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十一讲 封建意识形态是奴役农民的精神枷锁（论文文献综述）
王焕成[1]（2016）在《马克思宗教观与费尔巴哈宗教观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宗教观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宗教观既有继承又有超越。马克思宗教观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有神逐渐向无神、由唯心主义无神论向唯物主义无神论逐渐转变,最终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马克思宗教观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它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它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宗教观、费尔巴哈宗教观、斯宾塞宗教观、孟德斯鸠宗教观,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马克思宗教观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宗教的起源、宗教的本质、宗教的功能和宗教的消亡等内容。马克思宗教观具有对待宗教态度的历史唯物性、审视宗教发展的辩证唯物性、开展宗教批判的革命实践性、解析宗教功能的对立统一性等特点。他认为宗教发展具有辩证唯物性,符合事物运动与变化、发展的规律。宗教不仅具有形成、存在、发展、消亡的历史必然性,还具有宗教批判的革命实践性和宗教功能的对立统一性,他认为宗教既是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社会稳定剂,又是人民革命意志的麻醉剂,宗教消解着人民的革命性。费尔巴哈宗教观以人本主义和无神论为依据彻底否定了宗教和上帝超自然的神圣性和神秘性,揭示了宗教的属人本质。费尔巴哈宗教观同样具有渐进的转变过程,首先对法国启蒙无神论的超越,在德国最终完成宗教批判,从唯心主义宗教观向唯物主义宗教观的转变,形成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宗教观。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哲学依据是人本主义理论,他对人的本质进行自然主义理解,对人的类本质进行抽象理解,费尔巴哈自我异化理论包括人的自我异化和世界的自我异化。黑格尔宗教观、培根宗教观、斯宾诺莎宗教观和培尔宗教观是费尔巴哈宗教观形成的思想渊源。宗教的本质即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费尔巴哈宗教异化观的重要特色与标志之一。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哲学基础虽然是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之上的唯物主义,但其唯物主义立场具有不彻底性。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宗教观既有分歧,又有契合,更有超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于宗教与人的关系的契合体现在都认为人创造了宗教,否认宗教创造了人,都是唯物主义宗教观,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宗教观对马克思有着积极的影响,促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发生动摇,使马克思认识到人本学的人及其宗教批判的意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对宗教本质具有不同理解,费尔巴哈只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揭示了宗教产生的根源,没有认识到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揭示了宗教产生的根源,马克思认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是国家和社会的异化,认为宗教产生的根源是劳动的异化。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具有不彻底,虽然费尔巴哈深刻批判基督教神学,但是费尔巴哈反对宗教神学不反对宗教本身。马克思批判宗教具有彻底性,马克思用鸦片说对宗教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认为宗教必然消亡。在宗教产生的根源上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认为宗教产生的根源不是人们的愚昧和无知而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宗教本质上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从纯粹的自然人出发阐述宗教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马克思从社会的人出发阐述宗教是人的世俗社会虚幻反映或颠倒反映,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不了解人的社会性和忽视人的历史的、实践的活动的重要性。在宗教哲学上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用科学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取代费尔巴哈抽象的直观的人本主义。马克思在对待宗教的哲学方法上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在宗教社会功能上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阐述了关于宗教在阶级社会中的政治功能: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颠倒的世界观。马克思扬弃了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宗教观、宗教异化理论和半截子唯物主义宗教观,确立实践唯物主义宗教观、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宗教观等新唯物主义宗教观。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宗教观是人类的精神财富,丰富了人类社会宗教文化理论宝库,促进了当代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启迪人们理性地、科学地对待宗教,启迪人们包容、汲取、继承、批判、发展宗教,指导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宗教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廖双双[2]（2016）在《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文中研究说明无产阶级理论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无产阶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如此重要,却遭到了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和质疑。他们指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已经过时,并且这种过时会随着现实种种变化的冲击日趋严重。比如,无产阶级本身在现实层面上变化着的状况,即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当今中产阶级这一新的阶层的出现等变化都从现实层面上冲击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他们认为当代无产阶级正在消失或者逐渐向中产阶级转变。因此,无产阶级不能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存在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也已经过时了。要回应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挑战,重申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为核心,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着作以及当代相关学术专家的学术成果,不仅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基本内容,并且通过对无产阶级可能的未来的设想,推导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对当代社会还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马克思阶级及无产阶级理论产生的前史。主要阐述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以及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阶级理论及无产阶级理论,并详细分析了前人的这些理论成果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产生的影响。