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重事实 服从真理（论文文献综述）
刘梅敬[1]（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视域内“价值观念”基本理论研究》文中指出“价值观念”作为人们衡量事物价值的“天平”和“尺子”,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但是,每门学科均有其研究的侧重点。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内的“价值观念”则是一定的社会或社会群体立足于实践,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载体,以主流价值观引领人们所形成的集价值原则、价值规范以及价值理想于一体的价值意识。它尤为突出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的价值观念。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性质和定位所决定的。根据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和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的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这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承担着灌输与传播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和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想要完成使命和任务,不仅要向人们传授真理性知识,更要让人们明确自己“相信什么”、“想要什么”,引导人们正确衡量事物价值、权衡利弊得失、辨别善恶美丑,亦即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从本质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就是要对人们进行价值观教育。这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个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国家而言,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性决定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方向,也决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是维系中国精神的内核。对社会而言,一个社会遵循的核心价值观,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所求和精神引领,是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大公约数,是实现社会共同理想的保证。对个人而言,价值观念是个人树立远大理想信念的动力源泉,是人们对价值关系的一种确信,是人们作为评价价值关系的标准,进而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如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忽视或抛弃“价值观念”这一核心内容,则将导致学科“无根”;亦将导致人们思想的混乱,并遭受错误思想的侵蚀,陷入人生的迷茫状态;还可能导致意识形态防线的崩塌,国家政权的瓦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须始终坚持“价值观念”这一核心内容。综上所述,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视域内“价值观念”基本理论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基本内涵”、“以何构成”、“有何特性”、“存在形态”、“评价标准”及其“时代价值”,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视域内“价值观念”的基本理论体系。这有利于找寻社会成员价值观培育的“症结”,提升价值观培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利于揭示社会不良道德现象的“谜底”,凝聚社会成员价值合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揭穿错误思潮的“外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因此,本文以“理论概述——要素厘定——特性归纳——形态呈现——评价标准——时代价值”为逻辑脉络和推演线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视域内“价值观念”的基本理论进行审视和忖量。具体逻辑结构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本章作为论文写作的开端,对价值观念的元理论研究进行总体性把握和概述。聚焦研究背景与意义,厘定价值观念研究的环境动因、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聚焦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比国内外价值观念的研究成果,掌握国内外价值观念领域研究的前沿,挖掘国内外价值观念领域研究的不足;聚焦研究思路与方法,明晰写作逻辑,选择合理研究方法;聚焦论文创新与不足,突出价值观念研究的新观点和新成果,发现价值观念研究中的瓶颈与局限。第二章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理论概述。本章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基本内涵进行厘定,逐步弄清价值观念、思想政治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内涵,为后续价值观念的研究奠基。进而对价值观念的属性—阶级属性、社会属性以及个体属性进行探究,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把握价值观念的本质规定性,为开展其他层次的价值观念研究做理论铺垫。而后阐述价值观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占据的地位,弄清楚为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学要坚持以“价值观念”为核心内容,对价值观念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关系作出基本的理论说明。第三章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构成要素。本章试图从诸多价值观念中归纳、总结、提炼其重要构成。本章从“我是谁”、“为了谁”、“成为谁”入手,探究主体角色的定位意识。这是价值观念的逻辑前提要素。价值观念主体明确角色定位后,产生诸多相应价值需求,并依据主体尺度对其进行排序,形成价值观念的原则意识。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原则意识,便会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它决定价值观念的性质。而价值观念主体想要实现价值理想,必须遵循社会规范,并将其付诸于实践,因此,价值观念还包括规范意识和实践意识。明晰构成要素,厘定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为整体把握价值观念、深入探究价值观念的发展规律奠定坚实基础。第四章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基本特性。本章论述价值观念所呈现的特有性质,把握价值观念之所以为价值观念而区别于其他观念的特有属性。基于价值观念的“为我”尺度,论述价值观念的主体性;基于价值观念系统强调“相信什么、想要什么”,论述价值观念的超知识特性;基于价值观念的多元主体,论述价值观念的多元特性。三个维度的基本特性相互区别、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价值观念的特性系统,为深入把握价值观念的实质提供必要补充。第五章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存在形态。本章基于价值观念的抽象性,集中探寻价值观念的三种外在表现形态:理想形态、信念形态以及信仰形态,以直观、形象地感受价值观念的存在,集中认知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价值观念。同时,明确三种形态的所处地位,梳理三种存在形态的内在逻辑,更加明晰价值观念的内在规定性,找寻价值观念的深层发展规律。第六章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评价标准。本章从实践层面出发,探寻价值观念的评价标准,得出究竟何种价值观念才具有科学性,才具备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应然性。以价值观念是否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以及合实践性作为评价标准,确立价值观念的真理尺度、价值尺度以及实践尺度。同时,基于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本质,进一步将每一尺度围绕国家统治、社会发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展开深入论述。这既是本文研究价值观念的重要旨归,也是本文的理论研究内蕴实践逻辑的重要表征。第七章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研究的时代价值。本章基于前面章节对“价值观念”的理论探寻,从国家维度、社会维度、个人维度阐述“价值观念”基本理论研究的时代价值,凸显“价值观念”基本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时代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学视域内“价值观念”的基本理论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孙颖[2]（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刘怡彤[3]（202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着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在这部经典着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完成了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逻辑起点的“科学的世界观”的理论建构,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世界观革命”。《德意志意识形态》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时代精神的高度、人民价值的体认、实践力量的自觉和共产主义的追求,真正超越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全部哲学。从而也为无产阶级运动和人类解放事业注入了“思想的闪电”,提供了“精神武器”。通过研究和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语境可以发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现有两卷六个章节中,蕴含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深邃的学理命题、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价值理念。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回答和追问的前提性基础命题。开展《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就是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梳理、总结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原则的思想论述,从而把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奠定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这也是完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深化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创新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过“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为了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典论断和重要论述与思想政治教育勾连起来,使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思想政治教育意蕴的深入挖掘能够廓清前提和澄明本质。这就需要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范畴在“前提批判”的意义上加以概念辨析,从而为深入展开后续的文本研究提供具有较为明确的总体规定和内容界域。通过考察和辨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意识形态”,以及提炼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三个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范畴的本质内涵,能够总结得出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高度的内在同质性,从而可以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在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在于意识形态性以后,能够进一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这一历史规律为基本依据,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历史纵向联系上,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分析了“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相互关系。