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他主义行为发展的理论研究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陆思宇[1]（2021）在《高校学生慈善公益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以云南省昆明市为例》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我国对立法体制进行了深化改革,《慈善法》成为在慈善体制改革后第一部由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基本法律。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和政府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健全公益慈善活动体系。为了更好的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需要国家和政府统筹和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社会保障相关制度。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和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有很多的益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覆盖广但是整体水平比较低,由于政府将经济发展作为发展社会的第一要务,在社会保障方面缺乏资金保障,致使我国社会保障发展没有达到预期。因此,政府的力量略显单薄,无法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但是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可以选择性的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从而拓展了社会保障的救助范围,也让社会资源被更高效、更准确地再分配。201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公益慈善事业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互补的,在解决社会问题上需要形成合力。由此可见,大学生的公益慈善行为对于大学生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的研究有助于加速我国精神文明的发展速度,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观,为我国实现实现2035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方向;还可以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作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场所的引领作用。推动校园公益组织的发展,完善大学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公益慈善意识,吸引更多的同学投身到建设和谐校园的工作中;也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大学生有较多的空余时间。对于自己的时间分配相对于其他群体自由。如果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参与到公益慈善活动活动当中,不仅可以丰富学习之余的生活,还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提前了解社会;本文通过对昆明8所高校的总计800余名大学生慈善公益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结合我国当前大学生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现状,剖析了昆明市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现状,从大学生慈善态度、知觉行为控制、道德规范、慈善观念和慈善情感五个角度探究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了促进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的思路,为提高大学生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提供借鉴。基于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本文获得以下研究发现:（1）总体上,昆明市高校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意愿较强,平均志愿服务时长也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也存在大学生对公益慈善概念理解不到位、相关技能欠缺、服务质量低等问题。（2）性别、年级、月均生活费和是否参加公益类社团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意愿存在显着差异,且慈善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幸福感和慈善观念都对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并且除了物质主义产生了负向影响外,其余维度均对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因此,如果想要提升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首先要提升大学生公益慈善的意愿。而如果要提升大学生公益慈善的意愿,高校要改善大学生的慈善态度、要给予大学生正向积极的反馈、要增加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幸福感,并且引导大学生的慈善观念。除此之外,还要努力建设好大学生公益慈善的活动的根据地——公益类的学生组织。综上所述,结合对于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现状的分析,提出了促进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的四条对策。一是増强大学生公益慈善的价值认同;二是打破传统公益慈善观念,拓展大学生参与公益慈善的渠道;三是增加大学生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积极的情感体验;四是培养大学生个人的利他主义倾向。
岳蓓蓓[2]（2021）在《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民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期盼的不断攀升,以低碳、节能、环保、循环、健康等为特征的绿色生活方式悄然兴起,以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为特征的绿色消费已经从环境治理的被动需求转化为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主动需求,我国政府为推动绿色消费也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标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保障措施。虽然绿色消费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强大的政策支持,但绿色消费在实践中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现实困境。由于绿色消费行为的环保效用体验具有时间滞后性,在消费和使用过程中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消费者直接观察和感知,如果一段时间内消费者未能体验到绿色消费行为的预期环保效用,消费者就会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困惑、失望等消极情绪以及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当消费者再次面临绿色消费决策时就会产生徘徊、犹豫甚至是拒绝的行为。因此,如何提升消费者的绿色效用感知、吸引消费者持续而重复地进行绿色消费成为企业开拓绿色市场、获得绿色竞争优势以及开展全方位、多样化绿色营销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把绿色消费行为默许为消费者的初次或单次消费行为,聚焦于购前决策过程与影响因素,如人口统计特征、内部心理因素与外部情境因素等,对购后过程以及重复性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鲜有涉及。事实上,绿色重复消费行为会明显有别于初次或单次绿色消费行为,但其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目前尚未明确。消费者首次或之前的绿色消费行为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其后续的绿色重复消费行为,尚需理论界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从企业反馈的视角出发探究了重复性绿色消费行为的形成机制,弥补了此前绿色消费领域对反馈效应和购后营销过程考察的不足,同时也丰富了绿色营销战略中的反馈策略研究。本文依据反馈干预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界定了绿色重购行为中企业反馈的核心构念——购后价值反馈,并明晰了社会性价值反馈和功能性价值反馈两类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促进作用,构建了以购后价值反馈为自变量、温情感为中介变量、反馈时机为调节变量、绿色重购意向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即研究一,并通过实验1、2和3三个实验验证了所提的研究假设。其中实验1验证了相比于无价值反馈,购后价值反馈显着提升绿色重购意向,且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促进绿色重购意向的效果更好。实验2更换实验材料和被试验证了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更能提升温情感,且温情感在购后价值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实验3再次更换实验材料和被试验证了即时反馈时,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更能提升温情感,进而提升绿色重购意向;延迟反馈时,社会性价值反馈与功能性价值反馈引发的温情感处于较低水平且无显着差异,进而绿色重购意向无显着差异。在得出社会性价值反馈更能促进绿色重购意向的结论后,围绕着企业应该如何设计社会性价值反馈策略这一问题,依据社会比较理论,引入比较反馈这一概念,探讨了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作用机制,构建了以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为自变量、印象管理动机为中介变量、反馈情境为调节变量、绿色重购意向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即研究二,并通过实验4、5和6验证了所提的研究假设。其中实验4验证了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具有交互作用。强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容易激发绿色重购意向;弱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与下行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无差异。实验5验证了印象管理动机在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交互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强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容易激发印象管理动机;弱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与下行比较反馈对印象管理动机的影响无差异?实验6验证了公开反馈时,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能激发印象管理动机,进而绿色重购意向更强;私密反馈时,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上行比较与下行比较激发的印象管理动机均处于较低水平且无显着差异,进而绿色重购意向也无显着差异。通过上述两个研究,本文从企业反馈角度出发,发现并验证了消费者绿色重购意向的产生机制,丰富了绿色消费行为与绿色营销领域购后价值反馈策略的相关研究。研究一界定了绿色重购行为中企业反馈的关键概念——购后价值反馈,并构建了购后价值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理论模型;确定了社会性价值反馈和功能性价值反馈这一划分方式,证实了两类购后价值反馈均会提升绿色重购意向;补充和完善了绿色重购意向中购后情感的研究,揭示了温情感是绿色重购行为中的情感强化机制,厘清了反馈时机是温情感发挥中介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研究二探讨和解决了在绿色重购行为中社会性价值反馈如何设计的问题,并构建了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理论模型;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关系强度视角剖析了上行比较反馈和下行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发现并验证了印象管理动机在绿色重购意向中的中介作用,补充和完善了印象管理动机前置因素的研究,确定了反馈情境是印象管理动机在绿色重购意向中发挥中介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
