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Quaternary herbivore fauna in northeastern China: Evolution under climatic change（论文文献综述）
陆莹,孙雪峰,王社江,鹿化煜[1]（2021）在《早、中更新世中国古人类年代序列与区域演化特征》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早、中更新世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蕴含着丰富的早期人类活动和生存环境的背景信息,建立精确的遗址年代序列是分析古人类活动的基础。近二十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测年研究为建立我国早期人类活动的年代框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已发表的95个有独立测年数据的早、中更新世遗址,将其纳入黄土-古土壤年代框架,初步建立自200多万年至末次间冰期的古人类活动年代序列,根据它们的时空分布,进一步阐释了古人类在不同区域活动强度演变的时空特征。总体来看,这些遗址在泥河湾-周口店、秦岭山地、长江下游及长江流域以南（南方）四大区域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特征;区域古人类活动强度主要表现在从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周口店、中更新世的秦岭山地、到中更新世晚期的长江中下游和南方区域的时空序列上。此外,仍有较多已发掘遗址缺少年代研究或存在测年问题,今后需要加强遗址的精确测年研究。
王娜[2]（2021）在《中国鸟类物种丰富度与群落结构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文中研究指明生物多样性在海拔梯度和纬度梯度上具有明显的分布特征,即物种随纬度的降低而逐渐增多,并且随海拔高度产生相应的变化。这是物种分布最为普遍且重要的基本格局,也是自然界中最普遍的生态学规律。生物多样性的地理分布格局是由不同时空尺度因素共同决定的,如地质历史事件、冰期-间冰期气候变化、当代气候、局域的生物相互作用和生境异质性等。然而,很少有研究同时讨论这些不同时空尺度因素在当代生物多样性格局形成中的相对作用,特别是同时从物种丰富度、系统发育结构和功能结构等方面来研究。本研究从中国各省出版的鸟类志和动物志中收集了214个地级市的1290种鸟类分布数据。使用其中1130种繁殖鸟建立系统发育树用于系统发育结构分析,同时收集其体长、食性、居留类型和生境类型等特征用于功能结构分析。采用当代年均温、当代年降水、当代-末次最大冰期温度和降水变化、植物物种丰富度、海拔梯度作为环境解释变量。分析了繁殖鸟类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的分布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同时给出了能够解释当前中国鸟类分布格局的最优环境变量组合,并且评估了相关解释变量对鸟类物种丰富度、系统发育结构和功能结构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将中国各动物区划的鸟类数据做了同样的分析,并通过多重比较探究不同动物区划的鸟类多样性格局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主要结果如下:（1）我国鸟类多样性分布具有较为清晰的空间格局,西南地区鸟类物种最多,具有较为聚集的系统发育结构和功能结构,并且鸟类分支相对较年轻。北方地区的系统发育结构和功能结构均较为离散。除此之外,我国东南地区鸟类分支的系统发育年龄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鸟类分支的系统发育年龄相对较低。（2）我国鸟类多样性地理分布格局的直接影响因素是植物物种多样性和古气候变化,而海拔梯度可以通过影响植物多样性间接影响中国鸟类的地理分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西南地区丰富的植物种类和稳定的古气候可能通过影响该区域的就地演化和物种迁移速率来促进鸟类多样性。（3）西北区、华北区、东北区、青藏区、华南区和西南区与全国鸟类物种丰富度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一致,植物多且海拔梯度大的地方鸟类物种较多。华北区、青藏区、华中区、华南区和西南区丰富的植物物种丰富度是鸟类系统发育结构和功能结构聚集的主要驱动因素。西北区、东北区和青藏区稳定的古温度和充沛的当代降雨量也是鸟类系统发育结构和功能结构聚集的主要驱动因素。以上结果表明,更多的植物种类和稳定的冰期-间冰期气候可能通过影响中国西南地区的就地演化和物种迁移速率来促进该区域的鸟类多样性。中国东南地区可能是鸟类多样性的博物馆,而西南地区可能是鸟类多样性的摇篮。本文的研究结果强调了植物多样性较高和古气候较稳定的地区对于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
廖芝衡[3]（2021）在《南海珊瑚群落和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生态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底栖海藻是评价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其大量生长会妨碍珊瑚的生长、繁殖和恢复等过程,因此受到高度关注。南海珊瑚礁星罗棋布,但迄今对南海珊瑚礁区珊瑚群落和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底栖海藻对珊瑚的生态影响的研究非常少。本文以南海珊瑚礁区（含南海北部未成礁的大亚湾珊瑚群落,全文不再特别标注）珊瑚群落和底栖海藻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珊瑚群落和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底栖海藻的生态影响开展深入研究。研究范围从南海南部南沙群岛到北部大亚湾共覆盖约13个纬度（9–22°N,相距约1500 km）,包括南沙群岛（三角礁、仙娥礁和信义礁）、中沙群岛（黄岩岛）、西沙群岛（北礁、永兴岛、东岛、华光礁和浪花礁）、海南岛三亚鹿回头、广东雷州半岛、广西涠洲岛和广东大亚湾,对这7个珊瑚礁区的13个珊瑚礁开展生态调查的时间为2015–2019年。本研究具体瞄准以下科学问题:1)南海珊瑚礁区珊瑚群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生态因子的关系;2)南海珊瑚群落恢复力的空间差异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3)南海珊瑚礁区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环境控制因素;4)南海珊瑚礁区底栖海藻对珊瑚群落的生态影响。所研究的生态指标包括珊瑚覆盖度、珊瑚物种多样性、珊瑚补充量密度、珊瑚物种特征（生长形态和珊瑚直径）、珊瑚耐热性组成、底栖海藻覆盖度及其功能群组成、底栖海藻与珊瑚的竞争作用、海藻和珊瑚共生细菌群落组成等;主要分析的生态因子包括海表温度（SST）、光合有效辐射（PAR）、叶绿素-a（Chl-a）、溶解无机氮（DIN）、溶解性活性磷（SRP）、颗粒有机碳（POC）、海水透明度、有效波高（SWH）、珊瑚礁鱼类种数和密度;人类活动影响的强度用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和珊瑚礁离岸距离（公里）衡量。主要结论如下:（1）南海活珊瑚覆盖度、珊瑚种类数和珊瑚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存在显着的空间差异,并受区域生态因子所调控。南海整体的活珊瑚平均覆盖度为18.7%（基于调查珊瑚礁区的平均值）。从南海北部至南部,大亚湾、涠洲岛、雷州半岛、三亚鹿回头、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珊瑚礁区的活珊瑚覆盖度分别为25.9%、8.5%、10.2%、17.4%、20.3%、9.5%和22.2%,珊瑚种类数分别为33种、30种、18种、38种、158种、64种和160种。珊瑚物种多样性指数中的Margalef丰富度指数、Shannon–Weaner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趋势与珊瑚种类数相一致,而Simpson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的分布规律较混乱。随机森林模型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海水透明度可能是调控珊瑚覆盖度空间分布的最主要因素,并与珊瑚覆盖度显着正相关;营养盐（SRP、DIN和Chl-a）和海水透明度是影响珊瑚种类数空间分布的最重要因素,并与珊瑚种类数分别呈显着负相关和显着负相关;海水透明度和SST则是珊瑚物种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的最主要调控因素,并与所有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呈显着相关;而人类活动强度（人口密度和离岸距离量化）与海水透明度、营养盐均呈显着负相关。据此推测,人类活动导致的海水透明度降低和营养盐升高可能是南海北部珊瑚礁区珊瑚覆盖度及其物种多样性降低的最主要原因,而高海水透明度和高SST是南海中部和南部珊瑚礁区能够维持较高的珊瑚物种多样性的重要因素。（2）南海珊瑚补充量（直径0–5 cm的小珊瑚）密度和亚成体珊瑚（直径0–10 cm）优势属组成均存在显着的空间差异,并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密切相关。南海珊瑚补充量的平均密度为13.6 ind m-2。从南海北部到南部,珊瑚补充量密度呈递增趋势,其在大亚湾、涠洲岛、雷州半岛、三亚鹿回头、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珊瑚礁区分别为6.0 ind m-2、3.4 ind m-2、2.7 ind m-2、8.0 ind m-2、8.3 ind m-2、15.7 ind m-2和26.1 ind m-2。亚成体珊瑚的优势属在南海北部珊瑚礁区基本上为块状珊瑚,包括滨珊瑚属（Porites）、蜂巢珊瑚属（Favia）、角蜂巢珊瑚属（Favites）、牡丹珊瑚属（Pavona）和角孔珊瑚属（Goniopora）,在南海中部和南部珊瑚礁区则为不同生长形状的珊瑚,包括枝状的杯形珊瑚属（Pocillopora）、鹿角珊瑚属（Acropora）以及块状的滨珊瑚属、蜂巢珊瑚属、角蜂巢珊瑚属和菊花珊瑚属（Goniastrea）。受人类活动和气候变暖的影响,环境压力耐受性更强的块状珊瑚属正逐渐成为南海珊瑚礁的优势类群。珊瑚直径、生长形态和耐热性组成分析表明,珊瑚群落在南海北部的三维结构简单且恢复力弱,而在南海中部和南部的三维结构复杂且恢复力更高,南海珊瑚群落在大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强的环境压力耐受性。（3）南海底栖海藻,包括草皮海藻、大型海藻和壳状珊瑚藻,覆盖度均存在显着的空间差异,并主要受生态因子的梯度变化所控制（除大型海藻外）。南海底栖海藻的平均覆盖度为29%（基于不同珊瑚礁区的平均值）,其中草皮海藻和壳状珊瑚均占12%,大型海藻仅占5%。