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围绕修宪建议的对话(论文文献综述)
岳雪[1](2021)在《“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内外学界,普京政治话语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级”话题。普京自2000年上任至今走过了20年的执政历程,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政治话语历经20年的动态发展建构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普京政治话语”,借助各种语言手段和话语实践呈现领导人政治文化观念的输出与传递。政治文化观念是政治语言学框架下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基于文化观念理论衍生而出并应用于政治语言学之中。政治文化观念根植于政治话语当中,通过挖掘其中的社会实践应用揭示出语言背后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政治文化观念在不同的历时时期展现出政治文化观念的动态演化,每个政治文化观念之间不是孤立的,是彼此紧密相连的整体。政治文化观念是在政治与语言的博弈中形成,政治文化观念作为政治话语的系统构成,其总和构成政治语言世界图景,任何一个政治文化观念都是政治语言世界图景的片段写照。政治文化观念贯穿于政治交际主体、政治话语实践和政治语言世界图景这一动态的主体对话关系之中。从政治语言学视角出发,各国领导人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问题是跨学科、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热点和趋势,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普京政治话语对内宣传政治理念,对外表明国家立场,对其政治文化观念的研究有助于掌握俄罗斯国家政策和理解俄罗斯政治赖以生存的社会实践,对我国政治话语建构以及政治文化观念传递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本文以政治语言学与语言文化学研究理论为基础,以2000-2020年期间俄罗斯总统国情咨文和普京“直播连线”政治话语为例,借助语料库等研究方法,在政治语言学视域下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动态剖析。本文三个研究问题之间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具体如下:1.在微观层面上,普京政治话语借助何种语言表达手段实现政治文化观念的呈现与传递?政治文化观念具有怎样的主题分类?2.在宏观层面上,普京政治话语实践中体现的政治文化观念有何特征?其深层释义具有何种动态演化?最终生成怎样的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其意义建构如何?3.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何种政治现实,传递何种价值观?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背后体现出怎样的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为解决本文研究问题,我们根据文化观念理论、费尔克劳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以及政治语言学研究方法建立本研究分析框架,分别从文本、话语实践以及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行描写性与解释性的演化研究,具体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微观层面的文本分析维度,政治文化观念具有动态性,每一历时阶段都展示出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属性,呈现出动态的变化趋势,不同主题分类的政治文化观念在不同的历时时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分析得出结论:国家治理的分期与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的分期存在潜在的联系,受到政治文化观念的内在驱动,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历时演化经历了从初步到成熟,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历程,呈现出由内而外-内外并重-由外而内动态“回归”的历时发展轨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研究载体分为语言载体和言语载体,其中语言载体从不变性与可变性入手,主要包括旧的政治文化观念词淡出,旧的政治文化观念词新用以及政治文化观念新词的产生和年度政治词汇的使用。言语载体从言语化分析入手,主要表现为政治交际方面的研究。此外本研究发现,普京政治话语借助政治文化观念的周期变化、文化因素和语义元素三方面的语言表征类型实现政治文化观念的动态呈现。第二、在宏观层面的话语实践维度,通过语料库的话语实践分析,本研究发现,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话语实践特征主要体现为空间性、过程性、恒定性、普遍性、发展性与动态性,具体呈现为心理、属性、状态、行为、目标、范围、时间、空间以及方式等方面。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深层释义主要围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强国主义”展开,重点论述核心政治文化观念“强国主义”的动态演化。政治文化观念研究的核心在于人,主要探讨人-语言-政治世界的主体间对话关系,而从政治交际的角度则体现为发话人、政治文本/政治话语、受话人之间的主体间对话关系。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观念、政治话语与意义是三维互动的共变关系,呈现为不同时期执政理念的变迁。政治文化观念与政治话语不是简单的映现关系,而是一种实现意义的互动关系。政治文化观念作为政治话语的系统构成,并以政治话语为载体经历由深层到表层、由潜在到显现、由不可见到可见,由非言语化到言语化的动态过程:政治文化观念——政治话语或政治文本(内部言语——外化——外部言语——观念词载体)——政治语言世界图景。第三、在社会实践维度上,明晰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反映出的执政理念变迁以及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研究发现:政治文化观念动态演化经历了从萌芽到深入再到巅峰最后转向回归的动态发展轨迹,呈现为“形成崛起”时期——“稳定发展”时期——“普京思想延续”时期——“缓慢发展”时期——“保守回归”时期,具体表现为政治文化观念“强国”——“民生”——“民族价值观”——“普京主义时期”的继承与延续——“梅普思维”时期的新发展与新举措——“爱国团结”——“发展”——“保守”的转变,同时也印证了政治文化观念主题分类在具体政治话语中的实践,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的政策启示和借鉴。
张权[2](2021)在《我国现行宪法发展机制研究》文中提出
王一帆[3](2021)在《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反恐斗争已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通过采取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手段,“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空间,反恐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恐怖主义风险最高的中国新疆地区已连续四年多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安全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但是,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仍在境外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土耳其已成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境外的大本营和避难中心。“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煽动反华舆论,筹措发展资源,扩大组织规模,集中训练恐怖活动人员,遥控指挥实施恐怖袭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长期盘踞在土耳其,使中国无法从根源上铲除这一“毒瘤”。因此,与土耳其推进和深化反恐合作,对中国进一步开展反恐斗争和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限制“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活动与发展,中国与土耳其开展的反恐合作已启动多年,但是取得的成效不佳,缺乏实质化进展,亟需在多个关键环节进行突破。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和推进反恐合作的共识也在逐步深化。