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结构核心——兼论郭沫若历史悲剧观的形成（论文文献综述）
章池[1]（2005）在《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生成流变》文中研究指明对于中国而言,悲剧是舶来品,一百年来的成长历程曲折而复杂,20世纪中国求新求变求生存求发展的转型局面,更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对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较全面研究,是随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悲剧讨论慢慢展开的。从现有成果看,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20世纪上半期,即使有人论及下半期,也只是寥寥数语带过。这一方面是由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所作的现代、当代的划分决定的;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20世纪下半期未曾出现超越前人的经典作品或理论创见。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一直在发展着,如果说建国前表现为显在的理论、观念的开拓、确立、生成等;那么建国后则更具有一种思想史的意味,潜在的思想之流横贯其中,并趋于深化。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悲剧是一个在西方悲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有别于中国传统悲情戏曲的概念。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中的“现代”与其理解为时间的限定,不如理解为性质的界定更准确。本文将悲剧在中国从引进到确立、衍变的整个20世纪的发展历程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历史梳理与现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史为线,在历史的梳理中,分析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流变过程和基本状况、整体特点;以现象为点,从史线上选取有影响或有代表性的观点、作品、现象作相应的探讨,并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曹禺的悲剧创作和带有发展谕示的郭沫若的历史悲剧创作进行专章的探讨,一是探析生成的方式、形态及特点;一是揭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生成后偏向单一并最终走向畸变的思想根源和时代必然性。在点线两方面的研究中,凸现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发展、生成、演变的历史轨迹,总结其不同历史阶段的生长态势和理论特点,从中提取其流变的基本脉络和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它们产生的作用和所导致的结果,探求中国悲剧的现代化之路。这是本文的具体研究目标。根据悲剧的精神特质和它在中国的发展情形,本文认为对中国现代悲剧作一种观念的考察,比单纯的理论研究或作家作品研究更切合悲剧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也更能发现问题。文学观念虽然蕴含在作家的作品及其相关言论和批评家、理论家的评论文字之中,但又超越于它们之上,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体现着这一时代文化语境的宽容度、人的个性自由度和意识独立程度。本文在对20世纪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作具体研究的同时,也对悲剧在中国孕育、生长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或问题,从思想文化的层面上进行了求索和考察。这是本文深层的精神探求目标。毕竟悲剧不仅仅是文学的,它关注的更是人的终极生存和生命的存在意义。悲剧中的抗争与超越精神其实正是人的一种独立自为的生存精神。所以,相对于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时代倾向的影响来说,本文认为动态而开放的多元化思维方式,尤其是作家独立深刻的主体精神和思想的养成,在中国现代悲剧的发展中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赵菲[2]（2016）在《郭沫若话剧创作的民族化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西方话剧被引入中国后生根、萌芽,不断民族化的历程。郭沫若作为现代剧作大家,其话剧创作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征。然而就目前对郭沫若戏剧的研究来看,很少有研究者对郭沫若话剧创作民族化作一宏观系统的论述。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将从话剧民族化的视角,分析郭沫若以历史剧为代表的话剧创作,详细研读文本,并结合郭沫若的思想与理论发展,尝试对此问题作出全面解读。绪论部分,将着重阐述话剧“民族化”的含义及发展历程,并附研究综述。