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翦伯赞论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学（论文文献综述）
谷学峰[1]（2011）在《1958年“史学革命”研究》文中指出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国史学领域曾发生过一场规模宏大的所谓“史学革命”运动,这场“史学革命”给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还直接左右了其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史学的发展走向。本文通过对这场“史学革命”的考察分析,旨在准确把握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特征,探求史学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助力。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建立,中国史学也面临着转型,即由现代多元史学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也就是说新中国要建立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大背景下,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1958年“大跃进”时期,史学领域出现了“史学革命”运动。“史学革命”,是对以批判资产阶级史学、建立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人民史体系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的总称,其内容涵盖史学界的“厚今薄古”大讨论,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及史学家的批判,“打破王朝体系”,“构建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人民史体系”,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写史、编教材活动,史学的“大跃进”等等。这场“史学革命”运动以“厚今薄古”大讨论为其开端,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达到高潮,由于“史学革命”本身所主张观点的不合理性,随着“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结束而渐趋衰弱。“史学革命”中的一些荒唐做法,引起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的反对与批评,不过,“史学革命”的影响却难以彻底清除。随着1966年前后阶级斗争形势的高涨,“史学革命”的提法被套用,以吴晗、翦伯赞为首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几乎都遭到了政治批判,甚至有些历史学家为此付出了生命。从本质上来说,“史学革命”不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革命。1958年的“史学革命”并没有展现学术正常发展进步的一面。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而是对其进行的公式化、简单化和教条化的理解运用,并且还否定了此前史学工作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当时提出的“人民史体系”的史学编纂体系,是阶级斗争观点在史学研究中极端运用的体现,不能够反映整个中国历史的实际面貌。“史学革命”是社会变动与史学工作者思想认识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1958年“史学革命”实质上是当时各种政治运动在史学领域的综合反映。当时的国家开展的每一项政治运动可以说都直接冲击、影响着史学领域的工作。史学工作者思想认识的变化也推动着“史学革命”的开展,他们按各自的理解把阶级斗争观点运用到当时的史学研究之中,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学术问题。可见,史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动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反映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与当时史学家的治学心态,也反映了史学变动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诠释密切相关。“史学革命”的要害在于把阶级斗争观点全面引入到史学领域,把政治标准作为区分资产阶级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标准。“史学革命”中,在“左”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下,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的观点逐渐上升到历史观的层面,并且脱离了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甚至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显然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理解。“史学革命”给中国史学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史学的政治化倾向,从而使史学丧失了学术自身,走向了“文革”中的“影射史学”之绝境。“史学革命”提出了史学的批判、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但没有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史学革命”对史学遗产强调批判,缺乏继承,严重削弱或中断了一些优良的治史传统。民国史学有两大传统：一是注重史料；一是注重借鉴西方史学。建国后,这两大治史传统皆被严重削弱或中断,至少不再被视为治史的重要方面。“史学革命”展开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错误批判,削弱了中国史学的研究力量,使一批学有专长且正值学术盛年的学者无法专注甚至一度中断了史学研究。这些都警示我们要做好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工作。“史学革命”提出了史学革新的问题,这一点容易被人所忽视。当时,“史学革命”中有人提出“打破王朝体系、建立人民史体系”的观点,这体现了当时史学面对现实政治需要作出的一种主动适应。虽然,这一观点因其不合理性遭到了批判。但是,它却带给我们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随时代发展而不断革新的问题意识。“史学革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来讲,虽然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如,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就在此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可以说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史学革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那就是要正确处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正确处理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要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通过对“史学革命”的考察,我们看到了建国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一面,但是这并不是抹杀和无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更不能把中国史学出现的问题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取消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自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新迸发了生机与活力,但也不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有些问题还需我们重新审视,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在结合中国史学传统与实践的基础上,吸收各种文明及不同学科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丰富自身,发展自身,强化在中国学术领域中的主流地位,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胡尚元[2]（2005）在《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国后17年的意识形态领域有一个显着的特征,那就是大批判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对这一历史现象,很多专家、学者已经在不同的范围和层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从总体上看,对文艺领域大批判的研究进行得最为深入,成果也最为丰富。比较而言,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极少,至今尚无一本系统的研究专着,甚至相关的论文也不多见。 史学是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显学,“文化大革命”就是以史学领域的大批判为导火线而发动的。