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穷的力量——参加党的“十一大”和学习华主席政治报告的感受（论文文献综述）
杨琳琳[1]（2018）在《上海市文教系统奉贤“五·七”干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七”干校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为贯彻毛泽东的干部下放参加劳动和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以走“五·七”道路为名,将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大专院校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等类人员下放到农村进行体力劳动,改造世界观的场所。1969年8月,上海市电影、新闻出版、文化系统在奉贤各自建立“五·七”干校,其中电影、新闻出版干校位于奉新,文化干校位于塘外。三所干校建校后很快投入到“斗批改”、“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等政治运动中,在肃杀的政治气氛中许多知识分子受到冲击。这种紧张的情况直到1971年上半年随着干校的任务由“斗批改”转为轮训在职干部,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有所缓和。上海市文教系统16个单位的“五·七”干校逐步并迁至奉新。1975年4月,在原上海市电影、新闻出版、文化“五·七”干校的原址之上,成立了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按照文教组的构想要把所有文教单位的“五·七”干校都集中于此。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五·七”干校生存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全国各级各地的“五·七”干校逐步撤销,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也于1978年11月停办。“五·七”干校打出的旗号就是以“五·七”指示为指针,以抗大为榜样,坚持把“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放在首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通过组织学员通过结合现实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这样三条途径,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即“三条途径,一个目的”,这成为“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加之干校封闭式军事化管理使得知识分子必然要放弃原有的业务工作,从事自己不熟悉的农业生产,这是全国干校的普遍状况。但由于上海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文教干校中的部分知识分子还是从事了一些业务工作,组建“翻译连”,从事“白皮书”的翻译工作;建立“外语培训班”,培养外语人才,这是上海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特殊之处。本文介绍了奉贤地区文教系统“五·七”干校出现的背景、并迁过程、办校概况,分析了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的办学方针、办学评价,试图还原在“文革”背景下,作为“五·七”干校的教育和改造对象的上海市文教单位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态图,深入认识上海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他们在价值取向和现实处境中的选择。
王辉[2]（2018）在《邓小平人民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邓小平对中国、中国人民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改变了教条化的社会主义做法,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焕发了社会主义的活力和生命力,使我们大踏步地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邓小平人民观指导下开辟的,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人民观的具体实践途径。从20世纪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来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未能在具体建设中将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目标:人的幸福、自由与全面发展置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首要位置,更未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主体的核心思想贯穿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全过程。由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被忽视,导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教条主义盛行,对马克思所规划预见的社会主义外部特征迷信思想盛行,人民利益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中长期无法得到保证。邓小平从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历经的曲折以及人民和个人所经受的坎坷中,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必须与人民利益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本旨:人的幸福与人的自由。而无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或是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使社会主义与人民群众这两者在实际上日渐脱离,未能真正成为较为和谐的一体。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具体发展模式应有人民群众的自我实践来探索。人民群众的意愿往往代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趋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不是忽略人民群众的意愿并且以教条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束缚人民群众,而是在人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来完善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同时,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还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能够加强、夯实、创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人民观以及毛泽东的人民观是邓小平人民观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实践的迫切需要以及改革开放是邓小平人民观的现实依据。邓小平人民观的形成发展过程经历了法国勤工俭学至建国时期的萌芽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提出形成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南方谈话的成熟阶段。邓小平人民观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其逻辑起点,以对人民定义与地位的界定为其科学基础,以深入人民、依靠人民为其思想导向,以人民幸福、人民富裕为其最终目标,以珍惜人民的创造性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为其实现途径,以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以人民的实践决定发展方向为其根本基石,以教育人民和培育共产主义的人为其基本原则;它具有民族性,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理论认识,是中国百姓摆脱贫困的理论;它具有战略性,使人民观上升到社会主义命运前途的高度,使人民观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它具有时代性,是时代的视野与思考,吸取时代的精华;它具有辩证性,是对人民各个方面对立统一的全面认识。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相继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对邓小平人民观进行了丰富与发展。江泽民以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认识人的全面发展对邓小平人民观进行理论发展,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践推动邓小平人民观的发展;胡锦涛以提出“以人为本”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邓小平人民观进行理论发展,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改善民生的实践推动邓小平人民观的发展;习近平以提出“中国梦”思想与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邓小平人民观进行理论发展,以群众路线与反腐斗争的实践推动邓小平人民观的发展。邓小平人民观当代发展的思想特点是继承性、发展性、科学性。邓小平人民观的当代理论价值在于奠定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基础。邓小平人民观的实践作用在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进入21世纪。邓小平人民观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现实启示:解答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方向,指明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高天鼎[3]（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认为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任玲玲[4]（2013）在《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思想界、文艺界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批判、改造运动。