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信发展的归宿——个人通信（论文文献综述）
李牧[1]（2021）在《吴组缃集外佚文辑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6月,《吴组缃全集》（吴泰昌、朱寒冰主编,以下简称《全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包括长篇小说《山洪》、短篇小说卷、诗歌散文卷、宋元文学史稿、古代文学评论卷、现代文学评论卷、书信日记序跋卷共七卷,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等多个领域,无疑为吴组缃研究提供了更加完备的文献资料。虽历经数载,辑佚钩沉,但仍不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民国时期报刊上辑获吴组缃文章16篇,均为《全集》及其他作品集、文集所失收,
王彭浩[2]（2021）在《税收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文中研究表明
易小莉[3]（2021）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着具有永恒的思想魅力,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着的重要性。通过阅读经典、研究经典、运用经典树立科学世界观,形成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这是提高学术理论水平和执政工作能力的必要途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经典文献,书信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学者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是领导干部执政活动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是二者关怀现实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证明之一,书信中的核心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各个领域中的运用,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书信中善于运用历史性视野和辩证的理论态度关注人的现实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部分书信内容是其后续着作的理论萌芽,甚至有部分书信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着作中所没有,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马克思与安年科夫的书信中表达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为马克思撰写《哲学的贫困》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中,马克思对查苏利奇的复信提到了“卡夫丁峡谷”跨越理论,探析后进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多元道路。恩格斯在与布洛赫等人的通信中阐释历史“合力”思想,肯定“合力”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澄清立场。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甚至是未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源泉。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逻辑在书信中几乎随处可见,马克思时常在书信中表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态度,这为马克思扬弃黑格尔辩证法做了充足的铺垫。恩格斯在书信中常谈及《自然辩证法》这一未完成的着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恩格斯讨论自然辩证法的书信是该着作的草稿。深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的辩证法,能够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放在今天仍然具有珍贵价值,书信是记录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思想交流的生动材料,有利于丰富理论研究的文本内容。中国稳健步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现实社会的进步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力量。因此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需求,需要从思想上、行动上重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书信。
汤誉波[4]（2021）在《亚文化视角下的英国海盗电台现象研究 ——以卡罗琳电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社会出现了很多亚文化现象,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对父辈主流文化进行反抗。为了维系社会稳定,英国当局用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垄断广播市场,掌控舆论话语权。BBC拥有广播节目内容和形式的决定权,忽视民众喜好。所以一些不满现状的摇滚客决定反抗,利用私人船只在公海或利用早已废弃的战时碉堡进行广播,内容选择青年喜爱的流行乐和摇滚乐。这些私自进行广播的电台未获得英国当局许可,时人谓之海盗电台（Pirate Radio）。海盗电台符合亚文化风格形成的要求。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需要经过“拼贴”和“同构”两个步骤完成风格构建,英国海盗电台带有负面形象的文化符号是由媒体和政府这些客体“拼贴”的结果;电台成员和听众通过特定价值观共同完成“同构”环节,实现风格的稳定化。本文对英国首个海盗电台卡罗琳电台（Radio Caroline）作了重点分析,整理了卡罗琳电台1964年至1991年间在公海广播的历史和1991年后卡罗琳电台合法化历程。卡罗琳电台和其他海盗电台的崛起蚕食了BBC的市场份额,也损害了唱片商的利益,1967年英国当局出台《海洋犯罪法》,禁止本土广告商投资电台和英国公民的外海广播,卡罗琳电台远赴荷兰寻找出路,在此后的20余年里用不同的广播船惨淡经营。1991年后卡罗琳电台利用卫星和互联网技术提高专业化水平,最终于2017年取得政府颁发的牌照,实现合法。窥一斑而知全豹,从卡罗琳电台的历程可以总结出,海盗电台风格形成后主流文化会通过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为代表的规训式收编和商业资本为代表的民间收编消除它的抵抗力,使其融于主流。以卡罗琳电台为代表的海盗电台是英国亚文化的重要一支,剖析海盗电台的发展脉络对充实英国社会史、文化史领域的研究有积极意义。
孙颖鹿[5]（2021）在《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扶贫开发,扶贫事业取得丰硕成果。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下简称“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较深,致贫因素复杂,扶贫难度较大。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下简称“燕太片区”）作为兼具连片特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以及“环京津贫困带”的地区,其贫困特征和致贫因素更为复杂,研究这一地区的财政扶贫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2020年3月河北省贫困县全部“摘帽”,河北省燕太片区精准脱贫已全部完成,在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和脱贫人口返贫问题将凸显。要巩固脱贫成果,还需要后续帮扶政策的推进,做到“政策不变,力度不减,人员不撤”。在扶贫的过程中,财政支出是最主要的扶贫手段,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对财政扶贫效果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进行效率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相应的效率优化策略。本文基于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贫困的基本特征和特殊性、扶贫历程以及财政扶贫支出评价政策演进进行论述,并以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为研究对象,对其效率的影响因素、效率检验以及效率测度三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优化对策。核心内容和研究结果如下:（1）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多层次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通过调研河北省燕太片区22个贫困县1250户家庭的基本情况作为微观人力资本变量,并以统计数据为宏观变量,深入剖析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微观层面,人力资本要素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产生显着的正向效应;在宏观层面,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储蓄能力、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以及财政分权度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产生显着的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产生显着的负向效应,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负向效应不显着。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不同宏观因素的影响,不同人力资本要素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县域影响也呈现差异化特征。