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都经济学界新年联谊会在京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生产力研究》编辑部[1]（2005）在《中国经济学大事记（2004年）（征求意见稿）》文中研究指明我们试图忠实记录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繁荣与发展的轨迹。忠实记录中国知名经济学者、管理学者的重大学术活动和数百家中国大学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及几十家国有或民办知名经济研究机构的重大学术活动,也忠实记录国内经济学界、管理学界的其它重大学术事件。为中国经济学人提供一份全面把握和了解中国经济学、管理学发展动态趋向的记录文本。热诚希望全国同仁给予大力支持,批评指正,并向本刊提供您所了解的相关信息。
孙大权[2]（2005）在《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学社于1923年创立,到1953年结束。是在马寅初、刘大钧主持下,以留美归国经济学者为主,集合全国政、学、商各界上层分子组成的经济学术团体。学社作为民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其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影响到新中国的人口论。这一重要经济学术团体,今日学界对之却了解甚少。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和思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形成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经济学者群体,他们参加或组织的学术团体在各地广泛成立,为中国经济学社创立奠定了基础,1923年11月,清华留美归国的经济学者刘大钧、陈长蘅等人与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戴乐仁等共同创立了中国经济学社,其最初目的是为社员提高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水平服务。1924年马寅初等人加入后,学社宗旨改变为:发展中国经济学术和改进中国现实经济。这一改变,适应了社会需要,导致了学社的长足的发展。 在马寅初、刘大钧的积极领导下,中国经济学社由北京市的一个小团体,向天津、上海、美国等地扩张,到1927年11月,学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在此之后,马寅初等人开始了大量吸收商界和政界社员,学社的组织与影响就进一步向社会各界延伸。同时,学社开始了艰辛的基金筹募,并取得了较大成效,到30年代中期,学社拥有杭州房产一处,南京地皮14亩,基金20万左右。然而由于抗战的爆发,中国经济学社的发展势头受到重大打击,虽然学社继续在重庆聚集社员,坚持发展,但学社的基金由于通货膨胀不断贬值,社员的政治立场也出现了重大分化,特别是马寅初被软禁后,学社发展进入后期,走向衰落,一直到1953年正式结束。 中国经济学社一年一度最重要的集体学术活动就是举行年会,前3届年会在北京举行,主要是社务会议。第四届年会在上海召开,确立了进行社务会、学术讨论会、讲学会、各种宴会以及参观游览等多种活动。在1927年至1936年间,学社在杭州、青岛、广州等地举行了10次年会,每次年会都受到了经济学界、政府、工商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支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在1938年至1943年学社总部西迁重庆后,还召开了三次有影响的年会。同时,中国经济学社还举办了多种学术事业,如:出版丛书,创办社刊,建立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等等,发表了被经济学界公认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刘大钧主持完成的中国第一次工业普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经济学社骨干社员马寅初、刘大钧、卫挺生、何廉、唐庆增、顾翊群、潘序伦等人的经济思想,在基本经济理论方面有明显的共同特点:关于经济哲学:主张“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既反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不激）,又批判保守的传统封建思想（不随）,并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在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等方面,主要是受英美的马歇尔、克拉克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而不是王亚南所说的主要受奥国派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注重实证和统计方法。 在应用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他们多在切磋和争论中相互影响。关于统制与放任:1932年10月,武育干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的主张,社员多主张在保留私有制前提下,由政府联合工商界上层统制全国经济。在统制经济理论流行时,顾翊群运用哈耶克理论批判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运用比较优势论批判了贸易保护主义,主