所谓民族化,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在审美趣味与欣赏要求层面,要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熔铸民族的风格；在表现内容层面,侧重于展现现实生活与时代风貌；从精神内核层面上看,则主要体现现代性意识。至于民族化发展历程,总的来说则是一个从“破”到“立”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五四期间起至二十年代末,是话剧民族化的起步与摸索阶段。新文化诸人以矫枉必先过正的姿态彻底否定旧剧,扫清了新剧发展道路上的障碍。1926年,“国剧运动”开展,发起者主张将西方理论与中国民族传统进行融合,创作具有中国民族风貌的现代戏剧。30年代末,“话剧民族化”便被提上了日程,中国话剧开始向着富有民族特色的方向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第一章主要阐述郭沫若的思想基础及对其作品的影响。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如下两个时期。第一,五四时期。郭沫若吸收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形成了“泛神论”的世界观和以主观性、抒情性为基本特征的以自我为本位的文艺观,并借鉴了歌德和王尔德等西方剧作家的创作,表现为强烈的个人意识与自由精神,并有一定的唯美主义倾向；第二,四十年代。郭沫若早在1924年翻译河上肇的著作时便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转向以革命为本位的文艺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戏剧进一步强化了为革命服务的特征。直到建国后,史剧创作完全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第二章主要阐述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关系。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将历史的精神转化成时代的精神。他并不强调要按史学研究的方法恢复历史原貌,而是要发展“历史的精神”,将其演绎为与现实生活紧密贴合的时代精神。第二节主要论述郭沫若塑造的人物形象与民族性格和时代精神的关系。这些人物普遍具有民族的传统性格,又融入了时代与作者的理想和期冀。第三节主要论述郭沫若剧作中民族精神的重塑,包括爱国主义的民族传统,以及威武不能屈的正义品格。并结合时代要求,对民族精神进行新的阐发。第三章着重阐释郭沫若对西方现代思潮进行的民族化改造以及对传统美学精神的发扬。一方面,他移植了西方浪漫主义精神,深入挖掘人的自我意识,高扬反叛精神,并在创作中融入了鲜明的民族化特征。另一方面,他继承与发扬了传统美学精神,在传情达意上采取了诗化抒情方式,在戏剧结构上又借鉴了传统戏曲的形式,强化了戏剧的表现力。
傅正乾[3]（1987）在《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结构核心——兼论郭沫若历史悲剧观的形成》文中提出从外观上看,郭沫若的史剧理论是由许多单篇文章,讲话和书信组成的,但从内容上看,它的理论又自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从历史剧的基本性质到处理历史题材的基本原则,从历史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从悲剧性的戏剧冲突到人物性格的合理发
傅正乾[4]（1987）在《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结构核心——兼论郭沫若历史悲剧观的形成》文中研究说明从外观上看,郭沫若的史剧理论是由许多单篇文章,讲话和书信组成的,但从内容上看,它的理论又自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从历史剧的基本性质到处理历史题材的基本原则,从历史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从悲剧性的戏剧冲突到人物性格的合理发
闻影[5]（2019）在《民国文学视阈下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郭沫若是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突出贡献、并且可以代表发展方向的文学家。他以诗集《女神》及以他为代表的创造社,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倾向与文学流派。他的历史剧是中外优秀戏剧艺术理论和实践的结晶。在中国新型历史话剧发展上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学者们对于郭沫若历史剧进行了近乎“全景式”的研究分析。但更多的关注点在于作家和作品本身。对于文学发生的生态环境重视程度不足。本文力求溯源求真,拨开历史云雾,探究郭沫若历史剧之“意”。郭沫若历史剧研究已有百年历史。自发表、演出以来就有很多的研究和评论。民国时期有上百余种报刊刊登了郭沫若历史剧的评论文章,包括当时影响力较大的《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文汇报》《新蜀报》等。郭沫若历史剧研究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一种热潮,可供研究的史料较多。建国以后,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着眼于分析人物形象、悲剧审美、创作的思想基础、历史剧的真实和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等多个角度。本文力求拨开历史云雾,溯源探求历史剧之真实意蕴。