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学习茅盾先生的评论风格（论文文献综述）
王鹏[1]（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指出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王海艳[2]（2020）在《《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初期文学的“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至1966年后方最终基本形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有一言九鼎之尊,但他的文艺思想被准确、彻底地理解有一个不太短的过程,加之他本人的文艺思想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期间与国内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想免不了有所碰撞。这些碰撞每每以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大批判、大讨论或文艺运动的方式显示。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的《文艺报》是新中国初期最权威、最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是新政权、新社会、新历史时代背景下,为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艺发展未来而进行的组织化、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产物,是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使命的国家级重要期刊媒介。鉴于《文艺报》的特殊地位,该期刊上曾热烈议论过的小说作品是考察当时文学思潮、文艺政策演变的重要文本。1949-1966年期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往往具有某种标本意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多义性和探索性,反映出那段特定时期文艺的新动向、新方向,具有主流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引领性。而围绕“热议小说”出现的批评文章则反映出文艺界领导乃至最高领导人、文学批评家及社会各阶层读者思想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其时代演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伦理观和审美观的冲突与撞击尤为引人瞩目、意味深长。梳理剖析1949-1966年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可以发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形成的具体脉络,也可对相关文本所受不同褒贬遭遇予以新的更具深度和宏观视野的阐释。深入分析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文本及围绕其产生的评论文章,可发现“十七年”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内部话语如何从多元、冲突到同一与“规范”。本文锁定热议聚焦点,并解析聚焦点产生的原因及周围文学生态环境,从而更深地理解小说热议背后的社会思潮变化、意识形态冲突、文化背景冲突、文学权力博弈、文艺政策演变等以及其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分布、抵牾、冲突、消解,以及最终如何被体制所规训。1949-1955年是文学“一体化”过程的开端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所塑造的多是贴近现实的工农兵人物形象,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当时新时代新生活的反映和过往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创作主体是分层分等的存在,工农兵作家开始成长,而部分资深老作家处境开始变得艰难。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以批判性的为主,政治性批评话语和简单粗暴式批评风格开始出现,对更高、更正面的新人物及英雄形象塑造的期待,是这一时期批评文本较为一致的指向,批评主体主要是精英批评家,但普通读者的激进批评话语开始显现。《金锁》的创作及引发的批评拉开了文学体制“一体化”进程的序幕。1956-1962年是文学“一体化”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高大、理想的人物形象开始出现,光辉的革命历史、崭新的建设时代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显现成为主要创作点,创作主体也较为多元,创作风格则主要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较为和谐的统一。因1960-1962年前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热议小说”的相关批评文本不仅数量多,而且批评文本话语之间出现可贵的论争与交锋现象,创作规范和标准问题在争议中初步确立,而作品的艺术性也受到批评家的珍视,批评主体中工农兵群众力量开始增强,激进的政治评论者开始登场,但部分精英评论家还坚守着批评个性与思想的独立。1963-1966年是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完成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开始出现完美典范的“超人”形象,阶级斗争话语在作品中凸显,创作风格已远远偏离现实主义,走向极端浪漫主义,创作主体构成较为单一,大都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他们有趋同的政治形态化写作模式,有共性的创作指导思想和创作话语。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与创作文本话语类同、评价标准及指导思想渐趋一致,更加重视作品的教育与宣传功能。批评主体方面,精英评论者的个性与独立性消失,评论主体工农兵化、与创作主体同一化。《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及其相关批评,标志着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形成。文学“一体化”的建构过程,不是单一行进式的,始终伴随着文艺界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各种关系的斗争和角力,发展到1966年,公开发表的创作文本及批评文本最终形成“一体化”形态。从文艺理论上看,以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及相关批评为中心来考察“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分期问题,不仅符合两者间实际的因果逻辑关系,而且显示了一种以小见大、从点到线、由线构面、注重文本及背景、强调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研究实践上看,“十七年”小说创作及批评,不是一种简单、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被深深制约、严格规范、不断演进的社会体制内的活动。之前的研究者,大都倾向于把“一体化”文学视为“十七年”文学发展时期一个已然的、静态的、固化的形态,对它进行描述式、呈现式、阐述式、论争式的共时性研究。本论文在认真、深入研读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文艺政策、小说文本、小说批评文本、小说家及小说批评家主体特征,使关于“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论题,在历时性、阶段性、动态化的研究视野下展开,以彰显学术研究所应具备的历史纵深感与科学学理性。