以两者的相互关系为核心视域,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社会横向联系上,理解到“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高度一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呈现、“思想的生产者”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的时代调节的社会阶级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阐释了“精神与物质”的内在矛盾,基于对两者内在矛盾的根本判断,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自我内在联系上,总结出“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需求互通性、“物质力量只能靠物质力量来消灭”的现实必然性、“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相互转化性的内在矛盾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昭示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则。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社会精神现象发展进程的经典论断,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从中总结和归纳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则。思想政治教育首先需要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一切问题的起点,回归“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坚持“教育者本人也要受教育”,努力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思想政治教育其次需要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这一方法论原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并且“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努力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政治教育最后需要用“实际手段”来施行。这一方法论原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利用“揭露”“批判”“唤醒”三个手段,坚持做到不破不立、立破并举。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探讨了市民社会理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实践哲学、异化劳动、德国社会主义思潮批判、现代国家学说、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精神现象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矛盾冲突等多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基于这些重要内容,可以从“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三个维度归纳和整理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在“思想教育”维度中,包括“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发展思维的能力”三个方面内容。在“道德教育”维度中,包括反对形而上学的道德说教,尊重自我实现的必要形式以及塑造“真正的共同体”观念三个方面内容。在“政治教育”维度中,包括产生革命意识,信仰共产主义,联合无产阶级三个方面内容。通过考证和辨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意识形态”以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等核心概念范畴的本质内涵,梳理和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方法论原则和主要内容,可以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开展意识形态教化。基于此,可以运用系统性观念和整体性思维,从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生活与渗透心理世界的双重研究视野,提炼和概括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的时代启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人们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建构着自身信仰、意义和情感等多重维度的精神世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要想创造出“真正的精神财富”,则需要对“现实的个人”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生活作出真实反映与真切关怀。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明了人的思维、精神、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的根本性质和地位作用,揭示了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导致人的心理因素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原因,从而也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心理学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思想政治教育为了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切实发挥出凝魂聚气、固本培元的功能作用,则不仅需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入世”,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能够产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社会影响;而且需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入心”,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能够获得人们内心的真正认同和自觉接受,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
马百亮[4]（2021）在《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国的古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是希腊史学史上分水岭式的人物。作为功利主义思想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他在政治、教育、哲学和历史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尤其是在希腊史研究方面。12卷本的《希腊史》以实证主义的科学和严谨,在批判式地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希腊史上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新的阐释,一举确立了雅典在希腊政治、文化和社会史上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系统而彻底地洗刷了长期以来对雅典民主的污名,为后世的希腊史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树立了新的标准、注入了新的动力。直至今天,人们对希腊史的研究依然绕不过他的作品。本文主要聚焦于格罗特为雅典民主所做的辩护,将其研究置于他所处的政治、历史和思想传统之中,从接受史的角度梳理了他和古代以及近代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跨越时空的对话,以此阐明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写作思路和史料基础。正文分为四章,摘要如下:第一章介绍了格罗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社会背景,重点阐述了格罗特的人生经历和交游,展示了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在各个领域富有成效的作为,主要体现在教育、政治和学术研究这几个领域的贡献。第二章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入手,介绍了前格罗特时期希腊史的书写和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考察,包括米特福德、瑟尔沃尔和布尔沃-利顿的希腊史研究,尤其着眼于他们对于雅典民主制度的认识和考察,同时介绍了格罗特《希腊史》的主要内容和编纂思想,既将其置于希腊史学传统之内,也为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做了铺垫。第三章通过分析陶片放逐法、米太亚德的命运、对阿吉纽西战役将领和苏格拉底的审判,为雅典民主正名。在传统的希腊史中,这些都是雅典民主最显着也最严重的罪证,格罗特像一位高明的律师,利用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在充分尊重并重新解读各方面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陶片放逐法和雅典民主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或案件的分析,逐一驳斥了对雅典民主的各项指控,表明了陶片放逐法在维护新生的雅典民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表明雅典民众并非传统上所诟病的那样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暴政。第四章探讨的是精英与民主的关系,摘掉了分别贴在民众领袖和智术师身上的“蛊惑家”和“诡辩家”的标签,还原了他们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真实角色。
高静[5]（2020）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文中认为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教学研究开始从一般教学理论的建构转向对教学实践的探索,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教师是教学实践改造与变革的实施者与推动者,教师以符合教学需要的教学实践理性指导并参与教学实践,从而实现对教学实践的改造与变革。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教学的内在依据,是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且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与质量。理想教学的实现,首先需要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由此才能进一步将理想的教学转化为现实的教学,实现对教学的应然改造与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然而,在当前社会历史阶段需要怎样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包括其目标向度是怎样的?有哪些基本维度?在教学实践中是如何实现的或其指导下的教学实践应该是怎样的?这些是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扰与难题,对其的认识模糊与定位不准,使教师教学实践迷失方向与教学行动的意志力不足,导致教师教学实践的偏离,进而影响教学的质量。基于此,本研究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建构为着重点,尝试性地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应答。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武器,以“人是目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立德树人”根本教育宗旨下的教学需求以及教学深化改革为契机,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历史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来探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体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基本特征及价值意蕴进行理论阐释,并在对其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进行考察与审视,以及对“立德树人”背景下的教学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推演并建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包括应然追寻、理论架构与实现路向。