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毛泽东秘书林克访谈录（论文文献综述）
朱雯瑛[1]（2020）在《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超越时空的界限,影响整个世界。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着作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编译局、外文局等单位以多语种对外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是翻译毛泽东着作最多的国家,其翻译活动值得重视。中日两国译者大量翻译毛泽东着作,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介绍给日本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通过译本承载的毛泽东着作成功地实现传播目的,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是“毛泽东着作出版的鼎盛时期,也是毛泽东着作广泛传播的时期”,聚焦该时期更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着作的翻译及传播情况,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结合语言学派理论与传播学理论,对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进行考察。本研究首先对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本进行整理、汇总、量化,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析出其特点。然后,结合《毛泽东选集》日译活动的实际,对赞助人进行考察,认为中日双方翻译活动中存在一个相互结合的由中方主导的赞助人系统。赞助人系统通过政策（计划）从翻译出版计划、翻译选材、翻译标准、译者选定、受众设定等方面规范翻译活动,通过对翻译过程的设定规范译中行为,通过对海外翻译的“赞助”,影响赞助人系统内的海外翻译。赞助人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合力,共同影响翻译传播活动,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还对参与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中日两国译者群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让一直处于“隐身”状态的中方译者“显身”,认为译者的“显身”与“隐身”与政治、社会背景等相关,亦与译者的多重身份相关。同时,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探讨译者主体性,通过分析翻译活动中主体间的关系,明晰毛泽东着作日译译者在翻译活动作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进而从宏观研究移至微观研究,通过多译本对比,对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的译本生成进行历时性梳理,明确文本外因素对各译本制作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不同译本翻译策略及其流变,以及补偿性翻译手段在译本中的作用。并对单篇着作及复译的代表《矛盾论》进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关注复译竞争机制对译本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毛泽东着作中的典故翻译策略。最后,结合传播学理论,考察毛泽东着作日译在日本的传播及接受,认为译本传播的成功,受到原文魅力、译本质量、“赞助人”系统的积极作用、受众的积极参与行为、多元传播者带来的多元传播渠道等的影响。本研究运用第一手资料,结合实地考察,首次客观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全貌以及译本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并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对日译活动及译本进行全面考察,析出毛泽东着作日译与在日传播的特点。毛泽东着作的大量日译及其在日本有效且广泛的传播是在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中完成的,本研究对其特点与经验进行了总结,期待能为中央文献的翻译与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予以启示,对后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着作翻译研究、中央文献翻译史研究予以参考,能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服务于国家的对外传播战略。
孙琳[2]（2019）在《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文中指出“水浒”特有的绿林题材形成与传播于特定历史时期,对题材及社会价值的不同评判令其主题阐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水浒”接受过程中,绿林题材与各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紧密融合,其“意义”虽不离“含意”,但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主题阐释结果。“诲盗”与“忠义”是“水浒”两种基本的主题归纳,表面上水火不容,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从题材角度而言,“水浒”叙述的是绿林故事,“以暴易恶”的“法外”情节与人物屡见不鲜,虽有招安“归正”、清庙传名的结局,但“法外之行”是题材的重要部分,“诲盗”是对特殊题材社会效果的担忧;从主导意旨而言,特定时代的编创者、接受者对“水浒”大多持宽容态度,认为绿林人士本属“乱民”而非“贼民”,“为乱”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忠义”是对“水浒”本身存在价值的肯定。“水浒”主题阐释虽有多种,但“忠义”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变化更为明显和关键,而像“诲盗”“伪忠义”等论点实则亦可视作为“忠义”内涵的不同表现,“农民起义说”“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亦可视作“忠”之对象由“君”转向于“民”或“国家”的某种变形,相对其他主题论而言“忠义观”的包容性更强一些。水浒“忠义观”有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建构”指的是宋元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经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元代水浒戏等由外而内与水浒绿林题材逐渐结合的过程,水浒忠义观在明代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然而绿林题材与“忠义”之间的裂痕始终难以弥合,故而建构渐趋完成的同时解构亦已开始,此种解构指的是传统“水浒忠义观”中“忠义”与“非忠义”矛盾的凸显,经由金圣叹、清初水浒戏、清代水浒续书等不断放大和批判此种矛盾,传统“水浒忠义观”被质疑;清末民初在君主专制崩解的背景下,“水浒忠义观”渐成为新式的“忠”与“义”组合,“忠”之对象由君而民、而国、而民族,“义”之平等性渐而提升,新式“忠义观”得以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与解构的发生是共时而非先后,一方面是创作者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读者和评者的价值立场,“忠义”作为一种悖论始终伴随水浒的产生与传播,即使“非忠义”“反忠义”亦是“忠义观”的某种变体。鉴于精力和学力有限,水浒“忠义观”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在自宋至清的古代阶段,其中有少部分延伸到近、现代阶段。一、主题内涵与“水浒”的经典化文学作品的主题研究向来是我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小说”一词和相关作品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经魏晋、唐、宋的创作实践,明、清时期“小说”作为文学体裁之一无论是篇幅,还是内容含量及社会价值,均由“不经之作”而逐渐成为新的“经典”。在小说地位提升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亦添加于具体作品之上,令小说的“意义”更趋近于“道”,这一点在主题阐释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小说观念现代化的结果,这也是最深层的原因;直接原因则有明代中后期文化专制统治的放松,统治者对小说的倡导与宽容,士大夫的推崇与评点,市民阶层的兴起,文化的普及,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等。与其他小说不同,“水浒”有其特殊的绿林题材,在经典化过程中“水浒”与“忠义”这一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融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二、水浒“忠义观”的建构历史上的宋江事迹发生和传播于宋朝,在靖康之难、南宋偏安、文强武弱的时代背景下,类似对宋江等“匪寇”招安并赐予官爵以期其为国出力的事在南宋大量发生,“忠义”是当时社会自上而下公认的主流价值观念。李若水作诗《捕盗偶成》,提出“招安非良策”,对接受招安的“匪寇”是否“忠义”表示质疑。只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南宋朝廷自顾尚且不暇,招安是朝堂无奈的选择;乱世之中落草绿林的“匪寇”各有各的无奈,招安是他们真心的期望,而“为国立功”则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忠义军、忠义民、忠义人等在特定时代受社会普遍认同,这是水浒“忠义观”建构的时代基础。龚开出于宋遗民心态作《宋江三十六赞》,在序言中称宋江一类的“盗中之圣”尚具“义勇”,借对绿林的“赞”批判祸乱天下的“乱臣贼子”。元代陆友仁曾舟过梁山泺,结合龚开“画赞”作诗对历史进行反思,提及宋江征方腊取得战功一事,并隐讳地指出“乱自上作”。早期“水浒戏”推崇梁山“替天行道”的“公正”,实是元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这也成为水浒“忠义”中偏“义”的一方面表达。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及早期水浒戏对“水浒忠义”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均在有意无意地营造一种“水浒”与“忠义”之间的联系,实是时代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三、《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水浒”故事的凝练与集中,明代现存大多数小说版本中均将“忠义”置于明显的位置,文本中“忠义”亦多次重复呈现,这既是小说编创时的意旨表达,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文学体现。只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忠义”本来有“对等”“适宜”之意,“水浒忠义观”本身内涵强调的则是单向度“臣”对“君”的服从,“忠义”实则为“忠”。小说以文学叙事手段创建了朝堂“无忠义”的特殊语境,其中君主昏聩、奸佞擅权、胥吏腐败,致令有能者无法安居于庙堂和“法内”社会,只得“被逼上梁山”。“忠义”的代表人物宋江历经曲折,虽竭力数次避免“落草”,但最终还是上了梁山。成为“匪盗”的宋江在山寨营造“忠义”氛围,极力谋求招安,重新回归“法内”社会之后,借征辽、征方腊行“忠义”之行,被鸩死之时仍不舍“忠义”,终得清庙留名。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塑造的宋江是文学中的“忠义”形象,是水浒“忠义观”的坚实文本基础。