王秀涛[3]（2011）在《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会议为研究对象,但无意于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会议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和还原,而是希望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会议的考察,对文学会议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历史定位,以揭示文学会议在操作实践过程中所体现的原则与规范,以及这些原则与规范如何通过文学会议在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文代会是“十七年”时期文艺界的重大活动,是进行文学决策、部署文学任务、成立和改组领导机构的重要权力机关,其活动和运作也反映了文学领导体制的基本特征。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反映了文学决策的程序与原则,起草人的选择、政治权威的介入保证了决策的政治方向。而文代会的宣传、贯彻与执行则反映了文学决策的反馈机制,强大的政治组织保障和完备的配套体系使文学决策得以落实。可以说“十七年”文学的领导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体制的翻版,也因文学内部的矛盾重重使文学决策充满了权力争夺和利益平衡。组建文艺队伍是文学会议的重要功能之一。文代会尤其是第一次文代会在选择代表时所制定的方法以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构成了文艺界选择作家进入文艺队伍、对作家进行政治评价和文学定位的基本标准,并因此形成了“十七年”作家队伍的主体,造成了作家群体的分化。对新解放区的旧艺人和旧文人,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团结、改造的方针,通过改造使其成为“文艺工作者”。此外青年创作者会议也是组建文艺队伍的手段之一,它虽是业务培训会议,但在选择参会代表时的工农兵标准无疑是希望通过培养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成长的作家,打造政治可靠的新型文艺大军。“十七年”的文学会议的诸多类型中,还包含一些具有奖惩意味和仪式化特征、意识形态倾向极其鲜明的会议,譬如批判会、纪念会、观摩会。批判会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借助于政治动员等战时阶级斗争策略对文学异端进行清理,并以政治参与的方式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政治教育。纪念会则通过对纪念对象的形象塑造与精神“还原”,挖掘其可以利用的价值为意识形态服务,并以一种仪式化的纪念方式强化其作为资源的价值。观摩会是戏改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具有示范意味的演出大会,通过树立典范,打造样板,展示戏改成果、强化戏改政策,推广具有示范价值的文艺样板,推动戏改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文艺调整时期,文学会议是进行文艺调整重要的推动手段。这些会议在内容上、形式上都会有所改变,更加注重听取基层不同意见,通过广泛的讨论达成一致意见,有时其至不做报告和会议结论。期刊工作会议、新侨会议、广州会议是十七年文学调整时期的代表性会议,这些会议制定了一些对文艺进行纠偏的政策和条文,但由于这些政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合法性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丧失。出版会议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会议,但与文学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影响着“十七年”文学的生产和再生产。建国初期的几次出版会议,不但对当时的出版工作譬如民营出版社的改造等进行了具体部署,而且确立了进行出版工作的基本规范和原则。统一集中的管理制度、对出版职能的确定以及分工合作制度影响了文学出版的格局和具体运作,而编辑制度的确立以及政治正确等基本要求则对文学编辑的组稿、审稿、改稿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学会议在制定决策、传达政治倾向、整合资源以及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文学会议并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不过是主流意识形态施展“权力技术”的场所,因此文学会议召开的背后有一双“无形之手”在操纵着,使文学会议按照既定的程序、方式、方向进行“表演”。同时政治权力还以各种力量和资源保证文学会议的召开、传达顺利进行,以确保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稳固。也正是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文学会议的召开往往无法顾及文学自身的利益,在执行会议决定的过程中难免伤及文学利益,留下无法解决的“后遗症”。
周龙燕[4]（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指出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梅新林[5]（2019）在《“不惑”之年的回望与思考——纪念《红楼梦学刊》创刊四十周年》文中提出在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迄今的四十年间,按照其出刊期数与年限,曾分别于三十、五十、一百辑与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六个重要节点举办过相应的纪念活动。由此回望和总结四十年来的不平凡历程,《红楼梦学刊》不仅在凝聚红学研究队伍、汇集红学研究成果、引领红学研究发展、促进红学传播等方面一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与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研究所形成"三位一体"体制与机制,为推动红学事业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值此《红楼梦学刊》"不惑"之年的庆祝与纪念,必然再次走向对于红学本身发展的学术反思与展望,并于历史与未来的交会中获得富有意义的启示。
