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论文文献综述）
刘爱明[1]（2012）在《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研究》文中认为企业是“经济人”,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企业避税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直至今天仍然极为普遍的现象,这其中尤其以外商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的企业所得税避税为甚。避税行为侵害国家财政收入、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极大。为此,在总结我国多年反避税经验和借鉴国外成功做法的基础上,2008年我国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及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建立起了我国反避税的法律体系。本文需要研究,常见的各种企业所得税避税方式有什么理论根据?特别纳税调整反避税法理基础是什么?我国反避税立法体系有何创新及不完备性?当前企业避税的基本状况及其对当前税务机关特别纳税调整反避税的整体认知、基本看法等情况如何?“合理性原则”是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及特别纳税调整中,客观性不完备和策略性或主观性不完备的典型代表,在税收征管实务中应如何分析其合理性程度?基于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特别纳税调整规则的创新及不完备性,其对我国企业常见避税方式将产生哪些影响?应如何健全、完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特别纳税调整规则?对这些问题,本文做了以下研究：（1）企业所得税的各常见避税方式均有其理论根据支持,而特别纳税调整反避税的法理基础,则是不完备契约理论、法律不完备理论和实质课税原则。在企业所得税法及特别纳税调整办法不完备,不可能堵塞所有避税漏洞的条件下,国家制定特别纳税调整办法这种授权性规范,授予税务机关为反避税而进行纳税调整的执法权。由于税法的不完备,税务机关行使选择性执法的剩余执法权,按照实质课税原则,抛开法律形式的束缚而直接针对经济实质课税,从而有效地规制企业的避税行为。（2）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特别纳税调整规则既有鲜明的亮点,按照不完备契约和法律不完备理论分析,其在立法和执法上又存在较大的不完备性。这体现在许多反避税的措施均为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移植而来,往往比较原则抽象,在实务中弹性较大、模糊空间较多,不利于税企双方执行该反避税规则。对特别纳税调整现状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企业对降低税负有强烈的要求,但其所采用的税务筹划方法包含许多避税的手法,而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措施正是针对企业的避税手段而制定的。当前税务机关开展的特别纳税调整措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反避税成效,但在完善法规、宣传推广、加强可操作性及执行力度等方面均有待加强。（3）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特别纳税调整规则的不完备性有很多方面,尽可能地降低其不完备程度是税收立法和执法的要求。就“合理性原则”的应用而言,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中对“合理的支出”、“合理的工资薪金”、“合理的利息费用”以及特别纳税调整受控外国企业管理规则中对“合理的经营需要”的规定,属客观性不完备；而特别纳税调整一般反避税规则中“合理的商业目的”的规定则为策略性或主观性不完备,本文结合社会常识、相关法规及会计、税务人员职业判断等为判断其合理性提供一些基本标准和实务案例。（4）基于前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特别纳税调整规则的创新及不完备性,其对我国企业常见避税方式将产生重大影响。对宏观经济和企业财务数据的分析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使得假借外资身份避税方式不再有税收上的意义；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政策使企业利用特定地区登记注册的筹划方式不再有效。关联交易管理措施对转让定价避税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转让定价方式多样且手段隐蔽,其仍然具有一定避税空间。资本弱化管理无法对非关联方的市场化的债务融资情况进行限制,所以资本弱化仍然是企业可能选择的重要避税方式。在国际避税地设立特殊目的公司间接持股中国境内合资公司股权,以便在股权转让时获取税收收益的方式曾被广为采用,但国税总局近期公布的多个案例表明,一般反避税规则将认为其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否认其存在。（5）本文利用2008～2009两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验证特别纳税调整规则的反避税效应。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经验,以实际所得税率ETR指标来判断企业对税收筹划的倾向。实证结果表明,税制改革的初步成果已经显现。表现为：①对纳税人身份认定的统一,部分消除了以往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税收待遇的差异,体现在以国有或民营为最终控制人的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ETR在统计上没有显着差异；②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政策导向的转变,将使用资金更多投入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和地区,体现在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ETR在西部地区企业和农林牧渔行业显着低于其他地区和行业；③对企业避税倾向有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对比郑红霞等2005年前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有较强税收筹划倾向的研究结论,2008年后国有或民营为最终控制人的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ETR在统计上没有显着差异,显示新税制改革及其特别纳税调整措施的出台,压缩了以往常见企业避税方式的应用空间,尤其对民营和外资企业大规模避税现象有一定限制作用。（6）为促进我国特别纳税调整反避税工作,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①加强反避税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提高监管人员专业化程度。应分行业培养专业监管人员,建立经济分析师团队,全面实施案件调查和磋商的“专家小组会审制度”；②提高反避税机构层次,将目前的国际税收司反避税处提升为司局级单位,以加强对反避税工作的领导。③以点带面,逐步拓展反避税工作的纵深。着力从沿海地区向内地、从外资企业向民营、国有、股份制等企业、从加工制造行业向服务贸易行业、从关联交易避税向资本弱化、受控外国企业和特殊目的公司避税、从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管理到成本分摊、预先裁定等措施拓展,实现“区域”、“行业”、“企业”、“交易”、和“措施”五个方面的进步。④以电子化手段为依托,评估避税线索、强化部门间联系；⑤培育高素质、有操守的税务代理机构；⑥设立避税港名单,加强与避税港国家税收合作；⑦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打击跨国避税行为；⑧设立预先裁定制度,为纳税人提供纳税指引。⑨适当减轻税负,降低纳税人的避税倾向。
