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宗朝丽蒙关系考述（论文文献综述）
李京礼[1]（2019）在《忠烈王时期丽元两国政治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忠烈王（1236年-1308年）高丽第二十五代君主。他是高丽第二十四代君主元宗长子,其母为顺敬太后金氏。从忠烈王出生到元宗即位前,高丽国家处于战争时期,正是这一时期改变了高丽的政治方向。自1231年蒙古入侵高丽开始,到1259年止蒙元共六次大规模侵略高丽,使得高丽王朝陷入困境,高丽人民生灵涂炭。忠烈王时期丽元两国的政治关系,在整个高丽与蒙元的关系史中,是一个重要且特殊的阶段。忠烈王即位前高丽不仅仅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且内患不断武臣专权,使得高丽国王形同虚设。忠烈王时为改变这一现象,积极密切与元朝的联系。1274年忠烈王迎娶元世祖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不仅提高了高丽国王的地位,同时也强化了与元朝的关系,并且忠烈王凭借着元朝驸马的身份为高丽争取了许多的权益,如废除东宁府收回西北诸城,使元归还耽罗等领土。另一方面,忠烈王在位期间曾两次助元攻日,虽然这两次攻日战争均遭到失败,给高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也加强了丽元两国政治关系。忠烈王在其统治后期中较为重要的事情是其晚年与嫡子忠宣王的王权纷争。忠烈王于1298年让位于忠宣王,后因丽元关系中的政治因素重新复位。复位后高丽国家形成忠烈王一派和忠宣王一派,并进行了激烈斗争,直到1308年忠烈王去世才结束斗争。本文对忠烈王时期丽元两国政治关系进行研究,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的目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忠烈王即位前的政治背景。论述蒙元对高丽的六次征战,武臣专权的结束,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第三章,忠烈王与元廷的政治婚姻及其影响。阐述忠烈王与齐国公主的政治联姻,以及这场联姻为高丽和元朝带来的影响。第四章,忠烈王时期高丽两次助元征日战争,阐述征日的背景以及过程,并且分析失败原因,及战争所带来的影响。第五章,忠烈王时期的王权纷争。忠烈王让位事件的始末,此次让位事件即是元朝之意也为权利的争夺;忠烈王复位事件,复位事件的原因等;分析忠烈王与忠宣王父子的夺权与元朝的关系,忠烈王复位后,父子以及两派系的权利争夺。第六章,结论。通过对高丽忠烈王时期丽元政治关系中一系列事件的分析,得出丽元两国政治关系的性质,以及忠烈王在丽元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东成[2]（2014）在《论武臣统治时期的丽蒙关系》文中研究说明中朝友好关系源远流长,高丽王朝和蒙元帝国的关系又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高丽武臣统治时期的丽蒙关系又是一个独特的阶段。12世纪中叶以后,高丽武臣势力逐渐抬头,为了改变不平等的待遇,武臣通过叛乱,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从而建立了百年的武臣政权体系。在崔忠献当权以后,进一步完善了武臣统治机构。这时蒙古崛起,继金朝之后称霸东北亚,遂和高丽结交为“兄弟之盟”,揭开了百年丽蒙（元）关系的序幕。为了维护武臣统治利益,高丽武臣在面对蒙古的入侵时表现得异常坚决,移都江华岛坚持抵抗,而国王和文臣们表现得却很消极,甚至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亲朝议和、妥协投降。武臣最终在内外交困中结束了统治,国王依靠蒙古势力重掌政权。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阐述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中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并指出自己的主要观点和创新点。第二章,主要分析了高丽武臣统治建立的国内背景,建立的过程；蒙古国的兴起及扩张,丽蒙通交结为兄弟之盟等。阐释12世纪以来,高丽王朝中央集权逐渐衰落,外戚专权,武臣叛乱,随着辽金的入侵武臣势力逐渐抬头,毅宗统治时期武臣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蒙古在13世纪初崛起于蒙古草原,建立汗国之后迅速对外扩张,西征和南征,横贯亚欧大陆,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帝国。在追讨契丹余部时与高丽结成“兄弟之盟”,丽蒙关系揭开序幕。第三章,阐述崔忠献在众多武臣的厮杀中脱颖而出最终掌握了高丽王朝的统治实权,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统治机构,确立了崔氏武臣政权。而蒙古帝国的入侵,使崔氏武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崔氏武臣在蒙古帝国、高丽王室三者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蒙古帝国在南征南宋的同时于1231年至1259年之间,对高丽先后发动6次大规模入侵,同时对高丽发动外交攻势,争取早日征服高丽。崔氏武臣,迁都江华岛坚决抵抗蒙古的入侵。第四章,崔氏武臣统治结束之后,武臣政权在内外势力共同打击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金俊、林衍、林惟茂相继登台,他们为了维护武臣的统治利益坚持开展抗蒙斗争；而国王为了夺回失去的王权最终采取接受蒙古议和的条件,放弃抵抗、议和亲朝。百年武臣统治最终落下帷幕,国王复政,丽蒙联合绞杀三别抄军,丽蒙关系进入新时期。第五章,结论,综述了武臣统治时期丽蒙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外交关系,武臣统治对丽蒙关系的深远影响等。
