家法的重视,把四家诗学者在着述、言行、思想倾向等诸多方面与孟子的相涉之处纳入探讨范围,以便对汉代《诗》学发展与孟子的关联有一个较为全面地体认和把握。其中司马迁、赵岐、郑玄均有专节论述,而翼奉、班固、匡衡、蔡邕等则散入不同章节。考查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判定某家某派或某一人之风格,而在于从中发现整个汉代《诗》学承袭《孟子》的整体走向,并由此判定孟子在汉代《诗》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最后的结语部分为总论,基于前面几章的分析指出,汉代《诗》学发展存在着以《荀子》为体、以《孟子》为用的“荀皮孟骨”现象,汉代《诗》学发展走的是外在祖荀、内在宗孟的发展理路。荀子对汉代《诗》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表面,而孟子对汉代《诗》学的影响却是根本和深远的:汉代《诗》学的发展进程赖孟子而定;汉代《诗》学发展重政教亦重性情的阐释路径由孟子而开,汉代四家诗的核心价值均源于对孟子的承袭;四家诗的思想,包括阴阳五行、仁政、性情观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孟子的影响;四家诗学者的着述也因孟子受益良多;此外四家诗在诗义阐释等诸多方面也与孟子密切相连。以上观点足以证明,汉诗源于荀子的定见应当改写,孟子才是汉代《诗》学发展渊源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新资料的使用和新观点的提出。一、新资料的运用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成果的涌现,大大改变了学界对先秦两汉时代学术状况的既定看法。杜维明先生曾评论说,郭店竹简的发现使得整个早期中国哲学史都应随之重写;而阜阳汉简《诗经》、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等一系列考古成果的问世,也为先秦两汉《诗》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思维向度。因此,在采纳传统资料的同时,本文也把近年来与孟子与汉代《诗》学研究关系密切的重大考古成果,悉数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以期对两者的关系给予更为中肯的评价。相关资料主要包括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简部分、阜阳汉简《诗经》、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等。二、新观点的提出1、对孟子与《诗》的关系的新判定。历来人们所论多集中于孟子对《诗》的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而打破狭隘文学概念的局限却会发现:对于孟子而言,《诗》不仅是记录王道政教的载体与教科书;而且也是孟子哲学的根基与源泉——《诗》不仅为孟子的仁政举措提供了思想范本,同时也是其性善思想的直接来源。2、对孟子与《诗》的政教功能的新探讨。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正是孟子首先完成了对《诗》之文本的政教意义的重新赋予,从而使得《诗》三百在脱离了乐舞辅助之后,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政治教化功能。汉人解《诗》无不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来看,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3、对汉代《诗》学重政教、亦重性情的双重阐释路径与孟子关联的新体认。打破了长久以来把孟子《诗》学视为政治之学的定论,指出性情之学和政治之学共同构成孟子《诗》学的两翼。一方面,孟子对《诗》的政教意义的赋予开启了汉代以《诗》为史、以《诗》为谏的政教《诗》学解读方式,成为汉代《诗》的经学化特征的主要表现;另一方面,孟子《诗》学中的性情因素,也为汉代《诗》学阐释所继承,并突出表现为《诗》“发乎情”的观点。4、对孟子与汉代《诗》学源流关系的新观照。打破了以往仅从文本角度分析孟子和汉代四家诗关联的做法,选择从发生学的角度寻找二者之间的深层关联,从地缘关系和共同承传者的角度阐释汉代《诗》学承袭孟子的深层原因。5、对孟子与四家诗的核心《诗》学价值观的新审视。（1）对鲁诗“四始”设置意图与孟子《诗》学关系的溯源。鲁诗“四始”设置的经学意图向来争讼不绝,难有定见。而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鲁诗“四始”设置正是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的切实反映。作为鲁诗乃至汉代四家诗的纲领性观点,鲁诗“四始”对孟子的承袭,足以反映出孟子《诗》学在汉代《诗》的经学化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2）对孟子与齐诗阴阳五行关系的新界定。指出影响齐诗乃至汉代学术发展的阴阳五行观并非源于邹衍,而是源于思孟学派的“五行说”。这一观点的提出得益于本文的另一新发现:通过考证,汉代列入孟子名下的着作,除目前所知的《孟子》七卷及《孟子外书》四篇以外,还包括了“阴阳家《孟子》”一卷。（3）指出韩诗对孟子《诗》学地位的高度认可。本文发现,韩诗在《诗》学发展脉络中对孔子、孟子的《诗》学地位存在等量齐观的现象,这意味着韩诗对孟子仅次于孔子的《诗》学渊源地位的肯定与认可。这一发现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以荀子为韩诗正传的定见。（4）对《毛诗序》《诗》“发乎情”观点的思想溯源。结合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指出,孟子的性情思想是毛诗《诗》“发乎情”观点的直接导源。6、对孟子《诗》学在汉代影响的多维观照。打破了就《诗》论《诗》的研究模式,从更广泛的角度探讨孟子《诗》学对四家诗的影响,例如指出赵岐《孟子章句》具有开创意义的篇章安排、章指设置正是源于孟子的“以意逆志”观;《史记》的史学观和重要史料的取材也受到了孟子的影响;此外,汉代士人观的形成同样与孟子的诗义赋予关联密切。7、对孟子在汉代《诗》学发展中的地位的重新界定。颠覆了学界以荀子为汉代《诗》学正宗的主流观点。经过深入分析和综合探讨指出,汉代《诗》学承传中存在着“荀皮孟骨”现象:汉诗对荀子的承袭多是行之于表面的,而对孟子的承袭却融入到了整个汉代《诗》学的价值体系当中,孟子才是汉代《诗经》学的主要渊源。
