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图书发行二十年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易图强[1](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认为“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蒋宏宇[2](2014)在《我国近现代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历史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教科书集中体现了国家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工具,教科书文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系统回顾我国近现代以来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历史变迁的轨迹,审视了小同时期体育教科书的发展特点,总结了体育敦科书变迁演避中的相关规律与经验。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近代体育敦科书,是在西学东渐与变法图强的冲击下,伴随着近代体育课程的萌芽与兴起而出现在历史舞台的。近代体育教科书既是体育课程的产物,也是西方体育文化传入我国的表现和载体。(2)我国近代体育教科书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内容上经历了从“体操”到“体育”的飞跃。1922新学制颁布前,体育教科书内容上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主:新学制后,田径、球炎、体操、游戏和武术等成为了体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3)新中国体育教科书的发展呈现出丫鲜明的阶段性特征:1949年至1985年为第一代体育课程时期的全国统编体育教科书时代:1986年至1999年体育教科书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由“一纲一本”的“国定制”时代转变为“一纲多本”的“审定制”时代:1990年后,体育教科书伴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进入了第三代体育课程时期的深化改革阶段。(4)我国近现代体育教科书的发展演变,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体育等多种冈豢交互影响和制约的结果,足国家意志的体现。同时,体育教科书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会受到教科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总结和积累的经验和规律等“内在逻辑性”的影响。(5)我国近现代体育教科书在名称上经历了从“体操”到“体育”,再到“体育与健康”的演变;在发展模式上经历了从“拿来主义”到“本土化探索”,再到“国际化发展”的三阶段模式:在内容选择上经历了努力追求统一性,到高度统一后逐步加大灵活性和多样性的过程;在审查制度上经历了由“审定制”到“国定制”.再同归“审定制”的过程:在学习对象上经历了“以日为师”到“以欧美为师”,再到“以俄为师”,最后进入到以口本、美国等多个囡家先进经验为学习对象的过程。(6)近现代中小学体育教科书总体水平随着时代发展取得了不断进步,表现出了由关注体育教材的社会价值到关心个人发展、由“教材”到“学材”、由“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本、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转变。
张世定[3](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赵燕[4](2016)在《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文中指出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儿童文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借鉴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梳理了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发展线索,即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独立性起步,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激进式发展,再到反思期和深化期。在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杂志》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始终关注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并以近40年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了其发展历程。为此,本研究的目标是:首先以一部《教育杂志》期刊的起伏演变为缩影,从中获得有关儿童文学的地位与作用、教育价值、课程、教材、教法、教师等丰富的史料;然后以教育活动史的视角,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确立了学术视野下移、微观化的研究取向,探寻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为儿童文学教育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由此而形成的研究内容与论点如下:首先,通过对《教育杂志》在办刊过程中的历史评介,分析了《教育杂志》作为儿童文学教育发展一个典型缩影在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中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凸显出它以非官方的形式记录的历史资源,推动了儿童文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深入开展。与此同时,考察了《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对日本现代教育思潮、欧美进步主义儿童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儿童观的演变、各种课程、教材和教学法的推广等做了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从而形成全部研究的基本理论格调。其次,以《教育杂志》及其史料为基本来源,对儿童文学课程、教材、教法和师资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一是在课程方面,分析《教育杂志》中公布的儿童文学的课程标准,掌握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儿童文学教育的相关政策导向,同时梳理了儿童文学课程分阶段的实施情况与争论经过,以《教育杂志》为窗口全面展现了官方和民众对儿童文学教育课程的关注点。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化"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也引发了诸多论争。《教育杂志》以详实的史料忠实地记录了五次有关儿童文学教材论争的过程,认真审视这些争论观点,对现今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的比重问题亦有启示。