梁孝玲[2]（2002）在《中韩外国人直接投资法比较研究》文中提出论文共分六章：（Ⅰ）外国投资法的导论、（Ⅱ）外国投资的准入制度、（Ⅲ）外国投资主体的法律地位、（Ⅳ）外国投资的管理制度、（Ⅴ）鼓励与保护外国投资的制度、（Ⅵ）WTO协议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其中，第一章至第五章是论述中韩两国外国人直接投资法的主要内容，即对两国外资法的共同点及区别等进行全面具体的比较分析。第六章是在前几章研究分析的基础上，WTO协议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及探索中国加入WTO后适合中国具体国情及经济发展规模的外商投资法的重构方案和实践之路。 论文第一章，外国投资法导论，着重对外国人直接投资法所涉及的基本理论进行研讨。主要阐述：一、外国投资的概念及其特点和形式，并概括说明外国投资的产生与发展趋势。二、有关外国投资环境和外国投资立法的概况，在外国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的概况中，论及中韩两国相互之间的投资概况及投资政策和外资立法的现状。 由于投资阶段分为外资进入前和外资进入后两个阶段。外国人直接投资法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律对资本的进入和进入后的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的管制，使其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本论文第二章至第五章对中韩外国人直接投资法主要涉及的问题分别进行比较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投资形式有了新的变化，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各国的外资法均有所更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法更是作了大幅度的修订。为了反映这新的情况，本文作者通过比较中韩外资法所采取的投资形式，总结出其特点并介绍当前国际投资形式的新趋势。 第二章，外国投资的准入制度。主要探讨：一、外资准入的法律管制，其中包括外资准入的自由化和外资准入的范围。二、外资准入的审批制度，其中包括审批制度的目的、立法原则和审批机构及其审批权限、审批文件和审批事项、韩国的审批制度。论文分析了外资准入的形式，如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地位及其组织形式、投资性公司、外资并购、BOT方式和韩国的外资准入形式。 第三章，主要阐述了外国投资主体的法律地位和待遇标准。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问题，包括外国投资的一般界定、外国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国际投资待遇问题则探讨了公平公正待遇、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标准问题。本章以国际投资法关于外国人法律地位的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力图对中韩外资法投资待遇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比较研究。 第四章，外国投资的管理制度。对中韩外资法中的外国投资管理制度进行比较研讨。其主要内容有经营自主权及组织机构。本章还详尽研究了外资的资本与财产，包括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出资制度、收益分配与投资回收。最后研讨了外汇管制。 鼓励、限制与保护外国投资的制度是论文第五章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探讨投资的鼓励和优惠制度，如优惠待遇标准、税收优惠政策和其他优惠政策。同时探讨了投资限制措施，然后论述投资的法律保护制度，包括投资保护的立法形态及其主要内容、国有化及其补偿、投资争端解决等。投资法律保护制度主要涉及投资的选择权、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投资的资本利润的处置权以及储备权、税收优惠权和公平解决争端权等内容。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中韩两国外资法的国内法律和两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及多边协定进行探讨。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中国加入＊ 后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对其外资法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修改以符合WTO有关规则及中国目前经济建设的需要。所以，本论文的第六章主要探讨中国加入们 后外资法的调整和完善问题。一、阐述和介绍韩国加入叮 后对外资政策和法律的修改及调整的内容。并论述WTO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包括《WTO协议》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的调整、(TRIM协议》、《GATS》和《TRIPS协议》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二、阐述了中国加入WTO后应进一步对外资政策和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提出了用WTO基本原则来衡量中国外资法以及完善中国外资立法的建议。 贯穿论文的主题思想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在中国确立，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和法律最主要的发展方向是逐步促进投资的自由化和给外资的国民待遇。这是中国目前的法律环境所必要的、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所必需的、更是中国加入W 后必然的结果。
石桐灵[3]（2013）在《外资股东减持引发的补税问题及其规制——以补缴所得税税收优惠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外资股东频频减持或引发上市公司大面积补缴所得税税收优惠。该问题又引出了以下问题:补税的立法依据;新所得税法实施前后相关立法变化;是否对中小股民构成侵权;在IPO前后如何控制或防范"补税风险"。本文详细探究了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另外,本文从立法高度、执法维度、公司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彭岳[4]（2008）在《中、美、墨三国税收补贴争端的法律分析》文中指出2007年2月美国和墨西哥就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认为中国政府实施的进口替代型税收优惠措施违反了国民待遇并构成禁止性补贴,出口导向型税收优惠措施构成禁止性补贴。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有关规定,美国和墨西哥的申诉并非无的放矢。为避免发生更多的补贴争端,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补贴体系,我国需要在授予补贴的技术层面和补贴分配的理念层面上加以改进。
邹国金[5]（2008）在《企业所得税法律法规要点新旧对照》文中认为一、纳税人（一）新法律法规《企业所得税法》明确实行法人所得税制度。第1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第2条规定,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依照中国法律、法规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
廖益新[6]（2007）在《中国统一企业所得税制改革评析》文中指出与现行的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相比较,中国新近颁布的统一《企业所得税法》贯彻了公平税负、内外资企业平等竞争的原则,体现了进一步规范税制和与国际税收惯例接轨,充分发挥企业所得税优惠在优化国民经济结构、鼓励产业和技术升级、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调控作用,以及加强对各种避税行为的控制防范等特点,但也存在着若干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完善的问题。