黄建雄[3]（2010）在《“潜沟通”：当代中国“驻京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驻京办”是京外各级政府、部门以及企业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本文旨在对我国地方政府“驻京办”产生的根源及其功能和行为逻辑进行分析和解释。强调“驻京办”作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沟通渠道,其存在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在我国也有长久的历史。不过,不同时期的“驻京办”的结构、功能及其行为方式不尽相同。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驻京办”实际上是我国法定政府体系之外的半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其行为也是一种半公开化的沟通方式,可称之为一种“潜沟通”。这与中央权力和资源过分集中及不规范和不透明的分配体制有关。只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政府体制及资源分配机制,理顺中央与地方权责利关系,使驻京办的“潜沟通”显性化,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驻京办”问题。本文共分八章进行讨论。第一章,导论。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有关“驻京办”的研究情况,提出了本研究所要面对和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厘清了分析思路和论文的框架,交待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传统社会“驻京办”。以历史回顾的方式,对传统中国社会的“驻京办”的雏形“留邸”、“进奏院”、“会馆”等进行了介绍,指出传统社会“驻京办”的功能就是“耳目、进奏和乡谊”。在信息的沟通方面,体现的是“君臣”、“臣民”之间的私人之间的沟通。第三章,当代中国“驻京办”的发展。主要介绍了解放初期“驻京办”的建设、60年代“驻京办”的两次撤销、改革开放后“驻京办”的发展。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驻京办”的快速增长,重点对2000年以来“驻京办”的功能的拓展进行了介绍。第四章,当代中国“驻京办”的建置与管理。对当前中国“驻京办”的性质、类型、设施、机构设置等进行客观介绍和归纳。在“驻京办”的组织和管理方面,着重介绍了“驻京办”内部管理以及“驻京办”的规范与管理体制。第五章,“驻京办”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从“驻京办”的竞取资源、信息传输、接待服务、经济协作、信访维稳等五个方面进行介绍。第六章,“驻京办”的工作方法与流程。从“驻京办”的工作对象入手,分别介绍了“驻京办”与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派出地政府之间的沟通。“驻京办”的功能决定了它的工作对象是有明确的指向性的,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工作方法,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同时,还介绍了“驻京办”在工作方式上的乡情和人际规则、服务与情报规则、产业与招商规则等。第七章,“潜沟通”：“驻京办”的产生及其行为的逻辑。文章指出,其一,“驻京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在中国自古以来,存在了一千八百多年,日本、德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也有类似“驻京办”机构,其本质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的一种沟通方式。其二,我国“驻京办”是一种半制度化的沟通渠道,是制度化的沟通渠道的补充,是一种法定政府体系之外的产物。其三,“驻京办”是一种半公开化的沟通方式,是一种半暗半明、非黑非白的“灰色沟通”,本文视之为是一种“潜沟通”。第八章,“驻京办”的改革：“潜沟通”的显性化。“驻京办”发展到现在,社会对其有许多议论和不同看法,既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矛盾性,更有来自于体制内的约束。社会上有关“驻京办”的去留问题,应放在整个政治体制的宏观视野下进行思考和理性的分析,而不应就“驻京办”论“驻京办”。2010年1月19日国务院的意见,可以看作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是中央与地方从各自需要出发,相互妥协的产物,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要从根本上解决“驻京办”问题,就要使“驻京办”“沟通”公开化、透明化,也即“潜沟通”的显性化,让潜规则暴露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监督,畅通民主渠道,建设民主、法治政府。
陈燕[4]（2007）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艺术产业 ——关于历史、系统、管理、空间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纪之交的中国艺术产业是中国艺术产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艺术产业得以不断扩展和延伸。演出产业，音像产业，电影产业，艺术品业等等各行业市场迅速发展。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内艺术产业竞争将更加趋于激烈。我国艺术产业经营者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又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与发达国家的艺术产业相比，我们在生产方式、经营理念、营运资本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尤其是在市场化运作方面，人家积累了上百年的历史经验，我们所经历的艺术市场实践不过十来年时间。