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研究茅盾文学的概况(论文文献综述)
连正,阎浩岗[1](2020)在《昭和前期(1926—1945)日本对《蚀》的译介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对于茅盾早期作品《蚀》在日本的接受情况所知甚少,仅见相浦杲1983年发表的《日本研究茅盾文学的概况》对小田岳夫译介《蚀》的情况一笔带过。小田岳夫1935年摘译发表《幻灭》是日本译介茅盾中长篇小说的开始,1936年他再将《动摇》和《追求》合译,以《忧愁的中国:大过渡期》为书名由第一书房出版发行。这是首部茅盾作品的日译单行本。《大过渡期》出版后引发日本批评家的不同评价,日本学者的评价别开生面,对中国国内茅盾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而这些评价又与昭和初期日本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
陈竞宇[2](2019)在《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茅盾1从译介外国文学走上了文学道路。从1917年到1949年,茅盾翻译了30个国家的200余篇文学作品,撰写了大量评论、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展现了他宽广的文学视野,实践了他“取精用宏”的文学建设主张。他的译介工作,是为建设新文学服务的。本研究在考察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时,没有单纯将茅盾作为一个翻译家来研究他的翻译策略、他的翻译风格、对原文的忠实程度、或者他的译作的影响和接受等,而是从他的译介思想入手,将他的翻译工作与新文学建设者、文学刊物主编、文化界领导人的身份联系起来,综合研究他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依照此思路,本研究的第一章先大致梳理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概况。这一简单的梳理显示: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涉及面非常广,不仅包括作品的译介,还有文艺理论的译介;他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与他主编《小说月报》、《文学》和《译文》等刊物有密切的关系;他译介的重点是俄苏文学和小民族文学;他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与社会改造、新文学建设有密切关系,他结合自己的翻译体会,提出了有关重译、复译、翻译标准等问题的重要观点等。接下来,本研究就与茅盾译介外国文学有关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讨论。具体说来,茅盾在提倡外国文学译介时,有非常鲜明的流派意识和清晰的规划,以流派选择指导具体的翻译选材,因此第二章将依次梳理他对外国文艺流派——新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译介。事实上,茅盾译介的西方新浪漫主义和法国自然主义文艺流派与日本文坛有密切关系。茅盾在介绍外国文艺理论时从不全盘照搬外国文艺思潮,而是依据他判定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目标对外国文艺理论进行改造,使之符合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在译介途径上,茅盾译介的国别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其掌握的唯一外语——英语展开的,除少量英语文学外的所有外国文学译介,均以英语为中介语。英语中介既助力茅盾扩大世界文学视野,成为其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的桥梁,也使他的译介带有英语世界种种印迹,如对象的选择和语言表达,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茅盾译介活动的展开方式及其文化效果,这一部分将在第三章讨论。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高产时期是他主编二三十年代几本主要刊物的时期,建国后,他虽然没有再从事具体的翻译工作,但是他主编的《人民文学》、《译文》为新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他的译介工作与刊物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第四章将茅盾的译介活动与他主编刊物的经历结合起来讨论。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与他提出的“人的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三位一体的文学建设理念的关系是第五章将要探讨的。在结语部分,作者再次强调了翻译之于茅盾的重要价值,并在坦陈本研究的不足的基础上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展望。
杨克敏[3](2014)在《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 ——以若干重要文学期刊为切入点》文中提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学术史的追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界对自身学术史的梳理工作明显是缓慢而滞后的。从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外国文学学术史论着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并没有进入有些学者的学术视野。有的将其从外国文学学术史中一笔抹杀,有的将其作为附件并入该时期的翻译活动中。对于外国文学这门学科来说,这样的学术史显然是不完整的,还有待于完善。基于此,本文将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以若干重要文学期刊——《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西洋文学》、《民族文学》、《时与潮文艺》为经线,以中国现代社会的话语嬗变为纬线,在经纬交织中呈现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风貌,及其在中国百年外国文学学术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由六章构成:第一章主要以梁启超、林纾、王国维为例,梳理外国文学研究在晚清的原初状态,以此作为引入本论题的铺垫。在晚清科学救国的国家话语下,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以日本政治小说为依托,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标志着外国文学作为话语对象在中国学界的首次登场,这预示着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功利色彩。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撰写的外国作家传记,既代表了中国百年外国文学学术史中的传记研究模式,也体现了独立于国家话语之外的个人美学话语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其有着精神血脉上的延续,尤以民初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最为明显。第二章分析一九一○年代中后期,在启蒙思想话语下,《新青年》对于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从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文章可以看出,《新青年》将外国文学作为批评话语,在外国文学中寻求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的突破点。由此,进化文学史观、写实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成为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调。其中,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观念,使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从晚清时期的“国家”话语向“人”的话语转变。由此,俄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研究,因为“人”的话语获得生机。所以,本章认为,《新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是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策源地。