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企业制度呼唤现代审计制度（论文文献综述）
贾云洁[1]（2018）在《政府决算草案审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4年8月31日修订通过的《预算法》,明确了审计机关对本级政府决算草案审计的职责授权,政府决算草案审计作为一个必经的程序,内嵌到预算管理过程中,本级决算审计得到完整授权,审计机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得以提升。然而,授权并非意味着必然的供给。如何确保政府决算审计的有效开展?需要什么样的机制保障?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研究关注的焦点话题。梳理现有文献发现,我国政府决算审计理论研究单薄,规范研究较多、实证分析偏少,且以实务操作研究为主,缺乏对决算审计发展演变规律的探讨,理论认知不统一、系统性研究匮乏。截至目前,既无博士硕士论文对决算审计的专题研究,也无决算审计的专着面世。现有决算审计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审计实践技术规范的建设,加上现行行政型审计体制的制约,严重阻碍了我国政府决算审计的发展。基于现行研究的不足,本文期望在决算审计的发展变迁规律、供求偏差、审计体制改革、决算审计理论理念框架以及审计法规建设上有所突破。在基本概念界定和社会契约、委托代理、公共受托责任、国家治理、制度环境、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等理论基础的分析支撑之上,本文梳理了我国制度环境变迁下的决算审计授权沿革。研究发现:一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影响决算审计授权变迁的动力来源,制度环境变化催生了决算审计需求的变化,由此形成不同阶段决算审计的功能定位及业务授权的变化;二是我国决算审计发展演变规律特征:由单纯的行政属性审计逐渐向政治属性审计转变;从单一“上审下”模式逐渐向“同级审”扩展;真实、效益目标逐渐被重视、信息供给维度更加丰富;审计业务模式逐渐同世界接轨;专业化发展是审计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方向。政治属性审计定位下的本级政府决算草案审计,其外部“应然”需求特征为:政治属性审计功能定位,高质量的信息供给,专业化、规范化的政府决算审计服务。而我国决算审计的现实供给状况如何?来自审计一线的反馈信息可为佐证。为此,本文选择了案例研究法,在统计分析公开的决算审计项目相关信息基础上,优选已开展政府决算草案审计的四个审计机关作为案例样本,进行深入调研访谈。通过访谈问卷及公开数据发现:样本单位政府决算审计探索起步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决算审计模式;在整合利用社会中介资源、业务流程管理、审计报告模式、审计法规体系同步建设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通过对其项目计划、审计方法模式、资源投入与整合、质量控制、审计意见发表、审计结果公开、审计法规依据、理论认知和审计体制保障等多个方面调查访谈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我国政府决算审计“实然”供给状况为:政治属性审计功能的发挥限受限,信息供给有限,缺乏专业化、规范化的发展,决算审计供求之间存在较大偏差。造成我国政府决算审计供求偏差的根源是什么?为此,本文在访谈问卷数据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分析造成我国政府决算审计供给偏差的根本原因:一是内置于一级政府的行政型审计体制与本级政府决算审计的政治属性授权存在冲突,出现了“下审上”、“内服务于外”的悖论,其实质影响是架空了政府决算审计的法律授权,政府决算审计业务开展缺乏有效的审计体制保障。二是理论概念框架研究滞后,政府决算审计的报表审计业务属性不明确,鉴证职能及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缺乏系统论证;审计目标层次缺乏区分、认知不统一;重要性与审计风险概念界定不清晰,一致认可的审计意见类型和独立审计报告模式尚未形成。决算审计理论单薄,难以发挥实践指导力,更无法有效统领审计法规体系的建设。三是政府决算审计法规体系尚未建立,一者是政府决算审计授权、标准性法规尚未实现协同修订,再者是专门性法律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审计法及实施条例修订工作还刚刚起步,国家审计准则缺乏有关决算审计的实质性指导条款,决算审计专业准则、指南等技术规范缺位,利用社会中介资源质量控制制度不完善,审计机关管辖范围分工和绩效考核制度也未能依据决算审计授权及时调整,这一系列审计法规建设的滞后,导致政府决算审计实践中无据可依,严重影响了政府决算审计实践的开展。西方国家是否有独立的政府决算审计?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过程?为了能从世界各国审计业务发展过程中,透视我国政府决算审计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吸收借鉴其成熟的实践经验,以更好地指导我国政府决算审计的发展,本文研究了政府会计、审计改革起步较早的OECD国家的实践经验,综合比较、归纳其较为代表性的经验做法:OECD国家基本没有政府决算草案审计叫法和业务授权,与之相近的OECD国家大量开展的法定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业务,其是伴随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改革而同步确立的,且目前大多形成了成熟、规范的政府财务报表审计模式;随着为数不多的行政型审计体制向立法审计体制的改革变迁,OECD国家已形成独立性较强的审计保障体制;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法律授权模式包括统一授权和分开授权两种;OECD国家均具有较为完善的财务报告审计法律和准则体系,大量整合利用社会中介审计资源和技术,形成了严密的审计质量控制制度。在对政府决算审计供求偏差成因分析基础上,结合OECD国家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业务的经验做法,充分考虑我国制度环境的差异性,本文提出了我国政府决算草案审计的改进建议。第一,基于政治属性审计的功能定位,提高的审计独立性的和制衡能力、协同互补于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改革设计、兼顾我国现实制度环境及机构编制精简原则,本文认为,我国审计体制重构宜采取强制性变迁路径,中长期的审计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国家审计委员会。设立中央和地方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大选举产生,副主任、委员由审计委员会主任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免;审计委员会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同级人大监督;其直接的上位权力是全国人大行使的最高国家权力,国家审计权与行政、司法、监察权处于同一位阶。将现行审计机关从政府机构中整体移出,成为与本级政府平级的、专司审计监督的国家机关,并考虑其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有效衔接。业务上接受上级审计委员会的指导,向上一级审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二,建立逻辑一致的政府决算审计理论概念认知框架。政府决算审计具备报表审计业务属性,需要发表总体审计意见,对政府决算报表的信息鉴证,可以提高决算信息的可靠性。政府审计目标包括总目标和具体目标,总目标是指针对政府决算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编制是否合法、信息反映是否真实,发表审计意见;具体审计目标分为:业务和事项层的真实、完整、截止、准确和分类目标;账户余额层的存在、权利和义务、完整和准确目标;列报和披露层的发生及权利和义务、完整、准确、分类与可理解性目标。政府决算审计目标的实现,需准确界定政府决算审计、重要性和审计风险三个基本概念的内涵。政府决算审计应对政府决算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发表积极式审计意见,提供合理保证,以提高信息预期使用者对政府决算报表的信赖程度。审计风险是指决算报表中存在重大错报,审计后发表不当意见的可能性。建立风险导向决算审计方法模式,在全面了解政府及其环境基础上,评估政府决算报表的重大错报风险,依据风险评估结果,设计和实施风险应对措施,包括确定总体审计策略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建立融合简式报告优势和信息含量要求的决算审计报告模式。第三,建立政府决算审计法规体系。1.依据新预算法,协同修订政府决算审计授权与标准性法规。修订宪法中的审计体制设置条款;修订监督法,单列政府决算审计审查的内容重点,审计工作报告标题中单独提及决算草案审计;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增加并细化政府决算审计的条款;制定发布政府决算草案编制办法。2.构建决算审计专门法规体系。包括修订完善审计法及实施条例,明确本级政府决算草案审计授权,补充增加决算审计的个性化条款;修订国家审计准则,将其归位于基本准则,建立专业的决算审计准则、指南等技术规范;完善利用社会中介资源质量管理控制体系,修订国家审计准则中利用外部人员参与审计的相关条款、明确利用方式及责任界定,修订出台利用社会中介资源开展审计的管理办法及其审计报告质量核查制度,建立同业质量复核制度;修订审计管辖权限分工规定,建立与审计署业务协同安排的地方共享税收入审计制度,创新审计机关分类绩效管理考核办法,加大审计质量考核比重。
解德渤[2]（2017）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文中认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我国特有的一个学术命题,也将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议题。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命题是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建设,没有健全的大学法人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府学关系。大学“行政化”、“高成本”、“强内耗”等问题不断蔓延,这都是由府学关系不顺畅所造成的,它在公立大学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处理府学关系,根本宗旨是保护学术组织,终极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大学法人制度的演进史是大学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世界大学法人制度发展经历了以“学者行会”为基本标识的“古典大学法人制度”、以“国家理性”为根本特征的“近代大学法人制度”和以“市场机制”为调控杠杆的“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古典大学法人制度最早在法律意义上认可并保障大学的“团体人格”,且以“特许状”的形式为大学自治提供了最原始的法律支持;民族国家的崛起将近代大学法人制度推上历史舞台,国家成为大学自治的“守护者”且表现形式各异;在现代大学法人制度中,“市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在大学与政府之间扮演着“调控者”的角色。这就是世界大学法人制度演进的基本脉络。我国现行的法人制度始于1986年的《民法通则》,至今已逾三十年。我国现行的大学法人制度始于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至今也将近二十年。但是,我国对法人制度以及大学法人制度的认识与实践都处于一个摸索阶段。历史地看,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历经“事业单位”到“事业单位法人”再到“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法人”。这就使得我国公立大学深深打上不同时期的制度烙印,从而大学法人制度也带有较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第一,法人身份的“单一性”,即“事业单位法人”并不能满足不同类型公立高校的法律需求;第二,法人属性的“不完整性”,即我国公立大学所面临的是“私有余而公不足”的现实境遇;第三,法人地位的“外赋性”,即当前我国公立大学的法人地位是20世纪80年代初“简政放权”背景下的法律产物,从而并不具有法人权利内生的实质。这就导致了我国公立大学在“事业单位法人”基本框架下不健全的法人制度:“次级法人”的法律性质、“国家保障”的投入体制、“权力集中”的治理结构、“事业编制”的人事制度、“公地悲剧”的财产制度、“政府主导”的评价制度以及“功能疲软”的监督机制等。这些问题集中暴露的是如何调整公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根本难题。透过2015年《高等教育法》的修订,我们发现:政府对大学管理显现出从“行政管理”到“法人治理”的端倪,但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步伐依然缓慢。当前世界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建设已经较为完善,对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就大陆法系而言,德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双重法人”、“公法社团”和“公法财团”三种,法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是“特殊公务法人”,日本国立大学的法人类型是“独立行政法人”框架下的“国立大学法人”,我国台湾地区公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方案设计的是“行政法人”。德国的“分类放权”、法国的“分层放权”以及在两国颇为流行的“行政合同”对我国具有启发意义,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国立大学改革历程与改革分歧使我们在是否缩减财政投入、是否扩大校长权力、是否迈向大学市场化等问题上须保持谨慎态度。就英美法系而言,英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特许状法人”、“议会法人”和“公司法人”三种,美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国家机构”、“公益信托”和“宪法自治大学”三种。英美多样化的大学法人类型设计以及大学与政府之间缓冲机构的设置对我国也具有启示意义。我们可以在“三角协调模型”的基础上建构出“天平杠杆模型”,以衡量不同大学法人类型的自治状况,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性吸收。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应在改革理念、改革方案以及具体设计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刻思考。在改革理念上,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理应正视并超越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新国家主义思潮;理应坚持以尊重大陆法系传统为主,汲取英美法系精髓为辅的法律取向;理应秉承以政治论为前提、以认识论为根本的教育哲学。在改革方案上,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具有三种备选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私法人化”,这是一种妥协现实的改革方案,故不宜采纳;第二种方案是“公法人化”,这是一种呼声最高的改革方案,可以作为优选方案;第三种方案是“特殊法人”,试图在公与私之间作出调和,这种改革方案因浓郁的理想色彩而难以实现,所以也不宜采纳。如此说来,我国应在“公法人制度”的整体框架下构建一个结构相对完整、具有中国特色、运行顺畅有效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穿越复杂的世界大学法人丛林,结合我国法人制度改革动向,我国公立大学可采特殊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捐助法人以及企业非营利法人等四种法人类型。无论从法理上分析,还是在学理上剖析,抑或在实践中考量,我国军事类院校适宜采取“特殊机关法人”身份,中央部属院校适合采取“事业单位法人”身份,公办地方本科院校适合采取“捐助法人”身份,公办高职高专院校适合采取“企业非营利法人”身份。这种法人分类方式不仅符应了世界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而且在契合我国法人分类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而理性的制度革新,这四种大学法人所享有的法人权利渐次增大。但在法人身份选择的具体实践中,我们理应坚持“自主选择”、“合理引导”、“积极试点”的原则。应该说,不同的公立大学法人类型体现为不同的法律性质,折射出相应的治理结构、投入体制、人事制度、财产制度、评价制度以及监督机制等内容。这不仅有助于突破原有事业单位法人的体制性积弊,而且可以对事业单位法人进行规范性矫正,更有助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来奠定法律基础。因此,把法人制度这一古老的世界命题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议题有机结合起来,这将是创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的积极尝试,这一尝试必将释放出不可估量的制度能量,从而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在依法治校背景下最具有根本意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刘刚[3]（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丁传斌[4]（2013）在《地方国有资本运营法制探索》文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资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物质基础，对我国经济发展乃至政治生活都有巨大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发展始终受制于体制而存在很多不可克服的弊端，虽然经过多次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但国有企业一直都没有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举措有力促进了国有资产的发展。近年来，对国有资产的管理逐渐从对具体企业的管理、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向国有资本的运营转变，国有资产的载体从具体企业向资本运营转变。因应这种趋势，在管理部门不断加强对国资运营规范的同时，学界对国有资本运营给予了高度关注。作为整个国资系统的组成部分，地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国有资本的运营对于国资的整体发展和地方政府行为规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合理、合法运营地方国有资本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目前，受制于“分税制”财政体制，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权与事权不平衡的境地。