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有关社会三大基本阶级的划分对马克思阶级分析法的影响;以梯叶里、米涅和基佐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关于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思想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动力学说的影响;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关劳资关系的学说对马克思两大阶级学说的影响。第二部分讨论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阐述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三个基本规定:即阶级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现象,阶级的本质是一个经济和政治范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三个基本环节:即无产阶级意识、工人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变的基本要素、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最终得出无产阶级理论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位置的结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为历史唯物主义设定了目标,无产阶级理论为达到这个目标找到了主体,并为实现这个目标找到了途径。第三部分讨论马克思论无产阶级可能的未来。主要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扬弃“异化”,成为真实的个体,超越“物化”,进入自由王国,最终实现每个人以自由联合体的方式重新占有生产力总和的共产主义社会。第四部分讨论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当代意义。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分析,提出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当代意义:一是有利于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构成,防止两极分化;二是有利于看清资本主义总体结构的各种变种,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三是有利于自觉克服“异化”、“物化”,赢获更多的自由时间。第五部分是文章的余论部分。主要是针对当代几种典型的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作出回应。这个回应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劳动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导致无产阶级的消失,反而会促使其扩大;二是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状态的描写相矛盾;三是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证伪马克思的阶级分化理论。
李亚娟[3]（2018）在《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自1986年开始自上而下的普法教育,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时至今日已经进入“七五”普法,但普法三十余年效果却远未至预期。法治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必然的选择,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的法治中国也是执政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建设目标。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而在“生产力水平显着提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更突出”的情况下,法律乃至社会的法治就更为重要,因此“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也是法治教育持续深入的动力。但是法治教育要进一步展开必须进行反思,同时要借鉴有益而成功的经验。中共的法治教育历史可以回溯至井冈山时期,涵盖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共和国初期与普法时期四个阶段。论文选取延安时期与普法时期的法治教育进行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区域执政的实践,颁布大批条例与法令,同时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法律并开展社会教育,是革命时代的社会秩序重建,服务于战争时局下的政治需求。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法制建设,并于1986年开始五年一次的普法教育,同样是执政党在社会动荡后的秩序重整,服务于改革开放、建立法治社会的政治需求。二者都是在受传统中华文化影响的民众心理上,用受西方法律规则影响的法律制度来重建新秩序。从法治教育视角出发,延安时期的政治活动、司法实践与社会教育中蕴涵着朴素的法治教育理念与方式,是法治教育的隐性存在;其培养主体意识的法治教育理念,融入式法治教育内容,多样化的法治教育方式都值得当代法治教育借鉴。普法教育既有延安时期中共执政思维与经验的延续,又面对法制建设大发展,而民众法治意识未能相应跟进的局面,从“一五”普法到“七五”普法已经持续三十余年,民众知晓了权利,也开始追求法治秩序,但自上而下灌输教育与条文教育的模式,忽视了法治社会的形成需要法治文化的土壤,同时知识教育的理念也导致普法教育未能实现知法守法的目标。普法时期的法治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公民的权利意识增长而维权行动也伴之而起,法律也因为权利话语彰显而相应变化,但公权力主体的法律意识却未能跟进,依然固守治民心态,仅仅把法治教育作为教化公民守法的工具,未能理解现代法治首先是对公权力进行限制,以保护私权利,因此产生大量冲突并导致政府权威与司法权威不足,进而导致公民对法律丧失信心。此外对象化、知识化与形式化的法治教育导致法律本身工具化,虽然权利意识觉醒,法律的工具性价值被张扬而蕴涵在法律背后的法治价值却被忽视,导致法治认同不足,因而知法却未必守法,守法却未必信法。在对普法时期法治教育进行反思,对延安时期法治教育进行借鉴,并参考美国法治教育实践后,明确当代法治教育的内涵为:其是以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理性法治文化为基础的一种教育活动,遵循现代法治理念,着力于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素养,以及对法律的认同与信任。现代法治教育的目标应为通过主体意识培育、法治价值认同、法治精神培育实现人的法治化,进而实现社会的法治化。法治教育的内容应包含宪法教育、人权教育、权利为本、程序正义四个方面,从知识教育转向价值教育,侧重法治精神与价值的培养。而要实现法治教育的目标,则必须改变主客体的法治教育关系,以平等主体间的交往关系进行的法治教育过程,有助于主体自主性的养成、民主平等精神的塑造,通过主体间的理性交往,实现主体的法治化。法治教育作为价值教育,必须回归生活世界,遵从价值教育的规律,从“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出发,主体的法治化是主体全方位地参与法律生活,在参与中主体性、主体意识、法治意识得到成长,也有助于建立法律认同、重塑司法权威。法治教育过程通过三个途径实现,首先是系统的校园法治教育,除了师资专业化,还应将法治教育内容融入多学科,以侧重内隐认知的方式螺旋式展开,并注重校园法治文化氛围的培育;其次法治教育应从限制政府公权力入手,在内外力作用下重塑政府公信力和司法权威,通过实践理性为民众塑造守法典范,在民众内心建立起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最后法治教育要在全社会展开,而其实现途径必然应是整个生活世界的法治化,在生活中认识法律,在生活中实践法律,对法治的认识需要实践理性的过程,对法治的信任是实践理性的结果,生活世界法治化正是法治教育实践理性的过程。