二、《史记》与《诗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史记》与《诗经》（论文提纲范文）
（1）《诗经》历史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评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中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叙事 |
| 第一节 西方文论中的“叙事” |
| 一、古代文论中的“叙事”与“摹仿” |
| 二、后现代思潮中经典叙事学框架的建立 |
| 三、后经典叙事学中的内容介入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叙事” |
| 一、“叙事”一词的出现及其在历史书写评价中的使用 |
| 二、叙事贯通诸文体的表现及“叙事之学”的独立 |
| 三、传统诗论中对诗歌叙事属性的关注 |
| 第三节 中国“历史叙事理论”从史评向诗评的扩展 |
| 一、刘勰《史传》中的历史叙事理论 |
| 二、诗论与历史叙事理论的交叠 |
| 第四节 中国文学批评中的《诗经》叙事研究 |
| 一、唐前《诗经》叙事研究不受重视 |
| 二、唐后《诗经》叙事研究的兴起 |
| 第二章 《诗经》中的历史叙事 |
| 第一节 “史诗”与历史叙事 |
| 一、关于《大雅》五篇是否为史诗的讨论 |
| 二、《大雅》“史诗”论争中的共识 |
| 三、本文对《诗经》叙事性与历史叙事问题的几个说明 |
| 第二节 《国风》《小雅》中的战事诸侯之事 |
| 一、《国风》中的战事与诸侯之事 |
| 二、《小雅》中的战事与诸侯之事 |
| 第三节 《大雅》中的周部族发展史 |
| 一、本文对《大雅》历史叙事的讨论范围 |
| 二、《大雅》诗作中历史叙事的特色 |
| 第四节 《颂》中的先王历史颂歌 |
| 一、《周颂》中的武王伐纣 |
| 二、《鲁颂》中的僖公生平 |
| 三、《商颂》中的殷商发展史 |
| 四、三《颂》诗作历史叙事的特色 |
| 第五节 《诗经》中历史叙事的特征 |
| 一、《诗经》历史叙事的不完整性 |
| 二、《诗经》历史叙事中浓郁的思想感情 |
| 三、《诗经》中历史叙事对历史的修饰 |
| 四、本节小结 |
| 第三章 《诗经》与《荷马史诗》的历史叙事比较 |
| 第一节 《诗经》与《荷马史诗》历史叙事内容比较 |
| 一、《诗经》与《荷马史诗》叙事内容比较 |
| 二、《诗经》与《荷马史诗》人物形象比较 |
| 第二节 《诗经》与《荷马史诗》历史叙事文学特征比较 |
| 一、《诗经》与《荷马史诗》传播方式差异比较 |
| 二、《诗经》与《荷马史诗》诗歌体裁差异比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先秦仪式文学纂辑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吉礼与文学 |
| 第一节 宗庙祭祖所用乐歌与文辞 |
| 一、殷商族的祭祖乐歌 |
| 二、周王朝的祭祖乐歌 |
| 三、鲁国的宗庙祭祀乐歌 |
| 四、烝祭所用乐歌 |
| 五、祭祖仪式与祝嘏辞 |
| 六、高禖祭祀与诗歌 |
| 第二节 祭天典礼所用诗文 |
| 一、南郊祭天所用诗文 |
| 二、明堂祭文王以配上帝 |
| 第三节 天子巡守祭山川所用乐歌 |
| 第四节 农事典礼所用诗文 |
| 一、周王祈、报社稷所用乐歌 |
| 二、蜡祭所用乐歌 |
| 三、先农祭祀及祝辞 |
| 第二章 嘉礼与文学 |
| 第一节 燕飨仪式与诗歌 |
| 一、燕礼、飨礼所用乐歌 |
| 二、无算乐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 |
| 第二节 天子登基典礼所用诗文 |
| 一、武王登基典礼所用诗文 |
| 二、周公摄政称王的仪式 |
| 三、成王登基典礼所用乐歌 |
| 四、康王登基典礼所用文辞 |
| 第三节 昏冠之礼所用文辞 |
| 一、冠礼所用文辞 |
| 二、昏礼所用文辞 |
| 第四节 射礼所用诗文 |
| 一、射礼等级与所用乐歌 |
| 二、投壶所用诗文 |
| 三、逸诗《狸首》考证 |
| 第五节 落成仪式及其所用诗文 |
| 一、落成礼的仪式仪节 |
| 二、落成礼所用诗文 |
| 第六节 封建册命之礼与命书 |
| 一、封建诸侯与命书 |
| 二、册命大臣与命书 |
| 第三章 军礼与文学 |
| 第一节 誓师仪式与散文 |
| 一、西周前的誓师之辞及其真伪: |
| 二、西周誓师仪式与散文 |
| 三、春秋时期的誓师之辞 |
| 四、军令 |
| 第二节 献俘礼所用文辞 |
| 第三节 饮至礼与诗歌 |
| 一、天子饮至礼与清华简《耆夜》 |
| 二、诸侯饮至礼与《鲁颂·泮水》 |
| 三、天子飨有军功将帅与所用诗歌 |
| 第四节 田猎仪式与诗文 |
| 一、大田礼所用乐歌 |
| 二、马神祭祀与马禖祝辞 |
| 三、田猎祝辞 |
| 第四章 朝觐会同仪式与诰誓 |
| 第一节 聘觐之礼与礼辞 |
| 一、聘礼礼辞 |
| 二、觐礼礼辞 |
| 第二节 西周前的诰誓号令 |
| 第三节 周代朝觐会同之礼与文辞 |
| 一、朝觐会同的仪式 |
| 二、周王的诰誓号令 |
| 第四节 三朝制度与文学 |
| 一、周王的治朝与诗歌、诰令 |
| 二、诸侯国的外朝与内朝 |
| 第五章 祝盟与文学 |
| 第一节 祝祷仪式与文辞 |
| 一、祷旱仪式与祝祷辞 |
| 二、祷灾仪式与祝辞 |
| 三、祷疾仪式与祝辞 |
| 四、祷兵仪式与祝辞 |
| 五、祷梦仪式与祝辞 |
| 六、祖道仪式与诗文 |
| 第二节 盟誓仪式与文辞 |
| 一、盟誓仪式 |
| 二、西周的盟誓之辞 |
| 三、春秋时期的盟誓之辞 |
| 四、战国时期的盟誓之辞 |
| 五、私誓 |
| 第三节 法律仪式与狱讼文辞 |
| 一、诉讼仪式与誓辞 |
| 二、听狱与诉讼辞 |
| 第六章 占卜仪式与文辞 |
| 第一节 卜筮仪节 |
| 第二节 命龟、命筮之辞 |
| 一、甲骨卜辞中的命龟辞 |
| 二、两周时期的命龟、命筮之辞 |
| 第三节 占卜仪式中的繇辞、兆辞和解说辞 |
| 一、《周易》中的繇辞及解说辞 |
| 二、《周易》之外的繇辞与占辞 |
| 第七章 楚地祭祀仪式与《九歌》 |
| 第一节 天神祭祀与乐歌 |
| 一、祭祀上帝的乐歌《东皇太一》 |
| 二、日神祭祀与《东君》 |
| 三、雨神祭祀与《云中君》 |
| 四、司命神的祭祀乐歌 |
| 第二节 地只祭祀与乐歌 |
| 一、湘水神的祭祀乐歌 |
| 二、山神的祭祀乐歌 |
| 三、河神的祭祀乐歌 |
| 第三节 人鬼祭祀与送神曲 |
| 一、祭兵死者与《国殇》 |
| 二、送神曲《礼魂》 |
| 第八章 丧礼与诗文 |
| 第一节 临终顾命之仪与文辞 |
| 第二节 招魂仪式与诗歌 |
| 第三节 丧礼所用诗文 |
| 一、诗歌 |
| 二、诔文 |
| 三、讣辞、吊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先秦仪式文学作品集 |