黄钰杰[3]（2021）在《个人网络慈善捐赠动机与激励对策研究 ——基于合肥市青年群体的调查》文中研究指明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的补充、财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是现代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发展水平的直接体现。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公益慈善也借助网络技术带来的优势,形成了网络慈善的新模式。在网络慈善的发展中,凭借自身广泛、及时、高效与便捷的特点,受到了人们的认可,“互联网+慈善”这一模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社交软件能够使人们可以轻松获取到求助消息,快速让受助者得到帮助。因此,网络慈善已成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福利事业重要载体,青年群体也成为网络慈善捐赠领域的主力军。调查研究青年群体个人网络慈善捐赠动机、影响因素和激励对策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探寻出个人捐赠动机的激励对策,可以更好地激发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吸引更多的青年群体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构建全民慈善捐赠文化,推动慈善事业不断发展。本研究通过文献法、问卷调查法,选取合肥市18-45岁485名青年群体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研究捐赠内部动机、外部动机与影响因素和激励对策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1）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之间存在正相关;（2）影响因素对于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之间的关系存在干扰作用,其中影响因素与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之间均存在正相关;（3）激励因素对于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之间的关系存在干扰作用,其中激励因素与内部动机、外部动机之间均存在正相关,说明内外部动机对慈善捐赠行为有正向显着影响。其次,总结出青年群体个人网络捐赠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行了原因分析。从研究结果中得出大学生网络捐赠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行了原因分析。最后,分别从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内部动机激励措施包括（1）提升个体慈善意识;（2）培育个体慈善情感和信仰;（3）转变个人慈善参与动机;（4）提升个体自我效能感。外部动机激励措施包括（1）营造慈善文化环境;（2）加强慈善组织自身管理;（3）政府完善相关政策和监督管理机制;（4）社会工作在激励个人网络慈善捐赠动机中所发挥的作用。
杨春辉[4]（2021）在《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机制与公共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不平等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一个主要的政治议题和社会难题,也是重要的经济问题,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平等的程度和演变持续受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各大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以及各国政府机构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政府干预在这些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相关研究涉及到诸多维度,从社会政治地位不平等到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再到性别、健康、种族等人身权利不平等各方面的研究,不胜枚举。不平等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根基带来的严重威胁已形成广泛共识,作为经济学者,尤为关注收入不平等。而代际传递研究的出现,从动态视角为收入不平等提供了纵向的因果机制解释,有助于在更深层次寻找缩小不平等的对策,因而本文选定以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机制为出发点,以改善代际持续性来缩小收入不平等的公共政策设计为落脚点开展研究。收入不平等不仅要观察代际间的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更要着眼于财富、教育、职业、行为的代际传递关系进行细节考究。在经济学的权力范式理论框架下究其根本,应是资源禀赋占有与使用的不平等,利用“资源→权力→分配”的逻辑可深入挖掘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内在机理,解决当前关于收入不平等代际持续性之“只知其存在,却不晓其本质,而难寻改善政策”的困境。为此,本文在收入不平等居高不下且阶层分化明显、代际传递现象日趋严重又难以阻断的背景下,以收入分配理论和代际传递理论为抓手,以揭示代际传递内在机理为切入口,透视父辈持有资源的优劣势是通过怎样的传递路径转化给子代,最终,探寻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政策可对其合理或不合理部分加以鼓励或控制的政策设计空间。以政策可控为前提,从资源层面划分了物质资源、教育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分别进行对应的财富、教育、职业和行为四个代际传递路径的深入剖析,每个路径都是收入不平等在代际之间传递不可轻视的一个逻辑过程,相互影响又层层递进。财富、教育和职业路径关注父辈结果不平等造成的子代机会不平等,行为路径考察家庭氛围造成的子代努力不平等,尽管彼此之间很难剥离,但为了从根源上探析每个路径的传导机制,想办法在数理模型构建过程中进行了相互控制。之所以选择数理模型与博弈论分析方法,正是为了避免数据内生性,更是为了在一般均衡对比和行为博弈过程中,可以突出对因果机制的掌握,做出公共政策设计依据的详实提供。全文关键工作是对四个不平等代际传递路径的刻画及政策研究:一是财富代际传递,作为最直接最显现的路径,须当首要研究之位,本文是以家庭物质资源的内部代际传递和外部代际转移为分析逻辑,引入遗赠税收和慈善捐赠补贴机制建立一般均衡模型,探讨如何将财富传递的不合理向合理转变,考虑开征遗产、赠与税,设计慈善捐赠制度作为配套政策,缓解遗产税弊端,将遗赠推向捐赠,转变财富代际传递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二是教育代际传递,近年来风头日渐胜过财富继承的路径,本文是以教育资源的公共投入和私人投入为逻辑展开讨论,引入公共教育投资的相对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源获取的均等性程度,建立以个体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以社会公平发展为目标的公共教育系统,如何抑制以市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私人教育机构,过去大体完成了教育资源数量上的提供,应逐渐转向以教育质量均衡为重点,考虑延长义务教育且包含职业技能、特长培养等,达到学习内容饱和则无私立机构之用,缩小收入不平等的同时满足经济效益长久提升;三是职业代际传递,对社会公平最具挑战的路径,可以放大财富和教育代际效应的路径,本文是以父辈社会资源在子代求职过程中的作用为逻辑起点,建立来自不同家庭的子代在求职过程中做出优势或劣势职业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揭露职业代际联系起作用的内在机理,探讨形成有利于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稳态均衡策略所需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条件,表明公共政策如果从就业机会公平和就业服务指导入手,大力提升个人就业概率,从而减少对家庭社会关系的依赖,可以有效转变职业代际传递,改善收入不平等;四是行为代际传递,作为前三个机会不平等以外的努力不平等路径,有必要在三大有形资源传递之后,进行一个无形资源代际传承的路径阐释。本文将行为习得所需要的认知、观念、氛围、培养习惯等无形资源整合,称为文化资源,以此为逻辑起点,将家庭行为养成模式的代际传承刻画为父子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结合学习博弈思想,分析不同的文化建设政策选择,如何左右父子间行为代际传递的最终演化结局,表明政府的非正式制度可以通过社会“斜向/水平文化传递”来弥合家庭间文化差异,提升子代对自我发展的期望值和努力值,增强低阶层向上跨越的信念。最后,考虑到政府凭借政治权力的强制性和非正式权力的引导性,左右着经济和政治的“游戏规则”,有必要将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机制研究中所涉及的公共政策变量落到实处,否则将只显示为理论性过强的政策设计,难以提供有效的实施依据。故而,本文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总结分析了相关公共政策的实践构想,辅之以国际经验借鉴,主要有正式的遗产、赠与税和慈善捐赠制度,公共教育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非正式的文化建设政策。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政府的行政权力和非正式权力足以制衡不同子代来自家庭内部资源传递形成的代际权力差异。尽管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了现阶段日益板结的社会阶层,低阶层子代的拾级而上免不了要逆风而行,但我们的公共政策会给予劣势子代顺风向助推,在打造公平竞争的赛道同时,鼓励且辅助子代努力参与竞争,并对因不可抗因素导致无法参与竞争而陷入困境之人伸出援手。具体政策若能实施得当,阻断收入不平等的代际持续性,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的共同发展不无可能。
季芃羽[5]（2021）在《研究生创新团队内部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巨大推动下,我们已然开始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能量正在适应我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时代日益扩大和膨胀,并且作为一种新型的无形资源正在逐步替换土地、资本、劳动力等重要的生产因素,发挥空前所未有的综合生产能力,对于知识管理的深入研究由于我国现代知识经济的进步应运而生。知识共享的目的是推动个体层面的知识经验在组织内部进行传播扩散,从而实现群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高校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组织,研究生创新团队则是一个存在于高校之中,有着相同科研目标以及知识技能互补的人才组成的队伍,具有研究目标特殊性、短时性等基本特征。知识作为研究生创新团队的基本资源,在只有达到充分共享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最大的知识效用,从而为推动科研进步服务。而现实中由于团队内部诸多制约因素的存在,使研究生创新团队内部的知识共享情况还不够理想。所以,在现阶段对于研究生创新团队内部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研究显得非常必要。基于国内外高校相关学科知识资源管理方面的多项相关课题研究成果调研,本研究课题主要特点是通过借鉴之前的相关研究,从高校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角度出发入手,通过研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理论假设、构建了高校研究生教学创新活动小组内部的学科知识管理资源相互共享所可能受到的直接影响三大因素分析模型,同时针对部分高校研究生毕业院校相关学科专业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此外,本研究课题主要特点是综合运用了spss等专业数据分析处理软件,进行问卷检验和综合评估。查阅了整份问卷的数据可靠性和标准信度与问卷有效性,并且问卷采用了高度相关性数据分析和多元化的线性变量回归进行分析,探寻模型中各变量与知识共享意愿及知识共享行为的关系,从而找到以知识共享主体因素为主,影响研究生创新团队内部知识共享行为的主要因素,分别为成员间的信任、对于知识共享行为的个人态度、知识自我效能感和环境因素。本研究最后就以上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对促进研究生创新团队知识共享提出相应对策,丰富了高校知识管理理论,同时也对他人关于创新团队知识共享的研究给予理论支持。
