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论文文献综述)
刘辉[1](2020)在《社保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速和社保制度全面改革的大背景下,探讨社会保险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社保制度的多重效应,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变迁下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预测和引导,从而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提供经验借鉴与政策指导,同时也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平衡好社会保障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社保政策的优化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提供一定的支撑。本文依据制度经济学理论、社会保险理论和企业避税理论,围绕社会保险制度与企业应对行为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重点探讨社会保险制度下企业的成本转嫁机制及潜在影响。通过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和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全面梳理,本文重点就社会保险征缴体制改革与企业社保合规、社保成本的转嫁、社会保险缴费与全要素生产率等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保险费征缴主体由社保经办机构调整为地方税务部门后,企业的社保合规程度有所提升,说明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改革对于提高社保基金收入和企业遵缴率存在正面意义,但同时也意味着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与负担;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社保征缴体制改革对企业社保合规程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社保征缴强度来实现的,通过对税务代征和全责征收模式的征收效果比较后发现,由于税务部门全责征收模式赋予了税务部门更为完整的权力职能,其对企业的信息掌握更为全面,且制度激励更强,其征收效果更佳;由于社保合规程度的差异,社保征缴体制对企业参保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工资水平较低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社保合规程度影响更为明显,这意味着社保征缴体制的全面改革将显着增加这些企业的用工成本。(2)本文进一步运用云南省和浙江省的社会保险征缴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和地级市层面的征缴体制改革数据库,检验了社保征缴体制改革所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冲击和企业的潜在社保转嫁行为,结果发现社保征缴体制改革导致企业的实际缴费率上升,进而促使企业通过降低职工工资等手段进行劳动力成本转嫁,本文发现这种转嫁行为仅在企业工资中发现,并未对企业雇佣规模形成明显挤压。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保险缴费的转嫁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3)最后,本文基于2004-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2008-2011年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考察了企业社保缴费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其影响机制主要在于促使企业增加员工工资福利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等来提升企业生产率,但是其总体上挤出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发现了一些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社会保险缴费能够有效提升资本密集型、高工资水平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劳动密集型、低工资水平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则存在负向效应,对国有企业则影响不显着。本文结合社会保险筹资理论、经典的逃税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现有文献,通过构建社会保险制度影响企业行为之间的理论框架,较为深入地分析了社会保险制度规制下企业的社保逃费行为和成本转嫁机制,并进一步地探讨了企业社保负担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全面认识和评估社会保险规制下企业行为的变化过程及相应的经济后果,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制度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等理论的研究视角。
林德林[2](2019)在《股权激励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载体,企业的创新意愿对提升我国整体创新水平至关重要。然而,现代企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代理冲突和管理层决策短视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构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近年来股权激励作为现代企业制度下缓解企业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在强化企业内部激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背景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治理效应研究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当前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股权激励对企业内部创新投入的影响,但并未就二者关系达成共识。另外,在“创新驱动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战略的共同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突破创新边界约束,选择技术并购等外部创新投入方式快速提升自身创新水平。因此,股权激励对技术并购这种外部创新投入是否存在有效的治理作用是应当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但鲜有学者基于中国情景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创新产出是企业创新活动的最终落脚点,因而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最终还是要落脚于企业创新绩效。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忽略了在创新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核心员工股权激励的影响,管理层与员工的股权激励问题研究一直处于割裂状态;另外,有关股权激励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也是尚待打开的“黑箱”。随着企业外部市场竞争的加剧,上述研究问题亟待现实的调查与理论上的回答。从以上问题出发,本研究集成创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企业激励理论、风险承担理论以及高阶梯队理论等经典理论,将从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来全面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论文借助门槛回归、多元Logit选择模型、面板Tobit回归、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模型等多种实证方法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工作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主要内容与结论如下:第一,从内部创新的视角,考察了股权激励对企业内部R&D投入的影响。首先从整体视角证实了股权激励与企业内部R&D投入的倒U型关系;其次,从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影响因素视角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与内部R&D投入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内部R&D投入的影响存在受限于企业规模、财务资源冗余以及股权集中度等变量的门槛效应,进一步证实了二者的非线性关系。第二,从外部创新的视角,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并购的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股权激励对技术并购等外部创新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股权激励作用下,相比于内部R&D投入方式,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外部技术并购;但考虑到技术并购与内部R&D投入的共存关系,企业更可能同时进行技术并购与R&D投入而非单一的技术并购活动。此外,基于并购整合视角,实证检验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并购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股权激励与技术并购规模显着正相关,并购前的R&D投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调节作用。第三,从创新产出的视角,考察了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路径。本研究一是从整体上证实了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二是从激励对象视角讨论并证实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并发现核心员工股权激励的提升作用更好;三是证实了内部R&D投入在管理层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揭开了股权激励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黑箱”并进一步发现了股权激励影响创新绩效的路径依赖性。论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过程深入剖析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深化了股权激励创新效应的研究内容,从更加全面和完整的视角揭示了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机理。第二,首次考察了股权激励对R&D投入的门槛效应,在理论基础上突破了原有的股权激励与R&D投入的研究范式,从新的视角论证了股权激励对R&D投入的非线性影响,拟推动二者争议性关系的解决。第三,考察了中国情境下股权激励与技术并购的影响,将国内已有的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的研究视角从企业创新边界的内部拓展到了外部,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第四,沿着股东-管理层-员工这一委托代理链条,将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范围从创新战略的决策层延伸到了执行层,并通过探讨R&D投入分别在管理层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不同作用,揭开了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黑箱”,并进一步证实了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影响的路径依赖,完善了现有的研究不足
李明珊[3](2019)在《非国有股东制衡与国有企业混改经济绩效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其关键在于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间的共同发展和有效制衡。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国有股权结构与改革效果研究,忽略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创新性地站在非国有股东的视角,关注非国有股东制衡对于国有上市公司混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一步考虑了企业外部环境对非国有股东形成权力制衡的约束作用。本文研究对于解决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困境,明确进一步深化改革路径与方向、以及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突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为相关研究在理论研究框架与经验研究方面提供新的思路与证据。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不足,本文搭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演化理论框架。基于企业演化理论的新视角,梳理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演进历程,从而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国有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作用。本文认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是一个基因重组的过程,即在国有企业基因中引入非国有企业的优势基因,形成更加优良的企业基因,堪比企业的基因工程,是国有企业演化的重要驱动力。与生物基因工程不同的是,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很难保证两个混合主体的地位对等,但实现非国有股东制衡是能够使非国有优势基因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此外,根据企业演化的环境选择机制,非国有股东制衡还会受到企业外部环境的约束作用。本文以商业一类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非国有股东的视角,探究了非国有股东制衡对国有上市公司混改经济绩效的影响。理论方面,在线性契约委托代理框架中引入国有控股股东与代理人合谋行为,分别在名义股权多元化和非国有股东制衡的情形下求解国有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两类委托代理问题,发现非国有股东制衡可以有效降低国有上市公司的两类委托代理成本,其经济效应明显优于名义股权多元化情况下,非国有股东不作为,仅通过国有控股股东制定最优激励合同降低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制衡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制衡可以显着提升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替换企业绩效衡量指标与替换非国有股东制衡衡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该结论稳健可靠,地区分组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制衡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到不同外部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表现。进一步地,本文对非国有股东制衡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制衡影响企业绩效的门槛效应十分明显,只有当非国有股东制衡程度达到一定的门槛值之后才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作用。最后,非国有股东制衡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制衡可以通过降低两类委托代理成本和政策性负担提升国有企业绩效,三者均是非国有股东制衡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本文考虑了企业外部环境对非国有股东形成有效制衡的约束作用。理论模型方面,通过构建一个国有企业的寡头竞争模型,分析了竞争环境和制度环境对国有企业实现有效制衡的混合所有制经营的影响。实证研究方面,同时采用企业层面数据、行业层面数据和地区层面数据,构建多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行业竞争环境与制度环境对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影响,得到结论如下:企业效率不是国有企业实现非国有股东制衡需要满足的事前特性,未能验证理论模型中得到的结论;国有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不是影响非国有股东制衡的主要因素,但该结论受到本文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非国有投资者越看重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地方政府干预抑制非国有股东的制衡性,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强的地区,非国有股东制衡程度越低;在强地方政府干预地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没有遵循市场机制,表现为地方政府对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救助式”混改,而在政府职能转变更为彻底的弱干预地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遵循市场机制。最后,本文进一步检验制度环境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通过减弱非国有股东制衡的作用,间接抑制了国有企业绩效的提升。