我国艺术产业的优势在于，拥有丰富的艺术资源、低廉的人力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我国的艺术产业要虚心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手段、生产方式和市场经验。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博采众长、勇于进取，才能创造辉煌的未来。本文主要以世纪之交中国艺术产业的发展状况为资料，从发展轨迹、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产业地位等方面进行研究，呈现其发展的具体面貌，也希望为中国艺术产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陈永华（Chan Wing Wah）[5]（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圆方[6]（2007）在《首都经济学家新春论坛——记第84次开达经济学家论坛（上）》文中认为2007年1月27日下午,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发起召开的首都经济学界新春联谊会隆重举行。二百多名在京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在共庆新春佳节的同时,畅所欲言,笑谈过去,眺望未来。参加本次联谊会的主要是在京的经济学家,如杜润生、冯兰瑞、朱厚泽、何伟、萧灼基、
操慧[7]（2004）在《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文中认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媒介消费已经成为现代信息社会的文化景观。媒介文化，是一种以媒介为中心，通过媒介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介入社会生活，从而渐进式、渗透性地发生、扩散自身影响的亚文化。媒介与人在文化传播中建构起千丝万缕的社会关联，而这一关联就是媒介文化的内涵。而对这一内涵的形成、特征的具体研究，理应成为媒介文化理论应用性的开拓。中国晚报文化，是以中国晚报发展、运作及审美为有机构成的媒介文化，它是媒介文化发展的本土化与特色化的产物，它具有媒介文化的一般共性与晚报文化的特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晚报的持续繁荣，其作为强势媒体的普适度与社会认同度是晚报文化得以相对独立的研究前提。中国晚报从弱到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效益为上”的运作到市场经济时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的品牌经营，目前正经历着现代晚报集约化发展的转型；其蓬勃发展、开拓创新的媒介现实，为我们从媒介文化的发生、特点、内涵等主要方面去解析这一文化现象，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与理性思维的角度，并使这样的角度成为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晚报的审美特征，也是中国晚报文化由来已久的被认同的文化特质。晚报在现代中国传媒中具有改革试验、创新示范的先锋性；它伴随人们的生活，成为大众日常性的媒介消费选择，并且在当今网络媒体的强有力冲击下，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接触率，拥有很高的媒介忠诚度。这些都启发我们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去认识媒介文化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首次将晚报文化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从媒介研究的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出发，通过对晚报生产、传播、接受的阶段性发展的过程解析，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以此建立起基本的逻辑框架。《北京晚报》的代表性与典型性，使其成为总体演绎中个案选择的必然。《北京晚报》是我国传统晚报中成功转型的代表，在走向晚报现代化的运作实践中，它所表现出的启示中国晚报文化以及媒介文化走向的深远意义，正是中国报业文化、媒介文化整体研究中由点带面的归纳的逻辑依据。对晚报的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是把握晚报文化内涵与走向的重要文本。本文除了提供不同时期晚报发展的大量素材以及分析以外，还根据报纸版面的报道，整理了相关的重要“大事记”，运用一些简洁明了的版面统计，量化了晚报文化研究中的效果实证，力图弥补传统晚报研究中抽象说理、主观推断、随意定性的研究缺憾;同时，在“演绎—归纳”、“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色”的交叉论证框架下，以媒介文化的媒介事实说话，在媒介文化生发机理及以媒介人为核心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视角中，客观呈现《北京晚报》的文化价值，详尽解析((J七京晚报》文化的形成、内容与特征。中国晚报以城市为中心的定位，以市民消费为取向的策略，以人文塑造为终极诉求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在中国社会市民化、世俗化的日常审美中平衡着导向，深化着取向，预示着走向。本文着眼于媒介文化与晚报研究的结合点，在个案中演绎 “晚报发展上的文人传统、晚报运作中的文人创新、晚报人文中的文人自觉”，归纳中国晚报文化现实的“有为”与“可为”;从而使研究在演绎与归纳、理论与应用、现实与未来的三重视野中找寻指导中国晚报实践、旨在提升中国晚报文化的内在规律。 