武海霞[6]（2021）在《孟旦对中国哲学的新阐释》文中研究表明美国哲学家孟旦（Donald J.Munro）是一位专注于研究中国哲学的美国哲学家。本论文对孟旦的哲学研究,特别是人性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由于孟旦是一名汉学家,而汉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研究一直以来颇有争议,因此本论文首先讨论了汉学研究策略上的广泛争议的问题:“文化殖民主义”与“异托邦”。所谓文化殖民主义指的是早期的汉学研究普遍以西方文化为研究框架与评价标准,导致汉学研究无法做到真实客观。跨文化研究中的“多元主义”研究策略由于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忽略普遍性而创造出他者文化,导致“中西文化对立说”与“中西文化不可通约说”。本文作者主张,从生成与延续的视角来看,中西相遇其实意味着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因此要秉持一种“合和”与不断的“今说”的研究策略。其次,本论文探讨了孟旦对中国哲学的人性论问题的研究。总体来讲,人性论问题属于传统哲学的“心性论”范围。在他的研究中,孟旦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但准确把握心性问题,同时为中西哲学的对话与交流创造了概念工具。这些概念包括:人性之“自然平等”、“评价之心”、“心灵簇”、“两极性矛盾”等,孟旦还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双领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原则。儒学中“人皆可以为尧舜”中所主张的人性的普遍性被孟旦名之为“自然平等”,不同与西方理性主义所假设的“价值平等”及相关的权利学说,自然平等架构了先天-后天这样的延续性结构,从而要求人性的后天培养环境作为人性发展的一部分。“心之所同然者曰理义也”这样的原典儒学观念被孟旦名之为“评价之心”,“评价之心”概括了儒学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即人对是非对错（理义）的判别能力是天然的,“心”的功能就是对是非的评价。这一观念的提出,准确抓住了古典心性论中“心”的功能,同时为中西文化对话中“评价之心”与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对话打下基础。作为对评价之心研究的延申,本论文探讨了事实与价值问题,认为从人的存在这一事实出发,二者统一于现实存在。“心灵簇”这一概念是孟旦对中国古典哲学中“心”的准确概括。在古典哲学中,“心”的功能是复杂的。“心灵簇”这一概念把握了中国哲学中把知识与情感、事实与价值、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统一起来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在原典儒学中,“心”能统摄知情意这三种互系的功能。现代生物学研究成果支持了“心灵簇”这种整体性思维模式,现代生物学认为对心智的研究必须整体性地研究理性与情感的协作而不是西方理性主义所强调的理性。心灵簇这种整体性思维模式没有在理性、情感等人的心智功能之间截然划分,而是坚持心智功能之间的互动、互系。从根本上来讲,“簇性”一词准确地抓住了中国哲学中把知识、情感、行动等融为一体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为中国哲学中的心智传统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对话提供了思维工具。孟旦在对朱子思想的研究中提出,朱子使用了家、水流、镜子、体、楦物、园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八个意象来体系性地阐释自己的哲学。孟旦认为“家”的意象所昭示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与“水流”意象所代表的人性平等之间是一对两极性矛盾,另一对两极性矛盾是“植物”与“园丁”意象所表示的人性修养过程中的自主性的阶段性成长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意象所表示的外在权威在人性修养中的重要性。本论文认为如果从传统儒学内部去理解,则所谓的“不平等”更多地意味着和而不同,而所谓人的自主性与外在权威之间本来不是矛盾的关系,更多的是内在与外在的互补关系。孟旦在结合儒学与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双领域的功利主义”伦理原则。“双领域”指的是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这两个领域。孟旦认为功利主义所倡导的平等观念适合于公共领域,但是在私人领域,倡导平等主义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的情感总是有所偏向,无法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本论文认为双领域功利主义原则完全割裂了“公共”与“私人”这两个领域,并不符合儒学的“以己推人”的根本伦理原则。最后,在研究孟旦思想及结合现代生物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本论文试图对孟子的人性思想提出新的自然主义的阐释。现代生物学的研究己经证明,人的道德潜能是自然的,与孟子提出的“四端之心”高度契合,人的道德潜能到道德观念的发展是自然的,与孟子提出的“四端之心”到“仁义礼智”的发展是契合的。现代道德学说研究道德运气,与孟子提出的仁政思想有契合之处。这说明孟子的人性思想依然可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准则提供可贵的借鉴价值。
孔少楠[7]（2020）在《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私人诊所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截至2014年,全国私人诊所数量达到149175家,占全国诊所数量的比例超过96%。私人诊所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主要原因是此类诊所可及性好、患者就医方便且就医成本较低。但是,由于私人诊所未被纳入HIS等其他医疗IT系统管理,对私人诊所医生的诊疗行为以及私人诊所的管理一直处于卫生管理研究的边缘。医生的处方行为直接决定了医疗服务质量,因此是非常重要的的医疗服务环节。我国私人诊所的卫生服务市场与公立医院的卫生服务市场不同,很少能够纳入医保报销,因其受到支付方式、医疗服务范围、医生执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医生处方不合理的现象极其常见。普通感冒是人民群众的常见病之一,虽然该病的发病率高且目前尚无特异性药物,但是普通感冒是自限性疾病,通常7天内可自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在普通感冒的治疗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诊疗过程不规范、抗生素不规范使用、中成药不合理使用等。近年来,相关管理部门已经注意陆续出台了各种政策法规和监管措施来严格管理私人诊所的诊疗活动,希冀能够有效提高私人诊所的医疗服务质量,但是由于私人诊所缺乏具体的监管措施和手段,难以像对公立医疗机构那样对私人诊所进行管理。因此,通过对私人诊所医生诊疗行为的分析,探讨影响医生处方行为的因素,有助于政府优化相应的卫生政策,提高私人诊所的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服务及市场有两大特征,一个是不确定性,另一个是信息不对称性。信息不对称会在市场上出现诱导需求。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不能解释真实的经济社会中的一切现象,尤其是医生的种种行为,需要新的理论对此进行解释。麦克圭尔提出了医生利他主义模型,认为医生的效用来自于三方面,分别是净收入、闲暇时间和对患者无效用的诱导。对前人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由于利他主义存在测量难度、田野实验的难度也远远大于实验室实验,因此目前对利他主义和医生诊疗行为之间的研究仍然较少:（1）对于医生利他性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缺乏实证研究的数据支持;（2）目前研究很少聚焦医生利他主义与处方行为、其他医疗行为的关系,以及医生的社会偏好是否保持一致性;（3）医生的社会性利他性仅仅从利他/利己两个角度进行区分,不够细致。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总体目标:采用田野实验的方法,以青岛市私人诊所为例,采用匿名审计的方式对私人诊所医生的诊疗行为进行实验,借助普通感冒观察私人诊所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在医疗情境中的利他水平性别以及医生处方行为关系,探讨医生的社会利他水平对诊疗行为的影响,对现有的私人诊所医疗行为监管措施提出改善建议,促进全面健康水平的提升。本研究的具体目标为:（1）通过对私人诊所医生在普通感冒诊疗过程中的行为进行匿名审计实验,对医生具体的诊疗行为进行量化和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为卫生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优化和制定相关监管政策、优化监管手段提供决策依据。（2）分析不同性别的私人诊所医生在普通感冒疾病的诊疗行为上的差异,探索性别与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3）通过基于社会规范的利他主义实验对医生利他性进行评估,结合医疗情景下的医生利他水平,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与医疗情景下利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本研究的对象为青岛市私人诊所以及诊所中的执业医生。从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正式注册的西医诊所中,随机化抽样选择133家诊所作为本研究对象。通过计量经济学中随机配对的方法,保证了实验过程中私人信息保护问题。实验设计（1）:匿名审计医生诊疗服务行为。本研究面向大学生进行招募,共招募了 36名女性大学生（17组试验人员+2位备份）作为审计人员。在正式实验之前,先对审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和预实验,确保审计员陈述普通感冒症状时能够严格按照拟定的台词进行陈述,并且与医生的沟通过程具有一致性,避免影响实验结果。在实验中,审计员假装是病人,到诊所自述自己的症状（同普通感冒）,记录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离开诊所后填写本研究的“病人评估问卷”。实验设计（2）:通过利他主义实验来观察医生的利他性。在本研究中,调查员扮演成普通感冒病人到私人诊所中就诊,在就诊结束后将预先留有“失主”信息以及其他物品的钱包悄悄放到诊所。我们根据医生是否与“失主”联系以及如何处理钱包中的现金来判断医生在利他主义程度,并将其分为在社会规范方面的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同时与实验（1）中所表现出来的医生行为进行比较,分析三组医生行为差异。同时,在本研究中也分析了医生性别与处方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应用SPSS22.0（中文版）软件、MicrosoftOffice Excel 2007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对于连续性的因变量采用方差分析,并一般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对于分类变量类型的因变量采用卡方检验,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诊所诊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私人诊所中医生在治疗普通感冒时,存在诊疗不规范和用药不规范现象。例如,在问诊过程中,询问患者是否咳嗽或者咳痰的医生比例低于50%,使用听诊器的医生比例不足20%,询问患者是否药物过敏的医生比例不足30%。虽然病人并不需要服用任何药品,但是开具药品的医生比例非常高。其中,开具药品的医生所占比例为88.72%,开具抗生素的医生所占比例为48.87%,开具中成药的医生所占比例为72.93%,开具西药的医生所占的比例为64.66%,为患者开具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的医生比例为70.68%。开具药品的医生比例高,但是提供药事服务的医生比例却不高,例如,告知病人用药方法的医生所占比例为64.66%;告知病人药物副作用的医生所占比例仅为9.02%,告知病人其他注意事项的医生所占比例为78.95%。