景李斌[6]（2020）在《田本相学术年谱》文中研究表明一九三二年,出生。五月五日,出生于河北省天津县葛沽镇,即现天津市南郊区葛沽镇。祖父田鹤年（一八七六-一九四三）,北洋大学俄文系毕业,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曾在卢永祥部下任教官、师参谋长等职。父亲田澍雨（一九○七-一九三八）,笔名阿农,曾在天津创办《治新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出版抗日号外受到迫害。母亲朱文玲具有《北京人》中愫芳那样的默默的耐性,承受生活的重担,有仁慈的心肠。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六岁至十二岁。一九三八年,
裴世东[7]（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王广锋[8]（2016）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研究》文中指出通过召开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文代会）的形式,为一段时间内全国文艺工作设定方针、政策和任务,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管理文艺事业的主要方式和手段。自1949年9月起,中共已经连续召开了9次全国文代会。作为开拓新时期文艺事业繁荣的“里程碑”,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是处于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大会,既面临着深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也面临复杂的现实困境,有着十分丰富的时代蕴含。从学理层面,将第四次文代会作为一个研究视点,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借助179期大会简报、大会组织材料等为主的直接史料,以及大量的与会者回忆录、日记、个人传记,对第四次文代会（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的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还原和勾勒,力图展现出历史本来的“众生喧闹”景象。同时,本文还对大会蕴含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进行阐释和生发,寻求其对当下文艺管理工作的借鉴意义。本文共分:前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前言主要包括研究缘起、学术综述、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以及内容简述。正文内容共分五章:第一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的历史背景。该章节从两个部分着手:一,对第一次至三次全国文代会进行简要介绍,以讲明第四次文代会的历史制度由来;二,简要探析了文艺界面临的历史、现实和政策难题,以阐明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必要性及历史意义。第二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及召开简况。该部分共分两节:第一部分从文艺机构的重建、大会代表的产生及大会文件的起草等几个主题来探讨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第二部分则是这次大会召开全程的概览,主要包括大会党员代表会议、大会日程安排以及邓小平的大会《祝词》、周扬的主题报告等内容。第三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发展的审视。该部分共分为两节:第一节,与会代表对建国后“十七年”时期文艺发展的讨论,包括对“‘十七年’时期的文艺路线”、“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胡风事件”、“文艺界反右斗争”、“毛泽东‘两个批示’”等历史问题的探讨;第二节,对“文革”十年及“文革”结束以来文艺发展概况的讨论,包括“给大会的一封信”、“对‘歌颂与暴露’关系的讨论”、“如何看待社会上流行歌曲”、“对两部倾向性作品的讨论”等几个主题。第四章:大会代表对如何繁荣新时期文艺的思考和讨论。该部分共分为四节:文艺体制改革（改革现行文艺体制成为与会者共识,与会代表对“文艺体制改革”的思考,与会者对电影体制改革的热议）;禁止横加干涉（“横加干涉”的表现及危害、造成“横加干涉”的原因、如何实现“禁止横加干涉”现象）;加强文艺队伍建设（文艺队伍建设面临的困境、加强文艺队伍建设的措施）;加强文艺工作的法制建设;加强对文艺遗产的抢救、整理和使用工作。第五章: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该部分主要包括:主流媒体及文艺刊物的宣传和报道;《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的下发;剧本创作座谈会的召开。结语部分主要阐释了大会的历史意义、现实启示以及局限性。历史意义: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道路,促进了由革命文艺观到社会主义建设文艺观的更新,实现了中共文艺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取得了对文艺队伍的重建及文艺机构恢复后的进一步调整。现实启示:文化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地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当社会上文化领域出现问题时,允许争鸣,并从政治方面进行必要的规劝和引导。历史局限性:由于大会上突出强调“团结”,一些问题未能得到充分议论,致使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诸如“胡风事件”,未能在这次大会上给以恰当的判定。
王一梅[9]（2019）在《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以1976年“四五运动”为发端,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步入“新时期”。从1976年“四五运动”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既是“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阶段,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过渡时期。这一文学阶段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学史意义,而且充满了丰富性与复杂性。因此,在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之时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文学”传统;另一种则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阶段首先接续并发展了“十七年文学”传统,或是与“文革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性。