如何扩大财源、如何获取政绩是地方政府尤为关注的问题，而在地方不能发行政府公债、土地财政又遭受宏观调控而无法持续的情况下，通过所掌握的国有资产创造财政来源、获取政绩，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大量地方融资平台的涌现即是明证。由于运营目标设定不当，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规范。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如何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和避免地方政府的过度竞争，在集权与分权之间需要做好平衡，这也说明了研究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制度的重要性。目前的地方国有资本运营体制，是在“统一所有，分级代表”的前提下建立的。地方政府在运营国有资本时只能根据中央授予的权限进行制度设计和调整。随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传统的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运营体制客观上急需进行改革，以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积极性的要求，在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中，如何进行资本的运营以带来财政收入是目前地方政府更为关心的问题。而“分级代表”制度下，地方政府在运营国有资本时较受限制，希望能有较大的自主权。理论界对此认为，“分级所有”是较为可取的方式。如何在“分级所有”体制下进行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制度设计也就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围绕构建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系统这一中心问题，在对现行地方国资运营状况作出分析评价的基础上，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为指导，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国有资本运营制度的有益经验，以国有资本运营理论构建、运营机构设置、运营模式设计、运营监管、运营收益分配为主线，设计出以产权关系为纽带、运营主体明确、目标层次分明的地方国有资本运营模式。在行文时，为能详细解构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历史、现状及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包含的内容，从而针对性地对地方国有资本运营进行制度设计，本文没有采用理论基础—历史和现状—国外借鉴—制度改革的常见论文写作模式，而是首先在界定相关概念和概述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状况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主要影响因素，按照国有资本运营模式、主体、监督、分配的内容分章论述。应当承认，这种写作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论述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制度设计，但也减弱了文章结构的紧凑性。按照这个思路，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首先从基础概念入手对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地方国有资本等作出界定，分析地方国有资本的属性及其功能定位，对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和地方国有资本运营法制的概念作出界定；在系统分析地方国资分布和运营状况之后，阐释现行体制下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效果及存在的弊端和暴露出的问题，说明地方国资运营还需要进一步改革。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和第三章，本部分探讨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主要制约因素，即中央与地方产权关系、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对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影响。第二章从中央与地方产权关系入手，通过回顾传统“统一所有，分级管理”及现行“统一所有，分级代表”制度，分析其中隐藏的弊端。对于目前的中央与地方产权关系，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视角、委托代理理论、地方国有资产的实践需求方面论证了实行“分级所有”的合理性和优势。第三章论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关系。在目前“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呈现不平衡状态，地方在财政减缩的同时还需要承担过重的公共服务职能。面对这种状况，作为公法主体的地方政府在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时兼具了私法主体身份，地方政府也就具有了“经济人”的属性。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运营国有资本时会利用控制的现有资源最大化自身的利益，造成国有资本的全民属性减损或丧失。为此，地方政府职能急需转变。在有限性政府的目标模式下，地方政府在国有资本运营中需做好公权、调控、管制、监督等角色。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章到第八章，是对地方国有资本独立运营体系的构建，分别从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主体、模式、监督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展开。第四章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关系的角度架构地方国有资本独立运营体系。从整体上说，国有资本运营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部分，是管理、运营、监督中的一个环节。在现行以国资委为出资人代表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由于国资委的定位和职能承担没有能够完全实现政企分开、为全民创造福利的目标，因此必须根据国有资产的全民属性重新设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资本运营体系。在新的国有资本运营体系下，宜将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解为投资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部分：将投资的预算决策权赋予人大以体现终极所有者的权利，由财政部门具体执行投资的预决算；明确定位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能，将其作为政府机构和统一执法主体行使对国有资产的政府监督权；设立独立运营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并根据国有资本存在领域分类设立，实现与政府的分离，真正作为私法主体参与市场，按照市场化方式运营国有资本。第五章从现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模式出发，研究“两层次”与“三层次”运营以及分类运营的制度设计。在地方国有资本主要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的情况下，宜以授权经营为主，实施分类、分层运营。本章对目前实践中热议的地方国资委直接持股形成“两层次”运营和地方金融类国有资产本运营作了分析。第六章分别从宏观构建和微观治理方面对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主体，即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出探讨。本部分首先分析了目前地方政府构建国有资本经营公司时存在的问题，对引人注目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了探讨，建议分类、分层次设立独立运营的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微观上，构建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处理董事会、党委会、经理层之间的关系。第七章为对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监督的探讨。目前，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监督形成了以国资委为主导的监督格局，但国资委出资人监督和政府行政监督职能不分，其定位依然不清。在其他监督方式中，行政监督面临立法真空和实践中的交叉情形，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一直处于薄弱地位。建构合理而强势的监督体系对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大有裨益，为此需强化人大的监督，弥补政府监督立法空白、回归国资委的监督角色，加强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确保司法监督独立地位、建立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第八章是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探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于国有资本运营起到投资决策、收益分配的作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目前还很不完善，地方政府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做了较多的探索，在取得较多成绩的同时也有许多值得再讨论的空间，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财政的衔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主体的选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监督等。
刘鑫[5]（2014）在《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管理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传承了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思路,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重要一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需求,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方式。我国的国有资产大致分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及经营性国有资产两大类。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主要是保证政府机构及事业单位的郑常运作所存在的国有资产。这部分资产主要的形成方式是政府采购,在使用中不断消耗折旧,不涉及资产保值和增值的要求。而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主要存在方式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涉及的国有资产就必须要求保值增值,为实现我国的整体战略经济目标服务,为国家积累财富,为社会创造价值。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的目的必须在市场的环境中依靠企业经营来达到。因此,采用何种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是否能够持续,进而影响到经营性国有资产能否实现保值和增值。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涉及到国有企业的存在状况,从宏观层面上来说,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问题,我国的经济理论界从未停止过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主要分为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和后30年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1978年以前,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处于完全的计划经济管理时代,那时的国有企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企业。由于不存在外部市场,所有企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营销活动,可以看做是国家企业集团这个大公司的一个加工车问。这种完全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在建国初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为建立新中国的第一批国有企业和形成实际意义上的国有资产做出了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逐渐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变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因此,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变革和创新就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手段。1978至今,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随着我们对市场经济认识的逐步加深而逐步演变,更加适应时代国有资产的发展规律。从最初的“政企分开”、“承包制”到十六大初次提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构想,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这二十多年中经历的多次起伏变化。其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也出现了不少导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混乱的问题。2003年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推进到新的阶段。结束了以往多头管理、责权不分的问题。从2003年至2013年的十年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外向型性经济形态不断出现,我国国有资产的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也不短提高。这些就是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改革释放的红利。虽然1978年至2013年间我国的国有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一些造成国有资产管理混乱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十六大首次提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战略构想,但落实中偏重于在国有企业的微观层面以民资入股、国企改制的方式进行。虽然起到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但也造成了国有资产贱卖、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十八大提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问题时,更加注重宏观层面进行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混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必须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市场竞争和市场资源分配。从而消除“国进民退”,“国企吃掉民企”的争议。让民营企业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参与国家资源的分配与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监督。这就是本文提出构建“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目的。“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管理模式设计上,强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再是上级管理机关,而是代表国家进行出资的国家股东。而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不再是国资委的下属机构,完全听命于国资委,而是具有完整的现代企业治理机构,完善的现代公司制度的法人实体。这种设计从国有资产的根源上实现了混合所有制,让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从而整合公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共同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章本从发展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研究意义入手,主要涉及国内外的相关文件综述,提出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同时提出论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不足。第二章涉及的问题是混合所有制发展中的相关基础概念,及国外相关的研究经验。主要涉及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和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企业管理及委托代理的相关理论,同时总结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的国有资产管理经验。为研究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创新提供借鉴。第三章主要谈论我国现有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剖析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分析现有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存在哪些优势与不足。从而明确进行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创新的方向和目的。第四章分析了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构建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背景与优势。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国际化、信息化等方面阐述为什么要对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及现在进行改革有哪些有利的条件。第五章是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组建方案的分析。主要从基本理论、组建原则、适用的行业范围、组建方式和股权结构的形成和组建中的主要问题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六章以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管理控股公司的内部管理模式为分析对象,从功能界定、决策管理机构的组成、内部监管模式和内部控制的其他问题入手,阐明如何进行混合所有制公司的内部管理。第七章是从混合所有制公司的外部监管的角度,分析针对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国家审计制度的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及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等问题。明确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哪些外部条件。第八章从行政体制配套的角度分析发展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需要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法制配套措施,同时也从股权平等的角度分析如何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之间的互信。第九章是结论和展望。对于本文提出的“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应用前景及发展方向提出设想。