诊所中存在大量的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现象,48.87%的医生为患者开具了抗生素处方,平均每个医生开抗生素0.49±0.91种。医生所开具的抗生素分为四类,其中,头孢菌素类占比最高,为56.92%,其次是大环内酯类,占比为16.92%,再次为青霉素类,占比为13.85%,最次是喹诺酮类,占比为12.31%。没有医生为患者开具两类或两个以上的抗生素。本研究中,有1位医生为“患者”开具了利巴韦林,占医生总数的0.75%。本研究中,为“患者”开具中成药的医生为97位,占医生总数的72.93%。在本研究中,所有的医生均为西医,在为患者开具感冒类中成药时,实际上是不能够对患者进行“望、闻、听、切”的诊断的,从而不能辩证用药。同时,患者并没有提到心脑血管或者骨科方面的不适,但是部分医生为了患者开具了心脑系统的中成药以及骨科中成药,这属于明显的超范围用药。本研究中针对病人的最优治疗方案中是不需要开药的,但是88.72%的医生都为“患者”开具了药品,平均每位医生开药1.80土0.92种,平均每位医生开药的价格为38.35±25.19元,诊所中诱导需求现象严重。（2）利他主义与医生处方行为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主义实验（“丢钱包”）中,医生表现出了不同的利他性。在133家样本诊所中,有66家诊所打回电话,询问是否有人丢失了钱包,并在实验员的请求下将钱包及钱包内的东西寄回。有1家诊所打回电话,但要求“失主”上门领取钱包。利他主义可以分为自我利他主义（ego-altruism）和纯利他主义（pure-altruism）两种。自我利他主义（ego-altruism）是指个体同时关注自身和他人的利益。纯利他主义（pure-altruism）是指个体仅关注他人的利益。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将38家寄回钱包且将剩余现金也归还的医生作为纯利他组,28家寄回钱包但未归还现金以及1家要求“失主”上门领取钱包的医生（共计29位）作为自我利他组,66家诊所的医生作为利己组。分析结果显示,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在开药总种类、抗生素种类、药品总价格、抗生素药品价格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如下:对于是否开具抗生素,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利己组,利己组的表现由于自我利他组。对于开药总种类数,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492）,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65）。对于抗生素种类数,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6）,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药品总价格,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686）,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对于抗生素药品价格,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164）,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性别与医生处方行为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医生和女性医生处方行为无显着差异。男性医生群体中开药医生占的比例90.91%（60/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药医生的比例86.57%（58/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医生占的比例为50.00%（33/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医生占的比例47.76%（32/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的比例为90.01%（60/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的比例83.58%（56/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中成药的比例为74.24%（49/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中成药的比例76.12%（51/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药总价格的均值为38.55±23.23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药总价格的均值38.72±26.93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的均值为5.55±7.23元,女性医生群体中抗生素类药品的均值6.20±8.05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33.00±22.29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32.52±26.06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中药类药品价格的均值15.88±19.35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15.64±16.75元。（4）利他主义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本研究发现,医生医疗行为中的部分其他医疗行为与社会利他性具有相关性,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在患者就医经历的总体评分和向父母推荐该医生的可能性得分以及诊疗时长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患者在就医经历的总体评分和推荐可能性这两项的得分最能体现患者本次就医感受,我们对三组医生在这两方面得分进行比较,发现:患者在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6.15±1.65分,患者在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5.65±1.63分,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5.06±1.63分。患者对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5.42±2.17分,患者对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4.86±1.62分,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4.34±1.90分。患者在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9.21±3.38分钟,患者在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12±3.45分钟,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27±4.05分钟。（5）性别与医生的其他医疗行为诊疗时长与患者就医满意度以及医生的利他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对男女医生的诊疗时长进行比较,发现:患者在男性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06±3.87分钟,患者在女性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8.63±4.15分钟。对男女医生的诊疗时长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两组医生诊疗时长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研究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在医疗情境中的利他水平性别以及医生处方行为关系,探讨医生的社会利他水平对诊疗行为的影响,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私人诊所医生对于普通感冒的诊疗过程有待规范,例如诊疗流程不规范、抗生素使用不规范、违规使用利巴韦林、引致需求明显等。（2）私人诊所医生的社会利他性与医疗情景下的利他性相关。具有纯粹利他偏好的医生在抗生素的使用、药品种类、药品价格、患者满意度、诊疗时长方面的表现优于具有自我利他偏好和利己偏好的医生。具有自我利他偏好的医生的患者满意度虽然高于具有利己偏好的医生,但是在抗生素的使用、药品种类、药品价格方面的表现劣于具有利己偏好的医生。（3）私人诊所医生的性别与医生的处方行为无关,但与诊疗时长相关,女性医生的诊疗时长长于男性医生。基于本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进一步加强对私人诊所的监督力度,推广使用匿名审计。（2）对现有医疗价格体制进行调整和优化。（3）在私人诊所中也引入商业医疗保险或者社保,通过第三方监督降低居民医疗成本。（4）加强对普通感冒正确治疗方式的培训和教育宣传,减少抗生素使用不规范的现象。（5）提高医生的社会利他性水平,促进患者的健康收益。
茅铭芝[8]（2020）在《家庭培育模式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儿童时期的家庭环境和培育水平决定了个人一生的技能基础,是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Heckman and Mosso,2014）。正如《科尔曼报告》（1966）所强调,解释学生成绩的绝大部分差异是家庭特征而非学校特征。家庭的培育（Parenting）在解释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有利和不利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其人力资本的差距早在入学之前就已经出现;而传统的教育政策无法完全弥补弱势家庭中父母投资不足造成的伤害。不同家庭背景成长起来的儿童,面临着所谓的“命运岔路”,也即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机会不平等。由家庭培育不足导致的弱势群体低度开发的人力资本是一种资源的浪费,长期而言,既影响了个人的社会经济成就,也制约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如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高效地开发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政府和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旨在探讨家庭培育模式在儿童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影响机制。在本文的框架中,父母的培育不仅直接影响孩子的人力资本,还会以社会互动（同伴效应）的形式影响孩子同龄人的发展。具体而言,本文分别考察了来自家庭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家庭陪伴模式差异,以及家庭养育方式（Parenting style）差异的影响。研究既实证检验了这三种培育模式是如何影响并塑造儿童的人力资本,理解弱势家庭存在的培育缺陷;还进一步探讨了因家庭培育差异导致的班级中学生能力组成的变异是如何影响学生的人力资本形成与发展。本文的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第一,通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学校抽样调查数据CEPS,发现家庭早期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儿童在中学阶段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通过将样本限制在遵循随机分配规则的学校以克服学校数据中常见的自选择问题,进一步发现了早期投资存在同伴效应,也即班级中参加过学前教育的学生比例的提高会改善全班同学的人力资本。相较于城市中产热衷于“推娃”的教育竞争,社会上依然存在一些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的学生（本研究样本中将近20%）。研究表明,缺乏学前教育的经历不利于儿童的长期发展;但班级中存在的高能力（接受过学前教育）学生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和促进那些缺乏早期投资的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也即证实了“近朱者赤”效应。第二,通过分析CEPS和CFPS等微观数据,并采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导致的陪伴缺失会对学生的教育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本研究并未发现存在显着的陪伴缺失儿童的同伴效应,也即班级中父母陪伴缺失儿童的占比提高不会显着影响其他学生的教育发展。研究表明,相较于那些与父母同住的学生,陪伴缺失儿童的认知测试分和考试成绩表现得更差,其教育期望也显着下降。通过区分陪伴模式,发现母亲的陪伴缺失会对儿童造成显着的负面效应。