前者强调起源的“断裂”意义,后者则关注起源的“承续”价值,这两种观点体现了学术界对“新时期文学”起源问题的认识分歧。针对现有的认识分歧,论文从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出发,采用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深入“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历史语境,以“拨乱反正”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阶段政治形势、文艺政策、文学思潮和文学批评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发现在外部环境方面,“新时期文学”起源与“十七年文学”之间的关联。其次,从代表性文学现象入手,着重关注《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和1960年代初周恩来、陈毅关于文艺讲话的重刊,以此来分析这一阶段文学的承续性。再次,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出发,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此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联系:现实主义的恢复、题材的开拓和新人的塑造。通过以上论述,证明“新时期文学”起源主要以拨乱反正为主,无论是文学理论话语,还是作家的创作实践,基本都延续了“十七年文学”的模式与特质。论文一方面要证明“新时期文学”在起源阶段一直走在“十七年文学”的“正”路上,另一方面则要通过“重审”,克服对这一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单一化、片面化的理解,重估文学史的意义,并对相关的作家作品作出客观的价值判断。总之,笔者希望通过“重审”,为今后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袁洪权[10]（2010）在《“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 ——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一战线”政策,作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主要理论立足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新中国建国后,“统一战线”政策仍然作为文艺政策的出发点,对文艺队伍、文艺思想的有效清理与整合,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不能否认,建国初期新中国文艺思想的组成、文艺队伍的组合是复杂的。建国初期无疑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时间段,它不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全国文艺界必然要进行“转型”,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段。“统一战线”政策其实包含深刻的政治内容,“统一战线”政策本身,也有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但它有内在的、实质性的东西,那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既是目的,同时也是手段。1949年7月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是“统一战线”政策文艺战线上的具体实施。之后建立的新中国文艺队伍、指导中国文艺的思想,都在这次会议上得以确立；9月,文教政策的立论依据,仍旧依照的是“统一战线”政策。1950年,中共党内开展的整风运动,为1951年党外整风运动奠定了“舆论基础”；同时,经历一年的经济及文化建设,新中国的社会局面得到了一定的转变,这为1951年文艺界展开文艺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本论文集中关注1951年中国文艺界,试图勾勒出1951年在新中国作为关键年份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1951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跟新中国建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为1952年全国性学习《“文艺讲话”》和文艺界展开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论文以专题为框架,以点和线的梳理为基础,达到对1951年作整体观照。梳理过程中,论文以中央文学研究所、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新文学选集和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为横向考察点,试图通过这几个重大事件的历史还原,勾勒出1951年的重要意义。第1章围绕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建及学员学习作考察。创建中央文学研究所这一文艺学校,已经表明中共对新中国文艺队伍的“不信任”。中共试图建立一支纯洁的文艺队伍,努力通过学校培养的方式,建立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合法地位。但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自身素质的限制,导致中央文学研究所最终招收1期2班学员来充斥新的文艺队伍,形塑着新中国文艺队伍。这为新中国文艺队伍的“整合”提供了经验。第2章以昆仑影业公司摄制的电影《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及遭遇批判为考察中心。展开对电影《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针对的是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这一私营性质的经济形态。昆仑因其革命贡献,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统战对象”,但经济的过渡是新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中共选择昆仑为突破口,从而对私营电影业进行了改造,对在私营电影业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产生了“震慑作用”,赵丹、孙瑜、郑君里之后的电影遭遇已经证明它的意义。对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的批判,直接导致新中国电影局面的“转变”,私营电影业1952年寿终正寝。它为新中国文艺思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第3章以开明版“新文学选集”和三联·人文版“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为考察视点。“新文学选集”和“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开始都有“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但“文艺建设丛书”最终出版之时,这一文艺政策没有考虑,它成为“清一色”的延安文艺青年文艺创作实绩的表现。