文艺方针背离文学的功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日益扭曲,直至“文革”期间出现“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局面。浩然是建国以来,“左”的文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所谓“政治化写作”,是指作家迎合或者根据当局的政治需要,为直接配合政治宣传,而以图解政策、图解社会、图解生活为创作手法的应景式的文艺写作。它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为适应革命的政治需要而被不断提倡起来的“左”倾文艺传统的产物,也是作家缺乏起码的文艺价值和文艺个性,而自觉不自觉地阿谀政治的结果。以浩然为典型的政治化写作,是建国以来极“左”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文艺标签。“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在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进了剖析:首先,结合浩然不同阶段的文学创作,分析其如何通过故事结构表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意识形态化的主题。本文通过分析浩然不同时期的作品内容及创作经过、浩然创作活动与社会政治形势的对应关系,剖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发展过程。浩然早期的短篇小说可以解读为宣传性型文艺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几乎都是歌颂新中国农村移风易俗、公而忘私、爱社如家、助人为乐之类的好人好事,是配合国家大事所做的政策宣传。《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浩然以图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题的政治图解型长篇小说。浩然“文革”期间创作的《西沙儿女》和《三把火》是僵硬的“文革”式写作,是“文革文学”的典型代表。“文革”后,浩然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勉强写了一些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但由于已形成了固定的政治化写作模式,难以有所突破。其次,通过浩然的成长经历,分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思想基因。浩然是一个孤儿,在解放区政府的帮助之下有了家、有了工作。从一个只受过三年多小学教育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党报记者和走进文学殿堂的知名作家,一路革命走来,他有着有表现自己、向上爬的强大动力。对党的感恩戴德和多年从事党报记者的经历,使得浩然在当“文革”假“革命”之名要求文学为其服务时,浩然不但不会觉得别扭,反而会觉得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从而顺理成章地沿着这个思路去营构他的作品,去迎合“文革”政治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客观的条件以及作家自身主观意愿,促成了浩然在“文革”文坛上的特殊地位。最后,通过分析极“左”的时代氛围清理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浩然作品的走红有他的社会氛围。读者、编辑、出版社、评论界,甚至各种各样的座谈会,都有“左”的要求,都在推动浩然去写“左”。浩然的问题,既是他个人问题,又是时代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革”结束,中国社会整体是一个极“左”时代。浩然要歌颂这个时代,必然要跟着这时代的要求走。建国后对胡风、丁玲、萧也牧、甚至后来对周扬等人文艺思想的批判,导致中国的文艺政策越来越“左”。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合作化、集体化、地主富农的反革命阴谋、批斗党内走资派等这些政治运动,自然成为浩然的作品主题。紧跟政治指挥棒的浩然,至死都坚持自己作为一个“时代歌者”的“真诚”性,对于自己所受到的质疑感到委屈、苦闷。将浩然放在当代思想史的大背景下,运用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心态史等跨学科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进行深层次的清理,使文学能够重回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对当下社会文化、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伍绍勤[5]（2012）在《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角度全面回顾总结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背景、历程、内容、成就、影响及启示。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指导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已显现出越加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它的理论思维模式还是产生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二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本趋势，忽略了战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发展、对加速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对时代性质的判定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过度夸大了世界战争的危险，强调了战争的紧迫性，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不相适应，因此需要加以调整。从外交战略调整的背景和历程看，进入198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上要求调整中国外交战略，改变20世纪70年代的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在国内，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这就需要外交工作的积极配合，为新时期的战略任务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在国际上，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战场，内外交困，国力下降，在与美国争霸世界中力不从心，被迫调整内外政策；美国则反守为攻，咄咄逼人。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联美反苏，显然不利于国际战略力量平衡，不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同时，在主观上，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国以来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认真深刻的反思，对世情、国情的把握越来越熟练，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越来越成功。这些国际、国内，主观、客观等多种因素推动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交理念的创新，具体又包括时代观、结盟观、开放观、外交目标、外交原则、领土冲突解决等方面。这个层面的调整最为深刻，影响也更加持久；二是在新外交理念指导下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的调整，具体又包括：中国调整了对美国、苏联、日本、欧共体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与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美国适当拉开了距离，不再搞战略关系，中国还调整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发展中国国家的关系，与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关系。总而言之，这次调整是全方位的、多领域的。1980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首先，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次外交战略调整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使中国得以成功应对80年代末国内风波造成的对中国国际处境的不利影响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国际形势动荡，迅速适应了冷战结束所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从而推进了中国外交在后冷战时期继续顺利作为、继续顺利发展。1980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的制定具有诸多有益启示。最为关键的是，要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不墨守成规；要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转化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化解风险，管控热点问题，不断提高正确处理国际事务、应对国际局势的能力；要坚持开展全方位外交，同所有的国家都来往，广交朋友，不当头，不扛旗，不树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对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贺蕾[6]（2012）在《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两会”越来越为媒介所关注,每年三月,国内外新闻记者聚焦人民大会堂,激烈的新闻争夺战成为每年春天北京的一道风景线。从历史来看,“两会”曾有秘密召开,待会议结束才发布公告的情形。从会后发布新闻公报到媒体全程同步报道,“两会”报道总量从十几条到十几版,采访“两会”的记者从二三百到二三千,这些不过十余年、二十余年、三十余年的事情。三十余年间,媒介“两会”报道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本文从媒介社会学视角开展研究,运用框架理论对《人民日报》1978年至2011年“两会”报道进行考察,结果显示：首先,《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轨迹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特点。将这一特点置于宏观社会背景之下,会发现但凡大背景比较宽松,《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就会比较放得开,能传递更多更丰富更全面的信息；反之则显得比较沉闷。