| 作者简历 |
（3）先秦儒家“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研究 ——以《诗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案设计 |
| 第一章 诗教、礼教、乐教的内涵及其伦理意蕴 |
| 第一节 诗教、礼教、乐教含义的界定 |
| 一、何为《诗》教 |
| (一)与《诗》教相关的概念探析 |
| (二)《诗》教之内涵 |
| 二、何为礼教 |
| (一)与礼教相关的概念探析 |
| (二)礼教之内涵 |
| 三、何为乐教 |
| (一)与乐教相关的概念探析 |
| (二)乐教之内涵 |
| 第二节 诗教、礼教、乐教的伦理意蕴 |
| 一、诗教的伦理意蕴 |
| 二、礼教的伦理意蕴 |
| 三、乐教的伦理意蕴 |
| 第二章 “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的建构 |
| 第一节 兴于诗:培育道德情感 |
| 一、诗为何能兴 |
| 二、诗育情 |
| (一)借助文化积淀构建道德意涵 |
| (二)隐喻指代烘托道德氛围 |
| (三)运用“执中”升华道德感 |
| 三、诗言志 |
| 第二节 立于礼:淬炼道德理性 |
| 一、何为礼 |
| (一)礼节仪式 |
| (二)道德规范 |
| (三)典章制度 |
| 二、礼为何能立 |
| (一)规约性情 |
| (二)开显诚明 |
| (三)立中制节 |
| 三、礼如何立 |
| (一)修己以敬 |
| (二)非礼不成 |
| (三)为国以礼 |
| 第三节 成于乐:达至情理交融 |
| 一、何为“成” |
| 二、乐为何能“成” |
| (一)乐化的依据:乐参阴阳 |
| (二)乐化的标准:大乐必易 |
| (三)乐化的目的:和、合、同、中 |
| 三、乐如何“成” |
| (一)乐以治心 |
| (二)乐以体礼 |
| 第三章 “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的旨归与君子人格的型塑 |
| 第一节 以诗怡情 |
| 一、学诗以立言 |
| (一)诗在古代教育的地位 |
| (二)学诗立言的基本内涵 |
| (三)学诗立言的效用:温柔敦厚 |
| 二、怡情而修身 |
| (一)“性”、“情”之意涵 |
| (二)情知利于君子慎独 |
| (三)慎独益于修身精进 |
| 三、君子人格的诗之型塑 |
| (一)君子有情 |
| (二)君子时中 |
| (三)文质彬彬 |
| 第二节 以礼治身 |
| 一、夫礼,以治人情 |
| (一)礼出于情 |
| (二)礼以制情 |
| 二、无物而不在礼 |
| (一)《斯干》之礼 |
| (二)《斯干》体现西周城建礼的全态 |
| (三)“媺宫室以安万民” |
| 三、君子人格的礼之型塑 |
| (一)君子尚礼 |
| (二)君子“制中” |
| (三)“君子义以为上” |
| 第三节 以乐通伦理 |
| 一、知乐以处世 |
| (一)“乐以箴谏” |
| (二)“乐以知军” |
| (三)乐以政通 |
| 二、乐通而性成 |
| (一)乐“淫”的意涵 |
| (二)乐“淫”的诱因 |
| (三)乐“淫”的综辨 |
| 三、君子人格的乐之型塑 |
| (一)外显威仪:适度的君子行为 |
| (二)内表庄肃:合宜的君子情感 |
| (三)传范后世:深远的君子感染力 |
| 第四节 “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的反思 |
| 一、“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 |
| (一)诗礼异质互补 |
| (二)礼乐异质互补 |
| 二、《诗》之所至,礼之所至,乐之所至 |
| (一)诗礼乐之“至”的体现 |
| (二)诗礼乐之“至”的意涵 |
| (三)诗礼乐之“至”的展开 |
| 第四章 “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的当代困境与时代价值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社会道德教化与人格型塑的难题 |
| 一、道德教化缺乏有力抓手 |
| 二、人格型塑迷失目标 |
| 三、人文化成缺少载体 |
| 第二节 “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的时代价值 |
| 一、诗教:生命情感教育的有效载体 |
| (一)育本真之性情 |
| (二)修感恩之德行 |
| (三)成乐善之美德 |
| 二、礼教:立德成人的有效路径 |
| (一)以知耻为动力 |
| (二)以有度为标准 |
| (三)以守矩为圭臬 |
| 三、乐教:人格教育的有效抓手 |
| (一)培植情感的沃土 |
| (二)体现礼教的通约指标 |
| (三)化解等差冲突的润滑剂 |
| 第三节 “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的未来展望 |
| 一、型塑君子以提升公民道德素养 |
| 二、立德树人以助推全人教育 |
| 三、教化人伦以构建和谐社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汉书》与汉代《诗经》学 ——以西汉三家《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 研究价值 |
| 二、 学术回顾 |
| 三、 研究目标 |
| 四、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汉书》记载的西汉三家《诗》学之发端 |
| 第一节 三家宗师的生平事迹 |
| 一、 《鲁诗》申培 |
| 二、 《齐诗》辕固 |
| 三、 《韩诗》韩婴 |
| 第二节 三家《诗》学的发端轨迹 |
| 一、 陆贾前说称《诗》 |
| 二、 除挟书律的颁行 |
| 三、 三家宗师立为博士 |
| 第三节 三家《诗》发端期的学术形态 |
| 一、 《诗》本复原 |
| 二、 《诗》说架构 |
| 三、 《诗》学成果 |
| 第二章 《汉书》记载的西汉三家《诗》学之发展 |
| 第一节 三家《诗》的经化进程 |
| 一、 武帝立《诗》为经 |
| （一）儒学晋为经学 |
| （二）《诗》晋为经 |
| 二、 昭宣继续尊《诗》 |
| （一）经学进一步发展 |
| （二）《诗》学稳定发展 |
| 三、 元帝后《诗》学显尊 |
| （一）纯任德教 |
| （二）以《诗》为尊 |
| 第二节 三家《诗》发展期的学术形态 |
| 一、 三家《诗》传承谱系 |
| （一）《鲁诗》传承谱系 |
| （二）《齐诗》传承谱系 |
| （三）《韩诗》传承谱系 |
| 二、 三家《诗》学术成果 |
| 三、 三家《诗》学术特征 |
| （一）《鲁诗》学术特征 |
| （二）《齐诗》学术特征 |