重建这一时期史学领域大批判的史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无论对新世纪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对新世纪的先进文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由绪论、八章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 绪论包括研究对象的界定、本课题的研究现状、论文的基本架构、撰述旨趣及创新之处四个部分。 第一章是史学领域的武训批判。这场批判是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第一场大批判,也是史学领域的第一场大批判。本章叙述了批判运动的三个阶段,重点考察了史学界的批判情况以及批判的主要内容,并对其消极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第二章写史学领域的胡适批判。文章首先追溯了中共批判胡适思想的历史过程,认为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然后从历史观的六个方面和方法论的两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史学领域批判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探讨了这场批判运动对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三章写对华岗历史观的批判。华岗是因为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分子”而遭受批判的。对华岗历史观的批判是以《人民日报》和《文史哲》为阵地,围绕着他的几部最重要的历史着作而展开的。批判内容涉及到华岗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等方面的观点和理论。本章再现了对华岗历史观批判的具体情况,并就华岗的治史理念、批判运动的影响和特点等问题作了简要的评说。 第四章考察反右派斗争中史学领域的大批判。文章首先回顾了史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概况,然后具体检视对雷海宗、向达和荣孟源的批判情况,最后就史学领域的具体情况谈了对“扩大化”问题的理解并探讨了这场批判对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 第五章写1958年“史学革命”中的群众性大批判。文章首先概述了以大批判为主要内容的“史学革命”的情况,然后重点写了历史教学领域的大批判——“火烧教学”以及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陈寅恪和童书业的批判。最后对
王学典[3]（1991）在《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翦伯赞论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学》文中指出 剪伯赞对历史学社会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强调革命性（现实性）到宏扬科学性的曲折过程。大体说来,在解放前,他着重于前者,到解放后,他则把后者逐步放到突出的位置上,乃至于后来提出了“科学性第一”的卓识。翦伯赞对历史学科学性质的把握我们已作论述,为了完整地检阅他关于史学的社会作用的理论,从而从一个侧面看一下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见解的变化,这里,我们主要论列他对于史学的革命性的阐发。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历史学是人民革命的教科书和变革现实的战斗指南,是翦伯赞对这一历史时期历史学社会功能的总体认识。在他看来,历史学从来就是一门具有高度党性和实践性的学科。他说: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记述及其指导”,“历史不是谎造的故事小说和神话,所以它不是少数人‘有趣的音乐’,而是人类在其生活的长期斗争中所展开的社会经济形态之发生发展与更替的相续的诸过程。社会
黄广友[4]（2010）在《刘大年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艰辛和喜悦,第二代史家除分享了唯物史观史学统领史坛的快乐外,还经历了唯物史观史学学术势力逐渐下沉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心境更加复杂,他们学术取向的变与不变,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更值得后人去探讨,因为它不仅仅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且昭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研究以刘大年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对身处21世纪的史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刘大年史学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研究,有助于求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的学术生态。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刘大年这样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缅怀表彰式追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把刘大年史学作为学术史对象置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框架中进行综合研究。任何史学家的史学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我们首先从时代、史学与史家三者互动中分析与刘大年史学密切相关的生平、着述与学术交往。刘大年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早年革命战士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品格的定位。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中国历史学界领导地位,亦学亦官,这使他在多次运动中往往处在一线。刘大年一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并认为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因此,其着述往往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挂得比较紧。刘大年又是一个有广泛学术交往的史学家。分析他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他终生都在诠释毛泽东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是毛泽东近代史理论的忠实扞卫者；刘大年与史学“五老”学术交往都比较密切,而与郭沫若、范文澜学术交往和工作生活交往尤多,郭老和范老对刘大年的学术影响更深；刘大年与胡绳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二者的学术交往属于同辈学人的互相促进。刘大年与国外学者交往也比较多,尤其是与日本井上清的交往甚深、交情甚笃,这是缘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偏好；与齐赫文斯基交往特别曲折,由互相为敌到成为朋友,他们学术上的论战反映的是中苏那段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对历史学术、对历史学家造成的影响。史学家的史学建树或史学成就是当代人或后代人研究其史学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其史学地位的主要凭依。刘大年史学成就巨大,撮其要归纳之：第一,刘大年在研究美国侵华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紧随刘着《美国侵华简史》之后,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历史的课题迅速展开,论着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刘大年作为一名战士学者的为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学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此书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刘大年一生专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编为的《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此着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贯穿全书,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自己见解渗透其中。在近代史解释体系上完善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全面反映了刘大年在近代通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成就。第三,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更专注研究的方面,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题。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孙中山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刘大年晚年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做出了突出业绩。