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医学生行为干预计划的基线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刘晗[1]（2020）在《武汉市某小学9-12岁流动儿童营养教育干预效果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对武汉市某小学三-六年级9-12岁流动儿童及其看护人的营养教育干预,提高其营养知识水平,建立正确的营养健康观念,形成良好的膳食行为,为改善流动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17年3月对武汉市流动儿童比例较高的某小学3-6年级全体学生及其看护人进行基线调查,内容包括儿童的体格检查和膳食调查（24小时膳食回顾法）,儿童和看护人的营养KAP（知识、态度、行为）调查,然后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抽取干预组和对照组各8个班级,对干预组儿童和看护人进行营养教育干预。对儿童的干预主要包括营养教育课程和知识讲座,对看护人的干预主要通过班主任发放营养宣教资料,在班级群推送营养知识和组织看护人进行知识讲座,干预期为两个月。干预结束后进行数据收集,包括儿童膳食调查,儿童和看护人的营养KAP问卷调查。使用Epidata3.0和Excel表格建立数据库,SPSS25.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抽取其中流动儿童及其看护人的数据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比较干预前后及干预组和对照组之间流动儿童膳食摄入的差异,以及流动儿童和看护人营养KAP状况之间的差异。结果:本研究共调查干预组流动儿童218人,看护人196人;对照组流动儿童222人,看护人181人,干预组与对照组儿童和看护人在干预前社会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流动儿童营养KAP部分,干预后干预组知识得分均值为8.69±1.67,高于干预前8.05±1.67（P<0.001）及干预后对照组7.84±1.96（P<0.001）;干预后干预组儿童愿意获取营养知识的比例为91.3%,高于干预前83.5%（P=0.002）,且高于干预后对照组84.1%（P=0.004）;儿童偏食状况方面,干预后干预组儿童偏食比例（47.7%）低于干预前（59.2%,P<0.001）,且低于干预后对照组（59.9%,P<0.001）。（2）看护人营养KAP部分,干预后干预组看护人营养知识总分均值为19.73±5.64,高于干预前18.52±5.72（P<0.001）,且高于干预后对照组19.04±5.59（P<0.001）。（3）儿童膳食摄入方面,干预后干预组流动儿童能量、三大宏量营养素、钙、维生素A、维生素C摄入量均高于干预前干预组及干预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膳食结构方面,干预后干预组在谷薯及杂豆类、蔬菜类、畜禽肉类、蛋类、大豆及奶制品类食物摄入量高于干预前干预组及干预后对照组（P<0.001）。（4）干预效果影响因素分析:对干预组不同特征的流动儿童及看护人营养干预效果分析显示,年龄和性别是影响流动儿童营养知识干预效果的主要因素,而看护人身份、年龄、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均是影响看护人营养知识干预效果的主要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儿童年龄、性别对其营养总得分干预效果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营养教育干预对流动儿童及其看护人的营养知识的提高较为明显,营养相关态度和行为有所改善,但是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营养素摄入状况方面,能量、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达标率干预后明显提高,但部分微量营养素摄入严重不足的现象依然存在。干预后大部分膳食类型的食物达标率也有所提升。营养状况改善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本研究中的短期营养教育干预效果有限,但对儿童营养KAP及膳食状况仍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蔡伟杰[2]（2020）在《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状况评估》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作为影响个人健康的一个主要因素,与形成健康有关的习惯密切相关。饮食营养不均衡、经常熬夜、作息时间不规律等,使得大学生生活方式存在健康问题,大学生的整体健康促进行为处于中等及中低水平状态。医学生作为未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核心工作者,健康促进的开拓者,拥有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不但有利于维护自身健康,也有助于他们引领病人形成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最终达到人人健康。本研究拟以中国医科大学2015年入学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跟踪观察3年,分析其随着医学知识的不断提升以及课业压力的增加,双重相反因素作用结果下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动态变化,探讨伴随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变化的诸多影响因素情况,明确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对2018年度在校的大学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共4个年级的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与队列研究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以期获得更有力的证据。最终,掌握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情况,获知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为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预测及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2016、2017、2018三年中国医科大学一年级至四年级在校学生进行调查。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调查过程全程监督,调查问卷使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和一般情况调查问卷。以中国医科大学2015年入学的1166名医学生为前瞻性队列研究的调查对象,从2016年到2018年连续观察随访3年。以中国医科大学2018年度7020名在校大学生为横断面调查的调查对象。2016年共发放问卷4800份,回收得到问卷4452份,回收率92.75%,排除问卷未完整填写者和填写不合格者共137份,最后得到有效问卷共4315份,整体有效率为89.90%。2017年共发放问卷6105份,回收率96.02%,整体有效率为90.04%。2018调查共发放问卷7500份,回收率95.08%,整体有效率为98.44%。使用EpiData 3.1、SPSS 26.0和Mplus7.4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和分析。2018年度在校大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横断面分析: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通过t检验或方差分析对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以及各维度得分进行差异性检验,采用LSD-t检验进行两两比较。影响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多因素分析,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对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分以及各维度的得分进行分析,建立回归方程。以相关分析了解医学生睡眠质量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以及各维度得分的相关关系。对2015级连续三年的数据进行队列研究,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了解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变化轨迹,个体间发展趋势差异,纳入影响因素,建立条件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结果:（1）医学生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均分为143.12±5.25,单项均分为2.75±0.49;分量表得分排序,人际关系得分最高,其余依次为精神成长、营养、健康责任、压力管理、体育运动得分最低。（2）横断面调查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级（F=11.623,P<0.001）、专业学制（t=-2.752,P=0.006）、专业（F=4.203,P<0.001）、父亲受教育程度（F=17.912,P<0.001）、母亲受教育程度（F=26.098,P<0.001）、生活费（F=14.696,P=0.012）、早餐（F=175.554,P=0.004）、夜晚过晚进食（t=25.663,P=0.01）、焦虑倾向（F=136.642,P=0.004）、忧郁倾向（F=133.607,P=0.004）、生活乐观（F=435.602,P=0.004）、控制力（F=125.823,P=0.004）的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横断面调查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睡眠质量各维度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分及各维度呈显着负相关（r=-0.025--0.257,P<0.001）。（4）横断面调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睡眠质量的2个维度、生活乐观、早餐情况、控制力、母亲文化程度、焦虑倾向、生活费、年级、夜晚过晚进食进入了多元回归方程,共解释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变异量的28.1%。（5）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时间点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队列研究无条件LGC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时间参数自由估计型无条件LGCM后一个时间点的因子载荷估计为0.797;模型拟合数据结果（χ2=0.000,df=0,P<0.001,CFI=1.000,TLI=1.000,RMSEA=0.000,SRMR=0.000,AIC=31707.103,BIC=31752.655）;截距和斜率之间的相关系数（r=0.413,P>0.05）,医学生的初始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为140.043,（P<0.001）,从2016年到2018年,医学生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变化速度（斜率=3.448,P<0.001）;截距和斜率的方差分别为212.891（P<0.05）与33.914（P>0.05）。（7）队列研究条件LGC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纳入截距方程的变量包括,性别（B=3.526,P<0.05）、早餐频率（B=4.421,P<0.01）、焦虑倾向（B=-2.543,P<0.05）、忧郁倾向（B=-4.850,P<0.001）、控制力（B=-3.109,P<0.01）;主观睡眠质量对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2016年预测系数B=-2.697,P<0.01,2017年预测系数B=-5.080,P<0.01,2018年预测系数B=-3.134,P<0.01,催眠药物使用情况对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2018年预测系数B=-5.115,P<0.05,日间功能障碍对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2017年预测系数B=-2.487,P<0.05。结论:医学生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处于中高等水平;性别、年级、生活费、母亲文化程度、早餐频率、夜晚过晚进食是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焦虑倾向、忧郁倾向、控制力是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危险因素,生活乐观是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保护因素;医学生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变化轨迹为时间参数自由估计曲线,医学生的初始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有差异,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速度不同,变化的速度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初始水平无关,医学生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存在个体间差异;医学生睡眠质量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分及各维度呈显着负相关关系;睡眠质量差的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低,睡眠质量对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随时间变化有所不同。