三是教育杂志》从民初、五四到国家本位时期,儿童文学教学法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国人通过大量的新式教学实验,摸索与寻找适宜于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儿童文学教学方法,以此推动儿童文学理念在中国的深入开展。四是探讨了《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的师资问题,具体措施有加强师培、制定俸给标准和优待条件以及改善教学环境和提升教师的修养等;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以连载于《教育杂志》中的教育小说《倪焕之》为例,讨论了小学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进行了深入的追溯,探讨了有关儿童文学"新"与"旧"的争论、渐进式的发展以及本体性的问题等,从而得出相关的历史观点是,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应形成了一种互动式关系,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黄家周[5](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宋泉[6](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表明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苏彬[7](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陶海洋[8](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认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刘霞[9](2016)在《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公民和公民教育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公民及公民教育是一个外来词,它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家引入和借鉴西方公民教育,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的进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民教育进行得如何,需要我们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在国家颁布的法律、政策和文本之中。母语教科书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了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文本呈现。所以,本研究选取母语教科书作为研究中国公民教育的分析文本,旨在分析自公民教育引进中国的百年来,母语教科书传递了什么样的公民文化,塑造了什么样的公民形象,以及怎样传递这些文化,怎样塑造这些形象,这些公民文化和公民形象对中国公民教育产生何种影响。借助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分析,反思中国公民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的理想体系。本文依据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考察:第一阶段:1904—1936,这一阶段是西方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时期,也是公民教育的萌芽期和快速发展期,其目的是以公民教育改造国民性。在20世纪初期,公民教育的引进、传播与母语教科书的编写、使用步调一致、诉求一致。公民教育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的母语教科书中就有萌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主、共和、平等、权利等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理所应当地编写进“共和国教科书”中。此时的公民教育重视公民性的宣扬,结合了时代的诉求,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参与。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由学习日本转为学习美国,并仿效美国的课程设计,学校开设“公民科”,编写公民读本,美欧的公民教育思想通过母语教科书得以广泛传播。之后,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等取代公民教育,虽然遭到抵制,但此时的公民教育已受到蒋介石政府“巩固政权、寻求认同”等政治意图的干扰。加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外辱,公民教育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国情。故而,中国公民教育开始偏离正途,出现了政治化的前兆。第二阶段:1937—1949,这一阶段因为战争的需要,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公民教育陷入了低谷。在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重视公民教育与抗战教育融合,为抗战服务。此阶段,公民教育成为抗战的动员工具。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公民教育要求个体将自由和权利全部贡献给国家,母语教科书成为号召特殊时期公民爱国报国的宣传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强调民主、平等的思想,但国民党为巩固现有政权,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强调公民的国家认同;共产党为了建立新中国,反对并在教科书中解构封建落后的传统文化,反对现有政权,为建立新政权服务。第三阶段:1949—1976,这一阶段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权、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公民教育被“人民”教育、“接班人”教育所取代,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人民”教育是高度政治化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强调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强调教育的政治使命。因而,此阶段的母语教科书中强调政权认同,强调无私奉献,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在“文革”期间,“人民”教育被异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宣传虚假民主,践踏传统文化、反人性,也错误地判断了时代诉求,使公民教育走向了异化,成为政治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第四阶段:1977-新世纪,这个阶段是我国公民教育的恢复和重建期。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民主社会的建设和法治的完善,公民教育的外部条件日益成熟,从而催生了新时期公民教育的觉醒。