吴建祥[4](2019)在《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经理管理防御行为普遍存在,严重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现有文献关于经理管理防御所引致的经济后果研究成果较多,而关于如何治理经理管理防御的研究成果较少。如何有效防范和约束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中函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微观上与企业经理个人特征和公司内部治理有关,中观上与企业行业特征有关,宏观上与企业外部治理环境有关。行业特征主要包括产品市场竞争、风险不确定性等,外部治理环境主要包括市场化程度、法律制度、投资者保护等,这些因素的作用效果依赖于外部市场环境的发展和完善程度,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和滞后性。经理人防御行为与公司内部治理有直接的关系,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配置方式,公司内部治理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可追溯到企业控制权配置。管理防御行为与企业内部控制权配置关系密切,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行为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良好的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人行为具有监督和制约作用,能抑制管理防御行为;另一方面,若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失衡,其直接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可能诱致经理防御行为。因此,有必要分析企业内部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治理作用,现有研究对此问题研究较少。在我国企业控制权配置不完善的情景下,我国企业控制权配置是制约还是放纵了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呢?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产生怎样的影响?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疑问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企业控制权配置、经理管理防御以及两者关系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配置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遵循“控制权配置(结构)——经理管理防御行为(行为)——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结果)”的逻辑分析框架,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研究:(1)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2)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对第一个问题,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公司治理视角下,控制权配置主要涵盖了股东大会构成与议事规则、董事会构成与决议机制、经理层权力分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力制衡。微观上企业实际控制人对控制权的分配与制衡产生较大影响,以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控制权主体,按控制权权能在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的配置路径,从实际控制人控制度和制衡度两个维度来分解和刻画企业控制权配置状况。我国A股上市公司是成熟的上市公司,有完善的控制权配置体系,故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具有多样性,如偏好股权融资、投资短视、减少研发投资等,某一种财务选择行为是否为经理管理防御行为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分析,也可能出现经理自为而不自知,导致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很难直接度量。以结果代替行为的方法,用管理费用率作为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替代变量,将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归结为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结果的直接影响,并考虑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对第二个问题,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机理。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并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是探讨两者之间的影响路径,根据控制权配置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提炼出控制权配置→董事会治理行为→经理管理防御程度和控制权配置→经理自主权→经理管理防御程度两条主要作用路径,探讨其传导机理并检验影响路径。其次,考虑企业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调节因素,从薪酬激励影响经理防御内在动机视角,考察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对控制权配置结构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成果和创新性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对企业控制权配置理论进行扩展,并构建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指标。界定了企业控制权的含义,基于控制权权能配置视角,认为股东大会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会具有决策控制权,经理层具有经营控制权,阐述每种控制权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特征。随后对控制权配置中各控制权主体之间的制衡关系进行分析,揭示控制权配置的核心是控制权分配与制衡,控制权配置是实现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的重要载体。以实际控制人为控制权主体,从控制度和制衡度两个维度,按控制权权能配置路径,从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经理层三个层面提取公司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为后续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2)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企业控制权配置结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效应。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年-201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实际控制人控制度和制衡度两个维度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选取的11个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都有显着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中,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差异。(3)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企业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主要路径。控制权配置主要通过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监督机制是指通过控制权的分配与制衡,决定了企业内部监督的有效性,从而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动机和能力;激励机制是指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经理行为空间,经理控制权的分配以控制权回报具有激励效应,影响经理防御的机会和能力。再结合经理防御行为形成的重要条件监督不力与经理权力过大,将董事会治理行为和经理自主权确定为控制权配置特征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两条主要路径,实证检验了控制权配置特征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主要路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a)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显着影响董事会治理行为强度,董事会治理行为强度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负相关,董事会治理对经理防御行为起到抑制作用,董事会治理行为在控制权配置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或遮掩作用。(b)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显着影响经理自主权,经理自主权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正相关,经理自主权对经理防御行为起到促进作用,经理自主权在控制权配置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或遮掩作用。(c)控制权配置中的控制度与制衡度特征变量通过提高董事会治理行为强度和降低经理自主权的路径最终负向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程度。(4)考虑企业控制权配置特征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存在情景性条件,从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影响经理公平感知和防御内在动机的视角,实证检验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对控制权配置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发现: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程度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显着正相关,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显着地调节了控制权配置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影响,当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越高时,实际控制人控制权、现金流权、委派董事比例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治理效应减弱;股权制衡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经理人两职分离、独立董事比例、董事持股比例和经理层持股比例这六个制衡度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治理效应减弱,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促进作用增强。以上研究结论深入揭示控制权配置结构特征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微观作用机制和深层原因,扩展和深化企业控制权配置治理作用的研究成果,也为上市公司完善企业控制权配置、约束和防范经理自利行为、缓解经理管理防御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证据。