第三章主要以《小说月报》为例,梳理一九二○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在文学革命话语下,《小说月报》直承《新青年》的衣钵,成为继《新青年》之后该时段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小说月报》将俄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作为文学“为人生”的主要支撑,进一步落实了“人”的话语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由此,形成了以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为中心、以俄国与弱小民族为代表的被压迫民族文学为主导的外国文学研究模式。此种研究模式代表着一九二○年代中国主流学界的外国文学观,成为建国后外国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毛泽东称为之“鲁迅方向”。同时,对于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式”的认识也在这里埋下了伏笔。第四章主要以《文学》、《现代》等刊物为例,梳理在多元话语并置下,一九三○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中国文学界的话语由“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环境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发生断裂,战后新兴文学与尖端文学构建了此时外国文学研究的秩序。其中,《拓荒者》、《萌芽》等左翼刊物将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此相对,李健吾之于福楼拜、叶公超之于艾略特等经典作家研究的出现,则显示了一九三○年代革命阶级视角之外,学理层面上外国文学研究的实绩。《现代》这份具有左翼与自由主义双重视角的“非同人”刊物,以“现代”意识绘制了世界文学的图景。此外,《文学》关于“文学遗产”的争论,使莎士比亚成为研究热点。第五章主要以《西洋文学》、《民族文学》等刊物为例,梳理在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的不同话语背景下,一九四○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周立波在解放区鲁迅艺术学院的外国文学讲稿,预示了出《讲话》精神的要领;《西洋文学》在沦陷区的刊发,成为战争年代处于孤岛上人们重要的精神慰藉;国统区的《战国策》、《民族文学》力主战时文化重建,以叔本华、尼采学说为主要话语,倾力易卜生、歌德等的研究,则凸显了国统区另类的外国文学研究;《时与潮文艺》展示了学院派研究的特征,是此时段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而集中的一个刊物。第六章主要从总体上分析民国学人对外国文学研究探讨。在民国文学期刊刊载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学者不但对外国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有着独到的见解,并且能够高屋建瓴地对外国文学研究本体进行理性的判断和思考。九二○年代,茅盾与郭沫若关于外国文学介绍与研究的争论,使外国文学研究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怎样研究西洋文学”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总的看来,此时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普及外国文学常识的启蒙阶段,而且已经进入了学术研究的层面。
尹辉[4](2019)在《五四前后“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的是五四前后“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传播。“弱小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在现代文学史上时有出现,有时也被称作“被压迫民族文学”。“弱小民族”到底指向哪些民族?学界至今无明确界定。不过,它有一个约定俗成大致范围,即受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和压迫的民族,具体到20世纪初的语境中,特别是指欧洲及亚非拉等地的一些孱弱民族国家的文学。“弱小民族文学”译介在晚清出现,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兴起过“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热潮,这是近、现代文学生活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当时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铁蹄的践踏,这个积贫积弱的古老国度国事危殆,一些仁人志士迫切希望启蒙救亡,救国民于水火,很自然地就把弱国子民的情感投诸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弱小民族,而文学就是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载体。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大量译介,满足了当时读者的精神渴求。同时,异域文学的养分也滋养了中国文学的国际视野,促进了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与成长。“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五四前后社会文学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是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研究“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可以呈现新文学兴起和发展的一个侧面,丰富当前学界对现代文学早期思潮的认识。尽管各种近代、现代文学史都会提及“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现象,但大都语焉不详,主要是因为缺乏相应的专题研究,基本的史实材料也没有经过系统详细的梳理。另外,对翻译文学是如何进入文学史写作的,相关研究也缺少理论上的自觉。笔者选择“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希望能系统地探查这一重要的文学史现象,进而为文学的译介与传播研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素材。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详细研究少,相关史料收集工作还要从头做起。在论文写作之前,笔者做了大量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首先,本文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提供的线索去找材料,再结合其他文献,对刊载过“弱小民族文学”译作的杂志报刊进行“拉网式”梳理,从1915年9月15号《青年杂志》算起,到20世纪30年代末,顺藤摸瓜,共计调查150多种期刊杂志,大致摸清了当时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基本情况。最终选取了《新青年》《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东方杂志》《文学》和《译文》六种刊物作为重点研究。随后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量化分析这些杂志所刊登的“弱小民族文学”译介作品的译介者、数量、体裁和国别等信息;第二是考察鲁迅和周作人、茅盾和沈泽民等八位重点翻译家对“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活动及成就。三是选取“弱小民族文学”译作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四是探讨“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并试图给这一现象以文学史定位。本论文主要分以下几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五四前后、“弱小民族”和“弱小民族文学”三个核心概念的界定;分析“弱小民族文学”的研究现状和不足;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主要内容。第一章主要对五四前后“弱小民族文学”译介活动进行整体分析,找出其重点发展阶段,对相关杂志报刊进行梳理,确定六大主要期刊及鲁迅和周作人、茅盾和沈泽民、郑振铎、王鲁彦、胡愈之和孙用八位翻译家为重点研究对象。第二章从作品数量、体裁、地区分布、所述国别和译介作者等方面对五四前后“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代表刊物《新青年》《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东方杂志》《文学》和《译文》六大杂志,进行具体的统计和量化分析。第三章论述周氏兄弟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首先从数量、体裁、作品国别、发表刊物和时间等角度对周氏兄弟关于“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情况进行系统论述分析;其次对周氏兄弟合着的《域外小说集》和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活动进行梳理评述,并探讨周氏兄弟的翻译策略和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动机和特征。