从南海北部到南部,随着珊瑚礁离岸距离的增加,草皮海藻覆盖度的空间分布逐渐递减（从22%减少到6%）,壳状珊瑚藻覆盖度则逐渐递增（从2%增加到18%）,但是大型海藻覆盖度的梯度变化不明显（其在西沙群岛和涠洲岛最高,分别为11%和8%）。冗余分析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草皮海藻、壳状珊瑚藻与SST、PAR、Chl-a、DIN、SRP、POC、海水透明度、SWH、珊瑚礁鱼类种数和密度等10种生态因子都显着相关;而大型海藻（包括总的大型海藻、肉质大型海藻和仙掌藻）则与这10种生态因子的相关性很弱。随机森林模型分析表明,营养盐（DIN和SRP）、珊瑚礁鱼类密度和海水透明度是调控草皮海藻覆盖度空间分布的最主要因素,而SST、海水透明度、DIN和草食性鱼类种数是调控壳状珊瑚藻覆盖度空间分布的最主要因素。然而,生态因子已经不能准确地预测大型海藻的空间变化,因为草皮海藻的过度生长和营养盐补贴效应可能已经破坏了大型海藻与生态因子之间的自然关系。（4）底栖海藻（特别是草皮海藻）通过改变珊瑚共生微生物群落对健康珊瑚造成压力,继而影响海藻与珊瑚的竞争作用,并最终导致珊瑚群落覆盖度、珊瑚物种多样性和珊瑚恢复力的改变。对共生微生物的分析表明,草皮海藻通过促进珊瑚共生细菌群落大量增殖、增加潜在致病菌和减少珊瑚益生菌,导致珊瑚共生的细菌群落与其接触的海藻重组和同质化,进而危害珊瑚健康。底栖海藻中的草皮海藻覆盖度的增加对南海珊瑚群落的生态影响最为广泛,能降低珊瑚覆盖度;草皮海藻、大型海藻对南海珊瑚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及其恢复力都造成了显着负面影响,壳状珊瑚藻的影响则恰好相反。草皮海藻对南海珊瑚个体的竞争影响（接触或损害影响）是大型海藻和壳状珊瑚藻的2–18倍。底栖海藻对珊瑚的生态影响（包括竞争影响）因人类活动强度和珊瑚属、珊瑚生长形态、珊瑚直径、珊瑚虫直径的不同而异。（5）南海多数珊瑚礁区内珊瑚群落的优势地位已经被底栖海藻取代,底栖海藻对珊瑚的生态影响与海藻功能群类型及其覆盖度直接相关。底栖海藻的总覆盖度百分占比几乎在所有珊瑚礁区（除大亚湾外）均高于珊瑚及所有其它底栖生物。从南海北部到南部,草皮海藻覆盖度逐渐递减,此时,草皮海藻接触珊瑚边缘的比例呈梯度性减少,但是其损害珊瑚边缘的比例并没有显着减少。在大型海藻覆盖度更高的涠洲岛、西沙群岛,大型海藻接触、损害珊瑚边缘的比例均显着高于其他珊瑚礁区。壳状珊瑚藻覆盖度从南海北部向南部逐渐递增时,壳状珊瑚藻接触、损害珊瑚边缘比例均小幅度地增加。在南海中部和南部珊瑚礁区,低覆盖度的草皮海藻也能够对珊瑚造成最多的损害影响,而最高覆盖度的壳状珊瑚藻对珊瑚反而造成更少的影响,揭示了草皮海藻对南海珊瑚的生态影响更为广泛。随着人类活动和全球变暖的加剧,珊瑚礁生态系统面临持续退化,底栖海藻的生态影响将会成为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和演变的关键因素。
赵丹[4]（2021）在《大熊猫空间分布与生态地质环境耦合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是中国的国宝和孑遗物种,也是世界野生动物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长期以来受到了全球各界的高度关注。四川省大熊猫栖息地位于青藏高原东缘,为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复杂的自然环境条件使其成为大熊猫和其他古老珍稀的动植物天然的避难所。大熊猫栖息地受到青藏高原隆升的影响,新构造运动剧烈,地层岩性古老破碎,次生地质灾害频发,是典型的生态地质环境脆弱区。论文选取四川省大熊猫分布区县域范围作为研究区,开展大熊猫空间分布与生态地质环境的耦合关系研究,探究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理论、模型及影响因子,并进一步探讨生态地质环境对大熊猫分布的影响作用机制,对研究第四纪地质环境变化与生物过程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意义,并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廊道工程和大熊猫野外放归等工作提供重要的科学理论依据和决策指导。论文以地球系统科学和地球信息科学的理念为指导,以生态地质学、构造地貌学、环境地球化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依据系统理论、生态位理论和信息理论,在系统收集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和野外调查的基础上,构建了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理论和因子耦合关系模型;利用3S技术的空间分析、地理空间数据库和数字制图等技术方法,探讨了生态地质环境因子信息量化方法,确定了最优取样尺度,建立了生态地质环境地理信息空间数据库,进行了空间分布格局分析;采用数学建模和数值模拟等数量分析方法,研究了生态地质环境环境因子与大熊猫及其主食竹的单因子耦合关系和综合效应和制约机制;最后综合以上方法进行了大熊猫分布预测和栖息地适宜性评价。通过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1）提出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理论和因子耦合关系模型。“天地生人”非均衡全息巨大系统,可分为气候（天）、地质背景（地）、生物（生）、人类（人）等四类。“天”指的是大气因子或气候环境,主要包括降水和温度等条件;“地”指的是以地壳表层（风化壳）为主的的地下大环境,主要包括地质构造、地形地貌、岩石矿物、地球化学和地下水文等条件;“生”即生物,主要包括大熊猫及其主食竹、森林植被和竞争动物等生物种间关系方面;“人”指的是以人类为主体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主要包括环境保护、生物保护、偷猎盗猎、森林采伐、农牧产业、旅游产业、交通道路和工程建设等调控和干扰方面。根据因子耦合关系模型,采用信息量化方法,获取共39个影响因子,即气候因子包括温度和降水因子（19个气候指标）,地质背景因子包括宏观地形因子（地形起伏度、地表切割深度、高程变异系数和地表粗糙度）、岩性因子（岩性多样性指数）、土壤因子（土壤多样性指数）、水文因子（河流密度）和地球化学元素因子（Ca、Na、Fe、Cu、Cr、K、Mg、Mn、Zn等9种）,生物因子包括大熊猫因子（大熊猫密度）、主食竹因子（主食竹多样性指数）和植被因子（植被多样性指数）,人类因子为人为活动因子（道路密度）。（2）根据大熊猫栖息地主食竹多样性（丰富度）具有显着的聚集性和尺度依赖性,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方法,筛选确定了10km×10km格网为研究大熊猫及其主食竹空间分布的最优取样尺度,其可以较好地反映大熊猫栖息地主食竹多样性的实际分布现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地质环境系统地理信息空间数据库,包括5大类数据11个数据集40种数据,栅格数据分辨率为10km×10km。研究显示四川省大熊猫及其主食竹和栖息地环境因子的空间分布主要沿WN-ES方向分布,东西部和垂直梯度分布差异明显。这表明除受人类活动干扰和气候因素影响外,地质背景对大熊猫的分布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3）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和多因素方差分解方法,定量分析了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地质环境因子与大熊猫及其主食竹空间分布的耦合关系及综合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天、地、生、人”四大类环境因子能较好的解释大熊猫分布总体方差的55%,其中地质背景（地）和气候（天）分别为28%、42%,是制约大熊猫及主食竹分布的不可改变的主控因素;生物（生）和人类活动（人）的综合解释能力均为11%,二者远小于地质、气候因子的综合作用,但是对大熊猫分布格局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是影响二者分布格局的可调控性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导致大熊猫的现代分布格局原因,是由于青藏高原隆升地质过程、第四纪时期气候变化、生物种间关系和近现代人为活动等多种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4）根据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地质环境因子和大熊猫空间分布数据,采用多元逐步回归方法和AIC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获得大熊猫空间分布最优预测模型。四川省大熊猫分布区适宜面积总计345.62万hm2,其中岷山山系（148.95万hm2）>邛崃山系（103.18万hm2）>凉山山系（56.71万hm2）>大相岭山系（29.22万hm2）>小相岭山系（7.13万hm2）>秦岭（0.44万hm2）。最适宜和较适宜分布区主要集中于岷山山系和邛崃山山系中北部,而大小相岭、凉山和秦岭山系则仅为适宜区域。岷山和邛崃山山系区域生态地质环境最好,大小相岭、凉山和秦岭山系（四川部分）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较差,同时研究区内大熊猫栖息地范围外部也存在许多适宜区域,表明这些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较好。（5）利用相对权重法评价变量相对重要性,结果显示一级指标依次为气候因子（40.2%）、地质背景因子（32.7%）、生物因子（17%）和人类因子（10.1%）;二级指标依次为降水因子（26%）、宏观地形因子（16.5%）、主食竹因子（14.6%）、温度因子（14.2%）、地球化学元素因子（10.6%）、人为活动因子（10.1%）、岩性因子（5.6%）和植被因子（2.4%）。研究表明,在大熊猫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重要性程度中,地质背景仅次于气候,包含宏观地形因子、地球化学元素因子和岩性因子。