| （三）《韩诗》学术特征 |
| （四）《汉书》总评三家 |
| 第三章 《艺文志》的《诗》定位 |
| 第一节 《诗》在六艺系统中的定位 |
| 一、 六艺指向六典 |
| 二、 经艺混用 |
| 三、 班固的经艺观 |
| 第二节 《诗》在六经系统中的定位 |
| 一、 汉以前的六经排序 |
| 二、 西汉初的六经排序 |
| 三、 刘歆的六经排序 |
| （一）着述早晚 |
| （二）复兴先后 |
| （三）经义总别 |
| 四、 班固的六经排序 |
| 五、 由六经排序看《诗》定位 |
| （一）先秦的《诗》定位 |
| （二）汉初的《诗》定位 |
| （三）刘歆的《诗》定位 |
| （四）班固的《诗》定位 |
| 第四章 《地理志》对《诗》的借鉴 |
| 第一节 郡国排序对《诗》的借鉴 |
| 一、 《地理志》的郡国排序 |
| 二、 五山序次和九州排序 |
| （一）《山经》的五山序次 |
| （二）《禹贡》等九州排序 |
| 三、 《诗经》的列国排序 |
| （一）列国排序的成因及内涵 |
| （二）列国排序的地理学思想 |
| 四、 郡国排序借鉴于《诗》 |
| 第二节 风俗篇对《诗》的借鉴 |
| 一、 对国风地理区划信息的借鉴 |
| （一）风俗篇的风俗区划 |
| （二）风俗区划与《诗》国地理 |
| 二、 对国风地理风俗信息的借鉴 |
| （一）引《诗》证俗的方式和特征 |
| （二）引《诗》证俗的价值和意义 |
| 三、 对季札风评的借鉴 |
| 第五章 《汉书》三说与《诗》之为“诗” |
| 第一节 《汉书》的采诗说 |
| 一、 采诗说解析 |
| （一）采诗与献诗 |
| （二）编诗与陈诗 |
| （三）闻诗与知天下 |
| 二、 采诗说论评 |
| 第二节 《汉书》的孝武立乐府说 |
| 一、 乐府不是武帝首创 |
| 二、 太乐与《汉书》的关系 |
| 三、 孝武立乐府新解 |
| 第三节 《汉书》的乐府采诗说 |
| 一、 乐府采诗说基本情况 |
| 二、 乐府采诗与采诗、孝武立乐府 |
| 第四节 三说与刘、班对《诗》本质的认知 |
| 一、 刘、班对《诗》本质的认知 |
| 二、 《汉书》三说的生成过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前言 |
| 上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 |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疑难字词集释 |
| 第一节 《尹至》 |
| 第二节 《尹诰》 |
| 第三节 《程寤》 |
| 第四节 《保训》 |
| 第五节 《耆夜》 |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 第七节 《皇门》 |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 第九节 《楚居》 |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疑难字词集释 |
| 第一节 《系年》 |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疑难字词集释 |
| 第一节 《说命上》 |
| 第二节 《说命中》 |
| 第三节 《说命下》 |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 第六节 《良臣》 |
| 第七节 《祝辞》 |
| 第八节 《赤 之集汤之屋》 |
| 下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释文校注 |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尹至》 |
| 第二节 《尹诰》 |
| 第三节 《程寤》 |
| 第四节 《保训》 |
| 第五节 《耆夜》 |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 第七节 《皇门》 |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 第九节 《楚居》 |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系年》 |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说命上》 |
| 第二节 《说命中》 |
| 第三节 《说命下》 |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 第六节 《良臣》 |
| 第七节 《祝辞》 |
| 第八节 《赤(?)之集汤之屋》 |
| 附录一:全文全称简称对照表 |
| 附录二:引用文献及简称 |
| 附录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论着知见录 |
| 凡例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
| 《尹至》篇知见录 |
| 《尹诰》篇知见录 |
| 《程寤》篇知见录 |
| 《保训》篇知见录 |
| 《耆夜》篇知见录 |
|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篇知见录 |
| 《皇门》篇知见录 |
| 《祭公之顾命(祭公)》篇知见录 |
| 《楚居》篇知见录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存目)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存目) |
| 综论知见录(存目) |
（6）西儒经注中的经义重构 ——理雅各《诗经》注疏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理雅各《中国经典》作为“西儒经注” |
| 1.1.1 “西儒”理雅各 |
| 1.1.2 中国经注传统 |
| 1.1.3 理雅各的“西儒经注” |
| 1.2 选题理据及意义 |
| 1.2.1 “中学西传”话语研究对经学传承的意义 |
| 1.2.2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话语路径探索 |
| 1.2.3 外语学科中国文化传播研究转向 |
| 1.3 研究问题、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理雅各1871《诗经》英译作为研究对象 |
| 1.3.3 跨学科的理氏经注与中国注疏文本比较辨读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经典翻译研究 |
| 2.1.1 经典译介作为文化诠释 |