秦廷奎[5](2019)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对社会责任绩效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与企业的基本经济行为不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它的提出是基于现实社会中对于企业与社会关系的再认识,并对企业行为所引起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性问题的思考而产生。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三十年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与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影响结果的研究相比,对于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前置因素作用的中间过程、方式及程度仍值得深入探讨。公司治理理论产生较早,随着现代企业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式发展,其研究范围和深度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不少专家和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受到公司治理要素的重要影响,并形成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当前我国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公司治理机制的设计,在混改后既能保证国企肩负国家使命和责任的实现,又能提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因此本次研究聚焦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对有关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模型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设计,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权重,并计算出2010-2015年国有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绩效综合得分。其次,对于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公司内部治理要素相关的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通过文献回顾和综述发现,国家宏观政策、产业竞争环境和企业内部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其中公司治理结构对其影响最为显着。但目前相关研究还不深入,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的研究结果往往差异很大,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对现实欠缺备指导意义。为了厘清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改进研究视角,优化研究变量,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力图为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提升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第三,回顾了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深入分析其内涵,在此基础上识别出其核心职能。同时在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本质的基础上归纳出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特征,并发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和产出在时间上和规模上存在极大的不对称性,因此利益相关方在决策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从过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来看,解决这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方案是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因此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提出了分析社会责任绩效影响因素的基本理论框架。因为当前与公司外部治理结构相关的数据难以获取,所以重点从内部治理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其对企业责任绩效的影响。第四,在对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影响社会责任绩效的机制和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制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分别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1)从股权结构变量的角度分析了实际控制人性质、混合的类型、混合主体的深入性、混合主体的制衡度、股权集中度和各类投资者(包括国有、民营、外资、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对责任绩效的影响;(2)从董事会结构变量视角着重分析了董事会的规模与独立性、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董事会勤勉和董事会中战略规划委员会的设置状况对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3)从监事会结构变量的角度分析了监事会的规模、监事会的独立性和监事会勤勉对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作用;(4)从股权激励角度分析了董事会/董事长股权激励、高层管理者/总经理股权激励和监事会/监事长股权激励对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作用。第五,基于上述理论分和研究假设,以国有改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历年来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交所上市的非金融行业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采用2010~2015年的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工具(STATA)对实证模型进行检验。该模型以社会责任绩效为被解释变量。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设计,分别选用股权结构变量、董事会结构变量、监事会结构变量和股权激励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创新或重新定义了部分变量的度量方法。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成果,选择了那些被证实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影响最显着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公司规模、公司绩效(ROA)、行业类型、企业成长性、公司年龄、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和性别特征、市场化进程等。本研究通过以下四个步骤进行实证研究:步骤一: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整体社会责任绩效(被解释变量)虽有一定的增长,但依然严重不足,且年度波动起伏显着。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特征基本相符,比如,国有上市公司经过经过多次股份减持,但依然存在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过高,而民营股东和外资股东持股比例过于低下的问题。步骤二:对影响社会责任绩效的基本驱动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其中公司规模和绩效(ROA)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正相关,公司年龄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负相关且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着性检验;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正相关,回归结果通过了5%水平的显着性检验,但高管平均年龄和高管性别特征分别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正、负相关,但回归结果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企业成长性与社会责任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表明企业成长性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不相关。步骤三:将公司内部治理的各个变量依次导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STATA分别检验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关系。从回归结果来看,大部分研究假设得到验证或者部分验证;少数未得到验证的假设也进行了分析或说明,找到背后的逻辑和原因。步骤四: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之后提出研究结论,总结研究的局限性,并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提出改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政策建议和改善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影响的策略建议。
邵明[6](2019)在《高管个体特征差异、企业性质与代理成本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公司制的重要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了代理成本,因而有学者认为代理成本是企业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党印,2011)。大量研究表明,代理成本受到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但是软性因素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特征(如年龄、教育背景、职业路径等)及其异质性会影响诸多的企业行为,企业的委托代理行为亦不例外(Hambrick&Mason,1984)。随着学科交叉和融合,高管个体特征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以及社会因素逐渐受到公司治理领域的关注。受此启发,本文试图挖掘高管个体特征差异这一软性因素并探讨其对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本文梳理了管理者特征差异、企业性质与代理成本相关文献,分析了董事长和CEO年龄差异、性别差异、教育程度差异与代理成本的关系。选取2010—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CEO和董事长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进行实证研究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子样本的对比研究。研究发现(1)在年龄差异方面,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代际差异越大,公司代理成本越低,两者呈现非线性的关系,并且在国有企业中,代际差异对于代理成本的降低更为明显。(2)在性别差异方面,性别一致的董事长和CEO共同掌舵的公司具有较低的代理成本。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结论略有差异。(3)在教育背景差异方面,董事长教育程度越高于CEO受教育程度,代理成本越低。本文的创新之处存在于以下几点:(1)公司治理领域关注软性因素的研究较少,本文补充了公司治理软性因素的研究。本文分析个体特征异质性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突破了以往仅仅从制度层面的硬性规则研究公司治理的窠臼;(2)提出了代际视角、社会规范视角下个体特征差异抑制代理成本的观点。本文跨学科研究公司高管异质性,以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研究发现代际视角下,高管年龄差异有效抑制代理成本以及在社会规范的影响下,高管教育程度的差异对代理成本具有一定缓解作用。
王兆楠[7](2019)在《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机理研究 ——基于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企业迅速发展的时代,企业管理也发生了快速的变革,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很多企业通过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取得成功,却仍然有不少成功的企业仍采用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回顾企业发展的历史,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在过去的岁月里盛极一时,仿佛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未来的企业应是高度分权的企业,是什么原因使得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至今仍然能够保持活力?按照权变理论,企业选择何种管理控制模式取决于所处的环境,但在实践中,控制环境特征极其相似的两个企业,有时会采用截然相反的管理控制模式,是什么因素主导着企业采取分权还是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企业的控制环境又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管理控制模式选择?这其中的路径和机理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管理控制模式选择过程拨云见日的关键。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的本质是母子公司之间权力分配的概括和抽象,因此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目标是选择合理的权力配置机制,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权力的行使离不开知识的支撑,但母子公司之间的权力和知识分布是不均匀的。母公司由于产权关系,掌握所有权、决策权、控制权等各项权力,子公司由于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广泛接触具体业务,从而获得大量的知识。为使权力和知识相匹配,一种方式是将知识从子公司转移到母公司,采用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但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知识受知识属性、转移渠道、子公司的转移意愿和母公司的接受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这种方式会受到知识转移成本的约束。另一种方式是将权力下放给子公司,采用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这种方式面临的问题是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存在目标不一致,子公司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未必会完全按照母公司的意图行使权力,所以会受到代理成本的约束。由此可知,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受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双重约束,但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并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于母子公司之间的控制环境,控制环境会影响母子公司之间的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进而影响管理控制模式选择。因此,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机理框架可以表述为“控制环境-知识转移成本/代理成本-管理控制模式”。依据这一理论框架,本文从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影响因素中选择子公司环境特征这一维度,讨论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内在机理,分析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在子公司环境特征和母公司采用的管理控制模式之间的中介效应。基于来自大连、济南、烟台、郑州、青岛、枣庄等城市317份有效问卷,应用AMOS 21.0软件,借鉴结构方程的调节效应检验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各条路径。