王宗涛[7]（2013）在《反避税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避税与反避税,是税法学一个基础而永恒的命题。从发展趋势看,对避税行为进行规制已成为世界各国税法的基本态度。什么是避税、避税与税收筹划界限何在、为什么反避税、如何反避税等等,都是税法学理论和实践亟待回应的问题。传统税法以税收法定主义为其建构原则,遵循“私法交易事实—税法课税要件事实（税法对私法承接）—税法文义解释—税收法定主义”的理念和逻辑；反避税法以量能课税原则为其法理基础,遵循“私法交易事实—税法课税要件事实（税法对私法调整）—税法目的解释—量能课税原则”的理念和逻辑,反避税法给传统税法带来了根本性冲击和挑战,触及对税法法治何处去这一本源命题的反思。不仅如此,避税还是反避税,涉及私人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税法之纳税人权利之法与国家征税之法、税法依附私法与税法独立性、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等重大价值和理念的冲突取舍,是税法法治的一个焦点命题。为此,本文在税法法治视野下,以利益平衡论、反避税的政策性和国别性为视角,尝试探讨反避税的若干法律问题。本文包括以下五章：第一章,避税的法律界定。本章旨在解决什么是避税?这是反避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从避税的日益普遍化入手,分析对避税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对避税的法律界定,主要从避税的概念、构成要件和法律性质三方面展开。避税具有边界性,避税与税收筹划等行为界限难分。避税概念的界定,应从内涵式向外延式的界定方法转变。避税的法律界定还需要从其构成要件入手,避税的构成要件是避税概念的具体化。避税构成要件应采二元说,以客观性要件为主要要件,以主观性要件为排除要件。避税的法律性质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避税是一种脱法行为。避税与反避税具有政策性和国别性,并随着时势变化而不断演变,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第二章,反避税的法理基础。本章旨在解决为什么反避税?以奠定反避税的价值根基。首先分析反避税涉及到私人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税法之纳税人权利之法与国家征税之法、税法依附私法与税法独立性、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等税法重大价值和理念的冲突取舍,反避税是税法法治的一个焦点命题,这是反避税理论与制度建构的基本立场和观念。在此基础上,从量能课税原则与反避税、税收的国家主义职能与反避税入手,剖析和论证了反避税的法理基础。在量能课税原则与税收的国家主义职能下,对避税行为应予规制。其中,量能课税原则是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反避税的主导性法理基础,不能为了片面实现税收的国家主义职能,而肆无忌惮的反避税。第三章,反避税的中心思路：补充税法漏洞及其模式。本章旨在从总体观念上理清如何反避税即反避税的中心思路。首先分析税法漏洞是避税产生的法律根源,反避税的中心思路是补充税法漏洞。税法漏洞补充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立法机关的税法漏洞补充,另一种是司法和行政机关的税法漏洞补充,两种模式共同形成对税法漏洞的补充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论证了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的税法漏洞补充即反避税的合法性,指出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均具有独立的反避税权,其中,立法机关反避税是反避税的首要和基本方式,司法和行政机关反避税具有独特性、其功能不能替代。在反避税的运作逻辑上,不同于立法机关直接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司法和行政机关是主要通过在个案中对税法进行目的解释及对课税要件事实进行经济实质解释开展反避税,也通过创制普遍适用的规则而反避税。第四章,反避税的具体运作。本章旨在具体分析如何反避税,分别从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反避税三方面展开。立法机关反避税表现为反避税立法,制定特殊反避税条款和一般反避税条款,其中,一般反避税条款是弥补特殊反避税条款涵盖性不足的手段,不是一种漏洞补充条款,不具有授权性质,仅是反避税的宣示性条款。司法机关通过个案裁判补充税法漏洞以反避税,并在长期司法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司法反避税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和商业目的原则是其中的两大核心原则。在具体个案中,行政机关反避税的功能侧重于适用实质课税原则,对课税要件事实的经济实质解释和认定。为解决课税要件事实认定的困境,行政机关反避税可以引入两大新思路,一是课税要件事实的类型化观察法,二是预先约定反避税。第五章,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及其完善。本章旨在从总体上概览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并分别从反避税立法完善、行政机关反避税完善和司法机关反避税建构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经历了探索与起步、规范与发展和转型与完善三个阶段,初步形成了完善的反避税法律制度体系。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行政机关反避税处于主导地位,形成了行政主导型的反避税模式,这是一种创新但也应避免其误入异端。我国反避税立法的完善,应从立法规定避税概念和构成要件、立法规定量能课税原则和税法解释原则、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将反避税立法延伸至所有税种、衔接税收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完善一般反避税条款立法等几大方面展开；我国行政机关反避税的完善,应在尊重其独特性和创造性基础上,从行政机关反避税的立法约束机制、行政机关反避税的司法约束机制、一般反避税条款下行政机关反避税自由裁量权控制几方面展开。此外,我国有必要发挥司法机关在反避税中的功能,建立税务法院并完善税法司法审查制度。
李丰[8]（2008）在《WTO中国税收优惠措施案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2007年2月,墨西哥在WTO框架内就中国退还、减轻或免除税收及其它应付款项一案提出磋商,指控中国违反《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等多项WTO协议。从目前的证据来看,中国政府的部分税收及其它优惠措施的确构成了"禁止性补贴"和"当地含量"投资措施。新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使中国政府的部分税收优惠措施由"可诉补贴"转为"不可诉补贴"。中国政府应结合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及其它税收优惠办法的制定,加快税收、投资等行政法规规章的清理。
刘佐[9]（2014）在《60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税收立法进程的简要回顾》文中指出本文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单位的权威性资料为依据,比较全面、系统、概要地回顾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税收立法的进程,目的在于真实反映60年来中国税收立法经历的曲折道路和取得的巨大进展,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今后中国税收立法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