梁晨霞[5]（2020）在《内蒙古繁殖鸟类多样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维持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性的关键因素,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严重威胁。内蒙古地域辽阔,水热条件分异大,植被类型多样,孕育着丰富而独特的鸟类多样性,但与此同时也经历了剧烈的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鸟类对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其多样性组成特征既是长期演化的结果也是对当代环境变化的反映。除物种多样性外,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分别代表生物群落的进化历史和功能性状信息。结合物种多样性、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不同维度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鸟类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然而,迄今为止未有研究从整个内蒙古区域尺度上对鸟类多样性的分布格局及其多尺度成因进行深入的探讨,比如古气候变化、现代气候、土地利用变化、种间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从区域尺度上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与气候变化等因素对鸟类多样性格局的影响对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物种多样性、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全面探讨内蒙古地区繁殖鸟类多样性的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探究内蒙古草原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繁殖鸟群落物种、系统发育及功能α多样性的差异,以及α多样性-气候关系的差异;进一步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繁殖鸟群落β多样性的差异,以及β多样性-气候关系的差异。得出以下主要结果:（1）通过野外调查和搜集已有文献资料,依据全球鸟类种系发生的分类系统,确定内蒙古境内的繁殖鸟类353种,隶属于21目56科173属。雀形目和鸻形目占优势,鸟类种数分别占全部繁殖鸟类的49.29%和10.76%。鸟类区系中北方鸟类占优势（76.20%）,其中古北型、东北型及全北型构成其主体,反映了内蒙古鸟类区系的古北界特征。（2）县域尺度上,随着海拔变幅和植物物种丰富度的增加,鸟类物种多样性增加,系统发育结构和功能结构均趋于离散;鸟类物种越多的地区系统发育结构和功能结构越离散,而物种越少的地区结构越聚集;气温较高、较干旱地区的鸟类系统发育结构和功能结构较聚集。上述结果表明,生境异质性、生物相互作用及环境过滤等局地生态因素是内蒙古繁殖鸟类多样性现有格局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海拔变幅和年均温通过植物物种丰富度间接影响鸟类物种丰富度和系统发育多样性,年均温对鸟类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均存在直接影响。（3）内蒙古草原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繁殖鸟类群落物种、系统发育和功能α多样性差异较显着。天然草地物种数显着低于人工林而与农田、居民区近似,但鸟类组成明显不同;天然草地鸟类系统发育结构和功能结构较为聚集,聚集的是较为年轻的分支且大鸟偏多。典型草原亚区和荒漠草原亚区结果同整体草原区相似,而草甸草原亚区各土地利用类型间差异不显着。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鸟类群落α多样性-气候关系差异不明显。（4）从天然草地到人工林、农田和居民区,随着人类活动影响的增加,鸟类群落物种相似性、系统发育相似性及功能相似性均显着增加,表明人类活动不仅引起鸟类群落物种组成上的均质化,同时造成鸟类群落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均质化。与此同时,天然草地中气候因子对鸟类群落物种相似性、系统发育相似性和功能相似性的解释率也比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高,表明人类活动减弱了β多样性-气候距离的关系。草甸草原亚区和典型草原亚区同上述草原区结果较为一致。荒漠草原亚区功能相似性在天然草地也最低且随人类活动的影响显着增加,但该亚区天然草地中物种相似性和系统发育相似性却显着高于人工林而与农田、居民区相近。综上所述,内蒙古县域尺度繁殖鸟类物种多样性、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分布格局主要由生境异质性、生物相互作用及环境过滤等局地生态因素驱动。土地利用变化可能引起繁殖鸟群落物种组成发生变化,系统发育结构和功能结构也发生改变,同时伴随着较年轻分支的减少和大型鸟类的丧失。土地利用变化造成内蒙古草原区,特别是草甸草原亚区和典型草原亚区,鸟类群落发生严重的生物均质化,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本研究结合生物多样性的不同组分（物种多样性、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和水平（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能够更全面的了解内蒙古鸟类多样性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从而为该区域鸟类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李维东[6]（2020）在《黄河上游晚新生代沉积物的物源分析与河流演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无论是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都起着至为关键的战略作用。黄河源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流汇入太平洋,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超大型水系,其形成演化是具有深远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关乎人类的缘起、发展和未来,长期备受地质学家重视。本文选取黄河上游作为主要研究区域,综合运用构造地貌学、沉积学及地质年代学等多种学科手段,探讨晚新生代构造地貌演化及黄河发育。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详细追索黄河上游典型河段古河道遗迹（阶地、古砾石层）,利用地质年代学手段进行地层定年,建立其时空格架;（2）在关键层位系统采集物源（U-Pb、重矿物）样品,获取物源特征;（3）系统收集前人发表的黄河不同区段、不同时代的沉积物物源数据,将其与本文获取的数据进行对比,进而探讨黄河上游晚新生代沉积物的物源分析与河流演化过程。主要取得如下成果和认识:（1）通过U-Pb锆石年龄谱的对比分析,显示河套盆地段黄河T9阶地基座沉积物、中宁段干河沟组砂砾层及龙羊峡段古黄河曲乃亥组砂砾层的年龄谱具有相似的特征,为分析黄河早期演化提供了证据。（2）黄河河套段T9阶地埋藏的古黄河沉积物、中宁段干河沟组砂砾层的重矿物组合主要以角闪石和绿帘石为主,含有数量不等的锆石、磷灰石、金红石、电气石、榍石等,与黄河上游现代沉积物、兰州段典型阶地沉积物和古老砾石层以及银川盆地古老砾石层的重矿物组合具有相似性。（3）综合河流阶地与古黄河沉积物的野外观测、碎屑锆石年龄谱特征、重矿物组合等资料,认为黄河上游至少在上新世早期已初步形成,其位置和规模接近现代黄河流域。
龚旭[7]（2020）在《四川鞍子河保护地水鹿（Rusa unicolor）和羚牛（Budorcas taxicolor）的空间分布格局与适宜栖息地预测》文中研究说明探讨物种分布变化随气候变化的机制,对维持生态系统功能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水鹿（Rusa unicolor）和羚牛（Budorcas taxicolor）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国西南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中有蹄类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和保护价值。本文利用红外相机和野外调查获取四川鞍子河保护地水鹿和羚牛的实体、痕迹、粪便等有效点位信息后,结合气象、地形、植被和干扰等变量信息,结合最大熵模型（Max Ent）对水鹿和羚牛进行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分析水鹿和羚牛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栖息地季节性变化规律,拟揭示同域分布的水鹿和羚牛栖息地重叠性关系,探讨同域分布的水鹿和羚牛共存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水鹿主要集中在四川鞍子河保护地中、南部区域,偏好在1800～3000 m海拔段活动;羚牛主要集中在四川鞍子河保护地中、西部区域,偏好在2200～3400 m海拔段活动。水鹿有4个高密度分布区:芍药沟、牛井河、放牛坪和大窝窝,其次是黑氹、红水河和鸡心包;羚牛在保护地内有2个高密度分布区:芍药沟和黑氹,其次是红水河、灯杆坪和牛井河。水鹿和羚牛的垂直分布格局表现出沿着海拔梯度先增加后降低的中峰模式。（2）四川鞍子河保护地内水鹿适宜栖息地和较适宜栖息地面积分别为943.23 hm2和3390.15 hm2,分别占保护地总面积的6.25%和22.48%,水鹿的适宜栖息地较少。冬春季的适宜栖息地面积为993.22 hm2,占保护地总面积的6.59%;而夏秋季的适宜栖息地面积为2328.03 hm2,占保护地总面积的15.44%,水鹿的适宜栖息面积随季节而变化。适宜栖息地主要分布在芍药沟和牛井河沟口的灌丛与落叶阔叶林,以及龙灯沟大窝窝以下区域的灌丛和落叶阔叶林。（3）四川鞍子河保护地内羚牛适宜栖息地面积有1808.37 hm2,占保护地总面积的11.99%,较适宜栖息地面积有8384.35 hm2,占保护地总面积的55.59%,保护地内的沟谷及其两岸都是羚牛的适宜栖息地。冬春季的适宜栖息地面积有1653.63 hm2,占保护地总面积的10.96%;而夏秋季的适宜栖息地面积有2022.42 hm2,占保护地总面积的13.41%,羚牛的适宜栖息随季节而变化,沟谷及其两岸是其最主要的适宜栖息地。（4）水鹿和羚牛适宜栖息地重叠区域面积261.10 hm2,主要集中在保护地中、南部低山河谷区,二者栖息地重叠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二者对食物资源的相似需求,特别是冬春季食物短缺的时候。同域分布的水鹿和羚牛栖息地选择利用受资源获取、捕食风险、种间竞争、人类干扰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二者在栖息地选择利用上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水鹿和羚牛都偏好温度适宜、地势平坦、离水源较近的区域,同时二者在植被类型、高程等环境因子的选择上具有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可能是导致它们相互适应、长期共存的原因之一。（5）不同季节的水鹿和羚牛存在明显的栖息地季节分布差异,在冬春季二者都栖息在低海拔森林中,到夏秋季羚牛迁移到高海拔区域活动,而水鹿分布则相对分散。四川鞍子河保护地内水鹿和羚牛的适宜生境在时间和空间上部分重叠,但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为了获得最大的广义适应度,二者在空间生态位、时间生态位和生境利用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以实现相互适应和长期共存。基于本研究的结论,建议保护地相关管理部门加强保护地内的沟谷及其入口管控而阻断人畜进入沟谷、冬春季增强对鸡冠山森林公园和社区集体林的巡护与监测、加强水鹿和羚牛的适宜栖息地监测与管理以及扩大四川鞍子河保护地面积等保护措施。