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媒介文化切入，以晚报文化的衍生性立足，围绕“需要与满足”的作用机理，对媒介文化的发生机制、模式、特点作总体推演，然后界定媒介文化的内涵，主要从它与“新闻文化”的异同比较中，归纳出媒介文化的主要功能以确立本文立足的逻辑框架:即媒介文化的发展、运作、审美三大层次是媒介文化阐释的核心要素，它是晚报文化研究的总体结构模式和逻辑演绎的思维模式。本章着重阐述媒介文化的中国特色，对媒介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运作以及人文实况做概括式的特性描述，为中国晚报文化的生发作文化与媒介研究的生态铺垫，它是中国媒介文化立足与发展的宏观背景与中国晚报文化特色化的阐释依据。 第二章为中国晚报文化的独立性。建立在媒介文化生发普遍机理上的中国晚报文化，是媒介文化共性与晚报文化个性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定时空中的特定产物。“社会需要与满足”的媒介化表现，对于中国晚报来说，就是使其在功能分工、政策介入的差异化选择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总体面貌。它体现出与中国社会发展同步、与中国新闻改革同步、与中国人生活方式改变同步的本土特色。本章的重点，是对中国晚报作历史沿革的综述，并采用纵横比较的方法，客观呈现中国晚报发展、运作以及审美的特点，这是中国晚报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第三章承接第一、二章的逻辑铺垫，从二般、普遍过渡到《北京晚报》文化的个案研究。在((j匕京晚报》文化的生发研究中，注意了晚报影响力构建与扩散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对北京的地域文化特征与传媒生态作了较为充分的“全息扫描”。始终围绕晚报产品、制作、经营三个方面，在晚报人与晚报读者的传受视阂下，以媒介市场化的效益导向为中心，建构起《北京晚报》人文品牌的解读方
赵世瑜,户华为,邓庆平,罗丹妮,许赤瑜,李伏媛,丁慧倩[8]（2005）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文化发展创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京是一个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多民族文化汇聚的大都市,尽管历经磨难,她仍然保留下许多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建国以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在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繁荣民族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上城市规划与建设当中存在失误,近年来城市建设、旧城改造的步伐加快与遗产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之间存在矛盾,在文物保护、古都风貌的保持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问题。为此,我们在总结2002年至2003年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文物保护法的实施、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方面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以上相关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我们的建议与对策。在旧城改造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系上,我们建议进一步加大整体保护和资金投入的力度;将危改区居民尽快迁至新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对迁出后的保护区建设或开发则要慎之又慎,切忌操之过急;必须加大执法力度,对开发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保护对象造成不可挽回损失的行为加以严厉打击;保护区的保护方案应试点实施,及时总结,不可一哄而上。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上,我们建议除切实加大执法力度外,必须通过多种方式增强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利用各种资源对北京的世界遗产及潜在资源进行充分而深入的研究;建议北京文物局与具备条件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文博学科合作,建立北京市历史文化遗产研究院,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应不仅认识文化遗产是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资源,更要认识它们是真正的不可再生资源,认识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在实施文物保护法的问题上,我们建议建立专门的文物执法机构和队伍,这支队伍必须是由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人员组成的;建议在警官大学和警校设立文物鉴定和保护专业,为这支队伍提供专门人才来源;建议利用多种渠道筹措文物保护资金,景点收入取之于文,用之于文;建议建立关于文物保护的监督、监管机制,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开设举报电话热线,加强对文物部门审核权力的监管。在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问题上,我们建议加大力度挖掘北京的民族文化资源,从北京作为金、元、清少数民族所建都城的历史、作为中国多民族文化展示窗口的国际性大都市、作为体现北京2008年"人文奥运"丰富内涵等方面,尽力开拓,在城市建筑、雕塑等人文景观的规划和建设上,更多地体现北京多民族历史文化的绚丽风采。总之,我们希望北京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民族文化工作在新的一年中取得扎实的成效。