四、“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伴随小说的广泛传播,“忠义”己成为“水浒”得以存在的独特价值标签。“水浒戏”虽多截取“水浒”之一段或一人物而演绎,明代中后期的林冲、武松、宋江等戏曲故事中虽有偏重的不同但均体现了“忠义”主旨,可见水浒“忠义观”之深入人心。序跋和评点是明清之际小说研究的重要形式,对“水浒”主题的阐释更为直接,且大多不离“忠义”左右,只是称扬者以“忠义”赞之,质疑者以“伪忠义”贬之。倡导“水浒忠义”者亦有不同表现,如天都外臣将“水浒”誉为“国医”,李贽称赏着书者用心之“发愤”,容与堂等版本评点中多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忠义”的归纳,是“忠义”的不同变体。金圣叹在明末起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质疑“招安”者忠义与否的问题,指出小说《水浒传》中“忠义”的内在矛盾。金圣叹作五篇序言从各个角度阐述“水浒”作者并无“忠义”的意旨表达,小说只是出于才子“锦心绣口”的“闲暇之作”,试图将小说从“载道”的重负下摆脱出来,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亦在隔离“忠义”与“水浒”之间的关系;同时金圣叹腰斩“水浒”,将宋江等人招安、征辽、征方腊等“忠义”事迹完全舍弃,另改编文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突出宋江之“伪忠义”。“迸忠义于水浒之外”,是金圣叹解决水浒内在忠义矛盾的一种方法,是他喜新炫才文学观念的表达,亦是他时事之感的体现,背后则是时代价值观念变迁的外在表征。五、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清代“水浒戏”虽受《水浒传》整体框架的制约,但在内容、人物选择上与明中后期不离“忠义”相比,“非忠义”性更为明显。清初戏曲《宣和谱》从其名称来看不离“宣和”左右,实隐寓对“乱自上作”宣和之政的针砭。《宣和谱》戏文对宋江等水浒人物持否定态度,多处讥讽宋江的伪忠伪孝、王矮虎的好色无能、扈三娘的贪生变节,而以王进、栾廷玉、扈文姬、扈成等的真忠、真孝、真节、真义作为对比,将“忠义”从水浒人物身上剥离开来。清宫大戏《忠义璇图》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戏曲演绎,在水浒的整体框架下,刻意减少了表现水浒“忠义”的情节和对话,而添加了李若水、张叔夜等真忠真义以反衬水浒众人的“伪忠伪义”,并用近十分之一的篇幅以“冥谴”的形式对宋江等人展开批判,是对“水浒忠义观”的强烈反拨。另《虎囊弹》《闹江州》《偷甲记》等“水浒戏”虽内容与水浒故事相关,但均刻意远离了“忠义”主题,这亦可视作官方和民间视野对时代价值观念的某种反映。陈忱《水浒后传》突出了对“愚忠”的某种批评,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亦表现出对轻易放弃起义果实一味“忠义”的谴责。俞万春的《结水浒传》不但以“荡寇”的形式令水浒人物灰飞烟灭,更从多方面对“水浒忠义观”进行全面解构。六、“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清末民初,民主、科学、法制等现代观念大量涌进,不但与明清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亦对传统的小说主题阐释产生冲击。尤其是君主制崩解之后,传统“忠义”价值观的基础随之瓦解,而“水浒”深具反抗色彩的绿林题材在主题阐释中所占分量愈来愈重。“平等”“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等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添加在“水浒”主题阐释之上,同时“农民”“市民”“游民”“流民”等水浒人物出身的不同归纳体现了从“民”到“人民”的内涵演化,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体现了时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与转移。“忠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对表现传统“忠义”最为突出的招安、征方腊的评价亦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最明显的“投降主义教材说”,这实是当代视角下对招安问题的新评价。另外,“忠义”指向的对象从君主转向于民族、国家、人民,同时对“义”的阐释亦添加进“平待”“相互”的时代新意,“忠义”观实现了某种重构。“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重构既是小说主题理解与阐释内涵的变迁,更是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体现。
宋学清[3]（2018）在《“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与中国乡村的社会转型紧密相连。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被全面纳入现代性体系,现代化与城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化,大到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教育、环境、卫生和医疗等方面,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家庭结构、行为习惯、衣食住行、日常消费等方面,都在变化中呈现出新的经验模式。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注意到现代乡村在“常”与“变”间的剧烈变动,努力以新思想、新观念、新视野和新方法去表现新乡村、新农民、新景观和新故事,创作出具有异质性审美特征的新乡土小说。正是基于新世纪乡土小说审美转型的文学事实,本论文提出了“新乡土写作”概念。首先新乡土写作不同于新乡土小说,前者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后者作为文学活动的阶段性成果以作品的形式存在,一个是文学活动的动态过程,一个是文学的静态文本,具体而言新乡土小说只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新乡土写作尚未完成正处于进行状态,我们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审视正在发生的文学新变,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向乡土小说进一步创作提供有效资源提出文学期许。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定位于新乡土写作的“发生”,这是一个过程和阶段而我们正处于初发期。作为概念出现的新乡土写作在范围上我们做出一定的限制。在时间上我们借用汪晖对“世纪”概念的认识,以社会现实和文学特征的同一性标准,将新世纪时间范围前推到1990年代;在空间上我们延展了乡村界限,沿着乡村现代化发展进程和农民迁移轨迹,将乡镇、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等特殊区域纳入考察范围;在研究对象上我们缩小了新乡土写作指向的文学体裁,排除了诗歌、散文和戏剧等,主要以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避免研究过于宽泛。之所以选择长篇乡土小说,是因为在表现现实的广度、长度、容度和高度等方面长篇更具优势,更能表现出当下丰富的、复杂的现实生活。本论文的核心观点是以新乡土经验去书写新的中国乡村故事,围绕着新乡土写作话题主要思考了几个大问题:一是新乡土写作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新乡土写作?二是新乡土写作是什么?三是新乡土写作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四是新乡土写作写什么?五是新乡土写作怎么写?正是沿着这一思考逻辑我们对新乡土写作问题进行整体框架,先后辨析了新乡土写作概念,论述了新乡土经验和新乡村叙事经验,且在经验的基础上思考了新乡土写作应该讲述哪些乡村“新”故事和“大”故事,以及如何以新的表现手法去建构文学,实现艺术形式的突破。首先我们解决的是新乡土写作概念,带有本质主义的本体追问,即新乡土写作是什么的问题。新乡土写作的提出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基于新时期以来对“新乡土文学”的不断探索,不同时代的“新”融汇成新世纪新乡土小说的“新”。这种“新”不仅包括新世纪中国乡村现实变化带来的乡土小说新内容,也包括世界文学背景下基于中国传统的、民族的、地方的和民间的文学形式的创新。正是基于新世纪的新乡村和新乡土小说创作现状,我们提出了新乡土写作概念,认为它是在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下基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基本事实,在“新乡土经验”和现代乡村叙事经验的基础上,以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观、新历史观作为根本推动力,以世界性视野重新审视中国乡村,以新的文学笔法与表现方式叙述乡村,呈现出根植于乡土文化土壤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史、心灵史与精神史,表现出新世纪乡土中国全新的精神面貌与文化气质。新乡土写作的“新”不是赶学术时髦,也不单纯为响应新世纪求新求变的热潮,而是基于我们对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现状的认识和期待。新乡土写作的“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一是以农民作为表现的主体,避免当下乡土小说脱离农民写乡村的弊端,更要避免当下乡村建设脱离农民求发展的问题;二是强调乡土小说的农民性特征,农民性是从人民性转换过来的一个概念,不仅仅包括文学对农民心理特征和人格结构的认识,也包括农民审美兴趣和审美特征的认识,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当下性的转换性概念;三是新乡土写作的文化自信问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崇洋媚外,既要避免文学陷入狭隘民族主义又要避免文学过于西化,努力实现西方文学的本土化和传统文学的当下化,实现基于中国文化和现实的文学自觉;四是新乡土写作经验的独特性,我们将新乡土经验纳入中国经验范畴,这是实现新乡土写作的基本前提;五是新的中国乡村故事的文学书写,乡村是中国的乡村,故事是中国的故事,我们将新乡村故事纳入中国故事范畴,实现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故事的文学书写。在概念基础上我们需要清理出新乡土写作的前提问题,也就是新乡土经验和新乡村叙事经验问题。今天部分乡土作家对土地、乡村和农民不熟悉、不了解,同时又缺乏思想的深度和思考的高度,站在城市回望乡村的写作在剧烈变动的新世纪显得捉襟见肘。新世纪中国乡村变化太快太大太杂,快速变化的乡村早已逸出了作家既有的经验范畴,如何认识当下乡村,重建文学与乡土间的血肉联系成为新乡土写作的首要问题。在“下生活”文学创作机制早已废止,而扎根生活又无法完全实现的当下,我们需要重新探索出一条平衡认知和感知经验的新乡土经验模式。同时我们还需要汲取现代乡村叙事经验,我们将这种经验概括为“鲁迅风”、“田园牧歌”和“追踪式”三个方面。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基于传统创新当下保持乡土小说的文学脉络,推动乡土小说的现代发展。在经验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新乡土写作究竟应该写什么?现代乡村充满太多的“大”故事,这里的“大”不是指事件发生的程度,而是指事件表现出来的性质和对乡村未来发展的影响,主要针对的是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就目前来看,新世纪土地流转制度、新型合作社和惠农政策对乡村已然产生深刻影响,新的土地制度孕育出“农村新人”,而不同于以往合作化小说的新合作化小说已经构成了新乡土写作的重要方面。但是新土地制度和乡村政策正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很多问题,同样新合作化小说也处于未完成状态,新农民形象有待重新定位。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化流失已然成为重要问题,文学超越现实努力重建现代乡土文化,力图表现那些曾经被遮蔽的地方的、民间的和传统的民风风俗,重建乡土文化。