张华[4]（2011）在《“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根据大量的原始报刊书籍资料,参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社会背景,对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进程进行了详实的梳理和评论。所谓“新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间的代称。所谓“新哲学大众化运动”,是指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开始,在中共中央文委直接领导下,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为组织机构,社联成员艾思奇、沈志远等作为核心骨干力量,带动一系列进步知识分子发起并推动的一场以大众化、通俗化为特征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思想运动,这场运动在抗战中和建国后一直持续进行。1958年开始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整个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最后一个高潮。该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而结束于20世纪60年代。这场运动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学理因素。1927年之后,国民党背叛革命,镇压共产党,并在全国上下推行国民党唯心哲学。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处于革命的低潮期,工人运动由盛而衰,武装革命遭遇挫折。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宣传决议案》确定了宣传工作中的大众化路线,向大众展开意识形态宣传,准备迎接革命高潮。而此时的苏联哲学界经过几次斗争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新体系,中国的学术界在此前唯物史观传播的基础上,吸纳了这个体系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热潮。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脉络在中国共产党需要向大众展开意识形态宣传的时候汇集起来,终于形成一股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潮流,冲破了国民党唯心哲学的围追堵截。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的中国社联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组织,而艾思奇对推动这场运动走向第一个高潮的贡献最大。在社联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还有张如心、陈唯实、沈志远、李平心、胡绳、冯定等人。这一时期产生了《大众哲学》、《通俗辩证法讲话》等一批影响巨大的大众哲学作品。随后,日寇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形势的变化迫使大众新哲们离开上海,走向全国,并迎来了这个运动的第二个高潮。抗战时期的新哲学大众化运动,沿着“社联”时期的道路继续前进,涌现了一批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新人和反映这个时代背景的新作,比如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等。抗战结束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又从中外民族矛盾回复到阶级矛盾。新哲学作为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依然需要发挥重大作用。原有的大众化哲学着作仍然在翻印重版,而新的作品也层出不穷。第三个高潮中的新作更注重新哲学的实际应用,突出了思想方法论和人生观等方面。到了1958年,全国上下掀起了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的新高潮,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结束。这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学界、政坛走到普通大众的生活中,改造了几代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除弁言外,正文共有八章：第一章“导论”,回顾了国内外的研究,确定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章“正名”,辨析了已有的术语,阐释了“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名和义；第三章“历史背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之所以兴起的外因；第四章“思想渊源”,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分析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之所以兴起的内因；第五至七章分别是“第一个高潮：社联时期”、“第二个高潮：抗战中”和“第三个高潮：新中国成立前后”,详细解析了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作品和特征；第八章“结论”,总结了经验教训,阐发了这场运动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杜立芳[5]（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指出“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吕玉霞[6]（2011）在《魏晋时期儒佛道思想互动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儒、佛、道思想的互动是一重大文化现象。魏晋时期,三教初次发生交涉,并在相互碰撞、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彼此借鉴、吸收、融会对方理论之优势,由此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学术灿烂时期,并奠定了此后在中国哲学史上各自的文化特性与历史定位,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以道家玄远之学为主旨、以佛教离世脱俗为精神追求的思想格局。清人皮锡瑞曾对经学的发展历史作了划分,并将魏晋时期称为“经学中衰时代”,认为“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①魏初经学确实陷入困境,发展动力日益不足。在经学衰落的同时,道家思想复兴。魏晋时期,《老子》、《庄子》成为名士们致力最多的经典,道家思想的发展也达到了自先秦以来的第二个高峰时期。特别是道教借助于道家思想的发展劲头,有了初步系统的理论建构,具备了独立发展的能力,反过来也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广泛传播。魏初,学者们试图援引处于发展旺盛时期的道家思想作为儒学的补充。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掀开了儒道融合的序幕,给承续汉代而来的僵死腐化的经学带来了生机。汉代经学逐渐向义理经学方向发展,其思想日益玄学化。作为儒道合流的产物,玄学是浸漫于魏晋思想界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玄学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儒学与道学的关系问题,从而消除汉代烦琐经解带来的弊端。但是融道入儒、儒道互动的结果是整个社会思潮的玄学化,由之引发的消极、颓废情绪充斥整个魏晋时期。于是,以儒道融合为主旨的玄学最终解体,初步兴盛的佛教般若学成为解救儒道融合之困境的新思想资源。佛教自汉代传入后于魏晋时期,尤其是西晋末至东晋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思想发生诸种冲突与融合。在魏晋各种思潮特别是儒道思想影响下,“格义”佛学逐渐淡出,“六家七宗”登上魏晋思潮的舞台,中国传统文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多元文化交流互通的局面。特别是东晋时代随着中观三论学与涅盘学的传入,并与我国传统思想结合,佛教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在我国思想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佛教借助道家思想以获取广泛的理解与传播,借助儒家思想以获取统治阶层及广大民众的接受,这种以道立身、以儒立世的做法,事实上证明是非常成功的。经过魏晋时期与儒道的初次互动,佛教思想初步融入了中国文化圈,并对此后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儒道二家尽管最初也曾拒绝、排斥、反对佛教,然而最终却以极大的包容性接受并引入佛学思想以发展自身。魏晋思潮终于以玄学的衰落、儒佛道思想的初步融合为结果,完成了它在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使命。任何不同学说之间的交流互动,势必会对双方思想带来一定影响。儒道思想的互动,使儒家学者能够更加深入的思考儒学本体论问题、以新的目光看待圣人境界的深层含义,亦使道家道教学者更多反思学说立足之所在；佛学进入中国并于魏晋时期得以广泛传播,对中国以儒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同时佛教般若学深受儒道思想影响,诸如佛学之“空”观念的变化、佛学对世俗文化及世俗礼仪的认可与吸纳等,这都促使它们对自身理论系统进行反思。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探讨儒、佛、道三教思想的互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传统、内核、精神的关键所在。截取魏晋时期三教关系进行研究,更能深入探究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初次碰撞时,儒、佛、道是如何确立各自地位、如何安顿各自不同的思想体系与精神诉求的。特别是儒道思想在遭遇佛教时的悸动与反思、佛教对儒道思想的容纳及吸收限度与范围,更是研究儒佛道思想互动问题的关键所在。《辨宗论》日：“敢以折中自许,窃谓新论为然。”①三教互动并不是折中主义,而是有选择的各取所需。了解和把握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潮,单纯依靠对某一思想的个别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沿着历史的轨迹,重回那段纷纭复杂的儒佛道思想交融互动思潮之中,去探究那个时代之所以如此的内在原因。只有再现魏晋时期各种学术交流互动的历史画卷,才能真正把握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学术发展的脉络。