此阶段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公民爱国以及公民合作,公民榜样也变得丰富多样。尤其是新世纪,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涉及到了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民品质,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的一致性,并以知识作为公民美好生活的内在价值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传统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开放的心态也使得西方公民精神在公民教育中得以呈现,并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相结合,公民教育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良性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公民教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基于人性的公民性、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诉求和植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公民性、政治诉求和传统文化,成为了对公民教育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中国的公民教育,必须符合公民性的人性本质,立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文化,面向中国问题,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正是基于此,本文最后提出了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体系的构想。
赵轩[10](2019)在《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关注1897-1932年间中国电影批评的思潮起伏,研究时段是从中国电影批评最早发端一直延续到左翼影评集体亮相之前。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文化的进入,促成了中国思想界急于融入世界潮流的社会功利倾向;在“文明等级论”的影响下,国人开始对中国既有之文化资源进行重估;而亡国灭种、救亡图存的现实焦虑,也不断激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本文即着力观照上述思潮影响下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研究内容将涉及文化整合、民族意识、威权政治、社会功利多个视阈间的渗透与震荡。电影舶来中国之时,适逢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晚清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多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但各色思潮在老旧中国落地的过程几近必然地交织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蛮横与中国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懦弱,这令救亡图存成为此时最重要的社会议题。较之西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有两点不同,一是“救亡压倒启蒙”,使得思想界过度关注物质追求与权力宰制,显现出较强的社会功利色彩;二是“启蒙成了唯一的救亡”,使得国人在潜意识中认同了“文明等级论”等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简单地将东西文化比附于新旧文化,进而促成了极端的“西化”倾向。这为中国早期电影批评思潮渲染了精神底色。同时,基于救亡图存而不断显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文以载道”等传统文脉的无意识固守,也均参与到了上述思潮的流变过程。基于此,本文具体分成以下几个板块。绪论——系统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前期研究成果,以及1897-1932年间中国电影批评的基本特征。第一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传统回响。在梳理早期电影批评的思想史语境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早期电影批评对传统文艺观念的承继与变奏,具体着眼于“影戏话”等早期批评文本所显现出的传统诗话“缘情遣兴”之思维,以及潜隐于现代性震撼体验之后的“文以载道”的批评观。第二章——早期电影批评对西方文化的“镜鉴”。主要关注早期电影批评中论证影戏源流中土的“西学中源”意识、影戏说的“中体西用”意识,以及卢梦殊主编《银星》杂志鼓吹之“新英雄主义”影剧观对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借鉴和改造。第三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民族意识。着力于梳理“国片复兴”运动、“民族主义电影”运动、辱华电影抗议事件中所渗透之力避欧化、国民性批判以及民族国家(nation)作为“想象的共同体”通过大众传媒达成民族认同的过程。第四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社会功利思维。关注早期电影评论中对电影的娱乐属性与教化属性的交锋,涉及商业娱乐电影、教育电影运动以及电检制度创设伊始电影评论围绕上述话题所做的讨论,对于类型叙事、电影宣教以及国民党文艺政策做思潮上的厘清。结语——总结全文。指出本文始终观照文化整合、民族意识、权威政治、社会功利多个视阈间的渗透与震荡,对影人批评、学人批评、报人批评和大众批评等各种批评模式的话语取向做出归纳,对商业话语、政治话语、精英话语以及市民话语在多个问题上的表述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区分,以期勾勒一段历史思潮的真实面貌。在上述板块的讨论中,仰仗于当前大量民国期刊电子数据库的广泛建立,本文借助更为快捷和相对完备的史料搜集,重新考证了“影戏源流中土”理念的滥觞、电影“第八艺术论”的译介过程、《银星》杂志“新英雄主义”影剧观的理论渊源、《电影月刊》“民族主义电影运动”的外部政治环境,清华“丄社事件”的前后因由。同时,本文从思潮史的角度审视早期“影戏话”对传统“诗话”思维的承继,“国片复兴运动”对晚清以降“实业救国”理念的延续,以及“高台教化”文艺理念在“电影教育运动”中的显影与变奏。进而,本文以新史料的挖掘与新视角的选取体现了创新意识,并希望借助上述问题的厘清对中国早期电影批评思潮研究做出有益的尝试。
二、农村图书发行二十年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图书发行二十年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畅销书"概说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一、传播者比较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四、受众比较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2)我国近现代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历史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前言 |
1.1 选题依据 |