与之同时,每一阶段“两会”报道中关注比较多的新闻事件要素必然是当时社会公众关注较多的方面。其次,《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轨迹表明,不同时期的“两会”报道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反映了社会情境的变迁,同时也反映了《人民日报》对社会情境的理解和应对。也就是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既报道了“两会”新闻,也展示了整个社会场景,同时又反映了媒介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的作为与困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媒介只能受限于社会情境的影响。其三,从微观构造和修辞构造两个层面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到1978-2011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这两个层面都有变化。这些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各个阶段的变化各有不同。而从宏观构造层面来看,从民主的视角来报道和解读“两会”是《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从未发生变化的主题框架,不断演变的只是在这一框架下民主的程度与表现。1978-2011年的《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正是通过“两会”这一窗口呈现了1978-2011年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讲述了中国民主进程的故事。
张明师[7]（2012）在《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文中认为英模表彰是对英雄奉献精神和劳动者“劳动价值”的肯定。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评选英模和表彰先进活动。40年代中期,陕甘宁边区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党和政府在运用战争年代的工作经验组织社会生产的过程中,逐步把英模评选工作制度化和常规化,不断树立典型人物,授予英雄模范等荣誉称号,以激励本人和促进社会生产。1950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模会议,评选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和劳模。这一英模群体堪称是新社会的第一代英模。工人、农民和军人中的杰出代表一一英模群体,开始变成新中国革命叙事的主角。他们逐渐成为新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启蒙者”和“布道者”,成为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民间代言人。第一代英模不仅彰显着新中国对“劳动价值”和爱国主义的肯定,而且在新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中,英模形象还具有了泛政治化的效果,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一个重要的符号象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又涌现出了新一批的英模人物。这一新英模群体在时代的映衬下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他们最基本的形象特征是：热爱集体、忠于职守、埋头苦干、钻研业务、技术革新、吃苦耐劳、助人为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模人物的“技术特征”,从强调体力劳动转变到重视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技术革命作为一个新的劳动观念被提出。这一时期的英模人物之所以为英模,不仅仅看重的是劳动,更看重的是劳动中的技术含量。“技术”作为英模人物新的话语构成,说明新中国的英模群体逐渐成熟,并开始全面发展。“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阶级斗争、反对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强调“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宣扬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要求英模人物必须“高大、丰满、光彩照人、完美无缺”。因此,英模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是“纯而又纯”、“顶天立地”、“光芒四射”的光辉形象,英模人物都是社会发展的主宰和扭转乾坤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英模人物并不都是真正来源于现实生活,而是从观念出发,人为地净化和拔高,丧失了英模作为普通人的真实性。建国后一批批英模人物被不断的树立起来,这些英模人物既外在的彰显着政治、劳动和道德的特征意义,又内在的对自己的劳模身份高度认同,自觉地承担起国民的责任和义务。英模群体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敢想、敢说、敢做”,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比、学、赶、帮”。英雄模范不仅是普通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榜样,更是革命、党性和胜利的一个能指,他们典型而又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主流,他们的品质与思想是大大超出一般群众的思想水平,从而具有榜样的力量。英模群体既是普通民众在价值意义上认同的对象,也是需要学习和效仿的模范。这种认同和学习,具有历史和未来的双重时空。不同时期的英模群体不仅在特定历史时划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在时间的解构和结构下,不断为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营养和载体。英模精神不仅是历史的导向,也是未来的指引。从开国建国功臣、先进生产者,到政治性的红色英模,再到实干家英模,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英模形象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英模形象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不断发生着胶合与同构,而且这种趋势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也越来越显着。从这一问题的反思中我们认识到,作为沟通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意识的桥梁,英模建构过程不仅要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还必须参照民众意识的需求。只有取得民众的认可和认同,英模群体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利益的最火化,实现英模群体价值的最大化。
陈敏[8]（2011）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原来重大偏离的方向回归正确轨道的历史过程。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的特殊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总体把握。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选择。不转折,极“左”错误就无法彻底的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法回归正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无法开辟。然而,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障碍。中国共产党人迎难而上,开启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这一转折的过程实质上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既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又要揭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轨道的原因所在,揭示中国共产党怎样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做的艰苦努力,以及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重大偏离向正确轨道转折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开辟。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揭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及其原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论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揭示“第二次结合”中所取得的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重点分析了偏离的具体表现,偏离所带来的危害,偏离的原因。其次,从纵向角度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揭示转折的艰难。论文从转折的契机、转折的开始、转折的推进、转折的实现四个阶段逐次展开。一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及其障碍,包括思想障碍、组织障碍和政治障碍;二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重点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三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阐明党通过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四方面的拨乱反正,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四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再次,从转折过程中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之间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过程是重新认识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新观点和新思想。