研究章节安排如下:第1章,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目标和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文献综述。围绕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对管理控制模式基本类型、管理控制模式影响因素,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机理,知识转移成本、代理成本对决策权配置的影响等四个方面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明确管理控制模式内涵与本质,总结管理控制模式的影响因素及各自对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影响,评价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机理研究的价值,判断以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研究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机理的可行性。第3章,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包括子公司环境特征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整体影响理论框架和子公司环境特征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影响路径和机理分析理论框架两个部分,将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研究不同理论整合到同一分析框架之中,为后续章节的理论推导奠定基础。第4章,研究变量与量表分析。明确研究变量的定义及度量方式,依据回收的317份有效问卷,对管理控制模式量表、知识转移成本量表、代理成本量表、公司资源水平量表、公司管理能力量表、公司网络位置量表、公司文化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为后续章节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第5章,子公司环境特征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整体影响研究。以子公司环境特征为研究对象,将子公司环境特征抽象为资源、能力、结构和文化四个具体环境要素,讨论不同环境要素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整体影响。第6章,知识转移成本、代理成本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影响研究。基于知识转移成本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讨论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对管理控制模式的影响。此外,还对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彼此之间是否具有调节效应进行讨论。第7章,子公司环境特征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路径机理研究——基于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分析。在前两章研究基础上,以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作为中介效应分析工具,探索子公司环境特征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作用路径及机理。讨论子公司资源水平、管理能力、网络位置和文化等环境要素如何通过对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影响,最终影响到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第8章,结论与启示。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及对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贡献,阐述研究结论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分析研究存在的局限,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本文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结论一:子公司环境特征能够影响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按照企业内部环境分析相关文献,子公司环境特征可以分为资源水平、管理能力、网络位置和文化四个要素。子公司资源水平对管理控制模式具有负向影响,子公司资源水平越高,母公司越倾向采用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子公司管理能力对管理控制模式具有正向影响,子公司管理能力越高,母公司越倾向采用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子公司网络位置对管理控制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子公司网络中心度这一维度,子公司网络中心度越高,母公司越倾向采用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子公司网络联结强度和子公司网络规模对管理控制模式的整体影响不显着。子公司文化对管理控制模式具有正向影响,子公司文化越完善,母公司越倾向采用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结论二: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共同约束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知识转移成本越高,母公司越倾向采用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代理成本越高,母公司越倾向采用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是对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权衡。从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比较来看,代理成本对管理控制模式的影响要大于知识转移成本,并且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之间不存在调节效应。结论三: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在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中发挥中介效应。子公司资源水平越高,一方面会提高知识转移成本,驱动母公司选择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另一方面会提高代理成本,驱动母公司选择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子公司管理能力越高,知识转移成本越高,代理成本越低,共同驱动母公司选择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子公司网络位置不同维度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子公司网络中心度和网络联结强度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影响是通过知识转移成本这一中介路径,子公司网络中心度越高、网络联结强度越高,知识转移成本越高,母公司越倾向选择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子公司网络规模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影响主要通过代理成本这一中介路径,子公司网络规模越大,代理成本越高,母公司越倾向选择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子公司文化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影响主要通过代理成本这一中介路径发挥效应,子公司文化越完善,代理成本越低,母公司越倾向选择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本文可能的创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管控控制模式选择研究方面,已有研究缺乏选择机理的研究,本文借鉴知识转移成本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提出“控制环境-知识转移成本/代理成本-管理控制模式”的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机理分析框架,并以子公司环境特征为研究对象,对该框架进行理论推导和数据检验,讨论了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在不同环境要素与管理控制模式之间的中介效应,打开两者之间的“黑箱”,拓展了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机理研究。第二,在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研究方面,知识转移成本重视企业的生产属性,代理成本重视企业的契约属性,已有研究或将两类成本分开研究,或仅把两类成本作为企业权力配置的讨论工具。本文将知识转移成本、代理成本以及管理控制模式共同置入企业的内部环境之中,研究企业的资源、能力、结构和文化等环境要素如何影响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并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管理控制模式,使两类成本和企业的禀赋条件、管理控制模式(权力配置)成为统一的整体,拓展了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在企业内部的影响因素研究,同时也为企业管理者控制两类成本提供了思路。
汤炀[8](2019)在《会计信息质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价值在我国市场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采取何种手段能够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成为利益相关者们关注的问题。鉴于技术创新初期资金需求量大、排他性低、回收期长的特点,企业往往会忽略进行技术创新。同时,我国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整体水平较低,导致无法对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委托代理问题的负向影响进行控制,这让会计信息质量成为阻碍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会计信息质量经由何种传导路径影响技术创新以及这些传导路径的调节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在对学者们的研究进行整理归纳后,本文对会计信息质量、技术创新以及路径因素进行了内涵的界定,并依托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进行理论分析之后提出理论假设;然后从我国2011-2017年深沪A股企业中筛选出9885个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对相关变量进行测度方法的确定选择的基础上,建立会计信息质量经由企业治理、融资约束以及资本配置效率三条传导路径影响技术创新以及终极股权性质在会计信息质量经由三条传导路径影响技术创新的机理中发挥调节作用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同时对建立的模型采取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在实证检验后得出了企业治理、融资约束、资本配置效率三条传导路径都能够在会计信息质量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以及终极股权性质在企业治理路径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在融资约束路径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资本配置效率路径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的结果;最后,基于对实证结果的分析,为企业、投资者、管理部门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对会计信息质量通过何种路径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以及终极股权性质能否在机理中发挥调节作用进行系统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会计信息质量经济后果的空白,拓展细化了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还深化会计信息质量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另外对于利益相关者采取各项措施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也具有实践意义。
胡胜强[9](2019)在《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1978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历经多次改革,近年开始将混合所有制改革视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就企业微观治理层面,国企“混改”隐含的前提预设是,随着非国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其所携带的市场化经营机制通过“混合”而纠正原国有企业运营的非市场性。但该预设所期待的由资本混合引致机制优化是否能够发生,如果可能则如何发生,其实现又依赖哪些内外条件等,就这些理论逻辑问题的解析和探讨对该政策的实践和推广意义重大。即便从一般理论的层面来看,这些问题也具有同等重要性,其关乎作为企业治理机制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的有效性。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不能说学界没有涉及,但直接性思考和解答的成果不多,大量的既有成果停留在不断地重复验证混合所有制企业与某项或多项绩效指标的关联性和关联度的实证层面。本文非敢妄言解决以上的理论问题,但这些问题恰是拙文写作构思的出发点。本文从国有企业最重要的外部治理结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入手,依循国有资产监管→国企治理困境→异质性股权引入→制衡纠偏机制生成→新的治理机制产生的思维逻辑对以上理论问题进行解析和探讨。本文首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阐释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及其监管特点。基于集体行动的困境,国有资产无法由其法定的名义所有者实施管理,经过若干次委托代理,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管理被托付于层级政府;基于管理效率的考虑,国有资产监管相关的剩余事项控制权亦托付于层级政府。内部专业化分工的层级政府将国有资产监管与代理的其他集体事务、集体目标一并分解和重新组合,以任务模块的形式向下委托给不同的部门,形成由国资委、组织部、财政部、人社部以及纪检委和审计署等组成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由此,国有资产监管的诸部门与国有企业形成共同代理关系。同时,在这些监管与被监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有一些部门与监管对象之间的监管契约具有显着的不完全性,其间有大量无法事前契约化的剩余事项,作为委托人的此类监管部门被同时分配了剩余控制权,但拥有剩余控制权的这些公共监管部门在委托代理层级中只是没有剩余索取权的领取固定薪金的中间层级委托人(代理人),因而其剩余控制权的行使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常常在激励不足的“不为”和缺乏后果约束的“乱为”间摇摆,“不为”导致监管不足,“乱为”导致监管过度和监管扭曲,从而使国资和国企监管摇摆在“管死”和“放任”间。