“新文学选集”虽然作为“统一战线”的产物,但与新中国文学观念的建构存在距离,最终于1952年12月出版普及版之后,融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家文学”建构中的重要因素,“编选”原则及选目标准则发生改变。这为新中国文学思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第4章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为考察契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前,《实践论》得以重新发表,其背后原来是强大的学习运动在酝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全国政协会议确立思想改造为全国政治运动。显然,《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为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话语蓝本”,之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遍及全国,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酝酿成功,《“文艺讲话”》成为思想学习运动中引用率最高的文本,这为1952年《“文艺讲话”》十年纪念和全国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坚实舆论。它们为新中国文艺队伍和文艺思想进一步的“整合”扫清了障碍,形成了统一认识,“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无疑,1951年是新中国文学思想史的重要年份,虽然文艺界实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但所谓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有强烈的政治价值作为基本准则的。
二、在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学习茅盾先生的评论风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学习茅盾先生的评论风格（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基本概念和需要说明的问题 |
| 1.3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1.3.1 《文艺报》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文艺报》“热议小说”研究 |
| 1.3.3 “一体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 第二章 “一体化”开端期:批判与希冀(1949-1955) |
| 2.1 真实、多元的文本世界:“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2.1.1 工农兵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 |
| 2.1.2 新生活与革命历史的如实讲述 |
| 2.1.3 现实主义创作下的多元艺术风貌 |
| 2.2 层级与体制的建立:“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2.2.1 文艺界“会师”队伍构成 |
| 2.2.2 工农兵作家的成长与培养 |
| 2.2.3 资深作家的艰难与贡献 |
| 2.2.4 作家体制化的开始 |
| 2.3 “破”与“立”之间:“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2.3.1 对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期待 |
| 2.3.2 “浇花”与“锄草”的并存 |
| 2.3.3 政治性批评话语凸显 |
| 2.4 丰富的构成:“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2.4.1 精英评论家的“定位”与“保卫” |
| 2.4.2 普通读者的“愤怒”与“扞卫” |
| 2.4.3 作者的自我批评与自我争辩 |
| 2.4.4 《文艺报》编者的“引领”与“裁判” |
| 第三章 “一体化”发展期:中断与推进(1956-1962) |
| 3.1 超越现实的理想与浪漫:“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3.1.1 高大理想人物形象的出现 |
| 3.1.2 理想烛照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书写 |
| 3.1.3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贡献 |
| 3.1.4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交映 |
| 3.2 “大我”与“小我”的融合:“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3.2.1 创作主体多元化与群体化 |
| 3.2.2 个体生命的历史化书写 |
| 3.2.3 主流创作思想的表现与迎合 |
| 3.3 平等地“争鸣”:“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3.3.1 “争鸣”现象的出现 |
| 3.3.2 创作规范和标准的初步确立 |
| 3.3.3 对作品艺术性的珍视 |
| 3.4 喧嚣的大多数:“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3.4.1 群众批评力量的增强 |
| 3.4.2 激进政治评论者的登场 |
| 3.4.3 精英评论家的独立与坚守 |
| 第四章 “一体化”形成期:统一与确立(1963-1966) |
| 4.1 完美与纯粹:“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4.1.1 完美典范“超人”形象的出现 |
| 4.1.2 阶级斗争主题的一致表现 |
| 4.1.3 极致浪漫主义风格的趋同 |
| 4.2 体制内的“建设者”:“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4.2.1 工农兵作家中心化 |
| 4.2.2 趋同的政治化写作模式 |
| 4.2.3 独立性与个性渐趋消失 |
| 4.3 同一与统一:“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4.3.1 与创作话语“同质”的批评 |
| 4.3.2 批评标准的确立与统一 |
| 4.3.3 宣传教育功能的重视 |
| 4.4 主流与合流:“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4.4.1 批评主体工农兵化 |
| 4.4.2 精英评论者的独立性消失 |
| 4.4.3 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合一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1949-1966“热议小说”创作再认识 |
| 5.2 1949-1966“热议小说”批评新思考 |