而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分层现象严重,在普通农民之外出现大量新的群体,比如村支书、话事人、二流子、能人、村霸、村阀、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民工、乡村大学生、农民兵、大学生村官和第一书记等,他们对于现代乡村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丰富了乡土小说的人物画廊。在讲什么的基础上新乡土写作还要做好怎么讲,即如何以新的写作手法去书写新的乡村故事。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乡土小说要想获取文学的尊重和话语权,必须创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叙事方式,不能再追随西方文学的脚步,亦步亦趋地追求“走向世界的文学写作”。因此我们需要从传统乡土文化、民间文化、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中汲取资源,在语言、结构和叙事等方面实现“中国风”式的文学创新。我们倡导民间“传奇叙事”,以民间鬼神思想去表现乡村,以鬼神作为叙事者讲述乡村故事,新的叙事视角可以呈现出一个另类的乡村。同时乡村的世界又是一个自然之音的世界,以农民的耳朵去聆察世界讲述故事,呈现出一个独特的音景世界。新的乡村孕育出新的史诗,只是当下的史诗更具有传奇性,可以说是乡村经济引发的传奇故事。同时我们引入非虚构写作的文学现象,看到它在底层发声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特意义。本论文基于当下文学现象提出了“仿志体小说”概念,关注到乡土小说在文体创新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新乡土写作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概念的提出,如同“新世纪文学”和“新时代文学”等概念一般,都是站在“当下”文学现象的萌芽期提出的一种文学期许。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当下既有的文学现象,又能够指向未来的文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朱振华[4]（2017）在《乡民艺术与民间自治传统 ——以鲁中地区三德范村年节“扮玩”为个案》文中认为"扮玩"是鲁中地区三德范村在年节期间举行的一种村落集体性社火表演活动。以扮玩为文本的艺术表演不仅承载了谋求族群认同、凝聚村落共同体的文化功能。在此基础上,三德范人还充分运用礼俗智慧,以"扮玩"活动所体现的艺术传统和公共精神为纽带,在实现集体行动的自治机制里潜行着一套历久而弥新的民间自治传统。通过对三德范村的田野深描,本文进一步从国家政治、民间社会、民众生活互动的角度,揭示了它们之间在更深层次上存在着的那种复杂而深厚的同生共存关系。作为社区单元,即使不考虑自然环境和人口、生活等主客观条件,单纯就所谓的乡村治理而言,三德范的"村治模式"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从1930年代末起至今,作为一个大自然村,三德范村的基层权力设置先后经历了 13次变化——从庄、区、乡、镇、村、革委会,到大队、管委会、办事处,最终到"经济联合社" "管理区"合署办公,共治"一庄四村"的政治格局。但是,无论国家政治如何风云变幻或社会、文化怎样转型,迭次的历史变迁却又都乱中有序,即都指向了它始终保持着自己介于"村""镇"之间的村落个性和独树一帜的基层权力设置。换言之,在近现代民族国家权力下行的过程中,三德范村沿袭并潜藏着一套既接受国家威权的调度,又始终由生活主体调控村落政治的自治传统。田野调查发现,这种乡村秩序景观的生成绝非是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某一方因"控制与反控制""治理与被治理"的二元对立而被动的对抗、碰撞、失控的产物。从长时段、大区域和民间社会"微政治"的视野观察,三德范村能够基本保持"变与不变"之间的微妙平衡,恰恰是由中国礼俗社会中国家政治、村落传统、民众等多元主体、多重力量共同建构、反复磋商、多样合作的结果。本文认为,这种"礼（国家礼制）俗（民众生活）互动"的政治传统至今仍然在中国北方民间社会的整体运行中发挥着深层影响,而且是国家借助文化传统实现社会和日常生活统一的根本逻辑。从三德范村观察现代中国乡土社会,"国与家""官与民" "公与私"的边界并不清晰,既非疏离也非对抗关系。换言之,三德范村包括"扮玩"传承在内的乡村社会发展,既因应着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落地,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村落民俗传统的神圣性基础和自治逻辑,这同样是国家意志、村落传统、民众生活实践等复杂因素碰撞、磋商、妥协的成果。简言之,本着上述田野发现,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目前讨论乡土社会语境下的乡民艺术的表演文本、叙事体系、社会组织形态的论着较多,但本文从村落语境和田野调查出发,将乡民艺术上升为仪式、政治与权力的讨论,并从民间自治传统的角度进行阐发,这种学术理路及进路具有新意。二是以往的民间自治研究大多讨论国家制度安排或以功能性的民间社团实现某种文化调适的现象。本文则从日常生活叙事和节日生活叙事出发,进一步勾画出了国家政治、地方社会和生活主体多元互动的逻辑和机制,这对惯常的"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模式无疑是有力的纠正和补充。三是"民间自治"作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社会传统,当前越来越淹没在西方民主模式的假设和讨论之中。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学理分析,从乡民艺术的角度寻绎了中国民间自治传统的文化机理和现实意义,这在一定程度对当前陷入困境的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证意义上的借鉴价值。有鉴于此,本文的主体结构如下: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理念与论文结构,重点梳理了本文所涉及的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鉴于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地方社会、村落传统的建构关系,而实现论文研究目标的主要方法是村落单元的田野调查。因此除了展示论文写作的立意和进路外,还说明、解释了写作者对研究方法的思索和田野经历。第一章"流变的村落生活":从村落进行时态的生活实践出发,以民族志范式深描三德范村的人文地理与民众生活叙事的场域。本章说明,无论是村落聚居形态还是乡土文化空间,村落都不是一个静态的、超稳定的系统。这是理解三德范的村落文化和传统,以及乡土特质、日常生活衍变的逻辑起点。同时,本章所描述的地理、水文、人口、交通、种植、商贸、劳作模式等各有关地方性知识,不仅构成了"扮玩"文本与民间自治传统生发的语境,而且与之形成了互文效应。第二章"村落内部的组织体系":除了土地、河流、资源和物候搭建的生存环境,村落就是由多维的组织生活复合而成的共同体。如果说生态环境为村落内部的劳作模式、文化心态搭建了现实的基础,那么实现乡民集体行动的深层次结构则潜藏在村落内部的组织体系及其运作机制之中。本章通过对历史变迁中的村落内部几种组织形态的考察,"扮玩"叙事的组织传统与运行机制,理解并把握国家政治、村落、乡民等多元主体的建构过程。第三章"国家、村落与乡民艺术":本章试图分析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以来,在人地关系和基层组织设置普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对乡民艺术的复杂态度。通过解读扮玩叙事的历史脉络,抽绎国家在乡土社会的下渗逻辑,以及这种设置对乡民艺术的组织活动造成的影响。通过考察三德范村"扮玩"在短短二十余年间几个历史节点的事件遭遇,让我们以"活在当下"的姿态透视乡土生活变迁的同时,反思国家、村落、乡民互动机制的历史逻辑。第四章:"表演、仪式与村落自治":在传统意义上,扮玩具有促使村落凝聚为"共同体"的公共性功能,这种功能的建构机制是理解其公共机制的关键。本文认为,象征仪式"报官"是理解这种公共机制的主要窗口。本章以三德范村年节扮玩的表演文本及其表演场域的深描为立足点,集中对其象征仪式"报官"的组织机制和历史变迁进行考察。本章认为,作为一种流动的传统,原本具有实际文化功能的象征性仪式"报官",在民间自治传统完成了现代转换以后,在礼俗互动的共同作用下才最终丧失了存在理由和意义。结语:我们从对这个鲁中村落乡民艺术与自治机制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社会语境下的"自治"并非一种远去的传统,而主要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下的村治逻辑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和回答乡土中国的实践问题。三德范村的乡民艺术表演及其所交织的自治机制说明,民间自治传统不仅没有成为现代化的障碍或随着社会变革而消失,反而以礼俗互动的姿态成为新时期建构国家和地方关系最可借用的传统资源。从民俗学本位出发,站在村落语境和区域生活整体的立足点上,将对民间自治传统的理解纳入到对村落社会及其运作机制的观察,不仅可以为研究中国乡土社会提供广阔的视角,而且会更加贴近不断变革的中国农村,并有望为当前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做出贡献。
张着灵[5]（2017）在《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研究（1959-1965）》文中研究说明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是建国后,除开考古研究机构之外的研究建筑史学唯一的科研机构,它是在合并了梁思成先生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建筑历史及理论研究室”和刘敦桢先生主办的“中国建筑研究室”的基础上,由国家机关与高校合办的科研机构,它代表了建国后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重庆分室是当时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的两个研究分室之一,在其存在的短短7年时间内,创造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相当的学术影响力。对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的研究历程及成果的梳理,揭示了当时中国的学术与社会动向。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的持续7年的研究,集中在中国建筑史及其专题研究,外国建筑史研究,现代建筑理论的探索三个方面。辜其一、叶启燊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白佐民对现代建筑理论进行了早期探索,吕少怀、夏昌槐、吕祖谦在材料匮乏的情况下尝试外国建筑史及国际最新建筑理论译介的研究。重庆分室的主要研究成员对中国的建筑史学研究及现代建筑理论探索做出的重要贡献,对后世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对他们学术成果的梳理,一方面是对建筑史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一方面也揭示了学术成果与社会背景的联系。随着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相应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对共产主义的追求要求社会普遍的集体主义精神,建筑领域以及建筑学界也受到同样的影响。就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的研究历程来看,一项研究课题,往往由分室几个成员共同完成,国家层面也有发动全国科研力量编就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而这一编着在终稿上尽没有出现初编者的人员名单,如此种种无不需要科研人员倾力、无私的对集体的奉献。在当今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迷茫躁动的社会,这种强烈的、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年轻学子深思的高尚的思想品格。本文对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的研究,梳理了建国后1950-60年代建筑史学研究及建筑教育的发展脉络,可推动西南地区建筑史学研究和对建国初期建筑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为学术传承贡献绵薄之力。