王培燕[8]（2019）在《海洋动物活动和冰川退缩对南极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气候变化是不争的事实,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不断增加,而CO2、CH4和N2O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是全球温室效应主要贡献源。土壤是大气CO2、CH4和N2O重要的源和汇。南极地区是调节全球气候的关键区域,特别是拥有广阔无冰区面积的南极半岛及亚南极诸岛屿,更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对这些区域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研究对区域乃至全球温室气体收支估算和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制定意义重大。南极地区生存着大量的企鹅、海豹等海洋动物,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亚南极地区海洋动物（海豹、企鹅等）种群规模不断扩大,企鹅栖息地扩张及迁移迹象显着。已有报道证明南极地区海洋动物栖息地土壤为温室气体的释放源,但其极端的野外条件极大的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发展。目前,大部分关于南极海洋动物栖息地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其统计特征,而对于其空间变异特征及其控制因子和内在机理的研究鲜见报道。此外,冰川退缩——南极半岛及亚南极诸岛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响应方式之一——不仅为土壤发生发育提供更大空间,而且为海洋动物栖息提供更大的范围。然而目前关于南极地区冰川退缩带上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研究极少考虑冰川退缩后由于海洋动物栖息地扩张占据较早曝露区域,产生新的温室气体释放源的情况。综上,现有关于南极地区土壤温室气体的研究不仅在覆盖范围上十分缺乏,而且在深度上远远不足,导致目前仍然无法利用现有数据估算南极无冰区的土壤温室气体净收支情况,使其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收支估算的盲点,严重影响全球温室气体收支估算的准确性及其利用价值。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以典型亚南极岛屿——南乔治亚岛作为研究区,选取岛上具有代表性的三个采样带:1)Maiviken Bay采样带,即从南极软毛海豹（Arctocephalus gazella）栖息地到远离海洋动物活动的对照山地裸土区共三个样区的采样带;2)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王企鹅栖息地—Saint Andrews Bay王企鹅（Aptenodytes patagonicus）栖息地,即从企鹅繁殖区中心到其栖息地边缘共六个样区的采样带;3)Saint Andrews Bay王企鹅栖息地附近的Heaney冰川退缩区采样带,即从冰川前缘到被王企鹅占据的较早曝露区域共五个样区的采样带为研究区域,采用野外原位土壤温室气体通量测定结合原状土室内模拟培养土壤温室气体测定及理化性质、微生物分析和养分添加控制实验的方法,在Maiviken Bay采样带和Saint Andrews Bay企鹅栖息地样带上的9个样区共45个样点,测定CO2和CH4的野外原位通量,并采集三个采样带上的14个样区共95个样点的原状土样品以及一个企鹅排泄物样品和一个企鹅排泄物与土壤的混合样品,室内测定原状土三种主要土壤温室气体（CO2、CH4、N2O）通量,分析其土壤理化性质、土壤细菌和甲烷氧化菌的丰度及群落结构,并对Saint Andrews Bay冰川退缩带上的5个样区土壤进行企鹅排泄物、不同浓度磷含量溶液及纯水等四个处理的养分添加控制实验,以分析研究区内海洋动物活动以及冰川退缩和企鹅栖息地扩张造成的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区域空间变异特征和控制因子,探究其内在机理。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概括如下:（1）发现南极地区远离海洋动物活动的山地裸土区域土壤为一个未知的大气甲烷的汇,其吸收大气甲烷的速率可达-154至-13 μg CH4 m-2 h-1。由于常年寒冷的极端生态环境,在南极地区远离海洋动物活动的山地裸土区域,土壤发育程度较弱、土壤水分和养分含量及细菌丰度等均相对较低,有利于Ⅱ型甲烷氧化菌活跃,土壤吸收甲烷的能力较强。此外,鉴于类似裸土区域主导南乔治亚岛及类似岛屿无冰区面积,推测南乔治亚岛及其它南极洲及亚南极州类似岛屿可能是大气甲烷的一个重要的汇。（2）海洋动物栖息地为巨大的土壤温室气体释放源,发现海洋动物活动的密度和强度是栖息地内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控制因子。南极软毛海豹栖息地土壤温室气体通量范围为 113-2756 mg CO2 m-2 h-1,-1-19 μg CH4 m-2 h-1 和 38-10364 μg N2O m-2 h-1。王企鹅栖息地内繁殖区土壤温室气体通量范围为240-5625 mg CO2 m-2 h-1,1556-5145 μg CH4 m-2 h-1和28-7562 μg N2O m-2 h-1;非繁殖区域土壤 CO2 和 N2O 通量较对照山地裸土区域无显着差异,但CH4吸收速率显着降低。在海洋动物栖息地内,海洋动物活动通过其排泄物等向土壤输入大量富含水分和养分,甚至外来菌种,使土壤细菌和甲烷氧化菌群落丰度和结构均发生显着变化,显着提高土壤呼吸速率和N2O释放速率,抑制土壤吸收大气甲烷的能力,使土壤由大气甲烷的汇转变为甲烷释放源。海洋动物活动越密集强度越大,向土壤输入的水分和养分越多,其土壤温室气体通量越高。（3）明确了冰川退缩后土壤曝露时间对土壤CO2通量和大气CH4吸收能力的显着提高作用,及探明了企鹅栖息地向冰川退缩带扩张形成新的土壤温室气体释放源。冰川退缩后土壤曝露时间不同,土壤发生发育程度和植被发育程度不同,土壤CO2释放速率和对大气甲烷吸收能力显着提高,但不同曝露时间对土壤N2O通量并无显着影响。企鹅栖息地向冰川前缘方向的扩张,导致该区域土壤吸收大气甲烷的能力显着降低,土壤CO2和N2O通量显着提高,并成为新的CO2和N2O释放源。（4）探明了土壤水分和活性碳含量是南极地区土壤呼吸作用的限制因子,土壤水分含量是南极地区土壤吸收大气甲烷的限制因子。在南极地区,干旱寒冷的环境极大地限制了土壤和植被的发生发育,使土壤水分和活性碳含量较低,限制了其呼吸作用。且无论是否受海洋动物活动影响,二者都对南极土壤呼吸作用起主导作用。土壤水分则是干旱的南极土壤吸收大气甲烷的主要限制因素。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探明了区域内导致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空间变异的控制因子,促进了其内在机理的深入研究。（2）发现南乔治亚岛无海洋动物活动的山地裸土区域为巨大的大气甲烷的汇,为区域及全球温室气体净收支估算提供新的数据。
史鹏韬[9]（2019）在《亚热带典型白云岩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 ——以施秉喀斯特研究为例》文中认为在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生态环境安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全球性环境和经济问题之一,它不仅直接对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复杂的影响,而且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负效应:水土流失、资源承载力不足、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石漠化加剧。通过对亚热带典型白云岩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监测研究,以期为白云岩喀斯特地区生态保护与维护生态功能提供参考,进而为白云岩喀斯特脆弱生态环境区生态恢复与重建及预防石漠化提供理论支撑,确保白云岩喀斯特地区的生态安全。本研究立足于亚热带典型白云岩喀斯特生态环境变化的实际情况,通过查阅文献,分析前人的研究进展和实际考察结果,总结亚热带典型白云岩喀斯特生态环境的基本特征和退化机理,同时界定了亚热带典型白云岩喀斯特生态环境退化的形式;其次,通过文献分析,并结合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和体系特点,建立亚热带典型白云岩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并利用亚热带典型白云岩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监测指标体系,以施秉喀斯特为研究区,开展对研究区生态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研究;最后,综合考虑施秉喀斯特生态监测结果,对生态监测指标体系进行优化与完善。本文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施秉白云岩喀斯特的典型生态环境特征是生态系统发育完整、类型多样化且具有独特的亚热带景观生态类型。白云岩喀斯特与石灰岩喀斯特相比生态系统较为稳定,一旦发生生态退化,白云岩的恢复难度比石灰岩高,两者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岩石结构、形态、岩性、岩石组分等的差异引起的。白云岩石漠化作为白云岩喀斯特生态环境退化的终极形式,其是白云岩喀斯特生态系统在特定条件下作用的产物,主要表现形式是在植被被破坏后,在自然演替下由荒地恢复到草本层速度较快,但难以恢复到更高一级的植被类型;土层较薄,且砾石较多,基岩几乎不裸露,且有轻度水土流失的生态退化景观。（2）在分析生态监测和白云岩喀斯特生态环境退化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宏观生态监测和微观生态监测两个角度入手,分别从影响生态环境变化的植被覆盖度、土地利用/覆被、气候、土壤、水环境、植物多样性等要素出发,建立了亚热带典型白云岩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监测指标体系。（3）运用监测指标体系对施秉喀斯特监测发现:（1）核心区的植被覆盖本底优于缓冲区,北部优于南部,西部优于东部;植被覆盖度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递减的空间格局;同时,生态环境总体呈缓慢退化状态,退化幅度较小。（2）该区气温和降水变化较为稳定,但气温在90年代末期开始发生暖突变,之后气温一直在上升。（3）该区的植被从乔木林退化到荒草丛以后,土壤的养分含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次生未退化迹地的养分含量高于原始未退化迹地,退化迹地的C、N、P含量显着高于原始未退化迹地,但K含量平均损失13.07%。所有养分含量及深度的变化,在原始未退化迹地大部分指标间的相关性十分明显,在次生未退化迹地部分指标间相关性比较明显,在退化迹地少部分指标间相关性极强。（4）当生态环境发生退化,土壤的pH更加趋于中性或碱性;不同生态类型土壤C:P与N:P的显着性均较为明显。（5）研究区河流的总氮和高锰酸盐指数的波动性较大,氨氮、总磷比较平稳,硅藻门和绿藻门为优势类群,基本上属于贫营养化级别。（6）该区6个样地共158种高等植物和32个优势种,灌木层在建群种数量上普遍高于乔木层,且研究区植物多样性受人为干扰较大。（4）根据施秉喀斯特生态监测结果,优化指标,从目标层、类别层、要素层、指标层等四个基本层次出发,最终构建了含有1个目标层、2个类别层、5个要素层、23个指标层的亚热带典型白云岩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监测指标体系。（5）根据建立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施秉喀斯特研究区属于第Ⅱ等级,生态环境良好。