刘冠亚[6]（2018）在《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设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促进财政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作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不可或缺、无法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建设情况将直接关系到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建设进度和实际效果。构建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对于完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加快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及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行以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为主要模式的财政审计制度是在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之前的财政管理格局和政府会计环境下形成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财政管理以预算控制为核心的需要,其审计目标是预算收支的合法合规性,相应地,其审计内容重点、方式方法等也都为该审计目标服务。这显然不能适应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这一重大制度环境转换的需要,也无法满足财政管理领域公共受托责任内涵拓展背景下委托人新的利益需求。而目前对于我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理论研究往往仅聚焦于政府会计核算和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却忽略了政府财务报告审计这一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有所缺失,无法形成完整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研究体系;且我国政府财务报告试编工作已经开展多年,试点工作也已逐步铺开,但对于试编试点政府财务报告的审计实践探索却处于严重滞后状态。本文力求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经验,初步建立一套相对成型的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理论体系,以形成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理论的重要补充,进而为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政府财务报告及其审计制度进行经济学理论分析,然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框架,对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需求和供给状况进行系统阐述,剖析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供给滞后于制度需求的失衡状态以及影响制度供给的制约因素,找准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构建的重难点问题;接着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从审计目标、审计内容重点、审计方法、审计组织方式、审计技术手段和审计规范体系六大要素初步构建一套能够满足需求的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寻求制度供需的均衡状态;最后阐释为实现制度均衡,从顶层设计和部门工作层面还需采取哪些措施。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是提出问题。其中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为文献综述,这两章是全文的起始和基础。第二部分为第三章至第五章,主要是展开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供需分析以及国际经验分析借鉴。其中第三章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的视角对政府财务报告及其审计制度进行经济学理论分析,阐明政府财务报告及其审计制度对于推动财政管理领域公共受托责任履行的作用机理及其内在联系。第四章运用制度需求一供给分析框架对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供需状况进行剖析,指出我国现行财政审计制度无法满足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确立之后的审计需求,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构建处于一种制度供给滞后于制度需求的非均衡状态,在剖析其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厘清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构建要解决的重难点问题。第五章对美国、英国及其他11个国家的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构建情况进行分析和借鉴。第三部分为第六章至第九章,主要是进行制度构建和提出政策建议。其中第六章尝试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核心框架,解决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审计目标、审计内容重点和审计方法三大组成要素如何设计的问题。第七章探索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实施体系,解决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组织方式、技术手段和规范体系三大组成要素如何设计的问题。第八章解析了基层审计机关开展的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相关探索性实践,实现对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构建的实证研究。第九章则对本文主要观点和结论进行归纳和提炼,并对从顶层设计和部门工作层面如何进一步推动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建立健全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一是在财政管理领域公共受托责任框架中,政府财务报告及其审计制度是一种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制度安排,它随着公共受托责任内涵的拓展而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推动政府及其部门更好地履行公共受托责任以满足委托人的利益需求。二是目前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构建处于一种制度供给滞后于制度需求的非均衡状态,制度构建的重难点问题在于建立核心框架和实施体系,对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目标、审计内容重点、审计方法、审计组织方式、审计技术手段和审计规范体系六大组成要素进行设计,并从顶层设计和部门工作层面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实现制度均衡。三是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目标应立足于揭示反映政府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和财政风险;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内容重点须紧密围绕审计目标展开,并充分考虑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和部门财务报告的差异;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方法也应适应审计目标的要求,形成技术层面风险导向审计与战略层面风险导向审计有机融合的政府财务报告风险导向审计方法模型。四是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组织方式应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的合力;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应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手段以提高审计效率、提升审计质量;政府财务报告审计规范体系应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
许金柜[7]（2014）在《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模式研究（1949-2013）》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完善立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它在一国的政治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集中体现了一国政府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法进行筹资、分配和管理财政资金以及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规范、约束和监督政府行为的一种根本方法。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府预算思想和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预算经验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政府预算制度,当时称为“国家预算”。之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转轨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我国政府预算制度先后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体制转轨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建立四个时期60余年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与各时期相应的预算内容与特点,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初步建立起了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基本相适应的政府预算制度。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未来是建立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在现行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框架下,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对我国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展开分析。一方面,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变迁过程,揭示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历史演变规律、特征与经验教训,为我国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另一方面,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预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改革的绩效、难点与局限,提出今后我国政府预算改革的基本思路、对策建议和未来政府预算的目标模式。我国政府预算改革近期目标主要不是强化预算绩效问题,而是要强化和实现预算在行政层面的全面控制,中长期目标主要是要实现预算在立法层面的全面控制,未来政府预算模式是通过构建“五级政府、三级预算”的中间过渡型预算模式改革,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级政府三级预算”的分级分权预算体制和以基金制为特征的完善的政府复式预算体系,走向预算国家。
张荣武[8]（2007）在《财务治理效率论》文中指出财务治理是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交叉渗透的产物，肩负着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赋予的双重使命，成为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萌芽于西方理论界并在我国得以明确提出和逐步深化的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正沿着“财权流理论”这盏“指示灯”正确前行。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对财务治理问题的研究远未成熟，诸如财务治理效率等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十分匮乏。然而，效率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核心与主线，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没有对效率的深入考量，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真正成熟。因此，若要深化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研究，效率问题就是绕不过的坎。响应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财务治理效率”问题深入研究的诉求，构成本文选题的基本背景和原动力。本文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相关理论，以“契约理论”和“财权流理论”为学术硬核，以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为明线，以“财务治理效率”为暗线，对财务治理效率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六章。第1章，导论。在对选题背景、意义、基本约定、国内外公司治理及其效率和财务治理及其效率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后，说明本文的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第2章，财务治理效率理论基础。在分别介绍企业契约理论、财权流理论、激励机制理论和博弈论之后，结合研究主题，阐述了上述理论基础与财务治理效率的逻辑关系。第3章，财务治理效率论说的逻辑框架。首先，对效率内涵进行了界定；其次，提出并论证了财务治理效率论说；最后，构建了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组成的效率释放的互动框架，并将其与财务治理效率共同嵌入财务治理体系，进而形成一个涵盖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财务治理效率四大板块的财务治理体系。第4章，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环境与治理效率研究。财务治理环境是财务治理体系效率释放的基石。本章分别论证了政府行为、法律制度、产权保护、市场化水平、信用体系、契约文化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的逻辑关系。第5章，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与治理效率研究。财务治理结构是财务治理体系效率释放的基础与内核。本章将“财务治理结构”又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财务资本结构；二是财务组织结构。对于财务资本结构而言，本文分别系统阐述了资本结构（狭义）、股权结构、负债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财务组织结构而言，本文则分别深入剖析了股东大会（控股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的逻辑关系。第6章，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机制与治理效率研究。