陈红国[10]（2013）在《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演进路径 ——基于公平与效率视野》文中研究表明论文选取了公平效率理论与路径依赖理论作为通篇研究的基础理论和贯穿红线。全文按照先理论前引后分项研究再整体展望的逻辑结构对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立法路径、税制模式、纳税人制度、税基制度、税率制度、征管及法律救济制度等六项具体法律制度进行了路径式的梳理与研究。公平与效率历来都是所有税种研究的基础理念，是评判一个税种开征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个人所得税自诞生之日起就背负了公平与效率的深沉历史责任，虽然英国的个税诞生之时是应战争而设，应效率而生，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个税已然成为调节收入差距、均衡社会贫富分化的不二税种，公平理念的彰显更能突出个税的本质内涵。个税的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注重同样的人纳同样的税，纵向公平注重不同能力的人纳不同的税。个税的效率原则包含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两项内容，个税更注重行政效率。个税的公平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当然，现代个税理论发展更注重对个税公平原则的研究。考察中国三十二年税收调整经济的方式与路径，我们发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在调整之路中往往处于厚此薄彼的态势，看似“兼顾公平”却有将公平处于边缘或去“公平”化之嫌。实务研究表明，现行中国个税不能很好调校收入差距，征税前后，其不能在总体上改观高收入群体与普通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个税的征纳结构表现为一个倒金字塔形态。现行个税往往被看成效率的标志，非公平的选择，其在个税实践中，在不能体现效率的目的同时也忽视了个税公平的彰显。由此，在正确对待公平与效率二者关系时，应将公平与效率置于相互契合的有机统一体中。路径依赖理论是着名经济学家诺思所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理论认为，初始的路径选择对于以后的制度改革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新的制度改革又是路径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我修正与完善，这是路径依赖中的一种惯性作用。路径依赖理论对于研究中国个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轮个税制度的改革都有可能依赖于上一轮制度的改革或初始的路径选择。1980-1992年间的三大个税法确立了个人所得税法的主要法律制度。从路径依赖原理角度而言，这十二年间设立的所有制度均是路径的初始选择。初始的选择决定了路径演变的方向，良性合理的制度将会在路径发展过程中得到保留，并且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例如：个税的税务行政与行政诉讼制度、纳税申报制度、代扣代缴制度、超额累进税率制度、费用扣除制度、免税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非合理的制度则会在路径发展过程中得到修正或摒弃，例如：单一的分类税制模式、繁杂的多级税率制、僵化的免征额制度、不公平的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非均衡的法律责任制度等。在个税演进的任何阶段，公平与效率的评判贯穿路径演进的始终。从三大个税的立法背景与立法目的，到各种具体制度，都可以进行公平与效率的推演。从立法的初始背景，可以评判个税设置初衷是为了达到均衡贫富的公平目的，还是为了达到筹集财政的效率目的；从税制模式的选择，可以评判其是属于彰显公平的综合模式，还是属于注重效率的分类模式，或属于折衷公平效率的二元模式；从个税的税基，可以评判其税目甄别、费用扣除、免税项目上公平与效率的各种抉择；从税率结构、税级设计，可以评判其是考虑效率更多一些，还理注重公平更多一些；从个税的征管制度，可以评判纳税申报、代扣代缴是否有利于征纳行为的高效运行；从个税的法律责任，可以评判制度是否在纳税人与税务机关间进行了公平的分配；从个税的法律救济制度，可以评判其是否有效地保护了纳税人的权利。正是因为从路径依赖理论和公平效率抉择两个方面对1980-1992年间的个税演变进行了框架性的梳理，才使得我们有理由分析公平与效率视野下1993年至2012年的立法演进路径。个税的整体立法改革存在着诸多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个税的弱小地位，个税差异性立法、协商民主立法、个税立法权限之间，作为解决困境的方式有很多，本文认为，个税在立法改革路径中，应推改革中国整体税种的结构设计，大幅提高个税的比重；推进个税的法典化，逐步限制行政机关的立法权；维持中央立法的统一性，限制个税的地区差异性立法；稳步推进个税立法的整体性改革，常态个税立法的细节性调整；继续推行协商民主式立法，推动广大纳税人参与个税立法的互动过程。税制模式改革是决定着个税改革的方向。上世纪80年代三大个税在初始路径选择中确定了各自的税制模式，80年个税确定了分类税制模式，86年个体户所得税确定了单项的分类征收模式，86年个人调节税更适宜定性为分类综合的混合税制模式。93年三税合一改革时，保留了分类税制模式，直到今天，二十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对分类税制模式进行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改革。税法理论上认为，在三种税制模式中，综合所得税制模式最符合公平原则，而分类税制模式则更有利于个税分类征管，利于税收效率的实现。而分类综合税制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集合了前二者的优点。通过宏观与微观的实证分析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现行的分类税制下，公平的天平是失衡的，以劳动所得为主的工薪所得所占个税的比例一直高达七成左右，而以资本所得为主股利、红利、利息等所得所占的比例不足二成。不同的纳税人会因分项所得不同、收入来源不同、缴纳次数不同而导致纳纵向与横向公平的丧失。中国个税税制模式改革的方向早在1995年就已确定，在国家规划层面，分类综合税制模式一直是改革所确定的目标。但十多年来，改革只停留在书面的计划阶段。从世界各国税制模式的发展趋势来看，单纯的分类税制模式或综合所得模式都已不再是一种改革方向，而将分类和综合所得税制模式的各自优点进行混合的分类综合模式已然成为相当多国家个税改革的趋势。中国政府既然已在国家计划中确定了分类综合模式，就无需作目标上的更改，因为根据中国国情及个税征管的实际情况，综合模式、单一税制模式均不适合中国改革的现行状况。推进分类综合税制模式的改革须是渐进的。在改革安排上，应先分类后综合，先“小综合”逐步走向“大综合”，平稳地过渡到以综合为主、分类为辅的所得税征收制度。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法律制度经过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上世纪80年代三大个税确定了三种法律主体，一是80年个税的外籍人员主体，二是86年个体户所得税的个体工商户主体，三是86年个人调节税的中国公民主体。三种个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纳税人主体制度的多头及无序管理，也因此而留下了主体制度改革的空间。在初始路径选择的影响下，93年三税合一改革时，个人所得税法摒弃了三大个税主体各自为政的局面，统一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居民与非居民的纳税人主体制度。居民纳税人与非居民纳税人身份的认定主要采用时间与住所两个标准，住所标准包含了家庭、户籍、经济利益三种因素。居民与非居民纳税人主要区别在于税收优惠上，总体而言，非居民纳税人所享有的个税优惠幅度大于居民纳税人。在个税实践中，居民纳税人贡献的税收比例明显大于非居民纳税人，但非居民纳税人的税收贡献也不可小视。三十二年的纳税人主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税的发展，但其也存在的诸多的问题，比如纳税人主体制度的边缘化、居民与非居民纳税人非概念化、统一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的缺位等。纳税人主体制度的改革可以从提高纳税人基数、建立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明确定义居民与非居民、改革纳税人身份认定规则等几方面着手，以此加强纳税人主体制度，并为个税改革的成功提供有利的条件。个税的税基主要研究税基范围、费用扣除及免税项目。税基的调整直接关系到个税的横向与纵向公平，而免税制度作为一种税收优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关系了个税的激励效率。三十二年来，中国个人所得税法中，税基范围的调整几经变化；免税项目的设置直接关系税基综范围的扩大与缩小；而费用扣除则是历次个税改革的核心。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三大个税确定了各自税基范围，80年个税确定了六项税范围；86年个体户所得税确定了单项所得范围；86年个人调节税确定了八项税基范围。80年代三大个税在初始路径选择中所确定的税基范围直接影响了93年统一个税法的税基范围。在路径依赖的惯性下，现行个税法共确定了十一项税基范围。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个税的税基范围正趋于稳定，但也存在着某些困境，一是稳定的税基与变化的趋势之间的困境。二是最优税基理论与具体税基制度间的困境。三是拓宽税基范围的困境。四是现行个税如何回应现实生活中关于资本转让所得、遗产所得、虚拟财产所得的困境。作为一种学术探讨，论文认为稳步推进税基范围，优化现行税基所得项目，增加资本利得项目或开征资本利得税，同时也认为开征遗产税的时机未形成。