接着,从横向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必备条件,包括思想条件、政治条件、组织条件和社会条件,进一步论证转折的艰难。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魄,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理论的正本清源;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解放老干部、提拔年富力强干部、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创造组织条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条件。最后,从转折过程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转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思想激烈交锋、正确和错误理论交织、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构成这一时期的特点。转折时期给我们的基本经验和启示有: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从转折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曲折、转折、飞跃的交替中发展;系统阐述了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陈梁[9]（2010）在《电视新闻流变——上海1958-2008》文中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性的电视发展热潮中,新中国电视事业起步并不晚,上海也有幸赶上第一批发展。但在最初的20年间,电视新闻强调政治性和教育性,电视画面追求艺术性,导演、组织、摆拍、造假成风,从业人员在国门紧闭中摸索经验。上海电视新闻以技术人员攻关为前提条件、以电影摄影人员保证图像画面、依靠工农兵来充实队伍。在电视事业起步的前20年里,受制于技术革新的缓慢和国民经济基础的薄弱,电视作为奢侈品并未大面积进入家庭,与报纸、广播相比,影响力较弱。因此,电视从业者一直缺乏正确有力、科学现代的新闻传统,也就不足为怪了。“文革”动乱,稚弱的上海电视新闻队伍受到冲击,转播批斗大会实况成为上海电视的“创举”,对电视新闻“煽动性”的重视,亦自“文革”开始。拨乱反正,上海电视用“真理标准”讲座和话剧《于无声处》的转播赢得肯定；改革开放,上海再以第一条社会新闻、第一条电视广告领先同业；1984年,上海率先建成采编播“一条龙”的新闻中心,带来电视新闻节目增量扩容,时效增强,题材拓宽,报道质量直追报社,突发事件及时反映。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大门的开启,电视机成为这30年来,对我国居民生活最具影响力的产品。电视已经成为大众传播中位居首位的媒介,电视新闻传播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电视威力显现的同时,难掩弊端。小平南巡,东方电视台应运而生,东视新闻在竞争中崛起,推进全方位新闻业务实验,探索电视新闻自身规律,确立电视新闻权威影响,跨区域新闻合作渐成气候。同时,高新科技数字技术、卫星技术给电视新闻传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电视新闻传播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视新闻在突出权威性、主流性、导向性和综合性之外,注重信息的组织和传播,拓展了信息认知的广度和宽度。新世纪商品经济大潮激荡,上海电视稳中求进,民生新闻、娱乐新闻登场亮相。卫星电视进入新闻主战场,东方卫视再推电视新闻变革,倡导新闻立台,实现直播常态,新闻业务改革趋近极限,广电体制改革鏖战犹酣,上海终以集团化优势组建统一的电视新闻中心,利弊尚待检验。本论文首度梳理上海电视新闻发展历程,在明确的思想体系、评价体系下整理史料,力求展现上海电视新闻的流变。
蔡美华[10]（2009）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文中认为1978年党报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对“文革”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思和突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改革开放舆论的肇始和发端。本文详尽地论述分析了党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缘起、过程和党报的作为,分析了这场大讨论成功的原因及大讨论在党报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这场大讨论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大讨论是党报对党性原则由片面理解向完整准确解读的回归,大讨论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党报坚持思想性、政治性、组织性统一的结果。本文从梳理分析“文革”结束后的党报生态入手,勾勒了两年徘徊期“文革”话语和纠正抵制“两个凡是”在党报构成的鲜明对立和张力。党报纠错诉求和党内“实践检验论者”思想的汇合,直接导致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动。在解构和推倒“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过程中,党报完成了从“继续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话语建构和转换。在对史料研究甄别过程中,大讨论的分期也随之凸现。本文是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展开对这段重要党报史的定量描述和定性分析的。研究发现党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或若干个时间点,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相关文章在党报的刊发。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央党报,而是中央党报首先发声,地方党报或响应支持或沉默抵制,党报与其上级党委之间,党报与党报之间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同反应形成了纵横交织的复杂勾连（articulations）和场域。为推进大讨论,以《人民日报》为主的中央党报曾辅之以民主法制宣传,其主要目的是消除人们的余悸,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清障。因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以“复线”形式在党报展开的。
二、无穷的力量——参加党的“十一大”和学习华主席政治报告的感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无穷的力量——参加党的“十一大”和学习华主席政治报告的感受（论文提纲范文）
（1）上海市文教系统奉贤“五·七”干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的确立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结构框架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发端(1969-1973)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理想王国 |
| 一、《“五·七”指示》溯源 |
| 二、知识分子的工农结合之路 |
| 三、《“五·七”指示》与“文革”的发动 |
| 第二节 奉贤境内的文教“五·七”干校 |
| 一、“文革”在上海 |
| 二、上海市新闻出版、电影、文化“五·七”干校 |
| 第三节 奉贤文教“五·七”干校中的知识分子 |
| 一、生存状态 |
| 二、苦中作乐 |
| 第二章 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调整(1973-1978) |
| 第一节 “九·一三”事件之后 |
| 一、“五·七”干校面临危机 |
| 二、“五·七”干校的整顿 |
| 第二节 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并迁 |
| 一、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成立 |
| 二、完成合并 |
| 第三节 上海文教系统干校中的外语培训班 |
| 一、背景 |
| 二、上海师范大学“五·七”干校外语培训班概况 |
| 三、办学评价 |
| 第四节 上海市文教系统干校中的翻译连 |
| 一、翻译连的产生 |
| 二、翻译机器 |
| 第三章 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 |
| 第一节 建章立制 |
| 一、组织体制及干部配备 |
| 二、“三条途径、一个目的” |
| 第二节 基础建设 |
| 一、建筑房屋 |
| 二、道路、用水 |
| 第三节 七次轮训 |
| 一、第一期轮训 |
| 二、第二期轮训 |
| 三、第三期轮训 |
| 四、第四期轮训 |
| 五、第五期轮训 |
| 六、第六期轮训 |
| 七、第七期轮训 |
| 第四章 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结束 |
| 第一节 走向衰落 |
| 一、“文革”落幕 |
| 二、干校的困难与挽救 |
| 第二节 干校停办 |
| 一、中央的拨乱反正 |
| 二、干校的正式撤销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
| 一、毛泽东1966年7月8 日写给给江青的信 |
| 二、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亲历者访谈实录 |
| 三、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创作,组歌《“五﹒七”干校赞歌》 |
| 四、“五·七”干校题材期刊论文目录 |
| 附录二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邓小平人民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2.1 人、人民、群众、人民群众 |
| 1.2.2 人民观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4.3 辩证研究法 |
| 1.4.4 比较研究法 |
| 1.5 研究的目标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的目标 |
| 1.5.2 研究的创新点 |
| 1.6 研究的难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邓小平人民观产生的理论基础、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 |
| 2.1 邓小平人民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思想 |
| 2.1.2 列宁的人民思想 |
| 2.1.3 毛泽东的人民思想 |
| 2.2 邓小平人民观产生的历史依据 |
| 2.2.1 社会主义的发展迫切需要正确的人民观 |
| 2.2.2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需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人民观 |