钱门宝[3]（2019）在《华支睾吸虫病传播行为的成因机制及干预策略研究》文中认为目的:围绕我国重点流行区华支睾吸虫病传播行为的成因机制及干预对策这一科学问题,开展传播强度、传播行为成因机制及其干预对策等方面的研究,为控制我国华支睾吸虫病的传播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方法:本研究包括3部分7章。第一部分:收集我国2015-2017年华支睾吸虫病流行病学数据,计算以乡镇为单位、分性别和年龄组的检查人数和感染人数;将与华支睾吸虫病流行相关、且可从公开渠道获取高分辨数据的因素作为协变量。基于已有点数据,构建包括协变量信息的贝叶斯地理统计模型,纳入空间随机效应,计算全国和分省的感染率和感染人数中位数（median）以及95%贝叶斯可信区间（95%Bayesiancredible intervals,95%BCI）。第二部分第一章:从4个重点流行省份（广西、广东、黑龙江和吉林）选取17个县,每县抽取约1000人,开展华支睾吸虫感染状况和生食淡水鱼行为调查。分析群体水平（县、性别和年龄组）生食淡水鱼者比例和华支睾吸虫感染率的线性关系并计算决定系数（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R2）;计算个体水平生食淡水鱼感染华支睾吸虫的相对危险度（relativerisk,RR）及其95%置信区间（95%confidential intervals,95%CI）,同时分析归因危险度百分比（attributableriskpercent,ARP）和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population attributable risk per cent,PARP）。第二部分第二章:在 17个县分别抽取1所高级中学的6个班级、5所初级中学的15个班级和5所小学的15个班级,收集学生的华支睾吸虫病防治知识、生食淡水鱼行为和将来能否做到不生食淡水鱼的信念及其父母生食淡水鱼行为的信息。将学生分为四组,即0组（父母均不生食）、1组（仅父亲生食）、2组（仅母亲生食）和3组（父母均生食）。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各变量随年龄的变化趋势。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行为和信念的影响因素,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采用二项分布和β-二项分布探测生食淡水鱼行为的家庭聚集性。β-二项分布中采用聚集系数（clustering coefficient,θ）反映聚集程度。采用线性方程分析θ随学生年龄的变化趋势;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各年龄段不同性别学生的θ差异。分析父亲和母亲生食淡水鱼行为的相互影响。第二部分第三章:基于第二章数据,通过机器学习,基于信息增益率来选择属性,构建学生信念的决策树模型,探究学生的基本特征、华支睾吸虫病防治知识和生食淡水鱼行为、父母生食淡水鱼行为对学生未来行为的驱动机制。第三部分第一章:通过专家头脑风暴法和德尔菲法,构建蠕虫病健康教育产品评价体系。在全国征集蠕虫病健康教育产品,通过构建的评价体系对其质量进行评定,分析征集产品和获奖产品的特征。第三部分第二章:研发华支睾吸虫病传播行为干预动画产品——《肝吸虫变形记》。基于第二部分和文献回顾提取华支睾吸虫病防治关键信息点。借鉴其他蠕虫病优秀健康教育产品特征,参照建立的蠕虫病健康教育产品评价体系,设计包含关键信息点的脚本,制作动画产品。第三部分第三章:设置平行对照的、前后比较的干预试验,在华支睾吸虫病重点流行区选取2所小学作为干预组和对照组,通过基线和效果评估调查,验证以学龄儿童为核心的华支睾吸虫病传播行为干预策略的效果。干预措施基于《肝吸虫变形记》,辅以发放折页、竖立展板和开展手抄报以及作文竞赛。评价指标包括知识、行为和信念。结果:第一部分:2015年我国华支睾吸虫病感染率中位数为0.84%（95%BCI:0.63%-1.14%）,全国估计感染人数中位数为1082.26万（95%BCI:804.32万-1471.01万）。重点流行地区集中在华南和东北两块区域。感染率最高的省份为广西（9.85%,95%BCI:6.43%-16.15%）,其次为广东（4.59%,95%BCI:3.19%-7.14%）、黑龙江（1.73%,95%BCI:1.28%-2.62%）和吉林（0.72%,95%BCI:0.57%-1.05%）。感染人数最高的省份为广东（492.49万）,其次为广西（406.19万）、黑龙江（65.81万）和吉林（20.01万）。第二部分第一章:纳入16个县共16230名调查对象进行分析。生食淡水鱼者比例为26.46%（4295人）,华支睾吸虫感染率为10.76%（1747人）。各县生食淡水鱼者比例和华支睾吸虫感染率呈线性关系（R2= 0.44,P<0.01）。男性各年龄组生食淡水鱼者比例和感染率呈线性关系（R2= 0.96,P<0.01）;女性各年龄组也呈线性关系（R2= 0.99,P<0.001）。与未生食淡水鱼者相比,生食淡水鱼者感染华支睾吸虫的RR为12.93（95%CI:11.36-14.72）。ARP为92.27%,PARP为75.95%。第二部分第二章:纳入15个县、年龄在9-18岁的23222名学生。其中,0组、1组、2组和3组学生的构成比分别为68.59%、17.20%、1.32%和12.88%。男生生食淡水鱼的比例高于女生,分别是19.77%和12.30%（χ2=241.15,P<0.001）。从9-18岁,女生和男生生食淡水鱼的比例分别增加了115.40%和145.86%,年增长率分别为8.90%和10.51%。与0组相比,1组、2组和3组生食淡水鱼的调整OR分别为10.50（95%CI:9.40-11.72）、33.58（95%CI:26.29-42.90）和47.10（95%CI:42.02-52.81）。男生表示将来能做到不生食淡水鱼的比例是77.61%,女生是86.18%（χ2= 287.64,P<0.001）。从9-18岁,女生和男生表示将来能做到不生食淡水鱼的比例分别下降了7.03%和15.75%,年下降率分别为0.81%和1.89%。与0组相比,1组、2组和3组将来能做到不生食淡水鱼的调整OR分别为0.78（95%CI:0.71-0.86）、0.67（95%CI:0.52-0.88）和0.69（95%CI:0.62-0.78）。生食淡水鱼行为在家庭内不符合二项分布（χ2=19553.23,P<0.001）,符合β-二项分布（χ2= 0.76,P>0.05）,θ为0.87。随学生年龄增长,ж增大,R2为0.82（P<0.001）。有男孩的家庭其ж高于有女孩的家庭（t=-4.09,P<0.01）。在父亲生食淡水鱼的情况下,母亲生食淡水鱼的RR为22.64（95%CI:20.03-25.59）。ARP为95.58%,PARP为86.69%。在母亲生食淡水鱼的情况下,父亲生食淡水鱼的RR为4.52（95%CI:4.00-5.11）。ARP为77.89%,PARP为33.35%。第二部分第三章.:在决策树模型中,学生未曾生食淡水鱼、女生、年龄（≤13岁）、知晓致癌性、母亲不生食淡水鱼、知晓传播途径、知晓并发症和年龄（≤16岁）时,决策树叶节点为能,即学生能做到将来不生食淡水鱼。防治知识在决策树树状结构的节点位置低,且知晓知识的分支在同级分支中占比低。第三部分第一章:从53家机构收集到96组蠕虫病健康教育产品。96组产品中,67组针对单一蠕虫病,其中只有5组针对华支睾吸虫病,目标对象均为普通人群。34组产品获奖,但针对华支睾吸虫病的产品均未获奖。第三部分第二章:提炼了华支睾吸虫病10个防治关键信息点,将其融入了一部适宜学龄儿童的华支睾吸虫病防治动画片——《肝吸虫变形记》。第三部分第三章:干预组基线调查和评估调查时,传播途径、早期症状、并发症和致癌性知晓率分别为15.14%和92.43%（P<0.001）、6.77%和43.43%（P<0.001）、4.78%和94.82%（P<0.001）、4.78%和57.77%（P<0.001）。对照组分别为9.15%和56.86%（P<0.001）、0.65%和33.33%（P<0.001）、2.61%和42.48%（P<0.001）、2.61%和20.92%（P<0.001）。干预组知识增长高于对照组。干预组251人,基线调查时16人过去1年曾生食淡水鱼;评估调查时,这16人过去6个月均未生食淡水鱼。对照组153人,基线调查时35人过去1年生食过淡水鱼;评估调查时,其中20人过去6个月未生食淡水鱼。干预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P<0.01）。干预组基线调查235人过去1年未生食淡水鱼;评估调查时,其中1人过去6个月生食淡水鱼,比例为0.43%（1/235）。对照组基线调查时118人过去1年未生食淡水鱼;评估调查时,其中6人过去6个月生食淡水鱼,比例为5.08%（6/118）。干预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P<0.01）。在信念方面,干预组基线调查回答“能”、“不能”和“不确定”的构成比分别为71.31%、17.13%和11.55%,评估调查时分别为97.21%、1.99%和0.80%（W=60.80,P<0.01）。对照组基线调查时的构成比分别为79.74%、4.58%和15.69%,评估调查时的构成比分别为83.01%、2.61%和14.38%（W=2.73,P>0.05）。结论:本研究阐明了我国华支睾吸虫病的传播强度和特征,重点地区集中在华南和东北4个省份;揭示了华支睾吸虫病传播行为的“家庭同化”现象,提出了新的干预理论;验证了以儿童为核心的华支睾吸虫病传播行为干预策略适用有效,探索了华支睾吸虫病防控新思路。
李苗苗[4]（2019）在《格林模式促进护生应对医务场所暴力的效果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本研究旨在运用格林模式健康教育模式（PRECEDE-PROCEED）对护生进行医院场所暴力防护教育并评价该模式的教育效果。通过构建《护生实习期间遭遇医院场所暴力事件现状及防护能力水平、教育现状及需求》问卷,系统地调研护生在临床实习期间遭遇暴力事件的现状及防护能力。基于格林模式针对所存在的薄弱环节制定健康教育计划,并在实施后评价干预效果。方法:（1）运用德尔菲函询法构建问卷。遴选15位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两轮函询,测量问卷的信效度。（2）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进行基线调查。随机抽样选择南昌某三甲医院的实习中期实习护生60人,采用自制问卷对其进行调查。描述护生遭遇医院场所暴力事件现状;分析护士对暴力事件防护的知识、态度和行为水平;了解相关防护教育现状和教育需求。（3）使用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方法进行干预研究,对干预组护生进行一个月的集中授课教育,并在后续定期回访,持续提供指导。对照组护生仅发放书面材料供自行学习。在护生完成实习时再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比较两组护生的得分情况是否存在差异,并评价干预效果。结果:（1）本次调查研究发现有23.33%的护生在实习期间遭遇过医院场所暴力事件,暴力事件均为语言攻击,其中16.67%为辱骂,6.67%为威胁;暴力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为病房,占72.73%;主要施暴者为患者及患者家属,各占45.45%;对护生造成的影响主要为工作热情下降（45.45%）、产生离职想法（9.09%）、焦虑忧郁或气愤（9.09%）;护生的主要应对方式为忍让回避（33.33%）、耐心解释（33.33%）、没有理睬（16.67%）、先讲理后反击（5.56%）、求助同事（5.56%）;上报率仅为18.18%。（2）干预前,对照组护生医院场所暴力事件防护问卷得分情况分别为:防护知识问卷26.13±2.17、防护态度问卷33.57±2.27、防护行为问卷25.53±3.05;干预组护生防护知识问卷26.27±2.02、防护态度问卷32.87±2.16、防护行为问卷25.87±2.50;护生教育需求情况,85%护生未学习过专门课程、88.3%护生未参加过相关培训、98.3%护生愿意参加此类培训。（3）干预后,对照组护生医院场所暴力事件防护问卷得分情况分别为:防护知识问卷26.20±2.39、防护态度问卷34.57±1.91、防护行为问卷26.40±2.78;干预组护生防护知识问卷28.20±1.40、防护态度问卷34.53±2.56、防护行为问卷27.39±21.8,干预组护生防护知识得分高于对照组（p<0.01）;干预组护生防护行为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防护态度两组护生无显着差异。结论:1.护生应对医院场所暴力事件的知识缺乏程度较为严重,防护行为较差;但护生普遍防护意识较强,态度积极。2.运用格林健康教育模式对护生进行干预教育可以提高护生对医院场所暴力事件防护的知识水平、强化护生防护行为。3.干预组护生在医院场所暴力发生后应对方式更加多样、上报率更高,应对能力明显增强。