由于刘大年的奋力开拓,及胡乔木、胡绳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史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取丰硕研究成果。第五,近代经学方面的研究。刘大年前后历经十年着《评近代经学》长文。这是刘大年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里,面对“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做出的再认识,它凝聚了一个战士型学者对传统经学的理解。此文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极富创见。任何有成就的史学家在自己的着述中都体现着一定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有学者说,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学习、宣传、阐释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是刘大年史学理论最突出表现。刘大年始终坚信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或者说,将这一观念具体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认为要把社会关系及其运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私有制社会,就是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毛泽东历史观的指导下,刘大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旧史书上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被颠倒了,事实上,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是刘大年始终坚信不疑的观念并贯穿于其史学着述之中。与史家的史学理论一样,有成就的史家也往往都有自己研究历史的套路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一般地说,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表里如一的。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路径或者说是史学方法论特色,这就是从革命时期开始构筑的革命史范式。这一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中经40、50年代到60年代最后完善。刘大年对完善这一解释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文革”结束前,革命史范式一直统领史坛,它把“革命”看作历史的最高价值,其突出的外在表现是把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现代化范式迅速崛起,传统的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刘大年在新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两种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辩,刘大年反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强调研究近代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被刘大年引为同道的胡绳除仍坚持阶级斗争主线论外,同时也赞成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在“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问题上,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应该先行,然后才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胡绳在这一点上赞同刘大年的观点；两种范式另一个分歧点是如何认识近代革命与改良问题,刘大年认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和主旋律,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当承认,两种范式都是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模式,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都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某些侧面,只有多种范式互补方可有益于史学的发展。综观之,刘大年史学是那种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意识形态倾向比较突出的那一种史学。其史学革命意识形态是他学术与政治高度绾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必定损害学术。从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来看,其实未必,如果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建设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当然,如果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史学,产生的负面作用会非常之大。刘大年学术一生取得了巨大史学成就,从学术史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历了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如同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在这五十年里,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应社会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相应调整并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个史学家认识不一,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史学又表现了个体差异,有时认识甚至并不正确。因此,唯怀有不卑不亢之心,既不虚高,又不妄贬,客观探讨主要史家们的史学,才能准确了解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生态,进而从整体上正确衡估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这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于文善[5]（2011）在《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文中认为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总结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失误,对于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抗战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要考察对象,对这一史学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在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20～3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开展,这一问题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乃至以后,加上“史学变革”的影响和“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推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在时代使命感的推动下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把握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是我们考察这一史学现象的前提。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到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史学理论建设。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从事史学研究时,重视社会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对各种错误史学观点的批判,重视历史主义的人物评价观和“人民本位”的史评原则等。此外,史家还关注史学与现实的结合,将史学研究与与国家、民族的需要结合,这一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进步。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到的又一个主要领域是古代社会史研究。从这一时期社会史的研究情况看,史家侯外庐的研究比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史家吕振羽和吴泽的原始社会史和殷周奴隶社会史研究成就也狠突出。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使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脉络和真相被人所知,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呼应了当时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形态理论。