第四章论述茅盾沈泽民兄弟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统计分析沈氏兄弟对“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译作数量、体裁、国别、发表刊物和时间;并论述盾和沈泽民关于“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的动机和特征。第五章主要分析“弱小民族文学”译者群的译介。对郑振铎、胡愈之、鲁彦和孙用四位翻译家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具体情况展开论述,对译介作品的发表时间、体裁、作品国别、发表刊物等具体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探查其译介的共同点及不同特征。第六章主要从“多元系统”的角度探查五四前后“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现象。论述“弱小民族文学”译介对中国社会民族思想的启迪以及对文学观念、创作技巧和文学审美等方面的影响。通过译介活动,这些身兼作家身份的译者在文学思想和创作手法等方面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世界文学的血液,架起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沟通的桥梁。结语:对全文的内容进行总结,并对后续研究给出一些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本文对五四前后“弱小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基本上理清了这一时期“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状况。这种研究是基于“弱小民族文学”译介发表情况的详细探查,掌握了较为丰富详实的资料,对这个时间跨度内的“弱小民族文学”译介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论述。笔者还利用EXCEL软件对所有的资料数据进行了详细的量化分析,本论文各章节表格和附录里所列的“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统计都来自于笔者对相关资料的详细整理,虽然不能穷尽所有译作,但却是该领域相关资料的相对系统呈现,为该选题的深入研究提供相对系统的史料统计的参考。2.本文系统研究了《新青年》《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文学》《译文》和《东方杂志》六大刊物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以及周氏兄弟、沈氏兄弟、郑振铎、胡愈之、鲁彦、孙用八位翻译家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情况,探讨了他们各自的翻译和传播贡献,译介的思想和特征。3.本文深入探讨了“弱小民族文学”译介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分析了“弱小民族文学”如何进入现代文学,并与现代文学作家的创作产生联系的图景,为翻译文学进入文学史写作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范例。本文的不足主要在于:“弱小民族文学”涉及的民族数量多,时间跨度大,本文着重考察了五四前后的重点刊物和主要翻译家的译介情况,不能做到面面俱到,难免会有遗漏。再者,对“弱小民族文学”作品原文和汉语译文的对比研究方面,由于当时译作的参考版本来源不一,包括很多转译版本,分别由德语、英语、日语和世界语等多种语言译成,出版的年代久远,很难找到译文的参考原版,所以缺乏在译文与原文的对比分析方面的研究,期待以后能创造条件做深入的对比研究。
刘瑜[5](2016)在《茅盾后期代表作《霜叶红似二月花》新探》文中研究说明《霜叶红似二月花》是茅盾众多小说中比较特别的一篇,它不再紧跟时代的步伐,而是特地与历史拉开了距离。茅盾在四十年代完成了小说的前十四章,又在七十年代的语境下完成续稿,虽然最后仍然是“残简”,但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历经磨练之后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审视。本文从四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语境入手,探讨茅盾小说怎样实现向传统文学的回归,从而实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伟大构想。本文除前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梳理了茅盾的创作历程,二十年代早期思想文化的积淀、形成,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奠定了茅盾的思想文化基础,最后从政治走向文学;三十年代都市题材和农村题材的书写,使茅盾小说题材范围不断扩大;四十年代战争使作家纷纷向传统回归,探索新的文学形式,作者写下《霜叶红似二月花》;七十年代茅盾对《霜叶红似二月花》进行续写的意义和价值。第二章主要从人物塑造入手,分别探讨作者在文学史上塑造的民族资本家、知识分子以及时代女性这三类人物形象的历史意义,然后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文本出发,分析这三类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的延续和创新以及在创作历程中的重要意义,最后探讨作者为什么要在四十年代重塑这些人物。第三章从艺术特点出发,探讨《霜叶红似二月花》怎样实现向传统文学的回归,主要从情节的线性结构、大团圆的结局模式、从欧化到典雅的语言艺术、以物传情的意境创设以及独具美学内蕴的人物描写这几方面入手,探讨茅盾这样创作的深层意义。小说整体体现出作者对人物“真、善、美”的美学追求,对未来美好愿景的寄托。《霜叶红似二月花》是茅盾后期的代表作,是茅盾用生命在书写的小说,里面包含了作者对于个体生命的反思以及生命意义的思考,小说表现出作者对传统人物的肯定、对传统的复归和认可,因而使小说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佘爱春[6](2011)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文中研究指明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着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指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童敏[8](2020)在《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文中提出空间危机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所遭遇的一切危机的源头,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租界是空间危机的重要表征。上海是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城市,也是最先西化、最国际化的城市。伴随着租界的设立,西人开始实施针对上海的城市空间改造计划。兴修街道、完善街道网是城市空间改造的首要任务。随着现代街道在上海的成型,街道网络格局日益成熟,上海城市空间的传统状态逐渐消失。如此来看,现代街道的修建触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空间变动,用大卫·哈维的话来说,这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手段,它显示了上海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上海开始以一种“现代”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上海街道是对西方城市街道的模仿。首先,居住在租界内的西方人将其本国的街道建设经验移植到中国。型态完善的租界街道满足着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给予人们良好的感官体验,并成为中国人想象西方物质文明的“刺激源”。在当时旅沪人员的相关记载中,“街道体验”成了他们判断城市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租界街道的对比之下,老城街道成了“负面”的存在。因此为了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老城街道又开始了对租界街道的模仿。空间上的危机会触发社会整体秩序的崩塌。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外部公共空间,街道有多种功能。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组合,而是凝聚了深厚文化记忆的场所。上海街道由传统向现代地转型在深层次上意味着空间文化记忆的扭转。在直观层面上,现代街道的出现改变了上海原有的水乡秩序,都市日常生活的节奏由慢走向快,由静走向动。空间上的剧烈变动改变着都市人的感知结构,在其时的文学作品中,街道被反复书写,尤其是四马路、南京路、霞飞路、北四川路等街道。