更进一步,研究尝试解答为何陪伴缺失这一会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没有在班级层面产生“近墨者黑”的同伴效应。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陪伴缺失的儿童在班级中被孤立,因而缺乏与同龄人产生互动,这一视角也反映出这类弱势儿童所处的困难境遇。第三,利用CEPS微观数据,结合发展心理学,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将家庭养育方式（Parenting style）分为四类（权威型、专断型、放任型和消极型）,实证考察了养育方式是如何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研究发现,养育方式可以通过影响儿童的学习行为和信念偏好来促进其人力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有关家庭养育方式的同伴效应则体现出“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班级中接受最佳养育方式的学生比例的提升,会显着提高其他学生的认知技能,但是也会对其他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研究从家长互动的视角对这种同伴压力进行了解释。本文实证检验了家庭培育模式是如何以直接效应和同伴效应的方式影响着儿童的人力资本形成,并进一步探讨了潜在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弱势家庭的培育缺陷,在本研究中表现为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父母的陪伴缺失,以及不利于发展的养育方式,都会对儿童的人力资本形成产生负面影响。当前人力资本投资中主要探讨了家庭投资的直接作用,本文则进一步探讨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同伴效应,发现了由家庭培育模式差异导致的班级中学生能力组成的差异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同伴效应（具体表现为“近朱者赤,近墨者未必黑以及同伴压力”）。这些培育模式差异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当下可能长期存在,成为较长时期阻碍社会流动的潜在威胁。本研究认为,尽管政府和社会无法让孩子选择父母,但是却可以尝试改善或解决弱势家庭在发展子女人力资本方面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缺陷等问题。从长远的角度,帮扶弱势群体有利于提高全民的人力资本,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基于儿童所处成长的不同阶段,本文认为政策的着力点可以归纳为两类。首先,针对成长于弱势家庭而面临着养育缺陷的学龄前儿童,政府应该重视其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缩小养育差距背后的机会不平等。早期投资既可以是直接对弱势儿童进行干预,也可以是对处于弱势境遇的家庭及其家庭环境进行投资,例如指导父母如何科学养育孩子。其次,针对已经处于学龄期（指义务教育阶段）的那些经历过早期抚养劣势或正处于不利养育环境的儿童,公共教育政策可以着力在如何分配学生在班级中的组成,发挥同伴效应中积极的一面,以促进不同背景的学生共同积累人力资本。
金辉,许云[9]（2020）在《雇员何以为企业“在线发声”?——个体动机视角下雇员在线口碑推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移动社交网络频现雇员主动传播自身企业积极信息的在线口碑推荐行为。相较顾客在线口碑推荐的丰硕研究,雇员在线口碑推荐却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故其生成机理尚不明晰。立足个体动机视角,运用期望-价值动机理论和理性行为理论,剖析了自我提升动机、利他主义动机、帮助企业动机和社会交往动机对雇员在线口碑推荐行为的影响机理。对305份江苏互联网企业雇员的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自我提升动机、利他主义动机、帮助企业动机和社会交往动机均对雇员在线口碑推荐意愿具有正向作用;雇员在线口碑推荐意愿积极促进雇员在线口碑推荐行为,且在四种动机与雇员在线口碑推荐行为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罗晓芃[10]（2020）在《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员工价值创造驱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社交媒体作为便捷高效的知识管理与沟通管理工具,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企业组织中,为企业的组织知识积累、产品研发创新和经营运作管理创造了重要价值。这一价值不仅来源于员工在企业社交媒体上创造的知识,也来源于员工通过企业社交媒体构建的社交网络。持续使用企业社交媒体是实现和获得员工创造价值的前提。为吸引和鼓励员工持续使用企业社交媒体,企业往往引入激励措施以驱动员工参与企业社交媒体的沟通互动。由于激励措施对企业社交媒体上员工行为的影响较为复杂,激励措施的作用效果在以往研究中仍然存在争议。诸多研究认为企业总是预期员工能够为了获得奖励而完成企业设定的任务,因此激励机制能够提升员工参与企业社交媒体的积极性。但也有研究提出不当的激励措施可能激发外在动机而削弱了内在动机的影响,而短期内起作用的激励措施在长期中发生的驱动机制失效甚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总结以往研究,激励措施对企业社交媒体上员工行为的驱动机制仍然不清晰,且鲜少有研究从长期时间进程角度对激励措施实施后的持续性使用行为进行探索。为了厘清激励措施对企业社交媒体上员工价值创造的驱动机制,本研究从两个维度聚焦激励措施对企业社交媒体上员工价值创造的驱动机制问题:其一是价值类别维度,即聚焦将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员工价值创造分为员工知识创造与社交网络构建两个价值类别,并分别针对两类价值研究激励措施的驱动作用;其二是时间进程维度,即不仅关注短期中激励措施对员工价值创造的当期影响,也考虑长期中激励措施对员工价值创造的续期影响。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某大型通信企业的企业博客及其激励措施,采用计量经济学、静态与动态的社交网络分析与机器学习建模及解读算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短期和长期的时间维度,深入研究在使用企业社交媒体的过程中,激励措施对员工知识创造与社交网络构建两方面进行价值创造的驱动机制,并在理解整体机理的基础上,对驱动机制失效现象进行识别和预测。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短期来看,激励措施对员工基于企业社交媒体进行知识创造具有正向的驱动作用,且进一步发现上述驱动作用的机制过程是内在动机中介外在动机与员工知识创造之间理论关系的“外在动机-内在动机-员工知识创造”过程。本研究首先基于刺激-机体-响应理论框架、自我决定理论以及社会联系理论构建研究框架;随后采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文本分析,得到基于主题和质量进行分类的高质量工作相关知识、低质量工作相关知识、高质量非工作相关知识和低质量非工作相关知识等不同类型的员工知识;接着通过双重差分法、广义精确匹配、中介效应检验以及多项稳健性检验技术,探究激励措施激发的外在动机与不同类型员工知识之间的理论关系,并引入内在动机中的自我效能与利他主义,对内在动机在前述外在动机与员工知识创造之间的理论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激励措施对低质量工作相关博文有显着正向影响;（2）激励措施对高质量和低质量的非工作相关博文都有显着负向影响,从而员工更多的知识创造精力将被用于创造工作相关知识,也为企业知识管理带来了价值;（3）自我效能和利他主义的内在动机在激励措施激发的外在动机与低质量工作相关博文的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4）自我效能和利他主义的内在动机在激励措施激发的外在动机与高质量及低质量非工作相关博文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第二,短期来看,激励措施对员工基于企业社交媒体进行社交网络构建具有正向的驱动作用,但激励措施作用下的社交网络构建囿于企业中分明的层级架构,更多地体现出层级性的割裂,而非跨越部门、层级的沟通。本研究首先采用静态的社交网络分析方法,对基于企业社交媒体构建的企业社交网络进行节点数、连边数、节点度、平均路径长度、网络直径、聚集系数等指标结构特性分析,并对比分析激励措施实施前后的网络结构变化,从较为宏观全局的角度了解激励措施实施对员工社会网络构建方面的价值创造驱动效果。基于网络闭包理论,本研究分别考虑了网络结构效应中的互惠效应、传递效应,以及属性效应中的相似效应、自我效应与流行效应,并采用动态的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基于时序网络截面进行动态演化建模,刻画社会网络结构的内在演化规律,从更为细粒度的个体角度分析激励措施对社会网络构建方面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激励措施实施后,社交网络中的节点数和连边关系显着增加,社交网络演化速度明显加快,表明激励措施对鼓励员工参与企业社交媒体并进行积极互动产生了正面影响;（2）社交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网络直径和聚集系数在激励前后的差异较小,表明网络中节点间的相互联系可能并没有由于激励措施的实施而变得更加紧密;（3）网络结构效应中的互惠效应对社交网络演化有正向驱动作用,但传递效应与三角效应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的影响,表明社交网络的演化具有层级性,并非完全平等;（4）对于性别、年龄、职级、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以及编制情况等员工属性,属性效应中的相似效应、自我效应与流行效应对社交网络演化有不同程度的驱动作用,但总体呈现出员工在建立新的连接关系时更多的局限在与自己熟悉的,员工属性各方面水平与自己相似的员工之间,跨层级、跨部门和多样化的社交网络构建趋势没有出现,反而表现出相似群体间“抱团”,相异群体间则“割裂”的现象。第三,长期来看,激励措施对员工基于企业社交媒体进行价值创造的驱动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失效,历史异常博文发布行为可以作为预判未来驱动机制失效程度的先行指标,且基于极端梯度提升决策树算法的机器学习模型对企业社交媒体用户异常行为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本研究首先定义了在该研究情境下的企业社交媒体用户在驱动机制失效后的异常行为即为在企业博客中发布异常博文;随后采用极端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和支持向量机模型对异常博文的分类预测任务进行建模,并比较模型预测结果的准确度,从而获得最优的异常博文识别预测模型;最后,针对预测结果进行SHAP值分解与解释,发现历史异常博文发布行为可以作为预判未来驱动机制失效程度的先行指标,从而便于决策者更合理地对驱动机制失效现象进行识别与预测。研究表明:（1）异常行为的出现频率在激励措施实施后的半年之后显着攀升,且继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这一观察表明激励措施实施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效;（2）基于极端梯度提升决策树算法的机器学习模型对企业社交媒体用户异常行为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3）当期博文发布前6个月和前3个月的异常博文数量,以及前6个月和前3个月的正常博文数量,是重要性最高的四个特征,因此可以通过重点观察上述特征,对未来的企业社交媒体用户异常行为进行识别和预测。通过对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员工价值创造驱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本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是基于刺激-机体-响应理论框架,发现了激励措施对企业社交媒体员工知识创造的不均衡效应:激励措施对低质量工作相关博文有显着正向影响;激励措施对非工作相关博文有显着负向影响。本研究在以往研究中经典的工作相关与非工作相关的内容分类基础上,创新性地将质量维度的知识内容分类引入企业社交媒体生成内容的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激励措施的驱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加低质量工作相关知识的创造,并减少高质量和低质量的非工作相关知识的产出。在激励措施在激发外在动机并对员工知识创造产生上述积极影响的过程中,知识创造的成果所带来的积极情绪激发了自我效能和利他主义的内在动机,内在动机又进一步驱动员工进行知识创造。相比非工作相关知识,创造需要高度自主和复杂技能的工作相关知识更依赖于内在动机的水平,因此内在动机完全中介了外在动机与低质量工作相关知识的创造,部分中介了外在动机与高、低质量非工作相关知识的创造。第二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与网络闭包理论,发现了激励措施对企业员工社交网络结构演化的不均衡效应:激励措施对鼓励员工参与企业社交媒体并进行积极互动产生了正面影响;但网络中节点间的相互联系并没有由于激励措施的实施而变得更加紧密。本研究创新性地采用了静态的社交网络结构特性分析与动态的社交网络演化建模相结合的研究范式,首先计算企业社交网络中的节点数、连边数、节点度、平均路径长度、网络直径、聚集系数等结构指标,发现社交网络中互动的节点数和连边数都显着增加,随后基于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的动态网络演化建模对员工建立社交关系的决策行为及方向进行参数估计,发现激励措施对社交网络演化具有正向影响,但员工在建立新的连接关系时,更多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这一发现揭示了激励措施在社交网络构建方面的真正作用,帮助企业在设计激励措施时对作用效果形成合理预期并作出及时干预。第三是采用计量经济学、机器学习建模及解读算法等研究方法,发现激励措施的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效;历史异常博文发布行为可以作为预判未来驱动机制失效程度的先行指标。本研究创新性地研究激励措施采纳后对驱动员工价值创造的续期影响,以员工发布异常博文的异常行为作为驱动机制失效的标志,研究发现激励措施的驱动机制会在激励措施采纳6个月后发生失效现象,但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可以识别和预判激励措施的驱动机制失效现象,而历史异常博文发布行为则可以作为未来预判和识别驱动机制失效程度的先行指标。上述结论能够帮助企业考虑在企业社交媒体中引入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块,从而帮助企业更高效地通过使用企业社交媒体驱动员工进行价值创造。