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到的第三个研究领域是中国思想史,这一研究涉及到的思想史研究领域很多,如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哲学思想、先秦诸子思想、明清哲学思想,涉及到的史家主要有侯外庐、吕振羽、郭沫若、杜国庠和嵇文甫等,他们的思想史研究颇具开创之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贡献极大,至今仍为学界所关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中国通史的撰述,这一研究是抗战时期诸多史家极力主张、追求的目标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部分内容通过对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通史研究的框架体系、主要观点、编写方法等的探讨,以及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相关对比研究,论述了史家对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的贡献。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变迁史的重大事件,这一新的史学形态的出现和演变,既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对抗战及其以后中国史学的走向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如过渡关注现实,“借古说今”等,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史学,以便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与发展。
蒋海升[6]（2006）在《“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文中提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话语”凭借经济、政治、科学实力做后盾，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话语霸权”，物质实力相对弱小的的民族和国家在强势“西方话语”的全方位渗透下日益“失语”。“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渗透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历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史的描述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为中介进行的。如何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享有盛名的“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使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进行解析而产生的分歧，体现了“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越来越频繁地接受“西方话语”冲击的中国史学研究不无裨益。 所谓“五朵金花”，是指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史学界围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大规模讨论和争鸣。回顾“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兴衰过程，考察其与西方话语的广泛联系，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学术史、特别是当代50年学术史的研究，对当前的学术研究亦能提供一些借鉴。“五朵金花”在这里是被看作学术史研究的一个个案，而非在“历史理论”意义上要求回答、解决的几个命题：如果说当年“五朵金花”所讨论的问题是“思辨”性质的问题的话，那么这里则是在“史”的意义上的问题探讨。换句话说，这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参与五个命题的讨论，而是在知识论意义上去探寻这五个问题提出的过程，去分析它们身上体现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五朵金花”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依托分析中国历史而产生的一组命题。而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众多进入中国的西方社会思潮的普通一种。在西潮汹涌的背景下，绵延2000余年的中国正史体系被打破了，并被一步步拖入西方话语系统，新史学思潮蔚然兴起。外来观念、术语改变了中国人对历史的描述，最终控制了对中国历史的表达。20世纪前半期“西方话语”与“革命话语”的交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的形成，并最终取得了史学界的核心地位。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为“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土壤。“五朵金花”在这种语境下应时而生、应势而起，并受既定理论预设的限制。特定社会环境下的“革命”诉求成为“五朵金花”
王贵仁[7]（2008）在《唯物史观及其指导的历史学在20世纪中国的推进历程》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双重意义:社会革命意义和历史学意义。以往学者们多从社会革命视域论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对唯物史观之于历史学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研究不多。本文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百年发展和历史学的百年学术变迁为背景,主要从历史学的视角,分析唯物史观在中国百年发展的学术轨迹和变化历程,并力求从曲折发展的历程中,提炼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启示。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简要地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与研究旨趋、基本内容、参考的研究成果概述等内容。正文总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分析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的历史学背景。20世纪初兴起的“史学革命”,从“新民”“救国”的角度出发,呼吁废除传统的“君史”,建立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民史”。梁启超倡行的“民史”学,主要是把历史学由君王谱牒性质的君史,革新为反映国民生活变化的社会大众的民史。新史学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强调把历史学与科学结合在一起,提出建立探寻“公理、公例”的“科学”史学的观念。唯物史观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强调历史研究要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从分析社会经济入手,科学地解释社会变化的原因与结构,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史学革命”所要建立的新史学的要求,从而使唯物史观在学术上有了初始的流布空间。第二章评述唯物史观的早期启蒙。在五四时代出现的“唯物史观热”,其主要原因是一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变化促成的,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和学术思潮演变也具有直接关联。当时的唯物史观传播的主体非常复杂,既有李大钊、李达、陈独秀、杨匏安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林云陔、廖仲恺等资产阶级革命人士,还有陈博贤、陈启修等无党派爱国知识分子,以及常乃德等学术研究者。除《新青年》等刊物外,《建设》等国民党人创办的报刊都热情地介绍和传播唯物史观,但是,最后对唯物史观从“热情传播”到“坚定信仰”转变的,只有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派思想家和革命家。在早期唯物史观启蒙时代,唯物史观被解读为“社会根本改造的工具”、“社会组织进化论”、“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等。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是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及其对社会改造的指导意义在先进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初步的确认。第三章评述唯物史观思潮在二十年代民主革命中的成长。二十年代唯物史观作为社会革命理论,其影响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和实践中不断扩大,而胡适、梁启超等社会改良论者对唯物史观作为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理论指南的观点提出强烈反对,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为争夺革命指导思想的主导权,提出“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对抗。陈独秀、李达、瞿秋白、蔡和森等在复杂的斗争中继续发展唯物史观,使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划清了界线。