1.1.1 教科书历史研究是深化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时代需要 |
1.1.2 体育基础课程改革面临亟需解决课程内容选择的问题 |
1.1.3 探寻体育教科书历史变迁规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体育课程的必经之途 |
1.1.4 体育教科书历史研究是丰富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体育史的有益工作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创新 |
1.3.1 研究思路 |
1.3.2 创新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教科书的起源、发展和基本概念的界定 |
2.1.1 教科书的起源和发展 |
2.1.2 教科书概念界定 |
2.2 体育教科书的相关研究 |
2.2.1 体育教科书的发展变迁 |
2.2.2 体育教科书历史变迁的影响因素 |
2.2.3 体育教科书编写 |
2.2.4 体育教科书研究的总体评析 |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3.1 研究对象 |
3.2 研究方法 |
4 分析与讨论 |
4.1 清朝末期体育教科书的萌芽与兴起 |
4.1.1 社会背景 |
4.1.2 近代学制建立前体育教科书的起源 |
4.1.3 癸卯学制建立后体育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 |
4.1.4 清末体育教科书内容分析 |
4.1.5 教科书使用情况 |
4.1.6 清末体育教科书总体评价 |
4.2 民国时期体育教科书的演进 |
4.2.1 民国初年与北洋政府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4.2.1.1 社会背景 |
4.2.1.2 体育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 |
4.2.1.3 教科书内容分析 |
4.2.1.4 教科书使用情况 |
4.2.1.5 总体评价 |
4.2.2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4.2.2.1 社会背景 |
4.2.2.2 体育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 |
4.2.2.3 教科书内容分析 |
4.2.2.4 教科书使用情况 |
4.2.2.5 总体评价 |
4.3 新中国体育教科书的发展与变迁 |
4.3.1 新中国第一代体育课程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4.3.1.1 建国初期的体育教科书 |
4.3.1.2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4.3.1.3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4.3.1.4 拨乱反正、全面恢复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4.3.2 新中国第二代体育课程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4.3.2.1 社会背景 |
4.3.2.2 体育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 |
4.3.2.3 教科书内容分析 |
4.3.2.4 教科书使用情况 |
4.3.2.5 总体评价 |
4.3.3 新中国第三代体育课程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4.3.3.1 社会背景 |
4.3.3.2 体育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 |
4.3.3.3 教科书内容分析 |
4.3.3.4 教科书使用情况 |
4.3.3.5 总体评价 |
4.4 体育教科书发展变迁的历史规律与经验 |
4.4.1 体育教科书发展变迁的外部因素 |
4.4.2 体育教科书发展变迁的内部动因 |
4.4.3 体育教科书内容的历史变迁 |
4.4.4 体育教科书审查制度的历史变迁 |
5 结论与建议 |
5.1 研究结论 |
5.2 后续研究建议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存在不足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参考文献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与意义 |
1.1.1 选题缘由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境外研究现状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1.3.1 《教育杂志》 |
1.3.2 儿童文学 |
1.3.3 文学教育 |
1.3.4 儿童文学教育 |
1.4 理论基础 |
1.4.1 儿童哲学 |
1.4.2 教育学学理 |
1.4.3 图式理论 |
1.4.4 接受美学 |
1.5 研究方法 |
1.5.1 文献分析法 |
1.5.2 活动史研究法 |
1.5.3 统计分析法 |
1.5.4 个案研究法 |
1.6 不足与创新 |
1.6.1 不足之处 |
1.6.2 创新之处 |
第2章 《教育杂志》在儿童文学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
2.1 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独立与转型 |
2.1.1 中国古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历史流变(先秦——1904年) |
2.1.2 儿童文学教育初步的独立期(1904—1912) |
2.1.3 儿童文学教育的草创期(1912—1919) |
2.1.4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激进期(1919—1927) |
2.1.5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反思期(1927—1936) |
2.1.6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深化期(1937—1948) |
2.2 《教育杂志》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关联性 |
2.2.1 《教育杂志》在近代儿童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
2.2.2 《教育杂志》在近代儿童文学教育中的作用 |
第3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理论的传播 |
3.1 《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的发展 |
3.1.1 介绍日本现代教育思潮中的儿童文学教育 |
3.1.2 传播欧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中的儿童文学教育 |
3.2 《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观的发展 |
3.2.1 "儿童观"的基本含义 |
3.2.2 "儿童观"的主要模式 |
3.2.3 促进中国近代儿童观的发展 |
3.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的讨论 |
3.3.1 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的提出 |
3.3.2 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的探讨 |