财务治理机制是财务治理体系效率释放的引擎。首先阐述财务战略决策机制、财务激励创新机制、财务监督制衡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的关系，这三大机制是财务治理机制体系的核心机制。但是，仅有核心机制还不能满足需要，为此，本文建构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作为动态协调机制，为前三大机制服务。由于各种财务治理机制的运作需要信息，也由于财务治理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因此，本文又提出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使之在财务治理机制体系中发挥“后勤保障”作用。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首次提出并论证了“财务治理效率论说”。基于企业契约理论，本文认为，公司的本质（性质）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社会资本所有者之间缔约形成的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契约联结体；公司契约的本质是公司产权契约；公司产权契约的核心是公司财权契约，公司财权契约的学术硬核是财权；财权契约不完备与代理问题的存在导致财务治理问题的产生；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财务治理的本质是剩余财权（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配置；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借助于剩余财权配置，通过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机制共同组成的效率释放互动框架，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核心是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对应，即剩余财权配置效率最大化；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基本衡量标准是财务治理收益与财务治理成本对比；财务治理收益是指财务治理主体效用或共同剩余总和；财务治理成本包括财务治理主体交易成本、第一类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财务治理结构组织成本、市场治理成本、服从成本、政府治理成本以及制度摩擦成本等。2．明确界定了财务治理、财务治理主体、财务治理客体。本文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财务治理主体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上的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资格有能力对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法人和个体，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股东、债权人、雇员。广义的财务治理主体除狭义的财务治理主体之外，还包括顾客、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社会资本提供者。财务治理客体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剩余财权中的“权力”。3．重新定义并深化了“财务机制”的内涵。所谓“财务机制”是指财务体系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作用过程，以及由此决定的财务体系内在的本质的调节形式、方式方法和手段的运行规律。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财务机制是一个动态人造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动发生作用并导致一定的财务经济结果；（2）财务机制既不是最终结果，也不是初始原因，它是把财务期望转化为财务行为、原因转化为结果的一种中介；（3）财务机制制约并决定着财务功能的发挥，在一定的财务体系中，财务机制是客观存在的，它所反映的是财务内在的、本质的作用方式和规律，是财务体系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4）财务机制的优劣是以其作用于财务体系而导致的机能强弱来评价的；（5）财务机制主要由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构成，其中，决策机制是“方向盘”，激励机制是“发动机”，监督机制是“刹车”，三者共同呵护财务机制体系的健康运行。4．构建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并解构其效率释放机理。本文认为，财务治理效率的核心是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对称；共同治理机制体现了常态下利益相关者之间为实现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而进行的合作，而相机治理机制则是在特殊情况下客观面对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的基础上，保证这一合作状态持续稳定的机制；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是利益相关者在常态和异态下尽可能长期合作的有力保障和公司财务治理效率释放的源泉。5．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效率导向的财务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财务治理环境是基石，财务治理结构是基础和内核，财务治理机制是引擎，财务治理效率是根本目标；（2）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四者共同构成财务治理体系，在财务治理体系中是一种上下游关系；（3）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机制均包含效率释放问题，三者形成上下游关系，组成一个效率释放的良性互动框架，是财务治理效率产生的源泉；（4）财务治理效率在财务治理理论研究中处于后续理论研究的位置，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起着方向与指引的作用。
刘茂盛[9]（2018）在《论政府治理变革与行政法发展》文中认为在政治经济社会高速转型时期,中国政府面对的权力腐败、经济发展不平衡、民生困顿、环境污染等公共问题愈加严峻复杂,暴力执法、暴力抗法等事件屡见不鲜,它反映出以政府管理为代表的公共行政模式陷入了危机。为应对危机挑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系统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到2035年,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的转变,是我国治国理政方略的重大调整,是与法制政府迈向法治政府同步进行的过程,这一变革必将深刻影响我国行政法未来发展方向。本文从阐释政府治理的中国语义及其与行政法治的关系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梳理政府治理给以管理为特征的公共行政模式带来的变革,剖析形成于管理模式下的行政法体系在治理变革中面临的困境,并采用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探讨回应变革的未来行政法体系的建构路径。除导论之外,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政府治理与行政法的相关范畴。“治理”是内涵丰富的概念,“政府治理”有着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本土语义,“善治”是政府治理能力的表现和结果,政府治理达到“善治”的媒介是法治。在中国语境下,政府治理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权力运行的多向互动,协商与合作为主的治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人为本的行政目的。“政府治理”不同于西方学者赋予“公共治理”、“元治理”的含义,它更强调政府对市场、社会和公民的责任与终极关怀,既要求政府以人为中心,培育企业、社会公共组织和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的能力,又要求政府改革自身体制和转变职能以建成现代政府。从我国政府的治道变迁历史观之,政府治理是对国家统治模式、政府管理模式的扬弃,它兴起于管理危机之中,与法治有着天然的耦合性。政府治理与行政法在政治哲学、内在价值上的契合,且以良法善治来建构有限有为的法治政府为共同目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章主要论述政府治理变革管理模式的形式与内容,以及受之影响下行政法的发展走向。政府治理以民主共治革新了权力垄断的管理模式。“治理”具有融合政治和行政的功能,政府治理是描述民主行政的最佳词汇。政府治理和民主行政互为表里,核心特征是民主。1978年以来中国行政法治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是优化政府权力结构并还权于市场和社会的过程,它破除了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建立起了相对均衡化的权力格局,使得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协商合作处理公共事务成为必要。顺应这一形势,民主原则渗透进公共行政之中,保证了企业、社会公共组织和公民能够以主体身份直接参与公共行政。在此背景下,政府治理至少在两个方面改变着中国公共行政模式:一是内在维度变革,即政府对自身组织结构的治理,它要求政府职能由垄断管理转向合作服务,政府组织结构由官僚式管理向扁平化构造优化,政府行为价值取向由效率中心转向公平正义中心;二是外在维度拓展,即政府与企业、社会公共组织、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协商与合作治理,它表现为以多元主体结构变革“政府-相对人”二元结构,追求公共产品和服务均衡供给的治理目标最优化,促进单一化管理行为向以行政任务为导向的多样化治理行为的转变,更多地选用协商制定规则、公共服务外包、私营化等柔性治理方式。受之影响,行政法发展走向表现出理念与价值取向更加合理、行政主体多元、行政行为方式多样化、多元能动的监督与救济需求。第三章主要论述政府治理变革下传统行政法的困境。既有（传统）行政法是政府管理模式下创制,以建立法制政府为目标的法律体系,它对政府治理变革的解释与规范效用有限。从理念和价值取向来看,管理模式下的行政法是以保障行政权高效运行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已任,优先追求法的秩序和效率价值,而治理模式要求行政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权利,注重法的自由和公平价值。从政府治理的内在维度变革来看,管理模式下的政府职能设定和权力配置缺乏法定化,规范政府体制改革的法律规范缺乏,执行改革措施的程序阙如,且缺乏对改革成果的有效监督和评估。从政府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来看,传统行政主体理论不能解释以主体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企业、社会公共组织和公民的行政法律地位。行政组织法对治理模式下的政府主导权及其责任、合作共治的界域、非政府主体责任等缺乏规范。从政府治理行为多样化来看,行政行为法对政府行为正当性新基础、对行政法律关系新结构、对行为方式新型式的支持和规制不足,导致行政监督和救济能力降低。它同时呼唤变革单向度的行政程序法,矫正管理模式下缺乏民主性、单一公法性规则主导、流程性规制僵化的程序状态,改革非政府主体被动参与程序的防御性制度安排。从政府治理关系混合化来看,管理模式下单调的公法性监督与救济机制已无法有效调整公私混合的治理关系,这表现在监督行政中的监督权整合程度较低、对行政过程的监督松弛以及政府专业化监管能力不足,同时在权利救济中,行政诉讼的纠纷解决功能有限、行政审判体制改革后进、多元救济机制功能配置失衡等制约了权利保障的广度与深度。第四章主要论述回应政府治理变革的行政法未来建构。公共行政关系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政府治理变革了公共行政的管理模式,行政法要有效规范政府治理,就必须回应变革来重塑结构和调适功能。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观之,行政法体系的结构应当在治理理念下构建谦抑的立法、自主的行政、能动的司法和监察,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目标追求,推动行政法在民主行政、行政正确、责任导向、行政自制、双重审查原则下新的发展。在行政组织法方面,应推进政府权力配置与职能定位的法定,构建执行和监督政府体制改革的法定程序和机制,并以行政目标与任务执行为导向,将政府、企业、社会公共组织、公民个体多向互动形成的网络结构从整体上视为行政主体,依此设定行政担保责任来规制政府主导权,厘定公私共同治理的界域,确立非政府主体的辅助责任范围,以及通过辨别具体行为与公权力、公共职能关联的紧密程度来追究相应的责任。在行政行为法方面,应推进以公共行政为面向的行政行为理论革新,建立“规则制定-任务执行”的行政行为体系,采用公法与私法、硬法与软法有机融合、优势互补的混合法治方式,规范和控制政府选择行政行为形式的裁量权,并通过一案一审的司法极简主义将多样化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程序之治是多样化行政行为法治化的关键,行政程序法是未来行政法至为重要的制度组成。行政程序法的制度设计应当将法的公平正义价值融入行政化程序规则中,控制和规范行政权的分享共用,联通政府内部行为与外部行政,注重保障政府治理过程的互动性,设置最低限度程序规则,创制协商制定规则和合作执行行政任务的交互性程序。在行政救济法方面,应推进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的机制革新,建立以监察委员会的政治监督为核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为保障、行政机关的专业监督为关键的权力监督权力机制,同时创新行政诉讼化解行政争议的方式、改革行政审判体制、调整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结构,建立权利中心主义的救济机制。此外,人民法院还应当以司法建议、联席会议等方式协同政府发现并改正治理漏洞,创新治理方式,跨越治理陷阱,展现政府治理的法治之道。
胡良才[10]（2015）在《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为“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为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的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按照《公司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国有资产向企业出资,“国家”依法当然成为出资人,国有资产所有权亦自然转变为资本形态的股份所有权（即,法律意义上的国有股权）。可以说,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是国家作为出资人厉行法治的基本要义。中国现行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就是适应国企股份制、公司制改革,顺应国有资产市场化、资本化经营的发展要求而建构起来的。经过出资股权转化后的国有资产,客观上就需要塑造一个具有商业行为模式的持有和行使主体,以股东的角色依法进入国家出资企业,按照《公司法》要求形成法人治理机制。国有资产部门分割的行政化管理体制,显然难以适应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的要求。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拟商业化资产运作模式,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与管理体制,自然成为改革的理性逻辑。按照党的十六大的决策部署,中央和地方政府依法相继组建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即,国资委）,代表本级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国资委的诞生,标志着是我国国有资产管理进入出资人时代,其体制特点是:国家出资人职责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资委行权履责实行权利、义务和责任三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三结合。然而,国资委作为政府“特设机构”的法律地位以及职能定位,从成立那天起,就一直与质疑和争议相伴。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并没有理清国资委的职权边界。由于监管与行权对象的含混与模糊,国资委不仅在管理国有资本,还在管国有企业的资产（法人财产）,名为管资产、管事实则“管企业”,“婆婆”+“老板”是对国资委职能与地位的生动写照。实践中,国资委一度倾向于做“中投二号”,过多强调其作为股东的微观角色,而对国有资产面上的宏观监管职能被弱化,使得国资监管的政策与规则“政出多门”,国有资产统一所有、统一监管的体制格局难以真正形成。2008年颁布的《企业国有资产法》,非但没有直面国资监管的体制弊病,反倒赋予了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权限,现行立法在“中庸”的道路上加剧了国资在部门间“依法割据”的态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之路该往处去,成为理论迷茫实践亦困惑带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为此,本文以“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研究”为题,立足于“管资本”的改革进路,对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有关法律理论以及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运营与监管的法律改革与制度建构问题进行了回应性的探究。论文坚持从“历史”中来、到“实现”中去的研究路径,始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与文法,通过考察国企改革历程,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实现的制度进路进行了回顾,从实践与实证的视角,阐释了建构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塑造具有行为理性的国有资本（股权）行使与监管主体问题。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对国有资产的基本含义缺乏统一认知的状况,论文在大陆法系的理论框架里,对“财产”概念进行了法学探源,提出了国有资产所有权为“归属权意义的国家所有权”的观点,使“国有资产”有关法律问题能在统一认知的法学范式中进行研讨。“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向企业投资后身份转为出资人,论文对国家的法律人格和国家职能的学说观点进行梳理和评论,主张国家作为出资人始终是公法人格,凭据民事法律人格“功能说”,认为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法律人格具有公私兼备法律特性。