姜蔚巍[7]（2017）在《中亚帖木儿王朝统治阶层衍变研究（1370-1507）》文中研究说明帖木儿（1336-1405）以14世纪中期的中亚河中地区为中心,通过对外征服建立一个游牧和农耕民族混居的帝国。这个军事帝国在帖木儿逝世后,立即陷入分裂、割据之中,帖木儿后裔对于中亚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507年。这一百多年历史被史学界称为“中亚复兴”。帖木儿王朝的历史是研究陆上丝绸之路、内陆亚洲和游牧帝国的重要一章。本文探究的是史学界研究比较薄弱的帖木儿王朝统治阶层的衍变,通过中外文资料以及相关学术成果,梳理出帖木儿王朝各个统治阶段中统治阶层内部变化。文章四章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是按照时间梳理统治阶层内部变化,第四章则是从整体来总结各个统治阶层在王朝前后期地位的变化以及原因。帖木儿王朝的统治阶层主要分为两大类（突厥-蒙古人和波斯-伊朗人）和四个阶层（宗室成员、军功贵族、波斯文吏和宗教上层）。帖木儿王朝实行分封,诸王子在封地内有较大的自主权。自帖木儿去世后,王室成员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不断,并一直持续到王朝的灭亡。军事贵族是王朝维持统治的重要支柱,为了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服务,统治者与他们进行联姻,此外还授予他们莎余儿哈勒和“答剌罕”头衔,但是军事贵族的忠诚处于不断的变动中。随着帖木儿王朝的衰弱,军事贵族的叛乱日益频繁。到了王朝统治后期,帖木儿后王力量孱弱,在面对来自家族内部和外部的敌对势力时,只能更加依赖察合台军事贵族,很多王子沦为掌握实权的军事贵族的傀儡。波斯文吏最初在帖木儿王朝双元化管理体制中地位较低,经常处于察合台埃米尔的监督之下,但是到了王朝统治末期,为了缓和中央财政困难和加强中央集权,波斯文吏被任命主持财政改革,其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宗教上层是王朝维护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最初,宗教只是帖木儿对外征战的“旗帜”,帖木儿虽然十分尊崇宗教上层,并授予很多经济特权,但是当时宗教上层的影响并没有到达政治层面。随着中亚地区宗教氛围的日益浓厚,最终宗教上层逐渐开始左右王朝政治命脉。最后通过对统治阶层衍变的纵向比较,从而分析出统治阶层衍变的特征以及原因,进而从统治阶层这个角度来分析帖木儿王朝的衰亡。
李英[8]（2013）在《赵景深和20世纪俗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赵景深不仅是20世纪蜚声海内外的戏曲史家和戏曲理论家,还是一位成就卓着的俗文学研究大家。他在戏曲、小说、民间文学（童话、弹词、鼓词）等领域的研究中均有开拓性的贡献。本文从六个方面对他在俗文学方面的贡献进行研究和评述：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是他的生平和着作的概述；其次是关于他的研究现状的综述；再次是论述本论文研究的内容、目标和方法。第二章20世纪背景中的赵景深俗文学研究部分,主要论述他在20世纪背景下的俗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首先梳理20世纪俗文学内涵外延的发展演变及俗文学研究史的发展演进；其次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他的俗文学研究的关系,主要探讨胡适、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对他俗文学研究的影响。第三章赵景深的戏曲研究部分,分别从他的戏曲评论、民间戏曲研究、昆曲活动及昆曲研究和戏曲资料研究等四个方面论述他在戏曲研究方面的成就。第四章赵景深的小说研究部分,从他对鲁迅古典文学着述的研究、“三言”、“二拍”源流、影响的研究、小说研究的成就和特点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五章赵景深的民间文学研究部分,从他的儿童文学研究、民间故事研究和曲艺研究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最后的余论部分,总结赵景深俗文学研究的特色,探讨他对沪上俗文学研究的影响。本文把赵景深的俗文学研究放在20世纪俗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通过与其它俗文学研究者的对相关问题研究的比较,试图以此准确的对他的俗文学的研究价值和贡献予以较客观的定位。
符传丰[9]（2007）在《老舍短篇小说论》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老舍短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从老舍笔下的各种人物系列为出发点，揭示了各层小市民的生活遭遇及其内心世界，体现出老舍对待人物的温和与宽容态度。接着从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角度，探讨老舍受到东西方文化思想熏陶后，如何在短篇小说中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在分析作品的艺术技巧方面，则说明老舍如何在吸取中西文学艺术要素后，以非常精湛的技巧将中西技巧融合一起，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进一步说明老舍是一位能够结合文学创作与创作理论的研究型作家。另外，论文也特别提出老舍与新加坡的密切关系，论证其短篇小说对新加坡的独特意义。本论文总结出老舍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身上肩负着岗位知识分子的重任，在安稳的生活中，一心为文学、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一方面努力创作，一方面将短篇小说创作心得与教学经验，整理成为专书，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不少作品，是值得敬佩的。
吴雄丞[10]（2006）在《第十一讲 《怎么办?》: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文中研究表明《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写于1901年秋至1902年2月,1902年3月出版,它是列宁为了解决当时俄国革命运动面临的迫切问题而写的。在这本书中,列宁在揭露批判"经济派"的斗争中,全面论述了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关于党的
二、第十一讲 封建意识形态是奴役农民的精神枷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十一讲 封建意识形态是奴役农民的精神枷锁（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宗教观与费尔巴哈宗教观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的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宗教观 |
| 一、马克思宗教观的思想资源 |
| （一）黑格尔宗教观 |
| （二）费尔巴哈宗教观 |
| （三）斯宾塞宗教观 |
| （四）孟德斯鸠宗教观 |
| （五）鲍威尔宗教观 |
| 二、马克思宗教观的转变过程 |
| （一）马克思从有神论向无神论的转变 |
| （二）马克思从唯心主义无神论向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转变 |
| （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形成 |
| 三、马克思宗教观的哲学基础 |
|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
|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
| 四、马克思宗教观的内容 |
| （一）宗教的起源 |
| （二）宗教的本质 |
| （三）宗教的功能 |
| （四）宗教的消亡 |
| 五、马克思宗教观的特点 |
| （一）对待宗教态度的历史唯物性 |
| （二）审视宗教发展的辩证唯物性 |
| （三）开展宗教批判的革命实践性 |
| （四）解析宗教功能的对立统一性 |
| 第二章 费尔巴哈宗教观 |
| 一、费尔巴哈宗教观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一）黑格尔宗教观 |
| （二）培根宗教观 |
| （三）斯宾诺莎宗教观 |
| （四）培尔宗教观 |
| 二、费尔巴哈宗教观的转变过程 |
| （一）费尔巴哈对法国启蒙无神论的超越 |
| （二）费尔巴哈在德国对宗教批判的最终完成 |
| （三）费尔巴哈宗教观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
| （四）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宗教观的形成 |
| 三、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哲学依据 |