郭川[6]（2017）在《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着控制、教化和引领“民心”的作用。因此,公教人员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公教人员,内迁比例非常之高,不论从自身阶层来看,还是从整个内迁移民来看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是政府和国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对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该阶层的历史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卷入了一场现代化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军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外,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财政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由于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的不足,只能以滥发纸币的方式来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物价不可遏制的飞涨,最终导致国民生活陷入困境,这既是一种连锁反应,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通货膨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公教人员阶层,由于恪守传统“士人”“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准则,这一阶层往往缺乏自我谋生能力,战争的暴发又剥夺了他们额外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抗战时期,公教人员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薪金生活。在大后方的特定历史时空中,随着物价飞涨的愈演愈烈,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真正沦入了“十儒九丐”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随着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滑落,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战时社会“士农工商”传统秩序的本末倒置,公教人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滑落,使马斯洛所说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要无一得到满足。这无疑击穿公教人员作为现代“士人”能够安贫乐道的底线,进而由物质的“不够”产生精神的“不平”,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也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为富庶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使国民政府的收入骤减,所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非工业品,1937年、1938年,大后方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对于初到大后方的公教人员来说,还有着法币对地方货币的兑换优势以及中央人对地方人的心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普遍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义感所裹挟,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激励,这时公教人员普遍呈现“亢奋心态”,在行动上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随着日军攻势的加强,大后方与华东各省、印度支那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大批难民涌入大后方,使外援减少而内耗加大。此时的公教人员,生活水准下降,战局的不利,也使公教人员开始认识到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前期的亢奋心态开始冷却,代之以“沮丧心态”,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开始消极怠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基本上处于由“亢奋”——“沮丧”的“过渡期”。二、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1940年,宜昌的陷落,使大后方运输的咽喉——长江航道被扼制,继之滇湎、滇越公路中断,大后方的物资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使该年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拐点,面对突如其来、势头汹涌的物价上涨,公教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心态”,在行动上则开始出现要求加薪、“跳槽”等自发性群体行动;1941年,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社会也随之发生动荡,公教人员对抗战前途开始感到悲观,普遍出现“迷惘心态”,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的提前结束,此期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自觉性的群体行动,开始有组织地逐级上书要求改善待遇。由于此期的物价上涨大都与日军对大后方的“疲劳轰炸”相伴随,大后方物价问题被军事压力暂时掩盖,公教人员的关注焦点得到转移,虽然不满情绪开始萌生,但却在同仇敌忾中自我压抑,总之,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处于“焦虑”——“迷惘”的“量变期”。三、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沦陷,大后方的海上走私渠道被彻底堵死,通往苏联的沙漠公路和通往印度的“驼峰航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后方的物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军将几乎全部的海、空军力量都转投到太平洋战场,再也无力对大后方实施成规模的轰炸,日军陆军的攻击重点也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军事压力的减轻,反而使大后方前一时期得到遮蔽的物价问题凸显无遗,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控乏力再也难辞其咎。1942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公教人员对战争的提前结束已不抱希望,普遍呈现“苦闷心态”,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暴发,群体性行动开始升级;1943年,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公教人员的心态由前期的量化积累来到质变转折点,公教人员开始出现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置疑心态”,群体性行动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开始直接针对政府的越级上书,基层单位再也无力对此加以掌控。所谓“民无信不立”,至此,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民心。综合起来看,该阶段公教人员的心态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转折期”。四、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1944年,大后方在工业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粮食却获得丰收,大后方物价曾一度回落,但此时公教人员已不堪重负,普遍表现出一种“苦撑心态”,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彻底显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开始公开发表不满言论,甚至并公开对政府进行抨击;1945年,随着日军进攻的恢复,大后方物价又开始疯涨,与盟国的凯歌高奏对照悬殊的社会现实,使公教人员普遍呈现出“绝望心态”,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惨胜”而已,胜利的短暂狂欢难掩对政府、前途的绝望,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满腹牢骚已经转化为要求政府改革乃至革命的要求,总体而言,无论是“苦撑”还是“绝望”,都已发生质变,这一阶段的公教人员心态可以用“质变期”来概括。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精英阶层与政府的疏离。经过八年抗战,公教人员的左翼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右翼则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对政府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作为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对政府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此时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百孔千疮,作为执政基础和思想精英的公教人员,出于绝望而对政府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已然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更何况还日益为政府的对立面所吸引和凝聚。体制内精英阶层的瓦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使之成为“脱序人”——即脱离了当时主流社会秩序的人。抗战期间,由于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下降,国民普遍对该阶层丧失敬畏之心,进而至于产生蔑视,该阶层的精英地位日益向边缘化滑落。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生活的窘境使之不得不采取有伤体面,以及有违于传统道德规范,甚至铤而走险的谋生手段,这使得公教人员在进行内省时自惭形秽,自我认同的失落使公教人员开始缺乏自信,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一惯坚守的信仰出现动摇;总之,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失落,使公教人员最终由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成为流离于体制外的“脱序人”,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成为势在必然的事。