因此,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面临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论述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与土耳其开展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内外环境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和深化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具体对策。本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详细梳理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共经历了起源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入阶段。总结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具有的发展特征,主要包括进程阶段性、立场反复性、合作复杂性和目标长期性。第三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深入剖析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与土耳其以及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推进反恐合作具有的可行性。第五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伊斯兰国”和“东突”等恐怖主义发展因素,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以及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等双方利益因素,美国和欧盟各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态度等国际力量因素。第六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的对策,包括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等内容。
顾佳赟[4](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靳冠辉[5](2021)在《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战后伴随着“和平宪法”的颁布,日本确立了“和平国家”的身份,并且在日本国内形成了浓厚的“反军国主义规范”。在很长时间里,日本社会对于自卫队海外派兵一直持比较消极的态度。结合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消极认识,以及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日本社会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日本政治精英是如何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进而推动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本研究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为研究对象,在基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中关于“身份”与“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心理学派的身份建构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而搭建了一个以“身份建构升级”与“规范退化加速”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思路,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现象进行了详细分析。本研究重点考察和分析了在“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及“反军国主义规范”的约束下,日本政治精英在基于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强烈自尊需求的驱动下,而通过自主建构“国际和平贡献者”的身份、“国际安全守护者”的身份及“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促使原有的“反军国主义规范”不断退化,进而实现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不断扩大。通过本研究的分析,不仅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整体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且还进一步解释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加速扩大化的进程特征,重点突出日本保守政治精英披着“和平”的外衣而欲重新塑造日本社会及国民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改变自战后以来所形成的“反军国主义”安全认同,进而实现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日本政治精英通过这样不断的身份建构过程,不仅重塑了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角色认知,同时还丰富了日本自卫队的功能与作用,从而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促使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从一种消极、谨慎的态度逐渐转变成一种认可与接受。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逐渐消除了日本国民心中“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不符合‘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建构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新认知。其目的就是为了想要重塑“和平国家”的身份,营造一种“和平国家”的身份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充满大国博弈与权力竞争世界”的“氛围”,从而为未来继续推动自卫队海外派兵,甚至修改“和平宪法”奠定基础。最后,不可忽视的是,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仅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恶劣影响,而且还严重破坏了“和平宪法”的立宪精神,使得本已远离战争的日本社会及国民逐渐卷入冲突与战争的风险之中。
张千帆[6](2019)在《社会契约为何必要、如何可能?》文中提出社会契约不是宪法本身,而是作为宪法基础及其存在前提的"元宪法"。这部"元宪法"是人民之间达成的基本契约。它在授权制宪立国的同时,规定了国家的基本目的和功能、国家不得侵犯的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权力结构与运行程序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部正当制定的宪法建立在"元宪法"基础上,直接吸收了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与内涵。文章重点论证了建构社会契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首次提出了实验主义契约框架,并回应了针对社会契约的若干质疑,进而探讨了制宪权与修宪权的重新理解与界定。