立足于史料的整理和分析,研究民国时期郭沫若历史剧的研究。论题本身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通过回归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尽可能还原郭沫若自我建构的发展轨迹,进而探究历史剧创作的真实环境和深层内涵。通过搜集历史剧传播与接受情况的相关史料,如戏剧的演出频次、观众接受度、演员的影响力、戏剧的卖座量、报刊的出版发行和转载量、以及戏剧涉及的历史人物在当时掀起的研究热潮情况,还原历史剧创作的生态环境。研究郭沫若历史剧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有着怎样的影响。研究郭沫若对自己作品的阐释,包括书信、序言、自述、后记等史料,进而拨云散雾、溯源求真,探究民国时期郭沫若历史剧隐晦的创作缘由。五四时期作者强调思想和“人”的解放,反抗封建,追求民主、科学和自由,借古人之口,传达五四文人对于时代的深刻剖析。抗战时期,由于国家形势的复杂性,郭沫若的抗战六剧蕴含着多重弦外之音,既包括对于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敌视;又深刻揭露了历史条件下国民党消极抗战、破坏统一战线、卖国投降的无耻行径;郭沫若的批判笔法对抗战特殊时期出现的卖国贼和汉奸走狗行为进行了深恶痛绝的鞭笞;同时,他直面历史,将历史剧创作扎根土地、切中人民需求,营造民众团结一心,积极抗战的氛围,在塑造了一系列人民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的同时,也达成了戏剧艺术性和教化功能的进一步融合。
楼文婷,姜萌[6]（2019）在《中国影像史学研究论著篇目汇编（一）（大陆部分,1949—2018）》文中认为（一）影像史学/影视史学理论专书张广智:《影视史学》,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张广智:《超越时空的对话:一位东方学者关于西方史学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章:《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生代》）肖同庆:《影像史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吴琼:《影像史学》,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章《公众影像史学》）
刘艳梅[7]（2020）在《运诗入剧 ——1940年代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文中指出郭沫若历史剧的诗性特色,使其成为不少人眼中史剧艺术的开拓者。1940年代郭沫若创作的六大历史剧,社会价值和历史功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获公认。郭沫若充分运用自身诗才,将风格多样的诗歌元素融入历史剧,形成具有“火山雷电”特征,悲壮而崇高美感的历史剧。辩证客观地说,郭沫若抗战时期戏剧不免带有政治功利倾向,有粗糙草率之嫌,如果仅仅停留于政治层面就可能造成对郭沫若史剧的误读和曲解。较为明显的是,郭沫若史剧有意识地承继优秀传统戏曲去粗取精,将古体诗、自由诗、散文体诗、民间歌谣、戏曲运用到剧作中,形成古典风味浓厚的诗趣,使得抗战背景下的历史剧也能达到诗歌境界,给人以美的享受。可惜,目前学界,许多研究者或是单独研究郭沫若诗歌,或是孤立研究郭沫若的戏剧,鲜少有人从“运诗入剧”这个角度将两者结合起来对郭沫若戏剧进行不蹈常袭故的深入探索,而诗歌的恰当运用可以说正是郭沫若四十年代历史剧获得成熟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将立足于戏剧这一本体,详细剖析郭沫若历史剧如何运用诗歌这一体裁,使得戏剧在题材选取、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艺术的表达等方面产生变化及其具体特征,并进一步从这三大维度探寻郭沫若历史剧中诗与剧的互动和源流关系。绪论部分,本文对郭沫若诗歌、诗剧向历史剧的演化进行爬梳,按照时间脉络兼及论述一九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交代现实因素,并且根据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阐明本文的研究意义。本文正文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从戏剧题材角度入手,分析郭沫若历史剧“诗和史剧融合”的具体体现。主要通过抒情诗对戏剧结构的贯串、叙事诗增强被冲淡的戏剧情节、散文诗烘托戏剧气氛三方面进行论述。以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学观为出发点探索郭沫若历史剧在戏剧结构、戏剧情节、戏剧冲突等角度与诗歌的融合,诗情的推动使得史剧情节结构紧凑,深化戏剧冲突。第二章:诗性人物形象的建构。从原本具有诗人身份的主人公形象屈原,具有诗性精神的次要人物以及古代游侠豪情人物形象三方面,衍生出郭沫若四十年代历史剧人物品格三种模式——屈原模式、婵娟模式、聂政模式,共同组成郭沫若理想诗国的人物体系。因三种形象建构模式诗化,郭沫若史剧人物呈现与同时期剧作家笔下历史人物迥然相异的面貌。