论文还将国家的职能统合重构为公共管理与所有者职能的二维构成,并将国家出资人职能归属于国家的所有者职能。由于国家政治实体的主权特性以及法律人格的抽象性,使得“国家”难以满足公司股东人格具体化要求。国家作为出资人,并不意味着国家自然可以成为民商法域的“股东”。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职能承担与权利行使问题,必须通过立法的功能创设,通过制度建构进行法律拟制。论文认为,所谓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是指确认“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对国家出资企业的出资人地位和出资人职能,规定各级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及其管理体制,以及规制出资人权利（股权）和出资人监管权力行使等一整套法律制度规范的总称。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职能界分功能,二是主体塑造功能,三是职责建构功能。论文将现行立法建构的出资人法律制度归结为出资人管理体制、出资人主体以及出资人职责三个方面内容。为厘清推动改革的思路和方向,论文对现行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困惑进行了综述与解析。理论争议表现为对国资委的法律主体地位及其行权履责“出资人”抑或“监管人”的职能定位之争。实践困惑表现三个方面:一是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基础法律关系辨识的困惑,二是“三层构架”间产权所有与行使的困惑,三是如何厘清监管层的国资委与经营层的授权运营机构之间关系的困惑。论文还对美英日法以及新加坡等西方主要国家国有资产的立法政策与法制实践进行比较研究,总结了值得借鉴的域外经验。由于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出资人职责由国家所有权制度演化而来,成为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元”概念。论文认为,目前理论和实务界对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诸多分歧与困惑,根源于对“国家出资人职责”这一概念的混沌认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推动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改革,既要超越现实的纷繁争鸣和体制博弈的利益趋向,更要追根溯源的“学术回归”,需以法治的理性思维对“国家出资人职责”进行学术检讨和法律重述。论文认为,所谓国家出资人职责是指“国家”向企业出资后,基于出资人的法律地位而具有的监督管理出资人权益和对国家出资企业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的职权和责任。结合国资委的法定职责以及国资委要么做“出资人”（即,股东）、要么做“监管人”职能定位争议,论文从本源属性和权能结构的两个维度,对国家出资人职责进行了法学重构。论文主张,国家出资人职责是一个蕴藏“私”权基因且公私并存的复合体,具有公私兼备法律特性的新生概念。基于权利与权力构成“法权”统一体的分析范式,国家出资人职责的法律定位是“权利与权力内在统一的经济法权”。按照股东权利（股权）及法人财产均源自出资财产的公司法原理,论文认为国家出资人职责的权源于国家所有权,甚或说,国家出资人职责就是国有资产资本化或通过出资转化了的国家所有权。论文基于对国家所有权的权能及结构的解析,提出了国家出资人职责的权能由“股东治理”与“行政监管”权能同体构造的观点。在借鉴德国行政私法“双阶理论”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国家出资人职责权能结构是由股东治理与行政监管“一体双阶”构成的学术观点,并对两项权能之间的隶属性的位阶关系进行了阐析。基于对国家出资人职责“一体双阶”权能认识,论文不仅从理论上解释了国资委法律主体地位的行政机关属性,而且阐释了国资委行权履责的股东治理与行政监管职能应当一体行使、不能部门分割的法理,回应了国资委“出资人”抑或“监管人”的实践争论与理论纠结,具有正本清源的学术价值。在借鉴国外法制经验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三项改革设想:（1）坚持“国家统一所有”改革出资人职责“分别代表”制度,建构统分结合的“大国资”管理体制。（2）把握“出资人监管”的职能定位,推动国资委组织机构改革与功能再造。（3）实行国有资产监管与运营“纵向分离”,探索出资人职责权能配置模式的实践路径。基于国家出资人职责“一体双阶”的权能构造,论文将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权能类型化行使,归结为出资人职责机构代表国家或政府行使的出资人行政监管权和股东治理权两类法定职权,并分别就出资人监管权和股东治理的行使及内容进行了解析。为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管、对规制者的规制,最后,论文对出资机构人履行权履职监督与法律责任的内容进行解构和论述。
二、现代企业制度呼唤现代审计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企业制度呼唤现代审计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1）政府决算草案审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政府决算草案审计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决算草案审计概念界定 |
| 一、政府决算和决算草案 |
| 二、政府决算草案审计 |
| 三、政府决算审计的功能定位 |
| 第二节 风险基础审计模式 |
| 一、现代审计风险模型及要素 |
| 二、风险基础审计含义及程序特征 |
| 第三节 政府决算草案审计理论基础 |
| 一、契约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四、国家治理理论 |
| 五、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理论 |
| 第二章 政府决算审计的历史变迁和当前需求特征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缺位阶段 |
| 一、制度环境 |
| 二、专职审计监督职能机构被撤并取代 |
| 第二节 未明确政府决算审计授权阶段 |
| 一、制度环境 |
| 二、行政属性审计功能定位 |
| 三、未明确政府决算审计授权 |
| 四、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不完整的政府决算审计授权阶段 |
| 一、制度环境 |
| 二、行政属性主导的审计功能定位 |
| 三、不完整的同级政府决算审计授权 |
| 四、业务开展 |
| 第四节 完整的政府决算审计授权阶段 |
| 一、制度环境 |
| 二、政治属性审计功能定位凸显 |
| 三、完整的政府决算审计授权 |
| 四、业务开展 |
| 第五节 政府决算审计授权变迁规律和现实需求 |
| 一、我国政府决算审计授权变迁规律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政府决算审计需求特征 |
| 第三章 政府决算审计供给现状——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案例研究的思路、目标和数据获取 |
| 一、案例研究的思路方法 |
| 二、案例研究的目标 |
| 三、案例选择的原则 |
| 四、数据获取与分析 |
| 第二节 样本单位政府决算审计供给现状 |
| 一、A省级审计机关决算审计供给情况 |
| 二、B省级审计机关决算审计供给状况 |
| 三、C省级审计机关决算审计供给状况 |
| 四、D省级审计机关决算审计供给状况 |
| 第三节 我国政府决算审计供求偏差分析 |
| 一、我国政府决算审计供给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
| 二、我国政府决算审计供求存在较大偏差 |
| 第四章 我国政府决算草案审计供求偏差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审计体制与政府决算草案审计法律授权悖论 |
| 一、影响我国政府审计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环境 |
| 二、政府审计中的多层级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 |
| 三、决算审计类型与审计体制独立性保障的差异 |
| 四、本级政府决算草案审计法律授权的悖论 |
| 五、访谈结果基本印证本级政府决算审计授权问题 |
| 第二节 政府决算草案审计理论研究支撑单薄 |
| 一、理论研究缺位,难以发挥实践指导作用 |
| 二、基本概念认知不统一,理论支撑单薄 |
| 三、访谈结果印证决算审计理论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政府决算草案审计法规体系尚未建立 |
| 一、政府决算草案审计授权、标准性法规协同建设不足 |
| 二、专门性审计法规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于实践发展 |
| 三、访谈结果充分印证决算审计法规体系建设滞后问题 |
| 第五章 OECD国家政府决算(财务报告)审计实践 |
| 第一节 政府财务报告改革及审计制度的发展 |
| 一、各国政府预算、会计与财务报告系统 |
| 二、各国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及审计改革背景 |
| 三、各国政府财务报告改革及其审计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审计体制及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授权模式 |
| 一、各国国家审计体制设置变迁 |
| 二、各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授权分工模式 |
| 第三节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法规准则建设 |
| 一、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审计法规准则建设 |
| 二、美国政府财务审计法规准则建设 |
| 第四节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资源、技术整合与质量控制 |
| 一、各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中的资源整合 |
| 二、各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中的技术整合 |
| 三、各国政府财务报表审计质量控制做法 |
| 第六章 政府决算草案审计的改进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决算审计体制保障重构 |
| 一、审计体制改革时机日趋成熟 |
| 二、审计体制重构的定位、原则 |
| 三、审计体制重构的路径选择 |
| 四、审计体制重构的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构架政府决算草案审计理论概念框架 |
| 一、构建政府决算审计目标层次 |
| 二、明确重要性等概念框架及其运用 |
| 三、构建政府决算审计报告模式 |
| 第三节 政府决算草案审计法规体系构建 |
| 一、协同建设政府决算草案审计授权、标准性法规制度 |
| 二、构建政府决算草案审计专门性法规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访谈调查问卷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大学自主”: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 |
| 二、“十字路口”: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该何去何从 |
| 三、“名不副实”: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挑战 |
| 四、“积极讯号”: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改革契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法人制度:一个有待廓清的基本问题 |
| 二、公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学术论争 |
| 三、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基本共识 |
| 四、研究空间:公立大学法人制度如何突破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 |
| 一、问题聚焦 |
| 二、研究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大学法人制度的历史图景 |
| 第一节 “特许状”:古典大学法人制度 |
| 一、“团体性”是古典大学法人制度的外部特征 |
| 二、“自治性”是古典大学法人制度的内在气质 |
| 三、“特许状”是古典大学法人制度的基本标识 |
| 第二节 “国家理性”:近代大学法人制度 |
| 一、“大不列颠式”大学法人制度 |
| 二、“拿破仑式”大学法人制度 |
| 三、“洪堡式”大学法人制度 |
| 四、“美利坚式”大学法人制度 |
| 五、近代四种大学法人模式的比较 |
| 第三节 “市场机制”:现代大学法人制度 |
| 一、逻辑前提:高等教育市场的“不完全性” |
| 二、历史转折: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的开拓 |
| 三、典型案例:美国市场机制下的大学法人制度 |
| 第三章 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中国考察 |
| 第一节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历史演进 |
| 一、“没有法人地位”(1949-1984) |
| 二、“事业单位法人”(1985-2010) |
| 三、“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法人”(2011-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基本特征 |
| 一、法人身份的“单一性” |
| 二、法人属性的“不完整性” |
| 三、法人地位的“外赋性” |
| 第三节 “事业单位法人”制度框架下的公立大学 |
| 一、“次级法人”的法律地位 |
| 二、“国家保障”的投入体制 |
| 三、“权力集中”的治理结构 |
| 四、“事业编制”的人事制度 |
| 五、“公地悲剧”的财产制度 |
| 六、“国家主导”的评价制度 |
| 七、“功能疲软”的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高等教育法》修订前后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 一、1998年《高等教育法》中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 二、2015年《高等教育法》中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 三、《高等教育法》修订的法人制度成果与未竟任务 |
| 第四章 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境外模式 |
| 第一节 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德法经验与中国启示 |
| 一、多元法人类型:德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 二、特殊公务法人:法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 三、德国和法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中国启示 |
| 第二节 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英美经验与中国启示 |
| 一、公共法人:英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 二、学术法人:美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 三、英国和美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中国启示 |
| 第三节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探索及其启发 |
| 一、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 |
| 二、行政法人:我国台湾地区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 |
| 三、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几个启示 |
| 第五章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理论反思 |
| 第一节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思想基础 |
|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 |
| 二、新国家主义思潮下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 |
| 三、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思想根基 |
| 第二节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法律取向 |
| 一、大陆法系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
| 二、英美法系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
| 三、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法律抉择 |
| 第三节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教育哲学 |
| 一、政治论框架下的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二、认识论框架下的建立公立大学法人制度 |
| 三、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教育哲学 |
| 第六章 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基本构想 |
| 第一节 我国公立大学“二次法人化”的改革方案 |
| 一、私法人化:一种妥协现实的改革方案 |
| 二、公法人化:一种呼声颇高的改革方案 |
| 三、特殊法人化:一种充满理想的改革方案 |
| 第二节 我国公立大学“二次法人化”的法人分类 |
| 一、世界公立大学法人分类的“天平杠杆模型” |
| 二、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法人类型的变化及其逻辑 |
| 三、我国公立大学的四种法人分类及其证成 |
| 第三节 我国公立大学“二次法人化”的制度构想 |
| 一、治理结构 |
| 二、投入体制 |
| 三、人事制度 |
| 四、财产制度 |
| 五、评价制度 |
| 六、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公立大学“二次法人化”的实践进路 |
| 一、南方科技大学法人制度的贡献及其局限 |
| 二、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实践路线 |
| 第五节 未来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改革前瞻 |