| 2.1.2 经典跨文化诠释的得失 |
| 2.1.3 文化路向的典籍翻译理论与策略 |
| 2.2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译述 |
| 2.2.1 理氏中国经典定位及其翻译目的 |
| 2.2.2 理雅各与中国经学学者的合作 |
| 2.2.3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的意义 |
| 2.3 对理雅各及其中国经典翻译的研究 |
| 2.3.1 对理雅各作为传教士汉学家的研究 |
| 2.3.2 比较哲学视域下的理氏中国经典翻译研究 |
| 2.3.3 比较宗教视域下的理氏中国经典翻译研究 |
| 2.3.4 翻译学科的理氏中国经典翻译研究 |
| 2.4 话语与文化多样性研究 |
| 2.4.1 话语研究及其文化失语症 |
| 2.4.2 揭示话语单一性的批判话语研究 |
| 2.4.3 话语研究文化转向及其实践 |
| 第三章 经典跨文化诠释的理论视角 |
| 3.1 从地方性知识到深度描写与深度翻译 |
| 3.2 注疏作为中国经典地方性知识 |
| 3.3 深度翻译与中国经典跨文化诠释 |
| 第四章 理氏注疏之经义呈现：剪裁连缀 |
| 4.1 理氏注疏体例 |
| 4.2 题解中的中国注疏引述 |
| 4.2.1 题解与中国注疏的意义互文 |
| 4.2.2 理氏题解与中国注疏的意义对位 |
| 4.3 字词训诂中的中国注疏引述 |
| 4.3.1 字词释解中的训诂手段 |
| 4.3.2 字词训诂中的注疏引述 |
| 4.4 名物释义中的中国注疏引述 |
| 4.4.1 对名物释义的高度重视 |
| 4.4.2 名物释义中的注疏引述 |
| 4.4.3 理氏释名与中国注疏的意义对位 |
| 4.5 理氏“以史证《诗》”与中国注疏的互文 |
| 4.5.1 “以史证《诗》”作为注《诗》方法 |
| 4.5.2 “以史证《诗》”对中国注疏的互文倚重 |
| 4.6 多声部赋格的注疏观点并呈 |
| 4.6.1 “刺美”之说 |
| 4.6.2 “后妃之德” |
| 第五章 理氏注疏之经典论释：案语旁白 |
| 5.1 注疏者“案”作为释义路标 |
| 5.1.1 “案”对注疏文献的剪裁连缀 |
| 5.1.2 “案”的意义指向 |
| 5.2 中西互照下的文化差异论说 |
| 5.2.1 从“后妃”到“新娘” |
| 5.2.2 “男女有别”与“妇顺” |
| 第六章 西儒注疏之西方话语特征 |
| 6.1 名物注释中的科学话语特征 |
| 6.1.1 名物考选用的学科标准 |
| 6.1.2 名物释义中的科学话语 |
| 6.1.2.1 “雎鸠” |
| 6.1.2.2 “荇菜” |
| 6.1.2.3 “琴瑟” |
| 6.1.3 科学话语与《诗经》经义诠释之间的张力 |
| 6.2 “以史证《诗》”的现代史学话语特征 |
| 6.2.1 历史真实性考证 |
| 6.2.1.1 《周南》历史背景真实性考证 |
| 6.2.1.2 “文王太姒”真实性考证 |
| 6.2.2 理氏历史求证话语与《诗经》诠释之间的张力 |
| 6.2.2.1 中国传统史学话语的诠释特征 |
| 6.2.2.2 历史求证话语与《诗经》诠释之间的张力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研究主要发现 |
| 7.1.1 经典诠释的经注定位 |
| 7.1.2 文本辨读的话语策略 |
| 7.1.3 西儒经注的时代对话 |
| 7.2 研究启示意义 |
| 7.2.1 经义“辨识”与“再生”的当下观照 |
| 7.2.2 经学话语对突破现代性话语危机的意义 |
| 7.2.3 理氏注疏对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的启示 |
| 7.2.4 多领域研究视野与方法的跨学科拓展 |
| 7.3 未来研究路向 |
| 附录一 理雅各1871《诗经》英译重点注疏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理雅各1871《诗经》英译之《关雎》注疏 |
| 附录三 理雅各1871《诗经》英译之《周南》题解 |
| 附录四 王韬《毛诗集释》之《关雎》与《二南》、《周南》 |
| 附录五 《史记·周本纪》(节选) |
| 参考文献 |
（7）《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集释及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何谓“清华简”? |
| (一) “清华简”由来及一般情况简述 |
| (二) 清华简内容简述 |
| 第二节 《清华壹》九篇载体物质形态述论 |
| (一) 《清华壹》九篇竹简形制及修治、编连方法述论 |
| 1、形制 |
| 2、契口与编绳 |
| 3、简背修治、划痕及相关问题 |
| (二) 《清华壹》各篇收卷方式研究简述 |
| (三) 《清华壹》各篇字迹研究述论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论文结构及隶定、释文体例 |
| (一) 本研究的意义 |
| (二) 研究内容与本文结构 |
| 第二章 《清华壹》九篇集释 |
| 第一节 《尹至》集释 |
| 第二节 《尹诰》集释 |
| 第三节 《程寤》集释 |
| 第四节 《保训》集释 |
| 第五节 《耆夜》集释 |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集释 |
| 第七节 《皇门》集释 |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集释 |
| 第九节 《楚居》集释 |
| 第三章 《清华壹》九篇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唯尹既及汤咸有一德”集解补正 |
| 第二节 《耆夜》“明”的特殊含义及古代祭祀专门名词 |
| 第三节 “弗豫”“不怿”补说 |
| 第四节 《保训》“中”字意涵诸说述论 |
| 第五节 利用《保训》“朕”字补释有关金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论着目录(2008-2017) |
| 後记 |
| 攻读期间学术成果 |
（8）商周青铜器自名疏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基本疏证思路与方法 |
| 四、材料来源与疏证规范 |
| 上编 商周青铜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一章 商周青铜容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一节 商周青铜容器自名共名疏证 |