这些因监管契约的不完全而拥有较大剩余控制权的部门本文称其为综合监管部门,比如国资委、组织部等。综合监管部门面对契约外大量的剩余事项,普遍倾向于强化组织关系以内部化这些剩余事项及可能存在的不确定,如此强化监管双方间组织关系的努力愈发使其监管手段及方式行政化。而另外的一些监管部门与被监管企业间的事前监管契约较为完全,且相对明确,其中的剩余事项不多,监管与被监管双方近似于一种完全契约治理的关系,这些监管部门本文称其为专业监管部门。其次,基于国资监管的上述特点,文章进一步推演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治理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作为国企外部治理结构的国资监管有重要关系。正是接受多监管部门的共同代理使国有企业困顿于不同监管部门的多目标多任务之中,且这些目标和任务间常常具有替代性。而剩余控制权的外部性导致的监管不足与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有重大关联,监管过度和监管扭曲则使企业家官僚化,监管方式和手段的行政化则更进一步抑制了企业的市场化导向。再次,面对国有企业的治理困境,引入非国有大股东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优化国企治理状况的策略选择。理论上,非国有大股东的进入,导入异质性的市场化治理机制,经由这些异质性机制的纠错和纠偏,生成新的治理机制。例如非国有大股东以其明确的投资收益导向制衡国有企业的多目标多任务困境,有助于减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及社会责任;非国有大股东导入市场化经营机制以纠正国有企业的官僚化和行政化,以市场的契约关系替代行政关系,以推动国有企业由行政型治理逐渐向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经济型治理转变;非国有大股东还基于自身的所有者权利实施对国有股东代表及国有企业管理层的监督制衡,从而减轻国有企业常见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降低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成本等。同时,本文也注意到混合所有制推动国资监管由行政监管向股东监管转变的外部治理意义。最后,文章对上述理论中的制衡监督及纠偏纠误在微观层面的发生,结合前人研究构建了微观制衡逻辑。异质性的非国有股东,其在效用目标、身份特征及行为逻辑方面与国有股东代表有内在差异,这构成异质性股权制衡的内在动因,而超出制衡成本的现金流权则是非国有股东实施制衡的现实动因,但制衡行动的发生最终依赖于股权比例赋予的行动能力。为了直观描述及解释制衡逻辑的微观运行,并期望从中总结新的相关知识,论文结合典型案例进行了个案研究,离析了制衡股东通常的制衡行动策略:抢夺董监席位直接参与并监督决策,建立关系股东联盟以增加话语权,合理适用法律以规则约束国有股东等。此外,本文还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公开数据检验了股权制衡度与衡量公司治理效率的代理成本等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通常以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或到第十大股东持股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量的比值衡量股权制衡度,本文结合前述的研究和案例分析认为,第二到第五甚至第十大股东联合采取集体制衡的假定很难符合现实,故取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量的比值来衡量制衡度,这样导致仅就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样本公司总体的制衡度不高,但即便如此,回归分析仍然支持了制衡度有助降低所有者与管理层的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假设。但增列第二大股东的股权所有制性质这一维度后,结果并未支持非国有第二大股东更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的假设。基于以上的理论研究,并结合计量检验和案例研究,本文认为,国有企业治理困境的“内病”有“外因”,其外因主要在如国资委一类的综合监管部门。之前对国企的研究多倾向于从产权角度入手,着眼于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往往选择性遗忘国有企业外部激励结构的重大影响,忽视政府监管之手的影响,这样的理论视角或多或少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的全面理解;同时涉及到国有资产监管的研究,又多数视国有资产监管为一个整体,这样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分析,但也遮盖了问题的根源。本文在对国资监管体系的差异分析后,发现综合监管部门的剩余控制权执行的外部性及监管的行政化是国有企业治理问题的重要外因,且这一结论不会随着少量非国有资本的进入而改变。也就是说,在不能彻底理清新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国企与综合监管部门关系的情况下,混合所有制国企治理优势很难凸显。本文还认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相对治理优势依赖于有条件的股权制衡。根据之前对制衡逻辑的分析可知,制衡的内在动因固然重要(本文的计量检验对此没有得出支持性的结果),但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案例研究都可知,制衡性股东的制衡行动更直接取决于其现实的现金流权和持股比例,只有达到一定的股权比例才有较大的现金流权及制衡能力,制衡动机才能转化为制衡行动。
高璆崚[10](2019)在《跨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战略调整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公司和传统跨国公司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所处的经营环境所显示出的动态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要求处在其中的跨国企业具备足够的战略灵活性。而国际化是跨国企业获取海外优质资源、强化现有优势或突破现有经营困境的一类战略选择,由于这种战略选择带有较高的资源承诺、布局成本、资产专有性等特征,组织在保持跨国战略灵活性、进行国际化战略调整的决策时面临很多挑战。因此,跨国企业面临国际化挑战时,战略调整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本研究基于此,对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战略调整机制和传统跨国公司战略调整机制进行研究。并在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内部区分新兴市场服务业跨国企业和新兴市场制造业跨国企业。本研究共分为三个子研究,对跨国公司如何通过海外战略调整来应对国际化挑战的机制进行研究。具体来讲,第一个子研究为定性研究,从组织资源获取视角探究如何通过建立一个跨越边界的商业生态系统将以往国际化过程中不相关的“局限于某一区位的企业特定优势”转化成为生态系统平台优势。该子研究结论为,新兴市场服务业企业通过连接资源、杠杆式利用资源以及促进资源自我有机生长的机制跨越区位边界进行战略调整。上述机制能够通过全球网络、生态系统主体间的相互依赖以及跨区域的制度配置得以增强。这种国际化进程中的生态平台战略调整机制使得组织能够更好的应对国际化过程中的挑战。第二个子研究为定量研究,将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兴市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并进型战略调整方案进行整合,通过探索高管层激励工具如何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的战略逻辑和路径,来帮助新兴市场制造业跨国企业更好的应对国际化挑战。该子研究结论为,高管层股权激励与新兴市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双元并进战略水平呈正相关。而对于高管层控制权激励而言,随着高管层控制权激励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兴市场企业将会获得更高程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并进平衡度。然而,当高管控制权激励超过拐点水平后,更高水平的高管控制权激励将会降低新兴市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进战略调整的程度。因此,通过对高管层激励水平进行合理控制,能够帮助制造业跨国企业进行战略调整,提升双元并进战略的平衡水平以更好的应对国际化挑战。第三个子研究为配置视角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传统跨国企业进行高程度海外撤资战略调整的配置条件(即前因要素的组合条件)进行研究。以“战略三角”为理论框架,包含跨国公司国际化的资源条件、行业因素和制度环境,本子研究提出了三个“殊途同归”、具有战略等效性的因果组合,即(1)当跨国公司拥有海外业务网络并以此作为渠道、销售其优质技术资源,但同时面临明显财务压力时,跨国公司会逐步失去技术竞争优势从而导致优质竞争资源的枯竭,选择高程度海外撤资;(2)当跨国公司面临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带来的国际化障碍,导致其技术优势难以有效转移和应用,且跨国公司缺乏财务冗余资源来支持新的研发战略或其他非市场战略来克服上述制度障碍时,选择高程度海外撤资;(3)当跨国公司被东道国市场的发展潜力所吸引,但并不具备抓住和实现这些发展机会的财务资源和技术资源时,选择高程度海外撤资。上述三种前因要素的配置条件下,跨国公司会进行撤资调整来应对国际化挑战。最后,基于上述三个子研究的研究结论,本研究归纳讨论出了跨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通过战略调整机制应对国际化挑战的三个路径。路径一为通过“构建资源生态”、采用“平台搭建”的战略调整路径;路径二为通过“恰当高管激励”、采用“双元并进”的战略调整路径;路径三为通过“平衡战略三角”、采用“海外撤资”的战略调整路径。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适用的战略调整路径,从而更好的应对国际化挑战。本研究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理论、国际化战略管理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也为国际商务领域和新兴市场的研究搭建了桥梁。同时,本研究也有较为丰富的实践指导价值。
二、国有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有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1)社保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2.1 企业社保合规的影响因素 |
1.2.2 社保征缴体制改革研究 |
1.2.3 社保制度与就业 |
1.2.4 社保制度与工资 |
1.2.5 社保制度与企业生产率 |
1.2.6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思路、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基本框架 |
1.3.3 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法 |
1.4.3 比较研究法 |
1.5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社会保险制度影响企业行为的理论分析 |
2.1 理论基础 |
2.1.1 税收遵从理论 |
2.1.2 A-S经典逃税模型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4 经济归宿理论 |
2.1.5 激励理论 |
2.2 社会保险制度影响企业行为的理论机制 |
2.2.1 社保缴费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2.2.2 社保征缴制度与企业社保逃费 |
2.2.3 社保负担与企业成本转嫁 |
2.3 理论框架构建 |
第3章 我国社会保险的制度演进 |
3.1 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模式 |
3.1.1 现收现付制 |
3.1.2 基金积累制 |
3.1.3 部分积累制 |
3.2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演变过程 |
3.2.1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整体演变 |
3.2.2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构成及其演变 |
3.3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现状 |
3.3.1 政策缴费率 |
3.3.2 缴费基数与统筹层次 |
3.3.3 征缴体制 |
3.3.4 社会保险收入与制度覆盖率 |
第4章 社保征缴体制对企业社保合规程度的影响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4.2.1 云南省和浙江省的社保征缴体制改革 |
4.2.2 研究假设 |
4.3 数据来源、计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 |
4.3.1 数据来源 |
4.3.2 计量模型设定 |
4.3.3 描述性统计 |
4.4 实证结果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4.4.2 机制分析 |
4.4.3 异质性分析 |
4.5 稳健性检验 |
4.5.1 PSM-DID检验 |
4.5.2 考虑企业参保信息误差的影响 |
4.5.3 考虑企业迁移的影响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社保征缴体制改革、社保负担与企业成本转嫁 |
5.1 问题提出与理论模型 |
5.1.1 问题提出 |
5.1.2 理论模型 |
5.2 数据来源、计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 |
5.2.1 数据来源 |
5.2.2 计量模型设定 |
5.2.3 描述性统计 |
5.3 实证结果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5.3.2 机制分析 |
5.3.3 异质性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社保缴费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6.1 问题的提出 |
6.2 数据来源、计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 |
6.2.1 数据来源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6.2.3 描述性统计 |
6.3 实证结果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6.3.2 工具变量回归 |
6.3.3 基于全国税收调查的实证分析 |
6.3.4 机制分析 |
6.3.5 异质性分析 |
6.4 稳健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坚持税费同征同管,提升社保征缴效率 |
7.2.2 以做实费基为契机实现社保费率下调 |
7.2.3 完善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参保积极性 |
7.2.4 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实现全国统筹 |
7.2.5 精准施策,降低企业社保负担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股权激励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问题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现实意义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1.4.1 股权激励 |
1.4.2 管理层与核心员工 |
1.4.3 R&D活动与R&D投入 |
1.4.4 技术并购 |
1.4.5 创新绩效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方法 |
1.6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创新理论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2.1.3 人力资本理论 |
2.1.4 企业激励理论 |
2.1.5 风险承担理论 |