在二十年代,“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他们阐释唯物史观的中心点。在历史学领域,学者们逐渐克服了历史“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提出了“历史普遍性规律”问题,初步把唯物史观应用到历史学研究之中。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力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用于中国的论调,在先进知识分子中树立了唯物史观的普遍原理既适用于分析中国现实,也适用于分析中国历史的信念。但是还远说不上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进行系统的阐释。第四章评述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与唯物史观历史学派的形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马克思主义传播则出现新的高潮。这一时期由于中国革命性质与前途的争论,引发了学术界兴起了空前规模的社会史论战,这次论战促使唯物史观的研究旨趣从注重理论阐释,转向注重分析中国国情和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郭沫若、吕振羽等人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历史实际进行深入分析,并从中阐释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性,明确地回答了社会史论战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由此形成了唯物史观历史学派。但是部分论着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强调普遍性而忽视中国特殊性的偏颇,出现了“公式化”倾向。第五章分析三四十年代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学的变化。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及民族意识勃兴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开始了中国化进程,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学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纠正了“公式化”倾向,注重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本土化”趋向日益明显,而且在探寻这种历史的特殊规律性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关系方面,以及在什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方面,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第六章评述建国初期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历史学指导思想的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以唯物史观与社会发展史为中心内容,在全国范围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得到一次大普及。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和阶级分析原则得以确立为新中国历史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历史主义作为阶级分析的补充,也在建国初期被史学界重视。以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为普遍历史规律的历史学新体系建立起来,在这一框架下出现了“五朵金花”等学术争鸣,推动新史学取得了显着进步。但是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的关系问题,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的关系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前一阶段留下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关系方面,以及在什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问题,也还继续存在着,这在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中表现很明显。第七章评述唯物史观历史学被摧残与破坏。1957年后,阶级斗争被主观地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基本路线。史学界反教条主义被反右派运动所取代。1958年的“史学革命”以及随后发生的批判修正主义等学术批判运动,表明唯物史观历史学逐渐偏离正确的轨道,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史学界对历史主义批判,引发了对翦伯赞、吴晗等史学家的政治迫害,戚本禹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文革时期历史学发展成为具有鲜明主观唯心色彩的“影射史学”,历史学完全成为政治的工具。第八章评述改革开放以后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的历史学的是非得失的再认识。粉碎“四人帮”后,史学界从批判“影射史学”开始,着手唯物史观历史学观念的反思与重建。史学界首先提出“回归历史主义”,否定夸大阶级观点,进而又提出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引发了对唯物史观历史学观念的全面反思。“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问题的讨论,解放了史学家的思想,标志着唯物史观历史观念反思全面展开。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社会理论再认识,推进了对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探讨。但由此派生出一股否认历史发展规律和否定历史学的科学品格的思潮。这些曲折显示,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及指导的历史学的科学体系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在结语中,我力图从近百年的发展和演进历程中提炼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那就是,人们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学的科学内涵的认识,必然要因为必须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而受到各个历史时代的制约,这既有利于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学的理论认识与时俱进,而一步步地走向深入,逐步地向真理接近,但同时又必然要受到时代的局限,主要表现为人们把关注焦点集中于回答当时的迫切问题而忽略了对唯物史观科学理论体系的深层内涵的解读和阐释,由此导致每一次与时俱进的推进同时又留下了新的困惑问题,呈现出“进两步退一步”、甚至“进两步退两步”的曲折轨迹。其中一种极端的表现是,原来在民主革命时期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而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共产党人,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遭遇曲折的形势出现以后,完全抛弃了他们原来就有所存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的甚至发表长篇文章,宣称唯物史观讲的那套规律和历史必然性是骗人的谎言。唯物史观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演进的历史留下的一个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是:唯物史观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必须而且必然要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而与时俱进地发展,但在回答新的时代提出的新问题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推进科学体系深层内涵的研究、解读和阐释,使它在面对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哪怕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也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这样才有助于尽量减少“进两步退一步”、甚至“进两步退两步”的曲折所付出的代价。