| （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论 |
| （二）费尔巴哈自我异化理论 |
| （三）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理论 |
| 四、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内容 |
| （一）宗教的起源 |
| （二）宗教的本质 |
| （三）宗教的功能 |
| （四）宗教的消亡 |
| 五、费尔巴哈宗教观的特点 |
| （一）无神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 |
| （二）唯物主义立场的不彻底性 |
| 第三章 马克思宗教观与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契合 |
| 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于宗教与人的关系的契合 |
| （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于“人与宗教关系”的相同理解 |
| （二）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于上帝的相同看法 |
| 二、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于唯物主义宗教观的契合 |
| （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宗教思想的批判 |
| （二）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对形而上学宗教思想的批判 |
| （三）马克思宗教观与费尔巴哈宗教观在自然领域的契合 |
| 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宗教观对马克思的积极影响 |
| （一）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 |
| （二）费尔巴哈异化理论对马克思的影响 |
| （三）费尔巴哈人本学对马克思的影响 |
| 第四章 马克思宗教观与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分歧 |
| 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从不同角度揭示宗教起源 |
| （一）费尔巴哈从认识论的角度揭示了宗教起源 |
| （二）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揭示了宗教起源 |
| 二、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对宗教本质的不同理解 |
| （一）马克思认为宗教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 |
| （二）费尔巴哈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
|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宗教观的批判 |
| （一）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批判改造 |
| （二）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 |
| 四、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分歧 |
| （一）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 |
| （二）马克思对宗教批判的彻底性 |
| 五、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对宗教消亡的分歧 |
| 第五章 马克思宗教观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超越 |
| 一、马克思宗教观在宗教起源上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超越 |
| （一）费尔巴哈认为宗教起源是人们的愚昧和无知 |
| （二）马克思认为宗教起源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
| 二、马克思宗教观在宗教本质上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超越 |
| （一）费尔巴哈从纯粹的自然人出发阐述宗教本质 |
| （二）马克思从社会的人出发阐述宗教本质 |
| （三）马克思从人的特性上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
| 三、马克思宗教观在哲学上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超越 |
| （一）马克思宗教观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宗教观的超越 |
| （二）马克思宗教观对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宗教观的超越 |
| （三）马克思宗教观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宗教观的超越 |
| 四、马克思宗教观在宗教功能上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超越 |
| 第六章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扬弃及其当代价值 |
| 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扬弃 |
| （一）扬弃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宗教观确立实践唯物主义宗教观 |
| （二）扬弃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 |
| （三）扬弃费尔巴哈半截子唯物主义宗教观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宗教观 |
| 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宗教观的当代价值 |
| （一）引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
| （二）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宗教政策 |
| （三）启迪人们理性地、科学地对待宗教 |
| （四）促进当代文化交流、社会交往和社会发展 |
| （五）丰富人类社会宗教文化理论宝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着、论文 |
| 后记 |
（2）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及其当代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一、对马克思阶级及无产阶级理论产生的前史的研究综述 |
| 二、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基本内容的研究综述 |
| 三、对马克思论无产阶级可能的未来的研究综述 |
| 四、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当代意义的研究综述 |
| 引言 |
| 一、问题提出的依据 |
| 二、问题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本文的研究特色 |
| 第一章 马克思阶级及无产阶级理论产生的前史 |
| 一、马克思阶级理论产生的前史 |
| （一）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阶级观 |
| （二）以梯叶里、基佐、米涅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阶级观 |
| （三）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阶级观 |
| 二、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产生的前史 |
| （一）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观 |
| （二）以梯叶里、基佐、米涅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无产阶级观 |
| （三）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无产阶级观 |
| 三、前人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 |
| （一）古典经济学家有关社会三大基本阶级的划分对阶级分析法的影响 |
| （二）历史学家关于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思想对阶级斗争动力学说的影响 |
| （三）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关劳资关系的学说对两大阶级学说的影响 |
| 第二章 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一、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三个基本规定 |
| （一）阶级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现象 |