金恩美（Kim Eunmi）[3]（2016）在《13世纪中叶（1234-1259年）宋丽蒙关系 ——以《开庆四明续志》中两则有关高丽的记事为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浙江宁波在宋代为明州、元代为庆元,是高丽与宋之间的交流中最重要的港口。并且,明州不仅是宋丽两国商人交易、官府借抽分获取收入的场所,也是南宋当局通过高丽的入境人员来了解高丽及中国北方蒙、金统治区情况的重要地区之一。因此,明州的地方志内有不少的高丽记事。例如,宋代编纂的《乾道四明续志》、《宝庆四明续志》及《开庆四明续志》,分别收录了6则、14则、3则与朝鲜半岛有关的材料。尤其,南宋梅应发、刘锡纂修的《开庆四明续志》中收录有《蠲免抽博倭金收养飘泛倭人丽人附》中的“收养丽人”条及《收刺丽国送还人》,这两则记事涉及了高丽、宋与蒙古彼时的状况,因此值得考证。第一则是《蠲免抽博倭金收养飘泛倭人丽人附》中之“收养丽人”条,记录了六名高丽人在1258年漂流到南宋明州石冲山的情况。六名高丽人乘船前往白陵县收购木材,回江华岛途中遭遇海风。他们的名字是张小斤三、金光正、金安成、金万甫、卢善才和金惠和。张小斤三是李藏用家奴,金惠和是还俗僧,而其他四名是万户土军。特别地,明州的沿海制置大使吴潜向他们询问了高丽境内外的诸般问题——迁都江华、江华岛的面貌、高丽与蒙古的往来、江都内经济状况及海岸水军情况等。另一则是《收刺丽国送还人》,记录了 1259年四月,高丽通过宋纲首和范彦华送还了三名南宋人。三名南宋人的名字是升甫（冯时）、马儿（解三）与智就（黄二）,制司引向他们询问了原籍、年龄以及被俘虏的背景等情况。本则记事还记录了冯时与解三两人在高丽境内的情况,以及送还待遇及过程等,对研究当时海洋问题及外交关系的学者来说颇有价值。其中附有《高丽国礼宾省对南宋牒》,虽然是二次文书,但保留着完整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外交文书的构造及形态,是十分珍贵的材料。目前为止,中韩两国学者有考证过这两则记事,但尚存需要补充的地方。因此本文首先考证了《收养丽人》和《收刺丽国送还人》。在《收养丽人》中,叙述了高丽投降于蒙古之前的经济状况,利用《高丽史》整理了从1250年至1258年间,在高丽发生的灾难现象,并与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结合,考察两国协办讲和之前的高丽境内的情况。另外,考证了本记事中提及的“洪服良”即“洪福良”之异名,且以“自江华至服良所约七日”来推定服良所即是西京。最后,高丽人提过的“曰早窟,曰山水窟、曰袈裟窟”之中,从当时文献、古地图及地方志可以找到的“袈裟窟”的相似地名来证明它们都是同地异名。在《收刺丽国送还人》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补考了升甫（冯时）、马儿（解三）两名南宋人进入高丽境内之后的路径。本文从“1258年宋送还高丽漂流民”和“1259年高丽送还被蒙古俘虏的南宋人”的角度来看《收养丽人》和《收刺丽国送还人》两则记事,探讨13世纪中叶（1234-1259）宋、高丽与蒙古之间的关系。既往研究认为,在10世纪至13世纪,宋、北方民族及高丽三者之间,是以平等的地位来进行“多元的交涉”的。但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以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为先锋征服欧亚地区,这种平等的三角关系就此瓦解。因此,既往研究大部分是以某两国之间的交流——高丽与蒙古、蒙古与宋、宋与蒙古的关系来进行研究。虽然在1234年金朝灭亡而蒙古占领华北及满洲地区之后,蒙古掌握着东亚地区的霸权,这点毋庸置疑,但中国南部的势力与领土尚属宋朝,朝鲜半岛的高丽仍然在江华岛维持他们的政权。因此,本文对13世纪之后,在东亚地区“三角关系”的局部被瓦解的看法提出质疑,并证明在13世纪中叶——金朝灭亡的1234年至高丽抗战到底的1259年,蒙古、宋、高丽之间的情况,也是可以用高丽-宋-蒙古这样的三角关系来理解的。
宋晓念[4]（1998）在《高宗朝丽蒙关系考述》文中研究说明 一有关"成吉思汗亲征高丽"的辨析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中记载,成吉思汗曾亲征高丽,并在那里驻跸三年。原文如下:"主上（成吉思汗）向日出之国高丽进军时,适值乌讷根江泛滥。主上及大军驻跸于此,遣使代己谕令:‘主圣为了征收赋役而来。’高丽的布噶（斯）察罕汗
宋晓念[5]（1998）在《高宗朝丽蒙关系考述》文中认为 一有关"成吉思汗亲征高丽"的辨析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中记载,成吉思汗曾亲征高丽,并在那里驻跸三年。原文如下:"主上（成吉思汗）向日出之国高丽进军时,适值乌讷根江泛滥。主上及大军驻跸于此,遣使代己谕令:‘主圣为了征收赋役而来。’高丽的布噶（斯）察罕汗
朴延华[6]（2007）在《高丽后期王权研究 ——以元朝控制干涉期为中心》文中认为本文紧紧围绕高丽后期王权问题，阐明元丽之间控制干涉与反控制、反干涉的冲突的主要渠道，它的演变过程及其不同时期的特征，并找出它的规律性。阐明在元廷的铁蹄之下，高丽能够幸存的诸多方面的因素。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方法。正文分六章。第一章，元宗时期王权的衰弱。元宗为高丽第24代王，在位15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从1260年到1269年为止是武臣掌权，因林衍擅废立给了蒙古干涉高丽政治的口实，也导致元宗愈加投靠蒙古势力。后期，从1270年开始到1274年6月为止，1270年5月林惟茂被杀，武臣时代结束。高丽开始出陆还都。元宗后期高丽进入实质意义的转折，从受控于武臣，转向受控于蒙古，从此高丽一步一步走向半独立状态。可以说丽蒙战争结束后，高丽归附蒙古，蒙古在高丽设置达鲁华赤、东宁府、双城总管府，并屯田屯军，完成征伐日本的各项准备，也基本完成对高丽控制干涉的组织准备。第二章，忠烈王时期驸马国化。忠烈王为高丽第25代王，在位前后34年。忠烈王纳元世祖之女齐国大长公主为王妃，开丽元两国政治联姻之先河，是蒙古公主干涉高丽内政最严重的时期。忠烈王以驸马王身份对丽元两国关系影响很大，影响是双向，既有正面影响，即争取有限权力的努力，也有负面影响。