第4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问题的讨论 |
4.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标准的发展 |
4.1.1 儿童文学课程标准的六次变迁 |
4.1.2 儿童文学教育在六次课标发展历程中的演进 |
4.2 《教育杂志》中对儿童文学课程实施的推进 |
4.2.1 民国初年的儿童文学课程 |
4.2.2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课程 |
4.2.3 国家本位主义儿童文学课程 |
4.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问题的争论 |
4.3.1 儿童文学课程主旨的争论——"兴趣"与"教化"之争 |
4.3.2 儿童文学课程的核心内容争论—"读经与否"之争 |
4.3.3 儿童文学课程的设置——"国语"与"常识"的分合 |
4.4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的延伸 |
4.4.1 儿童文学的课外阅读 |
4.4.2 儿童文学的课外作业 |
4.4.3 儿童文学体现出的课外休闲教育 |
第5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材的建设 |
5.1 《教育杂志》中的小学国语教材概况 |
5.1.1 中国近代第一本儿童文学教育理论专着——《儿童文学概论》 |
5.1.2 小学国语教科书的选择与组织 |
5.1.3 小学国语教科书制度的建立 |
5.1.4 推行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典型案例 |
5.2 《教育杂志》中推动儿童文学教科书建设的阶段性特点 |
5.2.1 民国初年儿童文学教材的发展(1909—1918) |
5.2.2 儿童文学教材发展的繁荣期(1919—1936) |
5.2.3 抗战时期儿童文学教材的发展(1937—1948) |
5.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材建设的争论 |
5.3.1 儿童文学教材"实用"与"审美"之争 |
5.3.2 儿童文学教材的"文章"与"文学"之争 |
5.3.3 儿童文学教材的"文言"与"白话"之争 |
5.3.4 儿童文学教材的"识字"与"欣赏"之争 |
5.4 《教育杂志》中有关儿童文学教材的宣传 |
5.4.1 儿童文学教科书的广告宣传 |
5.4.2 儿童读物的广告宣传 |
5.4.3 儿童文学领域的其它广告宣传 |
第6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改革的推进 |
6.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
6.1.1 "儿童本位教育"理论 |
6.1.2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心理学基础 |
6.1.3 儿童文学教学原理 |
6.1.4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外来影响 |
6.2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法的阶段性发展 |
6.2.1 民初儿童文学教学法的萌发(1909—1918) |
6.2.2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繁荣发展(1919—1936) |
6.2.3 国家本位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发展(1937—1948) |
6.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发展 |
6.3.1 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孕育 |
6.3.2 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发展 |
6.4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实验的尝试 |
6.4.1 江苏一师附小初年级的设计教学实验 |
6.4.2 小问题的教学实验 |
第7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探讨 |
7.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引发及其原因 |
7.1.1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引发 |
7.1.2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引发的原因 |
7.2 《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建议 |
7.2.1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的培训 |
7.2.2 小学教员俸给标准与优待 |
7.2.3 小学教员要求对教学环境的改善 |
7.3 《教育杂志》中论述儿童文学教师的修养 |
7.3.1 个学教师的职责与使命 |
7.3.2 小学教师的基本修养 |
7.3.3 儿童文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
7.4 《教育杂志》中教育小说叙述乡村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以《倪焕之》为例 |
7.4.1 小学教师地位的卑微与工作的满腔热情 |
7.4.2 小学教师心目中的儿童地位 |
7.4.3 教师打造的儿童文学教育实验基地——乡村田园农场 |
第8章 结语 |
8.1 儿童文学教育第一个黄金期的追溯 |
8.1.1 儿童文学教育中"新"与"旧"的争论 |
8.1.2 儿童文学教育应以渐进的方式发展 |
8.2 儿童文学教育具有的本体性问题 |
8.2.1 文学教育是未来语文教育发展的走向 |
8.2.2 儿童文学教育要求教学应"以善为美" |
8.2.3 儿童美学应成为教育学的重要内容 |
8.3 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主体性资源 |
8.3.1 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科目中应占较大的比重 |
8.3.2 重新审视儿童文学教学中识字、听说、阅读、写作的分与合 |
8.3.3 儿童阅读是拓宽儿童文学教育领域的有效途径 |
8.4 教育传媒应与儿童文学教育建立起情缘关系 |
8.4.1 教育期刊在儿童文学教育中应扮演重要角色 |
8.4.2 教育期刊助力儿童文学在学校教育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
8.4.3 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联姻构建本学科体系 |
参考文献 |
附录A: 主题索引——《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的文章 |
附录B:《教育杂志》的相关资料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5.3.1 物质保障 |
5.3.2 组织保障 |
5.3.3 人力保障 |
5.3.4 制度保障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5.4.1 多样化态势 |
5.4.2 综合化态势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6.1.1 主要问题 |