第三章:分析史剧独特语言艺术,着眼戏剧文本的详细解读,对剧作的火山雷电式独白、诗化人物对白以及传统戏曲歌谣的运用,探讨郭沫若对传统诗歌艺术、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焦国燕[8]（2020）在《十七年时期历史剧的“民本位”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发展史上,十七年时期的历史剧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戏剧文学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十七年时期历史剧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延安文艺对十七年时期文艺创作的极大影响,使得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指导方向。此外,国家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的规范和调整,使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完全是在泛政治化的语境中生成和创作。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有着明显地为人民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特征。戏剧因其较为普遍的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功能,更是受到规范和制约,加之唯物史观的影响,其作品就更多地表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因此,结合十七年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本论文主要运用文本细读等方法,从题材选择的相似性、创作目的的一致性、反映内容的关联性等方面对《蔡文姬》、《关汉卿》和《胆剑篇》三部代表性作品进行文本分析,试图挖掘十七年时期历史剧体现的“民本位”思想,从而强化十七年时期历史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与此同时,从“民本位”思想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历史剧对现实的反思作用和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说明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并对十七年时期历史剧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论文写作提供依据。论文的主体部分总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十七年时期历史剧的题材分类和产生缘由两方面梳理十七年时期历史剧的创作概况,同时按照时间线索对“民本位”思想的历史源流重点进行梳理,为论文的“民本位”思想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主要运用历史剧“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结合三部作品各自不同的特点,从题材选择的特殊性和想象虚构的合理性两方面进行论述,分析作品的“民本位”思想。第三章主要结合对作品人物形象的分析,分别从主次人物关系的设置、女性人物形象的阐释和善恶对立的角色性格建构三个方面论述作品的“民本位”思想。第四章主要从戏剧结构模式的角度出发,从情节结构的“非整一性”、“苦难”叙事视角的呈现和正、喜剧为主的戏剧类型三个方面分析作品“民本位”的思想主题。
李明[9]（2016）在《在政治与艺术之间 ——《孔雀胆》接受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作家中郭沫若的地位不可忽视,在文学领域,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杂文郭沫若都有所涉及,其中诗歌与历史剧成就最大。在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中,《孔雀胆》无论是内容还是思想都是独特的。《孔雀胆》是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历史剧,描绘了元代阿盖公主与段功相爱,但最终遭到丞相与王妃的陷害双双死去的悲剧故事。作品创作初期至今,读者对《孔雀胆》的接受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本文将运用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梳理与分析,将文本放入文学活动的链条中加以考虑,探究不同读者在不同时代对文本的阐释,更加全面地把握文本涵义与特色。文章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部分,指出不同时期读者的评价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的侧重有所不同,并总结每个时期评价的优缺点,以及对后代及其他文学作品的接受的启发、教训与意义。第一部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接受情况:读者在这段时期对《孔雀胆》的演出与文本进行了评价,其中演出的评价侧重舞台效果与感人的情节,文本的阐释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侧重于政治评价,尤其是爱国主义与批判妥协主义主题影响最大,而艺术评价却很少,并且分散于政治评价之中,多为主题服务,没有独立地位;第二部分,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初期的接受情况:此时虽然社会环境有所变化,国外的文学理论陆续传入,但是评价重点仍是政治方面,爱国主义与批判妥协主义主题的阐释仍然占据很大比例,政治评价呈现重复局面,文学价值不大,艺术评价与上一阶段相比有所增多,但仍然没有引起读者足够的重视,总体来说《孔雀胆》仍以政治主题评价为主;第三部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接受情况:这段时期的主题评价的主导地位下降,呈现新旧并存的局面,既有民族团结等旧的主题观点,又有人道主义等新的观点出现,艺术评价明显增多,占据主要地位,并且引入许多西方理论,深入挖掘作品内涵,观点新颖,不过也有读者一味求新导致理论、评论与剧本实际内容不符等问题出现。