孙科[9]（2013）在《新中国体育广告研究 ——基于《中国体育报》广告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内广告史学的研究中,新中国体育广告的发展研究是个盲点。本文采用了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专家访谈法,以《中国体育报》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广告学的有关理论,系统总结了新中国体育广告的类型、特点,分析了新中国体育广告发展与体育、时代的关系,勾勒出新中国体育广告的发展状况,并对新中国体育广告进行了反思。研究结论表明：（1）目前,新中国体育广告的发展共经历了四个时期：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9）、恢复发展期（1979-1991）、快速发展期（1992-1999）和稳定发展期（2000-2008）。（2）生活资料的缺乏、教育的需求和文化热导致了体育图书报刊杂志广告是改革开放以前和恢复发展期广告数量最多的类型。在体育社会化政策的导向下,恢复发展期出现了体育赞助营销广告。快速发展期,受市场经济的的驱动,运动用品广告的数量最多。21世纪以后,体育广告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体育信息广告迅速增多。（3）从体育广告的演进来看,体育广告的标题、标题、插图、标语,开始以符合信息传递规律和广告目标要求的方式加以布局组合,体育广告的创意从“语言修辞的变化”向“形象及画面意境的营造”的手法转变。（4）从时代发展来看,体育赛事与赞助的紧密结合,感性诉求的理念的引入,碎片化营销时代的到来,影响了体育广告的发展,导致了体育广告在不同时代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也体现出了体育广告信息告知、售卖推介、品牌传播的不同功能。（5）名人体育广告经历了由厂长到集体形象、个人品牌过渡的阶段,80年代多以厂长形象为主,90年代体育明星创业集企业形象代言和企业运营为一体,是体育明星与运动队集体形象并存的时期。21世纪以后,体育明星代言成为主流。差异化营销背景下的体育名人广告,不仅有体育明星代言,娱乐明星代言体育产品也成为一种新的促销形式。（6）体育广告记录了体育的发展,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引领了社会的风尚,影响了人们的着装、休闲娱乐的方式和审美体验。体育广告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文化需求、发展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方便人民生活和宣传国家体育的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彭华[10]（2005）在《马寅初年谱简编》文中研究表明马寅初是着名爱国人士,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新中国等几个重大历史阶段,是一位可歌可泣、可敬可佩的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
二、首都经济学界新年联谊会在京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首都经济学界新年联谊会在京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前后学习经济学与商科专业的留学生群体的出现 |
| 一、学习“法政”的留日学生群体 |
| 二、经济学留欧生群体 |
| 三、程度高的经济学留美生群体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 |
| 一、经济学教育的发展 |
| 二、经济学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 |
| 三、经济着作、期刊的出版发行 |
| 第三节 民国初年各种经济学术社团的出现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一、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发展方针的制定 |
| 第二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组织发展与基金筹募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组织的演变 |
| 一、北京时期的组织演变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组织发展 |
| 三、重庆时期的组织演变 |
| 四、中国经济学社组织活动的结束 |
| 五、中国经济学社社员构成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 |
| 一、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和使用 |
| 三、中国经济学社基金的破产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学术活动与举办的学术事业 |
| 第一节 举行年会 |
| 一、北京时期的三次年会 |
| 二、1927年第四届上海年会 |
| 三、1928—1931年杭州、南京、无锡、宁波年会 |
| 四、1932—1935年杭州、青岛、长沙、广州年会 |