6.1.2 制约因素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结束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6)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三、本文创新点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小结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小结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小结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小结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小结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小结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小结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小结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小结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小结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小结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一、门市与批发 |
二、邮购业务 |
三、流动发行 |
小结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小结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小结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本文结论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致谢 |
(7)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理论基础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1.4.1 无神论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8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一、 发展教育论 |
二、 振兴实业论 |
三、 改革政治论 |
四、 传统文化论 |
五、 外交形势论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无奈的抉择 |
三、 冷静的纠偏 |
四、 未尽的结局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四、 启示 |
附表十五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一) 从本土化到本土自觉:中国公民教育的追求 |
(二) 母语教科书:中国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 |
(三) 个人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思考 |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厘清 |
(一) 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
(二) 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公民教育 |
(三) 百年母语教科书 |
(四) 百年的时间段划分 |
三、文献综述 |
(一) 公民教育历史回顾的研究 |
(二) 中国公民教育本土化的研究 |
(三) 母语教科书文本内容的研究 |
(四) 以教科书为载体对公民教育思想的研究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程与反思 |
第一节 西方公民教育的缘起与嬗变 |
一、公民及公民教育的概念源头:共和主义公民观 |
二、西方现代公民及公民教育:自由主义公民观 |
三、在挑战中完善自由主义公民观 |
第二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历程与问题 |
一、公民:从概念输入到思想萌芽 |
二、培养国家公民:从思想宣传到制度建立 |
三、强化与变异:从公民教育到国家公民训育 |
四、致力教育改革,推动公民教育 |
第三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追求 |
一、需要中国文化参与 |
二、基于中国社会选择 |
三、凝聚中国千年智慧 |
第二章 西方公民教育的本上化(1904-1936) |
第一节 萌芽、阻抑与发展:公民教育探索期的曲折前行(1904-1919) |
一、辛亥革命前公民思想在母语教科书中的萌芽 |
二、符合民国宗旨,强调民主训练:《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的公民教育 |
三、公民教育因“复辟”受到短暂阻抑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发展的黄金期(1920-1927) |
一、“国语运动”促进了公民教育思想的传播 |
二、“公民科”的设立促进了学校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 |
三、民主人士对公民教育的文本实践:以《开明国语读本》为例 |
第三节 公民教育政治化的前兆(1928-1936) |
一、公民教育受到“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的冲击 |
二、培育“三民主义”好公民:《新主义国语课本》中的公民教育 |
三、为了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公民教育的主动政治化 |
第三章 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1937-1949) |
第一节 国统区:公民教育融入抗日教育(1937-1945) |
一、抗战时期的教育方针:巩固精神国防 |
二、腥风血雨下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三、战时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培养投身于革命的公民 |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用公民教育支持抗战建国(1937-1945) |
一、为抗战服务: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指导思想 |
二、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三、时代性和革命性:《战时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中的公民教育 |
第三节 政权转变期:公民教育异化为宣传手段(1945-1949) |
一、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两套经典母语教材 |
二、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比较 |
三、“复古”与“解构”: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文化认同的分歧 |
第四章 以“人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1949-1976) |
第一节 探索与迷惑:新中国公民教育的沉寂(1949-1966) |