二、利他主义行为发展的理论研究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利他主义行为发展的理论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学生慈善公益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以云南省昆明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
| 一、国外现状研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计划行为理论 |
| 三、社会交换理论 |
| 四、温情效应与共情反应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问卷总体情况 |
| 第二节 研究工具 |
| 一、因变量 |
| 二、自变量 |
| 三、控制变量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第一节 信度效度检验 |
| 一、信度检验 |
| 二、效度检验 |
|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 |
| 一、慈善认知总体描述 |
| 二、公益慈善行为总体描述 |
| 第三节 研究变量相关性分析 |
| 第四节 公益慈善行为意愿的差异分析 |
| 一、性别对公益慈善行为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
| 二、年级对公益慈善行为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
| 三、是否加入公益类社团或学生组织对公益慈善行为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
| 四、月生活费对公益慈善行为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
| 五、政治面貌对公益慈善行为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
| 六、户口类型对公益慈善行为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
| 七、网络使用时间对公益慈善行为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
| 第五节 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关于问卷可靠性分析 |
| 二、关于云南省昆明市大学生慈善行为的整体评价 |
| 三、关于单因素方差分析 |
| 四、关于多元回归分析 |
| 第二节 促进和引导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的对策建议 |
| 一、増强大学生公益慈善的价值认同 |
| 二、打破传统公益慈善观念,拓展大学生参与公益慈善的渠道 |
| 三、增加大学生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积极的情感体验 |
| 四、培养大学生个人的利他主义倾向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大学生公益慈善行为研究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本人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2）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重购行为 |
| 2.1.1 绿色重购行为与意向的概念界定 |
| 2.1.2 绿色重购行为的相关理论 |
| 2.1.3 绿色重购行为的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1.4 小结 |
| 2.2 企业反馈 |
| 2.2.1 企业反馈的内涵 |
| 2.2.2 企业反馈的理论阐述 |
| 2.2.3 企业反馈的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2.4 小结 |
| 第3章 研究一:购后价值反馈与绿色重购行为 |
| 3.1 问题提出与研究目的 |
| 3.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3.2.1 购后价值反馈 |
| 3.2.2 温情感 |
| 3.2.3 反馈时机 |
| 3.3 假设推演 |
| 3.3.1 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促进作用 |
| 3.3.2 温情感的中介作用 |
| 3.3.3 反馈时机的调节作用 |
| 3.3.4 研究模型一 |
| 3.4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3.4.1 前测 |
| 3.4.2 实验1: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3.4.3 实验2:温情感的中介作用 |
| 3.4.4 实验3:反馈时机的调节作用 |
| 3.4.5 研究一结果讨论 |
| 第4章 研究二: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与绿色重购行为 |
| 4.1 问题提出与研究目的 |
| 4.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4.2.1 比较反馈 |
| 4.2.2 关系强度 |
| 4.2.3 印象管理动机 |
| 4.2.4 反馈情境 |
| 4.3 假设推演 |
| 4.3.1 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交互作用 |
| 4.3.2 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作用 |
| 4.3.3 反馈情境的调节作用 |
| 4.3.4 研究模型二 |
| 4.4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4.4.1 实验4: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的交互作用 |
| 4.4.2 实验5: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作用 |
| 4.4.3 实验6:反馈情境的调节作用 |
| 4.4.4 研究二结果讨论 |
| 第5章 结论与讨论 |
| 5.1 主要结论 |
| 5.1.1 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5.1.2 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5.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 5.2.1 理论贡献 |
| 5.2.2 管理启示 |
| 5.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5.3.1 研究局限 |
| 5.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个人网络慈善捐赠动机与激励对策研究 ——基于合肥市青年群体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慈善 |
| 2.1.2 网络慈善捐赠 |
| 2.1.3 捐赠动机 |
| 2.1.4 激励 |
| 2.1.5 青年群体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动机理论 |
| 2.2.2 综合激励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网络慈善发展现状 |
| 2.3.2 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研究 |
| 2.3.3 个人慈善捐赠动机研究 |
| 2.3.4 个人慈善捐赠动机影响因素研究 |
| 2.3.5 个人慈善激励因素研究 |
| 2.3.6 研究述评 |
| 第3章 个人网络慈善捐赠动机实证研究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量表设计 |
| 3.1.2 研究模型的构建 |
| 3.1.3 假设提出 |
| 3.2 数据分析 |
| 3.2.1 问卷前测 |
| 3.2.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3.2.3 人口统计学因素对动机因素的差异性分析 |
| 3.2.4 关系验证 |
| 3.3 讨论 |
| 3.4 研究结论 |
| 第4章 个人网络捐赠动机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 4.1 个人网络捐赠动机存在的问题 |
| 4.1.1 网络捐赠利他主义意识淡薄,利己主义强 |
| 4.1.2 慈善领域政策普及度低且缺乏可操作性 |
| 4.1.3 网络慈善平台缺乏监管,反馈机制不健全 |
| 4.2 原因分析 |
| 4.2.1 感恩教育缺失,人际信任度不足 |
| 4.2.2 法律法规机制不健全 |
| 4.2.3 政府行政色彩浓厚且缺乏有效监管 |
| 第5章 个人网络慈善捐赠动机激励对策的建议 |
| 5.1 个人内部激励对策 |
| 5.1.1 提升个体慈善意识 |
| 5.1.2 培育个体慈善情感和信仰 |
| 5.1.3 转变个人慈善参与动机 |
| 5.1.4 提升个体自我效能感 |
| 5.2 个人网络慈善捐赠外在动机激励对策 |
| 5.2.1 营造慈善文化环境 |
| 5.2.2 加强慈善组织自身管理,提升组织服务质量 |
| 5.2.3 完善政府相关政策和监督管理机制 |
| 5.2.4 加强社会工作在激励个人网络慈善捐赠动机中所发挥的作用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反思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致谢 |
（4）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机制与公共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收入不平等居高不下,阶层分化明显 |
| 1.1.2 代际传递现象日趋严重,难以阻断 |
| 1.1.3 公共政策乏力,须寻创新范式剖析内在机理 |
| 1.2 研究意义及主要贡献 |
| 1.2.1 从特征层面到资源层面的代际传递机制深探 |
| 1.2.2 丰富代际传递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的交叉研究 |
| 1.2.3 利用政府权力制衡家庭代际权力的公共政策剖析 |
| 1.3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收入不平等相关理论回顾 |
| 2.1.1 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 |
| 2.1.2 公平与效率理论的研究 |
| 2.1.3 收入不平等的事实提炼 |
| 2.2 代际传递理论发展回顾 |
| 2.2.1 国内外代际传递理论研究 |
| 2.2.2 代际弹性研究及测度结论对比 |
| 2.2.3 代际传递机制的研究述评 |
| 2.3 公共政策可控的四个代际传递路径研究综述 |
| 2.3.1 财富代际传递研究:以物质资源为客体 |
| 2.3.2 教育代际传递研究:以教育资源为客体 |
| 2.3.3 职业代际传递研究:以社会资源为客体 |
| 2.3.4 行为代际传递研究:以文化资源为客体 |
| 第3章 财富代际传递、收入不平等与财税政策 |
| 3.1 财富转移形式分解:内部继承和外部捐赠 |
| 3.2 财富代际传递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2.1 财富代际传递的个体行为分析 |
| 3.2.2 模型A:只做出亲代遗赠行为 |
| 3.2.3 模型B:同时做出亲代遗赠和社会捐赠行为 |
| 3.3 均衡解及收入演变分析 |
| 3.3.1 生产部门利润最大化分析 |
| 3.3.2 政府的预算平衡 |
| 3.3.3 宏观经济体的稳态均衡 |