蒙建军[7]（2016）在《沈尹默承传书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书法传播的视角看,当代书法文化已经发生了显着变化。书法传播的本体——书法艺术的实用性减弱,艺术性更加彰显。书法传播的媒介、方式改变了书法传播形态。书法传播内容更加丰富,效果更为显着。书法教育的普及与发展改变了书法生存及传播格局。在加强文化建设的新时期,如何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书法文化,成为时代的必要课题。在这样的探寻中,沈尹默作为20世纪帖学书法的代表书家,书法实践与理论双修互证,自然成为了关键人物。研究沈尹默承传书法的目的,就是要借鉴他在书法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经验,明确在书法发展中的贡献与意义。考察沈尹然承传书法活动,基本研究内容：沈尹然承传书法的内容。他通过创作体悟建立了一套以书写为基调的书学体系。其中,笔法、笔势和笔意构成了书法技法的主体内容,三者依次为基础的逻辑关系,形成沈尹然书法基础理论。笔法是书法艺术本体传播的基础,笔势是书法艺术创作的生发点,笔意是实现书法家审美理想和美育思想的理论根基。科学的执笔五字法、正确的运腕、合理的行笔在实现笔笔中锋的根本法则中,一统为笔法理论。笔势通过对书法点画的书写,创造出新的书法艺术形势。笔意从书法家实现个人美学追求的角度,引申出以帖学审美为基调的美学理想,蕴含着“活”的生命美学思想；从大众对书法艺术学习的实用角度,衍生出基于书法普及教育层面的具有实证精神的美育思想。沈尹然承传书法的变易。他的碑帖观念有两次重要的转变。一次是听到刺耳批评后,从喜欢帖学到学习碑派的自我转变。另一次是看到米芾书法照片触发而回归帖学,是科技发展传播的外部影响。建国后,沈尹然从事书法教育由人际传播转变为大众传播为主,书法创作由职业变为从事书法普及,书法展览活动由小厅堂的展出改变为大展厅的集中综合方式。书法承传的受众变化,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北大书法研究会、中国书学会和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为代表,发生了教授学生——交游授徒——培训普及的转变。在书法承传的表达上,沈尹然文体上多用白话文,书体多写楷书、行书,追求明白、通畅的文风和端正、生动的书风。并且,他主要选择报纸等大众媒介来普及书法知识。沈尹然从书法艺术的求索者,转变为书法知识的传播者。沈尹默承传书法的不易。沈尹然始终不变的精神层面的坚守,时代精神起着总揽笼络的关键作用,也是沈尹默能始终处于时代前列的缘由。时代精神成为书法性质的要素之一,成为书法家融入时代,倡导时代书风的精神支撑。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士,科学观念深深嵌入到沈尹默的思想之中,体现在他对书法所涉物理、生理、法理和道理等方面的探寻,也反映出他通过“合”的思维来进行实证的方式。书法启蒙思想发轫于北大书法研究会的书法传授,成为他建国后积极进行书法普及教育的思想渊源。书法普及教育活动是沈尹然启蒙思想在书法艺术的具体应用,书写了民国书法发展与新时期书法复兴之间的过渡历史。“沈尹然意义”是沈尹默承传书法活动的概括与总结。书法家自我建构、书法发展模式建构和书法文化建构是沈尹默意义三个主要部分。法度、个性和时代精神是书法家自我完善的三个方面,更是建构成功书法家的三大要素。沈尹默倡导成立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建构了书法事业发展中理论研究、创作展览和教育培训三位一体的基本工作格局,对书法社团的成长和书法事业的发展树立了新模式。沈尹然肯定书法艺术的文化身份,不仅使书法艺术拥有了与美术、音乐同等的艺术地位,甚至把书法艺术提升到代表传统文化的高级艺术。沈尹然建构了从书家自我成才到书法事业格局,从书法学科独立到书法文化生成的一条通途。以沈尹默传承书法为选题,考察其书法实践和理论,具有梳理书法艺术发展脉络、引导当代书法艺术研究与创作的现实意义。沈尹默追寻帖学书风的笔墨实践,是学习书法的重要借鉴。书法理论是钻研传统和自身笔墨体悟的经验凝结,有助于深入学习晋唐书风。回顾沈尹默一辈书法家对书法社团职能建设的开拓创新,可以深入了解书法组织成立的初衷,明确当代书法家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沈尹默重视书法的时代精神,书法文化的建构意义。在国内外文化传播活动中,中国书法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张晓欧[8]（2015）在《中国话剧演员文化研究（1907-1949）》文中提出历来对中国现代戏剧史的研究,大多侧重文本,忽略舞台演出方面的关照,近年戏剧研究有所转向,开始从作家作品转为对戏剧思潮、演出活动的探讨,而戏剧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亦为人所接受。演员文化研究是戏剧文化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在戏剧学整体构架下把视角集中在对演员的身份、文化背景对其表演风格的形成,演技与演剧体制、戏剧思潮的关系,表演者与意识形态、社会生活、城市文化的互动,观众群体对演员文化的接受与传播等诸多方面。对演员文化的研究将更加真实地揭示戏剧活动的奥秘,还原话剧在不同历史阶段富于动态的真实面貌,呈现更加丰富、立体的戏剧史景观,使戏剧学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具体,从而对戏剧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对认识社会起到辅助作用。从1907年话剧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间,话剧演员文化的演进可谓摇曳多姿,这其中,既有作为一门艺术样式本身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也有社会、政治变迁造成的影响。这期间,杰出的演员不乏其例,可谓星汉灿烂,但在传统的话剧史书写里,他们却常常被遮蔽,一方面因为演员的工作成果的不容易保存,另一方面,也由于传统研究范式对这一群体文化特征的束手无策。现代话剧演员文化的价值无疑值得深入研究,这将有助于话剧史研究的丰富性,寻找回被省略、被删减的东西,尽可能接近历史的原貌。本论文力图从戏剧文化学的角度对演员文化进行创新性研究,同时结合戏剧学、人类表演学、社会学、传播学、大众文化理论、消费文化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等多学科的交叉方法进行研究,最大限度地还原半个世纪的演员文化起源、成熟与局限,以期将对今后的中国话剧研究开辟新的视角和途径。
吕晶[9]（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王卓玉[10]（2011）在《逯钦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二、“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毛泽东秘书林克访谈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毛泽东秘书林克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1）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毛泽东着作翻译研究 |
| 1.2.2 毛泽东着作译本传播研究 |
| 1.3 理论框架 |
| 1.3.1 描述翻译研究理论 |
| 1.3.2 操纵学派理论 |
| 1.3.3 语言学派理论 |
| 1.3.4 传播学理论 |
| 1.4 研究内容、方法、意义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概貌 |
| 2.1 中国译毛泽东着作 |
| 2.1.1 翻译出版趋势 |
| 2.1.2 翻译活动特点 |
| 2.2 日本译毛泽东着作 |
| 2.2.1 翻译出版趋势 |
| 2.2.2 翻译活动特点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赞助人” |
| 3.1 赞助人的构成 |
| 3.1.1 赞助人的个体 |
| 3.1.2 赞助人系统 |
| 3.2 赞助人的行为 |
| 3.2.1 翻译活动的规范 |
| 3.2.2 翻译过程的设定 |
| 3.2.3 对海外翻译的赞助 |
| 3.3 赞助人的作用 |
| 3.3.1 赞助人与意识形态 |
| 3.3.2 赞助人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者主体 |
| 4.1 翻译者群像 |
| 4.1.1 译者的“显身”与“隐身” |
| 4.1.2 译者的多重身份 |
| 4.2 主体间性 |
| 4.2.1 译者与原文作者 |
| 4.2.2 译者与读者 |
| 4.2.3 译者与译者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 |
| 5.1 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 |
| 5.1.1 《毛泽东选集》的版本问题 |
| 5.1.2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策略 |
| 5.1.3 《毛泽东选集》的译注问题 |
| 5.2 复译的代表——《矛盾论》 |
| 5.2.1 《矛盾论》的翻译之争 |
| 5.2.2 《矛盾论》中典故翻译的历时与共时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在日本的传播 |
| 6.1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传播 |
| 6.1.1 译本发行 |
| 6.1.2 学习讲座 |
| 6.2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接受 |
| 6.2.1 毛泽东思想研究 |
| 6.2.2 毛泽东思想研究结社 |
| 6.2.3 毛泽东着作传播中的“知”与“传”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回顾总结 |
| 7.1.1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1949-1978) |
| 7.1.2 文本内外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 |
| 7.1.3 毛泽东着作日译与传播的影响 |
| 7.2 研究贡献及不足之处 |
| 7.2.1 本研究的贡献 |
| 7.2.2 本研究的不足 |
| 7.3 思考及展望 |
| 7.3.1 对本研究的思考 |
| 7.3.2 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日本语要约 |
| 附录 Ⅰ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总汇(1949-1978) |
| 附录 Ⅱ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致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书简 |
| 附录 Ⅲ 毛泽东着作日译主要译者简介 |
| 附录 Ⅳ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译注表 |
| 附录 Ⅴ 《北京周报》中的《毛泽东选集》广告 |
| 附录 Ⅵ 《读卖新闻》刊登的三一书房旧译版《毛泽东选集》的广告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2）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和价值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水浒”主题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水浒”的传播与主题评价 |
| 一、由“非经典”而“经典”的小说 |
| 二、明代小说社会功能的阐发 |
| 三、《水浒传》的“经典化”路径 |
| 第二节 “水浒”的主题与题材 |
| 一、小说主题的内涵 |
| 二、“水浒”主题的多义性 |
| 三、独特的绿林题材 |
| 第二章 水浒“忠义观”的建构 |
| 第一节 悖离于“忠义”的水浒本事 |
| 一、历史中的“南朝忠义” |
| 二、对宋江招安“忠义”的怀疑 |
| 三、朝野对招安的不同态度 |
| 第二节 宋江“忠义”的虚指与期望 |
| 一、龚开对宋江事迹的采择 |
| 二、表面上的赞与实质上的箴 |
| 三、“盗中之圣”与乱臣贼子 |