（2）考虑片区贫困县间人力资本要素的相似性,根据宏观因素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影响程度及方向,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静态上,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均通过了最近邻匹配、核匹配、k近邻匹配以及卡尺匹配检验,表明连片特困区财政扶贫支出能够显着促进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提升,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有效;动态上,随着连片特困区财政扶贫支出年份的增加,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的平均处理效应不断提高,表明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提高呈可持续趋势,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具有长效性。（3）在检验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有效的基础上,构建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对产出指标进行降维,并采用三阶段SBMDEA模型进一步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进行县域测度。结果显示:整体上河北省燕太片区县域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有待提升,县域技术效率差异较大;环境因素调整前后各县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差异明显,尤其是《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和精准扶贫提出后;环境因素中产业结构、财政分权度、城镇化水平等环境变量对效率的动态影响较大;在效率分解中,规模效率低下是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提出了检验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动态平均处理效应。通过动态分析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整体效率的变动趋势,判定其长效性,为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结构性分析奠定基础,有效提升了效率评价环节的完整性,为其他连片特困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研究提供了良好借鉴。（2）构建了包含现代化指标的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体系。针对河北省燕太片区的贫困特征,从民生、基础设施以及产业三个方面设计了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河北省燕太片区的特殊区位条件提出了产业现代化产出指标,强化了指标体系设计的针对性,完善了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体系分析框架。（3）运用因子分析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指标进行处理。将多产出指标降维成医疗卫生扶贫产出、教育扶贫产出、基础设施覆盖度、交通与通信扶贫产出、减贫与就业产出以及产业现代化产出6个指标,为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县域测度奠定基础,增强了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与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钟明华[6]（2021）在《中国的移动支付经济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移动支付产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业深度融合的产物,也是社会消费需求升级作用的结果。作为基础性商业设施,移动支付可以极大提升整个经济社会的商业交易效率;作为重要的技术赋能手段,移动支付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可以极大地助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当前,能否对移动支付发展实践进行系统理论地归纳总结,放大有利于移动支付发展的因子,疏通不利于移动支付发展的堵点,对维持移动支付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理论联系实际,以移动支付产业的理论分析为基础,围绕移动支付快速发展所产生的问题展开分析,主要着力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移动支付领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商业模式?移动支付快速发展对于货币、消费需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移动支付产业自身发展的宏微观因素有哪些?以这些具体问题为导向展开定性与定量分析,并围绕如何抓住移动支付技术新趋势,加快推动我国移动支付产业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构建了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移动支付领域商业模式。移动支付是一种创新型商业模式,而当前关于这种模式的定性分析较多,而具体分析移动支付市场主体间博弈发展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前沿研究较少。虽然也有学者基于博弈理论对移动支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是其假设多局限于移动运营商与银行卡公司两类参与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如今随着以支付宝、腾讯金融等为代表的第三方移动支付公司崛起为移动支付市场的头部平台,这就迫切需要与时俱进,综合研究金融机构、移动通信运营商和第三方移动支付公司三类参与主体之间的博弈逻辑。基于此,论文将数理模型引入移动支付三方参与主体的博弈分析之中,并将共享资源、超额收益、超额收益分配系数、资源吸收利用能力系数、背离收益、单独研发收益、罚金等系数纳入博弈模型之中,求解三方博弈最优解。第二,构建计量模型分别分析了移动支付与货币及消费之间的关系。当前关于移动支付的实证论文相对较少,而分析移动支付与货币、消费关系的论文就更加稀缺。论文从国家宏观层面和家庭微观层面两个维度分析移动支付的发展对现金支付、消费偏好产生的影响,一方面研究移动支付与货币之间的关系,基于宏观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移动支付与货币乘数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移动支付可以使得广义货币乘数变大;并基于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移动支付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移动支付与居民消费存在协整关系,能够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基于微观家庭数据,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了移动支付对家庭货币需求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年龄、教育、城乡、区域、城市等因素在两者关系中产生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了移动支付与家庭消费水平和家庭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金融素质对移动支付影响家庭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第三,构建量化分析模型研究移动支付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通过文献资料梳理发现,当前关于移动支付影响因素的分析多为定性研究,且现有文献还没有关于移动支付产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有鉴于此,一方面,从宏观视角出发,综合采用知名咨询机构关于移动支付的统计数据作为论文被解释变量,并通过误差修正模型（ECM）定量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线上支付场景、线下支付场景、硬件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保护水平、市场化发展水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宏观变量对我国移动支付产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微观视角出发,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FE）定量研究了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地区特征等三类变量对我国家庭移动支付使用情况的影响。第四,提出了移动支付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对策建议。移动支付本身兼具商业属性和技术属性,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支付方式,可以很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体验升级,对提升整个经济社会的组织运行效率作用极大;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赋能手段,需要高度重视技术的优化升级,要始终在技术上引领潮流,并深度融入于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中,实现裂变式发展,这也符合金融“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基于此,论文依据对移动支付产业的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以及技术分析,并充分结合移动支付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从“细分市场优化移动支付产业结构、增强移动支付技术创新水平、推动移动支付应用与实体经济融合”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王喜媛[7]（2020）在《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文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每一次依人类智慧和文明的进步而发生的科学技术革命,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人的存在方式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融合和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工业4.0”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现实”就是人与人类的当下的存在,就是我们的本质在当下的显现。