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驳唯生产力论者的一个所谓“新论点”（论文文献综述）
徐淑云[1]（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朱庆跃[2]（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刘国胜[3]（2011）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中提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现代化问题。能否实现现代化,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但是现代化建设不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自我封闭的精神运动,而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历史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全球化既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条件和历史机遇,也为中国现代化带来冲击和挑战。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要完成这一重大课题,就必须从两个方面展开活动：一是建构中国现代性,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理论指导。从形式上看,中国现代性建构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从其历史与逻辑来看,二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展开研究,这不仅是理论和现实提出的两重要求,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大凡以西方现代性为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其现代化并没有成功,依然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这表明,只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发生改变,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没有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现代性建构,其强国富民的现代化目标最终是难以实现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构建自己的现代性。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来看,现实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现代性话语,一个是现代性的西方话语,一个是现代性的中国话语。所谓现代性的西方话语,就是受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其代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着名的“西化派”。所谓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就是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化,将传统和现代性统一起来,这不仅是现代新儒家的主张,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构想。但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理论基础上,二者出现分歧：现代新儒家主张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坚持以儒家思想作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理论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统一起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意义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革命实践和现代化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这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样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的国家；也只有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下,我们才能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赶上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从理论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国现代性建构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的现实统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统一,推进主体性建构；重视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人为本”的政治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旨趣是一致的,“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精神和实践要求。“以人为本”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张艺缤[4]（2011）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效率与公平问题论析》文中研究表明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基本尺度,对二者关系的把握,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进而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效率与公平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凸显更是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相关联。每当社会的经济、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时,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经济、政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高度重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显着改善。但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将会长期存在。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何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是解决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不平衡,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是第一要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或放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发展是第一要义”,强调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强调了效率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发展不单单是经济的发展,效率的提高,而是一个综合的发展,是社会的全面的发展,是要达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如果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将会导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恶化,还会影响到国内国际的贸易。因此,只有以经济为中心,注重更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点明了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关键所在----“以人为本”,使得我们在看待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以及处理好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时候有了新的出发点。使得我们不再局限于以往单纯为了解决效率而效率,为了公平而公平,而是把人作为看待和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说,只要是涉及到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必须首先考虑到人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人的需求和全面发展作为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人的发展置于社会前进的中心位置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在新的时期下,对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一种全新的认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不可能总是处于均衡状态,我们只能是满足于动态中的均衡。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处理上,要全面看待效率与公平问题存在的原因,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要保持两者之间的协调性。同时,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时候应该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赋予了效率与公平问题新的内涵,表现出一种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新的思维方式,体现出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的全面性、整体性和前瞻性。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可以很好地保持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动态平衡,同时也是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张力的具体方法,驾驭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张力,使它们在动态平衡中发展,相互妥协、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共同服务于人类的美好生活。“统筹兼顾”执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情况,也是检验科学发展观能否有效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科学发展观是以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基础,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新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出发,找到了处理好中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的钥匙。