免税制度关系到个税践行的公平与效率，本质上作为一种税收优惠制度，其在保障弱势群体、保障民生生计上具不可替代的公平展示效用，另一方面一定时期内的免税又可促进某种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80年代三大个税确定了各自的免税项目，93年统一人个税法在三大个税的基础上确定了10类免税项目。从1993-2012年二十年时间里，立法及行政机关又相继确定了76项免税项目。免税制度发展表明，现行个税法关于免税的基础理论是多元化的，在此过程中，免税制度在严肃性与灵活性的理论博弈中存在着诸多的困境，这个困境中的严肃性体现在个税的免税设计是否应限制于立法机关的基本立法；税务主管机关的授权性免税是否应减少；免税项目的设置是应原则化还是应具体化；地方政府是否应授予一定权限内的免税设置权等。这个困境中的灵活性体现在免税项目的设置期限是应长期化还是常态化；免税更改的标准是否一定要回应社会某些形态或情况的变化；免税项目名称的设置是应模糊化还是应明确化等。论文认为，回应路径发展中困境的改革方式是应制度性地协调处理好免税设置的严肃性与灵活性；将免税权限集中归位于立法机关，减少行政机关的免税设置权，而免税项目的设计应多基于公平目的而设，而少出于效率目的。个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改革与调整是三十二年来个税改革的热点与核心话题。80年代三大个税确定了定额标准扣除和定率比例扣除两种基本制度，这两种制度直接被93年统一个税所吸纳。在二十年的制度发展中，个税从生计扣除、成本扣除、特别扣除三个方面设置了96项扣除项目。现行费用扣除制度直接依赖于税制模式的改革，近年实践表明，现行费用扣除制度存在着五大方面的问题：一是分项扣除与综合扣除博弈问题；二是现行工薪项目的费用扣除额与居民实际消费支出之间脱节的问题；三是生计扣除项目设置范围过窄问题。四是内外有别的费用扣除制问题；五是标准扣除未指数化调整问题。作为改革的关键措施，费用扣除制度应向综合扣除方向发展；应推行标准费用扣除额与人均消费支出相互联动的机制；应扩大生计扣除项目的范围，建立选择性扣除制度；应彻底废除内外有别的费用扣除制度；应设置指数化的标准额扣除调整机制。世界各国关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累进税率模式，另一种比例税率模式。采用何种税率模式，取决于该国所采用的税制模式。整体而言，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三大个税所采用的税制模式是分类税制模式，该模式直接决定了中国的基本税率模式，即同时采用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路径的初始选择确定双重的税率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1993至2012年间，中国税率改革中最活跃的因素是超额累进税率的改革，其主要围绕税率级次及级距的调整而进行。2011年个税改革时，对工薪所得、个体所得、承包承租所得的税率级次及级距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其中将工薪所得的9级调低至7级，并同时调整了相应的税率；调整了个体所得的级距水平。税率模式直接体现了个税的公平，并能影响到个税效率的实现，其中超额累进税税率模式被公认为是最能体现量能负担原则，最能体现税公平的税率模式，而比例税率虽然在个税的公平上有所欠缺，但其所挥的效率机能是强大的，尤其是低比例税率更容易促进纳税人缴纳个税的积极性，也能促进个税文化的形成。减少税率级次，整体降低税率水平，是当今世界税率改革的趋势，中国个税的改革也应符合这个趋势。除此之外，税率改革中还应涉及最高边际税率调整、超额累进消失、指数化调整、家庭扶养因素、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区别对待等问题。论文认为中国税率的改革应设置指数化税的税率调整方式；改革应借鉴国外的“累进消失制度”；应将家庭婚姻扶养等因素纳入税率调整的基础原因。唯有如此，个税税率的改革才能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个税的征管制度直接决定了个税开征的效率，且最终能影响个税践行的公平。80年代三大个税的初始路径选择中确定了源泉扣缴和纳税申报两种典型制度。源于中国个税分类税制模式的决定性影响，两种制度从路径选择伊始就出现一头轻、一头重的非均衡发展局面。其中代扣代缴制度得到了十足的发展，逐渐成为个税征管最重要的制度。而个税的申报制度源于中国税收文化的不发达、个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时至今日，都没能成为个税的主体制度。在路径发展过程中，个税申报制度中诞生了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申报制度，此制度的开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税申报制度失衡发展的局面，但在整体了也没有达到其开征的预想目的，未能挽回个税申报因扣缴制度成功而被淡化的局面。个税的法律责任制度是促使个税高效开征的重要配套制度。80年三大个税各自确定了法律责任制度，此间的法律责任制度属于一种粗线条的制度。93年个税法统一以后，个税的法律责任制度不再由《个人所得税法》单独规定，而统一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个税与其他税种的法律责任制度进行了同质化处理。个税的法律救济制度也随着个税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税务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曾原则性地规定于80年代三大个税中，自90年代统一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施行后，个税的法律救济制度就失去了个性化的特征。个税征管制度的改革是路径发展必然趋势，现行个税征管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纳税申报制度的改革，而全员申报制度、家庭计征、双向申报、申报激励等制度的创设是申报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个税征管配套制度的改革也是相当重要的环节，建立税收信息共享机制、财产登记和申报制度、强化储蓄实名存款制度、建立全新的现金管理机制等是配套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个税的法律责任和法律救济制度的改革在于完善个税的法律环境建设，改革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建立和完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重新分配举证责任、细化自由裁量权是制度改革的趋势。在梳理完各项法律制度的演进路径后，论文对个人所得税的演进路径做了一个整体的展望，展望以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立法修改建议稿方式展现，作为一个研究成果，该立法修改建议稿也作为博士论文最后的结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论文提纲范文）
（1）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及启示 |
| 1.2.1 国外研究成果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成果综述 |
| 1.2.3 当前研究成果的启示 |
| 1.3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结构安排 |
| 1.4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第2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常见避税行为产生的理论根据 |
| 2.1.1 关联交易行为的理论基础：内部化理论 |
| 2.1.2 资本弱化避税的理论基础：MM理论 |
| 2.1.3 受控外国企业避税的理论基础：税收套利理论 |
| 2.2 特别纳税调整的法理基础 |
| 2.2.1 不完备契约理论 |
| 2.2.2 法律不完备理论 |
| 2.2.3 实质课税原则 |
| 2.3 不完备契约视角的特别纳税调整博弈分析 |
| 2.3.1 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税收契约关系 |
| 2.3.2 纳税人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 |
| 2.3.3 税企博弈模型 |
| 2.3.4 博弈结果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的制度变迁与现状分析 |
| 3.1 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制度变迁 |
| 3.2 我国企业所得税反避税的制度变迁 |
| 3.2.1 企业所得税统一并轨之前的反避税规定 |