龚云[8]（2003）在《20世纪30-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取向》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30-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与中国政治发展有密切关系。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进行学术史和政治史的双重考察，对于整合和提升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视角，将20世纪30-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形成、发展、演变置于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这一学科体系形成过程中，中国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不单纯指学者）代表性的中国近代史论着的文本分析，指出： 中国政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外部因素，是推动其发展的最大动力，又是侵犯其学术独立的最大力量；政治发展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社会效用，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独立发展的强大保障。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动力和启蒙工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记录了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迁，折射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思潮的起伏跌荡，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主题的演变：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指明了政治发展方向，参与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和确立；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各种政治派别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工具、不同的政权获取政治合法性的有力武器和表达政治理念的重要载体。 论文最后得出结论：关注现实政治，为现实政治服务，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服务社会的重要优势，也是20世纪30-6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发展形成的一个优良学术传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相对独立和求真的关键取决于中国政治的发展。 论文全文包括导论和结束语共五部分，其中正文三章。在导论中，阐明了论文研究理由、目的、对象、方法、意义，梳理了研究动态。 第一章论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的政治前提和史学学术渊源，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是“士大夫政治”，政治支配中国社会一切领域，政治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近代中国政治斗争激烈，构成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的政治前提。史学为政治服务，书写政治史和当代史的传统，中国史学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的史学学术渊源； 第二章论述了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的关系，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不同阶级的有代表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包括为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蒋廷黻，反映学者立场的陈恭禄，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李鼎声、毛泽东、范文澜、胡绳，通过中国近代史论着建构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并服务于所代表的阶级立场； 第三章论述了20世纪50-6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关系，指出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主导的学术流派。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出版，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确立。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学术的身份参与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并服务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 在结束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结论性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李霞[9]（2005）在《《史学要论》与《历史哲学教程》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李大钊和翦伯赞都是中国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李大钊是开拓者兼传播者,翦伯赞则是发展和运用唯物史观的杰出代表。而《史学要论》和《历史哲学教程》则分别是他们集中阐述历史观和史学观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两座丰碑。此文试从《史学要论》与《历史哲学教程》两书的比较分析李大钊与翦伯赞史学思想的异同,感受二人所处时代的史学主流思想及其二人个体风格的不同,从而启发我们去进一步认识历史与时代的关系、求真与致用的关系。主要从历史观和史学观两方面来分析论述,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是李大钊和翦伯赞学术研究史的回顾及其研究现状。 第一章为两人生平及成书背景,目的是从时代背景去理解造成二人史学思想差别的原因。 第二章从历史观的角度分析异同,主要从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态度上、进步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特殊和一般的关系、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解六个方面去展开论述的。 第三章从史学观的角度看,主要是从历史和史学的关系、史观和史论关系、历史学的属性、历史学的作用四个方面论述。 第四章为结语,从总体上分析两书所体现的差别,得出结论,另外引申对“求真”与“致用”关系的思考。 第六部分为附录,主要是参考书目及目前有关李大钊和翦伯赞的论着。
郭震旦[10]（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提出“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二、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翦伯赞论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翦伯赞论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1）1958年“史学革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从"史学改造"到"史学革命"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对"旧史学"的改造 |
| 第二节 由"改造"向"革命"的转向 |
| 第二章 1958年的"史学革命"运动 |
| 第一节 史学大跃进的发动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目的及领域的变化:"厚今薄古"与"古为今用" |
| 第三节 对"旧史学"的否定:批判"资产阶级"史学 |
| 第四节 新历史体系的构建:所谓的"人民史"的编纂 |
| 第五节 撰史主体的变更:群众性写史活动 |
| 第六节 全方位的史学"大跃进"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史学革命"在山东大学历史系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山大历史系 |
| 第二节 由"厚古薄今"到"厚今薄古"的转变 |
| 第三节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
| 第四节 以学生为主体的编教材、写史活动 |
| 第五节 响应号召、打破常规的"大跃进" |
| 第四章 1958年后对"史学革命"的批评与纠正 |
| 第一节 "史学革命"阵营的分化 |
| 第二节 对"史学革命"的补偏救弊 |
| 第五章 "史学革命"的畸变与影响 |
| 第一节 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与史学的极端意识形态化 |
| 第二节 政治对史学的强势介入 |
| 第三节 史学界的全面"革命" |
| 第四节 "影射史学"的泛滥 |
| 结语 |
| 附录:1958年"史学革命"相关事件编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框架 |
| 四、撰述旨趣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史学领域的武训批判 |
| 一、批判运动的三个阶段 |
| 二、史学领域的批判 |
| 三、评说 |
| 第二章 史学领域的胡适批判 |
| 一、批判胡适思想的历史回顾 |
| 二、史学界的批判 |
| 三、评说 |
| 第三章 对华岗历史观的批判 |
| 一、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的批判 |
| 二、对《社会发展史纲》(增订本)的批判 |
| 三、对华岗在中国现代革命若干问题上的观点的批判 |
| 四、对《苏联外交史》的批判 |
| 五、评说 |
| 第四章 反右派斗争中的大批判 |
| 一、史学界反右派斗争概况 |
| 二、对雷海宗的批判 |
| 三、对向达的批判 |
| 四、对荣孟源的批判 |
| 五、评说 |
| 第五章 “史学革命”中的群众性大批判 |
| 一、“史学革命”概况 |
| 二、火烧教学 |
| 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
| 四、评说 |