孟东洽[7](2020)在《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动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亚地区也在经历着历史性转变,地区秩序正处于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和变化之中,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发展趋势尤为令人注目。自小泉执政以来,为实现其“正常国家”、“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日本推行了一系列保守化的对外战略,推行价值观外交、否认侵略历史、强化日美同盟、实施“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等,日本外交政策不断走向保守。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日本外交政策不断保守化并发展至如此令人忧心的地步?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又将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究。自小泉执政以来,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发展经历了,保守化程度相对较高和保守化程度相对缓和以及保守化程度急剧转型上升的三个阶段,并且呈现出政治精英主导性、战略目标明确性、军事政策激进性、发展态势曲折性的基本特征。本文从文化视角出发,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分析框架,凝练出身份、规范、认知三个变量,分析论证了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发展的动因。追求国家“身份”的转变是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根本成因,其谋求“正常国家”、“政治大国”以及东亚“主导者”的身份决定了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必然性;“规范”是一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塑造了日本保守外交政策持续发展的温床,等级制观念、武士道精神、和平主义等潜移默化地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决策者认知是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重要因素,日本决策者在历史修正主义国家利益观、威胁认知与零和博弈意识以及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下,制定了一系列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战略,导致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不断发展。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对自身、周边国家及地区局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就自身而言,尽管有利于自民党长期执政,保证了政治的稳定性,但同时也助长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在双边关系上,最重要的是导致了中日关系的紧张恶化,加剧了两国的战略博弈,激化了双方的领土争端,严重伤害了两国民众的民族情感,从而撼动了两国友好发展的根基。就地区层面而言,不仅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还阻碍了东亚一体化的建设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局势稳定出发,加强中日双方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与沟通,缓和“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市场,彰显中国负责任友好大国的形象,进而对缓和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趋势产生有利影响。
徐延凯[8](2020)在《印太框架下的日本对外战略选择》文中研究说明从战略学的角度看,一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受其战略环境、战略理念、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等因素的影响,并带有深深的历史传统烙印。通过对其战略传统的梳理可以发现,日本的战略理念容易受到领导人个人影响、其战略目标稳定地以追求大国地位为主线、战略手段主要围绕经济、安全和科技等方面展开。当前日本围绕“印太”框架下做出的战略选择便是如此。当前日本“印太”是其长期以来在地缘政治、外交宣传口号和大国关系协调等战略行为模式下的综合产物,并深受首相安倍晋三个人的影响。在地缘上它关注日本所在的亚太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在口号上提倡所谓“普世价值观”、在大国关系中强调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盟友、“准盟友”和友好国家的协调,从根本上带有应对“中国崛起”和“围堵中国”的意图。在经历了长期的铺垫与构想后,日本“印太”随着自民党和安倍晋三重夺政权而正式出台。受到客观战略环境变动的影响,日本“印太”在近期做出了由“战略”切换成“构想”的战略选择。从表面上看,日本做出该选择是受2018年东盟峰会上东盟国家的影响,但是通过对日本“印太”的战略理念、战略环境、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进行宣传性与实质性的辨析后可以发现:该战略选择其实是在安倍“基于新国家主义的实用主义”理念指导下、面对国际上各国对“印太”相对平衡的环境、为达到安倍及自民党和日本长期以来的目标而做出的折中选择。它从本质上反映了日本当前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试图“两面逢源”的“骑墙心态”,根本上说是一种战略犹豫和战略迷茫。同时,当前日本“印太”还面临一系列困难与课题,如不加以重视和克服,恐怕最终难以实现其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值得说明的是,本文部分论据以在日本防卫省最新版的《东亚战略概观2020》中的到了证实,进一步也证实了日本当前的战略犹豫与战略迷茫的心态。
孙成[9](2020)在《日本社会科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强调要不断加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大力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就是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深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不断深化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交流,努力为新时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沿革、实践方法,向来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围绕重塑国家主导价值观与国际形象,日本既面临如何巩固和维系国家政权、服务国家战略整体转向,又面临如何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与时代坐标下重塑国家政治认同,还面临在全球化冲击下教育引导青少年如何持守文化传统、彰显民族特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日本探索形成了依托学校社会科课程进行价值观教育的基本模式,在目标确立、内容转化、方法应用等方面积累了诸多经验做法,值得我们辩证地加以观照审视。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价值原则,对日本社会科课程中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理论、历史流变、现状特点、主要困境和发展趋势,展开深入系统地批判性考察,以期全面把握日本价值观教育的内在规律与主要特点,并通过同我国的比较性分析,提出若干有益启示和对策建议。全文共包括三个部分、五个章节。第一部分为第一章,主要解决本研究的基本理论与前提性问题;第二部分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旨在从国家顶层设计、教科书与教学内容、教学实践与实施方法三个层面,全面把握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现实样态;第三部分为第五章,重在对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进行本质透视和批判反思。具体来说:第一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与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通过厘定和辨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价值观教育、日本价值观教育、日本公民教育、日本社会科课程等相关概念,解决了日本社会科课程中价值观教育的“名实之辩”问题,证明了价值观教育在日本社会科课程中虽无名但有实的基本事实,并基于这一认识前提系统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历程,以期在纵向维度上宏观勾勒这一问题的历史图景。第二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国家顶层设计。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日本社会科课程具有鲜明的国家主导性特征,在国家权力的支配下大力实施能够反映统治阶级价值取向的主导意识形态传播。身为日本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之一的文部科学省精心地主导了社会科课程的顶层设计,围绕价值观教育构建了系统完备、层级分明的制度保障,具体包括三个层级:一是根本法和基本法层面的《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发挥着根本性、持久性的价值理想性功能;二是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层面的“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发挥着时代性、灵活性的价值导向性功能;三是学校课程标准层面的《学习指导要领》,发挥着直接性、系统性的价值规范性功能,为社会科课程建构起了既崇尚民主、和平,又具备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的总体价值取向。