2.1.6 高阶梯队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股权激励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 |
2.2.2 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并购的影响 |
2.2.3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2.2.4 研究评述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3.1 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实施现状 |
3.1.1 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历史沿革 |
3.1.2 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现状 |
3.2 我国企业创新现状分析 |
3.2.1 我国企业创新环境现状 |
3.2.2 我国企业创新投入现状 |
3.2.3 我国企业创新产出现状分析 |
3.3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机理分析 |
3.3.1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理分析 |
3.3.2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 |
3.4 理论模型构建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股权激励与内部R&D投入的影响关系研究 |
4.1 引言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2.1 股权激励与企业R&D投入的影响关系 |
4.2.2 股权激励与R&D投入的门槛效应 |
4.3 研究设计 |
4.3.1 样本选择 |
4.3.2 变量说明 |
4.3.3 模型构建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4.4.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4.4.2 相关性检验 |
4.4.3 实证结果分析 |
4.5 稳健性检验 |
4.6 进一步讨论 |
4.7 本章小结 |
第5章 股权激励对技术并购的影响研究 |
5.1 引言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1 股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并购行为的影响关系 |
5.2.2 并购前R&D投入对股权激励与技术并购规模的调节作用 |
5.3 研究设计 |
5.3.1 样本选择 |
5.3.2 变量描述 |
5.3.3 模型设定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5.4.1 描述性统计 |
5.4.2 相关性检验 |
5.4.3 实证结果分析 |
5.5 稳健性检验 |
5.6 进一步讨论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 |
6.1 引言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2.1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激励对象视角的研究 |
6.2.2 股权激励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分析-基于R&D投入的双重角色分析 |
6.3 研究设计 |
6.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6.3.2 变量定义 |
6.3.3 模型构建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1 描述性统计 |
6.4.2 相关性分析 |
6.4.3 回归分析 |
6.5 稳健性检验 |
6.6 进一步讨论-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影响的路径依赖 |
6.7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局限性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3)非国有股东制衡与国有企业混改经济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
1.2.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效果评价 |
1.2.3 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研究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1.3.1 研究对象 |
1.3.2 概念界定 |
1.4 本文的研究工作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点 |
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演化理论基础 |
2.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演化理论解释 |
2.1.1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演进历程 |
2.1.2 国有企业演化的核心要素与基本过程 |
2.1.3 国有企业演化的驱动力:混合所有制改革 |
2.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
2.2.1 国有企业演化的自组织机制 |
2.2.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困境 |
2.2.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在要求:非国有股东制衡 |
2.3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外在约束 |
2.3.1 国有企业演化的环境选择机制 |
2.3.2 行业环境 |
2.3.3 制度环境 |
2.4 本章小结 |
3 非国有股东制衡影响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委托代理模型 |
3.1 模型描述与模型假设 |
3.1.1 模型描述 |
3.1.2 模型假设 |
3.2 模型构建与求解 |
3.2.1 基本模型 |
3.2.2 名义股权多元化的情形 |
3.2.3 非国有股东制衡的情形 |
3.3 模型结论及分析 |
4 外部环境影响非国有股东制衡的理论模型 |
4.1 模型基础与模型假设 |
4.1.1 模型基础 |
4.1.2 模型假设 |
4.2 模型构建与求解 |
4.2.1 政府放权的情形 |
4.2.2 政府干预的情形 |
4.3 模型结论及分析 |
5 非国有股东制衡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与机制检验 |
5.1 实证研究设计 |
5.1.1 实证研究假设 |
5.1.2 数据来源及样本处理 |
5.1.3 变量选取与说明 |
5.1.4 描述性统计 |
5.2 非国有股东制衡影响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实证检验 |
5.2.1 模型与方法 |
5.2.2 内生性检验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2.4 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
5.3 非国有股东制衡影响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进一步讨论 |
5.3.1 门槛效应检验 |
5.3.2 作用机制检验 |
6 外部环境因素影响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实证检验 |
6.1 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假说 |
6.1.1 国有企业事前特性与非国有股东制衡 |
6.1.2 外部竞争环境因素与非国有股东制衡 |
6.1.3 外部制度环境因素与非国有股东制衡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6.2.1 变量定义 |
6.2.2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6.2.3 多层线性模型 |
6.3 环境因素影响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实证结果分析 |
6.3.1 混改国企实现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内在机制检验 |
6.3.2 竞争环境因素对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影响 |
6.3.3 制度环境因素对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影响 |
6.4 制度环境影响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调节效应检验 |
6.4.1 模型构建 |
6.4.2 双层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7 结论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4)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安排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4.1 技术路线 |
1.4.2 研究方法 |
2.理论研究综述 |
2.1 企业控制权配置的文献综述 |
2.1.1 企业控制权理论的研究现状 |
2.1.2 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研究现状 |
2.2 经理管理防御文献综述 |
2.2.1 经理管理防御的内涵 |
2.2.2 经理管理防御的动机 |
2.2.3 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及其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 |
2.2.4 经理管理防御的度量 |
2.3 企业控制权配置与经理管理防御关系的文献综述 |
2.3.1 企业控制权配置的治理效应 |
2.3.2 公司内部监督与经理管理防御的相关研究 |
2.3.3 经理自主权与经理管理防御的相关研究 |
2.4 研究现状述评与启示 |
3.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理论拓展及其度量 |
3.1 企业控制权的内涵与权能配置 |
3.1.1 企业控制权的内涵 |
3.1.2 公司控制权的权能配置 |
3.2 各种控制权之间的制衡关系 |
3.2.1 最终控制权与实际控制权之间的制衡 |
3.2.2 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制衡 |
3.2.3 管理层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制衡 |
3.3 企业控制权配置的内涵与配置原则 |
3.3.1 企业控制权配置的内涵 |
3.3.2 企业控制配置的基本原则 |
3.4 企业控制权配置的分解与度量 |
3.4.1 实际控制人视角下企业控制权配置 |
3.4.2 实际控制人控制度在三个层面的特征变量 |
3.4.3 实际控制人制衡度在三个层面的特征变量 |
3.5 本章小结 |
4.企业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理论分析框架 |
4.1 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理论依据 |
4.1.1 股权结构与控制权配置条件下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分析 |
4.1.2 控制权配置有效情景下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正面影响 |
4.1.3 控制权配置失衡情景下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负面影响 |
4.2 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内在机理 |
4.2.1 依据控权理论分析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路径 |
4.2.2 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影响的调节因素分析 |
4.2.3 企业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理论模型 |
4.3 本章小结 |
5.企业控制权配置特征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效应 |
5.1 问题提出 |
5.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5.2.1 实际控制人控制度的特征变量与经理管理防御之间关系 |
5.2.2 实际控制人制衡度的特征变量与经理管理防御之间关系 |
5.2.3 产权性质、控制权配置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5.3.2 变量设计 |
5.3.3 模型设计 |
5.4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5.4.1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5.4.2 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
5.4.3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6.企业控制权配置特征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路径分析 |
6.1 问题提出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2.1 作用路径一:董事会治理行为 |
6.2.2 作用路径二:经理自主权 |
6.3 实证研究设计 |
6.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
6.3.2 变量的选择与定义 |
6.3.3 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 |
6.3.4 构建控制权配置特征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路径模型 |
6.3.5 中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6.4 基于董事会治理行为的路径分析 |
6.4.1 董事会治理行为在控制度特征变量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间中介作用分析 |
6.4.2 董事会治理行为在制衡度特征变量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间中介作用分析 |
6.5 基于经理自主权的路径分析 |
6.5.1 经理自主权在控制度特征变量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间中介作用分析 |
6.5.2 经理自主权在制衡度特征变量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间中介作用分析 |
6.6 稳健性检验 |
6.7 本章小结 |
7.企业控制权配置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的调节作用 |
7.1 问题提出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7.3 实证研究设计 |
7.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
7.3.2 变量的选择与定义 |
7.3.3 模型设计和估计方法 |
7.4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7.4.1 描述性统计 |
7.4.2 实证结果分析 |
7.5 稳健性检验 |
7.6 本章小结 |
8.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主要创新之处 |
8.3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对社会责任绩效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理论研究背景 |
1.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1.2 研究意义及创新 |
1.2.1 研究意义 |
1.2.2 主要创新 |