| 第六章 对尚钺“修正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
| 一、批判的学术论争背景 |
| 二、直接招致批判的三篇文章 |
| 三、对尚钺“修正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
| 四、评说 |
| 第七章 阶级斗争迷雾下的史学批判 |
| 一、对刘节历史观的批判 |
| 二、对周谷城历史观的批判 |
| 三、围绕《李秀成自述》展开的大批判 |
| 四、对孙祚民历史观的批判 |
| 第八章 阶级斗争迷误下的史学批判及其升级 |
| 一、对翦伯赞历史观的批判 |
| 二、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 |
| 三、评说 |
| 结语 |
| 一、建国后17年史学发展的两种趋向 |
| 二、史学领域大批判的经验教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4）刘大年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理由与价值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预期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史学与刘大年 |
| 第一节 作为"战士与学者"的一生 |
| 第二节 着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
| 第三节 学术交往 |
| 第二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建树 |
| 第一节 创榛辟莽,开"美国侵华史研究"之先河——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二节 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编撰中国近代通史——以《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 |
| 第四节 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 |
| 第五节 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主题——以《评近代经学》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理论:阶级斗争观点 |
| 第一节 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把"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及其体系的运动"作为对象 |
| 第二节 反抗动力论: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普遍命题 |
| 第四章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 |
| 第一节 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构筑 |
| 第二节 推动中国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 |
| 第三节 回应"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刘大年关于"革命史范式"在新时期历史命运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本专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抗战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时代使命 |
| 第一节 战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
| 一、历史认识论的转变: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 |
| 二、社会史论战与社会形态历史理论的构建 |
| 三、社会史论战中唯物史观的运用评析 |
| 第二节 “学术中国化”与抗战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
| 一、抗战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 |
| 二、“学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新阶段② |
| 三、重庆学界与延安学界的相互交流及其影响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推进 |
| 第一节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理论建构 |
| 一、关于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等问题论述 |
| 二、对各种错误历史观的批判 |
| 三、确立“人民本位”的史评原则 |
| 第二节 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
| 一、对史学与现实关系的强烈关注 |
| 二、史学方法论的总结 |
| 三、重视史料和历史考证的运用 |
| 第三节 社会形态史理论的研讨 |
| 一、古代社会史分期及其争论 |
|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解读 |
| 三、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
| 第一节 古代社会史研究溯源 |
| 第二节 侯外庐的“古典社会”研究 |
| 第三节 吕振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 |
| 第四节 吴泽的古代社会史研究 |
| 一、吴泽与《中国原始社会史》 |
| 二、吴泽与《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 |
| 第四章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
| 第一节 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 |
| 第二节 吕振羽与《中国政治思想史》 |
| 第三节 郭沫若、杜国库与先秦诸子思想研究 |
| 一、郭沫若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 |
| 二、杜国库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 |
| 第四节 嵇文甫与晚明思想史研究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通史研究概述 |
| 一、进化史观指导下中国通史撰述回顾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通史着述 |
| 第二节 通史研究中社会形态理论的构建 |
| 第三节 通史研究中历史发展动因论分析 |
| 第四节 通史研究中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
| 第五节 通史研究中的编撰方式问题 |
| 第六章 抗战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评述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
|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影响和意义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若干反思 |
| 一、反思问题之一:史学要不要为现实社会服务? |
| 二、反思问题之二:如何对待传统史学和海外先进史学与文化的关系? |
| 三、反思问题之三::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便进一步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 |
| 结语 |
| 附录一:抗战时期华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贡献 |
| 附录二: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主要着述目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6）“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上编 流变 |
| 第一章 “五朵金花”问题的生成语境 |
| 第一节 西方话语对中国正史话语体系的取代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的形成 |
| (一)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
| (二) 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的形成及其核心地位的确立 |
| (三) 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的构成 |
| 第二章 “五朵金花”问题的兴衰 |
| 第一节 “五朵金花”的萌生(1927-1949) |
| (一) 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发端 |
| (二) 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启动 |
| (三) “土地”与“民族”问题的初探 |
| 第二节 “五朵金花”的盛开(1950-1965) |
| (一)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战 |
| (二)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 |
| (三)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论战 |
| (四)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论战 |
| (五) 汉民族形成问题论战 |