一、公民、人民与接班人:新中国初期以思想政治为核心的教育目标 |
二、语文教科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
三、新中国初期语文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教育 |
第二节 狂热与崇拜:“文化大革命”中的“接班人”教育(1966-1976) |
一、青年学生作为主要参与对象的文化大革命 |
二、对建国十七年教育工作的全盘否定 |
三、“文革”期间的教科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
第三节 “接班人”教育:以北京市小学《语文》为例 |
一、“接班人”与国家的关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
二、课本中的“接班人”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 |
三、课本中的“接班人”榜样:“毛主席的好战士” |
四、课本中的儿童:成人化、英雄化、政治化 |
第五章 新时期公民教育的复兴与重建(1977—今) |
第一节 “民主”“权利”成为新时期中国公民教育的目标(1977-1985) |
一、“民主”成为“文革”后最迫切的政治诉求 |
二、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教材重建 |
三、改革开放后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以全日制十年制小学《语文》为例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下快速发展(1986-2000)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公民生长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
二、教育要为现代化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公民 |
三、第一套义务教育母语中的公民教育思想 |
第三节 新世纪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自觉构建(2001-) |
一、新世纪启动公民社会的建设策略 |
二、新世纪公民教育本土性的初步呈现 |
三、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公民:以“苏教版”语文教科书为例 |
第六章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
第一节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公民性的紧张对立 |
二、政治诉求凌驾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公民性之上 |
三、中国传统文化、公民性与时代诉求三者间的相互制约 |
第二节 中国本土公民教育的失落与追问 |
一、中国传统文化弱势地位 |
二、公民性淹没在战争和战争思维中 |
三、传统伦理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 |
第三节 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建构 |
一、成为普遍存在者:中国伦理型文化的重要特征 |
二、中国伦理与公民精神的价值耦合 |
三、基于中国伦理的公民教育设计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启蒙与电影的传入 |
二、1932年之前中国电影批评的特征 |
三、范式和视角 |
第一章 早期电影批评中的传统回响 |
第一节 近现代思潮迭起中的早期电影批评 |
一、现代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入 |
二、对“人”的关注:个体性与群体性 |
三、对制度的探讨:政治与功利色彩 |
第二节 “缘情遣兴”在早期影评中的在场 |
一、从传统“诗话”到“影戏话” |
二、“考证故实”:光影叙事的冲动 |
三、“随性闲谈”:日常生活的在场 |
第三节 “民智教化”在早期影评中的延续 |
一、惊叹:观影的奇观体验 |
二、电影作为现代性的物化表征 |
三、“启发民智、教化民众”理念的血脉相续 |
第二章 早期电影批评对西方文化的镜鉴 |
第一节 西学中源:“影戏源流中土”的偏执论证 |
一、“影戏源流中土”的文本表述 |
二、“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衍变 |
三、“影戏源流中土”的文化心理机制 |
第二节 中体西用:“影戏论”的体用之道 |
一、电影的艺术“家数” |
二、“影戏论”的技巧批评实践 |
三、“影戏论”的文化底色 |
第三节 群己之辩:“新英雄主义”影剧观的在地化历程 |
一、“新英雄主义”溯源:从罗曼·罗兰到《银星》 |
二、“新英雄主义”之新:革命与领袖 |
三、“新英雄主义”的功用:平民、阶级与群己观 |
第三章 早期电影批评中的民族主义思潮 |
第一节 “国片复兴运动”与作为公共事业的电影 |
一、“复兴国片”与实业救国 |
二、“到民间去”:语焉不详的平民化 |
三、步入公共领域的电影与儒商精神 |
第二节 抗议“辱华电影”与众声喧哗间的多方话语角力 |
一、国族形象:自我表述的冲动 |
二、文化渗透:表述中国的冲动 |
三、话语共谋:多方角力的公共事件 |
第三节 “民族主义电影运动”与“国民性”改造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与《电影月刊》 |
二、改造“国民性”的一次尝试 |
三、“民族主义电影运动”的当下性省思 |
第四章 早期电影批评中的社会功利思维 |
第一节 电影娱乐思潮:正当娱乐、类型意识与叙事机制 |
一、正当娱乐:从清华“丄社事件”说起 |
二、类型意识:商业导向与话语征用 |
三、叙事机制:滑稽穿插与教化字幕 |
第二节 电影教育思潮:直观教育、社会教育与寓教于乐 |
一、直观教育:作为教学方式的电影 |
二、社会教育:电影的普及传播 |
三、寓教于乐:文化统制的话语策略 |
第三节 电影检查思潮:必要、权属与主体定位 |
一、电影检查之必要:社会教化、行业准入与民族主义情绪 |
二、电影检查的权属机制:行政权力、统一电检与派系纷争 |
三、电影检查的主体定位:体恤商艰、艺术眼光与意识管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四、农村图书发行二十年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2]我国近现代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历史变迁研究[D]. 蒋宏宇. 北京体育大学, 2014(04)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4]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D]. 赵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5]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6]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7]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8]《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9]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D]. 刘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10]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D]. 赵轩. 上海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