从科学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的视角来看,我们当下的存在——“现实”就是我们已经步入了在信息化革命的条件下,由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融合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智能化时代。以智能化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智慧社会”,是以信息社会为基础对信息社会的继承与发展。“智慧社会”给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带来很多质的变化。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将引发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将推进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变化,同时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促使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必须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新技术的要求,即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具体体现为人们认知方式、思想观念、价值选择、决策方式、执行路径和方法等治理要素都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和转型。为此,本文选择“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作为研究主题,力图通过研究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可能面临的问题、挑战和解决问题找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规律,确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论文的具体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是:梳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等技术的理论基础和应用发展,预测智慧社会的发展远景,针对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所导致的传统社会向智慧社会转型所特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分析当前社会的鲜明特征,基于党的十九大对中国当前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的全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探究我国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与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的影响和关系,阐述由社会形态变革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必然性,对智慧社会视域下社会治理模式的内容和实例进行具体分析,并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各种变化以及人的价值进行反思,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论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当代启示。论文的基本内容分为如下几个部分:首先,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渗透日益显着,众多新技术融合突破,在解决当前人类发展遇到的困境的同时,正在带来人类社会运行智慧化、生产关系虚拟化的深刻变革。本部分主要通过深入分析新技术革命下智慧社会出现及其演进过程,提出伴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智慧社会治理变革的内驱力也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面临的新问题和各种矛盾的加剧而快速变化,面对如此重要的历史变革,构建灵活、高效、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来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智慧社会需要创新治理手段。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我国社会风险的出现使得社会转型加速,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流动性增加,并提高了社会控制难度。本部分主要阐述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深刻的变化;从经济发展现状、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贡献及新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论证触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现实基础和理念变革已经具备,阐明我国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发展变革历程。最后,随着智慧时代的到来,通过对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客观情况和现实困境的系统分析,提出必须通过“智慧化”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研究思路。本部分主要讨论如何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中挖掘潜在的价值,使社会治理和谐地融入智慧化的新时代,稳步迈进智慧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一,从全局和宏观的角度探讨我国的社会治理智慧化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第二,提出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机制、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文化的转型;第三,分析智慧治理模式转型的实例,对技术进步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人的价值进行反思;第四,从管理哲学视角探究新技术革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和客观基础。论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观念变革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理论。对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目的、方式、原则、发展趋势等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有价值的分析框架。从经济发展现状、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贡献以及新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等方面,阐述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现实基础及其相应理念的变革。在深入分析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深度融合、技术全面升级换代、经济社会跨越式演进等基础上,通过对智慧社会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综合因素分析,对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趋势进行创新研究。从智慧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和矛盾出发,探讨智慧社会语境下的社会关系调整和社会治理的创新,从管理哲学视角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和治理模式研究。论文存在的不足主要在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需要进一步丰富,同时从管理哲学视域的深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王小景[8]（2020）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四重结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就是历史辩证法,这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实现其革命性变革、拥有面向未来的强大生命力的根本。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人性论的、社会历史形态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和社会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自我灭亡中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这四重结构逻辑递进且辩证统一的辩证法,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一思想进行阐述。一、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在对黑格尔思辨的概念辩证法进行颠倒、扬弃与超越的同时,在实践的、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构建了内在地生成于历史唯物主义并随之不断发展的、四重结构辩证统一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其理论内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理论界定上,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以历史解释原则和辩证思维方式为指导构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活动为出发点,以现实的人为历史主体、以客观对象为历史客体,主客体统一于历史总体的、揭示人和社会历史总体运动发展规律性和方向性的辩证法;其次,主题上,改造世界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是其永恒的理论的和实践的主题;再次,本质特征上,根植于内在否定性基础之上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其本质特征。