第三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教学内容。重在从教科书维度把握日本社会科课程对教育目标的内容性转化及其意识形态取向。一是分析日本社会科课程教科书的审定制度与编写情况,选择样本并制定分析框架;二是总结归纳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内容结构及其内容形态。包括以民主、和平与爱国为主的政治价值观教育,以人权、公共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主的社会价值观教育,以创新、勤劳与契约精神为主的经济价值观教育,以持守传统与拥抱多元并重的文化价值观教育;三是基于意识形态取向的视角,发现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主要在自我与他者形象的对立性建构中宣传和倡导日本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以确证自我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第四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实施方法。一是探究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课堂实施方法,包括基于个体经验与主体探究的问题解决学习法、从“他者”向“当事人”进行价值视角转换的情境与模拟教学法、从理性认知到价值反思的讨论与辩论教学法;二是探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课外协同方法,包括以地域教育场馆为中心的校外协同载体和以道德课程为中心的课程间协同载体;三是探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效果评价方法,包括基于价值冲突选择与判断的标准化测验法和基于“量规”的观察与行动分析评价法。第五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特点、批判与启示。一是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特点,包括突出以国家认同重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诉求、侧重以国家顶层设计为牵引的制度保障、彰显以显隐相融为特征的内容形式、强调以实践化培育为导向的实施策略、注重以横纵衔接为目标的一体化建设;二是对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进行批判性审视,包括“自由史观”与历史教科书的右翼化困境、意识形态偏见与民粹主义困境、“过度综合化”与主导性缺失困境、青少年政治冷漠与实效性困境;三是思考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启示,本文认为应当更加注重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加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体化建设;构建基于中国实践与国际比较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探索形成更具亲和力与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模式。
李睿[10](2020)在《争论中的日本修宪问题 ——比较中美学界对安倍修宪的认知》文中指出《日本国宪法》因和平主义、立宪主义和民主主义而闻名于世。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也有一些人将其视作强加给战败国家的枷锁。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支持修宪的议员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说明日本已经具有实现修宪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但成功修宪仍有许多阻碍因素。安倍内阁推进修宪的困难不仅在于如何凝聚国内的共识,还在于如何让国际社会认可其修宪的理由。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中美学界对安倍修宪的认知是否以及为何存在共识和差异。为此需要先解决以下问题:一、安倍执政时期的修宪方针是什么;二、中美学界关注日本修宪时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三、中美学界对不同阶段的修宪政策持何种看法。通过比较发现,中美学界都对安倍修宪持有保留态度,但双方质疑的原因和程度均有不同。美国学者认为由于《日本国宪法》文本的模糊和简单,决定日本军事能力和防卫政策的往往是宪法解释、内阁决议、安保法案等,由于修宪所需要的政治成本过高,执意修宪不利于安倍政权的稳定。而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国宪法》有效控制了日本军事能力的无限发展,虽然近几年日本军事能力在不断上升,但是其成为军事大国的合法性却被宪法所封存。而宪法一旦被修改,日本的安全政策就可能从“专守防卫”转向“进攻”性质。中美学界的实质分歧隐藏在表面的共识下,其分歧的核心在于双方对日本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定位和对东北亚安全秩序的认知差异。中国学者以“不构成威胁”为出发点,将《日本国宪法》视为日本和平发展的承诺;而美国学者则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把同盟的威慑力视为维持东北亚秩序稳定的关键。
二、围绕修宪建议的对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围绕修宪建议的对话(论文提纲范文)
(1)“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理论依据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理论依据 |
1.2 研究目标 |
1.3 研究意义 |
1.3.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1.3.2 研究的实用价值 |
1.3.3 研究发展趋势 |
1.4 论文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政治话语研究 |
2.1.1 政治话语界定 |
2.1.2 政治话语的研究及应用 |
2.2 普京政治话语研究 |
2.2.1 普京政治话语界定及其特征 |
2.2.2 普京政治话语的研究及应用 |
2.3 政治文化观念研究 |
2.3.1 政治文化观念界定 |
2.3.2 政治文化观念分类标准 |
2.3.3 政治文化观念的研究及应用 |
2.4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研究 |
2.4.1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界定 |
2.4.2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3.1 政治文化观念研究的理论基础 |
3.1.1 基于语言文化学的文化观念理论 |
3.1.2 基于政治语言学的政治文化观念理论 |
3.2 政治文化观念研究的具体路径 |
3.2.1 批评话语分析 |
3.2.2 历时观念分析 |
3.2.3 基于语料库分析的政治文化观念动态呈现 |
3.3 政治文化观念动态分析模式 |
3.3.1 主体间对话关系:阐释 |
3.3.2 言语化过程:建构 |
3.3.3 政治语言世界图景:解读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4.1 研究问题 |
4.2 研究分析框架 |
4.3 研究方法 |
4.4 普京政治话语语料库 |
4.4.1 语料的描述 |
4.4.2 语料库分析工具 |
4.4.3 语料预处理方法 |
4.4.4 语料库的建立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文本分析 |
5.1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主题分类 |
5.1.1 政治文化观念——政治类 |
5.1.2 政治文化观念——经济类 |
5.1.3 政治文化观念——社会类 |
5.1.4 政治文化观念——民族类 |
5.1.5 政治文化观念——军事类 |
5.1.6 政治文化观念——文化类 |
5.2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载体 |
5.2.1 语言载体:不变性与可变性 |
5.2.2 言语载体:言语化分析 |
5.3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语言表征类型 |
5.3.1 政治文化观念周期变化 |
5.3.2 政治文化观念文化因素 |
5.3.3 政治文化观念语义元素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话语实践分析 |
6.1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话语实践特征 |
6.1.1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00-2004) |