元朝两次征伐日本，在高丽屯田、驻军、设置征东行省，造船、助军、输粮、劳役，给高丽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超过以后任何时期。虽然忠烈王以驸马王身份努力争取王权和国家利益，比如元朝撤除达鲁花赤、归还东宁府和耽罗府，但与高丽所受的政治干涉和沉重的经济负担是不成比例的。第三章，忠宣王政治改革与两次即位。忠宣王为高丽第26代王，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正月受内禅即位。随之，在高丽全面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改革，废止政房，设置词林院。重用以朴全之为代表词林院七学士，推进改革。因改革触动权门势族既得利益，又因改革具有反元因素，而受到元朝强力干涉，最终以忠宣王退位而告结束。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忠烈王病卒，忠宣王得以复位，在元都遥控统治高丽五年。忠宣王治政时期是高丽藩属元朝以来，元朝在政治上控制干涉较少、经济上索求也较少的时期。使高丽王权权限达到元朝百年干涉期的高点。第四章，忠肃王王位之动摇不定。忠肃王为高丽第27代王，前后在位25年，从即位到1320年，一直是有名无实，无所事事，其实权仍由上王（忠宣王）在元都遥控。1321年到1324年，忠肃王被扣留在元朝四年。在扣留期间，沈王暠乘虚而入，想依靠元朝英宗的支持，由自己即王位，发动拥立沈王暠运动和立省运动，但因各种因素导致拥立和立省失败。从1324年到1339年，其中1330年2月到1331年12月两年时间由其子忠惠王掌控。所以，忠肃王时期，可以说政局不稳，受到元廷干涉严重。第五章，忠惠王、忠穆王与元朝的政治关系。忠惠王为高丽第28代王，在位前后六年，有两次为王的经历。忠肃王十七年（1330）2月被元立为王，8月回国即位。在忠惠王入元宿卫不到两年，忠肃王就被迫传位。显然，元廷政治变化起了决定性作用。忠肃王后八年（1339）3月忠肃王死，遗愿由忠惠王复位，元廷丞相伯颜寝不奏，延迟忠惠王复位。直到1340年2月伯颜被逐，元帝释王复位。1344年忠惠王被捕入元死于流放途中，时年36岁。忠惠王的命运随元廷政权变动而几经变化，一国之君任由元廷操纵，最终成为元廷政权变迁的牺牲品。忠穆王为高丽第29代王，8岁即王位，在位四年。母后德宁公主在1330年嫁忠惠王，忠惠王在位前后六年，掌控高丽政事，德宁公主没有机会涉政，到忠惠王死后，机会来了。忠穆王以8岁幼冲即位，使德宁公主得以母后摄政。第六章，恭愍王代恢复王权。恭愍王为高丽第31代王，在位22年。恭愍王在位期间东亚形势发生骤变，元朝国力衰微，乃至灭亡，明朝取而代之。恭愍王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两次改革。特别是恭愍王五年改革，铲除亲元势力，罢征东行省理问所，收复双城总管府，改革官制，停止元年号。使高丽摆脱元朝控制与干涉的附属国地位，确立国家独立性和王权的自主性，以实现高丽王朝的中兴。结论部分综述了全文要点，提出研究结论。
何适[7]（2016）在《从内地到边郡—宋代扬州城市与经济研究》文中认为扬州是长江下游以及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唐、宋两个时期,扬州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兴衰状况,形成较为明显的对照。宋代扬州的相对衰落,是唐宋之际以及两宋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动所造成的,其中地理因素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唐宋之际政局的变动,导致强化中央集权及消弱地方势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区的幅员往往呈缩小的趋势。宋代扬州的政区幅员与唐代扬州鼎盛时期相比,是后者西、北、东三面数个属县析出之后的剩余。政区幅员的缩小,消弱了宋代扬州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地位。这种政区地理的变动,是比较唐宋两个时期的扬州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在因素。而两宋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动,使得扬州从“内地”转变为“边郡”,成为当时南北政权对峙的前沿地带。这种军政地理格局的变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扬州的城市属性以及区域的战略地位,使得南宋时期的扬州与北宋时期相比,经济社会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风貌。宋代扬州城市与经济的发展演变,就是在上述两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的。就城市而言,北宋时期,对地方城池建设不甚措意,扬州城池沿袭着五代末期周小城的规模,并无大的更改。这与强化中央集权及消弱地方势力的总趋势是合拍的。南宋时期,扬州城池建设的次数与规模,都远远超过北宋时期,而孝宗朝的扬州修城举措最为突出,期间形成了宋代扬州的三城格局。这是南宋扬州城市属性以及战略地位的一种反映,同时也体现了南宋孝宗朝政治取向的特色,可视为“孝宗恢复”在地方社会的一种实际行动。就经济而言,宋代扬州虽然整体上较唐时的鼎盛为衰落,但在这种宏观认识之下,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一、在两宋时期相对和平的环境里,扬州的经济呈逐步恢复与发展的态势。即便南宋时期扬州处在边境地带,其人口总数也仍然呈不断增长的趋势,甚至一度超过北宋时期的水平。这是扬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二、与扬州经济的相对衰落相对应,宋代真州经济地位的凸显,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并非一入宋便超过扬州,而且事实上也未取代扬州的经济地位。真州的前身只是扬州下辖的一个镇,其作为统县政区的存在,只是在宋真宗朝才最终定型。这种时间的区分,对于客观评估宋代扬州的经济状况,乃至于淮东整体的经济情状,都有实际的意义。三、南宋与北宋两个时期,扬州的军政地理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到扬州经济社会的多个方面。若着眼于官方与民间的区分,则北宋扬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民间自由参与其中的程度要更高一些;南宋时期,官方调控扬州经济的举措更为频繁,而商人在扬州经济社会恢复与发展中的作用也更为引人注目。