它们表明以满足市民大众日常生活为目的的现代生活方式获得了广泛认同。在上海,街道给予人们以独特的城市美学体验,即异域情调。当人们穿梭于上海的街道,仿佛置身于异国。然而,这异域情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殖民危机。上海街道是一个西化的空间,更是一个殖民的空间。殖民暴力虽化身为异域情调,却无法掩饰它的殖民野心。因此,走在南京路上的上海人,在感受异域情调的同时,也成了殖民权力直接宰制的对象。尤为独特的是,在现代上海,修建街道并不只是市政事务,它还体现为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博弈。正是因为如此,华界当局亦通过修建街道来表达自我的民族主义诉求。街道作为城市的外部空间,从性别角度来说,它还关涉着传统的两性秩序。“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秩序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如若发生颠倒、错乱,那么便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但在上海,走在街上的女性改变了传统的性别秩序格局。女性以街道这一公共空间实践着自我的性别诉求和政治诉求。现代上海的街道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暧昧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失序的同时又建立新秩序的空间。正是基于此,“空间”与“秩序”可以看作是理解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关键词。街道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嬗变的空间。这嬗变首先发生在物质空间层面。本论文的第一章,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和文学文本,考察了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以及转型后的现代街道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在上海,街道要发展就必须突破一些实际的障碍,如河浜、城墙。填浜筑路、拆城筑路是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重要措施。然而在上海,河浜、城墙既是街头景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且关联着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清末民初因拆除城墙而引发的争论,便可见一斑。河浜、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街道,这预示着上海逐渐脱离了乡土中国的秩序,开始适应专属现代都市的新秩序。此外,越界筑路也是一个重要的措施。越界筑路在租界当局主导下进行。然而,“筑路”并不是这一措施的目的,“越界”才是本质。现代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居的城市,空间上的越界正是租界对华界权力的侵犯。所以说,越界筑路是租界进行殖民扩张的手段,由此而形成的街道则是殖民扩张的产物。外部空间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在晚清以来以上海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具备现代型态的上海街道不仅是作品的描述对象,也是文本空间的重要构成之一。在古代城市小说中,城市的街道未能成为文本空间的构成因素,作为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街道往往被忽略。现代街道参与文本空间的建构,并成为文本空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街道在空间上的嬗变是直观的,也就是说是可视的、可触的,可以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到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街道所赋予的经验揉进创作之中。这样说来,现代街道同时也为文学文本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经验和书写技巧。本论文的第二章阐释现代街道如何影响都市日常生活秩序。街道是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时刻与街道发生联系。上海街道构建了现代都市的新时空。与传统街道的日常时空秩序相比,这一新时空是变形的,是被权力所规训的。街灯、车辆是现代街道最重要的附属品,是街道文明的物质表征。但同时,它们的存在让街道的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形变。街灯延长了人们在街道上停留的时间,它的存在让街道成了昼夜颠倒的时空。车辆以速度为媒介让街道成了压缩的、流动的、叠加的时空。街灯、车辆让都市日常生活获得了现代化的传奇色彩。巡警是现代街道的重要配置,这预示着作为市民空间的街道开始接受权力的规训,都市日常生活被裹挟在一张巨大的权力网中。现代街道改变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内容。现代都市是物质聚集的场所,人的欲望在物质的刺激下摆脱了日常伦理道德的束缚,开始寻求正常的表达方式。因此,街道成了市民日常生活欲望的表达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上海兴起了一种依托于街道的日常休闲运动,即“荡马路”。所谓“荡马路”也即是散步。“荡马路”是市民大众理解现代上海的重要手段,是人与城市的互动。人既接受了现代城市时空秩序的约束,也在通过行走的方式去改变这一秩序。上海正是在市民大众的脚部下才获得了意义。摩登与革命是理解现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关键词。本论文的第三章从摩登与革命的关系阐释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摩登”一词词义丰富,它在30年代的上海与现代物质消费产生了直接的关联。因此,由物质文化所塑造的现代街道亦可以看作是一个摩登的空间。左翼文人行走在这摩登的空间中,自然会产生愉悦的感官体验。但阶级意识却阻止他们进一步沉迷于其中。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城市贫民、无产者处于殖民者和上层阶级的压迫中,他们被排斥在这个充满摩登情调的空间之外。左翼文人的上海街道叙事具有强烈的对比意识。为了寻求空间正义,上海街道被挪用为革命的实践空间。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呼喊口号,上海街头的革命活动是对既有城市空间秩序的否定,同时也是改写城市空间记忆的手段。本论文的第四章从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上海女性是如何利用现代街道的空间特质来颠覆传统性别秩序。街道是城市的外部空间,因而在性别视角下,它亦是男性空间。在传统社会中,街道是拒绝女性的。具体说来,拒绝女性其实是拒绝她们的身体。而现代上海的街道却成为女性身体的展示空间,从晚清的妓女到30年代的摩登女郎和革命女性,上海街头因她们的存在而更加异彩纷呈。走在街上的女性一方面无法避免被男性凝视和被物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她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述女性的城市经验。为了调整自我身体、街道(公共空间)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在30年代民族国家利益的宏大诉求之下,女性主动接受革命的编码,将自我的女性气质隐藏起来,试图以一个政治的身体、革命的身体弥合两性之间的裂缝。晚清以来,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剧烈的空间嬗变过程,本论文从“空间”与“秩序”入手,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分别从都市日常、左翼和性别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阐释在一个嬗变的空间中,旧有的秩序如何被颠覆,新的秩序又如何被建立的过程。
曾嵘[9](2017)在《茅盾文学在日本——以《子夜》对堀田善卫《历史》的影响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茅盾的作品最初于1936年传入日本,至1950年代茅盾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已被日本文坛广泛接受。其代表作《子夜》自1933年发表后,被多次重译并被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战后派作家堀田善卫阅读了大量茅盾的作品,并模仿《子夜》"截面图"式的开关技巧和"一树千枝"的结构模式,创作了长篇处女作《历史》。这体现出茅盾文学在世界现代文学建构过程中的作用。