辛聪聪[10]（2019）在《基于DEM雅鲁藏布江东构造结河谷地貌及其地质环境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区为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东构造结,在板块挤压构造背景下,区域构造活动强烈,高山峡谷、河谷平原、高原等地貌单元在此均有发育分布。不同地貌单元发育不同的宽峡谷及垂直地貌。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流经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挤压的东构造结,河流向南转向90°形成大拐弯。为了解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形地貌的发育规律和成因特征,本文以野外调查数据、数值高程数据（ASTER-DEM）和面积-高程积分（Hypsometry Index）为基础,结合构造、气候、岩性等地质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研究中利用ASTER-DEM提取了多个地貌因子,包括高程、坡向、坡度、河流纵剖面;调查数据包含阶地、谷肩、剥夷面、夷平面以及灾害;面积-高程积分将区域地貌的定性特征转变为定量特征。得到以下主要结果:（1）受构造与气候的共同作用使得大拐弯构造结区域地貌特征复杂。区域主要发育6个地貌单元,雅鲁藏布江中游山原区,雅鲁藏布江强烈切割极高山区,雅鲁藏布江中游中等切割高山,雅鲁藏布江下游强烈切割中山,三江流域强烈切割极高山区,帕隆藏布强烈切割高山区。（2）以ASTER-DEM数据为基础,利用ArcGIS对研究区进行面积高程积分（HI）值计算,结果显示:构造与气候是影响区域HI值的主要因素。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及尼洋河出口为中心由外向内HI值逐渐增加,隆升逐渐增强。在以构造作用为主的区域,HI值偏高,HI≥0.43,处于缓慢隆升,甚至强烈隆升,地貌以高山峡谷为主;当以气候作用为主的区域,HI<0.43,隆升停滞或侵蚀夷平,区域以南迦巴瓦和加拉白垒峰为中心向周围扩展,位于高寒河谷平原或平坝区,HI值偏低。岩性对HI值的影响较小。雅鲁藏布江作为印度洋暖湿气流的运输通道,使气候对区域侵蚀作用加强。（3）以ASTER-DEM数据为基础,利用ArcGIS对研究区河谷纵剖面、宽度、坡向和坡度进行提取。（1）雅鲁藏布江、帕隆藏布以及易贡藏布等主要河流发育干流扎曲裂点,直白裂点以及扎曲至直白大拐弯裂点,支流易贡乡、古乡及通麦裂点。其中扎曲与通麦裂点是以构造作用为基础形成的,直白、易贡乡和古乡裂点与气候作用有关,直白至扎曲的大拐弯裂点受构造与气候的共同作用控制。（2）研究区内河流流向东西向多于南北向,则坡向的朝向以南北向为主;（3）河流宽度与河流纵剖面具有耦合性,构造作用为主的区域,河流发育峡谷,纵比降较大,河谷宽度较小,气候作用为主的的河段,侵蚀沉积作用强烈,纵比降较小,河流宽度加大;（4）由于地貌的复杂性,区域内坡度大小分布具有差异,在构造活跃区,发育极高山及峡谷地貌,坡度偏大,在河谷谷底两侧偏小,在山原及河谷平原等区域内,坡度偏小;河谷两侧发育谷肩与剥夷面侵蚀层状地貌,在层状地貌分布的位置坡度小于快速下切的区域;（5）河流纵剖面在构造作用下主要以幼年深切段为主,当受到气候作用时,以老年期均衡阶段为主。（4）区域地质与气候作用对地质环境具有较强的控制。（1）构造作用下的间歇性下切,河谷发育剥夷面与谷肩;（2）冰川、滑坡或泥石流堵江形成堰塞湖逐渐形成河谷湖相沉积;冰川活动中携带大量冰碛物进入冲沟,沉积在河谷两侧及河床内部;雅鲁藏布江宽谷段与区域西风一致,使得风积物在两岸堆积;河流沉积物分布于河床及河流两岸,主要以河漫滩及阶地的形式存在,多数形成宽谷及宽峡谷过渡段;（3）区域发育高寒河谷平原与高寒河谷平坝地貌,单元地貌内发育深厚覆盖层,雅鲁藏布江干流宽谷段沉积物覆盖层厚度大,最大600m以上;（4）研究区河段发育大量崩塌滑坡以及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其中崩塌滑坡更多分布于河流的峡谷段,主要受构造、气候、地貌以及地震等因素控制;在区域内外动力作用下,发育暴雨型泥石流、冰川泥石流以及冰川-暴雨泥石流,以暴雨泥石流为主,泥石流主要分布于高寒河谷平原和河谷平坝,少数的冰川泥石流或冰川暴雨泥石流发育与峡谷段。
二、Quaternary herbivore fauna in northeastern China: Evolution under climatic change（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Quaternary herbivore fauna in northeastern China: Evolution under climatic change（论文提纲范文）
（1）早、中更新世中国古人类年代序列与区域演化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中国早、中更新世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 |
| 3 区域古人类演化的年代序列 |
| 3.1 泥河湾盆地的早期古人类演化 |
| 3.1.1 早更新世遗址 |
| 3.1.2 中更新世遗址 |
| 3.2 秦岭地区的早期古人类演化 |
| 3.2.1 早更新世遗址 |
| 3.2.2 中更新世遗址 |
| 3.3 长江下游地区早期古人类演化 |
| 3.4 南方早期古人类演化 |
| 4 古人类演化年代框架与区域活动强度特征 |
| 5 总结 |
（2）中国鸟类物种丰富度与群落结构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生物多样性 |
| 1.1.1 物种多样性 |
| 1.1.2 系统发育多样性与功能多样性 |
| 1.2 鸟类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 |
| 1.2.1 当代气候对鸟类多样的影响 |
| 1.2.2 区域历史对鸟类多样的影响 |
| 1.2.3 生境异质性对鸟类多样的影响 |
| 1.2.4 种间关系对鸟类多样的影响 |
| 1.3 中国动物地理区划 |
| 1.4 研究内容及目的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收集 |
| 2.1.1 鸟类和植物分布数据 |
| 2.1.2 系统发育树的构建 |
| 2.1.3 功能聚类树的构建 |
| 2.1.4 环境数据 |
| 2.2 统计分析 |
| 2.2.1 NRI指数计算 |
| 2.2.2 SES.age指数计算 |
| 2.2.3 一元回归分析 |
| 2.2.4 多元回归分析 |
| 2.2.5 结构方程模型 |
| 2.2.6 多重比较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中国鸟类多样性的分布格局 |
| 3.2 中国鸟类多样性的影响因素 |
| 3.2.1 鸟类物种丰富度的影响因素 |
| 3.2.2 鸟类系统发育结构的影响因素 |
| 3.2.3 鸟类功能结构的影响因素 |
| 3.2.4 古气候和植物多样性共同影响鸟类多样性 |
| 3.2.5 环境变量对鸟类多样性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
| 3.3 中国不同动物区划鸟类的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 3.3.1 不同动物区划鸟类物种丰富度的比较 |
| 3.3.2 不同动物区划鸟类系统发育结构和系统发育年龄的比较 |
| 3.3.3 不同动物区划鸟类功能结构的比较 |
| 3.3.4 不同动物地理区划的环境因子的相对重要性比较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植物多样性促进鸟类物种丰富度与聚集的结构 |
| 4.2 稳定的古气候促进鸟类物种丰富度与聚集的结构 |
| 4.3 海拔梯度间接促进鸟类物种丰富度与群落结构 |
| 4.4 东南地区物种演化较早,西南地区物种演化较晚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项目来源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南海珊瑚群落和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生态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珊瑚礁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 |
| 1.2 珊瑚礁生态系统现状 |
| 1.2.1 全球珊瑚礁的生态现状 |
| 1.2.2 南海珊瑚礁的生态现状 |
| 1.3 珊瑚的生物学结构 |
| 1.4 珊瑚群落的恢复力 |
| 1.5 底栖海藻的功能群划分及其生态功能 |
| 1.5.1 物种多样性特征 |
| 1.5.2 功能群划分 |
| 1.5.3 生态功能 |
| 1.6 底栖海藻对珊瑚的生态影响 |
| 1.6.1 影响珊瑚的生长过程 |
| 1.6.2 影响珊瑚的繁殖与恢复力 |
| 1.7 底栖海藻与珊瑚的竞争作用机制 |
| 1.7.1 物理机制 |
| 1.7.2 化学机制 |
| 1.7.3 微生物机制 |
| 1.8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及技术路线 |
| 1.8.1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1.8.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9 围绕科学问题所具体开展的工作 |
| 第二章 南海珊瑚礁的分布及其生态、环境特征 |
| 2.1 广东大亚湾珊瑚群落 |
| 2.2 广西涠洲岛珊瑚礁 |
| 2.3 广东雷州半岛珊瑚礁 |
| 2.4 海南三亚鹿回头珊瑚礁 |
| 2.5 西沙群岛珊瑚礁 |
| 2.6 中沙群岛珊瑚礁 |
| 2.7 南沙群岛珊瑚礁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及统计分析方法 |
| 3.1 南海珊瑚礁区生态因子(海水环境因子和珊瑚礁鱼类)数据的获取方法 |
| 3.2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群落结构的调查方法及数据分析 |
| 3.2.1 研究地点 |
| 3.2.2 珊瑚群落结构的样带调查法 |
| 3.2.3 珊瑚物种多样性指标的测定方法 |
| 3.2.4 数据分析方法 |
| 3.3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补充量、珊瑚物种特征和珊瑚耐热性组成的调查方法及数据分析 |