李丽[5]（2006）在《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之省思》文中提出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西方科学主义东渐的结果。它是在对西方科学主义的基础主义认识论和科学方法万能论直接默认的基础上把科学的价值扩张极端化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曾一度充当了中国人的价值权威，直到现在仍旧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起着深层次的作用，其影响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因此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由于人们对科学主义存在不同理解，因而褒贬不一。事实上，科学主义与“求真”的科学和“怀疑、批判、创新”的科学精神存在着本质差异。在我们看来，提倡科学、提倡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反对科学主义是大势所趋。在中国时下的语境中探讨科学主义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论证前提就是：中国科学主义尽管在本质和内涵上与西方科学主义基本一致，但是却由于文化根基和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发展境遇。以此为立足点准确把握中国科学主义的特色、深刻反思中国科学主义的价值极端化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对当前的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来说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在这样的宗旨下，本文力求深入剖析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寻求科学主义合理的超越模式从而应和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的时代主旋律。文章在对科学主义概念厘定和简要追溯其在西方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通过历史与逻辑两条线索全面审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在历史的视域中，首先从科学的价值迎合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迫切期望和中国实用理性的务实传统与科学主义的会通两方面揭示了科学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对严复和康有为两个典型个案的分析，明确指出：中国科学主义破土而出之际正是维新思潮盛行之时。科学主义在五四时期通过中国科学社的积极活动和“科玄论战”确立了至尊的地位。随后的中国科学化运动、新启蒙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现了科学主义实践转向的趋势。而在建国后至“文革”前，科学主义却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经历了兴衰沉浮。“文革”结束后，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思想解放运动展开了延续至今的科学主义的讨论和反思。科学发展观就是在人文精神指导下对科学主义反思的成果，体现了对科学主义的超越。在逻辑的维度上，文章主要阐发了科学主义与中国社会诸领域的激荡与渗透。主要包括：在哲学科学化与科学哲学化双向互动中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起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主义对教育的渗透以及教育对科学主义传播的推动；史学研究、文学研究、心理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呈现科学化的倾向；而科学主义与中医存废之争则体现了中医科学化的企图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抵制。最后，通过中西方科学主义的比较逻辑地归纳出中国科学主义的特色所在。并着重指出：尽管科学主义曾经对思想解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诸如社会的、伦理的、生态的种种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对科学主义展开全面的批判并积极地寻求其超越路径。这个路径就是以科学精神为基础，以人文关怀为价值指归的科学人文主义。这个美好的理想正是通过在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目标指引下自觉地寻求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契合点来实现的。
洪山彬[6]（1976）在《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驳唯生产力论者的一个所谓“新论点”》文中研究说明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蓄意歪曲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在这个黑纲领的掩护下,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他极力鼓吹什么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只要能搞上去,走什么路都可以。还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八级不够,就刮十二级"等等。这些论调完全贯穿着一条"唯生产力论"的黑线。
二、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驳唯生产力论者的一个所谓“新论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驳唯生产力论者的一个所谓“新论点”（论文提纲范文）
（1）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 |
| 一、家庭背景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熏陶 |
| 二、抗日战争年代曲折求学经历 |
| 三、建国初期走进经济学殿堂 |
| 四、任教初期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
| 第二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发展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坚持与发展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 |
| 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三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深化 |
| 一、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理解 |
| 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 |
| 三、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 |
| 第二章 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及贡献 |
| 一、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阐发 |
|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与发展 |
| 三、在争鸣中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
| 四、对马克思价值论和财富论的关系探索 |
| 五、对生产劳动论的理解 |
| 第二节 卫兴华对生产力理论及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探索 |
| 一、对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资本论》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 |
| 一、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探究 |
| 二、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认识 |
| 三、对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的认识 |
| 四、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研究 |
| 第三章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
|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分析 |
| 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的把握 |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
| 一、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性 |
| 二、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究 |
| 一、对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与实践成就的分析 |
| 二、阐明实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 |
| 三、对公有制存在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辨析 |
| 四、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认识 |
| 五、主张应扭转公有制为主体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趋势 |
| 第四章 卫兴华对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 |
| 一、强调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基础作用 |
| 二、对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与实践的探索 |
| 三、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探讨 |
| 四、对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认识 |
| 第二节 对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 |
| 一、关于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
| 二、对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考察 |
| 三、提出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公平分配的对策 |
| 第三节 对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 |
| 一、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阐释 |
| 二、对公平和效率提法演变的考察 |
| 三、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和统一 |
| 四、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 |
| 第五章 卫兴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 |
| 二、阐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依据 |
| 三、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与辨析 |
|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的总结和评析 |
| 一、准确把握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
|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和发展过程的探索 |