| 2.3 邓小平人民观产生的现实基础 |
| 2.3.1 改革开放的现实发展 |
| 2.3.2 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积极参与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邓小平人民观的形成发展过程 |
| 3.1 法国勤工俭学至建国时期的萌芽阶段 |
| 3.1.1 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人民思想 |
| 3.1.2 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民思想 |
| 3.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文革”结束的提出形成阶段 |
| 3.2.1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思想 |
| 3.2.2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思想的深化 |
| 3.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南方谈话的成熟阶段 |
| 3.3.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人民观的成熟 |
| 3.3.2 南方谈话中人民观的完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邓小平人民观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 |
| 4.1 邓小平人民观的主要内容 |
| 4.1.1 邓小平人民观的逻辑起点 |
| 4.1.2 邓小平人民观的科学基础 |
| 4.1.3 邓小平人民观的思想导向 |
| 4.1.4 邓小平人民观的最终目标 |
| 4.1.5 邓小平人民观的实现途径 |
| 4.1.6 邓小平人民观的根本基石 |
| 4.1.7 邓小平人民观的基本原则 |
| 4.2 邓小平人民观的基本特征 |
| 4.2.1 民族性 |
| 4.2.2 战略性 |
| 4.2.3 时代性 |
| 4.2.4 辩证性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邓小平人民观的当代发展 |
| 5.1 江泽民对邓小平人民观的发展 |
| 5.1.1 江泽民发展邓小平人民观的现实依据 |
| 5.1.2 江泽民对邓小平人民观的理论发展 |
| 5.1.3 江泽民对邓小平人民观的实践发展 |
| 5.2 胡锦涛对邓小平人民观的发展 |
| 5.2.1 胡锦涛发展邓小平人民观的现实依据 |
| 5.2.2 胡锦涛对邓小平人民观的理论发展 |
| 5.2.3 胡锦涛对邓小平人民观的实践发展 |
| 5.3 习近平对邓小平人民观的发展 |
| 5.3.1 习近平发展邓小平人民观的现实依据 |
| 5.3.2 习近平对邓小平人民观的理论发展 |
| 5.3.3 习近平对邓小平人民观的实践发展 |
| 5.4 邓小平人民观当代发展的思想特点 |
| 5.4.1 继承性 |
| 5.4.2 发展性 |
| 5.4.3 科学性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邓小平人民观的当代价值 |
| 6.1 邓小平人民观的理论价值 |
| 6.1.1 奠定了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基础 |
| 6.1.2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基础 |
| 6.2 邓小平人民观的实践作用 |
| 6.2.1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6.2.2 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进入21世纪 |
| 6.3 邓小平人民观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现实启示 |
| 6.3.1 解答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方向 |
| 6.3.2 指明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
| 6.4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3）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4）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悄然归去的浩然 |
| 第一节 孤独的落幕 |
| 第二节 为谁写作 |
| 第二章 家庭出身和青年时代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歌者 |
| 一、从孤儿到户主 |
| 二、记者生涯 |
| 第二节 作家梦 |
| 一、一张“作家证” |
| 二、从《红旗》到北京市文联 |
| 第三章 早期创作活动 |
| 第一节 “文革”前的短篇小说 |
| 一、主要作品集 |
| 二、作品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创作经验 |
| 一、无产阶级理想人物的塑造 |
| 二、创作公式 |
| 第三节 评论界对浩然短篇小说的评价 |
| 一、肯定浩然对社会主义新生活、新事物的歌颂 |
| 二、批评浩然对阶级斗争表现不足 |
| 第四章 《艳阳天》的创作及其社会影响 |
| 第一节 创作背景及经过 |
| 一、《艳阳天》的创作背景 |
| 二、《艳阳天》的创作经过 |
| 第二节 《艳阳天》的主要内容与改编 |
| 一、主要内容 |
| 二、《艳阳天》的版本差异与不同时期的推介 |
| 三、小说文本的外溢 |
| 第三节 阶级斗争的文学描述 |
| 一、《艳阳天》的创作特色 |
| 二、《艳阳天》里的阶级阵营与阶级矛盾 |
| 三、《艳阳天》关于阶级斗争的日常化、生活化的描述 |
| 第四节 评论界对《艳阳天》的解读与批判 |
| 一、“文革”时期的评论 |
| 二、“文革”后的评论 |
| 第五章 《金光大道》的创作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金光大道》的创作经过及主要内容 |
| 一、《金光大道》创作经过 |
| 二、《金光大道》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 |
| 一、“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 |
| 二、“农业合作化”的文学叙述 |
| 第三节 《金光大道》的政治宣讲 |
| 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
| 二、“高大全”的示范性与样板性 |
| 三、革命话语对日常生活的入侵 |
| 第四节 小说文本的外溢 |
| 一、小说文本的改编 |
| 二、电影《金光大道》的拍摄与影响 |
| 第五节 《金光大道》的相关评论 |
| 一、“文革”期间的评价 |
| 二、“文革”后的评价 |
| 第六章 “文革”中的经历及其它创作 |
| 第一节 “文革”期间经历 |
| 一、走红的农民作家 |
| 二、“文革”中两桩公案 |
| 第二节 《西沙儿女》的创作与影响 |
| 一、《西沙儿女》的创作 |
| 二、《西沙儿女》内容与特色 |
| 第三节 迎合与彷徨:《百花川》创作与修改 |
| 一、《百花川》的内容 |
| 二、从《三把火》到《百花川》 |
| 第四节 对“文革”期间浩然的评价 |
| 一、浩然作品的评价 |
| 二、对浩然“文革”表现的评论 |
| 第七章 “文革”后浩然的境况和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遁走“泥土巢” |
| 一、“文革”后的经历 |
| 二、“文艺绿化”工程 |
| 第二节 “文革”后的创作 |
| 一、“反思”过去寻找新出路 |
| 二、主要作品 |
| 三、对浩然“文革”后作品的评价 |
| 第八章 浩然作品的艺术分析 |
| 第一节 浩然创作的四个阶段 |
| 第二节 政策、主题与故事情节 |
| 第三节 语言特色 |
| 第九章 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 |
| 一、浩然晚年受到的批评 |
| 二、浩然政治化写作的逻辑分析 |
| 附录1 打倒“四人帮”后浩然在北京市文联恢复大会上的检讨 |
| 附录2 浩然关于老舍之死的第一次访谈 |
| 附录3 浩然作品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研究难点 |
| 五、 研究方法 |
| 六、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80 年代前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 |
| 第一节 从新中国到 1950 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 |
| 一、 新中国的对外方针 |
| 二、 1950 年代前半期的中国外交 |
| 三、 1950 年代后半期的中国外交 |
| 第二节 196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
| 一、 1960 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
| 二、 1960 年代前半期的中国外交 |
| 三、 1960 年代后半期的中国外交 |
| 第三节 197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再调整 |
| 一、 197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
| 二、 1970 年代前半期的中国外交 |
| 三、 1970 年代后半期的中国外交 |
| 第二章 198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背景与历程 |
| 第一节 198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国内背景 |
| 一 外交战略调整的组织保证 |
| 二、 外交战略调整的思想基础 |
| 三、 外交战略调整的新目标 |
| 四、 外交战略调整的新动力 |
| 第二节 198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国际背景 |
| 一、 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 |
| 二、 美国与苏联竞争态势由苏攻美守转向美攻苏守 |
| 三、 中美关系在里根上台前后变得紧张 |
| 四、 中苏关系出现改善势头 |
| 第三节 1980 年代中国外交调整的历程 |
| 一、 外交调整的先声（1976-1980 年） |
| 二、 外交调整的启动（1981-1982 年） |
| 第三章 1980 年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创新（上） |
| 第一节 在时代主题上作出新的科学论断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时代观 |
| 二、 新中国成立、1980 年代前的时代观 |
| 三、 1980 年代对时代主题的新论断 |
| 第二节 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
| 一、 对结盟战略的反思 |
| 二、 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
| 第三节 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