| 第三节 “五朵金花”的凋零及余响(1966- ) |
| (一) 凋零及反弹 |
| (二) 沉寂与反省 |
| 下编 探析 |
| 第三章 “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上) |
| 第一节 “以论带史”的研究路数 |
| 第二节 作为“一般”的“五种生产方式” |
| 第三节 作为“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
| 第四章 “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下) |
| 第一节 “梦里寻他千百度”的“奴隶” |
| 第二节 “风马牛”的“封建” |
| 第三节 “容易招惹是非”的“资本主义” |
| 第四节 被突出强调的“阶级斗争” |
| 第五节 含混的“土地所有制” |
| 第六节 独特的“民族” |
| 第五章 “西方话语”下的学术硕果 |
| 第一节 “长时段”与“跨学科” |
|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开拓 |
| 第三节 “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 |
| 余论 “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的互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唯物史观及其指导的历史学在20世纪中国的推进历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文的选题与研究旨趋 |
| 二、本文基本内容的概述 |
| 三、本文参考的研究成果概述 |
| 第一章 从“史学革命”到“唯物史观传播” |
| 第二章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启蒙 |
| 第一节 五四时代“唯物史观热” |
| 第二节 “唯物史观热”的个案解读——《建设》的唯物史观传播 |
| 第三节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确立唯物史观信仰 |
| 第四节 唯物史观早期的解读及历史学运用 |
| 第三章 二十年代的民主革命与唯物史观在中国成长 |
| 第一节 二十年代唯物史观在斗争成长 |
| 第二节 唯物史观思想理论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对唯物史观思想的学术攻击和唯物史观历史学思想的进步 |
| 第四章 社会史论战与唯物史观历史学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大革命后的形势与唯物史观学术化转变 |
| 第二节 唯物史观历史学的形成 |
| 第五章 三四十年代唯物史观历史学的变化 |
| 第一节 民族危机与唯物史观思想“中国化” |
| 第二节 三四十年代唯物史观历史学及其“科学化”趋向 |
| 第三节 毛泽东唯物史观历史学思想 |
| 第六章 建国初期唯物史观正统地位确立及其历史学建构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唯物史观正统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唯物史观的历史学观念的建构 |
| 第三节 建国初期的唯物史观历史学 |
| 第七章 唯物史观历史学的被摧残与破坏成为政治的工具 |
| 第一节 阶级斗争扩大化与历史学方向的转折 |
| 第二节 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与历史学意识形态化 |
| 第三节 走向唯心史观:影射史学及其实质 |
| 第八章 当代唯物史观历史学观念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批判“影射史学”，回归历史主义 |
| 第二节 唯物史观历史观念的反思 |
| 第三节 唯物史观历史规律观的新思考 |
| 结语 革命与科学双重追求下的唯物史观的当代困境与出路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8）20世纪30-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1 研究理由与目的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 研究意义 |
| 4 研究动态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史学科产生的政治前提与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史学科产生的政治前提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史学科产生的学术渊源 |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
| 第一节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政治 |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
| 一、 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为例 |
| 1 蒋廷黻的政治观点 |
| 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
| 二、 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为例 |
| 三、 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崛起 |
| 1 李鼎声《中国近代史》 |
| 2 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 |
| 3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 |
| 4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
| 第三章 20世纪50-60年代初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
| 第一节 20世纪50-6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 |
| 第二节 20世纪50-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
| 一、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出版 |
| 二、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三、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以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为代表 |
| 结束语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9）《史学要论》与《历史哲学教程》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二人生平及成书背景 |
| 第一节 李大钊生平及《史学要论》成书背景 |
| 第二节 剪伯赞生平与《历史哲学教程》成书背景 |
| 第二章 历史观之比较 |
| 第一节 在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认识 |
| 第二节 对历史发展进步性的看法 |
| 第三节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
| 第四节 关于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 |
| 第五节 对特殊和一般的认识 |
| 第六节 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看法 |
| 第三章 史学观之比较 |
| 第一节 关于历史和史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关于史学观存在的必要性及史、论关系 |
| 第三节 关于历史学的属性 |
| 第四节 关于历史学的作用 |
| 第四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两书比较的总结 |
| 第二节 关于历史学功用的思考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翦伯赞论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学（论文参考文献）
- [1]1958年“史学革命”研究[D]. 谷学峰. 山东大学, 2011(11)
- [2]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D]. 胡尚元.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3]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翦伯赞论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学[J]. 王学典. 历史教学问题, 1991(01)
- [4]刘大年史学研究[D]. 黄广友. 山东大学, 2010(09)
- [5]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D]. 于文善.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6]“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D]. 蒋海升. 山东大学, 2006(12)
- [7]唯物史观及其指导的历史学在20世纪中国的推进历程[D]. 王贵仁. 天津师范大学, 2008(08)
- [8]20世纪30-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取向[D]. 龚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03)
- [9]《史学要论》与《历史哲学教程》的比较研究[D]. 李霞. 山东大学, 2005(01)
- [10]“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