通读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找到,《孔雀胆》研究尚有以下可以完善之处:一、评价总体呈现出艺术与思想截然分开的现象;二、没有充分注意其戏剧的特点;三、没有很好地联系郭沫若的其它作品进行论述;四、文学史未能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且没有关注读者的接受情况。
莫小红[10]（2014）在《席勒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思潮》文中研究表明弗里德里希·席勒（Schiller1759—1805）是德国伟大的诗人、戏剧家、美学家,他与歌德并称为德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与莎士比亚并称为世界戏剧史上的“并峙双峰”,在美学史上,他创造性地使用了“美育”的术语,开启了审美现代性批判之先河,被誉为“现代美育之父”。早在20世纪初,席勒的美育思想就随王国维、蔡元培、张君劢、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传入我国,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推动了中国美育思潮的形成、发展。本文在文献研读的基础上,从发生学的视角去审视席勒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思潮的关系,考察近现代中国接受席勒思想的历史缘由与具体史实,清理席勒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思潮发生、发展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影响的方式,并选择了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郭沫若、田汉作为典型个案研究,探讨这一文化事件所呈现出的思想资源和基本规律。全文由导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本文写作的缘起、意义；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对美育、美育思潮进行概念界定；并从人性与人格完善的角度阐述席勒美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探讨席勒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译介、接受与影响。席勒进入中国是在传统文化现代转换、旧式教育体制革新、大众传播媒介兴起的历史语境下,近现代中国的席勒译介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发轫期、新文化运动至30年代的繁荣期、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的沉寂期三个阶段；席勒接受表现出选择性过滤、中国式改编、镜像式想象三种倾向；席勒美育思想伴随着中国美育思潮兴起、发展、流变的全过程,改变了中国传统美育的从属地位,张扬了审美的自由理念,并将美育引向对现实人生的观照、对理想社会的构建。第二章考察王国维、蔡元培对席勒美育思想的接受。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被尊为“吾国之希勒（即席勒）”,早在1903年他就开始引进西方现代美育理论,挖掘中国传统美育理念,确定美育的情感教育本质,倡导美育独立。王国维的美育思想深受席勒的影响。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自学西学,了解了席勒的美学、美育思想；后来担任《教育世界》杂志主编,他多次撰文介绍席勒美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席勒的美育目的论、价值论等；王国维还以席勒“游戏说”为理论基石,肯定艺术的游戏本质,强调文艺功能的“无用之用”,批判传统“文以载道”思想；依据席勒《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对艺术创作手法的区分,解读中国古典诗词,创新传统意境论。蔡元培是中国的“现代美育之父”,他以毕生精力推行美育。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他将美育写入国家的教育方针,第一次确立了美育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作为北大校长,他身体力行,亲自指导美育实践。在蔡元培的倡导和引领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美育思潮得以形成并迅速发展。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深受席勒的影响,他接受席勒以全面发展为旨归的美育目的论、以情感教育为内涵的美育本质论、以中介调和为功能的美育价值论、以艺术教育为手段的美育实施论,构建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体系。