| （二）阶级的本质是一个经济和政治范畴 |
| （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二、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三个基本环节 |
| （一）无产阶级意识 |
| （二）工人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变的基本要素 |
|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
| 三、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位置 |
| （一）无产阶级理论为历史唯物主义设定了目标 |
| （二）无产阶级理论为达到目标找到了主体 |
| （三）无产阶级理论为达到目标找到了途径 |
| 第三章 马克思论无产阶级可能的未来 |
| 一、扬弃“异化”，成为自由的个体 |
| （一）消灭私有制是扬弃“异化”的前提 |
| （二）分工的强迫性消失是扬弃“异化”的直接表现 |
| （三）共产主义是扬弃“异化”的真正实现 |
| 二、超越“物化”，进入自由王国 |
| （一）确立个体真实的主体地位 |
| （二）人摆脱了对物的依赖性，实现了“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 |
| （三）重建真正的共同体 |
| 三、每个人自由占有生产力的总和 |
| （一）彻底废除私有制，实行普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
| （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式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
| （三）以自由联合体的方式自由占有生产力的总和 |
| 第四章 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当代意义 |
| 一、有利于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设，防止两极分化 |
| （一）阶级将消亡，国家的压迫性将消失 |
| （二）“三大差别”的消除，社会关系高度和谐 |
| （三）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达到了动态平衡与和谐 |
| 二、有利于看清资本主义总体结构的各种变种，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
|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 |
| （二）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 |
| （三）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终目标 |
| 三、有利于自觉克服“异化”、“物化”，赢获更多的自由时间 |
| （一）旧式分工的废除使人们的活动范围更广泛、自由 |
| （二）生产劳动过程的自由化大大延长了人们的自由时间 |
| （三）劳动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展 |
| 余论 对当代几种典型的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批判的回应 |
| 一、劳动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导致无产阶级的消失，反而会促使其扩大 |
| 二、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状态的描写相矛盾 |
| 三、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证伪马克思的阶级分化理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3）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法治教育研究 |
| 1.2.2 国外法治教育研究 |
| 1.2.3 延安时期法律制度与法治实践的研究 |
| 1.2.4 当代普法教育的研究 |
| 1.2.5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 |
| 2 法治教育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法治教育的概念界定 |
| 2.1.1 法治教育概念的历史回顾 |
| 2.1.2 法治教育与法制教育辨析 |
| 2.1.3 法治教育与普法教育、法律教育的辨析 |
| 2.1.4 法治教育与公民教育辨析 |
| 2.2 法治教育与相关概念的联系 |
| 2.2.1 法治与法治社会 |
| 2.2.2 法律意识与法治文化 |
| 2.2.3 法律信仰与法治认同 |
| 2.3 法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
| 2.3.2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论 |
| 2.3.3 生活世界理论 |
| 3 中国共产党法治教育的历史渊源与延安经验 |
| 3.1 中国共产党法治教育的历史渊源 |
| 3.1.1 井冈山时期法治教育的萌芽 |
| 3.1.2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深入发展 |
| 3.1.3 共和国初期法治教育的全面展开与停滞 |
| 3.2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背景与法制状况 |
| 3.2.1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背景 |
| 3.2.2 延安时期的法制状况 |
| 3.3 延安时期的法治教育实践 |
| 3.3.1 边区政府是法律政策积极的宣讲与执行者 |
| 3.3.2 报纸刊物及群众团体是宣传普及法律的阵地 |
| 3.3.3 乡村文化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助推器 |
| 3.3.4 司法实践是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堂 |
| 3.4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经验 |
| 3.4.1 立法充分考虑边区民众的需求 |
| 3.4.2 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基础 |
| 3.4.3 边区民众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养成 |
| 4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历史演进、实效与困境 |
| 4.1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背景与历史回顾 |
| 4.1.1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背景 |
| 4.1.2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历史回顾 |
| 4.2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演进 |
| 4.2.1 法治教育对象不断变化 |
| 4.2.2 法治教育目标不断调整 |
| 4.2.3 法治教育内容不断充实 |
| 4.2.4 法治教育方法不断丰富 |
| 4.3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效果 |
| 4.3.1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活动效果 |
| 4.3.2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效果 |
| 4.4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困境 |
| 4.4.1 法治教育的工具化思维 |
| 4.4.2 法治教育内容与目标脱节 |
| 4.4.3 法治教育的形式化与运动化 |
| 4.4.4 法治教育主体的对象化与分化 |
| 5 法治教育的反思与借鉴 |
| 5.1 对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反思 |
| 5.1.1 法治教育主体不明确——法盲是谁? |
| 5.1.2 法治教育理念不清晰——普现代法律,唱传统歌谣 |
| 5.1.3 法治教育目标不准确——法有何用 |
| 5.2 对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借鉴 |
| 5.2.1 培养主体意识的法治教育理念 |
| 5.2.2 融入式法治教育内容 |
| 5.2.3 多样化的法治教育方式 |
| 5.3 对当代法治教育的启示 |
| 5.3.1 公共性塑造 |
| 5.3.2 政府权威塑造 |
| 5.3.3 言教身教境教 |
| 6 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提升与优化 |
| 6.1 重新认识法治教育 |
| 6.1.1 法治教育内涵新解 |
| 6.1.2 现代法治教育与法治社会的交互关系 |
| 6.2 法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提升 |
| 6.2.1 以人的法治化为法治教育的目标 |
| 6.2.2 以法治价值为法治教育的内容 |
| 6.3 法治教育主体与模式优化 |
| 6.3.1 主体间性的法治教育 |