张宇超[8]（2015）在《诗学规范与日本中古汉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诗学规范的形成爲研究视角探讨日本中古时代汉文学,分论考、文献两编。日本僧人空海（774～835）留唐归国後所编辑的《文镜秘府论》及《文笔眼心抄》汇集了大量唐代的诗格文献,成爲研究唐代诗学的主要材料。其後,在日本也产生了与其性质类似的诗学指南书,如保存至今的《作文大体》、《王泽不渴钞》、《文笔问答钞》等。这些文献共同构成了日本中古汉文学批评的基础资料,并可以进一步探讨它们在汉文学形成中的作用。它们在公卿、贵族、僧人之间被传抄,不断地被增补,留下了多种形态不同的抄本,反映了不同学者的多种理解。《作文大体》中所提及的“越调诗”及嵯峨天皇等人创作的渔父词,都是基於中国诗学的再创作与重新认识。《文笔问答钞》的不同版本反映了从抄本到刻本的转变,更是後代接受者对诗学规范认识的改变。另一方面,日本又有与诗学规范相对应的和歌创作规范,它承诗学规范而来,由於不符合和歌创作的实际而遭摒弃,但其中对於歌学的认识仍不乏新见,应该重估其在歌论史上的地位。对於诗格类创作规范的不同理解,在日本中古时代的省试诗评定中,产生过多次论争。长德三年（997）的论争主要围绕蜂腰病,长久二年（1041）则围绕鹤膝病。这两次重要的论争可以考察日本文人对於诗学规范的接受情况,更能理解其汉文学形成过程中的深层背景。在日本中古汉文学规范形成的过程中,渤海使的唱答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渤海国使臣出使日本,日本派出其时第一流的文人与之酬唱。随着文学创作规范形成後,以尚齿会爲代表的白居易文学典范在日本汉文学及和歌文学中开始展开,完成了中古文学由学习诗歌创作规范到模拟文学典范的转变过程。文献编爲日本现存三种诗格及一种歌格文献的整理,可与论考编互相参看。
姜婷[9]（2011）在《忽必烈时期（蒙）元与高丽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蒙)元与高丽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3世纪初至50年代,为蒙古七次征伐高丽时期：13世纪60年代至14世纪50年代初,为元丽关系的和平时期：14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为元丽关系的末期。忽必烈是元丽关系由军事对抗转入和平的助推者和奠基者,他放弃了祖父辈们对高丽单纯的武力征伐,改用怀柔降服的策略,以“宗主”与“藩国”的名义确立了双方的朝贡关系,与高丽确立了“舅甥关系”,达到了统治高丽的目的。本文综合运用中韩两方的史料,对忽必烈时期的元丽关系做全面的考察。本文内容包含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介绍了论文选题的依据、研究现状及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其中还包括朝鲜、韩国、日本学者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忽必烈之前,即为蒙丽关系的第一阶段,忽必烈的祖父辈们与高丽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内,无论是蒙丽双方“兄弟之国”的建立,还是蒙古对高丽的七次征伐,双方之间的矛盾斗争异常激烈,解决矛盾的方式也采用了单一的武力,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尽管这一时期蒙古对高丽的政策与忽必烈时期完全不同,但为忽必烈实施对高丽的策略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第三部分：忽必烈时期元丽关系的初步形成。忽必烈和高丽元宗的先后继位,为元丽关系的改变提供了契机,忽必烈蒙汉杂揉的“天下秩序观”直接促成了双方关系的改善。由军事对抗期转入和平期之后,高丽国内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武人政权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先后组织并领导了对高丽元宗的废黜、三别抄军的起义,在忽必烈的帮助下,高丽王不仅消除了这些叛乱,还巩固了王权。第四部分：元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元丽交流的密切,在元的帮助下,高丽元宗平定内乱、巩固王权的同时,对元的依附也不断加强。不仅出陆还京,还助军伐日,不仅履行“六事”,还与元联姻,与元结为“甥舅之国”。忽必烈对高丽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使高丽成为元的藩属国。第五部分：元丽双方的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元丽间的人员往来在双方交流史上空前频繁,无论是官方入丽的公主及其随从,入元的质子和元流放高丽的罪犯,还是双方民间的移民,在数量上都异常庞大,为民族融合和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既有通过入质、朝贡及联姻方式的官方贸易,还有民间贸易往来,对高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而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第六部分：总结在忽必烈时期,高丽仍然保持独立的原因。笔者认为,高丽灵活事大的外交策略和忽必烈蒙汉杂揉的“天下秩序观”是高丽保持独立的必要条件,元丽的联姻是高丽长期保持独立的充分条件。