| 3.3.1 珊瑚补充量的样方调查法 |
| 3.3.2 亚成体珊瑚物种组成调查方法 |
| 3.3.3 珊瑚物种特征(珊瑚直径、生长形态)和珊瑚耐热性的调查方法 |
| 3.3.4 数据分析方法 |
| 3.4 南海珊瑚礁区底栖海藻功能群组成的调查方法及数据分析 |
| 3.4.1 底栖海藻功能群组成的样方调查法 |
| 3.4.2 数据分析方法 |
| 3.5 底栖海藻与珊瑚竞争作用的宏观调查、微观研究方法及数据分析 |
| 3.5.1 底栖海藻与珊瑚竞争作用的大空间尺度变化调查 |
| 3.5.2 底栖海藻与珊瑚竞争作用的季节性(时间尺度)动态变化调查 |
| 3.5.3 草皮海藻竞争珊瑚的微生物机制调查 |
| 3.5.4 数据分析方法 |
| 第四章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群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环境驱动因素 |
| 4.1 南海珊瑚覆盖度、物种多样性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
| 4.1.1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覆盖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1.2 南海各珊瑚礁区的珊瑚种类组成和优势类群 |
| 4.1.3 南海珊瑚礁区的珊瑚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1.4 南海珊瑚物种多样性、覆盖度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
| 4.1.5 调控珊瑚覆盖度、物种多样性指标的生态因子的重要性排序 |
| 4.2 南海珊瑚覆盖度空间分布的主要环境调控因素 |
| 4.3 南海珊瑚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的主要环境调控因素 |
| 4.4 低透明度和高营养盐可能是南海北部珊瑚礁区避难所功能正常发挥的主要障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群落的恢复力及其群落结构演变预测 |
| 5.1 珊瑚亚成体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物种组成、物种特征和耐热性 |
| 5.1.1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补充量密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 |
| 5.1.2 南海珊瑚礁区亚成体珊瑚的物种组成 |
| 5.1.3 南海珊瑚礁区的珊瑚直径、生长形态组成 |
| 5.1.4 亚成体和成体珊瑚的耐热性类型组成 |
| 5.2 人类活动影响珊瑚群落的恢复力 |
| 5.3 人类活动影响珊瑚群落组合的演变方向 |
| 5.4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群落组合的地理分布模式转变—来自珊瑚物种特征和耐热性组成的证据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南海珊瑚礁区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梯度性生态因子的响应 |
| 6.1 南海底栖海藻功能群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
| 6.1.1 南海各珊瑚礁区固着底栖生物的组成 |
| 6.1.2 草皮海藻、大型海藻和壳状珊瑚藻在南海珊瑚礁区的空间变化和组成 |
| 6.1.3 底栖海藻与海水环境因子、珊瑚礁鱼类的关系 |
| 6.1.4 调控底栖海藻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
| 6.1.5 草皮海藻、大型海藻和壳状珊瑚藻相互之间的关系 |
| 6.2 海水水质和草食性鱼类可以有效地调控草皮海藻和壳状珊瑚藻的空间分布 |
| 6.3 草皮海藻的过度生长和营养盐补贴效应可能破坏了生态因子对大型海藻空间分布的有效调控 |
| 6.4 底栖海藻增加对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潜在生态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底栖海藻对南海珊瑚群落的生态影响 |
| 7.1 底栖海藻覆盖度的增加对南海珊瑚群落的潜在生态影响 |
| 7.1.1 草皮海藻对珊瑚覆盖度、物种多样性和珊瑚补充量的潜在影响 |
| 7.1.2 大型海藻对珊瑚覆盖度、物种多样性和珊瑚补充量的潜在影响 |
| 7.1.3 壳状珊瑚藻对珊瑚覆盖度、物种多样性和珊瑚补充量的潜在影响 |
| 7.1.4 底栖海藻对珊瑚礁退化的响应及其对珊瑚群落的潜在生态影响 |
| 7.2 底栖海藻与珊瑚个体竞争作用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
| 7.2.1 珊瑚–海藻竞争作用的大空间尺度变化特征 |
| 7.2.2 不同底栖海藻与珊瑚竞争作用的季节性(时间尺度)变化特征 |
| 7.2.3 人类活动、珊瑚物种特征对珊瑚–海藻竞争作用的影响 |
| 7.2.4 草皮海藻的接触竞争是南海珊瑚的最主要的海藻竞争压力源 |
| 7.3 底栖海藻竞争珊瑚的微生物机制—以草皮海藻为例 |
| 7.3.1 草皮海藻的接触竞争导致珊瑚共生细菌的α、β多样性改变 |
| 7.3.2 草皮海藻的接触竞争干扰了珊瑚共生细菌群落的组成 |
| 7.3.3 草皮海藻的接触竞争潜在地增加了珊瑚致病和死亡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论文创新点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1 南海调查珊瑚礁区的不同食性的鱼类种数 |
| 附表2 各珊瑚礁区调查站位的样带数量、样方数量和站位特征 |
| 附表3 南海珊瑚礁珊瑚种类组成(2015~2018年) |
| 附表4 各珊瑚礁的珊瑚种类数量 |
| 附表5 各珊瑚礁优势度排序前10名的珊瑚种类 |
| 附表6 南海各个珊瑚礁的珊瑚物种多样性指数 |
| 附表7 季节变化对涠洲岛底栖生物分类群覆盖度变化的影响 |
| 附表8 涠洲岛珊瑚礁水肺潜水所采集的珊瑚和海藻样本信息 |
| 附表9 在属水平上对珊瑚和海藻样品的共生细菌组成进行了ANOSIM分析 |
| 附图 |
| 附图1 珊瑚覆盖度在南海珊瑚礁的空间分布 |
| 附图2 珊瑚补充量在南海珊瑚礁的空间分布 |
| 附图3 南海珊瑚礁区滨珊瑚直径等级的组成 |
| 附图4 草皮海藻、大型海藻和壳状珊瑚藻的覆盖度在南海各珊瑚礁的空间分布 |
| 附图5 珊瑚群落恢复力及其物种多样性应对珊瑚覆盖度变化时的响应趋势 |
| 附图7 珊瑚-海藻竞争作用在南海不同离岸距离的空间分布特征 |
| 附图8 涠洲岛珊瑚礁底栖生物功能群的季节性变化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4）大熊猫空间分布与生态地质环境耦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进展 |
| 1.2.1 生态地质学与地质背景的概念及相关研究 |
| 1.2.2 生态地质环境对大熊猫的影响研究 |
| 1.2.3 基于3S技术的大熊猫栖息地评价研究 |
| 1.2.4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科学命题的提出与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主要成果与创新点 |
| 1.5.1 主要成果 |
| 1.5.2 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区地质地理环境特征 |
| 2.1 地理位置 |
| 2.2 区域地理环境特征 |
| 2.2.1 地貌特征 |
| 2.2.2 河流水系 |
| 2.2.3 气候特征 |
| 2.2.4 土壤类型 |
| 2.2.5 植被类型 |
| 2.3 区域地质环境特征 |
| 2.3.1 地质构造 |
| 2.3.2 地层岩性 |
| 第3章 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理论和因子耦合关系模型 |
| 3.1 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理论 |
| 3.2 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地质环境因子耦合关系模型 |
| 3.3 生态地质环境因子信息量化方法 |
| 3.3.1 地质背景因子信息采集 |
| 3.3.2 气候因子指标信息采集 |
| 3.3.3 生物因子信息采集 |
| 3.3.4 人类因子信息采集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最优取样尺度条件下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地质环境因子空间分布格局 |
| 4.1 最优取样尺度筛选 |
| 4.1.1 最优取样尺度筛选方法 |
| 4.1.2 最优取样尺度结果与分析 |
| 4.2 最优尺度下生态地质环境信息地理空间数据库构建 |
| 4.3 最优尺度下生态地质环境系统因子空间分布格局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生态地质环境对大熊猫空间分布的影响与制约机制 |
| 5.1 大熊猫及其主食竹分布与生态地质环境单因子耦合关系 |
| 5.1.1 单因子分析方法 |
| 5.1.2 地质背景因子与大熊猫及其主食竹的关系 |
| 5.1.3 气候因子与大熊猫及其主食竹的关系 |
| 5.1.4 生物因子与大熊猫及其主食竹的关系 |
| 5.1.5 人为活动因子与大熊猫及其主食竹的关系 |
| 5.2 生态地质环境对大熊猫分布综合影响及制约机制 |
| 5.2.1 综合影响效应分析方法 |
| 5.2.2 综合影响效应及制约机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理论的大熊猫分布预测及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
| 6.1 预测模型与评价指标体系 |
| 6.2 多元回归预测与评价模型 |
| 6.2.1 预测与评价因子选择 |
| 6.2.2 多元回归预测模型建立 |
| 6.2.3 多元回归最优模型筛选 |
| 6.2.4 预测变量相对重要性评价 |
| 6.3 大熊猫空间分布预测 |
| 6.4 大熊猫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学术成果 |
| 附录 |
（5）内蒙古繁殖鸟类多样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生物多样性 |
| 1.1.1 物种多样性 |
| 1.1.2 系统发育多样性 |
| 1.1.3 功能多样性 |
| 1.1.4 群落α、β多样性与生物均质化 |
| 1.2 大尺度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
| 1.2.1 历史因素 |
| 1.2.2 区域因素 |
| 1.2.3 局地因素 |
| 1.3 科学问题及研究内容 |
| 1.3.1 科学问题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自然地理概况 |