| 3.3.4 微观层面的收入差距演变 |
| 3.3.5 宏观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演变 |
| 3.4 不同财税政策选择下的数值模拟 |
| 3.4.1 关于边际倾向变化的两模型对比模拟 |
| 3.4.2 关于资本存量水平的两模型对比模拟 |
| 3.4.3 关于微观家庭收入演变的两模型对比模拟 |
| 3.4.4 关于宏观总体收入不平等演变的两模型对比模拟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教育代际传递、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教育政策 |
| 4.1 教育资源分解:公共投入与私人投入 |
| 4.2 代际传递机制下的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分析 |
| 4.3 教育代际传递的数理模型构建 |
| 4.3.1 家庭部门 |
| 4.3.2 生产部门 |
| 4.3.3 市场出清条件与动态演化 |
| 4.4 均衡求解及理论分析 |
| 4.4.1 均衡解探讨 |
| 4.4.2 公共教育政策影响私人教育投资的理论分析 |
| 4.4.3 公共教育政策影响个体教育水平和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 |
| 4.4.4 公共教育政策影响总体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分析 |
| 4.5 不同公共教育政策选择下的数值模拟 |
| 4.5.1 参数校准和基础数据的选取 |
| 4.5.2 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随公共政策变化的模拟分析 |
| 4.5.3 收入水平及不平等随公共政策变化的模拟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职业代际传递、收入不平等与劳动力市场政策 |
| 5.1 职业代际传递本质:一个简化的博弈模型阐述 |
| 5.2 搜索匹配关系:一个引入父代社会资源的描述 |
| 5.2.1 父辈动用社会关系网络的微观场景 |
| 5.2.2 搜索匹配关系下的就业机会获得 |
| 5.3 职业选择的博弈模型构建及均衡解分析 |
| 5.3.1 基本假设与博弈模型构建 |
| 5.3.2 博弈模型求解及复制子动态系统分析 |
| 5.3.3 ESS对应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条件分析 |
| 5.4 不同劳动力市场政策设定下的收入分布及数值模拟 |
| 5.4.1 保守型劳动力市场政策下的收入分布 |
| 5.4.2 温和型劳动力市场政策下的收入分布 |
| 5.4.3 激进型劳动力市场政策下的收入分布 |
| 5.4.4 合意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模拟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行为代际传递、收入不平等与文化建设政策 |
| 6.1 行为代际传递的经济学诠释 |
| 6.2 文化资源在代际行为养成中的作用——以贫困代际传递为例 |
| 6.3 行为选择的博弈模型构建及均衡解分析 |
| 6.3.1 基本假设与博弈模型构建 |
| 6.3.2 博弈模型求解及复制子动态系统分析 |
| 6.3.3 ESS对应的文化建设政策条件分析 |
| 6.4 不同文化建设政策选择下的数值模拟 |
| 6.4.1 不利政策参数下的家庭行为演化数值模拟分析 |
| 6.4.2 中性政策参数下的家庭行为演化数值模拟分析 |
| 6.4.3 有利政策参数下的家庭行为演化数值模拟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改善不平等代际传递的公共政策思考 |
| 7.1 遗产税、赠与税和慈善捐赠制度思考 |
| 7.2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政策思考 |
| 7.3 服务型劳动力市场政策思考 |
| 7.4 积极向上的文化建设政策思考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研究生创新团队内部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
| 2.1 创新团队的相关概念 |
| 2.1.1 创新团队的内涵 |
| 2.1.2 研究生创新团队的特征 |
| 2.2 知识共享的相关概述 |
| 2.2.1 知识共享的内涵 |
| 2.2.2 SECI理论模型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社会交换理论 |
| 2.3.2 社会学习理论 |
| 2.3.3 理性行为理论 |
| 第三章 研究生创新团队内部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设计 |
| 3.1 研究生创新团队内部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相关变量的界定 |
| 3.1.1 主体视角 |
| 3.1.2 客体视角 |
| 3.1.3 群体环境视角 |
| 3.2 研究生创新团队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
| 3.2.1 设计思路 |
| 3.2.2 模型构建 |
| 3.3 研究生创新团队内部知识共享影响因素定义 |
| 3.3.1 知识共享意愿及行为的操作性定义 |
| 3.3.2 自变量的操作性定义 |
| 3.3.3 控制变量设定 |
| 第四章 实证调研与分析 |
| 4.1 问卷编制 |
| 4.1.1 问卷设计 |
| 4.1.2 问卷发放与数据收集 |
| 4.2 统计方法 |
| 4.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2 信度分析 |
| 4.2.3 效度分析 |
| 4.2.4 相关分析 |
| 4.2.5 回归分析 |
| 4.3 样本构成统计 |
| 4.4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1 自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 4.4.2 中介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 4.4.3 因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 4.5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4.5.1 信度检验 |
| 4.5.2 效度检验 |
| 4.6 相关分析 |
| 4.6.1 自变量与知识共享意愿的相关性分析 |
| 4.6.2 自变量与知识共享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
| 4.7 回归分析 |
| 4.7.1 自变量对知识共享意愿的回归分析 |
| 4.7.2 自变量对知识共享行为频率的回归分析 |
| 4.7.3 知识共享意愿对知识共享行为的线性回归 |
| 4.7.4 知识共享意愿的中介效应检验 |
| 4.8 控制变量的分层回归分析 |
| 4.8.1 知识结构相似度 |
| 4.8.2 知识隐晦度 |
| 4.9 分析结果总结 |
| 4.9.1 知识共享行为高权重自变量讨论 |
| 4.9.2 知识共享行为低权重自变量讨论 |
| 4.9.3 控制变量讨论 |
| 第五章 促进研究生创新团队知识共享建议 |
| 5.1 成员主体层面 |
| 5.1.1 重视团队成员自我效能感提升 |
| 5.1.2 建立团队内部信任关系 |
| 5.1.3 弘扬知识共享观念 |
| 5.2 团队建设层面 |
| 5.2.1 营造知识共享氛围 |
| 5.2.2 完善知识共享激励机制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孟旦对中国哲学的新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孟旦的个人经历及主要研究 |
| 1.1.1. 孟旦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研究 |
| 1.1.2. 皇家求知方式: 延续至20世纪的“皇家”求知论 |
| 1.1.3. 孟旦的跨学科研究 |
| 1.2 对孟旦的相关研究 |
| 1.3 美国汉学与中国学 |
| 1.4 对汉学跨文化研究策略的批判与反思 |
| 1.5 汉学研究的阐释策略:“和合”与“今说” |
| 1.6 选题意义研究方法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孟旦对先秦人性论核心观念的研究 |
| 2.1 儒家人性论中的“自然平等” |
| 2.2 儒家人性论中的“天人”观念 |
| 2.3 儒家人性论中的“评价之心” |
| 2.4 儒家人性论与精英制 |
| 2.5 道家的人的观念 |
| 2.6 人性观念与教育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孟旦对朱熹人性论中八种意象的创新性研究 |
| 3.1. 朱子论人性中使用的八种意象及两极性 |
| 3.1.1 “家”与“水流”:有序的等级制与平等之间的二极对立 |
| 3.1.2 镜与体:心物的联结 |
| 3.1.3 植物与园丁:成己与利他 |
| 3.1.4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道心与人心 |
| 3.2 现代生物学视角下再论仁爱与博爱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孟旦研究中国哲学中“心”的观念的新视野 |
| 4.1 整体性思维模式: 心灵簇 |
| 4.1.1 心灵簇思维模式与事实与价值问题 |
| 4.2 事实与价值: 分离还是合一 |
| 4.3 心灵簇的现代生物学的支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孟旦哲学研究的“生物学”转向 |
| 5.1 生物学视角下的儒学伦理准则 |
| 5.1.1 儒学人性论概述 |
| 5.1.2 儒学人性论与现代生物学的契合之处 |
| 5.2 孟旦提出“双领域功利主义” |
| 5.3 社会生物学:伦理学的生物学转向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孟旦哲学视域下的孟子人性论阐释 |
| 6.1 “四端之心”: 自然的道德潜能 |
| 6.2 人性的自然发展: 从自然的道德潜能到道德观念 |
| 6.3 控制道德运气: 创造自然的道德潜能发展的条件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诊所发展现状分析 |
| 1.1.2医生处方行为现状分析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利他与医生行为 |
| 1.2.2 性别与医生行为 |
| 1.2.3 博弈论视角下的医患关系 |
| 1.3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论文的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 |
| 2.2 医生行为模型 |
| 2.3 社会偏好与行为博弈论 |
| 2.3.1 人的社会偏好 |
| 2.3.2 社会偏好的微观结构 |
| 2.3.3 利他偏好下的行为博弈论 |
| 2.4 利他行为的测量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献综述 |
| 3.1 利他主义及其基础 |
| 3.1.1 利他的生物学基础 |
| 3.1.2 利他的神经经济学基础 |
| 3.1.3 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
| 3.1.4 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 |
| 3.2 医生及其行为 |
| 3.2.1 医生与医学中的利他行为 |
| 3.2.2 医护人员的性别及诊疗行为 |
| 3.2.3 不合理的处方行为 |
| 3.3 利他主义与行为博弈论 |
| 3.3.1 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 |
| 3.3.2 行为博弈论 |
| 3.4 关于利他主义的田野实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验原理、实验设计与分析方法 |
| 4.1 实验原理 |
| 4.1.1 关于实验经济学 |
| 4.1.2 田野实验 |
| 4.1.3 审计实验及其在卫生领域的应用 |
| 4.2 实验设计和分析方法 |
| 4.2.1 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
| 4.2.2 伦理学问题 |
| 4.2.3 实验设计 |
| 4.2.4 质量控制 |
| 4.2.5 数据分析方法 |
| 第五章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5.1 一般性结果 |
| 5.1.1 样本诊所的基本情况 |
| 5.1.2 样本诊所医生的基本情况 |
| 5.1.3 利他主义实验的基本情况 |
| 5.1.4 审计实验中医生诊疗行为的基本情况 |
| 5.2 利他性、性别与医生医疗行为关系的分析结果 |
| 5.2.1 利他性与医生处方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2.2 性别与医生处方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2.3 利他性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关系分析 |
| 5.2.4 性别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3 定性分析 |