刘江[10](2019)在《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研究 ——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市场和现代科技的冲击下,文学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局和困惑。然而,与文学有关的评奖却大行其道,经久不衰。究其原因,乃在于各利益相关方对文学奖声誉“红利”与“祝圣权力”的觊觎。文学奖不仅具有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形而上功能,其催生的多重效应也潜藏着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一般规律。文学奖声誉的创建、积累、维护与传播过程也体现和反映了管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与智慧。遗憾的是,传统的文学奖研究大多关注其制度性的一面和经典化功能,或聚焦文学奖个案的评奖机制,缺乏对文学奖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意义的思考。虽有个别学者论及文学评奖的声誉经济现象,但其切入视角仍归属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或文化学范畴,更遑论就文学奖声誉影响力进行系统的跨学科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另一方面,现有的声誉研究对象仅囿于企业或一般社会组织,长期忽略了作为一种特殊组织行为的文学评奖活动所蕴含的声誉管理思想及其所产生的声誉经济,也忽略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与文学奖多元效应之间的逻辑关联等理论性与现实性的问题。为此,本研究以文学奖为研究对象,从“声誉”这一文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最大公约数出发,借助案例分析、调查研究、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之法,对文学奖声誉影响力进行系统的跨学科考察。本研究基于跨学科的视角,首次提出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系统性研究课题,既致力于该议题的理论与模型建构,也注重对其进行科学的实证分析与量化测评,以期拓展文学奖研究和声誉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视域。概而言之,本研究的贡献或创新之处涉及理论、方法与实践等三个层面。理论上,本研究尝试就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创建,主要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本体性问题,如概念、内涵、特征、利益相关者网络、构成因素等进行了理论界定;二是厘定了文学奖声誉管理概念的特定内涵与外延,剖析和构建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路径、管理模型和实践机制;三是分析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效应表征,指出资本化和经典化是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两大核心效应,并以莫言为例对其分别进行了实证考察;四是从声誉测量的角度构建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指数测评的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对其效度和信度进行了检验。方法上,本研究试图实现三个融合:一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理念与思想的融合,即将声誉理论、文化资本理论、文学经典化理论等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和文学等跨学科的理论融为一体;二是将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相融合,在以定性分析为主的传统文学研究模式中,引入了定量统计分析,从而将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入文学研究之中;三是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相融合,即在进行理论建构的同时,既注重理论探讨围绕案例分析展开,也注重通过案例分析反向检验理论建构之合理性与科学性。在实践中,本研究的预期贡献可概括为三个维度:一是对国家而言,可以为我国文学评奖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从而有助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跨文化传播;二是对文学奖管理机构而言,有助于其发现相关文学奖项在声誉创建、维护、提升、传播、管理等方面的短板,从而为其提供理论与经验借鉴;三是对文学奖各利益相关群体来说,基于本研究创建的文学奖声誉影响力指数模型的评价结果,能为其在评奖参与、赞助捐赠、市场介入等决策上提供较为科学、可信的参照标准。本研究由八个章节构成,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引言,提出本研究的选题要义和研究意义,并就本文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预期创新等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对国内外有关文学奖及其声誉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缜密的爬梳,回顾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多学科框架下的声誉理论研究进展,并对其进行了述评。第三章,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理论构念。探讨了文学奖声誉的定义和内涵,总结了其六大特征及利益相关者网络。第四章,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构成因素。从奖项身份特征、管理策略和利益相关者三个层面,分析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14种主要构成要素。第五章,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管理。聚焦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管理之道,对文学奖声誉管理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界定,剖析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路径,构建了文学奖声誉管理模型,并从准入管理、过程管理、后期管理等三个维度探讨了文学奖声誉管理的实践经验与启示。第六章,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效应表征。总结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五大效应表征共性,指出资本化和经典化是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两大核心效应表征,并以莫言以为例,对这两大核心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证考察。第七章,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实证测评。建构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指数测评的动态模型,结合国内外文学奖项样本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该模型得出的评价结果,梳理了国内文学奖在声誉创建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第八章为结语,就全文的主要发现和贡献进行了总结提炼,并对研究中有待改进之处和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进行了相应的说明。
二、日本研究茅盾文学的概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研究茅盾文学的概况(论文提纲范文)
(1)昭和前期(1926—1945)日本对《蚀》的译介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幻灭》的译介:日本茅盾接受的滥觞 |
二《大过渡期》:茅盾作品日译单行本的先河 |
三《关于〈大过渡期〉》及日本学者对《蚀》的不同评价 |
四昭和初期日本接受和研究《蚀》的社会文化背景 |
(2)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文献综述 |
(一)对于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的早期零星提及和旁涉 |
(二)建国后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的发展 |
(三)新世纪的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 |
三、本研究的意义 |
(一)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
(二)对翻译学的意义 |
四、研究思路 |