| 五、1936年上海年会的举行与1937年福州年会的筹备 |
| 六、重庆时期的三次年会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举办的学术事业 |
| 一、出版书籍 |
| 二、创办刊物 |
| 三、举办的其他学术事业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 |
| 一、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及维持 |
| 二、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主要学术工作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上):基本经济理论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 |
| 一、反对马克思主义 |
| 二、批判传统经济思想 |
| 三、辩护资本主义 |
| 第二节 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 |
| 一、价值论 |
| 二、消费论 |
| 三、生产论 |
| 四、交易论 |
| 五、分配论 |
| 第三节 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 |
| 一、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 |
| 二、注重经济实务研究 |
| 三、实证研究与统计方法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下):应用理论与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论与自由放任论 |
| 一、中国经济学社与统制经济思潮的兴起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关于统制经济的主要思想 |
| 三、顾诩群、唐庆增的自由经济论 |
| 第二节 财政思想 |
| 一、财政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社关注的重点 |
| 二、卫挺生等人的“超然主计与联综组织”论 |
| 三、姚庆三对凯恩斯财政学理论的传播 |
| 四、马寅初等人的战时财政论 |
| 第三节 货币金融思想 |
| 一、银价跌落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二、银价爆涨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三、抗战初期维持法币汇价的讨论 |
| 第四节 劳资协调论与人口控制论 |
| 一、劳资协调论 |
| 二、人口控制论 |
| 第六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
| 一、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 |
| 二、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术着作界的主力军 |
| 三、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学社强烈的干政愿望 |
| 二、社员大量进入政府经济立法和决策机关担任要职 |
| 三、社员多次参加全国财经会议 |
| 四、社员的经济政策建议被国民党政府采纳的实例 |
| 五、学社提倡的经济思想对国民政府经济决策的间接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的合作与互动 |
| 一、工商界对经济学知识和经济学者的重视 |
| 二、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支持 |
| 三、经济学者成为工商界的代言人 |
| 四、经济学者为工商界的发展出谋划策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新中国人口思想的间接影响 |
| 附录一、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简历表 |
| 附录二、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着述表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声明: |
| 致谢: |
（3）“潜沟通”：当代中国“驻京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驻京办" |
| 二、信息沟通 |
| 三、政治沟通与行政沟通 |
| 第四节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二、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三、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传统社会的"驻京办" |
| 第一节 "留邸"与"会馆" |
| 一、从"留邸"到"进奏院" |
| 二、从会馆到"准政治机构"的衍生 |
| 第二节 进奏、耳目与乡谊 |
| 一、收传文件,办理赋税 |
| 二、进京联络,请示裁夺 |
| 三、修容之地,栖身之所 |
| 四、报事诏令,潜通朝庭 |
| 第三节 "防范壅弊":帝制时代的信息沟通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驻京办"的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驻京办"的建设 |
| 一、建国初期"驻京办"的设立 |
| 二、60年代"驻京办"的撤销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驻京办"的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初期到1994年的"驻京办" |
| 二、分税制改革后"驻京办"的发展 |