|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曲折原由的探析 |
|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
| 一、从资源配置视角阐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
| 三、对新时代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
| 第四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研究 |
| 一、阐释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
| 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 |
| 三、强调宪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框架 |
| 四、主张以法治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
| 第六章 卫兴华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关于国有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
| 一、强调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是党的执政基础的观点 |
| 三、主张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
| 第二节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
| 一、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 二、对贬公扬私、妖魔化国企、主张“国退民进”等观点的辩驳 |
| 三、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
| 四、强调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管理的重要性 |
| 五、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环节 |
| 第三节 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解 |
| 一、从生产力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视角把握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强调创新驱动和体制转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
| 三、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问题 |
| 第七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征 |
| 第一节 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阵地 |
|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 |
| 三、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四、从系统性和整体性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第二节 勇于对重大经济理论是非问题进行辨析 |
| 一、对错解、误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观点的批驳 |
| 二、对错解、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辨析 |
| 三、对经济概念的混淆和误解进行澄清 |
| 第三节 紧密联系经济发展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 一、关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课题 |
| 二、紧扣经济发展实践,把握时代脉搏 |
| 第四节 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
|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
| 第八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注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研究 |
| 二、提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
| 一、卫兴华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观点与中央决策精神相吻合 |
| 二、卫兴华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科学评价 |
| 第三节 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教材的编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关键 |
| 三、关注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进展 |
| 四、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
| 第四节 卫兴华治学精神对后来理论工作者的启示 |
| 一、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格的治学态度 |
| 二、把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三、心系祖国和人民,关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 |
| 一、问题的提出及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现代性哲学话语 |
| 一、"现代性"的出场 |
| 1. 中国传统思想中"古"与"今"的时间观 |
| 2. 西方传统时间学说中的"现在"观念 |
| 3. 作为时代意识的现代概念与现代性原则的确立 |
| 二、西方现代性哲学话语 |
| 1. 黑格尔与韦伯:面向理性的现代性话语 |
| 2. 尼采和海德格尔:批判的现代性话语 |
| 3. 哈贝马斯:面向交往理性的现代性话语 |
| 三、现代化、全球化与现代性 |
| 1. 现代化:现代性建构的实践形态 |
| 2. 全球化:现代性外推的社会空间 |
| 3. 现代性后果及其出路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种现代性话语 |
| 一、中国现代化道路:实践与理论 |
| 1.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之谜"及其求证 |
| 2.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
| 3.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三次论争 |
| 二、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
| 1. 作为西方现代性的理论基础的自由主义及其历史局限性 |
| 2.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话语 |
| 3. 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
| 三、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
| 1. 全球化与传统儒学的式微 |
| 2. 东西文化论争与现代儒学的复兴 |
| 3. 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中国现代性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现实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
|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现实" |
|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 |
| 3.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理论基础 |
| 二、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1. "革命"现代性话语考析 |
| 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革命" |
| 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基本含义 |
| 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1. 现代化的三种模式 |
| 2. 现代化道路三种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
| 3. 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探索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与反思 |
|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
| 1. 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性 |
| 2. 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 |
| 3. 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 |
| 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三重逻辑 |
|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
| 2. 主体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3. 市民社会与"和谐社会" |
| 三、"以人为本":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 |
| 1. "以人为本"命题的提出与辨析 |
| 2.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
| 3.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
| 结语 "全球"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4）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效率与公平问题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效率与公平及基本关系 |
| 第一节 效率 |
| 一、效率的概念 |
| 二、三种效率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
| 三、效率意识在中国 |
| 第二节 公平 |
| 一、公平是一种价值诉求 |
| 二、公平的内涵 |
| 三、当代中国对公平的诉求 |
| 第三节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
| 一、效率与公平关系争论的典型观点 |
| 二、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进一步分析 |
| 三、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辩证理解 |
| 第二章 效率与公平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现代化是中国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
| 一、现代化的实现是百年夙愿 |
| 二、市场经济：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
| 第二节 政府与市场 |
| 一、市场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 二、政府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 |