第一章 茅盾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概述 |
一、茅盾外国文学译介实践 |
二、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思想 |
第二章 茅盾对外国文艺理论的接受与改造 |
一、舶来自日本的“西方新浪漫主义” |
二、经由日本中转的法国自然主义 |
三、无产阶级文学观与英语中介 |
四、茅盾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倡导 |
第三章 英语转译对茅盾外国文学译介活动的影响 |
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转译现象 |
二、20世纪之交英语国家翻译外国文学情况 |
三、英语转译对茅盾译介视野的扩展 |
四、英语转译与茅盾译介活动的展开方式及其文化效果 |
第四章 编辑事业与外国文学译介 |
一、《小说月报》与外国文学译介 |
二、意识形态影响和审查制度下的《文学》 |
三、第一本翻译专刊《译文》 |
四、建国后的《人民文学》和《译文》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
第五章 茅盾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与其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理念 |
一、茅盾提出的“人的文学”、“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三个概念的辩证统一 |
二、茅盾外国文学译介与其民族文学构想的关系 |
三、茅盾外国文学译介实践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篇目 |
附录二 茅盾有关翻译的论述文章 |
(3)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 ——以若干重要文学期刊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外国文学学”的提出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分析 |
三、以文学期刊为切入点 |
第一章 晚清:外国文学研究的滥觞 |
第一节 外国文学的引入与思想维度 |
第二节 译作序跋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贡献 |
第三节 《教育世界》上的外国作家传记研究 |
第二章 《新青年》:启蒙思想话语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
第一节 《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与进化论文学史观 |
一、文学思潮研究范式的确立 |
二、进化论文学史观的烙印 |
三、进化论文学史观的思考 |
第二节 《易卜生主义》与写实主义 |
一、外国文学:思想大于艺术 |
二、《易卜生主义》:只是一个写实主义 |
三、只抓问题,不看戏剧 |
第三节 《人的文学》与“人”的话语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
一、“人性论”研究范式的凸显 |
二、人道主义思想:被压迫民族文学研究的建构 |
三、关于欧洲中心主义 |
第三章 《小说月报》:文学革命话语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
第一节 《小说月报》的外国文学研究 |
一、前期:外国文学的感知和想象 |
二、后期:外国文学地图的绘制 |
第二节 “为人生”: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确立 |
一、以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研究为主导 |
二、以俄国文学研究为中心 |
三、弱小民族文学研究 |
第三节 现代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式”认识 |
一、现代主义文学的认同 |
二、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 |
第四章 左联期刊与《现代》:多元话语并置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
第一节 革命、阶级视角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
一、左联期刊与外国文学研究 |
二、关于“普罗文学”的研究 |
三、《文学》:文学遗产问题的言说 |
第二节 多重视角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
一、关于“马雅科夫斯基之死”的讨论 |
二、艾略特与福楼拜研究 |
三、莎士比亚研究 |
第三节 《现代》的外国文学研究 |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 |
二、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现代意识构建世界文学图景 |
第五章 《西洋文学》、《民族文学》:多维视野话语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
第一节 《讲话》精神指引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
一、解放区的外国文学研究 |
二、俄苏文学研究 |
三、文学遗产问题的延续 |
第二节 不同的现代旨趣:《西洋文学》、《战国策》与《民族文学》 |
一、《西洋文学》的外国文学研究 |
二、《近代西洋问题剧本》 |
三、民族主义话语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
四、陈铨的欧洲文学研究 |
第三节 《时与潮文艺》:学院派研究的典范 |
一、“女性”文学研究 |
二、古典戏剧研究 |
三、国别文学史研究 |
四、作家研究 |
第六章 学人与话语:关于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的探讨 |
第一节 关于外国文学介绍与研究的讨论 |
一、介绍: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存在方式之一 |
二、外国文学介绍与研究的争论 |
三、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思辨 |
第二节 “怎样研究西洋文学”的讨论 |
一、关于外国文学研究本体的探讨 |
二、关于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的探讨 |
三、关于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的探讨 |
四、关于外国文学课程设置的探讨 |
第三节 曾虚白《欧洲各国文学的观念》 |
一、以“文与质”为切入点 |
二、“两希精神”在欧洲文学中的延续和发展 |
三、东方佛教精神的注入 |
四、关于文学流派的辨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4)五四前后“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二 关键概念的界定 |
(一) “五四前后”的时间范畴 |
(二) “弱小民族”与“弱小民族文学”的概念 |
三 “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研究现状 |
四 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 本论文的研究思路 |
(二)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
五 本论文的创新点和主要内容 |
(一) 本论文的创新点 |
(二) 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
第一章 五四前后“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综述 |
第一节 晚清“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萌芽与生长 |
第二节 “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高峰期 |
第三节 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主要刊物和作家概述 |
第二章 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主要刊物 |
第一节 《新青年》:“思想启蒙”推动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 |
第二节 《小说月报》和《小说世界》:看重“为人生”的“弱小民族文学” |
第三节 《东方杂志》:以宽广胸怀接纳“弱小民族文学” |
第四节 《文学》和《译文》:偏重欧洲的“弱小民族文学”译介 |
第五节 六大刊物刊发“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量化分析 |
第三章 周氏兄弟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 |
第一节 周氏兄弟早期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 |
第二节 周氏兄弟与《域外小说集》 |
第三节 周氏兄弟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统计分析 |