章宝丹[5]（2019）在《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相关行为干预效果评估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一、研究目的基于基线调查分析结果和健康信念理论构建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管理路径,并按照PDCA循环法对某高校医学院学生进行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的干预研究。分析干预措施对医学院校学生听力相关知识、听力健康信念和听力损失不良行为的影响。并提出有效预防和控制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不良行为形成和发展的对策,为高校开展基层卫生服务提供新思路。二、研究方法1.干预方法:本研究于2017年11月2018年9月,采用PDCA循环法开展干预研究。基于基线调查分析结果和健康信念理论构建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管理路径。对干预组开展线上与线下活动,即“医耳EAR”微信公众平台信息推送、分发护耳知识宣传单、教练护耳操、举办“安全用耳,保护听力”竞赛、微信群讨论、开展征文比赛、教师及班委提醒、一对一提供听力损失相关行为建议和登记听力损失相关行为记录卡。对对照组不实施任何干预措施。分别间隔3个月,对干预前、干预后、维持情况下的两组人群进行3次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含基本情况、听力相关认知、听力健康信念和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情况4部分。2.数理统计:采用Epidata 3.1与SPSS21.0进行数据录入与分析。通过配对卡方检验、配对样本Wilcoxon符号秩检验、卡方检验、两独立样本Wilcoxon秩和检验、配对t检验、两独立样本t检验、t’检验及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分析医学院校学生听力相关知识、听力健康信念、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的干预效果。三、研究结果1.实际参与三次调查共830人,其中干预组419人,对照组411人。2.在医学院校学生听力相关知识的干预效果方面,听力相关知识干预措施对听力损失的影响因素中的脑膜炎、麻疹和流行性腮腺炎、吸烟、睡眠少、压力大、水果和蔬菜摄入少,噪声危害人体系统的视觉系统,听力下降的初期表现的眩晕、注意力不集中,预防听力下降的方法的戒烟、保持愉悦的心态、适量饮酒知识点有更好效果。此外,吸烟、睡眠少、水果和蔬菜摄入少、注意力不集中、适量饮酒这5个知识点的干预效果持久性更佳。3.在医学院校学生听力健康信念的干预效果方面,干预措施对感知到听力损失的易感性得分、严重性得分、感知到改变不良听力损失行为的障碍得分、自我效能得分有更好效果。4.在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不良行为的干预效果方面,耳机每日使用频率变化值的模型的自变量为有无实施干预措施（β=0.341,P<0.001）。耳机平均每次使用时长变化值的模型的自变量为干预前听力下降的初期表现的认知（β=0.041,P=0.013）、干预前自我效能得分（β=0.013,P=0.035）、有无实施干预措施（β=0.117,P=0.048）。耳机使用最大音量变化值的模型的自变量为有无实施干预措施（β=0.145,P=0.001）。平均每天戴耳机玩游戏时长变化值的模型的自变量为有无实施干预措施（β=0.102,P=0.023）、干预前听力下降的初期表现的认知（β=0.030,P=0.025）。手机通话方式变化值的模型的自变量为有无实施干预措施（β=0.146,P=0.043）。在嘈杂环境提高耳机音量概率变化值的模型的自变量为干预前障碍得分（β=0.015,P=0.023）。是否戴耳机听音乐/广播入睡变化值的模型的自变量为有无实施干预措施（β=0.225,P<0.001）。睡觉时间变化值模型的自变量为干预前自我效能得分（β=0.008,P=0.002）。每天平均摄入水果和蔬菜量变化值的模型的自变量为有无实施干预措施（β=0.126,P=0.001）。5.有342人（81.6%）表示对整个听力健康干预过程很满意或比较满意;有337人（80.4%）表示在听力健康干预中很获益或比较获益。6.基于健康信念理论构建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管理路径,并按照PDCA循环法开展,具有可操作性。四、研究结论基于健康信念理论建立的干预方案能提高医学院校学生的听力相关知识知晓率、提升听力健康信念得分、降低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率;基于健康信念理论构建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管理路径,并按照PDCA循环法实施干预方案能对高校开展基层卫生服务提供新思路。建议进一步完善干预方案,委托专门组织来承办听力干预活动,并形成常规化活动;发挥校医务室医务人员的听力健康教育作用,家校联动,提供社会支持,促使学生改变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
王晓敏[6]（2018）在《大学生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行为调查及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抗生素过度使用和不合理使用导致的细菌对抗生素广泛耐药已经成为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医疗机构和医生的不良经济激励、缺乏抗生素合理使用专业知识等原因,成为我国医用抗生素的过度使用的重要原因。我国卫生行政部门也出台了 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来规范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抗生素处方。然而国内外学者发现,除了医疗机构和医生等供方的原因外,大众也存在诸多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行为,比如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主动索要抗生素、自我治疗时使用抗生素、自我使用抗生素预防疾病、无处方购买抗生素、在家中储备抗生素等。尽管供方是我国医用抗生素过度使用的重要角色,但需方的不合理使用行为同样重要,尤其在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整顿供方抗生素过度使用而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对需方抗生素使用行为的研究、教育和管制显得尤为重要。目前许多国家开展了面向大众的抗生素合理使用干预行动（campaign）,从而提高了大众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改善了抗生素不合理使用行为。尽管我国已针对供方实施了连续的政策干预,但是目前尚无针对大众进行抗生素合理使用的干预行动研究。研究目的第一,通过横断面研究了解大学生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不合理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与使用行为以及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在大学生患自限性疾病的情景下,供方（医疗机构和医生）和需方（大学生）对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贡献。第二,以横断面研究结论为依据,以众创（crowdsourcing）、公众参与（publicengagement）和新媒体为主要干预要素,设计针对大学生抗生素合理使用的干预行动,尝试改善大学生的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和行为。研究方法1.横断面研究采用立意抽样在全国六大地理分区各选取1省份,在每个省份中随机选择1所综合性大学,以调查当日上课班级为单位,随机抽取若干个班级对所有上课同学进行调查,直到每个学校的样本量达到1800人以上,最终共抽取大学生调查对象11192人。采用电子问卷的方式调查大学生的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细菌耐药性意识、一般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以及抗生素药品识别知识）、抗生素使用行为（医院就诊抗生素使用率、患者就医主动索要抗生素、患者自我治疗使用抗生素、自我使用抗生素预防疾病、家中储备抗生素以及药店无处方购买抗生素行为）。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t检验、卡方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2.干预行动研究本次干预行动以大学生为对象,在全国每个省份选择1-3所综合性大学,最终选取全国50所高校,共计约150万名大学生。干预时间为2016年4月1日至10月30日,为期7个月。干预行动的理论框架由众创、新媒体和公众参与三个主要元素构成。众创是通过大众的智慧来征集创意,被美国国立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NIH）列为医疗卫生方面获取新思路的有效途径。整个干预行动以大学生众创抗生素合理使用健康教育作品为主线,包括征集作品、创作作品、专家评审、网络投票、决赛评选五个环节。在通过众创方式征集抗生素合理使用作品的同时,以健康传播学为指导,创造面向大学生和公众的健康教育场景和机会,传播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实施抗生素合理使用健康教育。公众参与贯穿于整个众创过程的各个环节,以吸引大学生参与并扩大干预行动的覆盖面。新媒体是整个众创过程的主要传播渠道。本研究采用了干预行动类型的研究设计,是一种基于真实环境而非试验环境的干预,因此干预效果不能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的CONSORT进行报告。借鉴国际上常用的干预行动评估方法,本研究采用Glasgow提出的RE-AIM（Reach,Effectiveness,Adoption,Implementation,Maintenance;覆盖率、效果、采纳、实施、持续性）模型进行报告。该模型是近年国际上公认的用于测量真实环境下公共卫生干预效果的模型。本次评估参考了美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在评估大型政策或干预效果时所采用的干预前后实施两次横断面调查的方式。干预前后评估的样本抽取相同的群（大学）,每个群内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大学生样本。抽样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选取样本群（大学）:采用立意抽样在全国六大地理分区各选取1个省。在每个抽样的省份中随机选取1所参与干预行动的综合性大学,如果该综合性大学没有医学院,则同时再抽取一所参与干预行动的医学院校。第二阶段选取大学生样本:采用随机整群抽样,以当日上课班级为单位,随机抽取若干个上课班级,对上课的所有同学进行调查,直到每个学校的样本量达到1200人以上。考虑到医学生参与干预行动的比例较高,抽取样本量时确保医学生占比为25.0%左右。基线调查和干预后调查采用相同的抽样方法。本次干预行动研究已在世界卫生组织临床注册中心注册,编号为:ChiCTR-IOh-16009480。干预行动分为直接参与与间接沾染,研究分析基线与干预后大样本的前后变化,分析干预行动参与组与未参与组之间差异。干预前后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15333份,其中干预前问卷7865份,干预后问卷7468份。将干预后调查的大学生按照是否参与干预行动（即抗生素合理使用众创比赛）,分为参与组（855人）和未参与组（6613人）。干预行动评估分别比较了基线样本（7865人）和干预后样本（7468人）、干预后样本中的参与组（855人）与未参与组（6613人）、干预后参与组（855人）与基线样本（7865人）。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在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后,评估干预后大学生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细菌耐药性意识、一般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和抗生素药品识别知识）和自我治疗时使用抗生素行为的变化。此外,尽管本研究干预前后评估样本选取了相同的高校,但群（高校）内干预前后并没有抽取相同的大学生个体,即评估数据是非面板数据（paneldata）。为了验证评估方法的可靠性,本研究从数据库中筛选出同时参与过基线调查和干预后调查的495名大学生（面板数据）,按照是否被干预行动覆盖分为干预组（184人）和对照组（311人）,单独进行分析以佐证两次横断面调查评估的可靠性。研究结果横断面调查结果发现:1)大学生对抗生素滥用所导致细菌耐药性以及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的意识较高;但其一般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比如37.8%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抗生素对治疗病毒感染有效”,41.0%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患流感时,使用抗生素会好得更快”。）以及对抗生素药品的识别能力较差（仅有45.2%的大学生可以识别出喹诺酮类抗生素,仅有25.6%的大学生可以识别出磺胺类抗生素）。