苗冬[10]（2010）在《元代使臣研究》文中指出与其它朝代相比,元代使臣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由于疆域空前辽阔,帝国内外的信息交流沟通的需要,以及蒙古旧制的影响,蒙元统治者更习惯于派遣使臣传递重要信息,处理相关重大事务。元代使臣活动非常频繁,身份地位较高,被赋予了较大的权力,承担了多种出使任务,出使活动覆盖了包括亚欧大陆在内的广阔地域。元代使臣在政治、军事、社会诸方面都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是历史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角色。通过对元代使臣的考察,可以折射出当时的若干历史特征。元代使臣的渊源可追溯至蒙古部落时期的遣使。笔者详细爬梳了《蒙古秘史》中所记载的相关遣使活动,逐次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通过对早期遣使活动的归纳总结,笔者认为：蒙古早期的使臣多由贵族首领身边的那可儿担当,出使多服务于军事,尚没有文书和系统的牌符制度。总之,这时期的遣使活动还处于早期阶段,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尽管如此,与其它朝代相比,早期的蒙古使臣仍然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尤其是元代使臣渗透着较强的使役与从属关系,大抵滥觞于此。大蒙古国时期,宣差传旨成为当时使臣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宣差传旨在汗廷布宣政令、处理政务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具有一定的过渡意义。这为元代遣使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臣由多种不同的使长和官僚机构选派。按照不同的选派者,元代使臣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皇帝（大汗）、诸王、后妃等诸位下等贵族集团的选派的使臣；二是由以中书省为代表的,包括枢密院、御史台、行省等各类官僚机构选派的使者。本文依据其不同特点,对各类使臣作了具体的考察。皇帝等诸位下遣使是黄金家族贵族集团加强自身统治、维护和攫取特权的得力工具,也是他们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主宰或干预国家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元代遣往西藏地区的金字使臣则代表中央威临藏地,有利于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和管理。在两都巡幸之际,使臣将巡幸的皇帝及扈从官员与留守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重要机构联系起来,在传达旨意、通报军情、布宣政令等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这类遣使受到草原家臣政治的影响颇多。官僚机构的遣使对国家权力的运作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宣使和奏差是元代官僚机构中特殊而重要的专职使者。他们奉长官差遣督办诸项事务,传达重要信息。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宣使和奏差具有使长一长官差遣的混合性质,拥有较大的权力,对国家及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还从使臣的身份地位着手,对两类比较有特色的遣使进行了探讨：怯薛使臣为元代所独有,是同家臣治国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儒士使臣则主要表现了蒙元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吸纳和利用。元代使臣的活动对政治、社会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与完善发达的驿站交通系统相伴随,经行驿路的使臣滥用威权,泛滥乘驿,骚扰沿途的站户官员,产生了比较严重的使臣害政扰民等弊端。此弊端影响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危害。政府虽屡次下令禁止,但收效甚微。本文详细讨论了使臣害政扰民的表现形式及屡禁不止的原因。使臣对于元代的皇位继承斗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元代的使臣打上了家臣制的深深烙印,频繁遣使是“家臣治国”的一种表现形式。受军事征伐活动的影响,蒙元帝国派遣到内属各国、被征服地区的使臣颇为引人注目。本文撷取了元朝对南宋、高丽、安南、日本等典型地区的遣使,结合元朝与其关系的发展演变,探讨了使臣的相关活动。其中,郝经使宋是当时关涉时局的一项重大事件,郝经也是元代的一位重要使臣,文中对此作了详细探讨。元廷同四大汗国之间的使臣往来,反映了元朝同各汗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元代出使境外的使臣之中,很多被杀或被囚,或不能顺利达成使命,命运比较悲惨,这与蒙古人的“天下观”和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有关。元代使臣的活动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层面紧密相联。通过对元代使臣的探讨剖析,可从内政、外交诸方面窥见整个元代政治社会生活的面貌。总之,元代使臣处在蒙汉二元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