| 5.3.1 关于普通感冒的处方行为 |
| 5.3.2 关于就医体验等其他医疗行为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6.1 方法学的讨论 |
| 6.1.1 田野实验在医疗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
| 6.1.2 匿名审计实验数据具有高可靠性 |
| 6.1.3 数据质量保证 |
| 6.1.4 数据分析方法 |
| 6.1.5 实验细节的设计 |
| 6.2 实验结果的讨论 |
| 6.2.1 诊所诊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利他主义与医生行为 |
| 6.2.3 性别与医生行为 |
| 6.3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3.1 结论 |
| 6.3.2 政策建议 |
| 6.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6.4.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6.4.2 本研究的不足 |
| 附件1 病人评估问卷 |
| 附件2 病人台词 |
| 附件3 接线员台词 |
| 附件4 准考证 |
| 附件5 学生名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家庭培育模式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与变量介绍 |
| 1.3.1 培育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
| 1.3.2 技能形成技术与人力资本形成技术 |
| 1.3.3 认知技能与非认知技能 |
| 1.3.4 养育方式(Parenting styles) |
| 1.3.5 溢出效应与同群效应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 |
| 1.6 研究的可能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1.1 人力资本形成的新特征 |
| 2.1.2 认知技能与智商测试 |
| 2.1.3 非认知技能及其测量 |
| 2.1.4 人力资本形成的技术 |
| 2.1.5 人力资本的影响分析 |
| 2.2 人力资本形成的经验分析 |
| 2.2.1 生命周期的早期影响 |
| 2.2.2 家庭投资与儿童发展 |
| 2.2.3 家庭养育方式与儿童发展 |
| 2.3 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同伴效应 |
| 2.3.1 同伴效应的模型设定 |
| 2.3.2 同伴效应的识别策略 |
| 2.3.3 同伴效应的经验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3 基于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模型 |
| 3.1 多阶段人力资本生产函数 |
| 3.1.1 多维人力资本 |
| 3.1.2 人力资本形成技术 |
| 3.2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模型 |
| 3.3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模型的拓展 |
| 3.3.1 家庭早期投资差异 |
| 3.3.2 家庭陪伴模式差异 |
| 3.3.3 家庭养育方式选择 |
| 3.3.4 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同伴效应 |
| 3.4 家庭培育模式差异的形成原因分析 |
| 3.5 小结 |
| 4 家庭早期投资差异的直接和溢出效应分析 |
| 4.1 数据和变量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因变量 |
| 4.1.3 自变量 |
| 4.2 模型设定与识别策略 |
| 4.3 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经验分析 |
| 4.3.1 基线估计结果 |
| 4.3.2 稳健性检验 |
| 4.3.3 异质性分析 |
| 4.4 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家庭陪伴模式差异的直接和溢出效应分析 |
| 5.1 父母陪伴缺失现状的制度背景 |
| 5.2 数据、变量与识别策略 |
| 5.2.1 数据与变量 |
| 5.2.2 识别策略 |
| 5.3 家庭陪伴模式对儿童教育发展的经验分析 |
| 5.3.1 OLS估计结果 |
| 5.3.2 IV估计结果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3.4 潜在机制分析 |
| 5.4 家庭陪伴模式差异的中长期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6 家庭养育方式的直接和溢出效应分析 |
| 6.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 |
| 6.2 养育方式的识别与分类 |
| 6.3 养育方式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3.1 基线估计结果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家庭养育方式的潜在机制分析 |
| 6.4 养育方式的溢出效应分析 |
| 6.4.1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
| 6.4.2 识别策略:线性均值模型 |
| 6.4.3 基线估计结果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4.5 潜在机制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小结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9）雇员何以为企业“在线发声”?——个体动机视角下雇员在线口碑推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 (一)雇员在线口碑推荐及其动机的界定 |
| 1.自我提升动机。 |
| 2.利他主义动机。 |
| 3.帮助企业动机。 |
| 4.社会交往动机。 |
| (二)基础理论 |
| 三、研究假设 |
| (一)自我提升动机与雇员在线口碑推荐意愿 |
| (二)利他主义动机与雇员在线口碑推荐意愿 |
| (三)帮助企业动机与雇员在线口碑推荐意愿 |
| (四)社会交往动机与雇员在线口碑推荐意愿 |
| (五)雇员在线口碑推荐意愿与雇员在线口碑推荐行为 |
| (六)雇员在线口碑推荐意愿的中介效应 |
| 四、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
| (一)量表设计 |
| (二)数据收集 |
| (三)数据质量分析 |
| (四)假设检验分析 |
| 五、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实践启示 |
（10）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员工价值创造驱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问题 |
| 1.2.3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内容与章节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企业社交媒体 |
| 2.1.2 员工价值创造 |
| 2.1.3 驱动机制 |
|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2.1 企业社交媒体与员工知识创造 |
| 2.2.2 企业社交媒体与社交网络构建 |
| 2.2.3 企业社交媒体与驱动机制 |
| 2.3 文献述评与研究空间 |
| 2.3.1 文献述评 |
| 2.3.2 研究空间 |
| 第三章 激励措施对企业社交媒体员工知识创造的驱动机制研究 |
| 3.1 理论回顾 |
| 3.1.1 刺激-机体-响应理论 |
| 3.1.2 自我决定理论 |
| 3.1.3 社会联系理论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外在动机与不同知识类型的关系 |
| 3.2.2 内在动机的中介作用 |
| 3.2.3 理论模型 |
| 3.3 研究数据 |
| 3.3.1 研究背景 |
| 3.3.2 研究数据 |
| 3.4 研究方法 |
| 3.4.1 双重差分法 |
| 3.4.2 广义精确匹配 |
| 3.4.3 支持向量机 |
| 3.4.4 朴素贝叶斯 |
| 3.5 实证模型 |
| 3.5.1 被解释变量的测量 |
| 3.5.2 解释变量的测量 |
| 3.5.3 模型构建 |
| 3.6 研究结果 |
| 3.6.1 描述性统计 |
| 3.6.2 相关性分析 |
| 3.6.3 处理时期与组别的确定 |
| 3.6.4 平行趋势检验 |
| 3.6.5 基于广义精确匹配的组间匹配 |
| 3.6.6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主效应分析 |
| 3.6.7 稳健性检验 |
| 3.6.8 基于中介效应的机制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激励措施对企业社交网络动态演化的驱动机制研究 |
| 4.1 理论回顾 |
| 4.1.1 社会网络分析 |
| 4.1.2 网络闭包理论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网络结构效应与企业社交网络演化 |
| 4.2.2 属性效应与企业社交网络演化 |
| 4.3 研究数据 |
| 4.4 研究方法 |
| 4.4.1 社会网络结构特性分析 |
| 4.4.2 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 |
| 4.5 研究结果 |
| 4.5.1 企业社交网络的结构特性分析 |
| 4.5.2 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的设定 |
| 4.5.3 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的估计结果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员工价值创造的驱动机制失效现象预测与解读 |
| 5.1 理论回顾 |
| 5.1.1 激励措施失效的原因 |
| 5.1.2 信息系统用户异常行为 |
| 5.1.3 用户异常行为检测方法 |
| 5.2 研究需求分析 |
| 5.2.1 企业社交媒体价值创造情境中的驱动机制失效现象 |
| 5.2.2 驱动机制失效现象识别与预测的需求分析 |
| 5.3 研究数据 |
| 5.4 研究方法 |
| 5.4.1 极端梯度提升决策树 |
| 5.4.2 深度神经网络 |
| 5.4.3 支持向量机 |
| 5.4.4 基于SHAP值可加性解释模型的机器学习模型解读 |
| 5.5 研究结果 |
| 5.5.1 数据预处理 |
| 5.5.2 特征工程 |
| 5.5.3 模型训练 |
| 5.5.4 预测效果分析 |
| 5.5.5 SHAP值解读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建议 |
| 6.3.1 企业层面 |
| 6.3.2 员工层面 |
|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利他主义行为发展的理论研究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学生慈善公益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以云南省昆明市为例[D]. 陆思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D]. 岳蓓蓓.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个人网络慈善捐赠动机与激励对策研究 ——基于合肥市青年群体的调查[D]. 黄钰杰.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4]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机制与公共政策研究[D]. 杨春辉. 吉林大学, 2021(01)
- [5]研究生创新团队内部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研究[D]. 季芃羽.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6]孟旦对中国哲学的新阐释[D]. 武海霞.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7]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D]. 孔少楠. 山东大学, 2020(04)
- [8]家庭培育模式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研究[D]. 茅铭芝. 浙江大学, 2020(04)
- [9]雇员何以为企业“在线发声”?——个体动机视角下雇员在线口碑推荐研究[J]. 金辉,许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5)
- [10]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员工价值创造驱动机制研究[D]. 罗晓芃.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