2)大学生抗生素不合理使用行为发生率高,其中过去一个月自我治疗使用抗生素比例高达29.6%;就诊时抗生素使用率高达65.7%,其中主动向医生索要抗生素比例为22.7%,症状好转后立即停用抗生素60.5%;过去一年自行服用抗生素预防感冒等疾病23.0%;在宿舍/家中储备抗生素63.1%。3)大学生细菌耐药性意识对抗生素不合理使用行为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一般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水平越高其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可能性越低（p<0.001）;抗生素药品的识别对于一般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与抗生素不合理使用行为的相关具有调节作用（p<0.01）,即抗生素药品识别能力强、一般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高,发生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行为越少;但是抗生素药品识别能力强、一般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低,发生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行为反而越多。4)宿舍/家中储备抗生素行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宿舍/家中储备抗生素与自我治疗使用抗生素（aOR=5.01,95%CI3.53,7.10,p<0.001）、使用抗生素预防疾病（aOR=2.60,95%CI2.34,2.90,p<0.001）等不合理使用抗生素行为成正相关。5)在大学生患自限性疾病的情况下,需方（大学生）对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贡献率远大于供方（医疗机构/医生）。大学生干预行动评估结果:1)覆盖（Reach）:干预行动在每个省推广1-3所综合性大学,设计覆盖全国50所高校,实际干预行动共有全国71所高校参与,356个团队或个人参赛,干预行动在学校层面的覆盖溢出效应为42.0%。在网络投票阶段,共有50000多名大学生参与。决赛被国内主要媒体报道或转载（包括中国新闻网、青年时报、新华社、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新浪、网易、搜狐等）。在干预后调查选取的7468名大学生中,有855人（11.4%）自我报告至少参与过一个比赛环节。根据覆盖率估算,本次干预行动覆盖了大约16.9万名大学生。其中,女性（aOR=1.21,95%CI1.04,1.41,p<0.05）、年长（aOR=1.24,95%CI1.18,1.29,p<0.001）、医学生（aOR=3.04,95%CI 2.61,3.55,p<0.001）更可能被干预行动覆盖。2)效果（Effectiveness）:通过对干预后参与组与基线组大学生的比较发现,干预后参与组大学生的细菌耐药性意识得分（aOR=1.47,95%CI 1.25,1.72,p<0.001）比基线组更高;干预后参与组大学生的一般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得分（aOR=1.88,95%CI 1.58,2.23,p<0.001）比基线组更高;干预后参与组大学生的药品识别得分（aOR=1.63,95%CI 1.39,1.92,p<0.001）比基线组更高。干预后参与组的大学生在自我治疗时使用抗生素的可能性更低,仅为基线组大学生的1/3（95%CI0.17,0.60,p<0.001）。3)采纳（Adoption）:本次干预行动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将大学生创作的健康教育作品用于2016年11月的“抗生素意识知晓周”。2017年9月英国大使馆也采纳了本次干预行动,用于英国大使馆开放日活动。同时,干预行动所产出的健康教育材料也免费提供给了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疾控中心以及大学等机构使用。4)实施（Implementation）:在个体层面,有11.4%的大学生参与到干预行动中,参与率略高于美国同类型干预行动。同时,根据干预后调查显示,半数以上主动参与干预行动的大学生在参与后也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影响（如有64.2%的参与者自我报告更多地“与别人探讨抗生素合理使用问题”,有67.7%的参与者“劝阻别人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在组织层面,干预的覆盖率位于8.1%到23.6%之间。其中浙江、吉林覆盖率最高均为23.6%,甘肃、湖北覆盖率最低分别为8.1%,8.8%。干预行动实施在每个省份情况不同,显示了干预实施时,各地推广志愿者的推广力度不同以及各地区媒体平台在信息传递与接收方面的差异。5)持续性（Maintenance）从评估测量指标来讲,本次干预后调查是在干预结束6个月之后开展的,从健康行为学的视角看,行为持续改变6个月以上是行为维持的标准。因此,本次评估自我治疗时使用抗生素行为的改变是持续性的指标。从整个干预行动的可持续性来讲,这种类型的干预行动获得资金资助比较容易。结论与政策建议大学生作为中国社会文明的引领者,有较高的细菌耐药性意识,但缺乏一般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以及抗生素药品知识。大学生中自我治疗使用抗生素、就医主动索要抗生素、使用抗生素预防疾病、宿舍/家中储备抗生素等不合理行为普遍。大学生细菌耐药性意识对抗生素不合理使用行为无影响,一般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水平与不合理使用抗生素行为负相关。抗生素药品的识别对于一般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与抗生素不合理使用行为的相关具有调节作用。宿舍/家中储备抗生素是自我治疗使用抗生素和使用抗生素预防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在大学生患自限性疾病的场景下,需方对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贡献率远大于供方。本研究以众创、新媒体和公众参与为干预措施,能有效提高大学生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水平并改善其不合理使用行为,这种干预模式具有覆盖面广、参与度深、效果明显的优势。政策建议:1)在自限性疾病场景下,需方对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贡献大于供方,今后我国的医用抗生素管制政策需加强对需方的教育和干预;2)大学生细菌耐药性意识较强,且对不合理使用行为无影响。因此,对大众进行健康教育仅仅宣传细菌耐药性的危害是不够,需要教育大众具体的合理使用抗生素知识以及抗生素药品的识别知识,包括如何区分抗生素和消炎药?哪些自限性疾病不需要使用抗生素?避免过度就医;3)家中储备抗生素是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重要危险因素,消除家中抗生素留存的来源,首先,加强对药店无处方销售的管制,减少药店无处方购买抗生素后的留存;其次,改革医院抗生素分发系统,由按“盒”发放改为按“颗”发放,以减少抗生素留存;最后,实施抗生素回收项目减少宿舍/家中抗生素储备。4)推广基于众创、新媒体、公众参与的干预模式,提高民众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改善其抗生素不合理使用行为。
罗新苗[7]（2018）在《利用自媒体对师范生和医学生进行食品安全认知和行为干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食品安全问题关系个人健康和社会和谐发展,历来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师范生和医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的重要部分,其食品安全认知和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健康,将来还会影响到更多的社会人群。已有的研究表明,高校学生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但其食品安全知识和行为仍存在不足,迫切需要探索有效的干预措施。近年来,自媒体发展迅速,其具有方便快捷、交互性强、话语权自由等特点,是高校学生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国内外已将自媒体应用于健康教育领域的研究,但将其应用于食品安全干预的研究较少。目的了解师范生和医学生通过自媒体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情况及其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KAP）现况;探索通过自媒体进行师范生和医学生食品安全干预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方法需求调查: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重庆市大学城师范类大学和医科类大学各一所,每所大学各抽取两个学院,每个学院的大一和大二年级学生全部作为调查对象,问卷调查共纳入2684名大学生,其中师范生有1250名,医学生有1434名,选取其中18名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干预研究:参与需求调查的大一年级学生全部作为基线调查对象,共1271名参与者纳入分析,其中师范生619名,医学生652名。以学院为单位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通过微信公众号于每周一、周三、周五晚21:30发布系列食品安全科普文章作为干预材料,并通过QQ和微博转发,持续两个月;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分别在干预后即刻、3个月和6个月进行食品安全KAP效果评价问卷调查,三次效果评价分别纳入1051、936和839名调查对象。结果需求调查:97.7%的参与者最近一周使用自媒体超过1次。96.6%的参与者最近一周使用自媒体超过1小时。在工作日,33.2%的参与者每天使用自媒体的累计时间为2-4小时;在休息日,47.2%的参与者每天使用自媒体的累计时间>4小时。90.0%以上参与者最常使用的自媒体是QQ。70.0%以上参与者最常使用的自媒体是微信。53.7%的参与者近一个月来通过自媒体关注食品安全信息。67.9%的参与者愿意通过自媒体接受食品安全干预,其中师范生占49.0%,医学生占51.0%。48.2%的参与者愿意通过微信公众号接受食品安全信息,其中师范生占46.2%,医学生占53.8%。干预研究:在基线调查中,师范生中干预组和对照组的一般人口学特征仅在性别和平均每月生活费上有统计学差异（p<0.05）;医学生中干预组和对照组的一般人口学信息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师范生中干预组和对照组仅在食品安全行为得分等级上有统计学差异（p<0.05）;医学生中干预组和对照组在食品安全KAP得分等级上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食品安全知识方面,参与者在“冷冻食品应放入冰箱冷藏室解冻”的正确率为43.1%,29.2%的参与者知道预包装食品标签上保质期的含义,“牛奶中可以使用香料、香精”的正确率为21.2%,48.6%的参与者知道食源性疾病通常是具有传染性或毒性的。在食品安全态度方面,对农兽药残留、食品重金属污染和食品包装材料塑化剂迁移问题感到担忧的大学生均占70%以上。愿意提高自身食品安全知识和改变自己的不良饮食卫生习惯的大学生分别占89.4%和87.8%。师范生和医学生对于蔬菜农药残留、肉类兽药残留、食品重金属污染和改变自己的不良饮食卫生习惯的态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在食品安全行为方面,47.7%的参与者总是或经常按食品标签贮藏食品。仅36.0%的参与者购买到问题食品时总是或经常要求商家予以处理或向有关部门投诉。干预后即刻,师范生中干预组食品安全KAP高分组比例均高于对照组;医学生中对照组食品安全KAP高分组比例均高于干预组。师范生和医学生干预组和对照组在食品安全KAP得分等级上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3个月,总人群中干预组食品安全知识和态度高分组比例高于对照组,食品安全行为高分组比例低于对照组,干预组和对照组在食品安全KAP得分等级上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6个月,总人群中干预组食品安全KAP得分高分组比例均高于对照组,但干预组和对照组仅在食品安全知识得分等级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师范生和医学生关注并担忧食品安全问题,有提高自身食品安全知识和改变不良食品安全行为的意愿,但其食品安全知识和行为仍存在不足,迫切需要进行有效干预。师范生和医学生在某些食品安全认知和行为方面存在差异,需要探索对不同专业更有针对性和更有效的食品安全干预措施。此次通过自媒体对师范生和医学生进行食品安全认知和行为干预效果不显着,如何更好发挥自媒体在食品安全干预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薛丹[8]（2017）在《苏州市大学生营养KAP调查分析及干预效果》文中提出目的:通过调查苏州市大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Knowledge,Attitude and Practice,KAP）的现状,为有效开展营养教育和营养服务工作提供参考资料;对部分大学生采用不同营养教育方式进行干预,评价干预效果,为高校探索营养教育有效方式提供参考资料。