| 四、《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忠”与“义” |
| 第三节 宋江报国的“忠义”所指 |
| 一、身具历史反思观念的陆友仁 |
| 二、“宋江题赞”寓指的“乱自上作” |
| 三、宋江征方腊以“报国收战功” |
| 四、宋江故事的绿林特质 |
| 第四节 早期水浒戏的“忠义”偏指 |
| 一、替天行道之“忠义”背景 |
| 二、“替天行道”中的“义” |
| 三、明初水浒戏中的“忠义”体现 |
| 第三章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 |
| 第一节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内涵 |
| 一、“忠义”的词源意义 |
| 二、《忠义水浒传》中的“忠义”所指 |
| 第二节 小说中朝堂“无忠义”的叙事语境 |
| 一、昏聩的君王宋徽宗 |
| 二、擅权的奸佞 |
| 三、滥权的胥吏 |
| 四、无法尽忠于朝堂的水浒武将 |
| 五、忠义所归的梁山世界 |
| 第三节 水浒故事中宋江之“忠义” |
| 一、上梁山的曲折叙事 |
| 二、宋江所题“反诗”与“忠义”矛盾的解决 |
| 三、借天意言人事的“忠义”叙事 |
| 四、宋江“忠义”的具体表现 |
| 第四章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 |
| 第一节 明代水浒戏的“忠义”表现 |
| 一、忠奸对立的林冲故事演绎 |
| 二、以义寓忠的武松故事演绎 |
| 三、细节蕴忠义的宋江故事演绎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 |
| 一、天都外臣的“国医”之论 |
| 二、李贽的“发愤着书说” |
| 三、容与堂本评点的“忠义”阐释 |
| 四、“水浒忠义观”的多方响应 |
| 第三节 金圣叹对水浒“忠义观”的质疑 |
| 一、代作者立言以非“忠义” |
| 二、截尾祛报国战功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改编小说文本以证宋江“伪”忠义 |
| 第四节 “迸忠义于水浒之外”的原因 |
| 一、《水浒传》内在的“忠义”矛盾 |
| 二、特立独行之才子观 |
| 三、深文曲笔之文学观 |
| 四、非忠义寓褒贬之时事观 |
| 第五章 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一节 清初《宣和谱》对水浒“忠义”的“翻案” |
| 一、《宣和谱》命名的针砭之意 |
| 二、《宣和谱》春秋笔法的创作主旨 |
| 三、《宣和谱》对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 |
| 四、“忠义”游移于水浒之外 |
| 第二节 《忠义璇图》对水浒“伪忠伪义”的批判 |
| 一、创作过程中的“忠义”思考 |
| 二、删增情节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忠义璇图》对宋江“假忠假义”的批判 |
| 第三节 《虎囊弹》的主题变换 |
| 一、《虎囊弹》的大体情节 |
| 二、现存的《虎囊弹》残出 |
| 三、无涉水浒忠义的内容与主旨 |
| 第六章 “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 |
| 第一节 帝制消亡后的水浒主题新变 |
| 一、君主制消亡引发“忠义”内涵变化 |
| 二、从“民”到“人民”的演化 |
| 三、传统水浒“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新内涵 |
| 一、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
| 二、招安问题的重新认识 |
| 三、“忠义观”的讨论 |
| 小结 |
| 一、“水浒”主题研究的反思 |
| 二、“水浒”主题研究的时代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典文献类 |
| 二、研究着作类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 |
| 一、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的文学考量 |
| 二、作为文学活动的新乡土写作 |
| 三、新乡土写作的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新世纪乡土小说研究现状 |
| 一、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整体性研究 |
| 二、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专项研究 |
| 第三节 概念辨析、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概念辨析 |
| 二、基本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何谓“新乡土写作” |
| 第一节 新乡土小说的探索与发展 |
| 一、新乡土小说的“新”与“变” |
| 二、新乡土文学的世纪讨论 |
| 第二节 新乡土写作的概念界定 |
| 一、新乡村事实：新乡土写作的逻辑起点 |
| 二、新视野、新思想和新方法：新乡土写作的根本动力 |
| 三、新乡土写作：以“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 |
| 第三节 新乡土写作的“新”特征 |
| 一、发现农民：现代乡村的主体性问题 |
| 二、新乡土写作的“农民性”特征 |
|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信 |
| 四、作为“中国经验”组成部分的新乡土经验 |
| 五、纳入“中国故事”的中国乡村新故事 |
| 第二章 中国乡村的世纪转型与新乡土写作的“新经验” |
| 第一节 中国乡村的世纪转型与文学之变 |
| 一、从“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的社会转型 |
| 二、传统乡村的文化裂变 |
| 第二节 新世纪、新乡村与新乡土经验的获取 |
| 一、新乡土经验的陌生化 |
| 二、扎根生活：重建乡土小说与乡土的血肉联系 |
| 三、“感知”与“认知”间的新乡土经验获取模式 |
| 四、新乡土经验获取的新方法和可疑性 |
| 第三节 现代乡村叙事经验的承续与发展 |
| 一、“鲁迅风”式乡土小说的前世今生 |
| 二、“田园牧歌”：中国乡土小说浪漫的抒情传统 |
| 三、乡土小说的“追踪式”描写 |
| 第三章 中国乡村新故事的文学书写 |
| 第一节 “新合作化小说”与“乡村新人”形象的重塑 |
| 一、从合作化小说到“新合作化小说”：遮蔽历史与被历史遮蔽 |
| 二、互文性视野下的合作化小说与“新合作化小说” |
| 三、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新合作化小说”中的土地情怀 |
| 四、新土地制度下的“乡村新人” |
| 五、“新合作化小说”的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乡土文化的复归：从文化自信到文学自信 |
| 一、芦笛声中的“挽歌”：乡土文化的现代性困境 |
| 二、中华文化的反思与文学重构 |
| 三、土气息、泥滋味：民风民俗的文化重塑 |
| 第三节 现代乡村的独异个体 |
| 一、乡村权力的异变：村支书和民间话事人 |
| 二、二流子、能人、村霸：新世纪中国乡村二流子的改造运动 |
| 三、游离于乡村之外的农民精英：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 |
| 四、“进城”农民的苦难叙事：农民工、乡村大学生和乡村兵 |
| 五、新的乡村“拯救者”：大学生村官和第一书记 |
| 第四章 传统的、民间的、地方的：新乡土写作的艺术创新 |
| 第一节 “中国风”式的文学书写 |
| 一、文学方言写作：语言的地方性和口语化追求 |
| 二、小说结构“中国风”式的文学创新 |
| 三、文学风景向传统古典的“倒退” |
| 第二节 民间传奇叙事的发生和探索 |
| 一、鬼神叙事：民间鬼神观的文学转化 |
| 二、听觉叙事：新乡土中国的音景世界 |
| 三、新宏大叙事：中华民族新史诗的文学书写 |
| 第三节 非虚构写作：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声 |
| 一、“非虚构”叙事立场的位移 |
| 二、回到历史的现场：历史叙事审美范式的一次转型 |
| 三、从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的审美转向 |
| 第四节 “仿志体小说”的文体实验 |
| 一、原乡精神与文学故乡的建构 |
| 二、“仿志体”小说的文体辨析 |
| 三、“仿志体”小说的文体分类和写作特征 |
| 结论：土地的絮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发表论文情况 |
（4）乡民艺术与民间自治传统 ——以鲁中地区三德范村年节“扮玩”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对象与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 |
| (二) 民间自治传统研究 |
| (三) 民俗学视野的民间自治研究 |
| 三、研究方法的思索 |
| (一) 主位叙事 |
| (二) 文献研究 |
| 四、田野经历 |
| 第一章 流变的村落生活 |
| 第一节 村落空间的历史变迁 |
| 一、缺水与治水 |
| 二、山地和煤井 |
| 三、官道与集市 |
| 第二节 生活文化及其变迁 |
| 一、村名:雅俗之争 |
| 二、雅趣:生活的艺术 |
| 三、信仰:俗神与上帝 |
| 四、死生:丧葬改良 |
| 小结 |
| 第二章 村落内部的组织体系 |
| 第一节 传统组织体系的衰落与重塑 |
| 一、武术传统的沉浮 |
| 二、乡规民约的兴衰 |
| 三、四村一社的诞生 |
| 第二节 通婚圈、宗亲与巷道 |
| 一、通婚圈: "好闺女不出庄" |
| 二、家族:"同姓不同宗" |
| 三、巷道:"一根胡同一伙人"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村落与乡民艺术 |
| 第一节 国家政治与扮玩叙事 |
| 一、权力设置与社火组织 |
| 二、以礼化俗和艺术衍变 |
| 三、文化转型和参与热情 |
| 第二节 礼物、传承人和象征资源 |
| 一、礼物流动的叙事 |
| 二、消弭传承人的争端 |
| 三、传媒艺术的话语权力 |
| 小结 |
| 第四章 表演、仪式与村落自治 |
| 第一节 表演文本与组织机制 |
| 一、表演文本 |
| 二、领袖人物 |
| 三、经济运作 |
| 第二节 "报官":官民互动的仪式变迁 |
| 一、缘起:"灯官"叙事 |
| 二、自治:"报官"仪式 |
| 三、悬念:"今年报谁的官" |
| 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地方文献 |
| 二、学术着作 |
| 三、学术论文 |
| 四、英文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研究（195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中国建筑史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 |
| 1.1.2 研究建国初期现代建筑理论探索的地域现状 |
| 1.1.3 推动建国初期建筑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重庆分室研究情况简介 |
| 1.2.2 对建筑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 |
| 1.2.3 对建筑史学学者及其贡献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文献研究法 |
| 1.3.3 口述历史研究法 |
| 1.3.4 实证与阐释相结合法 |
| 1.3.5 比较分析研究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2 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成立与发展历程 |
| 2.1 重庆分室组建缘起 |
| 2.1.1 1950-60 年代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学术研究环境 |
| 2.1.2 建筑科学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立足全国的研究思路 |
| 2.1.3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学术力量储备 |
| 2.1.4 地处西南与“建筑三史”编纂促成重庆分室成立 |