总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围绕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三个层面,遵循“是什么——怎么样——应如何”的研究思路,具体表现为“理论阐释（第一章）——历时审视（第二章）——理论建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与教学实践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并阐释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我们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指作为教学实践主体的教师,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与主流价值取向下,遵循教学的普遍价值原则、教学过程规律与教学规范,借助一定的方法工具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即将应然教学转化为实然教学的意志性能力。这种意志性能力是一种相对于认识能力而言的现实行动能力,即在认识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指导并转化为教师的教学实践行动,其实质是教师将观念中的理想教学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行动能力,否则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就会因仅停留在意识或观念层面无法“变现”而失去现实效力。为进一步明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概念及其论域,在对其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并不消除教师教学实践感性、并非拒斥教师教学理论理性、并非等同于教师教学实践逻辑、非片面追求教学的有效性,也不即是教师教学的合理性,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内隐性与外化性的统一、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具身性与离身性的统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价值意蕴具体表现为教学实践理性之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渗透、是教师教学的内生根据与内在吁求、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自然展现。在“怎么样”的认识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人类历史分期的划分,追溯、梳理并归纳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原始社会时期是“自然朴素”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奴隶与封建社会时期为“经验伦理”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近代时期是“理性启蒙”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现代时期表现为“工具效用”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且分别对教学实践活动产生不同的功能作用,即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容要素如教师主体意识、教学价值取向、教学过程规范与教学实现方式四个方面共同展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教学实践理性样态,并在整体上呈现一种历史性的演变过程。综观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整个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过程,首先在纵向层面总体上呈现为不断向复杂性与高层次演化与发展的趋势;横向层面表现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及其特定需要,作为完整意义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凸出的重心不同或某一侧面备受推崇。其次,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有“传统性”,传统是从过去流传下来并进入到现在且关乎着未来,不断地选择性地以不同形式延续着,生存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并与特定社会相互作用而以新的符合需要的形式展现着并发挥作用。此外,由于社会实践自身的历史局限,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低层次与片面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这只是其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阶段,在未来的自由王国里必将实现其自身的和谐与自觉。在“应如何”的价值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理性”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首先,在宏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及趋势,以及“立德树人”时代背景下的教学需求,推演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这一应然向度,其本质内涵为建构教师与学生的完整性以及教学世界的完整性。这一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与条件,即在意识层面对教师进行教学实践理性的双重启蒙,在制度层面为教师教学行动自由提供制度保障,在自我养成层面教师应进行教学的自我反思以及教学的德性自律。其次,在中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向度,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理论架构,包括合理定位教学“人是目的”的根本基点、真实反映教学主体的内在尺度、科学把握教学客体的基本规律、自觉遵循教学正义的伦理原则以及善于运用教学推理的思维方法。最后,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追寻与理论架构为价值导向与理论支撑,提出具体的教学实现路向。立足于微观的课堂教学实践,并遵循先指出教学实践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后阐述教师应该如何建构或实现应然的教学状态的逻辑思路,提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实现路向,包括自觉建构“可能”的自足型教学价值取向、综合考量多元性与动态生成的教学目标、有效组织教学内容和优化教学内容结构、自主建立“他者”关照的师生主体间关系、灵活选用学生发展指向的智慧性教学方法,以及立足于“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教学评价。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表现在:第一,研究视角新。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同时以“和谐理性”为具体的理论指引,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第二,研究观点新。本研究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更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将观念建构的理想状态的教学有效且合理地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过程,包括教师如何促进教学由低效走向高效,教师教学如何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此外,还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的状态,旨在建构师生与教学世界的完整性。
魏鹤鸣[6]（2020）在《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文中提出立宪君主制为英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时至今日,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政体形式依然散发着持久的生命力。对优良政体的追求一直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目标,探究英国立宪政体成因与过程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对16和17世纪英国史的研究显示,英国先后经历了封建等级君主制、绝对君主制以及革命与王朝复辟后,才最终走上了稳定的立宪道路。既有文献对政体成因的研究视角包括经济因素、议会因素、法制因素以及清教运动的推动等,本文以英国的国教教派安立甘宗为切入点,考察安立甘宗所代表的官方政治神学与政体演变的关联性,为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历史的复杂性使任何依据单一因素建立起的简单的因果联系都显得独断,多角度的分析会增加求解真知的可能性,而且现代早期的英国宗教氛围仍然浓厚,权力的正当性离不开宗教话语提供支持。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的影响是相互的,为了充分展示思想和制度的互动,本文将安立甘宗置于英国政体变迁史中,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展开论述。此二者变化和调整的阶段性特点为理解这段宗教-政治史提供了两个运思线索,也是本文的行文思路:一是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互影响,相互限定发展的方向和边界;二是英国的政体变迁过程实际也是政教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国家和教会共同经历了从专制向宽容的演变,使英国在政治和宗教两个领域都走在了现代化世界的前列。政体现代化改革的前提,是主权国家的建立以及对“国家”这种新观念的认知,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促成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跨越。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基督教共同体,经历了 11世纪的“教皇革命”后,罗马教廷确立起宗教核心地位,普世教会消弭了国家的地域性观念,教俗二元主义则切割了完整的主权权力。事实上,天主教会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宗教领域,全面深入的基督教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众对世界的认识和观点是由基督教塑造的,政府理论和制度建构是基督教思想的政治表达,罗马教廷由于垄断了教义解释权,也就把握住了中世纪的政治走向。宗教改革前的都铎王朝也处于这种宏观局势中,但其政教关系还表现出一些特殊性,英国较早进入了中央集权化进程,王权不仅在封建等级君主制阶段就表现出强势的领导力,还对英国的教会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力。尽管王权在当时的政教关系中占有优势地位,国王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却无法绕开掌握着精神权力的教会,王朝利益与教皇权力的碰撞虽属偶然,却成为在传统宗教框架下解不开的难题。强势的国王选择顺应当时宗教改革的趋势,重塑基督教权力关系,同步开启了英国的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进程。安立甘宗的形成来自政治改革的现实需要,而其政治神学扞卫了君主的至上权力和教会国家的独立地位,为英国实现从中世纪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提供了思想支撑。为了摆脱教皇的控制,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决裂,由天主教会的一个地方分支转变为英国国教会,国王被尊奉为世俗国家和国教会的双重首脑,原属教皇的权力转归国王,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的“至尊王权”,成为国家主权的原始象征。这种对政教关系的革命性调整在传统的基督教观念中极具颠覆性,国教会神学家采用新教“归返原典”的思路,通过对《圣经》的重新解释来为新型权力关系背书,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安立甘宗构建起系统性神学,其教派特色和教会国家理论就在这一时期形成。与固守传统的天主教和激进变革的清教相比,安立甘宗“取法中庸”,在接受新教神学内涵的基础上保留了大量天主教礼仪和制度等外观,这种“中间道路”模式成为安立甘教会的独特底色。与新教领袖大放异彩的欧陆相比,英国的宗教改革由统治阶层主导,自上而下进行,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由此形成的安立甘宗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保守性,追随政治形势调整自身教义,并始终拒绝将哲学思想与宗教狂热相结合。教会国家理论主张教会与国家的同构以及教俗领袖的合一,照应了“至尊王权”构建的新型政教关系,然而,这一教义在提供强大解释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矛盾与冲突,其神学内涵还需要在后来解决面临的问题中被不断完善。安立甘宗发展的君权神授理论促进了君主制向绝对主义方向转型,并使英国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经历了政治矛盾与宗教矛盾的相互转化与重合。