1.3 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
1.3.1 技术路线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章节布局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1.4.2 论文章节安排 |
2、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内部治理相关研究综述 |
2.1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
2.1.1 概念的界定 |
2.1.2 国外研究综述 |
2.1.3 国内研究综述 |
2.1.4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
2.1.5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阶段变化 |
2.2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研究综述 |
2.2.1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研究综述 |
2.2.2 国内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研究综述 |
2.2.3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问题 |
2.3 公司治理的研究综述 |
2.3.1 公司治理的内涵 |
2.3.2 与公司治理相关的基本理论 |
2.4 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治理关系的研究综述 |
2.4.1 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
2.4.2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研究 |
2.4.3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决定性因素 |
2.5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综述 |
3、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统计分析 |
3.1 构建依据 |
3.1.1 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 |
3.1.2 评价内容的确定依据 |
3.2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的内容 |
3.2.1 对员工的责任 |
3.2.2 对股东的责任 |
3.2.3 对顾客的责任 |
3.2.4 对政府的责任 |
3.2.5 对社区的责任 |
3.2.6 对债权人的责任 |
3.2.7 对供应商的责任 |
3.2.8 对资源环境的责任 |
3.3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及依据 |
3.3.1 选取原则 |
3.3.2 评价指标的选取依据 |
3.4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的设计 |
3.4.1 选取的评价指标 |
3.4.2 对评价指标的释义和度量方法 |
3.5 企业社会责任的统计分析 |
3.5.1 实证研究指标的选取 |
3.5.2 样本的选取及信息来源 |
3.5.3 企业社会责任综合得分函数 |
3.6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 |
3.6.1 指标统计性描述 |
3.6.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3.6.3 信效度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
3.6.4 企业社会责任的因子得分情况 |
3.6.5 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得分结果分析 |
4、公司内部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 |
4.1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 |
4.2 公司治理核心职能的识别 |
4.3 公司治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基本逻辑 |
4.3.1 社会责任的基本特征 |
4.3.2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代理冲突 |
4.3.3 公司治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逻辑框架的构建 |
5、内部治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理论分析 |
5.1 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 |
5.1.1 企业实际控制人 |
5.1.2 混合主体的多样性 |
5.1.3 混合主体的深入性 |
5.1.4 混合主体的制衡度 |
5.1.5 股权集中度 |
5.2 董事会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 |
5.2.1 董事会的规模 |
5.2.2 董事会的独立性 |
5.2.3 战略规划委员会的设置 |
5.2.4 领导权结构 |
5.2.5 董事会勤勉 |
5.3 监事会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 |
5.3.1 监事会规模 |
5.3.2 监事会独立性 |
5.3.3 监事会勤勉 |
5.4 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 |
5.4.1 董事会股权激励 |
5.4.2 高层管理者股权激励 |
5.4.3 监事会股权激励 |
5.5 本章小结 |
6、公司内部治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实证研究设计 |
6.1 样本选择及研究模型的构建 |
6.1.1 样本的选取 |
6.1.2 模型的构建 |
6.2 被解释变量的设计及数据来源 |
6.2.1 被解释变量的设计 |
6.2.2 被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 |
6.3 解释变量的设计及数据来源 |
6.3.1 股权结构变量 |
6.3.2 董事会结构变量 |
6.3.3 监事会结构变量 |
6.3.4 股权激励变量 |
6.3.5 解释变量定义汇总 |
6.4 控制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
6.4.1 控制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
6.4.2 控制变量对社会责任绩效的预期影响 |
6.5 本章小结 |
7 、公司内部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
7.1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7.1.1 总体样本中各变量的分布状况 |
7.1.2 各变量分年度的发展趋势 |
7.2 社会责任绩效的基本驱动因素分析 |
7.3 股权结构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
7.4 董事会结构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
7.5 监事会结构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
7.6 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
7.7 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对社会责任绩效影响的分析汇总 |
7.8 股权结构对混改企业社会责任各单项指标的影响研究 |
7.8.1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员工利益的影响 |
7.8.2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客户利益的影响 |
7.8.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股东利益的影响 |
7.8.4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政府利益的影响 |
7.8.5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 |
7.8.6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供应商利益的影响 |
7.8.7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社区利益的影响 |
7.8.8 本节回顾 |
7.9 稳健性检验 |
7.10 本章小结 |
8、研究结论 |
8.1 主要结论 |
8.1.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8.1.2 研究的局限性 |
8.2 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政策建议 |
8.2.1 股权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
8.2.2 董事会结构的合理调整 |
8.2.3 监事会结构的合理调整 |
8.2.4 强化对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的股权激励 |
8.3 改善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影响的策略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6)高管个体特征差异、企业性质与代理成本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技术路线 |
1.3 研究创新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1 高层梯队理论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2.2 概念界定 |
2.2.1 高管 |
2.2.2 个体特征 |
2.2.3 代理成本 |
2.2.4 企业性质 |
2.3 文献综述 |
2.3.1 高管个体特征差异 |
2.3.2 高管个体特征差异与代理成本 |
2.3.3 企业性质与代理成本 |
2.3.4 文献述评 |
3 高管代际差异与代理成本 |
3.1 代际差异与代理成本的研究假设 |
3.2 代际差异与代理成本的研究设计 |
3.2.1 变量设计 |
3.2.2 回归模型设计 |
3.2.3 数据设计 |
3.3 代际差异与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
3.3.1 描述性统计 |
3.3.2 相关性分析 |
3.3.3 基本回归结果 |
3.3.4 稳健性检验 |
3.4 代际差异与代理成本的小结 |
4 高管性别差异与代理成本 |
4.1 性别差异与代理成本的研究假设 |
4.2 性别差异与代理成本的研究设计 |
4.2.1 变量设计 |
4.2.2 回归模型设计 |
4.2.3 数据设计 |
4.3 性别差异与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2 相关性分析 |
4.3.3 基本回归结果 |
4.3.4 稳健性检验 |
4.4 性别差异与代理成本的小结 |
5 高管教育背景差异与代理成本 |
5.1 教育背景差异与代理成本的研究假设 |
5.2 教育背景差异与代理成本的研究设计 |
5.2.1 变量设计 |
5.2.2 回归模型设计 |
5.2.3 数据设计 |
5.3 教育背景差异与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
5.3.1 描述性统计 |
5.3.2 相关性分析 |
5.3.3 基本回归结果 |
5.3.4 稳健性检验 |
5.4 教育背景差异与代理成本的小结 |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
6.1 研究结论与启示 |
6.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机理研究 ——基于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思路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思路 |
1.3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框架 |
1.3.2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 |
2 文献综述 |
2.1 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类型研究综述 |
2.1.1 管理控制模式的认识与理解 |
2.1.2 交易成本理论下管理控制模式研究 |
2.1.3 权力配置理论下管理控制模式研究 |
2.1.4 文献述评 |
2.2 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2.2.1 企业外部环境特征对管理控制模式的影响研究 |
2.2.2 母公司特征对管理控制模式的影响研究 |
2.2.3 子公司特征对管理控制模式的影响研究 |
2.2.4 母子公司特征对管理控制模式的影响研究 |
2.2.5 文献述评 |
2.3 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机理研究综述 |
2.3.1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机理研究 |
2.3.2 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机理研究 |
2.3.3 文献述评 |
2.4 知识转移成本、代理成本与决策权配置研究综述 |
2.4.1 知识转移成本与决策权配置研究 |
2.4.2 代理成本与决策权配置研究 |
2.4.3 知识转移成本与代理成本的权衡研究 |
2.4.4 文献述评 |
3 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 |
3.1 子公司环境特征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整体影响相关理论 |
3.1.1 资源依赖理论与管理控制模式选择 |
3.1.2 内部资本市场理论与管理控制模式选择 |
3.1.3 企业能力理论与管理控制模式选择 |
3.1.4 社会网络理论与管理控制模式选择 |
3.1.5 不完全契约理论与管理控制模式选择 |
3.2 子公司环境特征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路径机理分析相关理论 |
3.2.1 知识转移成本理论与管理控制模式选择 |
3.2.2 代理成本理论与管理控制模式选择 |
3.2.3 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权衡理论与管理控制模式选择 |
3.3 本文理论框架 |
3.3.1 子公司环境特征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整体影响理论框架 |
3.3.2 子公司环境特征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路径机理分析理论框架 |
3.4 本章小结 |
4 研究变量与量表检验 |
4.1 已有研究量表 |
4.1.1 管理控制模式量表 |
4.1.2 知识转移成本量表 |
4.1.3 代理成本量表 |
4.1.4 公司资源水平量表 |
4.1.5 公司管理能力量表 |
4.1.6 公司网络位置量表 |
4.1.7 公司文化量表 |
4.2 研究量表生成 |
4.2.1 管理控制模式测量量表 |
4.2.2 知识转移成本测量量表 |
4.2.3 代理成本测量量表 |
4.2.4 公司资源水平测量量表 |
4.2.5 公司管理能力测量量表 |
4.2.6 公司网络位置测量量表 |
4.2.7 公司文化测量量表 |
4.3 问卷发放及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 |
4.3.1 问卷预发放与预测试 |
4.3.2 问卷正式发放与回收 |
4.3.3 样本描述性统计 |
4.3.4 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 |
4.3.5 其他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子公司环境特征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整体影响研究 |
5.1 子公司资源水平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影响分析 |
5.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1.2 研究设计 |