| 第四章 "驻京办"的建置与管理 |
| 第一节 "驻京办"的建置与类型 |
| 一、"驻京办"的性质 |
| 二、"驻京办"的设施 |
| 三、"驻京办"的类型 |
| 第二节 "驻京办"组织与管理 |
| 一、"驻京办"的机构与设置 |
| 二、"驻京办"的规范与管理 |
| 第五章 "驻京办"的功能与作用 |
| 第一节 竞取资源 |
| 一、竞取政策资源 |
| 二、竞取项目资源 |
| 三、竞取人脉资源 |
| 第二节 接待服务 |
| 一、接待服务的内容 |
| 二、接待服务的条件 |
| 第三节 信息传输 |
| 一、政务信息的传输 |
| 二、商务信息的传输 |
| 第四节 经济协作 |
| 一、招商引资 |
| 二、产业投资 |
| 第五节 信访维稳 |
| 一、信访接待 |
| 二、维护稳定 |
| 第六章 "驻京办"的沟通流程与方法 |
| 第一节 "驻京办"的沟通对象 |
| 一、"驻京办"与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沟通 |
| 二、"驻京办"与北京市政府之间的沟通 |
| 三、"驻京办"与派出地政府的沟通 |
| 第二节 显性:"驻京办"的沟通方式 |
| 第三节 隐性:"驻京办"的沟通方法 |
| 一、乡情与人际的方法 |
| 二、服务与情报的方法 |
| 三、产业与招商的方法 |
| 第七章 "潜沟通":"驻京办"的产生及其行为逻辑 |
| 第一节 "驻京办":一种普遍现象 |
| 一、"驻京办"的普遍性 |
| 二、"驻京办"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驻京办":半制度化的沟通渠道 |
| 一、权力集中体制下的"潜沟通"的衍化 |
| 二、体制改革轨迹下的"潜沟通"的演进 |
| 第三节 "驻京办":半公开化的沟通方式 |
| 一、关系文化 |
| 二、利益博弈 |
| 第四节 "驻京办":"潜沟通"的局限性 |
| 第八章 "驻京办"改革:"潜沟通"的显性化 |
| 第一节 "撤"或"留"的争论 |
| 一、"驻京办"转型中的困惑 |
| 二、"撤"或"留"的争论 |
| 第二节 "潜沟通"的显性化 |
| 一、国外"驻京办"经验的借鉴 |
| 二、近期"驻京办"的管理与规范 |
| 三、"驻京办"与政府体制的转型 |
| 第三节 长期的政策选择及体制的改革 |
| 一、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合理匹配 |
| 二、政治沟通体系的民主化建设 |
| 三、中央与地方府际间的良性互动模式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4）世纪之交的中国艺术产业 ——关于历史、系统、管理、空间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基础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角度 |
| 1.4 研究意义 |
| 第2章 历史:发展轨迹 |
| 2.1 中国现当代艺术产业的发展 |
| 2.2 世纪之交中国艺术产业现状 |
| 第3章 系统:产业结构 |
| 3.1 演出产业 |
| 3.2 音像产业 |
| 3.3 影视产业 |
| 3.4 艺术品业 |
| 3.5 其他艺术服务业 |
| 第4章 管理:产业政策 |
| 4.1 文艺体制改革 |
| 4.2 艺术产业的政策演变 |
| 4.3 世纪之交的中国主要艺术行业的产业政策 |
| 第5章 空间:产业地位 |
| 5.1 艺术产业在国家产业中的地位 |
| 5.2 艺术产业对国家艺术事业的作用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7）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章 中国晚报文化的衍生性 |
| 第一节 媒介文化的发生 |
| 一、媒介文化的发生机理:社会需要与媒介满足 |
| 二、媒介文化的发生模式:三个面向的历时交错与循环回归 |
| 三、媒介文化的发生特点:同步性与同构性 |
| 第二节 媒介文化的内涵 |
| 一、媒介文化的一般涵义 |
| 二、媒介文化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功能 |
| 三、媒介文化内涵的有机构成 |
| 第三节 媒介文化的中国特色 |
| 一、媒介发展:传统媒介与电子媒介并存混合 |
| 二、媒介运作:“内容为王”与“品牌经营”并重导向 |
| 三、媒介人文:媒介自律与文化自觉并立兼顾 |
| 第二章 中国晚报文化的独立性 |
| 第一节 中国晚报文化的发生 |
| 一、中国晚报文化的发生机理 |
| 二、中国晚报文化的发生特点 |
| 第二节 晚报文化的内涵 |
| 一、晚报文化的涵义 |
| 二、晚报文化的有机构成 |
| 第三节 晚报文化的中国特色 |
| 一、中国晚报的历史沿革 |
| 二、中国晚报的运作 |
| 三、中国晚报的人文特色 |
| 第三章 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 |
| 第一节 《北京晚报》文化的发展沿革 |
| 一、《北京晚报》文化生发的条件 |
| 二、《北京晚报》发展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北京晚报》的媒介运作 |
| 一、晚报产品的全新运作 |
| 二、《北京晚报》经营的攻略化运作 |
| 三、早攻晚守的运作个案:一社两报的合力联动 |
| 第三节 《北京晚报》人文:晚报,不晚报 |
| 一、《北京晚报》的人文意识:人、城、报的相对统一与同一 |
| 二、《北京晚报》的文本策略与审美特征 |
| 第四章 中国晚报文化的发展走向 |
| 第一节 现代报业与晚报现代化 |
| 一、现代报业的形态与功能特征 |
| 二、晚报现代化 |
| 第二节 “后喻文化”语境中的晚报文化走向 |
| 一、“后喻文化”语境中的晚报读者 |
| 二、晚报文化的发展走向 |
| 第三节 晚报人的精神守望与文化书写 |
| 一、新型媒介知识分子的含义 |
| 二、现代晚报人—创新不断的复合型知识分子 |
| 三、晚报人的精神守望与文化书写 |
| 附录 |
| 1、《北京晚报》大事记 |
| 2、《北京晚报》的版面流变 |