6.1.2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04-2008) |
6.1.3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08-2012) |
6.1.4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12-2018) |
6.1.5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18-2020) |
6.2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深层释义 |
6.2.1 政治文化观念“爱国主义”(патриотизм)深层释义 |
6.2.2 政治文化观念“民族主义”(национализм)深层释义 |
6.2.3 政治文化观念“强国主义”(державничество)深层释义 |
6.3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的意义建构 |
6.3.1 意义建构功能 |
6.3.2 对话关系实践的意义互动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社会实践分析 |
7.1 执政理念变迁 |
7.1.1 形成和崛起时期(2000-2004) |
7.1.2 稳定发展时期(2004-2008) |
7.1.3 普京思想延续时期(2008-2012) |
7.1.4 缓慢发展时期(2012-2018) |
7.1.5 保守回归时期(2018-2020) |
7.2 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 |
7.2.1 执政理念对比 |
7.2.2 社会民意调查 |
7.2.3 内在文化因素 |
7.3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的政策启示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 |
8.1 本研究的结论 |
8.2 本研究的启示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学术成果 |
(3)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1.1 关于土耳其的研究现状 |
1.3.1.2 关于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1.3.1.3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研究现状 |
1.3.1.4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2.1 在土耳其外交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 |
1.3.2.2 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方面 |
1.3.2.3 在地区和全球反恐合作方面 |
1.3.2.4 在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方面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跨学科研究法 |
1.4.3 学术访谈法 |
1.5 相关理论 |
1.5.1 合作论 |
1.5.2 国家利益论 |
1.5.3 国家安全理论 |
1.6 研究框架 |
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 |
2.1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 |
2.1.1 起源阶段 |
2.1.2 探索阶段 |
2.1.3 发展阶段 |
2.1.4 深入阶段 |
2.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发展特征 |
2.2.1 进程阶段性 |
2.2.2 立场反复性 |
2.2.3 合作复杂性 |
2.2.4 目标长期性 |
3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 |
3.1 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
3.1.1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 |
3.1.2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本要求 |
3.1.3 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3.1.4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选择 |
3.1.5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保障 |
3.1.6 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根本出路 |
3.2 开展反恐合作对土耳其的战略价值 |
3.2.1 强化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核心基础 |
3.2.2 深化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关键前提 |
3.2.2.1 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
3.2.2.2 土耳其与中国贸易不平衡加剧 |
3.2.3 维护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全稳定的有效手段 |
3.2.4 改善国际形象和提升影响力的正确途径 |
4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 |
4.1 国际环境 |
4.1.1 中东地区力量格局转变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战略契机 |
4.1.2 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平台保障 |
4.1.3 世界各国的反恐立场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舆论支持 |
4.2 国内环境 |
4.2.1 中国境内恐怖主义风险显着降低 |
4.2.1.1 预防打击恐怖主义 |
4.2.1.2 开展去极端化治理 |
4.2.1.3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
4.2.2 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趋势日益明显 |
4.2.2.1 以更加积极自主的态度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 |
4.2.2.2 以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强化亚太区域的合作 |
4.2.3 中国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多领域的合作 |
4.2.3.1 经济领域合作 |
4.2.3.2 人文领域合作 |
4.2.3.3 其他领域合作 |
5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 |
5.1 恐怖主义发展因素 |
5.1.1 “伊斯兰国”的发展变化 |
5.1.1.1 调整武装活动策略,改变恐怖袭击方式 |
5.1.1.2 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寻求多方势力合作 |
5.1.1.3 积极开展跨国“圣战”,策划实施“回流”渗透 |
5.1.2 “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变化 |
5.1.2.1 以土耳其为政治和发展中心 |
5.1.2.2 以土耳其为指挥和活动中心 |
5.2 双方利益因素 |
5.2.1 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 |
5.2.2 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 |
5.2.3 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 |
5.3 国际力量因素 |
5.3.1 美国因素 |
5.3.1.1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 |
5.3.1.2 美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5.3.2 欧盟因素 |
5.3.2.1 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 |
5.3.2.2 欧盟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6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 |
6.1 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 |
6.1.1 坚持打击恐怖主义 |
6.1.2 坚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
6.1.3 坚持反对反恐“双重标准” |
6.2 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 |