蔡元培的接受在本土化过程中又呈现出创新发展之势：他赋予美育启蒙性,较之席勒更重视美育实践,强调从家庭、学校到社会的整体美育观,提出了颇具影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王国维、蔡元培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启蒙的大背景下,他们试图通过美育培养“完全之人物”、养成“健全人格”,改造国民劣根性,使美育成为了“立民新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考察朱光潜、宗白华对席勒美育思想的接受。朱光潜是我国20世纪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他的美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美育思想。作为席勒美学、美育思想的重要中国译介者,朱光潜的美育思想也受到了席勒的影响。他吸收席勒的人本主义美育观,重视美育“怡情养性”的功能,将人生的最高价值指向美,提出了“人生艺术化”的命题。宗白华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他在研究席勒美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构建理想人格的救世方案,并将境界的研究与人格的探求结合起来,提出了“艺术生命化”与“生命艺术化”的课题。朱光潜、宗白华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并峙双峰,他们都关注苦难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试图以美育解除人生的烦闷,人内心的压迫感、寂寞感、空虚感,提升人的美感修养,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人生,视鄙俗的社会生活为艺术品,以实现生命的活跃,生活的情趣化,心灵的自由解放,赋予了美育“救赎”的功能。但是,朱光潜、宗白华的“审美救赎”论又不同于之前的王国维,王国维认为人生的苦痛源于“欲”,解脱之道便是“拒绝生活之欲”,呈现出悲观厌世的情调。在朱光潜、宗白华的视野中,人生的最终目标不是“超脱”而是积极地“参与”,培养“出世的精神”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入世的事业”,超脱现实仅仅是在恶劣环境中实现诗意生存的手段。第四章探讨郭沫若、田汉对席勒美育思想的接受。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文化巨人,在戏剧、诗歌等领域成绩斐然。郭沫若曾与田汉以“中国的歌德和席勒”相期许,虽然郭沫若被文艺界视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但是,郭沫若是席勒戏剧《华伦斯坦》的中译者,他早期曾接受席勒“游戏说”,强调艺术的无目的性；接受席勒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手法的区分,将“摹仿的艺术”与“表现的艺术”相对立。郭沫若的史剧创作也呈现出“席勒式”倾向：宣传时代精神、遵循“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表现殊死斗争的悲剧精神。田汉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代宗师”,曾立志做“中国的席勒”,早在日本留学时,田汉就曾介绍席勒的美育思想、接受席勒“游戏说”、审美调和论,此时的席勒是他心中崇拜的“浪漫主义诗人”；回国之后,他译介了席勒戏剧《奥尔良的姑娘》、《威廉·退尔》的故事梗概,称席勒是“为自由而战的人”；1950年代,他又将席勒视为“民主与民族自由的战士”大加赞赏,田汉的席勒接受凸显出我国时代精神的演进。田汉的历史剧创作也同席勒一样表现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主题、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展现人物性格、遵循“诗意真实性”创作原则、在剧中大胆融入自我形象抒发自我情感。郭沫若、田汉是4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他们接受了席勒通过美育改造社会、实现政治自由的理想,但是忽视了艺术的“中介”形式,让艺术直接为集团吼叫,为政治呐喊,中国的美育由此失去了形而上的慰藉功能,走向了服务政治之路。结语部分主要总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席勒接受的特点并展望未来的席勒接受方向。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席勒接受呈现出美育启蒙、审美救赎、政治诉求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今天,科技迅速发展,机械化大生产带来了分工的精细化、专门化,这种工具理性的统治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生命的主体性丧失,自由个性遭到扼杀,如何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提升人的生存质量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理论课题,席勒的美育思想必将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成为解救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危机的思想资源。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席勒将美育视为一种而向未来的和解力量,席勒的美育思想在和谐社会、美丽中国的建设中定能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结构核心——兼论郭沫若历史悲剧观的形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结构核心——兼论郭沫若历史悲剧观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生成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西方悲剧理论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研究 |