二、第一重结构和逻辑梯度是马克思人性论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人性论的历史辩证法主要体现在他关于人的属性、本质和人的价值旨归的思想中,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人具有基于“满足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二是在人与人关系层面,人具有基于“类本质”的类属性;三是在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人具有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属性;四是上述三重属性辩证统一于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旨归。马克思颠覆了以往形而上学的人性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既为我们把握人性提供了科学的、历史的尺度,又确立了马克思整个历史辩证法思想现实的人的逻辑起点及贯穿始终的自由解放价值尺度,体现了其辩证法的主体和主体性维度。三、第二重结构和逻辑梯度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形态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以“三形态”说为依据,揭示了社会历史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这一过程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内在逻辑线索的本质,以及人的自由从肯定阶段的抽象自由到否定阶段的异化自由最终到共产主义时期全面充分发展的自由个性阶段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过程和运动规律的历史辩证法,将历史辩证法从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本性的认识领域递进到作为历史客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形态领域。四、第三重结构和逻辑梯度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在阐释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内在矛盾的必然性和辩证运动规律客观性,揭示了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更替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形态更替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形成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客体性认识的深化。五、第四重结构和逻辑梯度是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自我灭亡中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由于其固有的矛盾导致其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并最终从内部必然走向自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进而揭示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和作为历史客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然必然性王国到物的必然性王国最终到自由王国的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从而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总体性方向的辩证法。六、马克思四重结构的历史辩证法从构思方法、构思过程到构思维度具有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构思方法上看,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四重结构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构思过程上看,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四重结构的构思过程就是在实践基础上历史主客体相互作用、历史主体性居于主导地位和历史客体性居于基础性地位、且二者统一于历史总体性的逻辑过程和辩证关系的表达。从关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本质的构思维度上看,马克思是在确立其新世界观本体论的基础上,从世界观—历史观—历史科学逐层推进、三位一体、辩证统一的维度,来构思四重结构逻辑递进且辩证统一的历史辩证法整体结构。总之,马克思四重结构的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运用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对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考察,在揭示人及其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必然的方向性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在世界观、历史观和历史科学三位一体维度的辩证统一。
张闻捷[9]（2020）在《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文中认为1916年至1922年是徐世昌在民国政坛最为活跃的时期。其在野时即深度介入政局,在诸如1916年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1917年参战、张勋复辟,1917至1918年冯国璋段祺瑞府院之争中的两次内阁风潮、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产生过重要影响。1918年至1922年担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期间主持了南北议和,经历了与皖系由合作到分裂的内阁风潮、国会争端、直皖之争等,间接促成了直皖战争。皖系崩溃后,直奉深度介入中央,徐世昌在直奉压迫下求生存,利用直奉矛盾主导了靳云鹏、梁士诒内阁的更迭,打破了直奉平衡,使直奉争端表面化,是促成直奉战争的重要原因。综上,徐世昌1916年至1922年间于北方政局有着深刻影响。本文主要探讨徐世昌在此期间的政治活动及影响。正文分为七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徐世昌在1916至1917年黎段之争中的活动,考察徐世昌的具体表现、动机、影响。1916年秋冬,徐世昌作为“调人”深度参与了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是缓解黎段之争的最关键人物。1917年徐世昌支持参战,是推动段祺瑞主张参战的核心人物。府院之争白热化时,徐世昌支持督军团反对黎元洪。张勋复辟时期力劝阻张勋复辟,并支持督军团反对张勋独占政权。徐世昌在以上活动的动机是基于其为北洋派元老,有浓厚的维护己派利益的北洋意识。第二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争期间的活动。1917年冬的冯段之争是北洋派内部争斗,徐世昌以元老身份具备居中调节的资格。他以维护北洋为基础调节冯国璋段祺瑞,先后经历了维持段祺瑞内阁、支持王士珍组阁等活动,令政潮缓解。1918年,主战派公推徐世昌支援段祺瑞,助推了段祺瑞内阁再起,其与皖系关系更为紧密。徐世昌主导了王士珍内阁阁员配置,且该配置延续到段祺瑞内阁,加强了徐世昌对中枢的影响力。徐世昌在此期间开始主动介入政局,隐约成为时局的中心人物之一。第三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就任总统前各派系对徐世昌的推戴和徐世昌派的壮大及活动。徐世昌是总统的热门人选,北洋派常在政局波动时生出推戴徐世昌的意图,他们的活动为徐世昌最终就任提供了可行性参照,加重了徐世昌的首领形象。冯国璋、段祺瑞都有任总统的资格,但因和战问题矛盾重重,故推徐世昌成了缓和双方矛盾的可能选择。北洋、安福、研究系对总统问题有过一个由分歧而统一的过程,最终选定徐世昌。徐世昌结合新旧交通系成为政坛的第三股势力,使主和空气大增,加重了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砝码。徐世昌及其派系反对临时参议院选举总统和改组内阁,为徐世昌就任提供了助力。第四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1919年南北议和中的活动。徐世昌希望以议和成为有实权的总统,就任前后即开始提前布置,大致可概括为三项:1、以己派钱能训代替主战派段祺瑞为总理。2、欲将副总统留待西南人士,抵制曹锟当选。3、利用和平声浪统一北派意见。和谈中徐世昌最感困难的是涉及削弱皖系势力的陕西停战、参战军存废、国会存废三问题。徐世昌最初因支持段祺瑞而认同段祺瑞对陕西的政策,但随后南方将陕西问题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徐世昌急于和议告成,态度开始转变,希望推动陕西停战。参战军是段祺瑞为武统南方而设,南方希望取消参战军,徐世昌在处理这一问题经历了开始时维护段祺瑞、遭遇压力后与段祺瑞协商折中处理、遇到段派抵抗而失败几个阶段。南方以解散安福为承认徐世昌的条件,徐世昌因欲与南方妥协且厌恶安福国会掣肘,有解散安福的意图。但计划很快被安福系侦知,因而受到阻挠,致使和议失败。第五章主要考察徐世昌任总统前半期与皖系的冲突及其应对。钱能训内阁秉承徐世昌的意旨,安福以外交、学潮直接攻钱能训间接攻徐世昌。徐世昌以辞职回击,有两项意图,一、维持执行其意旨的钱能训内阁。二、以第一项为基础,对内继续掌控议和,对外推动巴黎和会签字。安福系继续攻击徐世昌,吞并国会中徐派已未系,议和北方总代表易为安福王揖堂,标志着府方衰退。最终徐世昌在签字问题上获得主动,但未实现议和目的,也未保住钱能训内阁,损失大于收获。徐世昌为推周树模组阁与安福长时间对峙,安福为控制内阁,提出诸多苛刻条件为交换,双方不但未达成妥协,且恶感渐深。靳云鹏内阁是徐世昌兼顾自身需要与缓解安福压力的折衷选择,因靳云鹏属于段派而与安福对立、靳云鹏感激于徐世昌的提携、靳云鹏与直奉关系密切可资利用。保持各方均势是徐世昌维护自身权势的策略,徐世昌在河南易督、直系湖南撤防问题上偏直抑皖,导致徐世昌段祺瑞关系恶化,且加剧了直皖矛盾间接导致了直皖战争爆发。战争临近时,徐世昌经历了由促和到放任的转变。第六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直奉压迫下的活动。战后内阁、国民大会、惩办祸首等问题成为直奉深度介入中央的例证,凸显了徐世昌的弱势,挣脱弱势地位成为此后徐世昌行动的原动力。靳云鹏依靠直奉组阁,平衡直奉中经常侵及府方利益,引起希望府院一致的徐世昌不满,徐世昌靳云鹏矛盾因此而生。府院因湘鄂战争、热河都统更易、烟酒署等问题矛盾逐渐升级。徐世昌借助奉系驱逐靳云鹏,利用奉系推荐的梁士诒组阁,引起直奉失衡,府院矛盾演化为直奉矛盾。随后徐世昌因直系压力放弃维护梁士诒内阁,又受到奉系不满,形成了奉皖粤交联合反直兼反徐世昌,徐世昌开始倾向借直抑奉。徐世昌希望通过解决内阁总理、自揽责任、劝解双方退让等方式平衡直奉避免开战,但徒劳无功,更显其虚弱。