| 5.3 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消解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访谈录 |
| 附录二 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女士访谈录 |
| 附录三 赵树理孙女赵飞燕女士访谈录 |
| 附录四 原《文艺报》、《红旗》杂志编辑雷声宏老师访谈录 |
| 附录五 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先生访谈录 |
| 附录六 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郑一奇先生访谈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章 “十七年”文学的领导体制——以文代会为视角的考察 |
| 第一节 文代会报告的起草与文学决策 |
| 第二节 文代会的宣传与文学决策的贯彻执行 |
| 第三节 文代会与文学领导机构的成立和改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学会议与“文学队伍”的组建 |
| 第一节 文代会代表的产生与文学队伍建设的原则 |
| 第二节 第一次文代会与旧艺人的改造 |
| 第三节 青年创作者会议与新作家的培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学会议与文学方向的引导 |
| 第一节 批判会与文学异端的清理 |
| 第二节 纪念会与文化资源的利用——以鲁迅纪念大会为中心 |
| 第三节 观摩会与文艺“典范”的推广——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为中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学会议与文学政策的调整 |
| 第一节 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与“百花时代”的期刊改革 |
| 第二节 新侨会议与“文艺八条”的制定 |
| 第三节 广州会议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出版会议与文学出版规范的确立 |
| 第一节 出版会议与民营文学出版业的改造 |
| 第二节 出版会议与文学出版体制的建立 |
| 第三节 出版会议与文学编辑制度的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文学会议与文学秩序 |
| 主要参考文献 |
（4）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瞿秋白研究之研究的历史回顾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10-1949.9) |
| 第一节 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 |
| 第二节 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 |
| 第三节 简明的瞿秋白传记 |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10-1966.5)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杨之华的宣传与回忆 |
| 第三节 丁景唐的史实考证与研究 |
| 第四节 传记写作初具规模 |
| 第五节 司马璐与《瞿秋白传》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北师大井岗红军与《瞿秋白批判集》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10-198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 |
| 第三节 陈铁健与《瞿秋白传》 |
| 第四节 王观泉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
| 第五节 姜新立与《瞿秋白的悲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1-199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新突破 |
| 第三节 周永祥与《瞿秋白年谱新编》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1-2013)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吴之光与瞿秋白家世研究 |
| 第三节 张秋实与瞿秋白研究 |
| 第四节 刘小中、丁言模与《瞿秋白年谱详编》 |
| 第五节 王铁仙等《瞿秋白传》 |
| 结语 |
|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研究 |
| 一 概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难点 |
| 第一章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第一至三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 |
| 一、“大会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
|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确立：第二次全国文代会 |
| 三、“批资反修”：第三次全国文代会 |
| 第二节 文艺界面临的历史、现实及政策问题 |
| 一、历史遗留问题十分深重 |
| 二、出现了新的思想混乱状况 |
| 三、文艺政策亟需进一步调整 |
| 第二章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及召开 |
| 第一节 大会的筹备工作 |
| 一、筹备工作的起步 |
| 二、大会代表的产生 |
| 三、主题报告的准备工作 |
| 第二节 大会召开简况 |
| 一、党员代表会议 |
| 二、大会日程概览 |
| 三、邓小平的《祝辞》 |
| 四、周扬做主题报告 |
| 第三章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发展的审视 |
| 第一节 对“十七年”时期文艺发展的探究 |
| 一、“十七年”时期文艺路线的判定问题 |
| 二、对《武训传》批判运动及“胡风事件”的讨论 |
| 三、对“反右”斗争及毛泽东“两个批示”问题的争论 |
| 第二节 如何看待“文革”十年及结束以来文艺发展 |
| 一、给大会的一封信 |
| 二、对“歌颂与暴露”关系的讨论 |
| 三、社会上流行歌曲引起的争议 |
| 四、对《“歌德”与“缺德”》处理方式的不同意见 |
| 五、对两部有倾向性问题作品的辩论 |
| 第四章 对繁荣新时期文艺措施的探讨 |
| 第一节 改革现行文艺体制 |
| 一、对文艺体制进行改革成为共识 |
| 二、“文艺体制改革”的三个方面 |
| 三、讨论“焦点”：电影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禁止对文艺工作横加干涉 |
| 一、“横加干涉”的表现及危害 |
| 二、造成“横加干涉”的原因探析 |
| 三、如何实现“禁止横加干涉” |
| 第三节 加强文艺队伍建设 |
| 一、文艺队伍建设面临的困境 |
| 二、加强文艺队伍建设的措施 |
| 第四节 繁荣新时期文艺的其他建议 |
| 一、加强文艺工作的法制建设 |
| 二、加强文艺遗产抢救、保护工作 |