| 3.2.2 《企业所得税法》反避税制度的主要特点 |
| 3.2.3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渊源 |
| 3.3 《企业所得税法》“特别纳税调整”内容解析 |
| 3.3.1 特别纳税调整税制的逻辑链条 |
| 3.3.2 特别纳税调整税制对以往规章制度的细化 |
| 3.3.3 特别纳税调整税制新增的制度 |
| 3.3.4 特别纳税调整税制对国外先进制度的借鉴 |
| 3.4 企业所得税法及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反避税特点分析 |
| 3.5 关于税务筹划和特别纳税调整现状的问卷调查 |
| 3.5.1 问卷调查背景和目的 |
| 3.5.2 调查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 3.5.3 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3.5.4 问卷调查分析结论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特别纳税调整办法的不完备性研究 |
| 4.1 关联交易管理的不完备性分析 |
| 4.1.1 关联申报的不完备性 |
| 4.1.2 同期资料管理的不完备性 |
| 4.1.3 成本分摊协议的不完备性 |
| 4.1.4 预约定价安排的不完备性 |
| 4.1.5 转让定价方法的不完备性 |
| 4.2 资本弱化管理的不完备性分析 |
| 4.3 受控外国企业管理的不完备性分析 |
| 4.4 一般反避税条款的不完备性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企业所得税“合理性原则”的分析判断与案例研究 |
| 5.1 “合理性原则”概述 |
| 5.2 “合理性原则”在新旧企业所得税法中的应用 |
| 5.2.1 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应用“合理性原则”的情况 |
| 5.2.2 新企业所得税法应用“合理性原则”的情况 |
| 5.3 税前扣除项目中“合理的支出”的分析判断 |
| 5.3.1 “合理的支出”的基本判断 |
| 5.3.2 判断“合理的支出”的一个案例 |
| 5.4 税前扣除项目中“合理的工资薪金”的分析判断 |
| 5.4.1 “合理的工资薪金”的基本判断 |
| 5.4.2 “合理的工资薪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5.5 税前扣除项目中“合理的借款费用”的分析判断 |
| 5.6 受控外国企业管理中“合理的经营需要”的分析判断 |
| 5.7 一般反避税条款中“合理商业目的”的分析判断 |
| 5.7.1 “合理商业目的”的基本判断 |
| 5.7.2 判断“合理商业目的”的一个案例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税制改革及特别纳税调整措施对企业常见避税方式的影响 |
| 6.1 对纳税人利用外资身份避税的影响 |
| 6.1.1 新税法对利用外资身份避税行为的影响方式 |
| 6.1.2 我国投资目的地和投资来源地情况分析 |
| 6.2 对企业登记注册地点避税筹划的影响 |
| 6.2.1 新税法对企业利用不同投资地点避税行为的影响方式 |
| 6.2.2 税制变革前后东中西部地区吸收投资情况分析 |
| 6.3 对转让定价避税方式的影响 |
| 6.3.1 新税法对转让定价避税行为的影响方式 |
| 6.3.2 上证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分析 |
| 6.4 对资本弱化避税方式的影响 |
| 6.4.1 新税法对资本弱化避税行为的影响方式 |
| 6.4.2 上证上市公司资本弱化情况分析 |
| 6.5 对利用特殊目的公司(SPV)方式避税的影响 |
| 6.5.1 税务机关对特殊目的公司转让居民企业股权的裁定 |
| 6.5.2 税务机关对特殊目的公司的反避税立法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1 研究目的 |
| 7.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1 国有和民营企业ETR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2 各地区ETR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3 各行业ETR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回归分析 |
| 7.3.1 影响上市公司ETR的各因素 |
| 7.3.2 各因素与ETR的回归结果 |
| 7.3.3 各因素与ETR回归结果分析 |
| 7.4 实证研究结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对策建议及研究创新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完善特别纳税调整税制促进反避税工作的对策建议 |
| 8.3 研究创新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2）中韩外国人直接投资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一、 研究目的及其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外国投资法导论 |
| 第一节 外国投资的概念 |
| 一、 外国投资及其特点 |
| 二、 外国投资的产生与发展趋势 |
| 三、 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 |
| 第二节 外国投资环境 |
| 一、 投资政策 |
| 二、 投资概况 |
| 第三节 外资立法的概况 |
| 一、 中国的外资法 |
| 二、 韩国的外资法 |
| 第二章 外国投资的准入制度 |
| 第一节 外资准入的法律管制 |
| 一、 外资准入的自由化 |
| 二、 外资准入的范围 |
| 第二节 外资准入的审批制度 |
| 一、 审批制度的目的和立法原则 |
| 二、 审批机构及其权限 |
| 三、 审批文件和审批事项 |
| 四、 韩国外资准入审批制度 |
| 第三节 外资准入的形式 |
| 一、 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地位及组织形式 |
| 二、 投资性公司 |
| 三、 外资并购 |
| 四、 BOT方式的投资 |
| 五、 韩国外资准入的形式 |
| 第三章 外国投资主体的法律地位 |
| 第一节 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 |
| 一、 外国投资者的一般界定 |
| 二、 外国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 |
| 第二节 外国投资者的待遇问题 |
| 一、 公平、公正待遇标准 |
| 二、 最惠国待遇标准 |
| 三、 国民待遇标准 |
| 第四章 外国投资的管理制度 |
| 第一节 经营自主权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 |
| 一、 外商投资企业的权力机构 |
| 二、 经营管理机构 |
| 三、 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会组织 |
| 第三节 外资的资本与财产 |
| 一、 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 |
| 二、 出资制度 |
| 三、 收益分配与投资回收 |
| 第四节 外汇管制 |
| 一、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外汇管制 |
| 二、 中国的外汇管理 |
| 三、 韩国的外汇管制 |
| 第五章 鼓励、限制与保护外国投资的制度 |
| 第一节 投资的鼓励和优惠制度 |
| 一、 优惠待遇 |
| 二、 税收优惠制度和其他优惠制度 |
| 第二节 投资限制措施 |
| 一、 投资限制措施的适用合理性和发展趋势 |
| 二、 投资限制措施的具体类型和适用 |
| 第三节 投资的法律保护制度 |
| 一、 投资保护的立法形态及其主要内容 |
| 二、 国有化及其补偿 |
| 三、 解决投资争端 |
| 第六章 WTO协议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 |
| 第一节 WTO与中韩外资法的调整 |
| 一、 WTO规则在成员方国内的适用 |
| 二、 《TRIMs协议》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 |
| 三、 《GATS》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 |
| 四、 《TRIPs协议》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 |
| 第二节 完善中国外资立法的建议 |