战后徐世昌利用抵制旧国会、推王士珍组阁等活动巩固权位,但直系加速恢复旧国会运动,徐世昌因失去法律支撑在吴佩孚逼迫下突然下野。结论认为徐世昌在1916年至1922年的政治活动显分两段,每段政治背景、身份、参与程度、影响均不同。1916至1918年为第一段,他是政局的关键参与者之一,但非最核心人物。北洋派面临分裂危机,他们需要徐世昌的资望、经验、势力帮助他们挽救危机。此期间的活动提升了其政治实力。第二段为1918至1922年,徐世昌以总统身份处于政治漩涡最中心,是政局的最核心人物。此时期他的声望、势力迅速消耗,其无意却实际导致时局更加混乱。近代以来的权势下移、徐世昌元老与元首身份的冲突、他的行事风格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张炳旭[10]（2021）在《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任白涛幼名洪涛,曾用笔名冷公、一碧,河南南阳人士,辛亥时期开始投身新闻事业,随后致力于新闻学术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实用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的着述者,也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论文以“新闻人”任白涛为中心,系统探讨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活动、新闻学术活动、新闻思想以及抗日新闻宣传等内容,力求客观、全面地将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同时,希冀这番探索能够对民国新闻史尤其是新闻人物史研究有所补益。论文按照总-分-总的逻辑顺序,内容主要涵盖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论文第一章,主要探讨任白涛的人生历程与社会环境。本章结合特定时代背景,以时间为轴线对“新闻人”任白涛的人生历程进行了总体概括。呈现了任白涛在南阳、开封、上海、东京、重庆、恩施等地的人生经历,着重揭示了任白涛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人生追求、理想信念以及促使他选择不同道路的内在动因。认为是在时代环境、家世背景、教育经历和个人性格特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任白涛才始终坚守着他的新闻人之路。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第二、三、四、五章,是从横向上对新闻人任白涛展开的研究,分别对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新闻学术活动、新闻思想观念以及抗日新闻宣传四个方面作出考察。其中第二章系统梳理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历程。本章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活动划分为“在《民立报》时期”和“在《新湖北日报》时期”两个阶段。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后,任白涛受到个人兴趣的驱使、民主自由社会风气的熏染及对军阀政府统治的不满,毅然投身新闻事业,期望通过“新闻”这一媒介来施展个人抱负并对社会进步有所助益。抗日战争期间,任白涛作为《新湖北日报》总编辑,在民族危亡时刻再次走上新闻职业工作,把担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作为践履其“新闻救国”理想的一种途径,这解释了他为何会以短暂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姿态出现在新闻界。第三章着重研究任白涛的新闻学术活动。本章从任白涛“在日本”和“在国内”两个层面对他的新闻学术活动进行展开,重点探究了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创办中国新闻学社等重要活动,认为任白涛在力图构建一种体系化的新闻学,任白涛的新闻学术研究活动对中国早期新闻学科的建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第四章主要研究任白涛的新闻思想。本章主要从新闻业务思想、新闻教育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四个方面对任白涛新闻思想展开重点考察,认为任白涛的新闻思想体现出了如下特征:一、中外结合,以本土化为追求;二、吸纳为起点,以立足体系创建为目标;三、强调记者责任,以服务公众为宗旨。任白涛的新闻思想既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熏染,又对西方新闻学理论和思想进行了借鉴和吸收,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中体西用”色彩。第五章是对任白涛抗日新闻宣传的研究。任白涛的抗日新闻宣传研究是作为“新闻人任白涛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本章首先考察了任白涛从事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历史背景。其次,对任白涛进行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内在动因作出探析,认为根本动因是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局面,直接动因是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闻侵略。再次,重点研究了任白涛关于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成果。在抗战期间,任白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新闻宣传政策及行为尤为关注,并进行了细致研究,在日本对华施加的新闻宣传政策、战时国际通讯社的机构及其作用、抗战期间的对日新闻宣传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并以此作为他在抗战期间从事新闻活动的基本准绳。第三部分即论文第六章,在前五章研究和阐述的基础上对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其评价展开探讨,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和升华。任白涛一生钟情于新闻事业,既从事新闻学术研究,又投身于新闻实践活动。其中,从事新闻学术研究是任白涛人生当中的主要工作,在中国新闻学的一些领域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是民国时期追求新闻理想的典型新闻人之一。本章从政治与学术的视角出发对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历史贡献与地位作出阐述。与此同时,指出由于时代条件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与限制,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新闻学术以及新闻思想等也暴露出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以新闻人任白涛为镜,将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可为当前中国新闻理论建设与新闻学科发展提供镜鉴。
二、通信发展的归宿——个人通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通信发展的归宿——个人通信（论文提纲范文）
（1）吴组缃集外佚文辑说（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3）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国内背景 |
| (二)国际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重难点、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的重难点和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
| 一、书信中表达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 |
| (一)社会历史进步根源于客观现实 |
| (二)人在现实活动中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性和暂时性 |
| 二、书信中申明了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跨越理论 |
| (一) “卡夫丁峡谷”跨越理论由理论与实践磨合而成 |
| (二)后进国家有渡过“卡夫丁峡谷”波折的可能性 |
| 三、书信中阐释了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 |
| (一) “合力”研究整体社会历史 |
| (二)社会历史发展是“合力”推动的结果 |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的辩证法思想 |
| 一、书信中包含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 |
| (一)书信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 |
| (二)书信中辩证法思想的正面建树 |
| 二、书信中囊括了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补充 |
| (一)自然界是辩证发展的一个矛盾统一体 |
| (二)人与自然之间是辩证发展的关系 |
|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价值 |
| 一、书信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发展坚定自信 |
| (一)新世界观有利于为中国发展坚定唯物主义立场 |
| (二) “卡夫丁峡谷”理论有利于中国研判发展方向 |
| (三) “合力”思想有利于推进中国和谐社会建设 |
| 二、书信中的辩证法思想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力量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有利于促进中国现实生态问题的解决 |
| (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有利于促进中国共产党实践能力的提高 |
| 三、书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珍贵历史资料 |
| (二)是记录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交流的一手材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亚文化视角下的英国海盗电台现象研究 ——以卡罗琳电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孕育亚文化的英国社会 |
| 第一节 20世纪中叶的英国青年亚文化 |
| 第二节 无线广播事业与亚文化海盗电台 |
| 第二章 风格:亚文化英国海盗电台的建构 |