| 第二节 商周青铜食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三节 商周青铜酒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四节 商周青铜水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五节 商周青铜杂容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二章 商周青铜乐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一节 商周青铜钟镈铃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二节 商周青铜铎钲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三节 商周青铜鑃自名专名疏证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商周青铜兵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一节 商周青铜戈戟矛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二节 商周青铜剑铍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三节 商周青铜杂兵自名专名疏证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商周青铜杂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一节 商周青铜衡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二节 商周青铜杂用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三节 小结 |
| 下编 商周青铜器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五章 商周青铜容器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一节 特征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二节 祭祀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三节 荐献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四节 膳饮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五节 宴飨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六节 盥洗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七节 置用地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八节 其他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九节 小结 |
| 第六章 商周青铜乐器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一节 声律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二节 其他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七章 商周青铜兵器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一节 特征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二节 使用对象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三节 击杀秉持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四节 其他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五节 小结 |
| 附录 商周青铜杂器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9）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的选择及意义 |
| 二 研究史的回顾与学术空间的开拓 |
|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重点 |
| 四 总体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边境开发:郡县式的天下秩序 |
| 第一节 华夷之辨:反开边派的天下观 |
| 一、九州为境与《上书谏伐南越》 |
| 二、虚耗中国与《弃珠厓议》 |
| 第二节 王者无外:开边派的天下观 |
| 一、推广仁泽与《难蜀父老》 |
| 二、威服四夷与征颂文学 |
| 第三节 边境开发的可能与内涵 |
| 一、边境开发的实践基础 |
| 二、“称臣称名”的郡县制内涵 |
| 结语 |
| 第二章 “四夷列传”:宗法式的天下秩序 |
| 第一节 血缘认同:“夷夏同源”神话的建构 |
| 一、武力征伐的否定 |
| 二、夷夏同源的建构 |
| 三、血缘神话的选择 |
| 第二节 文化区隔:“夷夏之辨”传统的坚持 |
| 一、司马迁的“夷夏之辨”思想 |
| 二、文化区隔中的优秀与低劣 |
| 第三节 家族结构:天下秩序的内部形态 |
| 一、大宗的华夏与小宗的四夷 |
| 二、家族制的渊源与依据 |
| 结语 |
| 第三章 祭天文学:宗教式的天下秩序 |
| 第一节 祭天之礼:天子与天地交往的媒介 |
| 一、汉代祭天之礼的发展 |
| 二、祭天仪式的意义 |
| 第二节 甘泉文学:郊祀祭天下的天下秩序 |
| 一、神物感应与甘泉祭祀乐歌 |
| 二、诚敬通天与甘泉诸赋 |
| 三、元成郊祀改革与人神沟通方式的变迁 |
| 第三节 巡狩文学:巡游祭天下的天下支配 |
| 一、秦始皇石刻的空间展演 |
| 二、汉代巡颂文学的天下演示 |
| 结语 |
| 第四章 史料编纂:北方文化本位下的南方想象 |
| 第一节 “剽悍轻果”的南方想象 |
| 一、从怯懦到剽悍的南方形象 |
| 二、典型人物特征的类型化 |
| 第二节 大一统叙述结构下南方形象的认知与演变 |
| 一、大一统叙述结构下的地域认知 |
| 二、文化视野下的地域认知演变 |
| 第三节 南方形象的形成 |