6.2.1 加强反恐问题磋商交流机制建设 |
6.2.2 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价值 |
6.2.3 争取第三方国家对反恐合作的支持 |
6.3 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 |
6.3.1 强化反恐情报交流共享 |
6.3.2 协调开展网络信息监管 |
6.3.3 探索反恐怖融资合作渠道 |
6.3.4 促进去极端化治理交流 |
6.3.5 推动引渡合作取得新进展 |
6.4 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 |
6.4.1 持续增进政治互信 |
6.4.2 破解经济合作瓶颈 |
6.4.3 丰富人文交流形式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研究成果 |
致谢 |
(4)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的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政治文化概念研究 |
二、关于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 |
三、关于王权与教权研究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难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比较研究法 |
三、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 |
第五节 理论框架和基本结构 |
一、历史时期划分 |
二、王权和教权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三、文章基本结构 |
第一章 王权与教权结合初构柬埔寨政治文化 |
第一节 本土价值观念塑造柬埔寨政治文化底基 |
一、尊崇女性的性别观念 |
二、泛灵崇拜的本土信仰 |
第二节 印度宗教传入构建王权与教权关系 |
一、印度教中的王权与教权结合 |
二、佛教替代印度教占支配地位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结合的政治文化特点 |
一、多元信仰体系建立思想认同 |
二、王权高于教权的政治秩序 |
三、宗教伦理秩序下的伦理背离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法国殖民影响柬埔寨政治文化 |
第一节 法国殖民政府弱化王权和教权 |
一、推动制度改革削弱王权影响力 |
二、插手王位继承意图控制后继国王 |
三、控制教育淡化教权和王权影响力 |
第二节 法国殖民时期柬埔寨民族主义觉醒 |
一、“受阻的”民族意识发展 |
二、民族主义思想觉醒和传播 |
三、民族主义促成政党政治与宪政体制 |
第三节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政治文化特点 |
一、王权适度调适回应外部压力 |
二、佛教民族主义思潮初现端倪 |
三、初建的民主制度形式大于内容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西方政治思想制度冲击柬埔寨政治文化 |
第一节 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 |
一、从佛教民族主义到二轮理论 |
二、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施政理念 |
三、佛教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政治实践 |
第二节 冷战漩涡中的柬埔寨政治 |
一、西哈努克中立外交政策失效 |
二、朗诺政权推动“双头政治”形成 |
第三节 共产主义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一、极左政策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二、延续社会主义路线与探求发展道路 |
第四节 东西方价值碰撞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一、柬埔寨政治受到西方思想制度形塑 |
二、王权衰降成就西哈努克个人影响力提升 |
三、柬埔寨佛教朝政治化方向发展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主导柬埔寨政治文化 |
第一节 王权政治影响力的边界 |
一、受《柬埔寨王国宪法》制约的王权 |
二、西哈努克积极参政维护权威 |
三、西哈莫尼远离政治保持影响 |
第二节 政党政治推动政治发展 |
一、当代政党制度构建与发展 |
二、主要政治党派关系演变 |
三、从“多党”到“一党”政治演变 |
第三节 人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影响 |
一、人民党主导柬埔寨政治发展 |
二、人民党自我调节适应发展需要 |
三、人民党塑造国家对外关系形象 |
第四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一、柬埔寨确立多党选举制度 |
二、君主立宪制度下形成“强政党”政治 |
三、柬埔寨佛教政治化程度加深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结语: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 |
第一节 王权与教权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一、庇护关系根植于本土价值观念 |
二、不平衡教俗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三、现当代意义下的教俗并立关系 |
第二节 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一、印度宗教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二、法国殖民文教系统的本土化演变 |
三、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本土化演变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作用 |
参考文献 |
(5)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视角 |
四、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五、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第一章 身份建构升级、规范退化加速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身份”与“规范” |
一、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
二、国际关系中的“身份”研究 |
三、国际关系中的“规范”研究 |
四、“身份”与“规范”的关系 |
第二节 身份建构与规范转变 |
一、自尊需求驱动下的身份建构 |
二、规范退化的“死亡周期” |
三、身份建构与规范转变的内在联系 |
第三节 身份建构升级、规范退化加速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 |
一、“非正常国家”身份带来的强烈且持久的自尊挫败感 |
二、强烈自尊需求驱动下的“身份建构升级” |
三、“身份建构升级”导致“规范退化加速” |
四、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 |
本章小节 |
第二章 历史回顾:冷战期间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禁足与酝酿 |
第一节 日本“和平国家”身份的确立 |
一、“和平宪法”的颁布与“和平国家”身份的确立 |
二、50 年代的“修宪尝试”与“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形成 |
第二节 “和平国家”身份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探索 |
一、六十年代:池田内阁时期海外青年合作队的创设 |
二、七十年代: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与日美(旧)防卫合作指针 |
三、八十年代:国际紧急援助队法的制定与波斯湾安全航行问题 |
第三节 “和平国家”身份的“动摇” |
一、战后政治总决算与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质疑 |
二、对“反军国主义规范”的挑战 |
本章小节 |
第三章 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进程 |
第一节 “国际和平贡献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1991-2000) |
一、地区冲突背景下“国际和平贡献者”的身份建构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有限退化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有限扩大化 |
第二节 “国际安全守护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2001-2011) |
一、反恐战争背景下“国际安全守护者”的身份建构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快速退化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快速扩大化 |