安立甘宗因其调和性与包容性而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一是天主教,另是清教,前者要求回归普世教会和承认教皇权威,后者要求按照加尔文主义继续深化改革。虽然天主教和清教存在更多分歧,但二者均支持基督教对教俗两个国度的划分,为维护教会独立,反对国王的一身二任以及教会国家的一体性。在欧洲复杂又严酷的宗教局势下,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发展出积极反抗权学说,赋予信徒武力反抗异教暴君的权利或义务,这对英国的君主和国教会构成双重挑战,君主为了王位的安全稳定,安立甘宗为了保持国教地位,双方结为联盟。安立甘宗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但事实证明,当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过于紧密时,专制时代就到来了。安立甘宗阐释了国王的神圣权利理论,证明王权的不可抗性以及民众服从义务的绝对性,国王则凭借世俗权力支持安立甘宗压迫异教徒,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双重专制使两个领域的矛盾相互转化并升级为内战。内战后出现了政教关系的对立局面,安立甘宗神学在此期间的新发展为后来的“光荣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清教徒在内战期间建立了短暂的共和政体,国教被废除,国王被推上断头台,这一方面证明了宗教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直接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的失序也使清教失去了民众基础,英国后来出现君主政体危机时,再也没有用清教与共和主义方式解决。安立甘宗与清教的矛盾曾聚焦于对国教地位的争夺,但从复辟王朝开始,安立甘宗面临的关键问题转变为如何处理宗教多元化,议会和国教会选择通过《克拉伦登法典》镇压清教势力,清教各派选择相互间的宽容,退出国教之争,并在国教会外建立独立教会。君主从内战经历得出的认识也是宗教宽容,避免宗教纷争引发政治危机,这就与国教会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安立甘宗神学在复辟王朝有了两个方向的变化:一是反思清教革命的教训,强调服从对于信仰的意义;二是强调教会相对于世俗权力的独立性,保持与王权的距离。基督教二元主义造成的教会与国家之间持久的张力,在政教矛盾面前再次凸显出来。“光荣革命”是对安立甘宗神学的一次政治实践,国王和国教会最终在立宪君主制下建立起和谐共存的政教关系。复辟王朝首次出现异教君主问题,这对教会国家构成严峻挑战,在信仰和王朝忠诚的冲突面前,安立甘宗选择了前者。不同于天主教和清教对异教徒的积极反抗理论,安立甘宗信奉消极服从学说,反对暴力抗君,这就决定了“光荣革命”的革命形式以及国教会只能与议会合作扞卫革命果实。安立甘宗取得的最显着成果是,议会立法规定国王必须信仰新教,这种限定具有多重意义:首先,立宪政体的意义不仅在于限制国王权力,还体现在宪法对王位继承权的约束力;第二,由于国王的信仰受到议会法限制,其教俗双重领袖的身份得以长久维系;第三,安立甘宗接受了所有新教教派的合法性,宗教宽容观念融入革命后的政教关系中。然而,当时的宗教宽容是有限的,清教各派享有信仰自由,但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安立甘宗无法抗拒宗教多元化的现实,但守护了教会国家传统。安立甘宗是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先导,二者以宗教和世俗两种形式扞卫英国的政体改革成果。安立甘宗和英国政体的发展过程都没有出现强烈的时代断裂感,尊重传统和适时地接受改革使其维持着长久的权威性和生命力。当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潮波及整个欧洲,埃德蒙·柏克赞美“光荣革命”的政治智慧,坚持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基督教道德,这些正是安立甘宗的政治神学思想,可以认为,英国保守主义是安立甘宗的世俗演绎。在此需要说明,本文所指的英国主要指英格兰,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断限为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部分论述中的时间下限涉及18、19世纪。
黄各[7]（2020）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律观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律是康德实践哲学乃至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基于此观念确立道德法则进而确证每个人的平等自由价值乃是康德实践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正是通过此观念,康德开辟出具有规范性的实践哲学视界,成为当代探询道德与政治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此意义上,深入阐明康德自律观念的基本内涵、证成路径及其实现的价值变革,乃是当前亟待推进的重大研究课题。不过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价值观念的理解却存在诸多争议。一方面,诸多学者认为,康德式自律具有浓厚的形式性和义务性特征,由此所呈现的道德人格理想仅仅只是个体性的,缺乏人类丰富的情感体验和质料内涵,进而也排除了承载价值的总体人格能力;另一方面,即使在认可此观念的康德学派内部,相关解读也莫衷一是。在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看来,康德式自律观念为人们设定了一种如何做出道德选择的程序,它以实践理性能力建构意志对象,并以程序性方式具体规范行动。而以伍德和阿默里克斯为代表的实在论者则认为,康德的自律观念只是一种理性理念,没有对应的经验客体,道德法则的有效性来源于自在目的的客观价值,这是独立于任何人主观意愿的。除了这些争议以外,康德本人的相关表述也存在着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在证成定言命令公式的过程中,他所提出的“隐蔽的循环”、“理性的事实”、“本体自我”以及“自由任性”等概念和其推证就引发了学界持续至今的争议。在汲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直面有关论争和思想疑难,通过解读康德哲学文本,基于规范性视角对自律观念的思想主旨和推证方式进行融贯性阐释,呈现其中蕴含的独特道德人格理想、目的性价值旨趣和公共性向度,在此基础上回应学界的误解和诘难,进而为道德和政治论证的康德式进路辩护。本文首先梳理了康德之前的道德哲学观点,厘清自律观念的最初起源。这些观点包括:古希腊罗马时期（特别是柏拉图和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理念、近代自然法理论、情感主义、至善论和卢梭的“公意”学说。我们一方面指出这些道德理论为什么在康德看来都是他律的;另一方面,通过将这些观点与康德在其着作中有关道德规范来源和基础的讨论（从经验而来的道德原则、幸福原则等）对比,以此呈现出它们与自律观念的相关性及其重要思想价值。接下来,论文第二章具体分析和阐明了康德对于自律观念的规范性演绎过程。作为与纯然实践理性相结合的意志能力,这一观念不仅具有独立于感性偏好的消极意旨,而且更强调确立普遍法则保障每个人的平等自由价值的积极意向,从而展现出康德式自律观念的独特思想内涵。同时,在其关于定言命令式具有普遍性、形式性特征的表述中,康德亦基于自律及其表征的道德人格目的使其呈现出规范性的价值取向,这一阐释方式乃是回应相关论争以及指责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方能更好地解决康德在定言命令式的证明中运用“交互性论题”所面临的困境。该阐释方式不仅分外关注自律观念在行动中与道德法则如何契合一致,同时彰显其普遍自由价值以及道德人格理想,这是定言命令式的康德式论证具备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在完成这一证明之后,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康德对于“自我立法”这一术语的使用和表达。在他看来,我们人类的意志是能够基于自身给予自己道德法则的。然而,此种阐释方式也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在一些学者看来,自我和立法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人们既然可以通过自身的意志将一个行动置于道德法则之中,那么反过来,人们也能够违反法则或者制定出一个他们所需要的法则。论文第三章将着重解决康德自律观念可能导致的这一悖论。在我们看来,此悖论可以运用规范性论证予以消除。道德法则的基本内容并不是由我的意志所创造的,或者说是自我建构程序的产物。自我立法的基础同样也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目的——即作为目的自身的理性本性的尊严之上,只有以此根本价值旨趣来理解并确立道德法则,人们才能够被宣称是自律或者自我立法的。如上三个部分主要从前提理念与证成展现自律观念的规范性价值内涵。接下来,我们着重于将此论证方式应用在对康德法哲学和政治哲学进行“整全性解读”之中。论文第四章主要分析了自律观念对法权原则的基础性和奠基性作用。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中两个组成部分,康德的“法权论”和“德性论”虽截然有别,但却是出自于同一个道德最高原则。该原则以定言命令式的形式,确保每个人的自由与其他任何人的自由能够在普遍法则的限制下得以保存和提升。然而,“独立性论题”的持有者却认为,法权原则所具有分析性、外在性和强制性等特征无法与定言命令式的规约性相融,因此独立于道德的最高原则,进而也远离了康德先前确立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此立场源于对定言命令式以及道德最高原则的狭隘理解,这不仅让法权学说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根基,而且也破坏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整全性形态,无法准确呈现康德自律观念的价值旨趣。论文最后将重点关注康德政治哲学所固有的道德基础性问题。这种基础同样也是由自律观念的规范性解读所提供的。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将康德式自律观念进行个体主义的解读,因而无法相容于公共的政治证成,罗尔斯也正是基于此开启了其着名的“政治转向”。因此,一些学者为了调和这两种解读的鸿沟,尝试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发现和寻觅出个人自律的相关要素。但在我们看来,他们所分析和证成的康德式个人自律仍然是不完善的。要想明晰此二者之间的真正关联,我们需要明确把握康德的意志（Wille）和任性（Willkur）两个概念,并通过对其进行层级性和优先性定位,探索出二者更进一步的联系。通过此层级性定位,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政治证成的康德式进路,走向具有“平等自由”、“道德责任”和“普遍立法意志”的公共自律理想图景。
郑帅[8]（2020）在《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英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有着世界影响。新千年后他在文化批判领域不断开拓,其哲学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新千年后伊格尔顿的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批判转为文化批判,出现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理论之后》（2003）和《文化的理念》（2000）为开始变化的主要标志,文化批判和神学、“形而上学”转向是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呈现于10余部着作中,本文进行了初步的总体性分析和评价。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产生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资本主义国家不公正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而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长期处于低谷。其理论来源主要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基督教神学、尼采哲学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详细考察了文化的多重涵义,分析了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和当代普遍文化与文化之争,阐述了文化与文明、自然、权力三组文化的基本关系。针对文化理论对政治的忽略和左派研究的缺失点,伊格尔顿提出“伦理—政治”宣言。以此为总纲,他在近20年里以近10部着作的辛勤探索,系统阐述了“异端四部曲”即恐怖、悲剧、邪恶、基督教四种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异端四部曲”与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缺陷的密切关系。伊格尔顿倡导以“身体唯物主义”和重塑人生的意义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他揭示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一种虚假的共同文化,在艾略特和威廉斯关于共同文化思想的对比中阐明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构建路径,即在平等团结的原则下,大众合作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其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和共同文化思想构建起“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主要在于开辟了一种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理论限度主要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本研究是对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哲学研究,有助于凸显新千年后伊格尔顿思想的主题和整体脉络,形成总体性把握,有助于改变伊格尔顿文化批判研究主题相对分散和哲学研究偏少的问题,丰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能够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凸显的文化矛盾,事实和价值的割裂,对破解邪恶、恐怖和虚无主义等现实热点难点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教育部[9]（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雷月荣[10]（2020）在《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思想体系中一颗尚待开采的明珠。