方法:本次调查研究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苏州市大学生营养KAP基线调查,采用二阶抽样随机抽取苏州市5所高校25个班级共计895名大学生,以自制《苏州市大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问卷》（问卷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和总分区间为0-28分、7-35分、0-71分和7-134分）进行调查,了解苏州市大学生营养KAP现状。第二部分根据基线调查结果,在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抽取3个班级设置为对照组、综合干预组、课程干预组,进行为期一学年的营养教育,比较干预前后三个组在营养KAP方面的差异,评价干预效果。结果:基线调查:895名大学生营养知识得分为18.19±3.67分,营养态度得分为26.43±5.61分,营养行为得分为37.25±6.07分,总得分为81.87±10.38分,女生的营养知识、态度得分和总得分显着高于男生,营养专业学生的营养知识、态度得分和总得分显着高于非营养专业,本科生营养知识得分显着高于专科生,专科生营养态度得分显着高于本科生,城镇户口学生的营养知识得分显着高于农村户口学生,月饮食支出在500-1000元的大学生营养知识得分和总得分显着高于1000-1500元和1500-2000元的学生,不同年龄的大学生营养KAP得分均无显着差异,不同特征的大学生营养行为得分均无显着差异。干预研究:综合干预组干预前后营养知识、行为得分和总分从17.08±3.25分、38.83±6.27分和83.59±9.46分显着提高（P<0.05）为20.54±2.78分、44.25±3.70分和92.56±5.98分,营养态度无显着（P>0.05）变化;课程干预组干预前后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和总得分从17.68±3.20分、27.87±4.31分、38.87±5.89分和84.42±9.78分显着提高为24.40±2.84分、31.85±3.12分、42.28±4.57分和98.53±7.86分;干预后综合干预组和课程干预组相比对照组在营养知识、态度、行为、总得分方面均有显着提高,均值差分别为2.58和6.43分、2.54和6.63分、6.96和4.99分、12.08和18.05分,两个干预组相比,课程干预组营养知识、态度得分和总得分显着高于综合干预组,均值差为3.85、4.09和5.97分,综合干预组营养行为得分显着高于课程干预组,均值差为1.97分。结论:苏州市大学生营养知识贫乏,营养态度积极,营养行为水平较低。营养教育能显着提高苏州市大学生的营养KAP水平,课程干预对提高营养知识、端正营养态度效果更好,综合干预对提高营养行为水平效果更好。
程静[9]（2018）在《农村基层抗菌药物使用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干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从医疗服务利用方的视角,了解基层农村居民抗菌药物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现况,特别是自我医疗、与医生沟通等行为的特点,并探索抗菌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在问题诊断的基础上,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从态度、主观准则、感知行为控制等方面入手设计综合性干预方案,并进行试点实施与评价。方法:采取多阶段抽样方法选取参与本项目的村医及研究现场。共计12个村的村医及其服务的农村社区纳入本研究干预组。2015年7月22日至8月11日,在12个研究现场整群随机抽取2730人,收集基线资料,利用自编的结构化问卷,收集下列信息:1)居民抗菌药物相关的知识、态度和抗菌药物使用的相关行为;2)可能与抗菌药物使用相关的影响因素。问卷由经培训的调查员对农村社区居民进行面对面的访谈。依据基线调查提炼的结果,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为框架,设计并实施立体化、多维度的干预工具包。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在12个项目村实施干预方案,随访评估与同期12个对照组进行比较。评价方法采用多个维度的对比分析,包括通过对基线和随访调查干预组和对照组的观察比较两组村医诊疗实施环节的差异;干预组和对照组的离诊病人在抗菌药物相关知识等方面的变化;干预组和对照组村医在对疑似呼吸道感染和胃肠道感染的病人处理中抗菌药物处方率的差异;通过基线与干预后随访的入户调查数据对社区居民知识、态度、行为的改变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基线调查发现下列重要证据:（1）农村居民的抗菌药物相关知识非常缺乏。如91.6%的人认为抗菌药物可以控制或杀死病毒;认为一般情况下诸如普通感冒、嗓子疼、咳嗽或腹泻不需要抗菌药物治疗的人所占比例较低（15.8%-30%）。（2）医生对所谓的“病人期望”可能存在误解,事实上农村居民对医生的信赖度较高,14.3%的人曾经要求医生开某种药物;在应答人群中约72%（n=1848）的人报告可以接受医生不开药的行为。（3）存在自我医疗行为。例如近三分之一的人自报在出现疑似普通感冒、胃肠道感染或尿路感染时,会自行购买药物进行治疗。在清楚记得自行购药的药物名称或种类的调查对象中（n=624）,62.7%的人买过至少一种抗菌药物。约14.5%的人自报曾在生病时用过上一次生病吃剩下或亲戚朋友吃剩的药品。（4）单纯的知识提高并不一定带来期望的行为。基线调查中发现能说出抗菌药物名称的受访者更有可能让医生开某种药物（OR=1.41,95%CI:1.08,1.84）,自行购药（OR=2.11,95%CI:1.38,3.22）,和使用留存药（OR=1.88,95%CI:1.40,2.53）。针对上述调查发现,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框架,设计并实施的立体化、多维度的干预工具包,包括针对村医的参与式培训、提供在线辅助咨询系统、提供在线学习资源;针对社区居民的年历、挂历、海报等不同载体的信息传播;针对双方的张贴于诊室内的海报和医生承诺书等模块组成的干预方案。干预后评价结果显示,干预组村医在病因解释、咨询病症应对方法、咨询感染预防方法等利于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关键诊疗行为环节上,达标率均优于对照组。相应地,干预组村医的接诊病人在对症知识、疾病预防知识上的知晓率均高于对照组村医的接诊病人。对于疑似呼吸道感染,干预组村医的抗菌药物处方率由基线的87.1%下降至随访时点的64.3%（p<0.001）;对于疑似胃肠道感染,干预组的抗菌药物处方率由基线的94.7%下降至随访时点的52.4%（p<0.001）。干预前与干预后的入户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知识条目中,干预后随访的回答正确率均高于基线的正确率。但在行为方面的促进作用并非都是正向的,尽管干预后提高了对医生不开药行为的接受度（干预后73.3%vs.干预前50.8%;χ2=321.95,P<0.01）;但同时随访显示了更多的请医生开某种药物的行为（干预后27.2%vs.干预前14.3%;χ2=146.73,P<0.01）,和症状好转就停药的行为（干预后49.9%vs.干预前44.7%;χ2=15.77,P<0.01）。结论:本研究首次从社区层面较全面地了解了安徽省农村基层抗菌药物使用的现况、居民的行为特点以及抗菌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设计、实施并初步检验了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的多维度、综合性干预方案在推动抗菌药物合理使用中的部分有效性。但项目的长期效果和干预方案的可持续性难以观察和测量。且卫生项目的评价过程复杂且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应加强过程评价和利用电子信息进行评估,并将项目的有效经验纳入常规管理工作。
丁亮蕾[10]（2017）在《广州青年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模式效果评价》文中提出目的了解青年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的发生状况及影响因素,评价青年学生艾滋病不同健康教育干预模式的效果,为制定适宜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提供依据。方法1.从广州市选取2所大学和1所中职学校作为干预组,大学分别标记为甲、乙;选取1所大学和1所中职学校作为对照组。2.干预组学校的2015级学生为干预对象,干预组学校的2014级学生和对照组学校的2015级学生为参照对象。3.本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基线调查、干预研究、终末调查。（1）基线调查:2015年9-10月,在干预组学校的2015级、2014级学生以及对照组学校的2015级学生中,分别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对学院、专业进行分层,随机抽取若干班级,对整班学生进行基线问卷调查。（2）干预研究:2015年10月-2016年6月,在大学干预组甲、乙和中职干预组2015级学生中,分别采取专题讲座和同伴教育（模式1）、同伴教育（模式2）、专题讲座（模式3）三种模式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组学校的2014级学生以及对照组学校的2015级学生不采取干预措施。（3）终末调查:2016年9-10月,在干预组学校的2015级以及对照组学校的2015级学生中,分别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对学院、专业进行分层,随机抽取若干班级,对整班学生进行终末问卷调查。4.通过EpiData3.1软件进行双录入,经一致性检验、清洗后,剔除重复数据,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连续性变量资料使用t检验,分类变量资料使用x2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结果1.基本情况（1）基线调查基本信息:5所学校2015级学生基线调查共2790人,男女生分别为1315、1475人;年龄为17.49±1.55岁;以汉族为主（98.3%）;大学干预组甲、乙分别为574、622人,大学对照组为532人;中职干预组为585人,中职对照组为496人。3所干预学校2014级学生基线调查共1643人,男女生分别为878、765人;年龄为18.69±1.45岁;以汉族为主（97.1%）;大学干预组甲、乙分别为585、519人,中职干预组为539人。（2）终末调查基本信息:5所学校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共2700人,男女生分别为1212、1488人;年龄为18.55±1.55岁;以汉族为主（98.0%）;大学干预组甲、乙分别为559、541人,大学对照组为531人;中职干预组为511人,中职对照组为558人。2.艾滋病相关知识与干预效果（1）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与干预效果:5所学校基线调查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70.6%（3786/5365）。3所干预学校,干预后2015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提高16.3%（dr=89.6%-73.3%=16.3%）;2所对照学校,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相比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提高5.3%（dr=67.2%-61.9%=5.3%）;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大学干预组甲,2015级学生经过专题讲座和同伴教育模式（模式1）的干预,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8.0%vs.96.2%,P>0.05）;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艾滋病知识知晓率（98.0%）高于2014级学生基线调查艾滋病知识知晓率（9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大学干预组乙,2015级学生经过同伴教育模式（模式2）的干预,终末调查艾滋病知识知晓率（98.3%）高于2015级学生基线调查艾滋病知识知晓率（8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2014级学生基线调查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8.3%vs.96.9%,P>0.05）。大学对照组,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8.3%vs.90.6%,P>0.05）。中职干预组,2015级学生经过专题讲座模式（模式3）的干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提高36.0%（dr=68.3%-32.3%=36.0%）;中职对照组,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相比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提高16.1%（dr=47.1%-31.0%=16.1%）;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2）艾滋病知识平均得分与干预效果:3所干预学校,干预后2015级学生艾滋病知识平均得分提高1.65分（dk=13.62-11.97=1.