| 2.2 繁殖鸟类区系组成 |
| 2.2.1 鸟类种类组成 |
| 2.2.2 区系特征 |
| 第三章 内蒙古鸟类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
| 3.1 引言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鸟类分布数据 |
| 3.2.2 系统发育多样性 |
| 3.2.3 功能多样性 |
| 3.2.4 环境数据 |
| 3.2.5 统计分析 |
| 3.3 研究结果 |
| 3.3.1 鸟类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 3.3.2 鸟类系统发育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 3.3.3 鸟类功能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 3.3.4 环境变量对鸟类多样性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
| 3.4 讨论 |
| 3.4.1 鸟类物种丰富度与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关系的启示 |
| 3.4.2 植物物种丰富度对鸟类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影响 |
| 3.4.3 生境异质性对鸟类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影响 |
| 3.4.4 面积对鸟类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影响 |
| 3.4.5 当代气候和古气候变化对鸟类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影响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内蒙古草原区土地利用对鸟类α多样性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样带设置和鸟类调查方法 |
| 4.2.2 系统发育α多样性和功能α多样性的计算 |
| 4.2.3 统计分析 |
| 4.3 研究结果 |
| 4.3.1 内蒙古草原区鸟类物种组成 |
| 4.3.2 草原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鸟类群落物种、系统发育和功能α多样性比较 |
| 4.3.3 草原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鸟类物种、系统发育和功能α多样性与气候因子的关系 |
| 4.3.4 各草原亚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鸟类群落物种、系统发育和功能α多样性比较 |
| 4.4 讨论 |
| 4.4.1 土地利用变化对鸟类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
| 4.4.2 土地利用变化对鸟类系统发育多样性的影响 |
| 4.4.3 土地利用变化对鸟类功能多样性的影响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内蒙古草原区土地利用对鸟类群落β多样性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鸟类调查 |
| 5.2.2 系统发育树和功能聚类树的构建 |
| 5.2.3 物种、系统发育及功能β多样性的计算 |
| 5.2.4 气候数据 |
| 5.2.5 统计分析 |
| 5.3 研究结果 |
| 5.3.1 草原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鸟类群落物种、系统发育和功能β多样性比较 |
| 5.3.2 草原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鸟类群落相似性与气候距离的关系 |
| 5.3.3 各草原亚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鸟类群落β多样性比较 |
| 5.4 讨论 |
| 5.4.1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鸟类群落物种水平的均质化 |
| 5.4.2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鸟类群落系统发育均质化 |
| 5.4.3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鸟类群落功能均质化 |
| 5.4.4 土地利用变化降低鸟类群落相似性-气候关系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编专着 |
（6）黄河上游晚新生代沉积物的物源分析与河流演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项目依托 |
| 1.2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2.1 黄河形成发育的研究历史 |
| 1.2.2 黄河不同河段主要研究概况 |
| 1.2.3 黄河形成的几种观点及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与研究步骤 |
| 1.4 论文实际工作量及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自然地理与区域地质概况 |
| 2.1 自然地理概况 |
| 2.1.1 地势 |
| 2.1.2 气候 |
| 2.1.3 水文 |
| 2.1.4 植被 |
| 2.2 区域地质背景 |
| 2.2.1 地层 |
| 2.2.2 构造 |
| 2.2.3 岩浆岩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与实验样品 |
| 3.1 研究理论 |
| 3.1.1 物源分析 |
| 3.1.2 电子自选共振(ESR)定年 |
| 3.2 测试方法 |
| 3.2.1 碎屑锆石U-Pb年龄 |
| 3.2.2 重矿物分析 |
| 3.2.3 电子自旋共振(ESR) |
| 3.3 实验样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河上游晚新生代典型地层物源特征 |
| 4.1 青海龙羊峡段古黄河河道的发现及典型地层物源特征 |
| 4.1.1 区域地貌-地质背景 |
| 4.1.2 古黄河河道的发现 |
| 4.2 宁夏中宁段典型地层物源特征 |
| 4.2.1 区域地貌-地质背景 |
| 4.2.2 典型地层物源特征 |
| 4.3 内蒙古河套盆地段典型地层物源特征 |
| 4.3.1 区域地貌-地质背景 |
| 4.3.2 典型地层物源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讨论 |
| 5.1 青海龙羊峡段物源分析与黄河发育 |
| 5.1.1 古黄河砾石层及相关地层的形成时代 |
| 5.1.2 古黄河砾石层有关物源的讨论 |
| 5.2 宁夏中宁段物源分析与黄河发育 |
| 5.2.1 干河沟组的形成时代 |
| 5.2.2 宁夏中宁段干河沟组的物源分析与黄河发育 |
| 5.3 内蒙古河套盆地段物源分析与黄河发育 |
| 5.3.1 采样阶地的形成时代 |
| 5.3.2 物源分析与黄河发育的探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黄河及其他主要水系形成演化的启示 |
| 6.1 对黄河形成演化的启示 |
| 6.2 与长江形成发育有关研究的相互启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本文样品碎屑锆石U-Pb年龄数据 |
| 附表2 河套盆地段黄河T3阶地和T9阶地砾石层古流向 |
| 个人简历、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四川鞍子河保护地水鹿（Rusa unicolor）和羚牛（Budorcas taxicolor）的空间分布格局与适宜栖息地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气候变化对物种的影响研究 |
| 1.2.2 有蹄类动物栖息地的研究 |
| 1.2.3 同域分布的有蹄类动物的相关研究 |
| 1.2.4 物种分布模型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思路和目标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3.3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第2章 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植被解译方法 |
| 2.2.2 红外相机陷阱法 |
| 2.2.3 样线法 |
| 2.2.4 最大熵模型 |
| 2.2.5 数据分析 |
| 第3章 研究结果 |
| 3.1 植被类型 |
| 3.2 水鹿和羚牛空间分布格局 |
| 3.2.1 水平分布格局 |
| 3.2.2 垂直分布格局 |
| 3.3 全年水鹿和羚牛适宜栖息地评价 |
| 3.3.1 最大熵模型可信度 |
| 3.3.2 水鹿和羚牛适宜栖息地分布 |
| 3.3.3 栖息地适宜性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
| 3.3.4 主要环境因子的响应曲线 |
| 3.3.5 栖息地重叠性分析 |
| 3.4 不同季节水鹿和羚牛适宜栖息地评价及比较 |
| 3.4.1 最大熵模型可信度 |
| 3.4.2 栖息地季节分布变化 |
| 3.4.3 适宜栖息地与环境变量的相关性 |
| 3.4.4 不同季节水鹿和羚牛栖息地重叠性分析 |
| 第4章 讨论 |
| 4.1 水鹿和羚牛的空间分布格局 |
| 4.2 全年水鹿和羚牛适宜生境评价及比较 |
| 4.2.1 环境变量对水鹿和羚牛分布的影响 |
| 4.2.2 水鹿和羚牛适宜栖息地重叠性分析 |
| 4.3 水鹿和羚牛栖息地的季节变化 |
| 4.3.1 环境变量对水鹿和羚牛季节分布的影响 |
| 4.3.2 水鹿和羚牛栖息地的季节分布规律 |
| 4.4 同域水鹿和羚牛共存机制 |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主要结论 |
| 5.2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5.3 不足之处 |
| 5.4 保护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海洋动物活动和冰川退缩对南极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
| 1.2.2 土壤碳氮循环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
| 1.2.3 南极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对土壤发生与演变的影响 |
| 1.2.4 南极地区土壤温室气体研究概述 |
| 1.2.5 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技术路线 |