| 一、 投资自由化是各国外资立法的发展趋势 |
| 二、 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点 |
| 三、 中国外资法体系的结构性调整 |
| 四、 统一中国国内市场主体的法律待遇 |
| 五、 中国外资法中确立国民待遇原则 |
| 六、 确定法制统一原则和透明度原则 |
| 七、 中国建立统一的税收法律体系 |
| 八、 中国积极利用WTO的争端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中、美、墨三国税收补贴争端的法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美、墨两国申诉所涉及的优惠措施 |
| (一) 进口替代型优惠措施 |
| (二) 出口导向型优惠措施 |
| 二、美、墨两国申诉所涉及的WTO协定 |
| (一) 国民待遇 |
| (二) 补贴 |
| 三、美、墨两国申诉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
| (一) 国民待遇 |
| 1. GATT1994第3.4条。 |
| 2.《TRIMs协定》第2.1条。 |
| (二) 补贴 |
| 1.《SCM协定》第3.1 (a) 条。 |
| 2.《SCM协定》第3.1 (b) 条。 |
| (1) 进口替代型补贴的类型问题。 |
| (2) 进口替代型补贴与国民待遇例外之间的关系。 |
| 四、补贴分配的技术与理念 |
| (一) 补贴分配的技术 |
| (二) 补贴分配的理念 |
| 五、减少补贴争端的初步建议 |
（5）企业所得税法律法规要点新旧对照（论文提纲范文）
| 一、纳税人 |
| (一) 新法律法规 |
| (二) 旧法律法规 |
| 二、税率 |
| (一) 新法律法规 |
| (二) 旧法律法规 |
| 三、应纳税所得 |
| (一) 新法律法规 |
| (二) 旧法律法规 |
| 四、可扣除项目 |
| (一) 新法律法规 |
| (二) 旧法律法规 |
| 五、不得扣除项目 |
| (一) 新法律法规 |
| (二) 旧法律法规 |
| 六、资产的税务处理 |
| (一) 新法律法规 |
| (二) 旧法律法规 |
| 七、应纳税额 |
| (一) 新法律法规 |
| (二) 旧法律法规 |
| 八、税收优惠 |
| (一) 新法律法规 |
| (二) 旧法律法规 |
| 九、特别纳税调整 |
| (一) 新法律法规 |
| (二) 旧法律法规 |
| 十、税收征管 |
| (一) 新法律法规 |
| (二) 旧法律法规 |
（6）中国统一企业所得税制改革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贯彻公平税负原则, 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和适用同一税率, 实现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
| 二、参照国际惯例原则,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 |
| 三、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 服务优化国民经济结构, 促进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
| 四、加强对各种避税行为的控制防范, 维护所得税的课税公平 |
| 五、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的若干问题 |
（7）反避税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本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本选题国内外研究文献梳理 |
| 三、本选题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四、本选题拟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避税的法律界定 |
| 第一节 避税的普遍化与规制必要性 |
| 第二节 避税的概念界定 |
| 一、避税的内涵界定 |
| 二、避税的外延界定：避税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避税的构成要件 |
| 一、避税的构成要件及其价值 |
| 二、避税的具体构成要件：构成要件二元说 |
| 三、避税的构成要件及其反避税运作 |
| 第四节 避税的法律性质 |
| 一、避税法律性质的微观维度 |
| 二、避税法律性质的宏观维度 |
| 第二章 反避税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避税还是反避税：税法法治下几个价值的对立与协调 |
| 一、避税还是反避税：税法法治下几个价值的对立 |
| 二、避税还是反避税：税法法治下几个价值的协调 |
| 第二节 量能课税原则与反避税 |
| 一、量能课税原则与反避税：一个税法基本原则再论证 |
| 二、量能课税原则、税收法定主义的关系协调与反避税 |
| 第三节 税收的国家主义职能与反避税 |
| 一、税收的国家主义职能与反避税 |
| 二、税收的财政收入职能与反避税 |
| 三、税收的经济社会调控职能与反避税 |
| 第四节 量能课税原则与税收的国家主义职能的关系协调 |
| 第三章 反避税的中心思路：补充税法漏洞及其模式 |
| 第一节 避税的法律根源与反避税的中心思路 |
| 一、避税的法律根源：税法漏洞 |
| 二、反避税的中心思路：补充税法漏洞及其模式 |
| 第二节 税法漏洞补充模式一：立法机关反避税 |
| 一、立法机关税法漏洞补充的合法性论证 |
| 二、立法机关税法漏洞补充的定位：基本和首先的反避税方式 |
| 第三节 税法漏洞补充模式二：司法和行政机关反避税 |
| 一、司法和行政机关税法漏洞补充的合法性论证 |
| 二、司法和行政机关税法漏洞补充的定位：与立法机关反避税的关系 |
| 三、司法和行政机关税法漏洞补充的运作逻辑 |
| 第四章 反避税的具体运作 |
| 第一节 立法机关反避税的具体运作 |
| 一、反避税的国内立法 |
| 二、反避税立法条款的类型一：特殊反避税条款 |
| 三、反避税立法条款的类型二：一般反避税条款 |
| 四、反避税的国际立法 |
| 第二节 司法机关反避税的国际经验与基本原则 |
| 一、司法机关反避税的国际经验 |
| 二、司法机关反避税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行政机关反避税的具体运作 |
| 一、税法目的解释的具体运作 |
| 二、实质课税原则的具体运作 |
| 三、实质课税原则运作的新思路：类型化观察法的引入 |
| 四、预先约定反避税：一个新型的反避税机制 |
| 第五章 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的实践考察 |
| 一、我国立法机关反避税的实践考察 |
| 二、我国行政机关反避税的实践考察 |
| 三、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的法理思考 |
| 第二节 我国立法机关反避税的完善 |
| 一、立法机关反避税的基本思路 #"230 |
| 二、反避税立法完善的具体建议 |
| 三、特别分析：我国一般反避税条款立法的完善 |
| 第三节 我国行政机关反避税的定位及其完善 |
| 一、行政机关反避税：中国行政主导型的反避税模式 |
| 二、行政机关反避税的约束机制 |
| 三、一般反避税条款下行政机关反避税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
| 第四节 我国司法机关反避税的制度建构 |
| 一、司法机关反避税制度建构的法律基础 |
| 二、司法机关反避税制度建构的基本思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10）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演进路径 ——基于公平与效率视野（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演进的理论前引 |
| 第一节 个税公平与效率的一般理论 |
| 一、 个税诞生过程的公平与效率的考证 |
| 二、 现代个税的公平与效率理论 |
| 第二节 个税公平效率于中国的一般概况 |
| 一、 中国个税公平效率的整体理论背景 |
| 二、 中国个税公平效率的整体实践状况：倒金字塔结构 |
| 三、 中国个税公平的根基：弱化的纳税人意识 |
| 四、 学界对于个税公平效率观的整体研究 |
| 五、 中国税收公平与效率关系逻辑辩证 |
| 第三节 路径依赖理论与个税路径演进的理论联系 |
| 一、 路径依赖理论概述 |
| 二、 个税法律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整体立法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人所得税的立法路径 |
| 一、 1980-1992 年立法统计 |
| 二、 相关立法技术的说明 |
| 三、 立法路径 |
| 四、 立法目的路径梳理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法律制度的立法路径 |