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所对照学校,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艾滋病知识平均得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94 vs.10.74,P>0.05）。大学干预组甲,2015级学生经过专题讲座和同伴教育模式（模式1）的干预,艾滋病知识平均得分提高1.26分（dk=15.09-13.83=1.26）;大学干预组乙,2015级学生经过同伴教育模式（模式2）的干预,艾滋病知识平均得分提高0.84分（dk=14.98-14.14=0.84）;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大学对照组,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艾滋病知识平均得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90 vs.12.91,P>0.05）。中职干预组,2015级学生经过专题讲座模式（模式3）的干预,艾滋病知识平均得分提高2.88分（dk=10.58-7.70=2.88）;中职对照组,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相比艾滋病知识平均得分提高0.66分（dk=9.08-8.42=0.66）;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3.艾滋病相关态度与干预效果艾滋病态度平均得分与干预效果:3所干预学校,干预后2015级学生艾滋病态度平均得分提高1.40分（da=20.59-19.19=1.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所对照学校,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艾滋病态度平均得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8.08 vs.18.02,P>0.05）。大学干预组甲,2015级学生经过专题讲座和同伴教育模式（模式1）的干预,艾滋病态度平均得分提高1.06分（da=21.67-20.61=1.06）;大学干预组乙,2015级学生经过同伴教育模式（模式2）的干预,艾滋病态度平均得分提高1.10分（da=21.17-20.07=1.10）;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大学对照组,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艾滋病态度平均得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34 vs.19.36,P>0.05）。中职干预组,2015级学生经过专题讲座模式（模式3）的干预,艾滋病态度平均得分提高2.00分（da=18.78-16.78=2.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中职对照组,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艾滋病态度平均得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6.77 vs.16.71,P>0.05）。4.艾滋病相关行为与干预效果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与干预效果:5所学校基线调查学生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为3.8%（191/5069）。3所干预学校,干预后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6%vs.3.4%,P>0.05）;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2.6%）低于2014级学生基线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所对照学校,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vs.2.5%,P>0.05）。大学干预组甲,2015级学生经过专题讲座和同伴教育模式（模式1）的干预,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6%vs.2.1%,P>0.05）;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1.6%）低于2014级基线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大学干预组乙,2015级学生经过同伴教育模式（模式2）的干预,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6%vs.2.5%,P>0.05）;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2.6%）低于2014级学生基线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大学对照组,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5%vs.2.2%,P>0.05）。中职干预组,2015级学生经过专题讲座模式（模式3）的干预,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的差异（3.8%vs.5.8%）、2015级与2014级学生基线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的差异（5.8%vs.5.6%）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职对照组,2015级学生终末调查与基线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4%vs.2.8%,P>0.05）。5.影响因素分析（1）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影响因素:5所学校终末调查2015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80.0%（2161/27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为1825岁组（OR=6.53,95%CI:5.138.32）、干预学校（OR=3.37,95%CI:2.654.29）、每月可支配的费用15012000元、10011500元组（OR=2.17,95%CI:1.193.97;OR=1.53,95%CI:1.062.21）、独生子女（OR=1.48,95%CI:1.022.15）、男生（OR=1.32,95%CI:1.041.68）是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影响因素。（2）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影响因素:5所学校终末调查2015级学生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为2.3%（58/249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每月可支配的费用>2000元组（OR=5.78,95%CI:1.7219.45）、使用过毒品（OR=5.42,95%CI:1.9115.39）、男生（OR=5.12,95%CI:2.4510.68）是青年学生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结论1.广州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高。2.在学校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有助于提高青年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水平。专题讲座和同伴教育（模式1）、同伴教育（模式2）、专题讲座（模式3）三种艾滋病健康教育模式对于提高青年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水平均有效果;对于降低青年学生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无显着效果。3.高年龄组、干预学校、每月可支配的费用高、独生子女、男生是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影响因素。每月可支配的费用高、使用过毒品、男生是青年学生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影响因素。
二、医学生行为干预计划的基线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医学生行为干预计划的基线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武汉市某小学9-12岁流动儿童营养教育干预效果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1.1 调查对象 |
| 1.1.2 样本量估计 |
| 1.1.3 抽样方法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调查方法 |
| 1.3.2 干预方法 |
| 1.3.3 干预评价 |
| 1.4 评价标准 |
| 1.4.1 能量及营养素摄入评价标准 |
| 1.4.2 膳食结构评价标准 |
| 1.5 技术路线 |
| 1.6 数据整理与分析 |
| 1.6.1 数据整理 |
| 1.6.2 数据分析 |
| 1.7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2.1.1 流动儿童基本情况 |
| 2.1.2 看护人基本情况 |
| 2.2 干预组与对照组儿童干预前后营养KAP状况 |
| 2.2.1 干预前和干预后两组儿童营养知识的比较 |
| 2.2.2 干预前和干预后两组儿童营养态度的比较 |
| 2.2.3 干预前和干预后两组儿童营养行为的比较 |
| 2.3 干预组与对照组看护人干预前后营养KAP状况 |
| 2.3.1 干预前和干预后两组看护人营养知识的比较 |
| 2.3.2 干预前和干预后两组看护人营养态度的比较 |
| 2.3.3 干预前和干预后两组看护人营养相关行为的比较 |
| 2.4 干预组与对照组儿童干预前后营养素摄入与膳食结构状况 |
| 2.4.1 干预前和干预后两组儿童营养素摄入情况 |
| 2.4.2 干预前和和干预后两组儿童膳食结构状况 |
| 2.5 干预组儿童营养KAP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6 干预组看护人营养KAP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 讨论 |
| 3.1 营养教育干预对流动学龄儿童营养 KAP 状况的影响 |
| 3.2 营养教育干预对流动儿童看护人营养 KAP 的影响 |
| 3.3 营养教育干预对学龄儿童营养素摄入和膳食结构的影响 |
| 3.4 流动儿童营养教育干预的思考与建议 |
| 3.5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3.6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1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附录 3 营养认知问卷及膳食调查表 |
（2）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状况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 |
| 1 前言 |
| 2 对象和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2.1.2 研究对象的纳入排除标准 |
| 2.1.3 样本量的计算 |
| 2.1.4 问卷回收情况 |
| 2.2 研究工具 |
| 2.2.1 一般情况 |
| 2.2.2 心理与行为特征 |
| 2.2.3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Ⅱ中文版(HPLP-Ⅱ) |
| 2.2.4 睡眠质量 |
| 2.2.5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Ⅱ(HPLP-Ⅱ)的信效度检测 |
| 2.3 调查过程 |
| 2.4 质量控制 |
| 2.4.1 调查设计阶段 |
| 2.4.2 调查实施阶段 |
| 2.4.3 数据整理阶段 |
| 2.5 统计学处理 |
| 2.5.1 横断面调查 |
| 2.5.2 队列研究 |
| 3 结果 |
| 3.1 基于横断面调查的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评估 |
| 3.1.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3.1.2 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状况 |
| 3.1.3 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2 基于队列研究的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评估 |
| 3.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3.2.2 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状况 |
| 3.2.3 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