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主要体现为对国民健全独立人格的培育,倡导通过个人改造与社会制度改造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格的建构。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仍存在一种忽略独立人格、批判意识和责任精神的价值取向,仍存在一种重视人的改造,忽视制度建设的“单项决定论”倾向。历史上那些被猛烈批判过的国民素质问题,亦或国民劣根性问题如今在国人身上仍然有迹可寻。可以认为,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改革学校道德教育,对于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提高国人素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造就健全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终极目标。健全独立人格主要表现为独立批判态度、自由冒险精神与责任意识。胡适基于健全独立人格,在国民性批判、国民性建构、国民性改造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阐释。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经由对“国民”的批判发展到对“人”的批判,最终形成了以“个人本位”的国民性改造内容。培养个人本位意识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核心内容,据此,胡适对女子问题、贞操文化、传统孝道、封建礼俗、家族个人主义等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理想国民性的建构上,经由“现代国民”到“现代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健全独立人格”的国民性改造目的。“健全独立人格”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基点与目标归宿,它要求现代人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个人“要有自由意志”,其二,个人须“当干系、负责任”。在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经由“单项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制度与人”的双向互动国民性改造途径。双向互动改造包括以教育、文学为主的“人的改造”和以“民主制度”为主的“制度改造”两个方面。而民主制度的改造思路重点体现为民主制度之“民主”基础、“人权”核心、“宪政”实质、“法治”表征、“渐进改良”过程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目的等方面。同时,胡适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造路径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改造路径进行了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批判。“国民性改造问题”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包括两大关键主题:其一,国民性改造的“立国”与“立人”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中的“集体”取向和“个人”取向问题;其二,国民性改造的“单项”和“双向”路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前者关乎“造就什么样的人”,后者关乎“如何造就这样的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勾勒出一条以“权利与责任”为旨要,以“双向互动”为路径的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实现了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外在方面体现为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近代中国面临现代性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胡适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不自觉带入了民族、国家意识,他一方面宣扬“个人价值”,试图“解放个性”,另一方面迫于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任务,其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更多是强调强国护民,“解放个性”被弱化。二者的两难兼顾成为了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大悖论。内在方面体现为中国自由主义自身问题: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由西方引入,而非本土生发;改造主体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改造方式以批判为主调,建设性较弱；实验主义自身内在限度等。当前,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基于对中国人现代化的现状分析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整全性阐释,并且立足当前我国教育的实践,一种依循于健全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理念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关注对象。
二、尊重事实 服从真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尊重事实 服从真理（论文提纲范文）
（1）思想政治教育学视域内“价值观念”基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 |
| 第2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理论概述 |
| 2.1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内涵 |
| 2.1.1 价值观念 |
| 2.1.2 思想政治教育学 |
| 2.1.3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价值观念” |
| 2.2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属性 |
| 2.2.1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阶级属性 |
| 2.2.2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社会属性 |
| 2.2.3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个体属性 |
| 2.3 “价值观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地位 |
| 2.3.1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核心 |
| 2.3.2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关键 |
| 2.3.3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统摄 |
| 第3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构成要素 |
| 3.1 价值观念主体角色的定位意识 |
| 3.1.1 “我是谁”的自我意识 |
| 3.1.2 “为了谁”的使命意识 |
| 3.1.3 “成为谁”的目标意识 |
| 3.2 价值观念主体尺度的原则意识 |
| 3.2.1 支配性的首位原则意识 |
| 3.2.2 化解性的服从原则意识 |
| 3.2.3 互通性的共享原则意识 |
| 3.3 价值观念主体应然的规范意识 |
| 3.3.1 法律规范意识 |
| 3.3.2 道德规范意识 |
| 3.3.3 纪律规则意识 |
| 3.4 价值观念主体理想的实践意识 |
| 3.4.1 主体的行动意志 |
| 3.4.2 主体的工具理性 |
| 3.4.3 主体的反思意识 |
| 第4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基本特性 |
| 4.1 价值观念的主体性 |
| 4.1.1 主体确立的价值取向 |
| 4.1.2 主体衡量的价值评价 |
| 4.1.3 主体向往的价值追求 |
| 4.2 价值观念的超知识性 |
| 4.2.1 知识是价值观念的来源之一 |
| 4.2.2 价值观念的牢固性依赖知识 |
| 4.2.3 知识与价值观念同构筑思政 |
| 4.3 价值观念的多元性 |
| 4.3.1 价值观念存在主体差异 |
| 4.3.2 价值观念隐含多元冲突 |
| 4.3.3 价值观念达成多元共识 |
| 第5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存在形态 |
| 5.1 以价值目标为旨归的理想形态 |
| 5.1.1 理想源自人的“自为”需要 |
| 5.1.2 理想表征人的本质力量规定 |
| 5.1.3 思想政治教育学以崇高追求引导理想 |
| 5.2 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信念形态 |
| 5.2.1 信念是主体价值判断过程 |
| 5.2.2 信念承载着价值定向功能 |
| 5.2.3 思想政治教育学以科学精神引导信念 |
| 5.3 处价值统摄高位阶的信仰形态 |
| 5.3.1 信仰是价值观念主体的“精神定在” |
| 5.3.2 信仰是价值观念主体的“主心骨” |
| 5.3.3 思想政治教育学以社会存在生发信仰 |
| 5.4 价值观念三种形态的内在逻辑 |
| 5.4.1 理想是信仰的具象转化 |
| 5.4.2 信念是理想的精神力量 |
| 5.4.3 信仰是处高位阶的信念 |
| 第6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的评价标准 |
| 6.1 价值观念的“合规律性”评价标准 |
| 6.1.1 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趋向 |
| 6.1.2 契合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定 |
| 6.1.3 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 6.2 价值观念的“合目的性”评价标准 |
| 6.2.1 有力助推政治社会化的双向目的 |
| 6.2.2 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与利益诉求 |
| 6.2.3 满足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目的 |
| 6.3 价值观念的“合实践性”评价标准 |
| 6.3.1 坚实巩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
| 6.3.2 扎根并助推社会实践的发展 |
| 6.3.3 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旨归 |
| 第7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价值观念”研究的时代价值 |
| 7.1 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先导的必然选择 |
| 7.1.1 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适度张力 |
| 7.1.2 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潮引领 |
| 7.1.3 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先导 |
| 7.2 凝聚社会成员价值合力的基本要求 |
| 7.2.1 坚定社会成员的理想信念 |
| 7.2.2 凝聚社会成员的道德伟力 |
| 7.2.3 聚积社会成员的文明力量 |
| 7.3 坚定公民价值观自信的重要支撑 |
| 7.3.1 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理力量 |
| 7.3.2 体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力量 |
| 7.3.3 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时代背景:资本主义批判与两种现代性模式 |
| (二)现实背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批判的现实任务 |
| (三)理论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范式转型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 (三)总结评析 |