| 一、 1993—2012 年个税的立法统计 |
| 二、 个税立法的特点 |
| 三、 重大立法事件的路径评判 |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整体立法的路径展望 |
| 一、 现行个税整体立法改革的困境 |
| 二、 个税整体立法的路径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基础架构——税制模式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税税制模式的演进路径 |
| 一、 个税税制模式的基本划分 |
| 二、 1980—1992 年个税的税制模式 |
| 三、 1980—1992 年个税税制模式的路径梳理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税制模式的演进路径 |
| 一、 1993 年个税法确定的税制模式 |
| 二、 关于三种税制模式的公平与效率评判 |
| 三、 中国现行分类税制模式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制模式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一、 世界各国税制模式的发展趋势 |
| 二、 中国税制模式改革选择的评判 |
| 三、 中国税制模式改革所遭遇的现实困境 |
| 四、 中国税制模式改革的安排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个人所得税的法律主体制度——纳税人制度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纳税人制度及演进路径 |
| 一、 1980 年个税的纳税人制度 |
| 二、 1986 年个体户所得税的纳税人制度 |
| 三、 1986 年个人调节税的纳税人制度 |
| 四、 1980-1992 年纳税人制度的路径梳理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纳税人制度及演进路径 |
| 一、 1993—2012 年涉及纳税人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 |
| 二、 纳税人身份的分类及现行状况 |
| 三、 纳税人制度的路径梳理 |
| 第三节 纳税人制度的路径展望 |
| 一、 纳税人制度的现实困境 |
| 二、 纳税人制度改革的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核心要素——税基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税税基及演进路径 |
| 一、 个税税基的基础理论 |
| 二、 1980 年个税的税基及路径梳理 |
| 三、 1986 年个体户所得税的税基及路径梳理 |
| 四、 1986 年个人调节税的税基及路径梳理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税基及演进路径 |
| 一、 1993—2012 个税税基范围的演进路径 |
| 二、 1993—2012 年个税免税制度的演进路径 |
| 三、 1993—2012 年个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演进路径 |
| 第三节 个税税基制度演进的路径展望 |
| 一、 个税税基范围的改革展望 |
| 二、 免税制度的改革展望 |
| 三、 费用扣除制度的改革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关键要素——税率制度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税税率制度及演进路径 |
| 一、 税率制度的理论简介 |
| 二、 1980 年个税的税率制度及路径影响 |
| 三、 1986 年个体户所得税的税率制度及路径影响 |
| 四、 1986 年个人调节税的税率制度及路径影响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税率制度的演进路径 |
| 一、 1993—2012 年涉及税率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 |
| 二、 1993 年个税与三大个税关于税率制度的横向对比与路径演绎 |
| 三、 1993—2012 年个税税率制度的归类解析 |
| 四、 现行个税税率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评判 |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一、 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整体减少累进税率档次 |
| 二、 引进累进消失税率制度，大幅调整级距 |
| 三、 将婚姻与家庭因素纳入计征体系 |
| 四、 整合劳动所得的税率，提高非劳动所得的税率 |
| 五、 实行税率指数化的改革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个人所得税的法律保障制度——征管与法律救济制度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税征管和法律救济制度的演进路径 |
| 一、 个税征管的法律制度 |
| 二、 个税的法律责任制度 |
| 三、 个税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征管和法律救济制度的演进路径 |
| 一、 1993—2012 年涉及个税征管及法律救济制度的法律规范 |
| 二、 1993—2012 年个税征管的法律制度的路径演绎与评判 |
| 三、 1993—2012 年法律责任与法律救济制度的路径演绎与评判 |
| 第三节 个税征管和法律救济制度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一、 个税申报制度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二、 个税扣缴制度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三、 个税征管配套制度的改革展望 |
| 四、 个税法律责任与法律救济制度的改革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演进的整体设计 |
| 附件：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立法统计 |
| 附件1：1980—1992 年个税法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2：1993—2012 年个税法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3：1993—2012 年关于税基范围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4：1993—2012 年关于免税制度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5：1993—2012 年关于费用扣除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6：关于个税征管制度及法律责任制度的立法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论文参考文献）
- [1]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研究[D]. 刘爱明. 中南大学, 2012(02)
- [2]中韩外国人直接投资法比较研究[D]. 梁孝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01)
- [3]外资股东减持引发的补税问题及其规制——以补缴所得税税收优惠为视角[J]. 石桐灵. 证券市场导报, 2013(04)
- [4]中、美、墨三国税收补贴争端的法律分析[J]. 彭岳. 法商研究, 2008(02)
- [5]企业所得税法律法规要点新旧对照[J]. 邹国金. 财会通讯(综合版), 2008(01)
- [6]中国统一企业所得税制改革评析[J]. 廖益新. 中国法学, 2007(04)
- [7]反避税法律规制研究[D]. 王宗涛. 武汉大学, 2013(07)
- [8]WTO中国税收优惠措施案的启示[J]. 李丰. 国际贸易问题, 2008(05)
- [9]60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税收立法进程的简要回顾[A]. 刘佐. 财政史研究（第七辑）, 2014
- [10]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演进路径 ——基于公平与效率视野[D]. 陈红国. 西南政法大学,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