| 3.2.4 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潜变量增长模型构建 |
| 4 讨论 |
| 4.1 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状况 |
| 4.1.1 医学生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体处于中高等水平 |
| 4.1.2 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各维度得分情况不一致 |
| 4.1.3 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基线水平及动态变化规律 |
| 4.2 人口统计学因素对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 |
| 4.2.1 性别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关系 |
| 4.2.2 年级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关系 |
| 4.2.3 民族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关系 |
| 4.2.4 父母学历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关系 |
| 4.2.5 每月生活费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关系 |
| 4.3 心理因素对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 |
| 4.3.1 焦虑倾向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关系 |
| 4.3.2 忧郁倾向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关系 |
| 4.3.3 生活乐观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关系 |
| 4.3.4 控制力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关系 |
| 4.4 行为特征对医学生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 |
| 4.4.1 早餐、夜晚过晚饮食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关系 |
| 4.5 睡眠质量与医学生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关系 |
| 4.6 改善医学生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建议 |
| 4.7 研究的局限性 |
| 5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实践报告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华支睾吸虫病传播行为的成因机制及干预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及依据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内容 |
| 4 研究路线 |
| 第一部分 我国华支睾吸虫病传播强度的比较研究 |
| 引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二部分 华支睾吸虫病传播行为成因机制的研究 |
| 第一章 传播行为的效应研究 |
| 引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二章 传播行为的特征研究 |
| 引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三章 行为驱动机制的研究 |
| 引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二部分 小结 |
| 第三部分 华支睾吸虫病传播行为的干预策略研究 |
| 第一章 健康教育产品筛选的研究 |
| 引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二章 传播行为干预措施的研究 |
| 引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三章 传播行为的干预策略研究 |
| 引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三部分小结 |
| 全文总结 |
| 创新点 |
| 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格林模式促进护生应对医务场所暴力的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和理论框架 |
| 1.3.1 相关概念 |
| 1.3.2 格林模式介绍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设计 |
| 第2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问卷编制方法 |
| 2.1.1 初步拟定问卷框架与条目 |
| 2.1.2 问卷函询及分析 |
| 2.2 基线调查 |
| 2.2.1 研究设计 |
| 2.2.2 研究对象 |
| 2.2.3 研究工具 |
| 2.2.4 资料收集方法 |
| 2.2.5 资料分析方法 |
| 2.2.6 质量控制 |
| 2.3 干预研究 |
| 2.3.1 研究设计 |
| 2.3.2 干预计划制定和实施 |
| 2.3.3 研究工具 |
| 2.3.4 评价干预效果 |
| 第3章 结果 |
| 3.1 问卷编制结果 |
| 3.1.1 专家函询结果 |
| 3.1.2 函询后问卷修改情况 |
| 3.1.3 信度分析 |
| 3.2 基线调查结果 |
| 3.2.1 调查对象一般资料 |
| 3.2.2 护生实习期间遭遇暴力事件情况 |
| 3.2.3 护生防护暴力事件的知识、态度、行为现况 |
| 3.3 干预研究结果 |
| 3.3.1 干预组和对照组护生的基线资料对比 |
| 3.3.2 干预后医院场所暴力事件应对能力问卷知识评分 |
| 3.3.3 干预后医院场所暴力事件问卷态度评分 |
| 3.3.4 干预后医院场所暴力事件问卷行为评分 |
| 3.3.5 两组护生问卷得分情况对比 |
| 3.3.6 两组护生干预后暴力事件发生情况及应对现状 |
| 3.3.7 两组护生遭遇暴力事件及应对情况比较 |
| 第4章 讨论 |
| 4.1 基线调查结果评价 |
| 4.1.1 教育生态学评价 |
| 4.1.2 格林模式干预效果 |
| 4.1.3 教育建议 |
| 第5章 结论 |
| 第6章 研究的创新点、局限性 |
| 6.1 创新点 |
| 6.2 局限性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5）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相关行为干预效果评估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健康信念理论 |
| 1.3 PDCA循环法 |
| 1.4 高校健康监测与教育 |
| 1.5 听力损失相关行为的研究 |
| 1.5.1 用耳行为 |
| 1.5.2 睡眠行为 |
| 1.5.3 饮食行为 |
| 1.6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6.1 研究目的 |
| 1.6.2 研究假设 |
| 1.6.3 研究意义 |
| 2 研究内容 |
| 2.1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管理路径研究 |
| 2.2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干预方案设计及实施 |
| 2.2.1 线上干预方案 |
| 2.2.2 线下干预方案 |
| 2.3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干预效果评价 |
| 2.4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干预的对策研究 |
| 3 研究方法 |
| 3.1 文献回顾法 |
| 3.2 专题小组讨论法 |
| 3.3 访谈法 |
| 3.4 PDCA循环法及实验流行病学研究法 |
| 3.4.1 计划阶段﹙Plan﹚ |
| 3.4.2 实施阶段﹙Do﹚ |
| 3.4.3 检查阶段﹙Check﹚ |
| 3.4.4 处理阶段﹙Action﹚ |
| 3.5 数理统计法 |
| 3.5.1 统计描述 |
| 3.5.2 统计推断 |
| 3.6 技术路线 |
| 4 研究结果 |
| 4.1 基本结果 |
| 4.2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干预效果分析 |
| 4.2.1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相关知识的干预效果分析 |
| 4.2.2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健康信念的干预效果分析 |
| 4.2.3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不良行为的干预效果分析 |
| 4.3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干预效果的多因素分析 |
| 4.4 干预措施的满意度 |
| 4.4.1 干预组学生对线上活动的满意度 |
| 4.4.2 干预组学生对线下活动的满意度 |
| 4.5 完善学生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管理路径 |
| 5 讨论 |
| 5.1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相关知识的干预效果 |
| 5.1.1 听力损失的影响因素的认知干预效果 |
| 5.1.2 噪声危害人体系统的认知干预效果 |
| 5.1.3 听力下降的初期表现的认知干预效果 |
| 5.1.4 预防听力下降的方法的认知干预效果 |
| 5.2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健康信念的干预效果 |
| 5.2.1 听力损失易感性得分干预效果 |
| 5.2.2 听力损失严重性得分干预效果 |
| 5.2.3 改变听力损失不良行为的益处得分干预效果 |
| 5.2.4 改变听力损失不良行为的障碍得分干预效果 |
| 5.2.5 改变听力损失不良行为的行为线索得分干预效果 |
| 5.2.6 改变听力损失不良行为的自我效能得分干预效果 |
| 5.3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不良行为的干预效果 |
| 5.4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不良行为的干预方案评价 |
| 5.5 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相关不良行为管理路径评价 |
| 6 对策与建议 |
| 6.1 完善听力干预方案 |
| 6.1.1 细分干预对象 |
| 6.1.2 强化部分干预内容 |
| 6.1.3 完善线上活动 |
| 6.1.4 丰富线下活动 |
| 6.1.5 延长干预时间 |
| 6.2 落实高校基层卫生服务 |
| 6.2.1 发挥党支部、团支部、班级、寝室和同伴作用 |
| 6.2.2 完善高校配套措施 |
| 6.2.3 高校图书馆设立“头戴式耳机”共享点 |
| 6.2.4 委托高校社团和医务室承办听力健康教育 |
| 6.3 促进家校联动 |
| 6.4 强化自我管理 |
| 7 研究结论 |
| 8 创新性与局限性 |
| 8.1 创新性 |
| 8.2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作者简历 |
（6）大学生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行为调查及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细菌耐药及其危害 |
| 1.2 中国细菌耐药情况与抗生素不合理使用原因分析 |
| 1.3 概念界定 |
| 1.4 论文框架 |
| 第2章 大学生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和行为调查研究 |
| 2.1 研究背景 |
| 2.1.1 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和行为研究现况 |
| 2.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2.1.3 研究意义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研究对象 |
| 2.2.2 研究工具和内容 |
| 2.2.3 数据收集和质量控制 |
| 2.2.4 统计方法 |
| 2.3 研究结果 |
| 2.3.1 大学生基本社会人口学特征 |
| 2.3.2 大学生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概况 |
| 2.3.3 大学生抗生素使用行为概况 |
| 2.3.4 大学生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 2.3.5 抗生素药品识别在一般知识与行为中的调节作用 |
| 2.3.6 供需双方在抗生素使用中的贡献 |
| 2.4 讨论 |
| 2.4.1 研究的科学性 |
| 2.4.2 研究结果讨论 |
| 2.5 研究的创新性与不足之处 |