第三节 “国际秩序维护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2012-2020) |
一、国际体系结构变动背景下“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建构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加速退化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加速扩大 |
本章小节 |
第四章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特征与本质 |
第一节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加速扩大化的进程特征 |
一、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加速扩大化 |
二、影响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限制性因素 |
第二节 加速重塑“和平国家”的身份 |
一、“身份建构升级”与“军事积极化”的观念认知 |
二、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实践进程 |
三、试图在日本社会塑造“国际和平国家”的身份认知 |
第三节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本质 |
一、加强军事力量运用,推动军事崛起 |
二、谋求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正常国家” |
本章小节 |
第五章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影响 |
第一节 挑战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一、“国际贡献”论的虚假与不足 |
二、恶化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 |
第二节 严重破坏“和平宪法”的立宪精神 |
第三节 强化日本自卫队的统合运用 |
第四节 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 |
本章小节 |
终章 |
一、印太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前景 |
二、研究总结 |
三、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7)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理论意义 |
三、现实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一、国内的研究现状 |
二、国外的研究现状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文章的创新点与不足 |
第二章 外交政策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框架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外交政策及相关概念界定 |
二、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内涵 |
第二节 外交政策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 |
一、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架构 |
二、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 |
第三节 外交政策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下本文的变量因素 |
一、身份:身份是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根本动因 |
二、规范:规范是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 |
三、认知:决策者认知是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 |
第三章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
第一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表现 |
一、否认侵略历史意图摆脱战后体制 |
二、激化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 |
三、强化安保体制以谋求实质修宪 |
四、强化日美同盟并谋求对美平等性 |
五、接触与遏制的两面性对华外交 |
第二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发展阶段 |
一、保守化程度相对较高阶段(2001-2006) |
二、保守化程度相对缓和阶段(2006-2010) |
三、保守化程度急剧上升阶段(2010-至今) |
第三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特点 |
一、政治精英主导性 |
二、战略目标明确性 |
三、防卫政策激进性 |
四、发展态势曲折性 |
第四章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动因分析 |
第一节 身份:日本国家身份转变决定了其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必然性 |
一、战败国到“正常国家”身份的转变 |
二、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身份的转变 |
三、东亚地区“主导者”身份遭遇挑战 |
第二节 规范:规范塑造了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发展的温床 |
一、等级制观念下对国家地位的执着追求 |
二、武士道精神下对国家武装实力的推崇 |
三、和平主义规范的弱化为军事发展“松绑” |
第三节 认知:决策者认知推动了日本保守外交政策的制定 |
一、历史修正主义下的国家利益观 |
二、威胁认知和零和博弈意识的强化 |
三、“消极和平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的转变 |
第五章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产生的影响 |
第一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国内效应 |
一、有利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 |
二、助长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 |
第二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对中国的影响 |
一、加剧中日两国的战略竞争 |
二、激化中日两国的领土争端 |
三、伤害中日两国的民族情感 |
第三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 |
一、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 |
二、阻碍了东亚一体化建设进程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印太框架下的日本对外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与难点 |
四、论文结构 |
第一章 战略选择理论与日本的战略选择传统 |
第一节 战略选择的概念及其理论内涵 |
一、战略选择的基本概念 |
二、战略选择的系统 |
第二节 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 |
一、战略环境的影响 |
二、战略理念的指导 |
三、战略目标的决定性 |
四、战略手段的匹配 |
第三节 日本的战略选择传统 |
一、日本战略理念传统 |
二、日本战略目标传统 |
三、日本战略手段传统 |
四、日本战略选择行为传统模式 |
第二章 日本“印太”的缘起、演变与调整 |
第一节 日本“印太”的缘起 |
一、“亚太”概念的提出 |
二、政府开发援助大纲的出台 |
三、日印、日澳关系的建立 |
第二节 日本“印太”的演变 |
一、从“东亚共同体”到“东亚峰会” |
二、从“价值观外交”到“自由与繁荣之弧” |
三、从“日美澳印四边机制”到“民主安保钻石” |
第三节 日本“印太”的出台与调整 |
一、安倍口中“印太”的出台 |
二、日本“印太”的变与不变 |
第三章 战略选择视角下的日本“印太” |
第一节 日本“印太”的战略选择影响因素 |
一、印太框架下日本的战略理念 |
二、印太框架下日本的战略环境 |
三、印太框架下日本的战略目标 |
四、印太框架下日本的战略手段 |
第二节 日本“印太”的现状 |
一、日本“印太”的实践与成果 |
二、印太选择的困境 |
三、日本“印太”的最新动态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日本社会科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一)深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