| 一、 1980 年代前的发展战略 |
| 二、 实行对外开放战略 |
| 第四节 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国际环境 |
| 一、 1980 年代前中国外交的目标和任务 |
| 二、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国际环境 |
| 第四章 1980 年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创新（下） |
| 第一节 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
| 一、 “以苏划线”的做法，限制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拓展 |
| 二、 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
| 第二节 提出解决领土争端的新思路 |
| 一、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由来 |
| 二、 “主权属我，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含义 |
| 第三节 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 |
| 一、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提出 |
| 二、 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 |
| 第五章 198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
| 第一节 调整对美战略 |
| 一、 中美战略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
| 二、 拉开距离，不搞战略关系 |
| 第二节 调整对苏战略 |
| 一、 70 年代的中苏关系 |
| 二、 改善关系，但不回到大家庭 |
| 第三节 调整周边战略 |
| 一、 调整对韩战略 |
| 二、 调整对东盟国家战略 |
| 三、 调整对印度战略 |
| 第四节 调整对发展中国家战略 |
| 一、 进一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友好与合作 |
| 二、 支持南北谈判、南南合作 |
| 三、 调整对外援助政策 |
| 第五节 调整多边外交战略 |
| 一、 调整前的中国多边外交政策 |
| 二、 积极参加国际事务 |
| 第六章 198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成就及影响 |
| 第一节 198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成就 |
| 一、 在大国外交中拓展了回旋余地 |
| 二、 进一步改善了周边环境 |
| 三、 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
| 四、 多边外交日趋活跃 |
| 第二节 1980 年代外交战略调整促进了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发展 |
| 一、 1980 年代调整后的中国外交方针在冷战后的延续 |
| 二、 顺利度过苏联解体带来的挑战和危机 |
| 三、 中国同原苏联地区独立国家关系平稳过渡 |
| 四、 冷战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发展 |
| 结论：198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解释与说明 |
| 一、两会 |
| 二、“两会”报道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研究 |
| 二、关于其他媒体“两会”报道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进路 |
| 一、理论与方法 |
| 二、分期依据 |
| 第五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价值 |
| 注释 |
| 第二章 破局与尝试：1978-1989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第一节 社会时代背景：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 |
| 第二节 传媒业背景：观念转变与业务改革 |
| 第三节 1978-1989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一、稿源：从以新华社稿件为主到以“本报”稿件为主 |
| 二、定位：从宣传举国盛事到回归会议报道 |
| 三、形式：清除文革遗风,不断探索新的报道形式 |
| 四、内容：从重人大到人大政协并重 |
| 第四节 1978-1989年《人民日报》中的“两会” |
| 一、代表委员：从先进群体到履职个体 |
| 二、分组审议：从一致同意热烈拥护到出现批评和质询 |
| 三、开放程度：从无到有的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 |
| 四、会外群众：从热烈欢呼坚决拥护到提出意见建议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调整与回归：1990-2000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第一节 社会时代背景：保持稳定与深化改革 |
| 第二节 传媒业背景：双重属性与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1990-2000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一、围绕主旋律组织报道 |
| 二、报道模式初步形成 |
| 三、报道形式不断创新 |
| 四、策划意识不断增强 |
| 第四节 1990-2000年《人民日报》中的“两会” |
| 一、“两会”制度：日渐规范 |
| 二、“两会”会风：日趋务实开放 |
| 三、代表委员：履职意识不断增强 |
| 四、“两会”影响：越来越受关注 |
| 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协商与对话：2001-2011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第一节 社会时代背景：以人为本与和谐蓝图 |
| 第二节 传媒业背景：信息公开与舆论监督 |
| 第三节 2001-2011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一、《两会特刊》的创办及扩版 |
| 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
| 三、报道内容的丰富与拓展 |
| 四、报道形式的创新 |
| 第四节 2001-2011年《人民日报》中的“两会” |
| 一、“两会”制度：凸显成效渐趋完善 |
| 二、“两会”会风：务实开放与时俱进 |
| 三、代表委员：责任意识增强履职能力提高 |
| 四、“两会”影响：与百姓更近与世界更近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媒介与民主：《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中国民主政治进程 |
| 一、“两会”职能的实现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二、会风开放务实高效关注民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三、代表委员履职意识增强能力提高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四、公众关注和有序参与“两会”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第二节 《人民日报》“两会”框架中“民主”话语体系变化 |
| 一、社会主义民主 |
| 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
| 三、合流与统一 |
| 第三节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形成原因分析 |
| 一、角色定位 |
| 二、内容约束 |
| 三、社会情境 |
| 第四节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效果分析 |
| 一、关于《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不同观点 |
| 二、《人民日报》中看不到的“两会”场景 |
| 三、不同的民主理论及其不同的媒介期待 |
| 四、《人民日报》未来“两会”报道建议 |
| 小结 |
| 注释 |
| 结语：未完成的使命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缘起 |
| 2、选题的意义 |
| 3、相关概念的界定和问题的说明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1、英模人物传记和人物辞典 |
| 2、研究着作与论文 |
| 三、研究方法、内容与创新 |
| 1、研究方法 |
| 2、文章结构与内容 |
| 3、特色与创新 |
|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英模群体 |
| 1、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兴起时期的英模人物 |
| 2、农民运动和红色政权中的英模人物 |
| 3、“长征一代”英模人物 |
| 4、抗战时期的民族英雄 |
| 5、解放战争时期的英模群体 |
| 第一章 建国以来英模群体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建国以来英模人物表彰大会的概况 |
| 一、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50年) |
| 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956年) |
| 三、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即全国群英会,1959年) |
| 四、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全国文教群英会,1960年) |
| 五、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977年) |
| 六、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 |
| 七、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1978年) |
| 第二节 历次劳模大会中的英模结构分析 |
| 一、性别分析 |
| 二、年龄结构 |
| 三、政治面貌 |
| 四、所属行业 |
| 五、品质特征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英模人物(1949-1956)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
| 二、社会主义信仰：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身份地位 |
| 三、严峻的国际形势：保家卫国的现实使命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的群体特征 |