5.1.3 结构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
5.2 子公司管理能力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影响分析 |
5.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2 研究设计 |
5.2.3 结构方程回归结果分析 |
5.3 子公司网络位置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影响分析 |
5.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3.2 研究设计 |
5.3.3 结构方程回归结果分析 |
5.4 子公司文化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影响分析 |
5.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4.2 研究设计 |
5.4.3 结构方程回归结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知识转移成本、代理成本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影响研究 |
6.1 知识转移成本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影响分析 |
6.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1.2 研究设计 |
6.1.3 结构方程回归结果分析 |
6.2 代理成本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影响分析 |
6.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2.2 研究设计 |
6.2.3 结构方程回归结果分析 |
6.2.4 进一步分析 |
6.3 知识转移成本、代理成本对管理控制模式影响的调节效应分析 |
6.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3.2 研究设计 |
6.3.3 结构方程回归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子公司环境特征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路径机理研究基于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
7.1 本章研究与前两章逻辑关系 |
7.2 子公司资源水平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中介效应分析 |
7.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7.2.2 研究设计 |
7.2.3 结构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
7.3 子公司管理能力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中介效应分析 |
7.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7.3.2 研究设计 |
7.3.3 结构方程回归结果分析 |
7.4 子公司网络位置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中介效应分析 |
7.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7.4.2 研究设计 |
7.4.3 结构方程回归结果分析 |
7.5 子公司文化对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中介效应分析 |
7.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7.5.2 研究设计 |
7.5.3 结构方程回归结果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8 结论与启示 |
8.1 研究结论 |
8.1.1 知识转移成本可从三个维度进行测量 |
8.1.2 子公司资源、能力、结构和文化能够影响管理控制模式选择 |
8.1.3 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是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中介路径 |
8.2 研究启示 |
8.3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
8.3.1 研究局限 |
8.3.2 未来研究展望 |
附录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会计信息质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1.3.1 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
1.3.2 会计信息质量的经济后果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第2章 会计信息质量与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 |
2.1 相关内涵界定 |
2.1.1 技术创新内涵的界定 |
2.1.2 会计信息质量内涵的界定 |
2.1.3 路径因素的内涵界定 |
2.2 理论框架构建 |
2.3 技术创新受到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路径分析 |
2.3.1 技术创新受到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机理分析及假设提出 |
2.3.2 企业治理路径下的机理分析及假设提出 |
2.3.3 融资约束路径下的机理分析及假设提出 |
2.3.4 资本配置效率路径下的机理分析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实证研究设计与分析 |
3.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
3.2 测度变量的选择及实证模型的构建 |
3.2.1 会计信息质量测度变量的选择 |
3.2.2 技术创新测度变量的选择 |
3.2.3 路径因素测度变量的选择 |
3.2.4 实证模型的构建 |
3.3 实证检验分析 |
3.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3.2 相关性分析 |
3.3.3 技术创新受到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回归分析 |
3.3.4 企业治理路径下的回归分析 |
3.3.5 融资约束路径下的回归分析 |
3.3.6 资本配置效率路径下的回归分析 |
3.4 稳健性检验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实证结果分析与对策建议 |
4.1 实证结果分析 |
4.2 对策建议 |
4.2.1 对企业的建议 |
4.2.2 对投资者的建议 |
4.2.3 对管理部门的建议 |
4.3 研究局限性与不足之处 |
4.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述评 |
1.2.1 国外相关文献 |
1.2.2 国内相关文献 |
1.2.3 国内外文献的评价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 |
2.1 基本概念 |
2.1.1 国有企业 |
2.1.2 混合所有制企业 |
2.2 委托代理理论 |
2.2.1 委托代理的一般模型 |
2.2.2 委托代理的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 |
2.2.3 市场型委托代理和行政型委托代理 |
2.2.4 委托代理理论的新发展 |
2.3 公司治理理论 |
2.3.1 公司治理的内涵 |
2.3.2 公司治理的内容 |
第3章 混改的源起:国有资产监管下传统国有企业治理问题 |
3.1 作为委托人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 |
3.1.1 我国国有资产监管机构 |
3.1.2 国资监管体系内的委托代理关系 |
3.2 国资监管体系对传统国有企业的监管特征 |
3.2.1 共同代理下的多任务委托 |
3.2.2 剩余控制权外部性下的监管扭曲 |
3.2.3 监管契约内部化下的监管行政化 |
3.3 作为代理人的我国传统国有企业治理困境及表现 |
3.3.1 共同代理下的国企多目标困境 |
3.3.2 监管不足的国企内部人控制问题 |
3.3.3 过度监管下的国企行政型治理 |
第4章 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内涵及其治理逻辑 |
4.1 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内涵 |
4.1.1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概况 |
4.1.2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主要形式及特征 |
4.2 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的一般逻辑 |
4.2.1 混合所有制企业外部治理:推动国资监管向股东监管转变 |
4.2.2 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治理:异质性资本的混合治理 |
4.3 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治理的一般逻辑:股权制衡的视角 |
4.3.1 内在动因:异质性资本 |
4.3.2 现实动因:现金流权 |
4.3.3 能力基础:股权比例 |
4.3.4 股权制衡的进一步分析 |
第5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的实证检验:代理成本的视角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 研究设计 |
5.2.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
5.2.2 变量定义及度量 |
5.2.3 模型设计 |
5.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3.2 相关性分析 |
5.3.3 回归与检验 |
5.3.4 分组回归 |
5.3.5 稳健性检验 |
5.4 对结果的讨论 |
第6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股权制衡的微观案例分析 |
6.1 案例介绍 |
6.1.1 案例背景介绍 |
6.1.2 案例的展开 |
6.2 案例分析 |
6.2.1 异质性股东争夺的动因分析 |
6.2.2 异质性股东争夺的策略分析 |
6.2.3 异质性股东制衡的具体后果 |
6.3 进一步的讨论 |
第7章 结论和建议 |
7.1 结论 |
7.2 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跨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战略调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2.3 创新点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评述 |
1.3.1 基于新兴市场情境的国际化研究 |
1.3.2 国际化战略调整研究 |
1.3.3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论文结构 |
1.4.2.1 研究方法 |
1.4.2.2 技术路线 |
1.4.2.3 论文结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跨国企业的资源获取与战略调整 |
2.1.1 资源作为组织国际化的基础与战略调整 |
2.1.2 资源获取过程中的资源依赖与国际化战略调整 |
2.1.3 制度视角下的资源获取与战略调整 |
2.2 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跨国企业的高管激励与战略调整 |
2.3 跨国企业的海外撤资与战略调整 |
2.3.1 跨国企业的海外撤资 |
2.3.2 “战略三角”理论框架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新兴市场服务业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战略调整的案例研究 |
3.1 案例研究问题的提出 |
3.2 数据收集 |
3.2.1 案例选取 |
3.2.2 数据收集 |
3.3 数据编码 |
3.4 孵化器战略调整应对国际化挑战的案例分析 |
3.4.1 孵化器国际化进程中不同阶段战略调整的机制研究 |
3.4.2 孵化器国际化过程中应对资源依赖的概念模型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新兴市场制造业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战略调整的实证研究 |
4.1 假设的提出 |
4.2 研究方法 |
4.3 数据分析、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战略调整的配置研究 |
5.1 “战略三角”理论框架中的配置观 |
5.1.1 配置视角下的资源、制度和行业“战略三角”理论框架 |
5.1.2 资源、制度和行业“战略三角”理论框架内部的战略相关性 |
5.1.3 资源、制度和行业“战略三角”理论框架中配置的等效性 |
5.2 配置观的研究方法 |
5.2.1 研究设计 |
5.2.2 样本和数据来源 |
5.2.3 校准 |
5.3 数据分析结果 |
5.4 配置观下的情境方案 |
5.5 配置观下的情境方案讨论 |
5.5.1 情境方案1——资源枯竭情况下高程度海外撤资的战略调整方案 |
5.5.2 情境方案2a和2b——制度距离带来挑战情况下高程度海外撤资的战略调整方案 |
5.5.3 情境方案3——难以抓住市场机遇情况下高程度海外撤资的战略调整方案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及讨论 |
6.1.1 跨国企业通过“构建资源生态”、进行“平台搭建”战略调整应对国际化挑战 |
6.1.2 跨国企业通过“恰当高管激励”、进行“双元并进”战略调整应对国际化挑战 |
6.1.3 跨国企业通过“平衡战略三角”、进行“海外撤资”战略调整应对国际化挑战 |
6.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6.2.1 理论贡献 |
6.2.2 管理启示 |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国有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保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D]. 刘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1)
- [2]股权激励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D]. 林德林. 天津大学, 2019(01)
- [3]非国有股东制衡与国有企业混改经济绩效研究[D]. 李明珊.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6)
- [4]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机理研究[D]. 吴建祥. 西安理工大学, 2019
- [5]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对社会责任绩效影响的研究[D]. 秦廷奎. 浙江工商大学, 2019(07)
- [6]高管个体特征差异、企业性质与代理成本的研究[D]. 邵明.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2)
- [7]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选择机理研究 ——基于知识转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分析[D]. 王兆楠.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8]会计信息质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研究[D]. 汤炀.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2)
- [9]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研究[D]. 胡胜强.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跨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战略调整问题研究[D]. 高璆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