| 2.2 重庆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组时期（1958 年5月-1959 年11月） |
| 2.2.1 在艰难中起步——重庆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组组建 |
| 2.2.2 继续“革新与传统相结合”的四川各路传统建筑调查研究 |
| 2.2.3 参与全国协同的科研专题“建筑三史”编纂 |
| 2.2.4 支援南京分室的云贵建筑调查 |
| 2.3 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时期（1959 年11月至1964年11月） |
| 2.3.1 重庆分室的建置机构设置及经费来源 |
| 2.3.2 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与密切的学术交流 |
| 2.3.3 辜其一、叶启燊等人主持的建筑调查活动 |
| 2.3.4 以辜其一、白佐民、吕少怀等人为主的建筑史学及建筑创作理论探索活动 |
| 2.4 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研究走向停滞（1964 年11月至1965年 7 月） |
| 2.4.1 自“设计革命化”开始至“文化大革命”前夕 |
| 2.4.2 汪季琦致辜其一的“信” |
| 2.4.3 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的后续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建筑三史”的研究 |
| 3.1 重庆分室在全国协同的“建筑三史”编撰中的学术贡献 |
| 3.1.1 积极促成“四川建筑三史”（1959 年）完稿 |
| 3.1.2 《中国古代建筑史》（初稿）——尝试探索建筑设计思想 |
| 3.1.3 系统规范为全国统一教科书《中国古代建筑简史》（1962 年） |
| 3.1.4 多次打磨终成“八易其稿”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
| 3.1.5 《中国近代建筑简史》（1962 年）——中国近代建筑通史研究较具规模的初次尝试 |
| 3.2 在教材编纂中再续中国古代建筑设计思想探索 |
| 3.2.1 辜其一《中国建筑史大纲》——践行革新与传统相结合的写作思路 |
| 3.2.2 西洋建筑史与建筑设计初步教学大纲所反映的“学院式”教学倾向 |
| 3.2.3 研究之前首先完成教学任务 |
| 3.3 重庆分室“建筑三史”研究学术贡献评述 |
| 3.3.1 初次尝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思想问题 |
| 3.3.2 促成重庆分室成立奠定分室后续研究基础 |
| 3.3.3 协同集体并投入 1950-1960 年代全国“建筑三史”编纂工作 |
| 3.4 本章小结 |
| 4 建筑史领域的专题研究 |
| 4.1 重庆分室在建筑史领域的专题研究概况 |
| 4.1.1 投入大量科研力量广泛开展实地调查 |
| 4.1.2 以早期建筑研究及民居调查研究为分室研究重点 |
| 4.2 重庆分室更加关注早期建筑的调查研究 |
| 4.2.1 汉唐、宋元建筑调查研究概况 |
| 4.2.2 以汉唐早期建筑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评析 |
| 4.2.3 宋元建筑研究概述及其研究成果评析 |
| 4.2.4 继承中国营造学社时期以建筑形制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 |
| 4.2.5 基于图像学基础的早期建筑研究的学术影响 |
| 4.3 重庆分室对西南民居的调查研究 |
| 4.3.1 1950s-1960s民居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相关研究成果 |
| 4.3.2 重庆分室持续而广泛的西南民居调查概况 |
| 4.3.3 叶启燊、辜其一等人带入现代主义的民居调查研究思路 |
| 4.3.4 与同时期的民居调查研究的对比 |
| 4.4 探索西南园林研究的新出路 |
| 4.4.1 西南园林调查研究概况 |
| 4.4.2 探索西南园林设计意匠 |
| 4.4.3 前人以私家及皇家园林为主的园林研究 |
| 4.4.4 重庆大学赵长庚西蜀园林研究的继承 |
| 4.5 另辟蹊径的建筑史学研究，丰富了建筑史学的研究思路 |
| 4.5.1 探索建筑史学研究的几个主要方向 |
| 4.5.2 研究四川地方建筑史，补充以往中原建筑史为主的研究思路 |
| 4.5.3 开创新的民居调查研究思路，启迪后来者的科学研究方向 |
| 4.6 本章小结 |
| 5 外文译介与建筑创作理论探索 |
| 5.1 重庆分室对苏联、法国、日本等相关国家文献的译介 |
| 5.1.1 重庆分室开展的外文译介活动概述 |
| 5.1.2 翻译外国建筑史，意欲构建完整建筑史学研究体系 |
| 5.1.3 现代建筑理论译介——引进最新建筑理论 |
| 5.1.4 建筑结构、物理环境及建筑材料相关理论译介 |
| 5.1.5 译介选题反映出重庆分室对现代建筑理论的集体认同 |
| 5.2 白佐民等人从传统建筑中寻求建筑创作理论及手法 |
| 5.2.1 重庆分室建筑创作理论研究概述 |
| 5.2.2 从传统建筑中寻求建筑创作理论及手法的主要研究倾向 |
| 5.2.3“文化大革命”后白佐民等人建筑创作理论的再发展 |
| 5.3 分室探索建筑创作理论的学术贡献评述 |
| 5.3.1 引进最新建筑理论，丰富建国初期建筑理论研究 |
| 5.3.2 储备建筑理论科学研究人才 |
| 5.3.3 重庆分室各专题研究反映出其研究思路的相互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语与评述：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的学术精神与学术影响 |
| 6.1 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的整体学术精神 |
| 6.1.1 动荡社会环境中固守与坚持 |
| 6.1.2 坚持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史学研究理念 |
| 6.1.3 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执着与真诚 |
| 6.1.4 社会主义背景下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 |
| 6.2 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的学术影响 |
| 6.2.1 承前启后的学术研究历程 |
| 6.2.2 为基于图像学基础的早期建筑形制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
| 6.2.3 从地域视角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 |
| 6.2.4 践行“革新与传统相结合”的民居研究思路 |
| 6.2.5 探索现代建筑理论及建筑创作理念 |
| 6.3 研究启示 |
| 6.4 研究缺憾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相关人员访谈录 |
| B. 重庆分室与北京总室来往信函主要内容整理表 |
| C.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D.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目录 |
（6）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的界定 |
| 1、抗战大后方 |
| 2、公教人员 |
| 3、日常生活 |
| 4、心态 |
| 5、嬗变 |
| 二、选题依据 |
| 1、选题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概述 |
| 第一节 衣食住行 |
| 一、衣不蔽体 |
| 二、食不果腹 |
| 三、住不安居 |
| 四、行步维艰 |
| 第二节 生老病死 |
| 一、生不能养 |
| 二、老不能孝 |
| 三、病不能医 |
| 四、死不能葬 |
| 第二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 |
| 第一节 1937年—1938 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的“物价天堂”（1937-1938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亢奋心态（1937-1938 年） |
| 1、对自我的深刻反省 |
| 2、对领袖的狂热崇拜 |
| 3、对胜利的盲目信心 |
| 三、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37-1938 年） |
| 第二节 1939年的大后方物价与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开始飞涨（1939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沮丧心态（1939 年） |
| 三、公教人员开始消极怠工（1939 年） |
| 第三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 |
| 第一节 1940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转折点（1940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焦虑心态（1940 年） |
| 1、对难以为生的焦虑 |
| 2、对物价失控的焦虑 |
| 3、对党国前途的焦虑 |
| 三、公教人员的自发性群体行动（1940 年） |
| 1、要求改善待遇 |
| 2、“跳槽”行为的蔓延 |
| 第二节 1941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1941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迷惘心态（1941 年） |
| 1、对“身世将安托”的迷惘 |
| 2、对“社会在动”的担忧 |
| 三、公教人员的自觉性群体行动（1941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学校的群体性上书 |
| 2、“平价大案”中公教人员的兔死狐悲 |
| 第四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 |
| 第一节 1942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严重化（1942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闷心态（1942 年） |
| 1、对战争提前结束不再抱希望 |
| 2、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出现 |
| 三、公教人员群体行动的升级（1942 年） |
| 1、“跳槽”行为的普遍化 |
| 2、“朱森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借题发挥 |
| 第二节 1943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物价越限越高（1943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置疑心态—转折点（1943 年） |
| 1、苦闷心态已达顶点 |
| 2、对政府能力的置疑 |
| 三、公教人员群体事件频繁（1943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政府的群体性上书 |
| 2、公教人员对《中国之命运》的抵触 |
| 第五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 |
| 第一节 1944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与物价赛跑（1944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撑心态（1944 年） |
| 1、谁先到达终点 |
| 2、对政府信心的丧失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批评（1944 年） |
| 1、个人抱怨的公开化 |
| 2、对政府批评的公开化 |
| 3、“陶云逵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口诛笔伐 |