第四节 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的“弱小民族文学”译介 |
第五节 周氏兄弟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动机 |
第四章 沈氏兄弟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 |
第一节 茅盾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统计 |
第二节 茅盾译介“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分析 |
第三节 沈泽民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 |
第五章 “弱小民族文学”的“译者群” |
第一节 鲁彦:翻译促生了“乡土文学”创作 |
第二节 郑振铎:对诗歌和童话的钟爱与“弱小民族文学”译介 |
第三节 胡愈之:看见“弱小民族文学”的精神之光 |
第四节 孙用:多从世界语转译“弱小民族文学” |
第六章 “弱小民族文学”译介对新文学的影响 |
第一节 借“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强化国家民族意识 |
第二节 “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滋养新文学创作 |
第三节 对“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隐性影响思考 |
结语 |
附录1: 《新青年》刊登“弱小民族文学”译介作品的统计 |
附录2: 《小说月报》刊登“弱小民族文学”译介作品的统计 |
附录3: 《小说世界》刊登“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作品统计 |
附录4: 《东方杂志》刊登“弱小民族文学”译介作品的统计 |
附录5: 《文学》刊登“弱小民族文学”译介作品的统计 |
附录6: 《译文》刊登“弱小民族文学”译介作品的统计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茅盾后期代表作《霜叶红似二月花》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章 茅盾创作历程的回顾 |
第一节 二十年代文学的探索之路 |
第二节 三十年代小说的经典呈现 |
第三节 四十年代文学的新转向 |
第四节 七十年代《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写 |
第二章 作品人物形象的反思与重塑 |
第一节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家形象 |
第二节 时代交替边缘的“零余人” |
第三节 融入传统美德的新女性形象 |
第三章 小说创作向传统文学回归的尝试 |
第一节 一脉相承的古典小说结构 |
第二节 从欧化到典雅的语言艺术 |
第三节 以物传情的意境创设 |
第四节 独具美学内蕴的人物描写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6)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传媒视阈与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 |
第一章 桂林:大后方抗战文坛重镇 |
第一节 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历史语境 |
一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
二 桂系相对开明、自由、开放的政治姿态 |
三 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精神 |
四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多方引导 |
第二节 多元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场 |
一 政治场:中央、桂系、中共权力的博弈 |
二 文化统制与市场控制下的言论空间 |
三 流寓、多变、杂合:桂林抗战文学场的特征 |
第三节 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
一 报纸副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二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三 文学图书出版与抗战文学生产 |
第二章 报纸副刊与公共舆论空间 |
第一节 桂林《救亡日报》:中共文化统战的舆论阵地 |
一 救亡呼号与舆论压制:创刊、复刊与停刊 |
二 救亡与统战:办报思想和文化使命 |
三 《文化岗位》与抗战文艺运动的舆论导向 |
第二节 桂林《大公报》:抗战时期“文人论政”的言论空间 |
一 中间姿态和文人论政:桂林《大公报》的文化品格 |
二 《文艺》副刊与抗战语境下文学的多元取向 |
第三节 《广西日报》:桂系团结抗战的舆论空间 |
一 桂系抗战言论空间的多变性 |
二 艾青与《南方》文艺副刊 |
三 《漓水》:在变与不变中积极推进文艺抗战 |
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的言说空间 |
第一节 《文艺杂志》:“文人办刊”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一 用生命培育的刊物: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
二 救亡与启蒙:《文艺杂志》的文化诉求 |
三 《文艺杂志》与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 |
第二节 《野草》月刊与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勃兴 |
一 鲁迅杂文传统的继承与阐扬 |
二 秦似与《野草》月刊 |
三 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野草》上的杂文 |
第三节 《诗创作》与抗战诗歌的多元化 |
一 刊物的经营策略和编辑风格 |
二 抗战诗歌的多元呈现 |
三 长诗:抗战诗歌的新发展 |
四 抗战诗学理论的探索 |
第四节 《戏剧春秋》杂志与抗战戏剧运动 |
一 刊物的刊行和文化使命 |
二 抗战戏剧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
三 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杂志上的戏剧文学 |
四 “戏剧兵”的情感与信息空间 |
第四章 文学出版与桂林抗战文学实绩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 |
一 推进大众文化: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理想 |
二 文化供应社的文学图书出版 |
三 《文化杂志》月刊与抗战文化建设 |
第二节 桂林开明书店:文化启蒙与文学“经典化” |
一 逆境中复兴:桂林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概况 |
二 启蒙与经典化:桂林开明书店的文学出版 |
三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知识的传输与文艺青年的培养 |
余论 桂林文化城与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
主要参考文献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综述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第一节 家世考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第二节 童年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三 预科成学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二 游学美欧 |
第一节 缘起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一 出版品交换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结语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一)为什么是街道? |
(二)为什么是上海的街道? |
(三)文学书写的“街道意识” |
二、文献综述 |
(一)对“街道”的研究 |
(二)对“现代上海街道”的研究 |
三、研究价值、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双重嬗变:街道转型与文本空间的建构 |
第一节 上海旅行与街道书写 |
一、引入旅行视角 |
二、旅行视角下的上海街道 |
三、街道差异体验的书写 |
第二节 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及其悖论 |
一、转型的前奏:街道政治的发生 |
二、转型的措施:填浜·拆城·越界 |
三、悖论的表征:空间殖民主义 |
第三节 街道与现代文本的空间构成 |
一、现代文本空间的生成 |
二、文本空间生成与更迭的文化机制 |
三、文本空间中的人物位移 |
第四节 文本叙事中的街道经验 |
一、身体在场与感官世界 |