(二)深化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需要 |
(三)日本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样本意义和独特价值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 |
(二)国外研究 |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价值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日本社会科课程与价值观教育 |
一、价值观、价值观教育的内涵界定与学科阐释 |
(一)价值与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
(二)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涵 |
(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价值观教育的学科阐释 |
二、日本社会科课程及其与价值观教育的关系辨析 |
(一)日本价值观教育及相关概念辨析 |
(二)日本社会科课程的内涵界定、教学科目和学习领域 |
(三)社会科课程:日本学校价值观教育的主要载体 |
三、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历史流变 |
(一)战后民主化改革中的民主主义导向时期 |
(二)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国家主义与能力主义结合时期 |
(三)政治保守化转向中的右倾异变时期 |
(四)国家正常化路线中的公共主义本位时期 |
第二章 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国家顶层设计 |
一、以根本法和基本法确立民族性价值理想 |
(一)《日本国宪法》与《教育基本法》中的三大价值理想 |
(二)社会科课程创生与价值理想的确立 |
(三)价值理想的挑战与困境 |
二、以教育中长期规划树立时代性价值导向 |
(一)日本时代性价值困境与《教育振兴基本计划》 |
(二)“公共”价值导向确立中的社会科课程改革 |
三、以学校课程标准制定指导性价值规范 |
(一)《学习指导要领》的内容结构与总体特征 |
(二)《学习指导要领》中的社会科课程价值体系 |
(三)《学习指导要领》的最新修订与价值观目标深化 |
第三章 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教学内容 |
一、日本社会科课程教科书及其内容分析方法 |
(一)日本社会科课程教科书审定与编写情况 |
(二)日本社会科课程教科书的样本选择与依据 |
(三)基于日本社会科课程教科书的内容分析框架 |
二、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内容结构 |
(一)以民主、和平与爱国为主的政治价值观教育 |
(二)以人权、公共精神与可持续发展为主的社会价值观教育 |
(三)以创新、勤劳与契约精神为主的经济价值观教育 |
(四)以持守传统与拥抱多元并重的文化价值观教育 |
三、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取向 |
(一)意识形态取向:课程分析与教科书研究的重要视角 |
(二)他者形象建构:以偏见和失实性描述刻画价值对立面 |
(三)自我形象建构:以回避和美化凸显自我价值优越性 |
第四章 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实施方法 |
一、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课堂教学方法 |
(一)问题解决学习法:基于个体经验与主体探究的价值认同 |
(二)情境与模拟教学法:从“他者”向“当事人”的价值视角转换 |
(三)讨论与辩论教学法:从理性认知到价值反思 |
二、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课外协同方法 |
(一)校外协同:以地域教育场馆为中心 |
(二)校内协同:以课程间协同为主体 |
三、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效果评价方法 |
(一)标准化测验的评价方法——基于价值冲突的选择与判断 |
(二)基于量规的观察与行动分析评价法——以表现性评价为中心 |
第五章 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特点、批判与启示 |
一、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特点 |
(一)突出以国家认同重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诉求 |
(二)侧重以国家顶层设计为牵引的制度保障 |
(三)彰显以显隐相融为特征的内容形式 |
(四)强调以实践化培育为导向的实施策略 |
(五)注重以横纵衔接为目标的一体化建设 |
二、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深层困境 |
(一)“自由史观”与历史教科书的右翼化困境 |
(二)意识形态偏见与民粹主义困境 |
(三)“极端综合化”与主导性减弱困境 |
(四)青少年政治冷漠与实效性困境 |
三、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启示 |
(一)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 |
(二)加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体化建设 |
(三)构建基于中国实践与国际比较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
(四)探索形成更具亲和力和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模式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争论中的日本修宪问题 ——比较中美学界对安倍修宪的认知(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安倍内阁修改宪法的方针与策略 |
第一节 安倍上台制定修宪策略 |
第二节 安倍内阁重新解释宪法 |
第三节 安倍内阁改变修宪方针 |
第二章 中美学界对修宪问题的关注焦点 |
第一节 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 |
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
二、日本修宪的合法性 |
三、日本国家战略取向 |
第二节 美国学者的问题意识 |
一、安倍内阁的民族主义特征 |
二、《日本国宪法》的持久性 |
三、日本安保政策的发展前景 |
第三章 中美学界对修宪进程的认知变迁 |
第一节 通过特定秘密法(2012-2013年) |
一、关于决策能力不断加强 |
二、关于权力是否存在限制 |
第二节 解禁集体自卫权(2014-2016年) |
一、关于安全政策“延续性” |
二、关于安全政策“变革性” |
三、关于安全政策“威胁性” |
第三节 “加宪”替换“改宪”(2017年至今) |
一、关于“加宪”的意义 |
二、关于修宪政治成本 |
第四章 中美学界的主要认知差异及根源 |
第一节 宪法与日本的安全政策 |
一、中国学者:宪法有效限制了日本安全政策转向 |
二、美国学者:宪法无法限制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 |
第二节 宪法与日本的国际角色 |
一、中国学者:《日本国宪法》是和平发展的承诺 |
二、美国学者:日美同盟是维持东北亚稳定的关键 |
第三节 中美学界差异根源探析 |
一、美国学者:日本是维持稳定的现状国家 |
二、中国学者:日本冲击了地缘政治的平衡 |
三、中美学界对日本“保守政治”的认知差异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安倍修宪大事记 |
致谢 |
四、围绕修宪建议的对话(论文参考文献)
- [1]“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D]. 岳雪.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1(12)
- [2]我国现行宪法发展机制研究[D]. 张权. 武汉大学, 2021
- [3]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D]. 王一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4]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5]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D]. 靳冠辉. 外交学院, 2021(11)
- [6]社会契约为何必要、如何可能?[J]. 张千帆. 北大法律评论, 2019(02)
- [7]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动因研究[D]. 孟东洽. 山东大学, 2020(03)
- [8]印太框架下的日本对外战略选择[D]. 徐延凯. 外交学院, 2020(08)
- [9]日本社会科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研究[D]. 孙成.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争论中的日本修宪问题 ——比较中美学界对安倍修宪的认知[D]. 李睿. 南京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