| 第3章 大学生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和行为干预研究 |
| 3.1 研究背景 |
| 3.1.1 众创(Crowdsourcing) |
| 3.1.2 新媒体 |
| 3.1.3 公众参与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干预对象 |
| 3.2.2 干预形式 |
| 3.2.3 干预措施 |
| 3.2.4 干预评估 |
| 3.3 研究结果 |
| 3.3.1 覆盖(Reach) |
| 3.3.2 效果(Effectiveness) |
| 3.3.3 采纳(Adoption) |
| 3.3.4 实施(Implementation) |
| 3.3.5 持续性(Maintenance) |
| 3.3.6 结果验证 |
| 3.4 讨论 |
| 3.4.1 研究设计的选择 |
| 3.4.2 干预对象的选择 |
| 3.4.3 干预效果 |
| 3.4.4 行为改变大于知识的改变 |
| 3.4.5 众创、新媒体、公众参与干预模式的优势 |
| 3.4.6 本次干预对普通人群干预的借鉴意义 |
| 3.5 研究的创新性与不足之处 |
| 第4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4.1 结论 |
| 4.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筒介及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利用自媒体对师范生和医学生进行食品安全认知和行为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师范生和医学生通过自媒体获得食品安全干预的需求评估 |
| 1 对象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第二部分 师范生和医学生食品安全认知和行为基线调查 |
| 1 对象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第三部分 利用自媒体对师范生和医学生进行食品安全认知和行为干预及效果评价 |
| 1 干预试验 |
| 2 干预后效果评价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苏州市大学生营养KAP调查分析及干预效果（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前言 |
| 第二部分 对象与方法 |
| 1 苏州市大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KAP）基线调查 |
| 1.1 研究对象 |
| 1.2 抽样方法 |
| 1.3 研究工具 |
| 2 干预研究 |
| 2.1 抽样方法 |
| 2.2 调查问卷 |
| 2.3 干预方法 |
| 3 资料处理 |
| 3.1 资料收集 |
| 3.2 资料整理与分析 |
| 4 质量控制 |
| 4.1 调查表的修订与完善 |
| 4.2 调查人员的培训 |
| 4.3 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
| 4.4 数据录入及核对 |
| 5 技术路线图 |
| 第三部分 结果 |
| 一、苏州市大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KAP）基线调查 |
| 1 信度检验 |
| 2 调查对象基本状况 |
| 3 调查对象体质指数情况 |
| 4 营养知识调查结果 |
| 4.1 营养知识总得分情况 |
| 4.2 营养知识各题平均得分及得分率 |
| 4.3 关于蔬菜和水果的观点 |
| 4.4 关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或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的知晓情况 |
| 5 营养态度调查结果 |
| 5.1 营养态度总得分情况 |
| 5.2 营养态度各题平均得分及得分率 |
| 6 营养行为调查结果 |
| 6.1 营养行为总得分情况 |
| 6.2 营养行为各题目得分情况 |
| 6.3 关于久坐和熬夜情况的调查结果 |
| 6.4 关于锻炼情况的调查结果 |
| 6.5 关于饮食口味和饮食规律的调查结果 |
| 6.6 关于膳食品种的调查结果 |
| 6.7 关于蔬果类食用情况的调查结果 |
| 6.8 关于饮水习惯的调查结果 |
| 6.9 关于奶及奶制品食用情况的调查结果 |
| 6.10 关于水产品食用情况的调查结果 |
| 7 营养知识态度行为总调查情况 |
| 8 不同特征大学生的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和总得分情况 |
| 8.1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和总得分比较 |
| 8.2 不同专业的大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和总得分比较 |
| 8.3 不同学历的大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和总得分比较 |
| 8.4 不同年龄的大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和总得分比较 |
| 8.5 不同户口的大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和总得分比较 |
| 8.6 不同月饮食支出的大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和总得分比较 |
| 二、干预研究 |
| 1 信度检验 |
| 2 干预前各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及差异分析 |
| 3 干预前各组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各维度得分和总得分的差异分析 |
| 4 各组在干预前后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各维度得分和总得分的差异分析 |
| 4.1 对照组在干预前后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各维度得分和总得分的差异分析27 |
| 4.2 综合干预组在干预前后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各维度得分和总得分的差异分析 |
| 4.3 课程干预组在干预前后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各维度得分和总得分的差异分析 |
| 5 干预后各组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各维度得分和总得分的差异分析 |
| 6 干预后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的改变情况 |
| 6.1 干预后营养知识的改变情况 |
| 6.2 干预后营养态度的改变情况 |
| 6.3 干预后营养行为的改变情况 |
| 第四部分 讨论和建议 |
| 1 大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现状 |
| 1.1 知识现状 |
| 1.2 态度现状 |
| 1.3 行为现状 |
| 2 影响因素 |
| 3 干预效果评价 |
| 3.1 营养知识的干预效果 |
| 3.2 营养态度的干预效果 |
| 3.3 营养行为的干预效果 |
| 第五部分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我国大学生营养现状和营养教育发展状况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9）农村基层抗菌药物使用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总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参考文献 |
| 二、研究的总体设计 |
| 三、总体技术路线 |
| 四、质量控制 |
| 五、伦理学考虑 |
| 研究一 农村居民抗菌药物使用知识、行为及影响因素 |
| 1 背景 |
| 2 对象与方法 |
| 3.结果 |
| 4.讨论 |
| 5.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二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干预方案 构建、实施与评价 |
| 第一部分 农村基层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干预方案构建 |
| 1.理论基础及干预框架构建 |
| 2.基线调查信息要点 |
| 3.具体干预措施设计 |
| 第二部分 农村基层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干预方案实施及评价 |
| 1.干预方案实施 |
| 2.干预方案的评价方法 |
| 3.结果 |
| 4.讨论 |
| 5.结论 |
| 6.创新性与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录 |
| 附录一 农村居民抗菌药物使用入户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农村居民常见感染应对过程调查问卷 |
| 附件 |
（10）广州青年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模式效果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艾滋病流行趋势 |
| 1.2 青年学生艾滋病流行趋势 |
| 1.3 青年学生艾滋病知信行情况 |
| 1.4 青年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情况 |
| 1.5 青年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存在的不足 |
| 1.6 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及意义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现场 |
| 3.2 研究对象 |
| 3.3 研究方法 |
| 3.4 基线调查 |
| 3.5 干预研究 |
| 3.6 终末调查 |
| 3.7 干预评价指标 |
| 3.8 资料录入与分析 |
| 3.9 技术路线图 |
| 4 研究结果 |
| 4.1 基本情况 |
| 4.2 艾滋病健康教育需求与接受干预结果 |
| 4.3 艾滋病相关知识与干预效果 |
| 4.4 艾滋病相关态度与干预效果 |
| 4.5 艾滋病相关行为 |
| 4.6 终末调查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7 终末调查既往HIV检测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8 终末调查既往性行为发生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9 终末调查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 讨论 |
| 5.1 艾滋病相关知识与干预效果评价 |
| 5.2 艾滋病相关态度与干预效果评价 |
| 5.3 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与干预效果评价 |
| 5.4 模式 1、模式 2、模式3干预效果评价 |
| 5.5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最近一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6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医学生行为干预计划的基线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武汉市某小学9-12岁流动儿童营养教育干预效果评价[D]. 刘晗. 武汉科技大学, 2020(01)
- [2]医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状况评估[D]. 蔡伟杰. 中国医科大学, 2020(01)
- [3]华支睾吸虫病传播行为的成因机制及干预策略研究[D]. 钱门宝.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9(10)
- [4]格林模式促进护生应对医务场所暴力的效果研究[D]. 李苗苗. 南昌大学, 2019(01)
- [5]医学院校学生听力损失相关行为干预效果评估与对策研究[D]. 章宝丹.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6]大学生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行为调查及其干预研究[D]. 王晓敏. 浙江大学, 2018(02)
- [7]利用自媒体对师范生和医学生进行食品安全认知和行为干预研究[D]. 罗新苗. 重庆医科大学, 2018(01)
- [8]苏州市大学生营养KAP调查分析及干预效果[D]. 薛丹. 苏州大学, 2017(04)
- [9]农村基层抗菌药物使用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干预研究[D]. 程静. 安徽医科大学, 2018(01)
- [10]广州青年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模式效果评价[D]. 丁亮蕾. 暨南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