| 一、“巨型大学”的法人制度如何解决? |
| 二、“虚拟大学”的法人制度如何解决? |
| 三、“混合大学”的法人制度如何解决? |
| 四、“合作大学”的法人制度如何解决?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不足 |
| 四、研究展望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4）地方国有资本运营法制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现状与改革之必要 |
| 第一节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基本范畴 |
| 一、地方国有资本的法律界定 |
| 二、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内涵 |
| 三、地方国有资本运营法制的含义 |
| 第二节 地方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 |
| 一、国有资本的双重属性和国家法律人格的二重性 |
| 二、国有资本在不同法域中体现的功能 |
| 三、地方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 |
| 第三节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状况概述 |
| 一、地方国有资产分布 |
| 二、部分省市国有资本运营状况 |
| 三、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制度探索 |
| 四、地方国有资本运营面临新一轮改革 |
| 第二章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理论基础——国有资产“分级所有” |
| 第一节 国有资产中央与地方产权关系基本理论 |
| 一、对产权概念的不同界定 |
| 二、两大法系对产权认识的差异 |
| 三、对国有资产产权的分析 |
| 第二节 国有资产的归属：分级代表抑或分级所有 |
| 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 |
| 二、对现行中央与地方产权关系的解读 |
| 三、国有资产产权分级代表与分级所有之争 |
| 第三节 最终目标：分级产权 |
| 一、地方国有资产产权结构的非对称性 |
| 二、产权分级所有的理论与实践 |
| 三、产权分级所有的依据和障碍 |
| 四、产权分级所有的层级划分 |
| 第四节 分级产权下的中央与地方国资立法 |
| 一、国资改革中的地方立法先行 |
| 二、我国国有经济法律体系 |
| 三、我国中央与地方国有资产立法现状 |
| 四、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国有资产立法范围 |
| 第三章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实践需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转变 |
| 一、地方政府职能的理论阐释 |
| 二、我国地方政府职能定位的偏差 |
| 三、我国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职能分配与博弈：财权与事权的平衡 |
| 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基本历程 |
| 二、现行财政体制造成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
| 三、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对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影响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在国有资本运营中的角色定位 |
| 一、市场失灵与地方政府行为 |
| 二、预算软约束下地方政府职能错位 |
| 三、合理确定地方政府在国有资本运营中的角色 |
| 第四章 地方国有资本独立运营体系框架 |
| 第一节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应然设计 |
| 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立法基础 |
| 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式选择 |
| 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应然设计 |
| 第二节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体系构建 |
| 一、现行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
| 二、现行体制的问题剖析 |
| 三、构建地方国有资本运营体系的影响因素 |
| 四、地方国有资本独立运营体系构建 |
| 第五章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模式选择 |
| 第一节 国有资本运营的起点——授权经营 |
| 一、授权经营制度的历程及依据 |
| 二、授权经营的积极意义和现实困境 |
| 三、授权经营制度的完善 |
| 第二节 分层运营：“两层次”与“三层次”的动态选择 |
| 一、“两层次”与“三层次”运营域外实践 |
| 二、我国国有资本分层运营制度的演化 |
| 三、国资委对“三层次”运营突破的尝试：直接持股 |
| 四、“三层次”与“两层次”运营的动态选择 |
| 第三节 分类运营：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平衡 |
| 一、国有资本分类运营的基础 |
| 二、地方国有资本分类运营实证分析 |
| 三、地方国有资本分类运营的完善 |
| 第六章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主体设计 |
| 第一节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宏观构建 |
| 一、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功能和定位 |
| 二、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探索 |
| 三、地方国有资本运营中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
| 四、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宏观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微观治理 |
| 一、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特色考量 |
| 二、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董事会建设：成效与问题 |
| 三、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董事会模式构建与选择 |
| 第七章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监督机制 |
| 第一节 国有资本运营监督理论探讨 |
| 一、逻辑起点：国有资本运营监督的正当性 |
| 二、国有资本运营监督的目标 |
| 三、国有资本运营监督主体及监督权分配 |
| 四、国有资本运营监督范围 |
| 第二节 国资委主导的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监督实践 |
| 一、国资委主导下的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监督 |
| 二、行政监督的立法真空和实践中的交叉 |
| 三、薄弱的人大、司法和社会监督 |
| 第三节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监督体系构建 |
| 一、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监督体系构建原则 |
| 二、人大监督：终极所有权的实现 |
| 三、政府监督：主体的明确与定位 |
| 四、企业内部监督：内外平衡的加强 |
| 五、社会监督：信息披露的强化 |
| 六、司法监督：最后一道防线 |
| 第八章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
| 第一节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价值和作用 |
|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内涵 |
|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价值 |
|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目标定位 |
| 第二节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设计 |
|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框架 |
| 二、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践 |
| 三、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进一步探讨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s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3 论文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与实证分析结合法 |
| 1.4.2 跨学科研究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5.2 论文存在的不足 |
| 2.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管理模式的基础理论与国外经验 |
| 2.1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 2.1.1 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1.2 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1.3 企业(公司)管理模式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1.4 委托代理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2 发达国家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与经验借鉴 |
| 2.2.1 美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2.2.2 法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2.2.3 德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2.2.4 日本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2.2.5 新加坡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2.2.6 国外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共同特点及经验借鉴 |
| 3. 我国现有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
| 3.1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演进历程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1949～1978) |
| 3.1.2 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1979～1988) |
| 3.1.3 专业化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探索阶段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1988～2002) |
| 3.1.4 国资委成立后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2003年至今) |
| 3.2 “国资委”管理模式的特点分析 |
| 3.2.1 我国不同类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3.2.2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的关系 |
| 3.2.3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中的层级关系 |
| 3.3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3.3.1 深圳模式：三级授权 |
| 3.3.2 上海模式：三级架构、两级管理 |
| 3.3.3 辽宁模式：“两委合署” |
| 3.3.4 吉林模式：两级出资、三级架构 |
| 3.4 我国现有的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管理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
| 3.4.1 我国现有的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组建方式 |
| 3.4.2 我国现有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功能定位 |
| 3.5 我国当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
| 3.5.1 国有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 3.5.2 “国资委”资产管理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
| 3.5.3 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管理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
| 4. 我国组建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
| 4.1 组建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必要性 |
| 4.1.1 应对国内外经济巨大冲击挑战的需要 |
| 4.1.2 提高我国国有资产发展水平的需要 |
| 4.1.3 调整国有经济发展方向的需要 |
| 4.1.4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重新定位的需要 |
| 4.2 组建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有利条件 |
| 4.2.1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的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
| 4.2.2 重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
| 4.2.3 国有企业在国际化运营中培育了较强的核心竞争力 |
| 4.2.4 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促进我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深层次变革 |
| 4.2.5 民营经济的规模化规范化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客观条件 |
| 4.2.6 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提高使得管理空间距离逐渐消失 |
| 5. 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组建方案设计 |
| 5.1 组建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公司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
| 5.1.1 组建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指导思想 |
| 5.1.2 组建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基本原则 |
| 5.2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模式设计方案及理论创新 |
| 5.2.1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设计方案的理论创新 |
| 5.2.2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基本治理结构 |
| 5.2.3 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设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
| 5.2.4 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改革创新适用行业范围分析 |
| 5.3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组建方式 |
| 5.3.1 国资委发起组建成立 |
| 5.3.2 现有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母公司改造而成 |
| 5.4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组建过程中非公有制股东的选择 |
| 5.4.1 行业市场占有率高且管理规范的民营企业 |
| 5.4.2 管理规范且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上市公司 |
| 5.4.3 拥有国际市场资源的跨国公司 |
| 5.5 组建过程中不同股权结构的优劣势比较及适用范围分析 |
| 5.5.1 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股权结构的优劣势比较及适用范围 |
| 5.5.2 国有相对控股的公司股权结构优劣势比较及适用范围 |
| 5.5.3 国有“黄金股”的股权结构优劣势比较及适用范围 |
| 5.6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股份形成方式 |
| 5.6.1 纯货币化的股份形成方式 |
| 5.6.2 货币加资产的混合股份形成方式 |
| 5.6.3 以股权出资的股份形成方式 |
| 5.7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组建中出现的问题 |
| 5.7.1 党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
| 5.7.2 资本属性多元化和市场化问题 |
| 5.7.3 收入分配的悬殊和社会矛盾的激化问题 |
| 6.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内部管理模式设计 |
| 6.1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决策管理结构 |