| 三、研究重心与创新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意义与方法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地图与模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观探思 |
| 一、图示: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一)核心词:再释“现代性” |
| (二)耦合因:缘何以资本主义划界 |
| (三)时空观:资本主义现代性特质 |
| (四)辩证法: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 二、图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 (一)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破解 |
|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双向融嵌中对主体的勘辨 |
| 三、图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三条路径 |
| (一)资本的症候:经济现象的异化批判路径 |
| (二)理性的滥觞:政治哲学的自由解放路径 |
| (三)主体的困境:文化观念的再启蒙路径 |
| 第二章 生产-消费路径:从经济现象揭批到哲学文化批判 |
| 一、震源:商品拜物教 |
| (一)现代性的细胞繁殖:从商品到商品化 |
| (二)现代性的运行系统:拜物教机制 |
| (三)现代性的机体病症:物化与异化 |
| 二、纵波:资本剥削形式的变迁 |
| (一)劳动新形式: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主体异化 |
| (二)生产新态势:智能化生产转型中的“新奴隶主义” |
| (三)消费新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与大众文化批判 |
| 三、横波:资本剥削关系的扩张 |
| (一)从实体到虚体:物化逻辑下的“数字异化” |
| (二)从时间到空间:空间生产的异化之意 |
| (三)商品全景的“景观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的幻象与梦魇 |
| 第三章 个体-共同体路径:从宏观制度批判到微观生命政治批判 |
| 一、共同体对个体的压迫:“新控制形式” |
| (一)技术合理化:资本的技术化运作 |
| (二)媒介合理化:资本对媒介的虚伪化利用 |
| (三)合理化危机:隐身的资本霸权构筑起新帝国 |
| 二、个体向共同体的依附:“生命政治” |
| (一)消极自由无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规训与惩罚” |
| (二)积极自由无法超拔的生命之轻:“逃避自由” |
| (三)毁灭还是创生:新治理体系的可能性 |
| 三、个体与共同体的间性关系:“重建公共领域” |
| (一)间性关系的认知基础:交往理性 |
| (二)组建合法共同体的主渠道:参与式民主 |
| (三)重建公共领域:卓越个体基础上的乌托邦 |
| 第四章 启蒙-再启蒙路径:从解构形而上学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 一、返本:回归总体性及其失败 |
| (一)问题:碎片化现象的理性方案 |
| (二)方法:历史总体性辩证法 |
| (三)结果:落于空想的总体替代方案 |
| 二、破维:否定辩证法及其自我解构 |
| (一)对否定的新解:辩证法的哥白尼革命 |
| (二)对否定的否定:“反体系的体系” |
| (三)对否定的扬弃:对“后学”与启蒙的重思 |
| 三、开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及效应 |
| (一)新境遇:从时间基质的线性发展观到空间基质的谱系认识论 |
| (二)新范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融建 |
| (三)新道路:形而上学终结后的意义之归 |
| 第五章 超越-文明型路径:中国特色现代性方案 |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检视 |
| (一)问题洞察力有余,但实践能力有限 |
| (二)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旨趣鲜明,但理论立场妥协性较强 |
| (三)交互性研究范式的范例,但社会历史观共识不足 |
| 二、中国方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效回应 |
| (一)破解资本逻辑困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
| (二)回应理性滥觞危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优势 |
| (三)祛除中心主义魔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站位与宏伟格局 |
| 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中国智慧 |
|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
| (二)融通“中西马”: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哲学文化理念 |
| (三)“新轴心时代”的创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文明体系 |
| 结语:未竟的解放事业与未来的中国故事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3）《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概述 |
| 1.1.1 选题意涵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域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可能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同质性分析 |
| 2.1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概念的本质内涵 |
| 2.1.1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概念的本质意涵 |
| 2.1.2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意涵 |
| 2.1.3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本质意涵 |
| 2.2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内在统一性 |
| 2.2.1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内在统一性 |
| 2.2.2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历史功能中的内在统一性 |
| 2.2.3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历史目的中的内在统一性 |
| 2.3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意识形态性 |
| 2.3.1 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性 |
| 2.3.2 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 |
| 2.3.3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 |
| 第三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揭示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 |
| 3.1 历史发展规律 |
| 3.1.1 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 |
| 3.1.2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
| 3.1.3 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
| 3.2 社会阶级规律 |
| 3.2.1 “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高度一致 |
| 3.2.2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呈现 |
| 3.2.3 “思想的生产者”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的时代调节 |
| 3.3 内在矛盾规律 |
| 3.3.1 “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需求互通性 |
| 3.3.2“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的现实必然性 |
| 3.3.3 “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相互转化性 |
| 第四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体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原则 |
| 4.1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 |
| 4.1.1 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一切问题的起点 |
| 4.1.2 回归“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 |
| 4.1.3 坚持“教育者本人也要受教育” |
| 4.2 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 |
| 4.2.1 “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 |
| 4.2.2 “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
| 4.2.3 “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 |
| 4.3 用“实际手段”来施行 |
| 4.3.1 “揭露”手段 |
| 4.3.2 “批判”手段 |
| 4.3.3 “唤醒”手段 |
| 第五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包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 |
| 5.1 思想教育内容 |
| 5.1.1 “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 |
| 5.1.2 “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 |
| 5.1.3 “发展思维的能力” |
| 5.2 道德教育内容 |
| 5.2.1 反对形而上学的道德说教 |
| 5.2.2 尊重自我实现的必要形式 |
| 5.2.3 塑造“真正的共同体”观念 |
| 5.3 政治教育内容 |
| 5.3.1 产生革命意识 |
| 5.3.2 信仰共产主义 |
| 5.3.3 联合无产阶级 |
| 第六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的时代启示 |
| 6.1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的整体构想 |
| 6.1.1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内涵及要素 |
| 6.1.2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运行结构 |
| 6.1.3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运行逻辑 |
| 6.2 思想政治教育的“入世”问题 |
| 6.2.1 思想政治教育“入世”的关键点位 |
| 6.2.2 思想政治教育“入世”的核心问题 |
| 6.2.3 思想政治教育“入世”的视角转换 |
| 6.3 思想政治教育的“入心”问题 |
| 6.3.1 思想政治教育“入心”的实践基础 |
| 6.3.2 思想政治教育“入心”的内在机理 |
| 6.3.3 思想政治教育“入心”的路径选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的研究框架和采用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乔治·格罗特与他所处的时代 |
| 第一节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 |
| 第二节 乔治·格罗特其人其事 |
| 第二章 《希腊史》及雅典民主制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格罗特时代的希腊史书写 |
| 第二节 格罗特《希腊史》概述 |
| 第三节 前格罗特时代英国学者的雅典民主观 |
| 第三章 为雅典民主正名 |
| 第一节 陶片放逐法 |
| 第二节 善变而薄情的雅典人? |
| 第三节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
| 第四章 精英与雅典民主 |
| 第一节 是民众领袖还是蛊惑家 |
| 第二节 是智术师还是诡辩家 |
| 结语 对乔治·格罗特的再评价 |
| 附录一:乔治·格罗特与约翰·密尔 |
| 附录二:格罗特年谱 |
| 附录三: 文中主要人物肖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成果 |
（5）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 |
| 第一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本体诠释 |
| 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 |
| (一)实践的本质 |
| (二)理性的释义 |
| (三)实践理性的厘定 |
| (四)教学作为一种实践的界说 |
| (五)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 |