| 第一章 概念的引入与观念的演进：从惨剧到悲剧 |
| 第一节 概念的引进与团圆意识的打破 |
| 第二节 认识的发展与创作的推进 |
| 第三节 理论的总结与意识的深化 |
| 第二章 现代标志物的诞生：曹禺的悲剧创作及其生成意义 |
| 第一节 从悲悯的人生观走向悲剧创作 |
| 第二节 悲悯而激情的生存悲剧 |
| 第三节 自我身份的确立 |
| 第三章 现实主流的高峰：郭沫若的悲剧创作及其发展谕示 |
| 第一节 从自我的苦闷到革命的悲剧 |
| 第二节 历史与现实同构的社会—历史悲剧 |
| 第三节 走向唯一的社会悲剧 |
| 第四章 乐观的消解与艰难的复苏：从社会主义悲剧讨论到理性的反思 |
| 第一节 乐观的社会主义悲剧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悲剧的讨论与超越 |
| 第三节 现实的反思与期待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著、论文 |
| 后记 |
（2）郭沫若话剧创作的民族化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话剧“民族化”的含义及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郭沫若话剧创作的思想基础 |
| 第一节 五四时期创作思想基础 |
| 第二节 四十年代创作思想基础 |
| 第二章 随时代变迁的民族精神 |
| 第一节 历史剧创作与时代精神 |
| 第二节 民族人物群像 |
| 第三节 民族精神的重塑与高扬 |
| 第三章 现代性的民族化生成 |
| 第一节 西方浪漫主义的移植 |
| 第二节 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民国文学视阈下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重点 |
| 1.3.2 研究难点 |
| 1.3.3 研究方法 |
| 2 民国时期的历史剧创作 |
| 2.1 历史书写中的历史剧 |
| 2.1.1 “五四”:借史诉情与自我言说 |
| 2.1.2 “左联”:历史镜像与潜在讽喻 |
| 2.1.3 “抗战”:以史缘志与人民本位 |
| 2.2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 |
| 2.2.1 20年代:民主与情感移植 |
| 2.2.2 30年代:流亡与自我建构 |
| 2.2.3 40年代:革命文化的班头 |
| 3 民国时期郭沫若历史剧的传播与接受 |
| 3.1 郭沫若历史剧演出与观看 |
| 3.1.1 叛逆女性的“游击战” |
| 3.1.2 抗战六剧的“文化战” |
| 3.2 民国报刊评论中的郭沫若历史剧 |
| 3.2.1 郭沫若历史剧评论热潮 |
| 3.2.2 冲突性的早期史剧研究 |
| 3.2.3 系统性的抗战六剧研究 |
| 4 “民国时期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的研究 |
| 4.1 郭沫若历史剧的自我阐释研究 |
| 4.1.1 叛逆女性的出走与回归 |
| 4.1.2 抗战六剧的弦外之音 |
| 4.2 郭沫若历史剧评论研究 |
| 4.2.1 溯源求真:历史剧之“意” |
| 4.2.2 回望经典:历史剧之“人” |
| 5 郭沫若史剧观与当下启示 |
| 5.1 落笔于往古、归意于当今的史剧观 |
| 5.1.1 失历史之实,求精神之似 |
| 5.1.2 立足于人民,借古以鉴今 |
| 5.2 当代历史剧中史与剧的较量 |
| 5.2.1 史与剧:杠杆的两端 |
| 5.2.2 史与剧平衡法则:失事求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郭沫若历史剧本 |
| 附录B 民国时期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7）运诗入剧 ——1940年代郭沫若历史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郭沫若诗剧到历史剧创作的演变轨迹 |
| 二、郭沫若历史剧的研究现状 |
| 三、选题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诗和史剧的融合” |
| 第一节 抒情诗里的浪漫主义诗情涌现 |
| 一、对仗语式的抒情效用 |
| 二、题材选择里的诗意之美 |
| 三、历史剧的诗情结构 |
| 第二节 叙事诗里的现实主义精神追寻 |
| 一、“失事求似”叙事理念:历史精神的时代化显现 |
| 二、故事性叙事:增强史剧的革命现实味 |
| 第三节 诗情和诗美汇为一体的史剧 |
| 一、诗歌形式的自由表达 |
| 二、无拘无束的诗性精神 |
| 第二章 诗性人物形象的建构 |
| 第一节 屈原模式:爱国诗人的纯洁人格 |
| 第二节 婵娟模式:乌托邦想象下的道义美 |
| 第三节 聂政模式:豪放游侠的典型化 |
| 第三章 汪洋恣肆的史剧诗化语言 |
| 第一节 火山雷电式独白 |
| 一、热烈火山式独白 |
| 二、冷峻雷电式独白 |
| 第二节 史剧对白诗意化 |
| 一、对“写意”笔法的继承 |
| 二、热骂与柔婉交织的对白 |
| 第三节 古典戏曲的巧用 |
| 一、曲词雅俗兼备 |