| 一、记忆的选择 |
| 二、价值的错位 |
| 第四节 “直躬证父”文本的改编与南北文化竞争 |
| 一、“直躬证父”文本的衍变 |
| 二、“婞直”的楚文化 |
| 三、汉代的“亲亲相隐”与“婞直之风” |
| 结语 |
| 第五章 《毛诗》阐释:大一统视野下的南方认知 |
| 第一节 大一统观念下的“京师”阐释 |
| 一、天下的中心 |
| 二、风俗的统一 |
| 三、中央集权 |
| 第二节 大一统视域下的“二南”解释 |
| 一、九州一体:广土众域的“二南” |
| 二、不服周室:斥之不录的“南风” |
| 结语 |
| 第六章 《楚辞》研究:儒学背景下的南方探讨 |
| 第一节 《楚辞》编纂与动态空间的形成 |
| 一、文本中心的《楚辞》编纂 |
| 二、开放流动的《楚辞》空间 |
| 第二节 依经立义的《楚辞》研究 |
| 一、《楚辞》仕进:帝王个人的私下爱好 |
| 二、依诗释骚:立足经学的《楚辞》研究 |
| 三、江南之哀:《楚辞》的文学传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孟子与汉代《诗经》学研究 ——以四家诗为主要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孟子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需要 |
| （二） 对汉代《诗》学渊源问题的重新审视 |
| （三） 重大考古发现提供了新的研究契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所据文献与目标要求 |
| 第一章 孟子与周秦两汉《诗》学发展关系溯源 |
| 第一节 “恒久至道”：诗承渊源严秉孔学 |
| 一、“述礼乐，备王道”——孔子对《诗》的经典地位的重新确立 |
| （一） “述礼乐” |
| （二） “备王道” |
| 二、“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对孔门学术的坚守 |
| 三、“继往圣，开来学”——孟子对孔子《诗》学的继承与发展 |
| （一） “政治之学” |
| （二） “性理之学” |
| 第二节 “江山之助”：《诗》、《孟》流传并济齐楚 |
| 一、《诗》的保存与流传：“惟齐楚两国颇有文学” |
| （一） 齐鲁 |
| 1、溯源：“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 |
| 2、表现：“汉之师儒，齐鲁为盛” |
| （二） 楚地 |
| 1、表现：楚地“颇有《诗》、《礼》” |
| 2、溯源：“兰陵郁其茂俗” |
| 二、孟子与《诗》学传播在齐鲁与楚地的汇流 |
| （一） “传道之所”：孟子学说在稷下的流布 |
| （二） “诗礼之乡”：孟子传播与《诗》学发展在邹鲁的汇流 |
| （三） “多能讽诵”：孟学南传及性情、王道《诗》学观在楚地的融汇 |
| 第三节 “时运交移”：《孟子》辅经地位在汉代的确立 |
| 一、汉代孟子的学术地位：“黜诸子而尊孟子” |
| （一） “孟子首置博士” |
| （二） 盐铁之论“多本孟子之言” |
| （三） 《孟子》注本的频现 |
| 二、《孟子》与汉代经学的深层关联：“有六经，不可以无《孟子》” |
| （一） 《孟子》在汉代的学术定位：“序《诗》、《书》” |
| （二） 汉儒对《孟子》的广泛承袭：“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 |
| 第二章 孟子与鲁诗 |
| 第一节 孟子《诗》说与鲁诗的经学化 |
| 一、鲁诗“四始”与孟子渊源 |
| （一） “四始”释义 |
| （二） 鲁诗“四始”与孟子的“迹熄诗亡”说 |
| （三） 鲁诗“四始”与汉代《诗》的经学化 |
| 二、鲁诗“以诗为谏”的经世致用方式对孟子的继承 |
| （一） 以美刺言诗 |
| （二） “以三百五篇谏” |
| 第二节 鲁诗诗义阐释中的绍孟倾向 |
| 一、“颇重训诂”：字句使用对《孟子》的背离与承袭 |
| （一） 背离：鲁诗与《孟子》用字差异辨析 |
| （二） 承袭：孟子开鲁诗以字义释《诗》先河 |
| 二、“尤重先秦古义”：诗义阐释对《孟子》的重视 |
| （一） 对孟子独特释义的承袭 |
| （二） 对孟子诗义中哲学观点的采纳 |
| 三、“颇守典章之遗”：对孟子王道政治思想的高度关注 |
| 第三节 司马迁对孟子的推尊：“粲若经传，继乎六籍” |
| 一、司马迁与鲁诗 |
| 二、司马迁对孟子《诗》学地位的肯定 |
| 三、司马迁与汉代孟子地位的提升 |
| 四、《史记》在主旨与选材上对孟子的重视 |
| （一） “孔子惧而作春秋”：孟子对《史记》创作宗旨的影响 |
| （二） “祖述唐虞三代之德”：《史记》对《孟子》尧舜题材的采纳 |
| 第四节 赵岐对孟子的推尊：“孟子后而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 |
| 一、赵岐与鲁诗 |
| 二、赵岐身世与注《孟》动机 |
| 三、赵岐对孟子的推崇与评价 |
| （一） “命世亚圣之大才”：对孟子“亚圣”身份的判定 |
| （二） “尤长于《诗》、《书》”：对孟子《诗》学地位的认同 |
| 四、《孟子章句》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采纳 |
| （一） 赵岐对“以意逆志”的理解 |
| （二） 《孟子章句》的章指设置对“以意逆志”的体现 |
| 第三章 孟子与齐诗 |
| 第一节 齐诗与孟子的地缘关系 |
| 一、齐诗的地域特性 |
| 二、孟子与齐地的关联 |
| 三、齐地对先秦思想及典籍的保存 |
| 第二节 齐诗“四始”、“五际”与孟子渊源 |
| 一、阴阳五行与思孟渊源 |
| 二、诗说的目的性指向：“言王道之安危” |
| （一） “四始”、“五际”的用《诗》倾向 |
| （二） “四始”、“五际”设置中的“诗载王道“观 |
| 第三节 诗义阐释对孟子的采纳 |
| 一、诗旨理解相合 |
| 二、诗义阐释相同 |
| 三、引《诗》意图一致 |
| 第四节 齐诗的经学特征与孟子的《诗》学定位 |
| 一、齐诗“匡扶邦家”的经学定位与孟子的“迹熄诗亡”说 |
| 二、齐诗“以诗为谏”的用诗方式与孟子“诗载王道”的政教观 |
| 第四章 孟子与韩诗 |
| 第一节 韩诗与《外传》的尊孟倾向 |
| 一、以“子”敬称 |
| 二、对孟子“圣”、“贤”地位的肯定 |
| 三、对孟母教养之功的赞誉 |
| 第二节 韩婴《诗》学的宗孟特点 |
| 一、对孟子《诗》学渊源地位的肯定 |
| 二、《外传》释义与孟子多合 |
| （一） 诗义阐释多有承继 |
| （二） 特定释义亦多采纳 |
| 三、对孟子“诗载王道”观的承传 |
| （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
| （二） 韩婴：《关雎》为“王道之原” |