| 二、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概念澄明 |
| (一)并非消除教师教学实践感性 |
| (二)并非拒斥教师教学理论理性 |
| (三)并非等同教师教学实践逻辑 |
| (四)并非片面追求教学的有效性 |
| (五)并非即是教师教学的合理性 |
| 三、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基本特点 |
| (一)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
| (二)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
| (三)内隐性与外化性的统一 |
| (四)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 |
| (五)具身性与离身性的统一 |
| 四、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价值意蕴 |
| (一)教学实践理性之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渗透 |
| (二)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教学的内生根据与内在吁求 |
| (三)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自然展现 |
| 第二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时审视 |
| 一、“自然朴素”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及其表现 |
| (一)教师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模糊性 |
| (二)教学价值取向:维持人类生命的延续 |
| (三)教学过程规范:自然依附的教学交往过程 |
| (四)教学实现方式:以身示范的直观方式 |
| 二、“经验伦理”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及其表现 |
| (一)教师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集体规约性 |
| (二)教学价值取向:促进人的道德性养成 |
| (三)教学过程规范:整体意识的规制教学交往过程 |
| (四)教学实现方式:身教与言教的混合方式 |
| 三、“理性启蒙”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及其表现 |
| (一)教师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个体性显现 |
| (二)教学价值取向:培养有理性的公民 |
| (三)教学过程规范:主体意识的单向教学交往过程 |
| (四)教学实现方式:逻辑运演的抽象方式 |
| 四、“工具效用”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及其表现 |
| (一)教师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自我矛盾性 |
| (二)教学价值取向:培养标准化的知识人才 |
| (三)教学过程规范:主体意识的“抽象”教学交往过程 |
| (四)教学实现方式:结构性的程序方式 |
| 第三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追寻 |
| 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然追寻的必然性 |
| (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新时代“立德树人”背景下的教学需求 |
| 二、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然追寻的向度 |
| (一)多向和谐:应然追寻的横向向度 |
| (二)自律自觉:应然追寻的纵向向度 |
| 三、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然追寻的条件 |
| (一)意识觉醒: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双重启蒙 |
| (二)行动自由: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制度保障 |
| (三)反思自律: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自我养成 |
| 第四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理论架构 |
| 一、“人是目的”:教师合理定位教学的根本基点 |
| (一)“人是目的”作为教学根本基点的确证 |
| (二)个性自由全面发展是“人是目的”的归宿 |
| 二、主体自由:教师全面关照教学主体的内在尺度 |
| (一)教师自我实现自由与教学自由 |
| (二)基于真实需要的学生发展自由 |
| 三、对象限度:教师科学把握教学客体的基本规律 |
| (一)学生的可塑性是作为“对象限度”的客观前设 |
| (二)了解与利用学生的神经活动规律 |
| (三)把握与利用教学实践的过程规律 |
| 四、教学正义:教师自觉遵循教学活动的伦理原则 |
| (一)教学的伦理属性作为“伦理原则”的承认前提 |
| (二)教学正义的伦理内容原则 |
| (三)教学系统的伦理形式原则 |
| 五、教学推理:教师有效开展教学活动的思维方法 |
| (一)实践推理的三种典型模式 |
| (二)教学实践推理的运行机制 |
| 第五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实现路向 |
| 一、自觉建构“可能”的自足型教学价值取向 |
| (一)自足型教学价值的意蕴及其追求 |
| (二)自足型教学价值的“可能”蕴含 |
| (三)自足型教学价值观的建构过程 |
| 二、综合考量多元性与动态生成的教学目标 |
| (一)教学目标来源的多元综合性筛选 |
| (二)基于教学规律关照教学目标的动态生成性 |
| (三)明确“结果-过程-应用”的教学目标表达 |
| 三、有效组织教学内容和优化教学内容结构 |
| (一)组织完整性教学经验内容 |
| (二)统合差异性教学文化内容 |
| (三)教学内容的结构优化过程 |
| 四、自主建立“他者”关照的师生主体间关系 |
| (一)主体性师生关系的“同化”险象 |
| (二)构筑内在主体间“我—你”关系 |
| (三)关照内在主体间关系中的“他者” |
| 五、灵活选用学生发展指向的智慧性教学方法 |
| (一)根植于教学关系的教学方法选用 |
| (二)明确教学方法的对象及功能指向 |
| (三)基于教学需要优化组合教学方法 |
| 六、立足于“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教学评价 |
| (一)锚定教学评价即为“为教学的评价” |
| (二)凸显“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6）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分析 |
| 1.2.1 对都铎王朝的宗教与政治研究 |
| 1.2.2 对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宗教与政治研究 |
| 1.2.3 对内战及王朝复辟后的宗教与政治研究 |
| 1.2.4 对安立甘宗与保守主义关系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安立甘宗与主权国家 |
| 2.1 英国宗教改革的背景 |
| 2.1.1 中世纪英国的政教关系 |
| 2.1.2 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国王离婚案引发神学争辩 |
| 2.2 亨利八世建立“至尊王权” |
| 2.2.1 “至尊王权”的建立过程——宗教改革议会重置二元权力体系 |
| 2.2.2 “至尊王权”的政治神学论证 |
| 2.2.2.1 激进派的论证思路——爱德华·福克斯 |
| 2.2.2.2 保守派的论证思路——史蒂芬·加德纳 |
| 2.2.3 “至尊王权”塑造的新型政教关系——世俗国王兼任教会领袖 |
| 2.3 伊丽莎白建立安立甘宗教会国家 |
| 2.3.1 安立甘宗的形成 |
| 2.3.2 安立甘宗对国教会的论证——对天主教和清教攻击的反驳 |
| 2.3.3 安立甘宗对教会国家的论证——教会与国家同构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安立甘宗与绝对君主制 |
| 3.1 安立甘宗在政治上促成绝对主义王权 |
| 3.1.1 国王与安立甘宗教会面临的挑战——天主教和清教的反王权主张 |
| 3.1.2 安立甘宗建立国王的神圣权利理论——“君权神授”下服从义务的绝对性 |
| 3.2 安立甘宗在宗教上与清教对立 |
| 3.2.1 主教的神圣权利理论 |
| 3.2.2 宗教礼仪的“神圣之美” |
| 3.2.3 阿明尼乌主义教义 |
| 3.2.4 安立甘教会排斥清教徒 |
| 3.3 政治矛盾与宗教矛盾的相互转化 |
| 3.3.1 宗教矛盾政治化——清教运动的三个阶段 |
| 3.3.2 宗教矛盾与政治矛盾重合——安立甘宗的绝对主义王权理论加剧国王与议会的权力之争 |
| 3.3.3 “敌基督”观念的政治化转型——清教赋予神学观念以反暴君的政治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安立甘宗与复辟后的君主制 |
| 4.1 清教共和主义 |
| 4.1.1 清教长老派谋求有限君主制 |
| 4.1.2 清教独立派谋求议会共和制 |
| 4.1.3 清教共和主义的崩溃 |
| 4.2 君主制与安立甘宗国教会复辟 |
| 4.2.1 重建君主制与国教会——国王与议会的合作与分歧 |
| 4.2.2 政教关系新局面——国王与国教会的对立 |
| 4.3 安立甘宗的神学转型——“消极服从”教义的形成 |
| 4.3.1 安立甘宗道德神学——强调道德和服从在获取救赎中的重要性 |
| 4.3.2 主教的神圣权利理论的新内涵——教俗二元主义观念的复兴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安立甘宗与立宪君主制 |
| 5.1 安立甘宗与“光荣革命” |
| 5.1.1 “光荣革命”的发生——安立甘宗建立反天主教联盟 |
| 5.1.2 安立甘宗在“光荣革命”后的分裂——革命派和不矢志派对效忠国王的不同理解 |
| 5.1.3 安立甘宗为新政权辩护——“事实君主”“神意”等神学理论赋予威廉政府合法性 |
| 5.2 安立甘宗与立宪政体 |
| 5.2.1 立宪君主制的形成——安立甘宗联合议会规制君主 |
| 5.2.2 安立甘宗神学中的反专制传统 |
| 5.2.3 立宪政体下安立甘宗的王权观——“至尊王权”理论的公共性转型 |
| 5.3 立宪君主制下的政教关系 |
| 5.3.1 立宪政体的社会稳定机制——走向宗教宽容 |
| 5.3.2 宗教宽容的有限性——安立甘宗扞卫教会国家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英国保守主义延续安立甘宗教会国家体制 |
| 6.1 保守主义在安立甘宗影响下的国家观念 |
| 6.1.1 政教关系理论 |
| 6.1.2 个人与国家关系理论 |
| 6.2 保守主义在安立甘宗影响下对政治传统的观念 |
| 6.2.1 悲观的人性论 |
| 6.2.2 集体理性与政治传统 |
| 6.3 安立甘宗与保守主义的审慎改革观念 |
| 6.3.1 安立甘宗“中间道路”的改革模式 |
| 6.3.2 保守主义主张渐进和持续的变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律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和翻译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限度与基本理路 |
| 第一章 康德与自律观念的再生:基于道德哲学史的考察 |
| 第一节 自律与古典时代的伦理学 |
| 一、柏拉图学说对康德的影响 |
| 二、斯多亚学派对康德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律与近代自然法理论 |
| 一、自然法的起源和发展 |
| 二、自律观念与自然法的关联 |
| 第三节 自律与道德情感学说 |
| 一、自立的情感主义 |
| 二、自制的情感主义 |
| 三、康德对道德情感学说的扬弃 |
| 第四节 自律与至善论 |
| 一、至善论的起源与发展 |
| 二、沃尔夫式至善论 |
| 三、康德与至善论的关联 |
| 第五节 自律与普遍意志 |
| 一、卢梭的普遍意志概念 |
| 二、卢梭对康德的影响 |
| 三、普遍意志与自律的关联 |
| 第二章 作为自由的法则:自律观念的演绎 |
| 第一节 预见自律:出于义务而行动的自由价值 |
| 一、善良意志、义务与定言命令 |
| 二、康德自由观念的思想历程 |
| 三、自律与积极自由 |
| 第二节 形式的价值旨趣:自律公式的演绎 |
| 一、形式演绎及其缺陷 |
| 二、规范性演绎的价值向度 |
| 第三节 自律与定言命令式的证成 |
| 一、“交互性论题”及循环的产生 |
| 二、“两个世界”与“理性的事实” |
| 三、自律人格理想与定言命令式的最终证成 |
| 第三章 自律权威的论证:自我立法的根本价值 |
| 第一节 自我立法的康德式阐释 |
| 一、作为理解自我立法线索的康德式“他律” |
| 二、他律为什么不能确立道德法则 |
| 三、自我立法的多重阐释 |
| 第二节 自我立法何以可能 |
| 一、实在论与建构主义 |
| 二、建构主义立场及其缺失 |
| 三、目的的客观价值与实在论回应 |
| 第三节 悖论的消解与“自我立法”权威的确立 |
| 一、关于自我立法的悖论 |
| 二、自我立法的“另类”解读 |
| 三、权威的确立:意志如何自我立法 |
| 第四章 强制、遵从与自律:法权原则的道德规约性 |
| 第一节 争议的焦点与前提 |
| 一、两种论题的产生 |
| 二、前提性条件:康德关于伦理与道德的区分 |
| 第二节 独立性论证的两种命题 |
| 一、“分析-强制命题” |
| 二、“命令-悖论命题” |
| 第三节 自律的规约性:法权原则的道德基础 |
| 一、法权原则的自由基础 |
| 二、法权原则与定言命令式的关联 |
| 三、法权与德性:差别性与优先性 |
| 四、社会性规范的双重规约 |
| 第五章 从个人自律到公共自律:自由主义的康德式基础 |
| 第一节 个人自律与政治自由主义 |
| 一、个人自律与道德自律的当代分野 |
| 二、自由主义的政治转向 |
| 第二节 自律观念的层级性结构 |
| 一、康德式的个人自律 |
| 二、道德自律与个人自律的层级性关联 |
| 第三节 走向公共自律 |
| 一、自由法权:从私人到公共 |
| 二、公共理性:道德的政治家 |
| 三、集体的自我立法:公共自律的价值向度 |
| 结语:共同体伦理规范性建构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 |