二、高宗朝丽蒙关系考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宗朝丽蒙关系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1）忠烈王时期丽元两国政治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1.2 论文选题的相关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忠烈王即位前的政治背景 |
| 2.1 蒙元对高丽的六次征战 |
| 2.2 武臣政权的结束 |
| 第三章 忠烈王与元廷的政治联姻及其影响 |
| 3.1 忠烈王其人 |
| 3.2 忠烈王与齐国大长公主的政治婚姻 |
| 3.3 政治联姻对丽元两国的影响 |
| 第四章 忠烈王时期高丽两次助元征日战争及其影响 |
| 4.1 元朝征日前的多次招抚 |
| 4.2 1274年的文永之役与1281年的弘安之役 |
| 4.3 高丽两次助元征日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 |
| 第五章 忠烈王时期的王权纷争 |
| 5.1 忠烈王让位事件 |
| 5.2 忠烈王复位事件 |
| 5.3 忠烈王与忠宣王父子王位之争及与元朝的关系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2）论武臣统治时期的丽蒙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动态 |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高丽武臣统治的建立及蒙古帝国的兴起 |
| 2.1 高丽武臣统治的建立及其变迁 |
| 2.2 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扩张 |
| 第三章 高丽崔氏武臣的统治与抵御蒙古的入侵 |
| 3.1 崔忠献与崔氏武臣统治的建立 |
| 3.2 崔氏武臣执政时期的统治机构 |
| 3.3 蒙古六次入侵高丽与崔氏抗蒙 |
| 3.4 高丽崔氏武臣统治的结束与太子亲朝 |
| 第四章 高丽金氏、林氏武臣的统治与丽蒙交涉 |
| 4.1 高丽武臣更迭与林衍政变 |
| 4.2 高丽元宗的即位与复位 |
| 4.3 高丽武臣统治的结束与三别抄军抗战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3）13世纪中叶（1234-1259年）宋丽蒙关系 ——以《开庆四明续志》中两则有关高丽的记事为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言 |
| 第一章 《开庆四明续志》之《收养丽人》考证 |
| 1.1 “鞑于是连年围海岸,逼新都,境土就荒” |
| 1.2 洪服良与服良所 |
| 1.3 高丽三窟之一:袈裟窟 |
| 第二章 《开庆四明续志》之《收刺丽国送还人》考证 |
| 2.1 “头目车辣大”与两位南宋人的驻屯地 |
| 2.2 “宋人归寘岛”与海岛入保政策 |
| 第三章 从《开庆四明续志》看13世纪中叶宋丽蒙的关系 |
| 3.1 1234年至1250年的宋丽蒙关系 |
| 3.2 1250年代的宋丽蒙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4）高宗朝丽蒙关系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有关“成吉思汗亲征高丽”的辨析 |
| 二高宗五年至十八年的丽蒙关系 |
| 三高宗十八年至三十三年的丽蒙关系 |
| 四高宗三十四年至四十六年的丽蒙关系 |
| 五结语 |
（6）高丽后期王权研究 ——以元朝控制干涉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元宗时期王权的衰弱 |
| 第一节 元宗即位之背景 |
| 一、大蒙古国的兴起与对外扩张 |
| 二、1218年之战与"兄弟之盟" |
| 三、崔怡协迫高宗入避江华岛 |
| 四、1235—1259年高丽抗蒙和讲和 |
| 第二节 元宗依靠元朝势力与武臣之争 |
| 一、林衍废位与东宁府的置废 |
| 二、三别抄抗战与元朝管辖耽罗府 |
| 第三节 屯田、助军与不堪重负及其招谕日本 |
| 一、设置屯田经略司 |
| 二、屯田和物质供给 |
| 三、高丽废置屯田减少供给粮草 |
| 四、助军与元朝征伐日本前的五次招谕 |
| 第二章 忠烈王时期驸马国化 |
| 第一节 忠烈王代元丽联姻政策及其影响 |
| 一、元丽联姻是两国的政治需要 |
| 二、齐国大长公主干涉政治 |
| 第二节 元朝的控制和干涉 |
| 一、达鲁花赤的设置 |
| 二、派遣札鲁忽赤(断事官) |
| 三、助军与经济负担 |
| 四、征东行中书省的变迁 |
| 第三章 忠宣王政治改革与两次即位 |
| 第一节 忠宣王锐意革新与词林院 |
| 一、忠宣王与两位蒙古王妃 |
| 二、忠宣王改革的前奏 |
| 三、忠宣王即位教书 |
| 四、废止政房与设置词林院 |
| 第二节 忠宣王遥控统治五年 |
| 一、忠宣王拥立元武宗与沈阳王封号 |
| 二、忠宣王遥控统治 |
| 第四章 忠肃王王位之动摇不定 |
| 第一节 忠肃王与三位蒙古公主 |
| 一、忠肃王与第一、第二蒙古公主 |
| 二、忠肃王与第三蒙古公主 |
| 第二节 忠肃王与与上王之关系 |
| 一、上王归国,宏扬佛法 |
| 二、上王遥控国政 |
| 第三节 忠肃王八年拥立沈王暠运动 |
| 一、沈王暠其人 |
| 二、沈王暠势力的结成 |
| 三、拥立沈王暠及其立省论的提出 |
| 四、拥立沈王暠的失败和立省论罢议 |
| 五、拥立沈王暠运动的性质及结果 |
| 第五章 忠惠王、忠穆王与元朝的政治关系 |
| 第一节 忠惠王与元廷丞相之关系 |
| 一、忠惠王即位与燕帖木儿 |
| 二、忠惠王退位 |
| 三、忠惠王复位与伯颜 |
| 四、忠惠王被捕与奇皇后 |
| 第二节 忠穆王与母后德宁公主 |
| 一、忠穆王代改革与整治都监 |
| 二、忠穆王代与元朝经济关系 |
| 第六章 恭愍王代恢复王权 |
| 第一节 恭愍王元年改革 |
| 一、恭愍王即位 |
| 二、恭愍王元年改革 |
| 第二节 恭愍王五年反元改革 |
| 一、恭愍王五年反元改革条件 |
| 二、恭愍王五年反元改革过程 |
| 三、恭愍王五年反元改革内容 |
| 第三节 收复北方领土——双城总管府 |
| 一、双城总管府设置 |
| 二、双城总管府统辖范围 |
| 三、收复双城总管府 |