| 第一节 英国海盗电台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亚文化英国海盗电台的风格界定 |
| 第三节 亚文化英国海盗电台的风格构成 |
| 第三章 抵抗:个案卡罗琳电台的“反叛”过程 |
| 第一节 卡罗琳电台兴起与初遇挫折(1964年——1970年) |
| 第二节 “米阿米戈”号阶段(1972年——1980年) |
| 第三节 “罗斯复仇”号阶段(1983年——1991年) |
| 第四章 收编:卡罗琳电台的归宿与海盗电台的反思 |
| 第一节 卡罗琳电台的收编结果 |
| 第二节 海盗电台的被收编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译名对照表 |
| 致谢 |
（5）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财政支出 |
| 2.1.2 财政扶贫支出 |
| 2.1.3 财政扶贫支出效率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效率理论 |
| 2.2.2 多层次理论 |
| 2.2.3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 |
| 2.2.4 决策科学理论 |
| 2.3 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方法 |
| 2.3.1 多层线性模型 |
| 2.3.2 倾向得分匹配 |
| 2.3.3 数据包络分析 |
| 2.3.4 随机前沿分析 |
| 2.3.5 因子分析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河北省燕太片区贫困特征及扶贫进展 |
| 3.1 河北省燕太片区的界定 |
| 3.2 河北省燕太片区的贫困特征 |
| 3.2.1 河北省燕太片区基本贫困特征 |
| 3.2.2 河北省燕太片区贫困的特殊性 |
| 3.3 燕太片区扶贫历程及扶贫政策梳理 |
| 3.3.1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确立前的扶贫 |
| 3.3.2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确立——新时期精准扶贫阶段 |
| 3.4 财政扶贫支出评价政策演进 |
| 3.4.1 我国财政扶贫支出评价政策梳理 |
| 3.4.2 河北省财政扶贫支出评价政策梳理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多层线性模型 |
| 4.1 多层线性模型 |
| 4.1.1 多层线性模型的一般形式 |
| 4.1.2 多层线性模型的基本步骤 |
| 4.1.3 多层线性模型的优点 |
| 4.2 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多层次性特征 |
| 4.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1 变量选取 |
| 4.3.2 研究假设 |
| 4.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 实证检验 |
| 4.4.1 零模型的实证分析 |
| 4.4.2 微观变量的随机系数模型估计 |
| 4.4.3 全变量的完整模型估计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检验: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
| 5.1 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设定与匹配种类 |
| 5.1.1 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设定 |
| 5.1.2 倾向得分匹配种类 |
| 5.2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检验模型设定 |
| 5.2.1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检验的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
| 5.2.2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检验的匹配方式 |
| 5.2.3 稳定性检验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数据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测度:基于三阶段SBM-DEA模型 |
| 6.1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测度模型设定 |
| 6.1.1 三阶段DEA模型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测度的适用性 |
| 6.1.2 三阶段SBM-DEA模型设定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数据来源 |
| 6.2.3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处理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三阶段技术效率结果分析 |
| 6.3.2 三阶段技术效率分解分析 |
| 6.3.3 区域效率差异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优化策略研究 |
| 7.1 适度扩大片区财政扶贫支出规模 |
| 7.1.1 强化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支撑 |
| 7.1.2 推动财政扶贫资金筹集渠道多元化 |
| 7.1.3 创新财政扶贫投资方式 |
| 7.2 调整片区财政扶贫支出结构 |
| 7.2.1 优化财政产业扶贫支出结构 |
| 7.2.2 强化人力资本的财政投资 |
| 7.2.3 推进片区城镇化进程 |
| 7.2.4 实施差别化的区域财政扶贫支出策略 |
| 7.3 优化片区财政扶贫支出决策管理 |
| 7.3.1 提高基层财政分权度 |
| 7.3.2 严格财政扶贫绩效审计 |
| 7.4 创新片区财政扶贫支出长效机制 |
| 7.4.1 构建过渡期财政扶贫退出长效机制 |
| 7.4.2 完善财政涉农资金整合使用的长效机制 |
| 7.4.3 构建财政扶贫动态监测与预警机制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2.1 研究不足 |
| 8.2.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中国的移动支付经济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移动支付 |
| 2.1.2 商业模式 |
| 2.2 移动支付研究综述 |
| 2.2.1 移动支付影响因素 |
| 2.2.2 移动支付业务模式 |
| 2.2.3 移动支付安全性 |
| 2.3 商业模式研究综述 |
| 2.3.1 商业模式组成要素 |
| 2.3.2 商业模式创新 |
| 2.3.3 商业模式类型 |
| 2.4 理论基础 |
| 2.4.1 博弈理论 |
| 2.4.2 价值网络理论 |
| 2.4.3 市场均衡理论 |
| 2.4.4 系统动力学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移动支付产业的经济学分析 |
| 3.1 移动支付系统的复杂性 |
| 3.1.1 有关复杂系统理论的研究 |
| 3.1.2 移动支付系统结构解析 |
| 3.1.3 移动支付的系统复杂性分析 |
| 3.2 移动支付的双边市场特性 |
| 3.2.1 双边市场理论研究 |
| 3.2.2 移动支付产业的双边市场判定 |
| 3.2.3 双边市场特性对移动支付产业发展的影响 |
| 3.3 移动支付的价值网络特性 |
| 3.3.1 移动支付价值网络的构建 |
| 3.3.2 移动支付价值网络的特征 |
| 3.3.3 价值网络特性对移动支付产业的作用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移动支付产业商业模式研究 |
| 4.1 移动支付产业链的构成 |
| 4.2 移动支付的运营主体 |
| 4.2.1 以移动通信运营商为运营主体 |
| 4.2.2 以金融机构为运营主体 |
| 4.2.3 以第三方移动支付公司为运营主体 |
| 4.2.4 三个运营主体之间的特殊关系 |
| 4.3 博弈论视角下的移动支付商业模式分析 |
| 4.3.1 三方博弈模型 |
| 4.3.2 博弈模型的求解 |
| 4.3.3 其他影响因素分析 |
| 4.3.4 博弈案例分析 |
| 4.4 价值网络视角下的移动支付商业模式分析 |
| 4.4.1 价值网络各参与方价值 |
| 4.4.2 价值网络的价值来源 |
| 4.4.3 价值网络的价值形成过程 |
| 4.4.4 移动支付价值网络风险研究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移动支付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
| 5.1 相关文献回顾 |
| 5.1.1 移动支付与货币相关的文献综述 |
| 5.1.2 移动支付与消费相关的文献综述 |
| 5.2 实证研究思路和方法选择 |
| 5.3 移动支付对国家层面的经济效应研究 |
| 5.3.1 移动支付对货币乘数影响的研究 |
| 5.3.2 移动支付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 |
| 5.4 移动支付对家庭层面的经济效应研究 |
| 5.4.1 移动支付对家庭货币需求影响的研究 |
| 5.4.2 移动支付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移动支付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6.1 相关文献回顾 |
| 6.2 实证研究思路和方法选择 |
| 6.3 基于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
| 6.3.1 实证相关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
| 6.3.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3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 6.4 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 |
| 6.4.1 模型构建与实证方法及数据来源 |
| 6.4.2 实证相关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
| 6.4.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5 移动支付技术研究 |
| 6.5.1 关键推动技术影响因素研究 |
| 6.5.2 技术决定论探究 |
| 6.5.3 技术风险研究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移动支付发展趋势与对策建议 |
| 7.1 移动支付技术发展趋势 |
| 7.1.1 区块链移动支付 |
| 7.1.2 AI刷脸移动支付 |
| 7.1.3 指纹移动支付 |
| 7.1.4 可穿戴无线电移动支付 |
| 7.2 移动支付发展对策和建议 |
| 7.2.1 细分市场优化移动支付产业结构 |
| 7.2.2 增强创新水平紧密跟踪新技术 |
| 7.2.3 推动移动支付应用于实体经济 |