| 一、新中国第一次英模会议 |
| 二、主要代表人物的成就和贡献 |
| 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的群体特征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的思想特征 |
| 一、革命的主色调：极具革命激情的英模一代 |
| 二、时代精神：从感恩到爱国的转变 |
| 三、英模道德体系的构建 |
|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英模人物(1956-1966) |
| 第一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 |
| 一、中共八大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 |
| 三、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
| 第二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群体特征 |
| 一、第二次英模会议 |
| 二、主要代表人物的成长历程及思想特征 |
|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人物的群体特征 |
| 第三节 工人模范与技术话语：建设时期的特殊英雄 |
| 一、先进生产者运动 |
| 二、“技术”：英模人物新的话语构成 |
| 第四章 “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英模人物 |
| 第一节 “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英模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
| 二、饱受摧残的社会经济文化 |
| 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口号 |
| 四、拨乱反正时期“左”倾思想的继续发展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群体特征 |
| 一、第三次英模会议 |
| 二、主要代表人物的成长历程及其思想特征 |
| 第三节 “不在场”的英模一代：“文革”时期英模人物的思想特征 |
| 一、被绝对化、抽象化的“存在者” |
| 二、英模人物个体“不在场”与符号性存在 |
| 三、英模人物与接班人 |
| 第五章 历史与未来：英模精神的二元意义 |
| 第一节 历史的导向：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 三、“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 第二节 未来的指引：英模精神的恒久意义 |
| 一、历史的贯穿：英模精神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
| 二、英模精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 三、未来的指引：英模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 |
| 第六章 胶合与同构：英模形象变迁与国家意识形态 |
| 第一节 英模形象的变迁轨迹 |
|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国功臣、建国功臣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先进生产者 |
| 三、“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红高于专的英模 |
| 四、1978年以后：实干家英模 |
| 第二节 英模形象变迁与国家意识形态 |
| 一、雷锋与雷锋精神的变迁 |
| 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英模 |
| 结语 走出扁平化时代 |
| 一、英模评选社会化 |
| 二、英模监督多元化 |
| 三、英模管理制度化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攻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后记 |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转折的概述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及初步成效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 |
| （一） 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 |
| （二） 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讨 |
| （三） 经典作家的论述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
|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起点 |
| （一） 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 （二）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
|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初步成效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实践成果 |
| （二）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思想成果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轨的偏离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历史考察 |
| （一）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偏离 |
| （二） “文化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偏离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具体表现 |
| （一） 理论探索的失误与偏离 |
| （二） 经济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三） 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四） 文化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危害 |
| （一） 阻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
| （二） 阻碍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原因 |
| （一） 思想根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
| （二） 体制根源：传统社会主义体制 |
| （三） 组织根源：民主集中制的不健全 |
| （四） 社会历史根源：封建余毒的影响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难转折的进程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与障碍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障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起步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转折点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 |
| （一） 在理论的拨乱反正中反思社会主义 |
| （二）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三） 在民主政治建设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四） 在文化建设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 |
| （一）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 |
| （二） 全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中的创新 |
| 一、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体现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依据 |
| 二、在转折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
| （一） 突破发展阶段的局限，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
| （二） 突破抽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确立生产力标准 |
| （三） 突破发展动力的局限，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论 |
| （四） 突破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局限，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 |
| （五） 突破计划和市场对立的局限，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条件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思想条件 |
| （一） 开展思想解放运动，为转折实现提供思想动力 |
| （二） 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转折实现提供认识基础 |
| （三） 澄清理论误区，为转折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政治条件 |
| （一） 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为转折实现指明方向 |
| （二） 推进民主政治，为转折实现提供政治保障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组织条件 |
| （一） 解放大批老干部，为转折实现准备坚实基础 |
| （二） 大胆提拔年富力强的干部，为转折实现注入新生力量 |
| （三） 健全民主集中制，为转折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社会条件 |
| （一） 人民群众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力量 |
| （二） 知识分子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重要力量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转折的特点和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转折的特点 |