| 6.1.1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董事会的定位 |
| 6.1.2 混合所有制公司监事会的职能定位 |
| 6.2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内部监管模式 |
| 6.2.1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内部监机构设置 |
| 6.2.2 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审计的主要内容 |
| 6.2.3 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审计规范化和内审人员素质提高 |
| 6.3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内部管控的其他问题 |
| 6.3.1 完善混合所有制公司章程实现有效的内部自治 |
| 6.3.2 完善国有出资人的代表制度 |
| 6.3.3 创新人力资源制度优化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
| 6.3.4 设计合理的股权退出机制 |
| 7.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外部监管模式设计 |
| 7.1 针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家审计制度 |
| 7.1.1 国家审计制度的设计的特点 |
| 7.1.2 国家审计与企业内部审计相结合 |
| 7.1.3 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进行审计的内容 |
| 7.1.4 针对当前审计制度需要做出的改进 |
| 7.2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应用 |
| 7.2.1 明确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 |
| 7.2.2 完善独立董事的履职制度 |
| 7.2.3 独立董事制度应当注意的问题 |
| 7.3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中违规违法问题及其对策 |
| 7.3.1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中内部人控制问题的防范措施 |
| 7.3.2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中腐败现象的防范 |
| 7.3.3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中党纪与国法的关系处理问题 |
| 8. 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改革创新所需的行政配套措施 |
| 8.1 针对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模式改革 |
| 8.1.1 政府从市场竞争的参与者转变为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 |
| 8.1.2 政府从项目的审批者转变成项目依法依规运营的监督者 |
| 8.1.4 国企领导从影子行政体系长官转变成为职业经理人 |
| 8.2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所需的司法体制配套 |
| 8.2.1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 |
| 8.2.2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保障混合所有制经济中股权平等 |
| 8.2.3 从法制建设角度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 |
| 1.1.2 财政风险管理的强化 |
| 1.1.3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建设 |
| 1.1.4 政府审计实践和理论的发展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概念界定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结构安排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理论基础 |
| 1.5.1 委托代理理论 |
| 1.5.2 国家治理理论 |
| 1.5.3 制度变迁理论 |
| 1.5.4 博弈论 |
| 1.5.5 风险管理理论 |
| 1.6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3 风险导向审计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文献综述 |
| 2.3.2 国内文献综述 |
| 2.4 综合评述 |
| 3 政府财务报告及其审计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
| 3.1 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政府财务报告及其审计制度分析 |
| 3.1.1 财政管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
| 3.1.2 财政管理领域公共受托责任的制度安排 |
| 3.1.3 财政管理领域公共受托责任内涵的拓展 |
| 3.1.4 公共受托责任内涵拓展下的报告制度演进 |
| 3.1.5 公共受托责任内涵拓展下的审计制度变迁 |
| 3.2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博弈分析 |
| 3.2.1 信息需求方与信息供给方的博弈分析 |
| 3.2.2 信息供给方与审计方的博弈分析 |
| 4 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供需分析 |
| 4.1 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需求分析 |
| 4.1.1 来自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需求 |
| 4.1.2 政府审计价值取向发展转变所引致的需求 |
| 4.2 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供给分析 |
| 4.2.1 现行财政审计制度无法满足政府财务报告审计需求 |
| 4.2.2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足 |
| 4.3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供需失衡及其原因分析 |
| 4.3.1 信息供给方内生需求不足 |
| 4.3.2 政府审计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 |
| 4.3.3 审计全覆盖的制度设计对现有审计组织方式和技术手段提出挑战 |
| 4.3.4 跨部门协调机制未建立健全 |
| 4.4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构建的重难点问题分析 |
| 4.4.1 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核心框架 |
| 4.4.2 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实施体系 |
| 4.4.3 加强顶层设计和采取积极措施 |
| 5 国际经验借鉴 |
| 5.1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国际经验 |
| 5.1.1 世界审计组织 |
| 5.1.2 美国 |
| 5.1.3 英国 |
| 5.1.4 其他国家 |
| 5.2 主要启示 |
| 6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核心框架 |
| 6.1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目标 |
| 6.1.1 影响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目标的主要因素 |
| 6.1.2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目标 |
| 6.2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内容重点 |
| 6.2.1 确定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内容重点需考虑的问题 |
| 6.2.2 部门财务报告审计的内容重点 |
| 6.2.3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审计的内容重点 |
| 6.3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方法 |
| 6.3.1 政府财务报告风险导向审计方法模型 |
| 6.3.2 技术层面的风险导向审计 |
| 6.3.3 战略层面的风险导向审计 |
| 7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实施体系 |
| 7.1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组织方式 |
| 7.1.1 审计资源状况分析 |
| 7.1.2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组织方式的设计 |
| 7.2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技术手段 |
| 7.2.1 传统审计模式下的技术手段状况分析 |
| 7.2.2 大数据分析的特征及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手段的必要性 |
| 7.2.3 大数据分析技术手段对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支撑 |
| 7.3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规范体系 |
| 7.3.1 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审计规范体系的路径方法 |
| 7.3.2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规范体系的基本架构 |
| 7.3.3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规范体系的主要内容 |
| 8 实证案例 |
| 8.1 M市审计局对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相关探索 |
| 8.1.1 项目背景 |
| 8.1.2 审计目标和内容重点 |
| 8.1.3 审计过程和发现 |
| 8.1.4 审计建议和成效 |
| 8.2 案例分析 |
| 8.2.1 该案例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
| 8.2.2 该案例的可借鉴性及对本文论点的支撑 |
| 9 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9.1 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针对顶层设计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2.2 针对审计部门的政策建议 |
| 9.2.3 针对财政部门的政策建议 |
| 9.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模式研究（1949-201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CONTENTS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五、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政府预算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政府预算概述 |
| 一、政府预算的基本内涵 |
| 二、政府预算的基本特征 |
| 三、政府预算的一般原则 |
| 四、政府预算的基本功能 |
| 五、政府预算的体系、形式与管理流程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府预算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府预算思想 |
| 二、列宁的政府预算思想 |
| 三、毛泽东、邓小平的政府预算思想 |
| 四、简评 |
| 第三节 西方政府预算理论 |
| 一、政府渐进预算理论 |
| 二、公共选择中的预算理论 |
| 三、“软预算约束”理论 |
| 四、公共决策中的预算理论 |
| 五、绩效预算理论 |
| 六、简评 |
| 第四节 制度变迁理论 |
| 一、制度与制度变迁 |
| 二、制度变迁的原因、条件与方式 |
| 三、制度变迁的三大理论组合 |
| 四、制度变迁的渐进性与路径依赖 |
| 五、简评 |
| 第二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预算制度(1949——1977) |
|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政府预算制度 |
| 一、政府预算制度的形成背景 |
| 二、政府预算制度的初步形成 |
| 三、政府预算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预算制度 |
| 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
| 二、分类分成的预算管理体制及其特点 |
| 三、财政分权与预算管理体制的调整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前政府预算制度的基本评价 |
| 一、政府预算制度的基本特点 |
| 二、政府预算制度的基本成就与缺陷 |
| 第三章 经济体制转轨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预算制度(1978——1997) |
| 第一节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
| 一、“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78——1992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 |
|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199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 |
| 第二节 放权让利与政府预算制度的分权化改革 |
| 一、“分灶吃饭”：1980——1984年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预算体制 |
| 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1985——1987年的财政预算体制 |
| 三、“财政大包干”：1988——1993年的财政预算体制 |
| 四、“分灶吃饭”改革中政府预算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建设 |
| 第三节 分税制改革与政府预算管理权的上收 |
| 一、分税制改革的提出 |
| 二、分税制改革的原则、指导思想 |
| 三、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四、分税制配套改革与政府预算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建设 |
| 第四节 政府预算制度分权化改革评价 |
| 一、政府预算制度分权化改革的成就与不足 |
| 二、政府预算制度分权化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四章 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建立与政府预算制度改革(1998——2013) |
| 第一节 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建立 |
| 一、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提出 |
| 二、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基本思路 |
| 第二节 以公共化为导向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 |
| 一、部门预算改革 |
| 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
| 三、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
| 四、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 |
| 五、“金财工程”建设 |
| 六、政府收支分类改革 |
| 七、全口径预算改革的提出与启动 |
| 第三节 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尝试 |
| 一、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依据 |
|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主要内容 |
|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财政预算的关系 |
|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成效与不足 |
| 第四节 政府预算公共化改革的基本评价 |
| 一、政府预算公共化改革的成就 |
| 二、政府预算公共化改革的基本特征 |
| 三、制度变迁视角下的政府预算公共化改革趋向 |
| 第五章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预算制度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英国政府预算制度与经验借鉴 |
| 一、英国政府预算管理体制 |
| 二、英国政府预算收支分类 |
| 三、英国政府预算编制与执行 |
| 四、英国政府的预算监督 |
| 五、英国政府预算法律体系 |
| 六、英国政府预算制度的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美国政府预算制度与经验借鉴 |
| 一、美国政府预算管理体制 |
| 二、美国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批与执行 |
| 三、美国政府预算的审计与监督 |
| 四、美国政府预算的法律体系 |
| 五、美国政府预算制度的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日本政府预算制度与经验借鉴 |
| 一、日本政府预算管理体制 |
| 二、日本政府预算的编制 |
| 三、日本政府预算的审议和执行 |
| 四、日本政府预算监督 |
| 五、日本政府预算的法律体系 |
| 六、日本政府预算制度的经验借鉴 |
| 第六章 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现行模式与缺陷 |
| 第一节 中央政府预算改革分析 |
| 一、中央层面政府预算改革 |
| 二、中央层面政府预算改革存在的不足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预算改革模式探索 |
| 一、“河北模式”：系统规范化预算改革 |
| 二、“广东模式”：阳光财政改革 |
| 三、“温岭模式”：参与式预算改革 |