| 7.2.4 促进移动支付与实体经济融合 |
| 7.2.5 加强监管预防风险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论文工作总结 |
| 8.2 下一步研究工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智慧社会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野 |
| 1.1 选题的理由 |
| 1.2 问题的意识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新技术革命下智慧社会的变革 |
| 2.1 新技术革命的进展 |
| 2.2 新技术引发的新问题 |
| 2.3 社会形态的变革 |
| 2.4 智慧社会的发展 |
| 第三章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
| 3.1 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 |
| 3.2 触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现实基础 |
| 3.3 触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理念变革 |
| 3.4 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
| 4.1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意义 |
| 4.2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内容 |
| 4.3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具体实践 |
| 4.4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当代启示 |
| 第五章 结论:总结与展望 |
| 5.1 研究总结 |
| 5.2 智慧社会及其社会治理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四重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状况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状况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和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内涵 |
| 2.1 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概念辩证法的扬弃 |
| 2.1.1 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基本内涵 |
| 2.1.2 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理论困境 |
| 2.1.3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与超越 |
| 2.2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概念及展开 |
| 2.2.1 历史辩证法的概念界定 |
| 2.2.2 历史辩证法的实践观基础 |
| 2.2.3 历史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
| 2.3 历史辩证法的主题及特征 |
| 2.3.1 历史辩证法的人类自由解放主题 |
| 2.3.2 历史辩证法的批判性特征 |
| 2.3.3 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性特征 |
| 第3章 马克思人性论的历史辩证法 |
| 3.1 基于“满足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 |
| 3.1.1 物质资料是生存的第一需要 |
| 3.1.2 生产劳动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 |
| 3.1.3 自然属性向“类本质”的过渡 |
| 3.2 基于“类本质”的类属性 |
| 3.2.1 “类本质”的概念 |
| 3.2.2 “类本质”的自由向度 |
| 3.2.3 社会性类本质对抽象的类本质的扬弃 |
| 3.3 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 |
| 3.3.1 生产关系的社会性 |
| 3.3.2 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和类属性的统一 |
| 3.4 人向符合社会的人的复归 |
| 3.4.1 异化劳动中人的本质及三重属性的异化 |
| 3.4.2 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和解 |
| 第4章 马克思社会历史形态的历史辩证法 |
| 4.1 原初的人的依附性形态 |
| 4.1.1 以自然关系为基础的自由 |
| 4.1.2 早期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的自由 |
| 4.1.3 人的依附性关系的终结 |
| 4.2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 |
| 4.2.1 私有制对私有财产的确立 |
| 4.2.2 以利益为媒介的人的独立性的确立 |
| 4.2.3 人的物化对自由独立性的否定 |
| 4.3 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态 |
| 4.3.1 私有制的扬弃 |
| 4.3.2 “物的解放”对自由个性的承诺 |
| 4.3.3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预设 |
| 4.4 “三形态”的辩证逻辑关系 |
| 4.4.1 原初单纯肯定性阶段的抽象自由 |
| 4.4.2 以利益为媒介的否定性阶段的异化 |
| 4.4.3 共产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性自由阶段 |
| 第5章 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 |
| 5.1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
| 5.1.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
| 5.1.2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
| 5.1.3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 |
| 5.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
| 5.2.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 5.2.2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
| 5.2.3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 |
| 5.3 基于辩证规律的社会历史形态的更替 |
| 5.3.1 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的基本内涵 |
| 5.3.2 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必然性 |
| 5.3.3 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
| 第6章 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自我灭亡中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辩证法 |
| 6.1 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意义 |
| 6.1.1 资本主义对古典抽象人性论的革命 |
| 6.1.2 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的历史进步性 |
| 6.1.3 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推动 |
| 6.2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
| 6.2.1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 |
| 6.2.2 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之间的二律背反 |
| 6.2.3 两大阶级对立的矛盾 |
| 6.3 资本主义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
| 6.3.1 剩余价值对剥削秘密的揭露 |
| 6.3.2 资本主义生产了否定自身的无产阶级 |
| 6.3.3 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批判本性 |
| 6.4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
| 6.4.1 资本主义扞卫的虚假的“必然王国” |
| 6.4.2 “共产主义”作为“自由王国”的终极指向 |
| 6.4.3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必然性 |
| 第7章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四重结构的辩证统一 |
| 7.1 构思方法: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
| 7.1.1 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一致思想的超越 |
| 7.1.2 《资本论》中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
| 7.1.3 四重结构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及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
| 7.2 构思过程:主体与客体通过实践活动达到历史总体性的辩证统一 |
| 7.2.1 历史的主体及主体性 |
| 7.2.2 历史的客体及客体性 |
| 7.2.3 主、客体通过实践活动达到历史总体性的统一 |
| 7.3 构思维度:世界观、历史观、历史科学的辩证统一 |
| 7.3.1 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
| 7.3.2 历史观与历史科学的统一 |
| 7.3.3 四重结构基于世界观、历史观与历史科学的辩证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结构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徐世昌与黎段之争 |
| 一、徐世昌与1916年秋黎段之争 |
| (一)府院僵持与非徐不可的原因 |