| 6.3.2 法治教育的模式优化——从生活世界出发,回归生活世界 |
| 6.4 法治教育的途径优化 |
| 6.4.1 法治社会的公民养成——校园法治教育 |
| 6.4.2 重塑政府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公权力法治教育 |
| 6.4.3 生活世界法治化——社会法治教育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4）“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弁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为何研究新哲学大众化运动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的情况 |
| 二、国外研究的情况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三、难点 |
| 第二章 正名 |
| 第一节 新哲学 |
| 一、作为专有名词的新哲学 |
| 二、新哲学之风行 |
| 三、新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
| 四、新哲学一词的时代性 |
| 五、使用新哲学一词的标志性事件 |
| 六、国内外学界对新哲学一词的使用 |
| 七、新哲学之新 |
| 八、余论 |
| 第二节 大众 |
| 一、“大众”的多质性在语境中消解 |
| 二、“大众”的最初使用 |
| 三、“大众”的阶级性 |
| 四、“大众”的远源 |
| 五、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中的“大众” |
| 六、“新哲学”和“大众”的关系 |
| 第三节 大众化 |
| 一、对“大众化”的误解和误用 |
| 二、“大众化”最初使用 |
| 三、“大众化”和“学术化” |
| 四、新哲学的“大众化” |
| 五、“大众化”和“通俗化” |
| 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形态 |
| 第四节 大众化运动 |
| 一、运动 |
| 二、大众化运动 |
| 第五节 新哲学大众化运动 |
| 一、对现有术语的分析 |
| 二、“新哲学大众化运动”这一术语的优点 |
| 三、主要历史文献 |
| 第三章 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国民党党治文化的哲学思想 |
| 一、党治文化的推行 |
| 二、民生哲学 |
| 三、唯生论 |
| 四、力行哲学 |
| 第二节 国民党唯心哲学的“大众化” |
| 一、代表书刊 |
| 二、对新哲学的歪曲和攻击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形势的逆转 |
| 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低潮中寻求路线转变 |
| 二、上海工人运动由盛而衰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中大众化路线的发展 |
| 一、六大以前 |
| 二、六大以后 |
| 三、文委和社联 |
| 第四章 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发展 |
| 一、二、三十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
| 二、两次论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确立 |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对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影响 |
| 四、布哈林、郭列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开创性工作 |
| 第二节 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 |
| 一、二十年代唯物史观的传播 |
| 二、瞿秋白的首创之功 |
| 三、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在学术界的传播 |
| 第三节 新社会科学运动 |
| 一、兴起 |
| 二、社联纲领的指导和推动 |
| 三、社联骨干力量的身体力行 |
| 四、贡献巨大的出版社 |
| 五、新社会科学着作对新哲学的介绍 |
| 第四节 大众化运动 |
| 一、大众化运动 |
| 二、中国共产党对大众化运动的领导 |
| 三、向通俗化的进展 |
| 第五章 第一个高潮：社联时期 |
| 第一节 张如心 |
| 一、生平 |
| 二、《无产阶级底哲学》 |
| 三、《辩证法学说概论》 |
| 四、《哲学概论》 |
| 第二节 艾思奇 |
| 一、生平 |
| 二、《大众哲学》 |
| 三、其他“哲学讲话” |
| 四、《如何研究哲学》 |
| 五、《民族解放与哲学》等 |
| 第三节 陈唯实 |
| 一、生平 |
| 二、《通俗辩证法讲话》 |
| 三、《通俗唯物论讲话》 |
| 四、《新哲学世界观》 |
| 五、《新哲学体系讲话》 |
| 第四节 沈志远 |
| 一、生平 |
| 二、《现代哲学基本问题》 |
| 三、《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 |
| 第五节 李平心 |
| 一、生平 |
| 二、《社会哲学概论》 |
| 三、《社会科学研究法》 |
| 四、《青年的修养与训练》 |
| 五、《自修大学》上的“哲学知识座谈”专栏 |
| 第六节 胡绳 |
| 一、生平 |
| 二、《新哲学的人生观》 |
| 三、《哲学漫谈》 |
| 四、其他文章 |
| 第七节 冯定 |
| 一、生平 |
| 二、初露锋芒 |
| 三、《青年应当怎样修养》 |
| 第八节 其他 |
| 一、《哲学座谈》(《通俗哲学讲话》) |
| 二、温健公《现代哲学概论》 |
| 三、李正文《唯物辩证法讲座》 |
| 四、王健“通俗社会科学讲话” |
| 五、《青年文化》的“哲学讲话” |
| 六、李石岑 |
| 七、其他 |
| 第六章 第二个高潮：抗战中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孤岛上海 |
| 二、延安 |
| 三、重庆 |
| 第二节 胡绳 |
| 一、《辩证法唯物论入门》 |
| 二、《思想方法》 |
| 三、新“哲学漫谈” |
| 第三节 艾思奇等 |
| 一、艾思奇《哲学讲座》 |
| 二、艾思奇《哲学选辑》等 |
| 三、陈伯达和陈唯实 |
| 第四节 新锐作者 |
| 一、黄特 |
| 二、巴克 |
| 三、平生 |
| 四、麦园 |
| 五、葛春霖 |
| 第七章 第三个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
|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 |
| 一、沈志远 |
| 二、胡绳 |
| 三、冯定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
| 一、马特 |
| 二、新哲学通俗题解 |
| 第三节 工农兵学哲学 |
| 一、概述 |
| 二、哲学家的工作 |
| 三、工农兵的代表作品 |
| 四、历史的教训和意义 |
| 第八章 结论 |
| 第一节 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意义 |
| 一、意义 |
| 二、大众化和中国化的关系 |
| 第二节 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 |
| 一、新哲学大众化的内容 |
| 二、新哲学大众化的形式 |
| 第三节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
| 第二章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
| 第四节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
| 第三章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 |
| 第三节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
| 第四章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
| 第四节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
| 第五章 巩固和深化(1999—) |
| 第一节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
| 第四节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魏晋时期儒佛道思想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魏晋时期儒佛道思想研究综述 |
| (一) 魏晋时期学术思潮研究 |
| (二) 中国传统文化大范围内的儒道佛研究 |
| (三) 魏晋时期儒佛道思想互动专题研究 |
| 二、选题背景及本文立意 |
| 三、儒佛道思想互动命题分析 |
| 四、时代与思想背景 |
| (一) 时代背景 |
| (二) 思想背景 |
| 第一章 儒道融合 |
| 一、魏晋儒道互动之渊源 |
| (一) 早期儒道互动 |
| (二) 魏初儒学之窘境 |
| (三) 魏初道家之发展 |
| 二、援道融儒 |
| (一) 以无为本 |
| (二) 援道入儒 |
| (三) 抑儒扬道 |
| (四) 高扬儒学 |
| (五) 融儒道为一 |
| 三、"言意之辨"——儒道融合之根基 |
| 四、建构与解构——儒道互动之平议 |
| (一) "玄学"与儒道融合 |
| (二) 儒道融合之检讨 |
| 第二章 佛道互补 |
| 一、佛教传入与传播 |
| (一) 佛教传入 |