| 第二节 1945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的“天文数字”（1945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绝望心态（1945 年） |
| 1、对经济现状的绝望 |
| 2、对党国现状的绝望 |
| 3、对战后前途的绝望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1945 年） |
| 1、中间分子呼吁改革 |
| 2、激进分子号召革命 |
| 第六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物质原因—不够 |
| 一、不兼职难以为生 |
| 二、不典卖难以为生 |
| 三、不挪借难以为生 |
| 四、不贪腐难以为生 |
| 第二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精神原因—不平 |
| 一、不患贫而患不均 |
| 二、不患寡而患不公 |
| 第七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后果—沦为“脱序人” |
| 第一节 公教人员社会认同的失落 |
| 一、遭人怜悯 |
| 二、被人欺辱 |
| 三、“士农工商”的倒置 |
| 第二节 公教人员自我认同的失落 |
| 一、君子也喻于利 |
| 二、君子也及盗泉 |
| 三、君子也食嗟来之食 |
| 四、君子也有所争 |
| 五、再也不做“读书人” |
| 第三节 公教人员与政府的疏离 |
| 参考书目 |
| 论文涉及人名索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7）沈尹默承传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综述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及创新思考 |
| 一、论文思路框架 |
| 二、问题及创新的思考 |
| 第一章 沈尹然承传书法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法”的根本：笔法寻绎 |
| 一、笔法：笔笔中锋的原则 |
| 二、执笔：执笔五字法 |
| 三、运腕：腕随己左右 |
| 四、行笔：正如行路 |
| 第二节 “势”的创造：书写点画形势 |
| 一、书写点画 |
| 二、创造形势 |
| 三、书写的意义 |
| 第三节 “意”的拓展：审美理想与美育思想 |
| 一、帖学的审美基调 |
| 二、审美理想中“活”的生命美学 |
| 三、美育的理论基点和目标 |
| 四、美育思想的实证精神 |
| 第二章 沈尹默承传书法的变易 |
| 第一节 碑帖理路之变 |
| 一、转变的机缘 |
| 二、转变的内容 |
| 三、转变的原因 |
| 第二节 承传书法途径之变 |
| 一、书法教育：个人到大众传播 |
| 二、书法创作：职业到普及 |
| 三、书法展览：厅堂到展厅 |
| 第三节 传授书法受众之变 |
| 一、北大书法研究会：教授学生 |
| 二、中国书学会：交游授徒 |
| 三、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普及培训 |
| 第四节 承传书法表达之变 |
| 一、改变文体和书体 |
| 二、改变文风和书风 |
| 三、改变传播媒介 |
| 第三章 沈尹默承传书法的不易 |
| 第一节 时代精神 |
| 一、书法时代精神的提出 |
| 二、书法时代精神的内容 |
| 三、书法怎样反映时代精神 |
| 第二节 科学观念 |
| 一、科学观念来源 |
| 二、书法之“理”的探寻 |
| 三、书法之“合”的思维 |
| 第三节 启蒙思想 |
| 一、启蒙思想的来源 |
| 二、书法启蒙的表现 |
| 三、书法启蒙的现实意义 |
| 第四章 沈尹默意义：尺度、模式与身份 |
| 第一节 自我建构：树立书家尺度 |
| 一、目标：成为书法家而非善书者 |
| 二、途径：法则、个性和时代精神 |
| 三、尺度：继承传统的书家榜样 |
| 第二节 书法建构：实现发展模式 |
| 一、成立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 |
| 二、开创书法事业新格局 |
| 三、工作模式的深远影响 |
| 第三节 文化建构：确立文化身份 |
| 一、“书法是不是艺术”? |
| 二、书法的文化身份 |
| 三、发挥书法的文化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沈尹默先生骨灰安放仪式悼词 |
| 附录二 沈尹默年表简稿 |
| 在学期间取得的成果 |
| 后记 |
（8）中国话剧演员文化研究（190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现代演员文化的生成与演进 |
| 第一节 演员地位的提升 |
| 第二节 新思潮下的发展与转向 |
| 第三节 职业化带来新空间 |
| 第四节 艺术与政治之间 |
| 第二章 演员身份与性别表演 |
| 第一节 身份的自我建构 |
| 一、新剧演员的自我定位 |
| 二、类型化演员时期 |
| 第二节 春柳社的滑铁卢 |
| 一、从文人到伶人 |
| 二、悲剧美学的失败 |
| 第三节 男女合演：审美趣味的新起点 |
| 一、“男女合演”的滥觞 |
| 二、女演员的粉墨登场 |
| 第四节 合流时代：一个红色的“他者” |
| 一、革命的艺术家 |
| 二、进步的焦虑 |
| 第三章 演员的审美理想与追求 |
| 第一节 “波希米亚人”的“象牙塔” |
| 一、南国剧人的主体倾向 |
| 二、“集体创作”中的演员 |
| 第二节 辛酉剧社：“桃花源””里“千面人” |
| 一、沙龙里的“都市绅士” |
| 二、袁牧之的千面人生 |
| 三、从布尔乔亚到革命演剧 |
| 第三节 “完美的演出”：石挥的期许 |
| 一、中国化的表演 |
| 二、《秋海棠》与“话剧皇帝” |
| 第四章 消费主义的时尚哲学 |
| 第一节 职业化演剧与演员生存 |
| 一、演员作为一种职业 |
| 二、演员收入与消费 |
| 第二节 越轨者：新生活的偶像 |
| 一、欲望的浪潮：报刊、演员和观众的共谋 |
| 二、明星与观众 |
| 第三节 社会圈子与演员社群的构成与解体 |
| 一、演员交游活动与社交圈 |
| 二、中旅演员交游考 |
| 第五章 女演员的文化取向 |
| 第一节 要么皇后，要么戏子：唐若青之魅惑 |
| 一、戏缘天注定 |
| 二、明星制下的自我定位 |
| 三、公共空间里的越轨者 |
| 第二节 摩登新女性：王莹的传奇 |
| 一、“王莹型”：游走在作家与明星之间 |
| 二、《赛金花》争角事件的社会性 |
| 三、成为“新女性” |
| 第三节 重庆迷雾中的“四大名旦” |
| 一、游走在国共两党的戏剧舞台上 |
| 二、“近朱近墨”的政治命运 |
| 结论 历史的投影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话剧演员活动大事记（1907-1949））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专着、论文及获奖 |
| 社会实践 |
| 致谢 |
| 附件 |
（9）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逯钦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 总论逯钦立先生的学术成就 |
| (二) 关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研究 |
| (三) 关于逯钦立陶渊明研究的研究 |
| 第一章 逯钦立生平:潜心学术,鞠躬尽瘁 |
| 第一节 求学经历 |
| 一、才华早露 |
| 二、入读山东省立六中 |
| 三、求学北大 |
| 四、转入西南联大 |
| 五、攻读研究生 |
| 第二节 结缘李庄 |
| 一、借读史语所 |
| 二、喜结连理 |
| 三、专心治学 |
| 第三节 教书育人 |
| 一、执教广西大学 |
| 二、尽瘁东北师大 |
| 第二章 《屈原离骚简论》述评 |
| 第一节 探讨屈原的生活道路和《离骚》写作的关系 |
| 一、对时代、个人和作品关系的把握 |
| 二、关于屈原的生活道路和思想见解的论述 |
| 第二节 分析《离骚》塑造的形象及其典型性 |
| 一、离骚名字的由来 |
| 二、具体分析作品 |
| 第三节 阐述《离骚》的思想性和艺术特征 |
| 一、《离骚》的思想性 |
| 二、《离骚》的艺术特征 |
| 第四节 论述《离骚》对于后世的影响 |
| 一、《离骚》艺术形象对后世的影响 |
| 二、《离骚》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对后世的影响 |
| 三、《离骚》的体裁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三章 陶渊明研究述评 |
| 第一节 陶渊明生平考证 |
| 一、考证陶渊明里居 |
| 二、考证陶渊明生卒年 |
| 三、仕宦——陶渊明为镇军参军考 |
| 第二节 陶诗笺证 |
| 一、关于《形影神》 |
| 二、关于《述酒诗》 |
| 第三节 逯钦立心中的陶渊明 |
| 一、关于陶渊明的思想研究 |
| 二、陶渊明作品文学价值层面的研究成果 |
| 第四节 陶集校注 |
| 一、校注陶渊明集的贡献 |
| 二、逯注《陶集》留下的遗憾 |
| 第四章 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成就述评 |
| 第一节 取精用弘的材料来源 |
| 一、从《文选》到明代以前的诗歌编纂情况 |
| 二、明代诗歌总集的编纂情况 |
| 三、清代以来诗文总集的编纂情况 |
| 四、逯钦立先生的集大成之作 |
| 第二节 严谨周密的体例 |
| 一、辑录范围:兼收古诗与乐府、谣谚 |
| 二、排列次序:以时代及卒年为序 |
| 三、撰写小传:以《诗纪》及严文为主 |
| 四、校正文字:博采众书,言必有据 |
| 第三节 创获良多的案语 |
| 一、题解中案语 |
| 二、散落于诗文中间的案语 |
| 三、位于全诗之后的案语 |
| 第四节 百密一疏的讹误 |
| 一、作家小传问题 |
| 二、校勘问题 |
| 三、失收错收重收问题 |
| 第五节 嘉惠后人的贡献 |
| 一、为唐前诗歌研究提供最翔实的资料 |
| 二、校勘方法影响后人 |
| 第五章 从事《诗品》研究,考订谨严 |
| 第一节 版本考辨 |
| 一、定名 |
| 二、判明今本之误 |
| 三、识别序文窜乱 |
| 四、成书年代推定 |
| 第二节 探析体例及理论 |
| 一、体例溯源 |
| 二、评诗标准解读 |
| 第六章 参与学术讨论,自成一家 |
| 第一节 《兰亭序》真伪之讨论 |
| 一、《兰亭序》真伪问题论证的背景 |
| 二、逯钦立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见解 |
| 第二节 《胡笳十八拍》是否为蔡文姬所作的讨论 |
| 一、《古诗纪补正叙例》关于《胡笳十八拍》的考据积淀 |
| 第三节 关于曹操形象和曹操历史地位的探讨 |
| 一、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缘起 |
| 二、逯钦立如何评价曹操 |
| 三、硝烟过后的冷静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后记 |
四、“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毛泽东秘书林克访谈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D]. 朱雯瑛.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2]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D]. 孙琳. 山东大学, 2019(02)
- [3]“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D]. 宋学清.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
- [4]乡民艺术与民间自治传统 ——以鲁中地区三德范村年节“扮玩”为个案[D]. 朱振华. 山东大学, 2017(08)
- [5]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研究（1959-1965）[D]. 张着灵. 重庆大学, 2017(06)
- [6]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D]. 郭川. 西南大学, 2017(10)
- [7]沈尹默承传书法研究[D]. 蒙建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8]中国话剧演员文化研究（1907-1949）[D]. 张晓欧. 上海戏剧学院, 2015(12)
- [9]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10]逯钦立研究[D]. 王卓玉. 广西师范大学,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