| 四、“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推诗人之意，作《内》《外》传” |
| （一） “逆”：对读《诗》者主体地位的强调 |
| （二） “志”：对《诗》背后的王道仁义思想的推求 |
| 五、对孟子用《诗》方式的采纳 |
| 第三节 韩婴对《孟子》的思想承传 |
| 一、对王道观的承传 |
| （一）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
| （二） “省刑罚、薄税敛”，“仁政之大目也” |
| （三）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
| 二、对圣人观的承袭 |
| （一） 尊崇圣字 |
| （二） “古圣人”谱系的建构 |
| （三） “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
| 三、对士人观的继承 |
| （一） 士人人格的构建：“立天下之正位” |
| （二） 士人人格的坚守：“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 |
| （三） 不同境遇下的抉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
| 第四节 韩诗学者对孟子的接受与承传 |
| 一、诗说对孟子的继承 |
| 二、着述与孟子的牵涉 |
| 三、对孟子士人观的践行 |
| 第五章 孟子与毛诗 |
| 第一节 “毛诗诸序与孟子多合” |
| 一、《毛诗序》简考 |
| （一） 《诗序》的产生时间 |
| （二） 孟子与《诗序》关系的初步梳理 |
| 二、“发乎情”：《诗大序》情志说与思孟学派性情思想的精神契合 |
| （一） 《毛诗序》的“情”本因素 |
| （二） “情”本思想溯源：思孟学派中“情”本思想的初现 |
| （三） “情”本思想确立：《孟子》“情”本思想的集中彰显 |
| 三、“言王政之废兴”：《诗序》“诗载王道”观与孟子的异趣同旨 |
| （一） 缘起：“声歌之学渐微”——《诗》、乐分离，《诗》的文本价值得以彰显 |
| （二） 表现：“义理之说既胜”——孟子率先赋予《诗》之文本以王道政教意义 |
| （三） 影响：“见盛衰之由”——《诗序》对《诗》的王道政教意义的多层解读 |
| 四、诸序“援据《孟子》” |
| （一） 原文采录 |
| （二） 诗旨相合 |
| （三） 言语化用 |
| 第二节 《毛诗诂训传》对孟子的吸纳 |
| 一、《毛诗诂训传》小考 |
| （一） 《毛诗故训传》的作者与产生时间 |
| （二） 河间献王的文化政策：《毛诗故训传》采纳孟子的学术背景 |
| 二、故：“最得圣贤之意” |
| （一） “故”字释义：“备详前典” |
| （二） “显明王之政教”的阐释意图与孟子的“迹熄诗亡”观 |
| 三、训：“解释经旨，贵于显明” |
| （一） “训”字释义：“道物之貌以告人” |
| （二） 《毛诗故训传》：“文简而义赡” |
| （三） 《孟子》：“解释经旨，贵于简明” |
| （四） 《毛诗故训传》与《孟子》的释义方法比较 |
| 四、传：“孟子之后，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
| （一） “传”字释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 |
| （二） 对孟子《诗》学正传地位的肯定 |
| （三） 对孟子王道思想主张的认同 |
| 第三节 郑玄《笺》、《谱》“专用孟子之法以治《诗》” |
| 一、郑玄对孟子的推尊 |
| 二、“逆诗人之志”：《毛诗传笺》与孟子政教《诗》学的最终确立 |
| （一） 诗义阐释对《孟子》的延续 |
| （二） “以喻说诗”与“以意逆志” |
| （三） “以礼笺《诗》”对孟子《诗》学礼教意义的重新赋予 |
| 三、“论古人之世”：《毛诗谱》对孟子“迹熄诗亡”观的整体贯彻 |
| （一） 《诗谱》断代与王道终始 |
| （二） 《诗》之正变与王道兴衰 |
| 结语 孟子与汉代《诗》学关系重估——从“祖荀”到“宗孟” |
| 一、传统“祖荀”观——读《诗》“不知荀义，是数典而忘祖也” |
| （一） 汉宋“祖荀”说：“毛公亲事荀卿” |
| （二） 清儒“祖荀”说：“汉人之学为源于荀卿” |
| （三） 近人“祖荀”说：“荀子影响两汉《诗》学既深且巨” |
| 二、汉代《诗》学中“宗孟”现象——“虽云枝叶扶疏,实亦波澜莫二” |
| （一） 从“诗”到“经”：汉《诗》的经学化基调赖孟子而定 |
| （二） “政教”与“性情”：汉《诗》双重阐释路径由孟子而开 |
| （三） “四始”设置与“迹熄诗亡”：四家诗的核心价值体系对孟子《诗》学观的全然贯彻 |
| （四） “五行”与“性理”：思孟五行与汉代四家诗的思想渊源 |
| （五） “杂花生树”：四家诗学者对孟子的多方蹈袭 |
| 三、“荀皮孟骨”——汉代《诗》学渊源的一个合理解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史记》与《诗经》（论文参考文献）
- [1]《诗经》历史叙事研究[D]. 杨翔文. 山东大学, 2020(10)
- [2]先秦仪式文学纂辑与研究[D]. 蔡雨彤. 浙江大学, 2019(01)
- [3]先秦儒家“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研究 ——以《诗经》为中心[D]. 于涛.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汉书》与汉代《诗经》学 ——以西汉三家《诗》为中心[D]. 王红娟.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5]《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D]. 曹雨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6]西儒经注中的经义重构 ——理雅各《诗经》注疏话语研究[D]. 胡美馨. 浙江大学, 2014(08)
- [7]《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集释及专题研究[D]. 赵思木.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3)
- [8]商周青铜器自名疏证[D]. 查飞能. 西南大学, 2019(01)
- [9]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D]. 王志强. 浙江大学, 2018(07)
- [10]孟子与汉代《诗经》学研究 ——以四家诗为主要对象[D]. 李华. 山东师范大学,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