| (二) 初期传播与接受 |
| 二、道家对佛学思想的影响 |
| (一) "格义"原则对道家思想之依附 |
| (二) "本无"与"空" |
| (三) "无心"、"逍遥"与"心无" |
| (四) "得意忘言"与六家之说 |
| 三、佛教对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 |
| (一) 佛学与玄学 |
| (二) 道家道教对佛学的质疑与与吸纳 |
| 第三章 儒佛交流 |
| 一、儒佛冲突 |
| 二、佛学对儒学的吸纳与融会 |
| (一) 对入世观念的认可 |
| (二) 对孝亲观念的接受 |
| (三) 形神之辨 |
| (四) "涅盘"与"成圣" |
| 三、儒学对佛学的借鉴与引用 |
| 第四章 儒佛道思想互动之反思 |
| 一、思想格局之形成 |
| 二、评判与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亚帖木儿王朝统治阶层衍变研究（1370-150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重点、难点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帖木儿王朝的建立与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第一节 帖木儿王朝的建立 |
| 第二节 帖木儿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第二章 帖木儿统治阶层的构成(1370-1405年) |
| 第一节 帖木儿统治阶层中的突厥-蒙古人 |
| 第二节 帖木儿统治阶层中的波斯-伊朗人 |
| 第三章 帖木儿后王时期统治阶层的衍变(1405-1507年) |
| 第一节 沙哈鲁—兀鲁伯时期统治阶层的衍变 |
| 第二节 卜撒因—拜哈拉时期统治阶层的衍变 |
| 第四章 帖木儿王朝统治阶层衍变的特征及原因 |
| 第一节 帖木儿王朝统治阶层衍变的特征 |
| 第二节 帖木儿王朝统治阶层衍变的原因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中亚帖木儿王朝世系表(1370-1507年) |
| 附录二 帖木儿家族世系 |
| 附录三 帖木儿帝国地图 |
| 附录四 帖木儿王朝赫拉特地区的宗教学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赵景深和20世纪俗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引言 |
| 第一节 赵景深生平和着作概述 |
| 一 赵景深生平概述 |
| 二 赵景深学术着作概述 |
| 第二节 赵景深研究现状 |
| 一 赵景深研究概述 |
| 二 赵景深俗文学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一 本研究的内容与目标 |
| 二 本研究的方法 |
| 第二章 20世纪背景中的赵景深俗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20世纪俗文学研究的发展演进 |
| 一 “俗文学”内涵外延的发展演变 |
| 二 俗文学研究史的发展演进 |
| 第二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赵景深俗文学研究 |
| 一 王国维、胡适等人对赵景深俗文学研究的影响 |
| 二 周氏兄弟对赵景深俗文学研究的影响 |
| 三 郑振铎对赵景深俗文学研究的影响 |
| 第三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赵景深和俗文学 |
| 一 三十年代的赵景深和俗文学 |
| 二 四十年代的赵景深和俗文学 |
| 第四节 建国后赵景深和俗文学 |
| 一 建国后十七年的赵景深和俗文学 |
| 二 文革后赵景深和俗文学 |
| 第三章 赵景深的戏曲研究 |
| 第一节 赵景深的戏曲理论 |
| 一 表演论 |
| 二 结构论 |
| 三 人物论 |
| 四 戏曲评论的特点 |
| 第二节 赵景深的民间戏曲研究 |
| 一 民间戏曲研究概述 |
| 二 民间戏曲的定位和分类 |
| 三 民间剧与文人剧 |
| 四 戏曲理论研究对民间戏曲的关注 |
| 第三节 赵景深和昆曲 |
| 一 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种昆曲活动 |
| 二 对昆曲史和昆曲形式问题的研究 |
| 第四节 赵景深的戏曲资料研究 |
| 一 元杂剧辑佚研究 |
| 二 南戏辑佚研究 |
| 三 元明清戏曲作家资料研究 |
| 四 曲目研究 |
| 第四章 赵景深的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赵景深对鲁迅古典文学着述的研究 |
| 一 赵景深对鲁迅古典文学着述的研究 |
| 二 赵景深对鲁迅小说研究的评价 |
| 三 《中国小说史略》对赵景深小说研究的影响 |
| 第二节 赵景深“三言”“二拍”源流、影响的研究 |
| 一 赵景深等人“三言”、“二拍”源流、影响研究 |
| 二 赵景深等人“三言”、“二拍”源流、影响研究比较 |
| 第三节 赵景深小说研究的成就和特点 |
| 一 赵景深小说研究成果略论 |
| 二 赵景深小说研究的特点 |
| 第五章 赵景深的民间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赵景深和儿童文学 |
| 一 孙毓修、周作人、郑振铎对赵景深的影响 |
| 二 赵景深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 |
| 三 赵景深与郑振铎、周作人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比较 |
| 第二节 赵景深的民间故事研究 |
| 一 民间故事的界定 |
| 二 民间故事研究 |
| 第三节 赵景深的曲艺研究 |
| 一 大鼓研究 |
| 二 弹词研究 |
| 三 曲艺创作 |
| 余论 |
| 一 赵景深俗文学研究的特色 |
| 二 赵景深对上海俗文学研究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老舍短篇小说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前言 |
| 第一节:研究现状 |
| 第二节:研究范围 |
| 第三节:研究方法 |
| 第四节:本论文内容 |
| 第五节:小结 |
| 第二章:短篇小说人物篇:民间立场下的人物群像 |
| 第一节:底层人物:斑驳灰暗 |
| 第二节:知识分子系列:游戏人间与儒侠兼具 |
| 第三节:妇女系列:贤淑与堕落的二重奏 |
| 第四节:其他人物系列:被吞噬与被毁灭 |
| 第五节:小结 |
| 第三章:思想内容篇: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
| 第一节:亦褒亦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 |
| 第二节:睁开另一只眼睛看中国:西方思想的影响 |
| 第三节:小结 |
| 第四章:艺术技巧篇:中西文学因素的融合 |
| 第一节:东方与西方文学对老舍的影响 |
| 第二节:表现手法上中西因素的交融 |
| ■ 白描与勾勒手法的融合 |
| ■ 象征手法与意境结合 |
| ■ 幽默与中国式喜剧 |
| 带笑的讽刺 |
| 含笑的嘲笑 |
| 笑人笑己 |
| 第三节:叙述方式上中西因素的结合 |
| ■ 中国传奇与康拉德叙述故事方式 |
| ■ 以环境景物描写手法叙述故事 |
| 第四节:现代汉语艺术之典范 |
| ■ 浅白语言 |
| ■ 方言、口语的巧用 |
| ■ 西方语言因素的融入 |
| 第五节:小结 |
| 第五章:创作与理论篇:短篇小说创作与理论的结合 |
| 第一节:《文学理论概论》及其他文论 |
| 第二节:小说理论观 |
| ■ 短篇小说的定义 |
| ■ 短篇小说创作目的 |
| ■ 创作的旧记忆心理 |
| ■ 题材来自现实生活 |
| ■ 结构精简、故事完整 |
| ■ 重视人物描写 |
| 第三节:小结 |
| 第六章:老舍与新加坡篇:老舍短篇小说对新加坡的意义 |
| 第一节:老舍与新加坡 |
| 第二节:老舍短篇小说在新加坡 |
| 第三节:小结 |
| 第七章:结语 |
| 附录一:老舍短篇小说篇名 |
| 附录二:老舍小说创作理论篇名 |
| 附录三:老舍短篇小说内容简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第十一讲 封建意识形态是奴役农民的精神枷锁（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宗教观与费尔巴哈宗教观的比较研究[D]. 王焕成. 苏州大学, 2016(01)
- [2]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及其当代意义[D]. 廖双双. 西南大学, 2016(12)
- [3]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D]. 李亚娟.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4]“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D]. 张华. 扬州大学, 2011(07)
- [5]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6]魏晋时期儒佛道思想互动研究[D]. 吕玉霞. 山东大学, 2011(04)
- [7]中亚帖木儿王朝统治阶层衍变研究（1370-1507）[D]. 姜蔚巍. 江苏师范大学, 2017(06)
- [8]赵景深和20世纪俗文学研究[D]. 李英. 复旦大学, 2013(03)
- [9]老舍短篇小说论[D]. 符传丰. 复旦大学, 2007(06)
- [10]第十一讲 《怎么办?》: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A]. 吴雄丞. 认真读点马列原着20讲,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