| 1.5 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区与数据资料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地形地貌 |
| 2.1.2 气候特征及其主要变化趋势 |
| 2.1.3 海洋动物及冰川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
| 2.2 采样点设计 |
| 2.3 野外气体通量测量及土壤样品采集 |
| 2.4 实验室温室气体通量测定及土壤理化分析 |
| 2.4.1 温室气体释放速率测定及通量计算 |
| 2.4.2 土壤理化性质测定 |
| 2.4.3 土壤微生物测定 |
| 2.5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2.5.1 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计算 |
| 2.5.2 室内模拟培养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计算 |
| 2.5.3 数据表示和分析 |
| 第三章 海豹活动对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 |
| 3.1 结果与分析 |
| 3.1.1 采样带土壤理化性质及其空间变异 |
| 3.1.2 采样带土壤微生物丰度、群落结构及其空间变异 |
| 3.1.3 采样带土壤温室气体通量及其空间变异 |
| 3.1.4 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空间变异的控制因子分析 |
| 3.2 讨论 |
| 3.2.1 海豹活动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
| 3.2.2 海豹活动对土壤微生物丰度和群落结构的影响 |
| 3.2.3 海豹活动对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 |
| 3.2.4 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空间变异的控制因子及内在机理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密度和强度企鹅活动对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 |
| 4.1 结果与分析 |
| 4.1.1 不同密度和强度企鹅活动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
| 4.1.2 不同密度和强度企鹅活动对土壤微生物丰度和群落结构的影响 |
| 4.1.3 不同密度和强度企鹅活动对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 |
| 4.1.4 企鹅栖息地内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空间变异的控制因子分析 |
| 4.2 讨论 |
| 4.2.1 企鹅活动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
| 4.2.2 企鹅活动对土壤微生物丰度和群落结构的影响 |
| 4.2.3 不同密度和强度企鹅活动对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 |
| 4.2.4 企鹅栖息地内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空间变异的驱动因子及内在机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冰川退缩和企鹅栖息地扩张对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综合影响 |
| 5.1 结果与分析 |
| 5.1.1 冰川退缩带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
| 5.1.2 冰川退缩带土壤温室气体通量 |
| 5.1.3 养分添加控制实验 |
| 5.2 讨论 |
| 5.2.1 冰川退缩和企鹅活动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
| 5.2.2 冰川退缩和企鹅栖息地扩张对土壤呼吸作用的影响 |
| 5.2.3 冰川退缩和企鹅栖息地扩张对土壤甲烷吸收能力的影响 |
| 5.2.4 冰川退缩和企鹅栖息地扩张对土壤氧化亚氮通量的影响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9）亚热带典型白云岩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 ——以施秉喀斯特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亚热带典型白云岩喀斯特生态环境 |
| 2.1 白云岩喀斯特的形成 |
| 2.2 白云岩喀斯特生态环境特征 |
| 2.3 白云岩喀斯特生态退化机理 |
| 2.4 白云岩喀斯特生态环境退化形式界定 |
| 第三章 构建白云岩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
| 3.1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3.2 生态监测体系的特点 |
| 3.3 生态监测指标的选择 |
| 3.4 建立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
| 第四章 施秉白云岩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监测 |
| 4.1 施秉白云岩喀斯特概况 |
| 4.2 植被动态变化 |
| 4.3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动态监测 |
| 4.4 气候指标监测 |
| 4.5 土壤指标监测 |
| 4.6 水环境监测 |
| 4.7 植物多样性监测 |
| 第五章 优化白云岩区石漠化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
| 5.1 指标的优化分析 |
| 5.2 指标体系的基本层次 |
| 5.3 监测频度及方法的确定 |
| 5.4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
| 5.5 生态监测指标权重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结论 |
| 6.2 讨论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基于DEM雅鲁藏布江东构造结河谷地貌及其地质环境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意义及选题背景 |
| 1.1.1 研究意义 |
| 1.1.2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现状及方法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地质环境条件 |
| 2.1 自然地理条件 |
| 2.1.1 地理位置及交通概况 |
| 2.1.2 气象水文 |
| 2.1.3 第四纪气候 |
| 2.2 地貌特征 |
| 2.3 地层岩性 |
| 2.4 地质构造 |
| 2.4.1 大地构造背景 |
| 2.4.2 构造特征 |
| 2.5 新构造运动及地震活动 |
| 2.5.1 新构造运动 |
| 2.5.2 地震活动 |
| 第3章 基于DEM面积-高程积分分析 |
| 3.1 DEM数据获取 |
| 3.2 面积-高程积分计算方法简介 |
| 3.2.1 积分曲线法 |
| 3.2.2 体积比法 |
| 3.2.3 起伏比法 |
| 3.3 研究区DEM数据处理 |
| 3.3.1 河网数据的提取 |
| 3.3.2 流域单元的划分 |
| 3.4 面积-高程积分计算 |
| 3.4.1 计算过程及结果 |
| 3.4.2 插值分析 |
| 第4章 基于DEM地形因子提取 |
| 4.1 河流纵剖面的提取 |
| 4.2 坡度的提取 |
| 4.3 坡向的提取 |
| 第5章 雅鲁藏布江东构造结河谷地貌成因分析 |
| 5.1 研究区地貌分布 |
| 5.1.1 海拔高程 |
| 5.1.2 侵蚀地貌特征 |
| 5.2 河流裂点及河谷宽度特征 |
| 5.2.1 河流裂点成因分析 |
| 5.2.2 大拐弯裂点分析 |
| 5.2.3 河谷宽度特征 |
| 5.3 地形特征分析 |
| 5.3.1 坡向特征 |
| 5.3.2 坡度特征 |
| 5.4 HI值差异分析 |
| 5.4.1 HI值分布特征 |
| 5.4.2 构造因素 |
| 5.4.3 岩性及第四系沉积 |
| 5.4.4 气候因素 |
| 5.4.5 河流因素 |
| 5.4.6 HI值与地貌分布的关系 |
| 5.5 戴维斯侵蚀旋回 |
| 第6章 构造与气候耦合下的地质环境效应 |
| 6.1 第四纪谷底深厚覆盖层 |
| 6.1.1 帕隆藏布流域 |
| 6.1.2 多雄河 |
| 6.1.3 雅鲁藏布江流域 |
| 6.2 区域高烈度分布特征 |
| 6.3 灾害发育特征 |
| 6.3.1 崩塌与滑坡 |
| 6.3.2 泥石流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学术成果 |
四、Quaternary herbivore fauna in northeastern China: Evolution under climatic change（论文参考文献）
- [1]早、中更新世中国古人类年代序列与区域演化特征[J]. 陆莹,孙雪峰,王社江,鹿化煜. 人类学学报, 2021
- [2]中国鸟类物种丰富度与群落结构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D]. 王娜. 内蒙古大学, 2021
- [3]南海珊瑚群落和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生态影响[D]. 廖芝衡. 广西大学, 2021
- [4]大熊猫空间分布与生态地质环境耦合关系研究[D]. 赵丹. 成都理工大学, 2021
- [5]内蒙古繁殖鸟类多样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分析[D]. 梁晨霞. 内蒙古大学, 2020(04)
- [6]黄河上游晚新生代沉积物的物源分析与河流演化[D]. 李维东. 中国地质科学院, 2020(01)
- [7]四川鞍子河保护地水鹿（Rusa unicolor）和羚牛（Budorcas taxicolor）的空间分布格局与适宜栖息地预测[D]. 龚旭.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2020(02)
- [8]海洋动物活动和冰川退缩对南极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D]. 王培燕. 南京大学, 2019
- [9]亚热带典型白云岩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 ——以施秉喀斯特研究为例[D]. 史鹏韬. 贵州师范大学, 2019
- [10]基于DEM雅鲁藏布江东构造结河谷地貌及其地质环境效应研究[D]. 辛聪聪. 成都理工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