二、街道速度与文本节奏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上海街道与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 |
第一节 街道秩序与日常的逻辑 |
一、时空变形中的都市日常 |
二、权力下移与被规训的日常 |
第二节 日常之“变”:街道空间的欲望化表达 |
一、生活物欲化:街道的消费空间属性 |
二、狂欢审美:作为娱乐空间的街道 |
三、情感公开:两性关系的“街道叙述” |
第三节 荡马路:街道的日常实践和审美体验 |
一、日常实践 |
二、审美体验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摩登与革命: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 |
第一节 北四川路与左翼文化中心的崛起 |
一、东洋风·平民气·“半租界” |
二、北四川路左翼文化空间的形成 |
三、改造与同化:左翼文化空间的巩固 |
第二节 左翼文人的双重街道体验 |
一、摩登街道与左翼“新感觉” |
二、底层书写与街道阶级化 |
第三节 街道挪用:左翼文人的街头革命 |
一、革命的准备:走向街头 |
二、革命的开始:“街上人”的革命启蒙 |
三、革命的形式: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
四、南京路:革命的记忆空间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空间与身体:走在街上的女性 |
第一节 “见或不见”:女性身体与女性空间 |
一、“藏之不见”:传统女性空间的形成机制 |
二、看街:女性身体的“视觉突围” |
三、街道:“新”女性空间 |
第二节 街道与女性身体的再发现 |
一、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身体 |
二、女性身体的自我发现 |
三、性别共谋:革命化的女性身体 |
第三节 街道上消失的身体——对1936年妇女节游行的考察 |
一、游行、身体与街道的空间转变 |
二、女权还是国族? |
三、“为国献身”:女人还是中国人?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发表论文 |
(9)茅盾文学在日本——以《子夜》对堀田善卫《历史》的影响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译者对《子夜》的翻译与阅读 |
二堀田善卫与茅盾的接触 |
三截面图:开头的模仿 |
四结构的模仿:“一树千枝” |
结语 |
(10)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研究 ——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问题 |
1.4 研究方法 |
1.4.1 跨学科研究法 |
1.4.2 案例分析法 |
1.4.3 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法 |
1.4.4 调查研究法 |
1.5 研究思路及框架设计 |
1.6 预期创新之处 |
1.7 论文结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文学奖及其声誉相关研究进展 |
2.1.1 文学奖相关研究述评 |
2.1.2 文学奖声誉相关研究述评 |
2.2 声誉理论相关研究述评 |
2.2.1 声誉概念界定 |
2.2.2 声誉管理研究 |
2.2.3 声誉测评研究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理论构念 |
3.1 文学奖声誉的界定 |
3.1.1 文学奖声誉的定义 |
3.1.2 文学奖声誉定义的内涵 |
3.2 文学奖声誉的特性 |
3.2.1 积累的长期性 |
3.2.2 存续的稳定性 |
3.2.3 形成的综合性 |
3.2.4 影响的广泛性 |
3.2.5 价值的溢出性 |
3.2.6 管理的制度性 |
3.3 文学奖声誉的利益相关者 |
3.3.1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
3.3.2 文学奖声誉利益相关者网络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构成因素 |
4.1 声誉影响因素概述 |
4.2 奖项身份因素 |
4.2.1 奖项名称 |
4.2.2 奖项历史 |
4.2.3 奖励范围 |
4.2.4 奖励强度 |
4.2.5 奖励人数 |
4.2.6 颁奖周期 |
4.3 奖项管理因素 |
4.3.1 评审制度 |
4.3.2 颁奖规格 |
4.3.3 宣传造势 |
4.3.4 信息披露 |
4.4 利益相关者因素 |
4.4.1 颁奖机构 |
4.4.2 获奖作家 |
4.4.3 其他利益相关者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管理 |
5.1 文学奖声誉管理的界定 |
5.1.1 文学奖声誉管理的含义 |
5.1.2 文学奖声誉管理的内涵 |
5.2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机制与管理模型 |
5.2.1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机制 |
5.2.2 文学奖声誉管理模型 |
5.3 文学奖声誉管理的实践环节 |
5.3.1 准入管理 |
5.3.2 过程管理 |
5.3.3 后期管理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效应表征 |
6.1 奖励声誉影响力的共性效应 |
6.1.1 增强效应 |
6.1.2 马太效应 |
6.1.3 晕轮效应 |
6.1.4 时间效应 |
6.1.5 整体效应 |
6.2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经典化效应 |
6.2.1 学术期刊接受 |
6.2.2 学术论着接受 |
6.2.3 学术会议接受 |
6.2.4 研究课题接受 |
6.2.5 官方体制接受 |
6.3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资本化效应 |
6.3.1 文学奖与出版经济 |
6.3.2 文学奖与旅游经济 |
6.3.3 文学奖与“周边经济”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实证测评 |
7.1 测评方法与指标确立原则 |
7.1.1 测评方法 |
7.1.2 指标确立原则 |
7.2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指数测评模型 |
7.2.1 文学奖声誉影响因素结构模型 |
7.2.2 判断矩阵的建立与一致性检验 |
7.2.3 模型建构与赋值说明 |
7.3 实证检验与分析 |
7.3.1 样本来源及筛选 |
7.3.2 描述性统计 |
7.3.3 相关性分析 |
7.3.4 定性分析 |
7.4 国内外文学奖声誉影响力对比分析 |
7.4.1 奖项身份特征指标对比分析 |
7.4.2 利益相关者指标对比分析 |
7.4.3 管理策略指标对比分析 |
7.4.4 对策建议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语 |
8.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8.2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 |
8.3 本研究有待改进之处 |
参考文献 |
附录1:国内外主要文学奖声誉影响力指数排行榜 |
附录2:中国文学奖项样本及基本信息 |
附录3:世界各国知名文学奖项样本及基本信息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日本研究茅盾文学的概况(论文参考文献)
- [1]昭和前期(1926—1945)日本对《蚀》的译介与研究[J]. 连正,阎浩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08)
- [2]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D]. 陈竞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3]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 ——以若干重要文学期刊为切入点[D]. 杨克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4]五四前后“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研究[D]. 尹辉. 山东大学, 2019(09)
- [5]茅盾后期代表作《霜叶红似二月花》新探[D]. 刘瑜. 贵州师范大学, 2016(12)
- [6]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D]. 佘爱春. 南京大学, 2011(08)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D]. 童敏. 西南大学, 2020(01)
- [9]茅盾文学在日本——以《子夜》对堀田善卫《历史》的影响为例[J]. 曾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7(04)
- [10]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研究 ——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D]. 刘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