| 二、音调铿锵激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十七年时期历史剧的“民本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十七年时期历史剧创作的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历史剧的创作历程 |
| 第二节 历史剧的产生缘由 |
| 第三节 “民本位”思想的历史源流 |
| 第二章 “失事求似”原则的隐晦暗示 |
| 第一节 题材选择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想象虚构的合理性 |
| 第三章 多维关系中的人物形象 |
| 第一节 主次人物关系的巧妙设置 |
| 第二节 多角度的女性形象塑造 |
| 第三节 善恶对立的角色性格建构 |
| 第四章 不同结构模式的隐性表露 |
| 第一节 “非整一性”的情节结构 |
| 第二节 “苦难”叙事视角的呈现 |
| 第三节 正、喜剧为主的结构类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在政治与艺术之间 ——《孔雀胆》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接受情况 |
| （一）观众的热烈反映 |
| （二）对主题的集中关注 |
| （三）对艺术的零星阐释 |
| 二、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的接受情况 |
| （一）对主题的重复阐释 |
| （二）对艺术的创新阐释 |
| 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接受情况 |
| （一）对艺术的多角度阐释 |
| （二）新旧并存的主题阐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席勒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思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美育与美育思潮 |
| 四、审美游戏与完美人性的生成——席勒美育思想一瞥 |
| 第一章 席勒在中国：译介、接受与影响 |
| 第一节 席勒在中国的译介 |
| 一、席勒传入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 |
| 二、20世纪上半叶的席勒译介概况 |
| 第二节 席勒在中国的接受 |
| 一、席勒在中国广为接受的缘由 |
| 二、20世纪上半叶的席勒接受取向 |
| 第三节 席勒与中国美育思潮 |
| 一、中国美育思潮发展概况 |
| 二、席勒对中国美育思潮的影响 |
| 第二章 美育启蒙：王国维、蔡元培与席勒 |
| 第一节 王国维美育思想与席勒 |
| 一、王国维的席勒情结 |
| 二、“游戏说”的中国式改造 |
| 三、“境界说”中的席勒元素 |
| 第二节 蔡元培美育思想与席勒 |
| 一、蔡元培的席勒渊源 |
| 二、美育理论的接受与创新 |
| 三、“以美育代宗教说”溯源 |
| 第三章 审美救赎：朱光潜、宗白华与席勒 |
| 第一节 朱光潜美育思想与席勒 |
| 一、朱光潜的席勒述评 |
| 二、人本主义美育观的吸纳 |
| 三、“人生艺术化”追寻 |
| 第二节 宗白华美育思想与席勒 |
| 一、宗白华的席勒渊源 |
| 二、理想人格的构建 |
| 三、艺术境界的追求 |
| 第四章 美育流变：郭沫若、田汉与席勒 |
| 第一节 郭沫若美育思想与席勒 |
| 一、郭沫若与席勒的结缘 |
| 二、郭沫若的席勒式书写 |
| 三、危机时刻的美育转向 |
| 第二节 田汉美育思想与席勒 |
| 一、田汉的席勒情结 |
| 二、田汉的席勒式创作 |
| 三、审美与政治的游离之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结构核心——兼论郭沫若历史悲剧观的形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生成流变[D]. 章池. 苏州大学, 2005(05)
- [2]郭沫若话剧创作的民族化实践[D]. 赵菲. 山东大学, 2016(02)
- [3]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结构核心——兼论郭沫若历史悲剧观的形成[J]. 傅正乾. 郭沫若研究, 1987(00)
- [4]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结构核心——兼论郭沫若历史悲剧观的形成[A]. 傅正乾. 郭沫若研究第三辑, 1987
- [5]民国文学视阈下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D]. 闻影.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2)
- [6]中国影像史学研究论著篇目汇编（一）（大陆部分,1949—2018）[J]. 楼文婷,姜萌. 中国公共史学集刊, 2019(00)
- [7]运诗入剧 ——1940年代郭沫若历史剧研究[D]. 刘艳梅.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十七年时期历史剧的“民本位”思想研究[D]. 焦国燕.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9]在政治与艺术之间 ——《孔雀胆》接受史研究[D]. 李明. 西南大学, 2016(02)
- [10]席勒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思潮[D]. 莫小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