| 四、恭愍王五年反元改革与元朝的反应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7）从内地到边郡—宋代扬州城市与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 第三节 拟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宋代扬州的城池建设 |
| 第一节 扬州城池建设与宋廷关于修城的政策取向 |
| 一、入宋时的扬州城池概况 |
| 二、二重证据：北宋扬州城池建设考 |
| 三、经济、治安与军事：影响宋廷修城政策的诸因素 |
| 第二节 “孝宗恢复”与扬州城池建设 |
| 一、“内地修城”：州城（宋大城）之修补 |
| 二、堡寨城与夹城：扬州新城之创建 |
| 三、孝宗“末年之政”与扬州城池建设 |
| 四、扬州城池建设与地方视野中的“孝宗恢复” |
| 第三节 修缮与扩充：南宋后期的扬州城池建设 |
| 一、宁宗朝开禧北伐前后的两次修城 |
| 二、宝佑城新探：考古发掘的启示与贾似道的自叙 |
| 三、孰包平山堂：“平山堂城”的归属问题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二章 宋代扬州的政区变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扬州政区的演变类型与趋势 |
| 第二节 影响扬州政区变动的诸因素 |
| 一、宏观背景下地方政区的细化 |
| 二、辖下政区经济的发展与地方财赋转输取便 |
| 三、战争背景下的政区调整 |
| 第三节 政区变动对扬州经济的影响 |
| 一、财政收入的整体缩减 |
| 二、港口地位的下降——真州的分割作用 |
| 三、地理因素的影响：宋代扬州相对衰落之原因再探讨 |
| 第四节 结语 |
| 第三章 宋代扬州的人口状况 |
| 第一节 宋代扬州户口总数概况 |
| 一、北宋时期的持续增长 |
| 二、南宋时期的消减与恢复：嘉靖《惟扬志》所载户口数据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宋代扬州的人口流动 |
| 一、民众的迁进与徙出 |
| 二、官兵之入驻与遣出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扬州的农田与水利 |
| 第一节 民田垦佃：重农背景下的农田经营举措 |
| 第二节 屯田与营田：军事背景下的官田经营 |
| 一、扬州的屯田状况 |
| 二、扬州的营田状况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宋代扬州的水利与漕运 |
| 一、水利工程的展开 |
| 二、漕运系统的疏通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五章 宋代扬州的商业经济 |
| 第一节 扬州的市镇与商业分区 |
| 一、宋代扬州的市镇状况 |
| 二、宋大城的商业分区 |
| 第二节 从北宋中期的商税数额看扬州商业经济的发展 |
| 一、商税税额 |
| 二、酒曲税额 |
| 三、盐额 |
| 第三节 南宋的商业政策及商人在重建扬州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
| 第四节 总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诗学规范与日本中古汉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论考编 |
| 绪论 |
| 第一章 日本诗格文献论考 |
| 第一节 《文笔眼心抄》新考 |
| 第二节 平安镰仓时代诗格叙录 |
| 第三节 理解与误读:越调诗与渔父词 |
| 第四节 《王泽不渴钞》与《文镜秘府论》之关系 |
| 第五节 规范的完成:《文笔问答钞》与《本朝丽藻》 |
| 第六节 《歌经标式》与和歌规范的成立 |
| 第二章 诗学规范与日本中古省试诗 |
| 第一节 蜂腰病与省试诗论争 |
| 第二节 长久二年省试诗与鹤膝病 |
| 小结 |
| 第三章 诗学规范与东亚文学交流 |
| 第一节 中古东亚汉文学的互动——以渤海使爲中心 |
| 第二节 从规范到典范——七老会与尚齿会 |
| 附论 七言歌行体式探源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编 |
| 一、作文大体 |
| 二、王泽不渴钞 |
| 三、文笔问答钞 |
| 四、歌经标式 |
| 後记 |
（9）忽必烈时期（蒙）元与高丽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理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意义 |
| 第一章 元与高丽关系形成的基础 |
| 第一节 蒙古国时期对高丽的政策 |
| 一. "兄弟之国"的建立 |
| 二. 使臣着古被杀之谜 |
| 三. 蒙古对高丽的七次征伐 |
| 第二节 高丽对蒙古的抗争 |
| 一. 高丽军民对蒙古的抗争 |
| 二. 迁都江华 |
| 第二章 元丽关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元丽关系转入和平的契机 |
| 一. 忽必烈的"天下秩序观" |
| 二. 和平的实现 |
| 三. 丽(蒙)元双方的斗争与媾和 |
| 第二节 高丽武人政权的最后挣扎 |
| 一. 高丽元宗的废立事件 |
| 二. 东宁府的废置 |
| 三. 三别抄起义 |
| 四. 耽罗道的归属问题 |
| 第三章 元丽关系的发展 |
| 第一节 元丽联军对日本的征伐 |
| 一. 高丽在元日战争中的作用 |
| 二. 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战争 |
| 第二节 元丽"舅甥关系"的确立 |
| 一. 双方联姻的形成 |
| 二. 忽都鲁揭里迷失与忠烈王 |
| 三. 忽必烈对高丽的控制 |
| 第四章 元丽双方的人员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 |
| 第一节 元丽双方人员的往来 |
| 一. 入元的高丽人 |
| 二. 入高丽的元人 |
| 第二节 元丽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