| 四、地方政府预算改革简评 |
| 第七章 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改革思路与创新模式 |
| 第一节 树立现代政府公共预算理念 |
| 一、公共理念 |
| 二、法治理念 |
| 三、绩效理念 |
| 第二节 我国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 |
| 一、坚持的基本原则 |
| 二、近期目标 |
| 三、中长期目标 |
| 第三节 我国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
| 一、近期改革建议 |
| 二、中长期改革建议 |
| 第四节 我国政府预算制度创新模式的初步构想 |
| 一、“五级政府三级预算”的中间过渡型预算模式 |
| 二、以“基金制”为特征的政府复式预算体系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财务治理效率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插图索引 |
| 附表索引 |
| 第1章 导论 |
| 1.1 基本缘起与约定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基本约定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公司治理及公司治理效率文献综述 |
| 1.2.2 财务治理及财务治理效率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财务治理效率理论基础 |
| 2.1 财务治理效率的企业契约理论基础 |
| 2.1.1 间接定价理论 |
| 2.1.2 资产专用性理论 |
| 2.1.3 代理成本理论 |
| 2.1.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 财务治理效率的财权流理论基础 |
| 2.2.1 财权的产权基础 |
| 2.2.2 财权流理论的本质内涵 |
| 2.2.3 财权流理论的新发展:通用财权与剩余财权 |
| 2.3 财务治理效率的激励机制理论基础 |
| 2.3.1 委托代理激励理论 |
| 2.3.2 团队激励理论 |
| 2.4 财务治理效率的博弈论基础 |
| 2.4.1 博弈论的内涵与变迁 |
| 2.4.2 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
| 第3章 财务治理效率论说的逻辑框架 |
| 3.1 效率内涵界定 |
| 3.1.1 效率概念解读 |
| 3.1.2 效率与效益辨析 |
| 3.1.3 帕累托效率、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与“X”效率 |
| 3.2 公司本质是利益相关者产权契约联结体 |
| 3.2.1 公司产权:特定产权与剩余产权 |
| 3.2.2 公司本质是产权契约联结体 |
| 3.2.3 公司产权契约的本质是剩余产权配置 |
| 3.3 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应:理解公司治理的一把钥匙 |
| 3.3.1 效率最大化要求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应 |
| 3.3.2 公司治理效率的核心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称配置 |
| 3.4 公司治理二元论借鉴与财务动态治理提出 |
| 3.4.1 通用公司治理与剩余公司治理:公平与效率二元论 |
| 3.4.2 剩余财权配置、财务动态治理与财务治理效率 |
| 3.5 财务治理效率论说的提出逻辑与解构 |
| 3.5.1 财务治理效率论说的提出 |
| 3.5.2 剩余财权配置效率:财务治理效率的核心 |
| 3.5.3 内部合作效率与外部合作效率:财务治理合作效率考察 |
| 3.5.4 财务治理收益与财务治理成本之比:财务治理效率的本质 |
| 3.5.5 财务治理效率定位与财务治理体系重构 |
| 第4章 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环境与治理效率研究 |
| 4.1 政府行为与治理效率 |
| 4.1.1 政府行为的外部性 |
| 4.1.2 政府行为与治理效率的关系检视 |
| 4.1.3 政府行为对财务治理效率的影响机理 |
| 4.2 法律制度与治理效率 |
| 4.2.1 法权中心与法律制度 |
| 4.2.2 法律制度与治理效率的关系考量 |
| 4.2.3 法律制度对治理效率影响的传导机制 |
| 4.3 产权保护与治理效率 |
| 4.3.1 产权保护和经济发展与时俱进 |
| 4.3.2 产权保护与治理效率:关系探寻 |
| 4.4 市场化水平与治理效率 |
| 4.4.1 市场化水平的内涵 |
| 4.4.2 市场、产权与效率 |
| 4.4.3 市场化水平现状与财务治理效率改进:机理分析 |
| 4.5 信用体系与治理效率 |
| 4.5.1 信用体系、产权保护与法律制度:契约有效履行的强力纽带 |
| 4.5.2 信用之于治理效率的作用机理 |
| 4.6 契约文化与治理效率 |
| 4.6.1 契约思想:人类共同的理论资源 |
| 4.6.2 我国契约文化缺失严重性与培育紧迫性 |
| 4.6.3 契约文化影响治理效率的机理剖析 |
| 第5章 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与治理效率研究 |
| 5.1 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 |
| 5.1.1 资本结构:财务治理效率的财权契约 |
| 5.1.2 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的关系检视 |
| 5.2 股权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 |
| 5.2.1 股权结构的内涵 |
| 5.2.2 股权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治理结构视角 |
| 5.2.3 股权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治理机制视角 |
| 5.2.4 股权结构适度性与财务治理效率的关系解读 |
| 5.3 负债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 |
| 5.3.1 负债结构的内涵与分类 |
| 5.3.2 负债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 |
| 5.3.3 我国上市公司负债结构财务治理效率现状 |
| 5.3.4 负债结构优化与财务治理效率促进 |
| 5.4 股东大会、控股股东与财务治理效率 |
| 5.4.1 股东大会的功能 |
| 5.4.2 掏空、支持与治理效率:基于主流控制权收益观的分析 |
| 5.4.3 控制权收益悖论与超控制权收益 |
| 5.4.4 股东表决权与财务治理效率 |
| 5.4.5 异议股东股份价值评估权:退出机制与治理效率 |
| 5.5 董事会与财务治理效率研究 |
| 5.5.1 基于治理效率的董事会规模与素质研究 |
| 5.5.2 董事会独立性的治理效率研究 |
| 5.5.3 董事会运作效率研究 |
| 5.6 监事会与财务治理效率 |
| 5.6.1 监事会的制度缺陷 |
| 5.6.2 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结构冲突与制度契合 |
| 5.6.3 监事会财务治理效率剖析 |
| 5.7 经理层与财务治理效率 |
| 5.7.1 经理任免制度与治理效率 |
| 5.7.2 经理执行保障与治理效率 |
| 5.7.3 经理激励与治理效率 |
| 第6章 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机制与治理效率研究 |
| 6.1 财务战略决策机制与治理效率 |
| 6.1.1 财务战略决策机制的内涵 |
| 6.1.2 财务战略决策、财务竞争力与财务动态治理 |
| 6.1.3 财务战略决策机制对治理效率的作用机理 |
| 6.2 财务激励创新机制与治理效率 |
| 6.2.1 财务激励创新机制的内涵 |
| 6.2.2 财务激励创新机制与治理效率:传导机理 |
| 6.3 财务监督制衡机制与治理效率 |
| 6.3.1 财务监督制衡机制的内涵 |
| 6.3.2 利益相关者治理、监督制衡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 |
| 6.4 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治理效率解读 |
| 6.4.1 共同治理的创租优势与效率困境 |
| 6.4.2 相机治理的动态效率与制度前提 |
| 6.4.3 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的提出与效率释放机理 |
| 6.5 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与治理效率 |
| 6.5.1 财务信息披露机制的内涵 |
| 6.5.2 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的关系 |
| 6.5.3 治理效率基础的财务信息披露机制设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9）论政府治理变革与行政法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与价值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与动机 |
| 三、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既有研究成果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 |
| 一、研究思路、结构与方法 |
| 二、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政府治理与行政法的相关范畴 |
| 第一节 政府治理的范畴解析 |
| 一、中国语境的政府治理概念 |
| 二、政府治理的基本特征 |
| 三、政府治理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四、统治、管理到治理的治道变迁 |
| 第二节 政府治理在中国兴起的动因 |
| 一、外在动因是管理失灵 |
| 二、内在动因是管理的行政正当性不足 |
| 第三节 政府治理与行政法的关系分析 |
| 一、政府治理与行政法的一般关系 |
| 二、政府治理与行政法的内在契合 |
| 三、政府治理与行政法的耦合共进 |
| 四、政府管理模式下传统行政法特征及转型必然 |
| 第二章 政府治理变革与行政法发展走向 |
| 第一节 政府治理变革与行政正当性回归 |
| 一、中国政府迈向治理之前的管理改革成果 |
| 二、政府管理改革下公共权力结构的转变 |
| 三、权力结构变化催生行政民主化需求 |
| 四、通过民主行政提高行政正当性的政府治理变革 |
| 第二节 政府治理的内在维度变革 |
| 一、政府职能有限与有效的优化 |
| 二、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改造 |
| 三、政府行为价值取向的公平与效率调适 |
| 第三节 政府治理的外在维度变革 |
| 一、多元治理主体结构的制度设计 |
| 二、公共服务供给最优化的治理目标 |
| 三、公私混合的多样化治理行为方式 |
| 第四节 政府治理变革下行政法的发展走向 |
| 一、权力有限和公平优先的行政法理念革新 |
| 二、多元主体结构呼唤拓展行政组织法调整范围 |
| 三、治理行为方式多样化要求扩张行政行为范畴 |
| 四、多元、能动的行政监督与救济机制改进 |
| 第三章 政府治理变革中传统行政法的困境 |
| 第一节 传统行政法功能与价值导向的困境 |
| 一、权力维护功能与权力有限的治理之间矛盾 |
| 二、秩序、效率导向与治理的自由公平追求冲突 |
| 第二节 传统行政组织法对多元主体结构的规范困境 |
| 一、传统行政组织法的现代局限 |
| 二、传统行政组织法对政府内在维度变革的规范不足 |
| 三、传统行政组织法对多元主体结构的规范匮乏 |
| 第三节 传统行政行为法对多样化治理行为的规制困境 |
| 一、传统行政行为及其程序规制的现代启示 |
| 二、传统行政行为法对多样化治理行为的规制乏力 |
| 三、传统行政程序法对多样化治理行为的规制松弛 |
| 第四节 传统行政法对混合性治理关系的监督与救济困境 |
| 一、传统行政监督与救济机制的变革呼唤 |
| 二、传统监督行政的权力制衡机制薄弱 |
| 三、传统行政救济的权利保障机制滞后 |
| 第四章 政府治理变革下行政法的未来建构 |
| 第一节 行政法的结构与功能革新 |
| 一、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要旨及其局限性 |
| 二、行政法体系的结构功能主义解读 |
| 三、治理变革中传统行政法体系的结构失稳 |
| 四、结构回稳与行政法体系的功能转换 |
| 五、功能转换下行政法的内涵式发展 |
| 第二节 行政主体多元化的行政组织法建构 |
| 一、政府职能定位与机构设置的组织法定 |
| 二、行政主体多元化与行政组织法发展 |
| 第三节 行政行为多样化的法律控制 |
| 一、行政行为的功能导向革新 |
| 二、行政行为形式多样化的实体法控制 |
| 三、行政行为形式多样化的程序法规制 |
| 第四节 行政监督与救济的复合多元机制建构 |
| 一、权力制衡的多元监督行政机制改善 |
| 二、权利保障的多元救济机制改进 |
| 三、政府治理的司法再造 |
| 结语: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研究的目的意义 |
| (一) 论文选题的背景 |
| (二) 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情况 |
| (二) 国内情况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国有资产所有权的理论认识 |
| 一、国有资产的概念与本文的限定 |
| 二、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民法学解读及本质属性 |
| 第二节 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法律人格及职能定位 |
| 一、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法律人格 |
| 二、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职能定位 |
| 第二章 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源起的改革进路——国企改革视域下国有资产所有权实现的制度进路 |
| 第一节 “国有国营”体制内的扩权让利 |
| 一、利润留成 |
| 二、实行经济责任制 |
| 三、实施“利改税” |
| 第二节 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 |
| 一、承包经营责任制 |
| 二、企业经营权法定 |
| 第三节 国有资产实行股份(股权)制公司化运营 |
| 一、股份制改革试点 |
| 二、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 |
| 第三章 现行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法理解构及实践困惑 |
| 第一节 现行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法理解析 |
| 一、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内涵界定及功能分析 |
| 二、现行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构成的解读 |
| 第二节 现行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实践的争议与困惑 |
| 一、国资委法律定位之争 |
| 二、国有资产运营与管理模式的实践困惑 |
| 第四章 国外国有资产出资人相关法律制度的实践及其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西方主要国家企业国有资产的立法政策与法制实践 |
| 一、美国 |
| 二、英国 |
| 三、法国 |
| 四、日本 |
| 五、新加坡 |
| 第二节 西方主要国家企业国有资产法制实践的经验借鉴 |
| 一、 “一企一法” 特别立法，营造体现国有资产运营与监管特性的法制环境 |
| 二、划清功能定位，分类监管企业国有资产 |
| 三、国有资产监管职能权责明晰，专职化、专业化管理成为新 |
| 四、国有控股公司承担国有资产资本经营职能，国有资产监管与 |
| 第五章 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法学重构与完善出资人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国家出资人职责的法学重构 |
| 一、本体属性的法律重述——公私兼备的经济法权 |
| 二、权能结构的法律重塑——股东治理与行政监管权能“一体双阶”构造 |
| 第二节 完善现行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改革设想 |
| 一、坚持“国家统一所有”改革出资人职责“分别代表”制度，建构统分结合的“大国资”管理体制 |
| 二、把握“出资人监管”的职能定位，推动国资委组织机构改革 |
| 三、实行国有资产监管与运营纵向分离，探索出资人职责权能配置模式的实践路径 |
| 第六章 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一体双阶”权能的类型化行使 |
| 第一节 出资人行政监管权 |
| 一、出资人行政监管权的界定与行使 |
| 二、出资人行政监管权的构成 |
| 第二节 出资人股东治理权 |
| 一、出资人股东治理权的界定与行权主体 |
| 二、出资人股东治理权的构成及行使 |
| 第七章 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机构行权履责的监督与法律责任 |
| 第一节 对出资人职责机构行权履责的监督 |
| 一、对出资人职责机构行权履责监督的理论基础 |
| 二、对出资人职责机构行权履责监督的法律途径 |
| 第二节 出资人职责机构行权履责的法律责任 |
| 一、出资人职责机构的经济责任 |
| 二、出资人职责机构的行政责任 |
| 三、出资人职责机构的民事责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现代企业制度呼唤现代审计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 [1]政府决算草案审计研究[D]. 贾云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2]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D]. 解德渤. 厦门大学, 2017(01)
- [3]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4]地方国有资本运营法制探索[D]. 丁传斌. 华东政法大学, 2013(01)
- [5]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管理模式研究[D]. 刘鑫. 武汉大学, 2014(01)
- [6]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研究[D]. 刘冠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8(09)
- [7]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模式研究（1949-2013）[D]. 许金柜.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8]财务治理效率论[D]. 张荣武. 湖南大学, 2007(05)
- [9]论政府治理变革与行政法发展[D]. 刘茂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10]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研究[D]. 胡良才.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