| （一） 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激烈交锋 |
| （二） 理论纠偏、继承和创新的融合发展 |
| （三） 健康力量与“左”的力量的激烈斗争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基本经验 |
| （一） 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 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三） 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四） 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五） 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电视新闻流变——上海195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在"宣传"与"艺术"双重压力下挣扎(1958-1977) |
| 第一节 办台思想:重政治宣传 轻新闻传播 |
| 第二节 从业者:注重思想技术 罔顾新闻业务 |
| 第三节 电视新闻:从模仿《新闻简报》起步 |
| 第四节 电视规律:新闻抑或艺术 |
| 第五节 "文革"时期上海电视的"创举" |
| 第二章 在改革开放的鼓声中蹒跚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社会巨变推动电视新闻"解冻" |
| 第二节 观念、技术推动电视新闻增量扩容 |
| 第三节 新闻实务:庞杂需求导致表面繁荣 |
| 第四节 电视新闻弊端明显业务水平尚待提高 |
| 第三章 在市场竞争中独立求发展(1993-2001) |
| 第一节 东视新闻:尝试改变探求规律 |
| 第二节 思考电视新闻寻求独立发声 |
| 第三节 从电视新闻协作展望媒体跨区域合作 |
| 第四章 在商业化大潮中稳中求进(2002-2008) |
| 第一节 广告、收视压力之下民生、娱乐新闻登场 |
| 第二节 卫星电视时代新闻可否立台 |
| 第三节 集团化一统新闻声势壮失竞争 |
| 结语 |
| 附录一:1972-1988年部分卫星电视实况节目传送一览表 |
| 附录二:上海造漆厂发生一起重大火灾(连续报道) |
| 附录三:朱镕基慰问工纠队员 |
| 附录四:南浦大桥成为上海人民心中的丰碑 |
| 附录五:火警声声向文化 |
| 附录六:上海新闻栏目志全录 |
| 附录七: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保存的上海长短纪录片、上海新闻简明目录(1958年-1962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论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界定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主要内容 |
| 五、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两个凡是"禁锢下的后"文革"党报 |
| 第一节 "文革"宣传模式的沿袭 |
| 一、提出"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 |
| 二、新的个人崇拜的宣传 |
| 第二节 乍暖还寒的拨乱反正宣传 |
| 一、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二、《人民日报》内参催生高考制度恢复 |
| 三、"文革"话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尴尬 |
| 第二章 真理标准讨论在中央党报的发起、展开和推进 |
| 第一节 真理标准讨论的发端 |
| 一、《人民日报》——真理标准讨论的发源地 |
| 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敢为天下先的独特论坛 |
|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组织写作与发表始末 |
| 第二节 实践标准论和"两个凡是"论的尖锐对峙 |
| 一、《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怒斥 |
| 二、《解放军报》对"凡是派"责难的回击 |
| 三、坚持"两个凡是"、"不介入"大讨论的《红旗》杂志 |
| 第三节 为真理标准讨论清障的《人民日报》民主法制宣传 |
| 一、民主法制宣传的主要样式与基本内容 |
| 二、民主法制宣传的作用 |
| 三、民主法制宣传的局限性 |
| 第四节 1978年中央党报有关文章统计 |
| 一、《人民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二、《光明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三、《解放军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三章 地方党报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积极回应 |
| 第一节 与"三不"禁令抗争的上海党报 |
| 一、《文汇报》的迂回宣传策略 |
| 二、冲破"三不"禁令的标志 |
| 三、《解放日报》参与大讨论的宣传特色 |
| 四、1978年上海党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二节 最早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地方党报——《黑龙江日报》 |
| 一、黑龙江省委率先表态对推动大讨论的意义 |
| 二、为强化真理标准讨论的扩容改版 |
| 三、1978年《黑龙江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三节 《南方日报》:紧密联系改革实际的大讨论 |
| 一、《南方日报》较早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
| 二、为大讨论营造宽松环境的省领导作风民主的报道 |
| 三、对农村极左路线的批判 |
| 四、1978年《南方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四章 在大讨论中逆向而为的部分地方党报 |
| 第一节 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湖南日报》 |
| 一、对"两个凡是"提倡者的过热宣传 |
| 二、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大力宣传 |
| 三、《湖南日报》抵制大讨论探源 |
| 四、1978年《湖南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二节 扭曲走样的《山西日报》大讨论 |
| 一、与全国多数党报大相径庭的《山西日报》 |
| 二、变味大讨论宣传的直接恶果 |
| 三、《山西日报》的深刻教训 |
| 四、1978年《山西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五章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在党报开展 |
| 第一节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缘起 |
| 一、理论务虚会:尚未结束的争论,步履艰难的会程 |
| 二、一波三折的党报农村改革宣传 |
| 三、参差不齐、极不平衡的各地大讨论 |
| 第二节 党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始末 |
| 一、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综述 |
| 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特点 |
| 第三节 新华社地方广播通俗宣传: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成功案例 |
| 一、通俗宣传的策划和实施 |
| 二、通俗宣传成功的有益启示 |
| 第六章 党报成功宣传真理标准讨论的原因和理论意义 |
| 第一节 党报成功宣传真理标准讨论的原因 |
| 一、党报深切反映了党心民心的强烈诉求 |
| 二、恢复了党内民主,党报成为追求真理的舆论平台 |
| 三、党报强化了自身建设,丰富了宣传手段 |
| 第二节 党报成功宣传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理论意义 |
| 一、民心民意是检验党报坚持党性原则的标准 |
| 二、中央党报和中央决策的"互文性" |
| 三、党报坚持党性原则三性统一的重要性 |
| 结论 |
| 一、党报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源地和主要阵地 |
| 二、党报在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错误思潮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思想性、政治性、组织性的统一 |
| 三、党报和党中央决策的互文性 |
| 四、党报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 |
| 附录 |
| 一、1978年1月9日《人民日报》文章《文风和认识路线》 |
|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三个版本 |
| 1、第六次修改稿:《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
| 2、《光明日报》集体修改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 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
| 三、九份报纸有关文章篇数汇总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无穷的力量——参加党的“十一大”和学习华主席政治报告的感受（论文参考文献）
- [1]上海市文教系统奉贤“五·七”干校研究[D]. 杨琳琳.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2]邓小平人民观研究[D]. 王辉. 电子科技大学, 2018(09)
- [3]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
- [4]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D]. 任玲玲. 南京大学, 2013(07)
- [5]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D]. 伍绍勤. 南开大学, 2012(06)
- [6]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D]. 贺蕾. 复旦大学, 2012(02)
- [7]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D]. 张明师.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D]. 陈敏. 华南理工大学, 2011(06)
- [9]电视新闻流变——上海1958-2008[D]. 陈梁. 复旦大学, 2010(11)
- [10]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D]. 蔡美华. 复旦大学, 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