| 第五章 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 |
| 第一节 主流媒体及文艺刊物的宣传 |
| 第二节 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下发 |
| 第三节 剧本创作座谈会的召开 |
| 结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历史意义、现实启示及局限性 |
| 一、历史意义 |
| （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 |
| （二）实现了中共文艺观的更新 |
| （三）推动了中共文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
| （四）实现了文艺队伍、文艺机构的重建和调整 |
| 二、现实启示 |
| （一） 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方式来推动文化政策的制定、调整工作 |
| （二） 以允许争鸣和政治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文化领域中的现实问题 |
| 三、局限性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一、出版文献类 |
| 二、内部资料类 |
| 三、个人着作类 |
| 四、学术期刊类 |
| 五、报纸杂志类 |
| 六、网络材料类 |
| 后记 |
（9）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历史语境 |
| 第一节 “新时期”起源的历史转向 |
| 一、当代文学史概念中的“十七年”和“新时期” |
| 二、“新时期”起源的历史转向:从拨乱反正到思想解放 |
|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与重建 |
| 第二章 承续“十七年”:“重放的鲜花”与旧文新生 |
| 第一节 “重放的鲜花”:“歌颂与暴露” |
| 第二节 旧文新生与艺术民主 |
| 第三章 现实主义的恢复:精神或方法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曲折的道路 |
| 第二节 接续,还是断裂:精神或方法 |
| 第四章 题材的开拓和新人的塑造:禁忌与许可 |
| 第一节 题材和人物: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 |
| 第二节 禁忌与许可:来自文学内部的对话 |
| 结语:“前三年”与一个新的开始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 ——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选题缘起 |
| 绪论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新中国"文艺界"作为观察视点 |
| 第一节 "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轨迹及经验 |
| 第二节 1949至1951年新中国"文艺界"描述的"关键词" |
| 第三节 "文坛霸权主义"的文学格局与《"文艺讲话"》的"裂缝"——1949至1951年中国“文艺界”的总体观照 |
| 第四节 1951年:考察新中国"文艺界"整合的关键年份 |
| 第一章 培养新文艺工作者的"实验"——中央文学研究所1951年开学的前前后后 |
| 第一节 新中国建国前文艺学校建构的"历史经验"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文艺学校的"构想" |
| 第三节 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简况 |
| 第四节 "文艺学校"的体制化探索经验——微观考察中央文学研究所 |
| 第二章 宿命的召唤:1951年昆仑影业公司的"命运"——以电影《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批判为视角 |
| 第一节 电影经验总结的透视与新中国电影界的"统一战线"政策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的电影格局与昆仑影业公司 |
| 第三节 私营电影业的新处境与昆仑影业公司的拍片——《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拍摄简况 |
| 第四节 批判声浪中私营电影业的"命运" |
| 第三章 "文艺建设丛书"与"新文学选集"的出版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与影响 |
| 第二节 "文艺建设丛书"的出版 |
| 第三节 "新文学选集"的出版 |
| 第四节 思想的"整合":两种丛书不同的命运走向——“文艺建设丛书”、“新文学选集”最终命运的考察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与发行的"背后" |
| 第一节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的"前奏曲" |
| 第二节 思想改造运动话语建构的"蓝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 |
| 第三节 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的"兴起"——全国文艺界文艺学习运动的"新动向" |
| 结束语 |
| 参考书目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四、在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学习茅盾先生的评论风格（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2]《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D]. 王海艳. 河北大学, 2020(08)
- [3]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D]. 王秀涛. 南京大学, 2011(08)
- [4]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10)
- [5]“不惑”之年的回望与思考——纪念《红楼梦学刊》创刊四十周年[J]. 梅新林. 红楼梦学刊, 2019(04)
- [6]田本相学术年谱[J]. 景李斌. 东吴学术, 2020(02)
- [7]《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8]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研究[D]. 王广锋.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9]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D]. 王一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10]“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 ——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袁洪权.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