| 3、《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副刊栏目比较 |
| 4、中国晚报基本情况 |
| 5、中国晚报协会会员各大区全名单 |
| 6、中国晚报集团化经营模式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声明 |
| 后记 |
（9）新中国体育广告研究 ——基于《中国体育报》广告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2 研究的需要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多学科视阈下体育广告的研究成果 |
| 2.1.1 广告学角度 |
| 2.1.2 文化学视角 |
| 2.1.3 产业学切入 |
| 2.1.4 文艺学视角 |
| 2.1.5 符号学视角 |
| 2.2 体育广告定义及分类的相关界定 |
| 2.3 体育广告文献研究的总体评析 |
|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数理统计法 |
| 3.2.3 专家访谈法 |
| 4 研究理论的相关界定 |
| 4.1 体育广告的定义 |
| 4.2 体育广告的分类 |
| 4.3 体育广告研究的历史分期 |
| 5 分析与讨论 |
| 5.1 新中国体育广告的现实镜像 |
| 5.2 新中国体育广告的镜像重构 |
| 5.2.1 改革开放前体育广告的发展(1958—1978) |
| 5.2.2 恢复发展期的体育广告(1979—1991) |
| 5.2.3 快速发展期的体育广告(1992-1999) |
| 5.2.4 稳定发展期的体育广告(2000-2008) |
| 5.3 新中国体育广告镜像的反思 |
| 5.3.1 体育广告：广告与体育 |
| 5.3.2 体育广告：功能的拓展 |
| 5.3.3 体育广告：观念的演绎 |
|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结论 |
| 6.2 启示 |
| 7 研究的局限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马寅初年谱简编（论文提纲范文）
| 1882年 诞生 |
| 1888—1893年 7—12岁 |
| 1894—1897年 13—16岁 |
| 1898—1900年 17—19岁 |
| 1901年 20岁 |
| 1902年 21岁 |
| 1906年 25岁 |
| 1907年 26岁 |
| 1910年 29岁 |
| 1914年 33岁 |
| 1915年 34岁 |
| 1916年 35岁 |
| 1917年 36岁 |
| 1918年 37岁 |
| 1919年 38岁 |
| 1920年 39岁 |
| 1921年 40岁 |
| 1922年 41岁 |
| 1923年 42岁 |
| 1924年 43岁 |
| 1925年 44岁 |
| 1926年 45岁 |
| 1927年 46岁 |
| 1928年 47岁 |
| 1929年 48岁 |
| 1930年 49岁 |
| 1931年 50岁 |
| 1932年 51岁 |
| 1933年 52岁 |
| 1934年 53岁 |
| 1935年 54岁 |
| 1936年 55岁 |
| 1937年 56岁 |
| 1938年 57岁 |
| 1939年 58岁 |
| 1940年 59岁 |
| 1941年 60岁 |
| 1942年 61岁 |
| 1943年 62岁 |
| 1944年 63岁 |
| 1945年 64岁 |
| 1946年 65岁 |
| 1947年 66岁 |
| 1948年 67岁 |
| 1949年 68岁 |
| 1950年 69岁 |
| 1951年 70岁 |
| 1952年 71岁 |
| 1953年 72岁 |
| 1954年 73岁 |
| 1955年 74岁 |
| 1956年 75岁 |
| 1957年 76岁 |
| 1958年 77岁 |
| 1959年 78岁 |
| 1960年 79岁 |
| 1961年 80岁 |
| 1962年 81岁 |
| 1963年 82岁 |
| 1964年 83岁 |
| 1965年 84岁 |
| 1966年 85岁 |
| 1967—1970年 86—89岁 |
| 1971年 90岁 |
| 1972年 91岁 |
| 1973年 92岁 |
| 1974年 93岁 |
| 1975年 94岁 |
| 1976年 95岁 |
| 1977年 96岁 |
| 1978年 97岁 |
| 1979年 98岁 |
| 1980年 99岁 |
| 1981年 100岁 |
| 1982年 101岁 |
四、首都经济学界新年联谊会在京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经济学大事记（2004年）（征求意见稿）[J]. 《生产力研究》编辑部. 生产力研究, 2005(03)
- [2]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D]. 孙大权. 四川大学, 2005(04)
- [3]“潜沟通”：当代中国“驻京办”研究[D]. 黄建雄. 华中师范大学, 2010(09)
- [4]世纪之交的中国艺术产业 ——关于历史、系统、管理、空间的研究[D]. 陈燕. 福建师范大学, 2007(01)
- [5]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6]首都经济学家新春论坛——记第84次开达经济学家论坛（上）[J]. 圆方. 中外企业家, 2007(02)
- [7]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D]. 操慧. 四川大学, 2004(02)
- [8]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文化发展创新[A]. 赵世瑜,户华为,邓庆平,罗丹妮,许赤瑜,李伏媛,丁慧倩. 北京文化发展报告（2003-2004年）, 2005
- [9]新中国体育广告研究 ——基于《中国体育报》广告的分析[D]. 孙科. 北京体育大学, 2013(10)
- [10]马寅初年谱简编[J]. 彭华.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