| 第一节 社会背景 |
| 一、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 |
| 二、资本主义国家不公平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 |
| 第二节 理论来源 |
|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 |
| 二、亚里士多德幸福观 |
| 三、基督教神学 |
| 四、尼采哲学 |
| 五、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化的多种涵义、张力冲突与基本关系 |
| 第一节 文化的多重涵义与张力冲突 |
| 一、文化的多重涵义与历史变迁 |
| 二、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与两类文化之争 |
| 第二节 文化与外界的三组基本关系 |
| 一、文化与文明 |
| 二、文化与自然 |
| 三、文化与权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伦理—政治”宣言与“异端四部曲” |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衰与“伦理—政治”宣言 |
| 一、文化理论的兴衰 |
| 二、文化理论对政治的遗忘 |
| 三、“伦理—政治”宣言 |
| 第二节 恐怖:毁灭与创造的结合体 |
| 一、理性与欲望 |
| 二、律法与爱 |
| 三、恐怖与崇高 |
| 四、恐怖与绝对自由 |
| 五、自杀炸弹客致命的意志与两种虚无 |
| 第三节 悲剧的哲学复兴 |
| 一、悲剧与现代性 |
| 二、替罪羊的解体与新生 |
| 第四节 “邪恶”的类型、面向及根源 |
| 一、有无目的功用的两种邪恶 |
| 二、邪恶的“双重面向” |
| 三、“平庸的恶”与“体制性的恶” |
| 第五节 “上帝已死”与上帝代理者的失败 |
| 一、信仰与理性 |
| 二、启蒙理性情感想象的缺失 |
| 三、唯心主义“主体”企图成为“基础”的失败 |
| 四、浪漫主义想象的创造性与虚幻性 |
| 五、文化:马修·阿诺德的诗意化“基督教” |
| 六、“上帝已死”与上帝的隐匿存在 |
| 七、上帝在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最终消亡和原教旨主义的勃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 |
| 第一节 新主体的身体建构:身体唯物主义 |
| 一、身体与灵魂的和谐统一 |
| 二、解放感官 |
| 三、两种蜕变方式——彼此的自我实现和超人的诞生 |
| 第二节 新主体的意义探寻:重塑人生的意义 |
| 一、王尔德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 |
| 二、在不同时代的色调对比中寻找人生的意义 |
| 三、幸福与爱——人生意义的归宿 |
| 第三节 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 |
| 一、资本主义大众文化:虚假的共同文化 |
| 二、社会主义共同文化:民主团结与合作共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评价 |
| 第一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 |
| 一、开辟了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 |
| 二、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 |
| 三、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 |
| 第二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理论限度 |
| 一、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 |
| 二、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 |
| 第三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
| 一、积极汲取多种理论资源,以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的紧密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 |
| 二、积极投身生活实践,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
| 三、着力破解邪恶、恐怖、虚无主义等重要现实文化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10）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历史资源:众多历史先贤国民性问题探索成果 |
| (二) 现实关照:社会转型背景下国民素质提升需求 |
| (三) 认知盲点:“熟悉的陌生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胡适思想研究概况 |
| (二) 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 |
| (三)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的主要论题 |
| (四)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演进与形成 |
| 一、胡适生平 |
| (一) 绩溪岁月(1891—1904):“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
| (二) 上海求学( 1904—1910):“受到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
| (三) 美国留学(1910——1917):“杜威教授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 |
| (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1926):“新文化运动领袖” |
| (五) 大革命时期(1926—1930):“人权的斗士” |
| (六) 抗战前夕(1931——1937):“战乱阴影下的北大文学院长” |
| (七) 抗战期间(1937——1946):“驻美大使” |
| (八) 内战时期(1946—1948):“北大校长” |
| (九) 落日余晖( 1949—1962):“坚持为自由而战的老斗士” |
| 二、背景:从民族危机到文化自觉 |
| (一) 辛亥革命后的文化反思思潮 |
| (二) 新民派先驱者的思想渗透 |
| (三) 留美求学后认识深化 |
| 三、溯源:从中国传统到西方文化 |
| (一) 隐性的暗合:传统文化的影响 |
| (二) 显性的自觉:西方文化的影响 |
| 四、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 上海求学(1904-1910):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发轫时期 |
| (二) 留美七年(1910-1917):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初步形成时期 |
| (三) 归国以后(1917—1962):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深化时期 |
| 第二章 国民性批判:从“国民批判”到“人的批判” |
| 一、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历程及相关概念分析 |
| (一)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历程 |
| (二) “现代国民”、“现代人”等概念分析 |
| 二、“无国民意识”:留美前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一) “立足救亡而兼顾启蒙”:20世纪前后国民性思想基本格调 |
| (二) “中国人总是一盘散沙”:留美前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三、“无个人意识”:留美及归国后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一) “超越贤妻良母”:对女子问题的批判 |
| (二) 人格应该高于贞操:对贞操文化的批判 |
| (三) “父母无恩”:对传统孝道的批判 |
| (四) “无后主义”:对家族个人主义的批判 |
| (五) 丧礼改革:对封建礼俗的批判 |
| (六) 对“时间观念淡薄、懒惰、知足”等劣根性的批判 |
| 第三章 国民性建构:从“现代国民”到“现代人” |
| 一、“现代国民”:留美前胡适国民性改造理想 |
| (一) “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0世纪前后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二) “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留美前胡适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二、“现代人”:留美及归国后胡适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一) “健全独立人格”:“个人有自由意志”与“个人当干系、负责任” |
| (二) 真假个人主义辨析 |
| 三、“健全独立人格”的具体表现 |
| (一)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须有独立批判的态度 |
| (二) “造就有意义的新生活”:须有自由冒险的精神 |
| (三) “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侣”:须有与社会协进的观念 |
| 第四章 国民性改造:从“单向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 |
| 一、“单向决定论”:留美前胡适“思想革新”式个人改造 |
| (一) 从新民派到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国民性改造路径 |
| (二) “人的改造”:留美前胡适国民性改造路径 |
| 二、“双向互动论”:留美及归国后“制度与人”双向互动式改造 |
| (一) 人的改造:教育与文学 |
| (二) 制度改造:民主制度 |
| 三、新文化运动后期对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批判 |
| (一) 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批判 |
| (二) 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批判 |
| 四、留美前后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转变之原因 |
| (一) 社会价值的近代转换 |
| (二) 所处时代的主要矛盾不同 |
| (三) 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 |
| (四) 留美前后胡适受教育经历不同 |
| 第五章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贡献、局限及教育启示 |
| 一、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贡献 |
| (一) 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 |
| (二) 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 |
| 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限度 |
| (一) 外在: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 |
| (二) 内在:中国自由主义内在问题 |
| 三、公民教育: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启示 |
| (一) 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 |
| (二) 培养合格公民:中国人现代化之集中体现 |
| (三) 公民性: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之主要特征 |
| (四) 公民教育: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之实践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尊重事实 服从真理（论文参考文献）
- [1]思想政治教育学视域内“价值观念”基本理论研究[D]. 刘梅敬. 吉林大学, 2021(01)
-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D]. 刘怡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4]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D]. 马百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5]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D]. 高静. 西南大学, 2020(05)
- [6]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D]. 魏鹤鸣. 山东大学, 2020(01)
- [7]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律观念研究[D]. 黄各. 山东大学, 2020(01)
- [8]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D]. 郑帅.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9]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10]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 雷月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