| 第三节 中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
| 一、效率与公平问题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表现 |
| 二、从“平均主义”到“注重社会公平” |
| 三、中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复杂性 |
| 第三章 科学发展观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制度为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处理提供了制度基础 |
| 一、寻找合乎正义的社会制度 |
| 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
|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二、科学发展观是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 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
| 一、我国现阶段发展现状和发展要求 |
| 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过程 |
| 三、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
| 四、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
| 第四章 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看待“发展是第一要义” |
| 第一节 处理好中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要靠发展 |
| 一、“发展是第一要义”是由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所决定 |
| 二、“发展是第一要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
| 三、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 第二节 发展要有新思路 |
| 一、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三、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把新农村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
| 四、“发展是第一要义”使我们对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
| 第五章 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看待“以人为本”是核心 |
| 第一节 必须破除GDP 崇拜 |
| 一、人与物的关系失衡 |
| 二、人与环境的关系紧张 |
| 三、人与人的关系不和谐 |
|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
| 一、为何要“以人为本” |
| 二、“以人为本”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
| 三、“以人为本”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关键 |
| 第三节“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赢 |
| 一、“以人为本”视野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
| 二、“以人为本”是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出发点 |
| 三、“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 |
| 第六章 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看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问题 |
| 一、发展的不全面 |
| 二、发展的不协调 |
| 三、发展的不可持续 |
|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
| 一、科学发展必须是全面发展 |
| 二、科学发展必须是协调发展 |
| 三、科学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出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张力” |
| 一、全面发展体现了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全面性 |
| 二、协调发展体现了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整体性 |
| 三、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前瞻性 |
| 第七章 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看待“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效率与公平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 |
| 一、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
| 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
| 三、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四、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平衡 |
| 五、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平衡 |
| 第二节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
| 一、“统筹兼顾”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
| 二、“统筹兼顾”是中国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 |
| 第三节 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必须“统筹兼顾” |
| 一、“统筹兼顾”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关键 |
| 二、如何做到“统筹兼顾”及其效果 |
| 三、“统筹兼顾”是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有效方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 |
| 后记 |
（5）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之省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科学主义及其历史流变 |
| 第一节 科学主义的概念厘定 |
| 一、认识论的基础主义 |
| 二、方法论的普适主义 |
| 三、价值论的扩张主义 |
| 第二节 科学主义的哲学渊源 |
| 一、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之源头 |
| 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强调 |
| 三、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中的科学主义倾向 |
| 四、康德哲学的科学主义萌芽 |
| 第三节 科学主义形成和演变 |
| 一、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形成的标志 |
| 二、逻辑实证主义——成熟形态的科学主义 |
| 三、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科学主义由鼎盛向衰落的转折点 |
| 四、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对科学主义的颠覆或消解 |
| 第二章 科学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脉络(上) |
| 第一节 科学主义在中国生成的历史必然性追寻 |
| 一、直接契机的省察 |
| 二、内在依据的追寻 |
| 第二节 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孕育 |
| 一、西学东渐为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孕育提供了历史舞台 |
| 二、明清实学与科学的互动——科学主义在中国生成的历史准备 |
| 第三节 科学的形上意蕴——中国科学主义形成 |
| 一、从"格致"到"科学"——科学主义形成的词义考辫 |
| 二、维新科学观中对科学的形上理解 |
| 第三章 科学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脉络(下) |
| 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科学主义的盛行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主义普遍认同之特殊历史境遇 |
| 二、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梦中科学主义信念的初步践履 |
| 三、"科玄论战"——科学主义权威的最终确立 |
| 第二节 30年代的"科学救国"与科学主义的实践转向 |
| 一、中国科学化运动:科学走向社会 |
| 二、新启蒙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民族运动的科学化和大众化诉求 |
| 第三节 建国后科学主义的曲折经历 |
| 一、"文革"前科学主义在实践中的沉浮与兴衰 |
| 二、"文革"后科学主义的争论与反思 |
| 第四章 科学主义与中国社会诸领域的激荡与渗透 |
| 第一节 科学主义与哲学的渗透与交融 |
| 一、哲学的科学化与科学的哲学化 |
| 二、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
| 第二节 科学教育化与教育科学化——科学主义与教育的双向互动 |
| 第三节 史学科学化——科学主义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 |
| 第四节 科学主义对文学研究的影响 |
| 第五节 科学主义与其他诸领域的交叉渗透 |
| 第五章 总结与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科学主义的特质 |
| 第二节 科学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
| 一、理论视角的批判 |
| 二、社会视角的批判 |
| 三、伦理视角的批判 |
| 四、生态视角的批判 |
| 第三节 科学主义的超越——科学人文主义 |
| 一、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超越科学主义的必要性 |
| 二、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与科学人文主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驳唯生产力论者的一个所谓“新论点”（论文参考文献）
- [1]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2]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3]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D]. 刘国胜. 武汉大学, 2011(07)
- [4]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效率与公平问题论析[D]. 张艺缤. 上海大学, 2011(11)
- [5]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之省思[D]. 李丽. 复旦大学, 2006(02)
- [6]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驳唯生产力论者的一个所谓“新论点”[J]. 洪山彬. 中国经济问题, 197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