| 一. 经贸往来 |
| 二. 文化交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元代使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概况 |
| 三 本文内容及创新 |
| 第一章 大蒙古国时期的使臣 |
| 第一节 蒙古早期的遣使活动 |
| 一 《蒙古秘史》中所见"额勒赤"的活动 |
| 二 对于"亦列"一词的考察 |
| 三 《蒙古秘史》中所见早期使臣的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西游记》中的使臣 |
| 一 邱处机沿途所见的诸位使臣 |
| 二 关于刘仲禄所持的金牌 |
| 第三节 大蒙古国时期的宣差传旨 |
| 一 "宣差"一词的考释 |
| 二 大蒙古国时期宣差的活动与职责 |
| 第四节 大蒙古国时期遣使的特征及影响 |
| 附:成吉思汗遣使致责王罕考 |
| 一 对于史料本身的解读 |
| 二 此次遣使的背景分析 |
| 三 小结 |
| 第二章 元代使臣之选派 |
| 第一节 皇帝(大汗)遣使 |
| 第二节 诸王遣使 |
| 第三节 中书省遣使 |
| 第四节 枢密院及御史台系统的遣使 |
| 第五节 诸行省遣使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元代使臣与国家权力的运作(上) |
| 第一节 元代皇帝(大汗)遣使的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元代怯薛使臣初探 |
| 一 元代怯薛使臣的选派 |
| 二 元代怯薛使臣之表现 |
| 三 元代怯薛出使的相关影响 |
| 第三节 元代两都之间的使臣往来 |
| 一 两都之间的使臣概说 |
| 二 两都之间的使臣的活动 |
| 三 两都之间的使臣与沿途驿站 |
| 第四节 元代遣往藏地的金字使臣 |
| 一 关于金字使臣涵义的探讨 |
| 二 金字使臣所执行的各项使命 |
| 三 金字使臣的地位及其影响 |
| 第五节 元代诸王遣使研究 |
| 一 诸王遣使与国家治理 |
| 二 诸王遣使与投下权益 |
| 三 诸王所遣使臣的权力与地位 |
| 附:黑城文书中所见的元代使臣 |
| 第四章 元代使臣与国家权力的运作(下) |
| 第一节 元代宣使与奏差:作为一种特殊的使者 |
| 第二节 元代宣使的活动及影响 |
| 一 宣使一职溯源 |
| 二 宣使本是宣差的一种 |
| 三 元代宣使职司、地位的再讨论 |
| 第三节 元代奏差考述 |
| 一 奏差的设置及出身 |
| 二 奏差的职责 |
| 三 奏差的素质和地位 |
| 第四节 朝廷使臣、宣使、奏差与国家权力运作 |
| 第五章 元代使臣的活动与影响 |
| 第一节 元代皇位继承中的使臣 |
| 一 早期汗位继承中的使臣 |
| 二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时的遣使 |
| 三 武仁授受到泰定即位之际的遣使 |
| 四 两都之战及顺帝即位时期的使臣 |
| 五 小结 |
| 第二节 元代的儒士充任使臣 |
| 一 元代儒士充任使臣的诸类型分析 |
| 二 元代儒士充任使臣的相关评价 |
| 第三节 元代使臣害政扰民问题研究 |
| 一 元代使臣害政扰民的表现形式 |
| 二 元代使臣害政扰民的危害 |
| 三 元代使臣害政扰民的实质 |
| 第四节 元代的家臣制及其历史影响——以使臣为例 |
| 一 家臣制的留存及其影响 |
| 二 家臣制视野下的元代使臣 |
| 第六章 蒙元帝国对外派遣的使臣 |
| 第一节 蒙元王朝对宋遣使研究 |
| 一 早期使臣主不罕考辨 |
| 二 王檝使宋考述 |
| 三 国信使郝经 |
| 四 元灭宋前夕使臣往来 |
| 第二节 元朝对高丽遣使考述 |
| 一 大蒙古国时期派往高丽的使臣 |
| 二 元世祖朝及之后对高丽的遣使 |
| 三 元朝遣往高丽使臣的地位 |
| 四 元朝派往高丽索取贡女、宦者的使臣 |
| 第三节 元朝遣往安南的使臣 |
| 一 从遣使来看元朝与安南就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与博弈 |
| 二 遣往安南的由儒士充任之使臣 |
| 第四节 元朝对日本的遣使 |
| 第五节 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的使臣往来 |
| 一 拔都系诸王同汗廷之间的遣使 |
| 二 元朝同诸汗国间经办财赋的使臣 |
| 三 元朝同察合台汗国和战之间的遣使 |
| 四 元朝同伊利汗国之间的使臣往来 |
| 第六节 元代使臣的悲剧性命运探析 |
| 一 元代使臣悲剧性命运的概况 |
| 二 元代使臣悲剧性命运原因的探讨 |
| 三 小结 |
| 附:元代郝经雁帛书事迹辨证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四、高宗朝丽蒙关系考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忠烈王时期丽元两国政治关系研究[D]. 李京礼. 延边大学, 2019(01)
- [2]论武臣统治时期的丽蒙关系[D]. 王东成. 延边大学, 2014(02)
- [3]13世纪中叶（1234-1259年）宋丽蒙关系 ——以《开庆四明续志》中两则有关高丽的记事为主[D]. 金恩美（Kim Eunmi）. 南京大学, 2016(04)
- [4]高宗朝丽蒙关系考述[J]. 宋晓念. 韩国研究论丛, 1998(S1)
- [5]高宗朝丽蒙关系考述[J]. 宋晓念. 韩国研究论丛, 1998(S1)
- [6]高丽后期王权研究 ——以元朝控制干涉期为中心[D]. 朴延华. 延边大学, 2007(01)
- [7]从内地到边郡—宋代扬州城市与经济研究[D]. 何适.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 [8]诗学规范与日本中古汉文学研究[D]. 张宇超. 南京大学, 2015(05)
- [9]忽必烈时期（蒙）元与高丽关系研究[D]. 姜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1(10)
- [10]元代使臣研究[D]. 苗冬. 南开大学, 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