| (二)府院对徐世昌的迎与拒 |
| (三)徐世昌入京调停 |
| (四)徐世昌北洋意识的初显 |
| 二、1917年黎段关系恶化中的徐世昌 |
| (一)徐世昌对参战问题的认识与参与 |
| (二)派系关系与徐世昌对德政见及行动 |
| (三)段内阁不稳与推徐组阁的声浪 |
| (四)徐世昌与天津总参谋处的互援 |
| 三、张勋复辟时期的徐世昌 |
| (一)复辟传言与徐世昌对张勋的劝阻 |
| (二)阻止张勋独占政权 |
| 小结 |
| 第二章 徐世昌与冯段之争 |
| 一、徐世昌与1917年冬内阁风波 |
| (一)主张维持段内阁 |
| (二)徐世昌北洋意识的彰显 |
| (三)主导王士珍组阁 |
| 二、徐世昌与1918年段内阁再起 |
| (一)主战派倒阁与冯国璋向徐求援 |
| (二)主战派推徐援段 |
| (三)徐世昌支持段祺瑞组阁 |
| (四)段内阁的徐系色彩 |
| 小结 |
| 第三章 徐世昌就任总统与1918年的时局 |
| 一、徐世昌的资望与被拥戴 |
| (一)历史上的推戴与徐世昌资望的积累 |
| (二)冯段之争与双方对徐的推戴 |
| (三)由分而合:安福部、研究系、北洋派对徐的推戴演变 |
| 二、徐世昌派系的壮大与活动 |
| (一)第三股势力的成形 |
| (二)徐世昌派竞选总统的活动 |
| 三、就任总统 |
| 小结 |
| 第四章 徐世昌与1919年南北议和 |
| 一、徐世昌为南北议和提前布置 |
| (一)徐世昌南北议和的政治动机 |
| (二)以钱能训代替段祺瑞组阁 |
| (三)缓选副总统,留待西南人士 |
| (四)利用主和声浪推动北洋主战派同意议和 |
| 二、和谈中徐世昌面临的冲突与挫折 |
| (一)徐世昌对陕西问题的处理 |
| (二)徐世昌关于参战军问题的处置与挫败 |
| (三)国会存废问题和徐世昌的处置与挫败 |
| 小结 |
| 第五章 徐世昌任总统前半期的活动主线:与皖系冲突 |
| 一、徐世昌在安福倒阁运动中的应对及失败 |
| (一)安福系利用倒阁攻击徐世昌 |
| (二)徐世昌辞职以应对内外问题 |
| (三)“钱倒徐孤”:徐退与皖进 |
| 二、徐世昌与安福对继任内阁的争执 |
| (一)徐世昌提周树模组阁与安福系阻挠 |
| (二)徐世昌的折衷应对:靳云鹏内阁的提出 |
| 三、徐世昌与皖系矛盾的加深及爆发 |
| (一)河南易督与徐世昌的借直抑皖 |
| (二)以靳制段:安福攻击靳内阁时徐世昌的考量及行动 |
| (三)徐世昌对湖南问题的处理与徐段关系的明显恶化 |
| (四)从促和到放任:徐世昌直皖战前的态度转变及行动 |
| 小结 |
| 第六章 弱势与维持:徐世昌任总统后半期的活动 |
| 一、背景:战后徐世昌地位的进一步弱化 |
| (一)直奉介入中央与徐世昌地位的弱化 |
| (二)对战后诸问题的处置与徐弱势地位的凸显 |
| 二、徐世昌与靳云鹏的冲突及其行动 |
| (一)直奉支持下的靳内阁对徐的压迫 |
| (二)府院更易潘复、张寿龄问题上的冲突及矛盾爆发 |
| (三)徐世昌与奉系合作倒阁 |
| 三、徐世昌与直奉争端 |
| (一)徐世昌用梁士诒组阁与直奉矛盾激化 |
| (二)奉皖粤交联合与对徐世昌的威胁 |
| (三)徐世昌平衡直奉的努力及失败 |
| (四)战后徐世昌维持权位活动的失败及突然下野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研究的理由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现有研究述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文献评析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创新点及困难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研究的困难 |
| 第一章 任白涛的人生历程与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家世与早年求学生涯 |
| 一、家庭与家学 |
| 二、从私塾到学堂 |
| 三、上海问医兼求学 |
| 第二节 涉足报界到东渡日本 |
| 一、初入新闻界 |
| 二、东渡日本留学 |
| 三、与周恩来成为莫逆之交 |
| 四、参与留日学生运动 |
| 第三节 在杭州与上海间辗转 |
| 一、置身版权纠纷 |
| 二、投身左翼文化运动 |
| 第四节 因抗战而逐流的年代 |
| 一、赴重庆寻找党组织 |
| 二、从事战时宣传工作 |
| 三、抗战后的清贫生活 |
| 第二章 任白涛的新闻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在《民立报》时期的新闻实践 |
| 一、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新闻界 |
| 二、任白涛《民立报》记者经历考证 |
| 三、《民立报》上的“河南通信” |
| 四、任白涛新闻通信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在《新湖北日报》时期的新闻实践 |
| 一、《新湖北日报》的创刊背景及过程 |
| 二、《新湖北日报》的编务人员与栏目设置 |
| 三、任白涛主编期间的《新湖北日报》言论分析 |
| 四、毅然离开《新湖北日报》 |
| 第三节 任白涛新闻实践的主要特征 |
| 一、以兴趣支持事业 |
| 二、将新闻用作武器 |
| 三、为言论自由大声疾呼 |
| 四、为民族解放坚守阵地 |
| 第三章 任白涛的新闻学研究 |
| 第一节 任白涛从事新闻学研究的背景 |
| 一、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环境 |
| 二、20 世纪20 年代前后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任白涛在日本的新闻学研究 |
| 一、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 |
| 二、着述《应用新闻学》 |
| 三、《应用新闻学》的出版经历 |
| 第三节 任白涛在国内的新闻学研究 |
| 一、创办中国新闻学社 |
| 二、《综合新闻学》的诞生 |
| 三、与学术界同仁的交往 |
| 四、进行体系化的新闻学研究与构建 |
| 第四节 任白涛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
| 一、以改善我国新闻事业为目标 |
| 二、以指导实践为主要目的 |
| 三、以构建体系化新闻学为追求 |
| 四、以引领学术为意识 |
| 第四章 任白涛的新闻思想研究 |
| 第一节 任白涛新闻思想的主要渊源 |
| 一、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熏染 |
| 二、西方新闻学理论的影响 |
| 三、自我新闻实践活动的提炼 |
| 第二节 任白涛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任白涛的新闻业务思想 |
| 二、任白涛的新闻教育思想 |
| 三、任白涛的新闻伦理思想 |
| 四、任白涛的新闻舆论思想 |
| 第三节 任白涛新闻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中外结合,以本土化为追求 |
| 二、吸纳为起点,以立足体系创建为目标 |
| 三、强调记者责任,以服务公众为宗旨 |
| 第五章 任白涛的抗日新闻宣传研究 |
| 第一节 任白涛从事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历史背景 |
| 一、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
| 二、中国新闻界的抗日新闻宣传热潮 |
| 三、任白涛对日本新闻界的早期关注与研究 |
| 第二节 任白涛从事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动因 |
| 一、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局面 |
| 二、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闻侵略 |
| 第三节 任白涛对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成果 |
| 一、关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宣传政策的认识 |
| 二、关于日本对华新闻宣传工具侵略本质的揭示 |
| 三、关于中国反对日本新闻侵略的主要原则 |
| 四、关于中国对日新闻宣传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任白涛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特征 |
| 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
| 二、注重新闻的宣传功用 |
| 三、适应时代环境的需要 |
| 四、将学术研究融入抗战实践 |
| 第六章 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评价 |
| 第一节 新闻人任白涛的历史定位 |
| 一、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始终怀揣强烈责任感的新闻人 |
| 二、对中国早期新闻学建构有开创性贡献的新闻学者 |
| 三、对抗日宣传做出一定贡献的新闻斗士 |
| 第二节 新闻人任白涛的历史局限性 |
| 一、过分地看重新闻事业的力量和作用 |
| 二、未能充分地将自己的新闻主张贯彻于实践 |
| 第三节 新闻人任白涛的现实启示 |
| 一、新闻人应当具有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
| 二、新闻学术研究应与当下时代需要相结合 |
| 三、应当理性看待西方新闻学理论和思想 |
| 结语 |
| 附录:新闻人任白涛生平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四、通信发展的归宿——个人通信（论文参考文献）
- [1]吴组缃集外佚文辑说[J]. 李牧. 粤海风, 2021(04)
- [2]税收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D]. 王彭浩. 四川大学, 2021
- [3]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研究[D]. 易小莉. 大理大学, 2021(09)
- [4]亚文化视角下的英国海盗电台现象研究 ——以卡罗琳电台为例[D]. 汤誉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研究[D]. 孙颖鹿. 河北大学, 2021(09)
- [6]中国的移动支付经济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D]. 钟明华.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7]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D]. 王喜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0
- [8]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四重结构研究[D]. 王小景. 吉林大学, 2020(03)
- [9]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D]. 张闻捷. 吉林大学, 2020(03)
- [10]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D]. 张炳旭. 南京师范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